按照李小龙战斗力的战斗力,他一个人估计能打趴下好几个精锐特种兵战士吧?

  2005年11月15日,我和翻译张宇从北京出发了。

  夜色中,首都机场星光闪耀,国际航线的旅客们各怀心事,行色匆匆。


  候机厅里,张宇问我:“想什么呢?”

  我只是淡淡地笑笑。


  在外办培训的时候,战友在电话里告诉我,赴南美和欧洲留学的战友也是在这几天从首都机场出发,其中有些人甚至可能和我走的是一条航线。

  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想象着候机大厅外面的夜色中,灯光下,这些同样从特种部队中精心甄选的精锐战士,便装出行,他们是正在赶来机场的高速公路上,还是已经在夜色中登上了远行的飞机?

  从遥远的欧洲山地特战学校到南美湿热的雨林里,还有我即将踏上的巴尔干半岛,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我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部队。


  我十六岁参军,在特种部队长大,多年来,常有朋友好奇地问我,特种部队是什么样?我涩涩地笑——让我怎么说呢?

  一年多的等待,和即将踏上的陌生国土,都在不断地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我可能永远不能公开描述特种部队的细节,但从一个混沌的少年走到今天,我是很清楚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坐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厅里,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


  候机厅里行色匆匆的过客往来穿梭,我和我的战友们在其中一点也不显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十几年来,总有人不断地离开部队,重返社会,但是又总会有和我们当初一样青涩混沌的少年走进部队,成长为一个男子汉。

  我当然可以坐在某一个城市里的普通办公室里,挣一份寻常的工资,早晚坐车忙碌地奔波于办公室和住所之间,直到默默地退休。但是,相比之下,我更愿意以我的方式存在、我的方式生活。那些浑身披甲,在夜色中无声地前行的日子;每次行动前那些让人头皮发紧的无线电声,甚至连寒风都有紧张的味道。我和我的战友们都是这样,血中有硝烟味,梦里有枪炮声。所以,当呼唤来临时,他们都毫不犹豫打点行装,去履行自己的使命。


  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我已无心去欣赏窗外的夜景。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离别,而是出发,是去完成国家和军队交给我的任务。12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就像是万米长跑的最后几步。在部队练就的本事,不让我浪费掉每一秒的时间,在飞机上,应该安然入睡。


  我们是在次日早7点抵达中转站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没有人接机,虽然没有人接,但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做:静静地等到了下午,然后排队登机。不出意外的话,当天傍晚我们就可以抵达此行的终点——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Skopje)。


  下午3点,候机厅里提示我们登机,我和张宇起身排队走向登机口。

  还有不到800公里的航程,胜利就在眼前。


  就在这时,意外出现了,一个我和翻译张宇谁也没想到的紧急情况!书包网

我们的绿皮公务护照在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的登机口,被拦下来了。


  张宇急了,从行李中翻出马其顿方面的邀请文件,解释我们是合法入境的中国军事专家组,应马其顿方面邀请,所持公务护照无需签证,可这一切并不能让阻挡我们的土耳其**改变主意。

  再三解释,无效——

  紧急联系马其顿警方,无效——

  紧急联系国内协调,一时半会儿也等不来回音——


  眼看就要错过飞机了,我和张宇都觉得希望越来越小:难道还没到马其顿就要在土耳其被挡上一夜?还是干脆就在中途灰溜溜地回去?


  军人很少愿意承认自己束手无策,幸运的是,在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眼看就要错过飞机的最后关头,运气站在了我们这一边。


  候机大厅里站起来一个很绅士的人,他走上前来,用英语向张宇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宇也顾不上对方是谁了,既然有人来问,就把委屈一股脑地倒出来说给他听:“我们是中国军事专家组,去马其顿教授中国武术——功夫!”


  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起李小龙,要不是他,“KungFu”这个词恐怕很难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在很多交往不多的国家中,“KungFu”这个词就是很多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机场里的这位绅士很快就明白了事情的缘由,他甚至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中国军队向马其顿派遣武术教官这个事情:

  ——“我知道这个事情很久了,你们一直没有来?”

  ——“你是我们的客人,怎么能拒绝?欢迎你们!”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马其顿人,直到最后登机时我才知道,这个帮我们打通关口的绅士是马其顿国家议会的一名议员。


  我和张宇是最后登上那趟航班的。国际航线的时差加重了午后的倦意,机舱里的人一半在打瞌睡,一些没有睡着的旅客好奇地盯着刚进来的两个东方人看。一个黑黑瘦瘦的小个子,另一高大白净的帅小伙,背着随身的小包,穿着普通的衬衫夹克,脚上的高腰军靴被垂下的裤腿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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