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小时候，我的外婆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长工，叫范曾，生得孔武孔高，力大无穷。这样的壮劳力应该很好找事做。偏偏范曾的饭量大得惊人，一顿要吃下十多个人的定量。所以请范曾做事的人就很少，范曾也因此日渐消瘦下去。
　　一天，村里面来了个算命先生，范曾就找到他，请他帮自己指一条生路。算命先生听了范曾的自述，摇摇头，说：“你这是一种病呀！只有东海龙王才治得好。”
　　范曾不解地问道：“我能吃能喝能劳动，哪有什么病呀？”
　　算命先生见范曾不信他，立马变了脸色，不客气起来：“别人一顿吃三碗就饱了，你吃二十碗都不饱，岂不是病灶？你赶快去找东海龙王，对他说，‘我吃不饱饭呀，你想想法子救救我吧’。”
　　范曾一想，也是；与其待在这里等着饿死，倒不如找东海龙王试试运气。
　　东海远得很呀，岂非一日能够走到？范曾一边走，一边帮人家打短工。请他的人家都看好他那魁梧的身躯和满身的力气，常常是这家的工还未做完那家又上门来请了。
　　范曾的事做得好，主人家的招待也好。满锅的饭随他吃，满桌的的菜随他夹。每逢主人家问他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他都一边嚼着饭菜，一边口齿不是那么清晰地回答道：“我呀？从饿得发慌的地方来，到吃得饱的地方去。”
　　今生存在的根本要义，被范曾寥寥数语悉数囊括。
　　外国有个哲学家，觉悟得世人的贪欲、丑陋和劳苦皆因“人要吃饭”这个本能所致，遂决心发明一种药物，让人服下之后再也不会产生饥饿之感。他太太听说以后，高兴地对他说：“好呵！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侍候你了。”
　　只有生存的需要才会使人不辞劳苦，不畏风险。我们常常在车站、码头看着人们大包小包的搬来搬去，那蚁群般蠕动不已的人潮往往迭现出古人的句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无疑，人的自然本能是社会生活得以异彩纷呈的基本元素，同时也从根本上刺激着社会的发展与嬗变。虽然，随着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的欲求与期望值也在不断的攀升当中，然而促使人们四处奔波、拚命打拚的最有力的动力，仍然是生存之欲。
　　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是首辅大臣，他大力扶持、任用门徒，每次提拔干部与之谈话时他都直言不讳地说：“千里来当官，只为吃和穿；想保吃和穿，当好这个官。”
　　虽然话说得不受听，道理却极其深刻。
　　在张居正主政的那些年里，老百姓过的日子还是不错的，以致朝野内外对他评价颇高，连民族英雄戚继光对他都是充满敬意。在他荣归故里时，戚继光甚至调动当时装备最先进的火铳队为他装点门面。
　　话说回来，社会总是在进步的，人们的起点也慢慢高了起来，梦想与憧憬的成分也日渐增多，对精神的渴求与追求成就感为依归的新的价值理念正在一个倡导和谐的社会中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步予以接受。
　　我结交了不少民营企业家，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着：由于社会总体水平的提升，劳动用工的价格出现上浮；他们自觉很难接受这一事实，有的居然抱怨劳工挑肥拣瘦。
　　在这样的民营企业家眼里，劳动者永远只能追求与满足最基本的生活诉求，即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地方睡觉。殊不知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这样的劳动者实质上又沦落成我外婆讲的新的范曾，他要为自己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再次踏上寻找东海龙王之路。
　　我曾应邀访问过一家生产服装的民营企业，当我走进一个女工的宿舍的时候，我惊呆了。如果不是对方高级管理人员陪同我，我当即就会掉下眼泪。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宿舍呀！屋顶上不足三平方的小阁楼，锈迹斑斑的铁门，里面没有床，低矮的屋顶下仅仅摆着一个破旧的床垫，窗玻璃没有一块完好的，窗棂上钉着纸皮。
　　我凝视着这位来自湘西的女工。她的肤色和歌唱家宋祖英一样的白皙，那对长长的睫毛下闪动的清澈而晶莹的眸子，看上去是那样的美丽，又是那样的楚楚堪怜。
　　还用去和她谈什么吗？难道她不像天底下所有的赍怀梦想和抱负的人儿一样，辞别家园，远走他乡，为自己的今天以致明天艰难地打拚吗？
　　贫穷是唯一的原因。当然，贫穷也有很多种，有的是穷在物质上，有的是穷在精神上。然而，不论属于哪种贫穷，都意味着我们今生的颠簸、流浪与放逐源自于生命中最最顽强的意志和趋利避害的本能。
　　如果外婆故事里的范曾不去找东海龙王肯定饿死了，如果那个湘西女工不出来打拚在家乡的命运也未必好到哪里去。以这样的心境，我们再去看熙来攘往的社会生活，我们便能从如潮的车阵、如流的人群当中，清晰地发现生活中的人们是从他们自己珍视无比的梦想中来的，他们要到自己的梦想得以实现且能够充分展现才华与价值的广袤之地，去抒写他们自己的光荣与骄傲。
　　为此，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走出埃及。
　　为此，远方成为天底下所有人心目中最美丽、最神圣的风景。

　　3 人的智慧不在于思考死，而在于思考生
　　公元前48年，名闻遐迩的伟大的恺撒追击庞培的残部抵达尼罗河岸的古埃及首都亚历大山城，住进金碧辉煌的法老悠久而古老的王宫。
　　时令正值盛夏，蝉鸣枝头，气候炎热。年逾五旬的恺撒手里拿着作战地图，独自一人在巨大的王宫中漫步思索，心里面则有一种说不清的烦躁和隐隐的期冀。
　　黄澄澄的高大而厚重的门扉被一个身材魁伟的埃及人轻轻地推开了。这个人的肩上扛着卷成筒状的华贵的地毯。恺撒下意识地闪过一个念头：“卫兵在哪里？”但他却十分冷静，不动声色地注视着这个埃及人轻轻地将地毯搁在他的脚下，说了一句“这是女王克娄巴特拉陛下送给伟大的恺撒的礼物”，即转身离开王宫。
　　恺撒脚下的地毯犹如蛇一般徐缓、蜿蜒地伸展开来，一个身着洁白的纱质衣衫的妙龄女郎，身躯柔软而又蜷曲地呈现在地毯上。“我一生见过的最美的地毯，就在古埃及法老的王宫。”此是恺撒很多年之后的感慨。当时恺撒以惬意、欣赏的眼光，望着这位动作轻盈、姿态优雅地从地毯上站立起来的女子，在她轻轻晃动着可能是因为蜷缩在地毯里有些酸痛的雪白的颈项的时候，她俊俏的容貌，高耸的胸脯，风情万种的那对勾人魂魄的眸子，一下子令身经百战同时又遭遇了无数的女子的恺撒心旌摇曳，情难自已。他一下将这位古埃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王克娄巴特拉揽入怀中。
　　我们从普鲁塔克的历史记载中获悉，当时的克娄巴特拉正陷入困境当中。她的弟弟拥兵自重，权倾朝野，欲置她于死地。无奈之下，克娄巴特拉以自己的容貌、智慧和心计征服了伟大的恺撒，最终在恺撒的全力支持下平息内乱，重掌权杖。
　　他们两个绝好地演绎了一个世俗的哲理：男人靠征服世界去征服女人，女人靠征服男人去征服世界。
　　不过别误会，我在这里绝对没有性别歧视的意思，纯粹是讲故事而已。
　　青年时代我读过斯宾诺莎的名著《伦理学》。他说：一个人的智慧永远不在于思考如何死，而在于思考如何生。
　　重视生命的观念在本质上即意味着重视今生存在。死并不可怕呀！两眼一闭，万事皆休。可是活着的问题就多了。生理的，心理的，精神的，家庭的，单位的，社会的；林林总总的经经纬纬，宛若蓊郁繁茂的一棵树，枝桠也好、叶片也好，花蕾也好，无不是从树根底部汲取养分，无不是依靠树根遒劲而旺盛的生命去传递和维持生机。人！难呐。
　　我十分喜欢加入美国籍的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的自传《格格不入》，尤其欣赏他对人生之无常、命运之诡谲的独到理解与认识。作为血管中流淌着巴勒斯坦民族的血液的知识分子，萨义德感慨于本民族家园不保、流离失所的苦难命运，常常为战火频仍、刀光剑影的中东扼腕泣血。
　　每每看到巴勒斯坦的民众用土块、石头攻击以色列人的装甲车之时，那个始终带着微笑，裹着漂亮的头巾的巴勒斯坦的民族民雄－－阿拉巴特，不禁令我分外疑惑，愁肠百结：生之道在哪里？
　　孔子的学生季路，问孔子应该如何去侍奉鬼神？孔子鄙夷地回答道：人都还难以侍奉好，谈什么侍奉鬼神？他进一步告诫他的学子们：生还没有弄清楚，怎么搞得清死呢？
　　《论语》中是这样记载孔子的原话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我日益感觉到人的一生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为成长烦恼，为生计奔波，为事业拼搏；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坎，不同的风景有不同的险阻。几乎每迈一步都有许许多多的障碍与阻力，每走一步都有环环相套的难题与困惑。有些时候，走着走着，会突然发现前面没有路了，就像一座断桥蓦然横亘在汽车面前那样，令人沮丧、无奈。
　　退缩或者逃避如果真的对今生有益的话那也不妨试试。可是我们都清楚不过的知道它的荒谬与反动。中国历史上五胡闹中华时期，佛道两兴，玄学倡行，民间有识之士著文讥讽道：虎狼屯于阶前，朝庭大谈因果。
　　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不猛醒！
　　200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去了趟香港。一个“文革”时期从南方偷渡过去而今已事业有成的老板接待了我。席间，他告诉我：他们村子里一大半人现在都在香港，而且普遍做得不错。
　　我问他为什么要偷渡？他眨眨眼，说：“不跑就要饿死。”旋即又真诚地感慨道：“还是如今的政策好！那时候，我们农民真苦呀。”
　　在毗邻香港的广东个别农村里，一度曾有不少的人为着生计冒着坐牢的危险偷渡过去。我在当地交了不少朋友，我发现他们几乎都会游泳。他们说很小的时候就学会游泳了，健身还是其次，主要为了偷渡。
　　当然罗，并不是所有的偷渡者都混得很好，我接触的不少没有偷渡的本地人而今的事业发展也是相当不错的。人无疑要积极为生存动脑筋想办法，有的时候则需要沉住气，所谓“顺潮流而动”嘛。
　　然而，人们为争取基本的生存权利所做出的努力不仅应当得到普遍的尊重，而且应当引起社会高度的重视。
　　在珠三角，这片日趋富裕起来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对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那种打心眼里爱戴的感情，委实令人感动。有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妪，每年吃年饭的时候，都要把她的开着工厂、驾着名车、住着别墅的几个儿女引到端端正正地挂在堂屋里的邓小平的画像前，带头向小平同志鞠躬，率先给小平同志敬酒，而且神情虔敬，目光噙泪。
　　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理解苦难，只有为生存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的人才会懂得生存的艰辛与不易。有些时候，验证一个朴素的道理，人类甚至需要拿几代人的生命去垫底，恰如填平沟壑，铺筑坦途。而实际上，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即一语道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的声音回荡在悠悠岁月之中……

　　4 关注今生即人道主义
　　庄子在他的《外物》篇中，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天，庄子一家老小面临揭不开锅的局面，他就去找与他交情匪浅的管河道的官，想从这个官那里借几个小钱维持一下生活。这个官答应得倒是痛快，而且许诺要给庄子数目巨大的一笔钱，不过他要庄子等着，至于要等多少年，庄子一家老小能否活到那一天，这个官没说。
　　庄子是何等聪明、睿智的人，他岂能识不破这个官对他的搪塞、拒绝与敷衍！于是，庄子跟这个官说：
　　哥们！我来你这借钱的路上，听到什么声音在呼唤我。我低头一看，原来在车轮辗洼的地方，有一条鲫鱼在拚命地挣扎。我就问它：“鲫鱼呀，你在这里干什么？”鲫鱼声音微弱地回答道：“我是东海龙王手下的臣子，我快要不行了。你能弄一点水来救救我吗？”我一听，就说：“好吧！我将前去游说吴越国的国王，请他们引西江之水来救你。你看怎么样？”鲫鱼勃然变色，气愤地说：“我不幸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水，以致无以容身，命在旦夕。现在只要得到一点点水就可以活命，你却说些不切实际的话来搪塞我。与其这样，还不如早点到鱼肉市场去找我。”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此乃现实生活中人道主义的诉求。
　　在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美国社会实录》一书中，我认识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他就是带着美国人民唱着“幸福的日子又来到”的罗斯福总统。
　　1929年12月24日，这一天被美国人称作“美国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四。”该年夏天的三个月里，美国还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昌盛景象，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由268上升到391，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攀升到258。就在美国财政部长“这个繁荣景象还将持续下去”的公开讲话尘埃尚未落定之际，“黑色星期四”这一天宣告了美国金融界的崩溃。一夜之间股票暴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从一贫如洗的寡妇到腰缠万贯的大亨，都失去了他们终生的积蓄。据资料记载，当天即有11个金融家自杀。
　　美国经济从此陷入沟底。直至罗斯福在1932年捧着家传30年的《圣经》宣誓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美国社会已濒临组织失效，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境地。当年，美国工业生产下降到最低点，下降率为46％，国际贸易下降70％。有86000家企业破产，5500家银行倒闭。全国失业人口由150万剧增为1700万。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农产品价格降到最低点，农民将牛奶倒入大海，当众焚毁棉花粮食，屠宰牛羊牲畜。随处可见饥饿的人群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20万退伍军人露宿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他们大都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出生入生的人。
　　灰溜溜的卸任的胡佛总统却闭着眼睛说瞎话。离开白宫之际，他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听到胡佛的胡说八道，忿怒地写道：“人间不平事，莫过于此了：这边是悲惨万状的地狱，那边一条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这里是权力的顶峰，也是罪恶与谎言的渊薮；不仅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深锁在楼底坚固的地下库房里，而且虚荣、虚伪与虚假也从这里犹如残害生命的毒素一般地传递、辐射出去。”
　　在美国历史学家的评价中，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中唯一将经济问题作为道理问题去对待的美国总统。上任伊始，他就对美国人民发表著名的“炉边讲话”。他说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青年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的政府；而一个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是要去负责国家的人民，负责他们从‘摇篮到坟墓’整个的一生。”
　　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政”开始了。罗斯福坐在轮椅上，拿资本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经济开刀！他大刀阔斧地整顿银行业，制定了旨在恢复银行信用的“紧急银行法”等一系列法规，并很快废除了金本位制度；颁布了《国家复兴法》，旨在刺激工业发展；着手调整农业，缩减耕地，计划养殖；创办“全国复兴总署”，由国家直接干预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建设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同时加大社会救济力度，在创建以工代赈项目的同时，硬性要求工业企业提高劳动者工资待遇。
　　罗斯福的“新政”遭到国内保守力量的拚命抵抗。他们攻击罗斯福违背的美国的传统，是要把美国引向社会主义道理。“看着吧！资本主义的文明就要被罗斯福葬送了。”
　　那些日子里，罗斯福的内心充满矛盾，也充满痛苦。他无意于改变国家的制度，他只是要拯救陷入崩溃的美国经济，只是要求资本家们给雇员支付合理的工资，只是要为失业者提供一份工作，只是要使失却保障的人们得到来自社会的有力支持。
　　其实，罗斯福并未有忘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并未有忘记增值是资本的必然规律，并未有忘记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是“优胜劣汰，强者永续”。
　　可是1932年的美国总统是罗斯福。在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眼里，世界上“只有恐惧这个词本身让人恐惧，”其它都是无处挂虑的。历史始终是要前进的！在它前进的历程中，现实的状况以及积极应对的措施，才是第一位的，才是真正的动因。
　　罗斯福绝不会由于因循资本主义制度而无视美国人民的现世苦难，罗斯福绝不为因为一朵业已枯萎的资本主义文明之花而牺牲美国人民的现世利益，罗斯福绝不会因为顽固的习惯势力而葬送美国人民的现世幸福……否则，他就不会被广大的美国人民永远地怀念！
　　美国因罗斯福而得到拯救。
　　时任美国复兴总署的哈里• 霍普金斯是罗斯福实施全国复兴计划的有力助手。他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让包括美国通用公司、钢铁公司这祥富甲一方的大企业家们坐下来接受政府的条款，同意在企业里组建工会，并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
　　签字仪式上，一个大企业家对哈里• 霍普金斯说，其实按企业制定的计划，他们也会逐渐增加工人的工资。哈里• 霍普金斯拍着这位大企业家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人们不是在‘长远’以后才吃饭的，他们天天都得吃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内知识界，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热衷于阅读、讨论和思索人类未来学家如美国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
　　《未来的震荡》等一系列围绕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未来走向与发展的书籍。科技革命的浪潮首先以它全新的理念抢滩着陆，令人耳目一新。
　　人类未来学家关于地球村的构想，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预言，关于科学技术必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精辟阐述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今天的生活所映证。就连充斥于我们生活中的愈来愈多的一次性消耗品，像一次性碗筷，一次性医疗用具，一次性通讯工具……琐碎如斯的小玩艺儿也没有逃出未来学家睿智的眼睛。
　　发展的机遇总是客观的存在着，问题在于能否发现它，继而抓住它。中国社会之所以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经济之所以逐渐影响到世界经济，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政府，秉承“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理念，毅然决然的到人类科技革命的浪潮当中大展才华，扬帆激波。
　　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即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用近一个世纪才能走完的路。虽然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与缺陷，有的甚至相当严重，我们却不能无视生活正在逐日富裕这一事实，不能否定愈来愈多的人已充分享受到高新科技成果的福泽，享受到伴随全民族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形成的日渐开明、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氛围。
　　毕竟，我们有着太久的封建传统与意识；《二十四史》用梁启超的眼光去看，那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呵。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庆幸，感到欣慰，恰如清末年间以一本《浮生六记》而闻名后世的沈复说的那样：“我由衷地感激上苍！因为我不用像农民似的在田地里辛苦的劳作。”
　　生活在一个和谐氛围渐渐浓郁的社会当中，也应该视作一种福分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缓和冷战局面，双方提议来个文化互访。经过精心准备，1959年7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带着中心吸尘器、乙烯基塑料地板、揿钮电话、立体声调频收音机、烘干洗衣机、电热毛毯、电动地板打光机等一大堆标识着美国人民富裕生活的科技成果，兴致勃勃地来到莫斯科。
　　当时苏联苏维埃中央主席是赫鲁晓夫。这个正醉心于人造卫星、洲际导弹的65岁的独裁者，在46岁的尼克松的陪同下，刚刚走进厨房用具大厅，随便和尼克松聊了几句洗衣机的质量问题，便显得十分的不耐烦了。他毫无政治家风度的粗暴地对尼克松说：“我们还是来谈谈火箭吧！看看究竟谁才配做世界强国！”
　　赫鲁晓夫并不清楚当时的美国其实也陷入军备竞赛的泥淖，只是没有像他治下的国家那样严重地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时年，美国军事----工业集团的规模，及其对国会拨款的依赖程度，连打了一辈子仗的艾森豪威尔总统都大吃一惊。谈到国内军火工业的发展时，他不无忧虑地说：
　　“庞大的军事机构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一种新的情况……我们承认这种发展的急切需要。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其严重含义……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一定要警惕军事----工业集团有意无意地要取得不恰当的势力。大权旁落形成祸害的可能性，现在存在，时刻都将存在。”
　　军备竞赛不仅耗尽了前苏联的国力，也使国家走向解体。在美国这边，也是不幸被艾森豪威尔言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致后来的海湾战争，包括现在还拖着美国大兵的伊拉克战争，都是美国国内的军事—-工业集团在暗下里操纵着美国的国家机器所致。冷战期间他们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冷战结束又以人权为幌子，总之不能让生产线上没有订单做，不能把造出来的一架架飞机、一艘艘军舰、一辆辆坦克、一枚枚导弹摆在仓库里。海湾战争期间海外媒体上曾经发表一幅漫画：一个军火商一手指点着成箱的巡航导弹，一手在几个美军军官面前比划着。意思是说，每发射一枚，给多少报酬。
　　韩非子曾经说过，卖酒的希望天底下的人都是酒徒，做棺材生意的希望天天都死人。这是他们的职业诉求，与道德无关。
　　如果把酒卖给未成年人，如果为了棺材的销路逢人就杀，这不仅关乎道德，而且是在犯罪。如果行业中人用自己的行业利益影响政策法规的制定，使政策法规天然即具有偏袒一方的倾向，往小处说这是不公正的，往大处说这叫丧尽天良。
　　譬如日前被国内媒体披露的，不少经济学家，与企业结成利益团体，在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时，变着法子地为利益团体谋取利益。再譬如某些权高位重的显贵，收受人家的贿赂之后，不是鬻官，就是违规批示，把个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弄得乌烟瘴气。
　　天底下的事情过去了都不会重来的。解体后的前苏联至今仍在动荡当中，陷入伊斯兰圣战中的美国人恐怕梦里都在被人追杀，而身陷囹圄的国内的贪官们又有几个没有悔不当初？
　　真正值得重视与关注的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很多时候，作为普通人，我们不但要承担由于自身的智慧与性格缺陷造成的失误、过错乃至失败，而且还有可能被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命令引向不归之路。
　　我们至今仍然背负着社会变革的巨大成本，背负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沉重负担，背负着一个有着太长久的封建史与封建意识的民族难以驱除的心理阴影、思想痼疾和道德枷锁。
　　至此，元代散曲家张养浩的《山羊坡•潼关怀古》袭入我的心间：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所以呀，我们要寻找真正的民族复兴之路！
　　所以呀，我们要追求真正的人的生活！
　　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我们的生命犹如不舍昼夜汩汩流逝的江水，波澜壮阔之际也在无声地流逝，去而无返。
　　珍重，珍重，再珍重！

　　 1 你方唱罢我登场
　　 人生如戏。莎士比亚说人不过像个演员，在现实的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这个比喻倒是挺形象的。人的确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意愿与追求，在属于自己的时空中演绎着各自不同的命运。这一点，自古皆然，中外皆是。
　　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演得好，演得感天动地？有的人却演得十分拙劣，平淡无奇？
　　譬如同为学生，都是学那几本书，都是听那几个老师讲课，却有参差不齐的考试成绩，大相径庭的不同前程。生活里也是如此。戏台是同一个戏台，剧情是同一个剧情，角色之间的反差却犹如天地之遥，难以同日而语。
　　我在一家港资企业做管理顾问的时候，曾随该企业老板赴某院校招了一批大学生进厂。这批大学生被分配到企业不同的管理岗位上，可是不足一年功夫，除了一个女大学生升了职，继续留在企业而外，其余全部被老板炒得干干净净。
　　这个老板与我相处得非常好，我十分敬重他的人品及管理理念。平心而论，他对这批大学生厚爱有加，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无不予以极大的关心。然而在不足一年的工作实践当中，这批大学生或者由于能力太弱，无法胜任本职工作，或者由于心理素质太差，难以承受工作压力，或者由于作风拖沓，性格懒散等这样那样的原因，相继被淘汰出局。
　　黑格尔说“存在的事物必然有它的合理性。”那么，中途即被淘汰出局的，也必然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谁都想在生活的舞台上获得成功。恐怕没有任何人甘愿窝窝囊囊、萎萎琐琐的过一辈子。当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直逼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中心之际，以一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撼天动地，名载史册。
　　追求更加优渥的生活环境，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实现自我的存在价值，所有这些是一个人在现世生活中，纵横捭阖、淋漓尽致地展示自我的恒久动力。他之所以会像时喜时怒的演员一样，或是表达自己的感情，或是隐藏自己的心机，那完全是他正投入其间的生活的剧情之需要，也许唯其如此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生存智慧罢。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在同曹操“煮酒论英雄”之际，如果不是大智若愚，佯痴扮傻，而是像杨修似的恃才傲物、自命不凡，早就变成刀下之鬼了。
　　我曾到韩信的家乡江苏淮安市去过，当年淮阴侯的垂钓之地至今犹在，他所居住的茅屋在2005年的秋阳之下看上去仍是那么的破败不堪。当时我就想呀，住在这样的茅屋里的人必然难逃苦难的命运，“胯下受辱”想必不过是众多羞辱中的一种罢了。
　　如果不是时势所致，给了韩信驰骋沙场的舞台，韩信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呐？
　　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建奇功的美国巴顿将军，二战胜利之后不习惯“刀枪入库，马放南放”的和平生活，无聊之至，终于骤死。
　　人的命运归根结蒂还是与其所处的社会时代息息相关。《三国演义》里写到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时，罗贯忠用了寥寥数语评价诸葛亮后来的命运：得其主，不得其时。
　　客观地说，人应该随潮流而动，顺应社会时代。不过，与其说人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不该动，毋宁说人究竟应该往哪个方向行动。
　　我们的生存意志无疑是驱使我们驱利避害的，在远方吸引以致召唤我们的目标显然是我们理想的化身，是值得我们为之付出极大努力，甚至付出血的代价。
　　儒家思想中“知其不可而为之”讲的是什么？用西方文化思想的语言去表达，那就是贝多芬的“扼住命运的咽喉！”
　　所以，我们反对用虚无主义的眼光去看待人生，同样反对以宿命论的消极思想荼毒人生。我们要传递和阐述的思想观念是这样的：我们主张以积极、乐观、豁达的态度对待今生，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终极的目标；对我们而言，活着而继续勇敢地活着是我们的全部内容，我们的所以努力及其意义与价值，便是在这样一种现实的人道主义层面上无限地展示着。
　　康有为领导的“戊戍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社会很快陷入波涛诡谲、兵痞称雄、前途难卜的动荡当中，袁世凯、吴佩孚、冯国璋、段其瑞等一个个居心叵测的人物浮现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舞台上。透过时空的层层迷雾，我们不仅看到辛亥革命及后期的五四运动的先行者们不屈而高大的身影，而且看到一位目光如炬、精神矍铄、面色白皙的知识分子，在国家走向、民族存亡的危机之秋里的抱负与作为。
　　“六君子事件”之后，梁启超被迫亡命日本。其间写了大量的倡导社会变革的文章，令其师长康有为大跌眼镜。辛亥革命之际，梁启超回国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治宪运动。袁世凯极尽收卖拉拢之能事，让熊希龄委以梁启超司法总长之职，期冀梁启超能为自己称帝提供有力的法律氛围，和舆论导向。
　　袁世凯的“假共和，真帝制”的狼子野心，梁启超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他仍寄希望于法律，希望通过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部宪法去制约、控制袁世凯。毕竟，当时的中国国力衰竭，民下聊生，梁启超不希望外患未除，又添内乱。至于最终的结局会怎么样？梁启超在与好友夏穗卿谈及他的心境与时局的关系时，好友夏穗卿一言中的：
　　“书斋近矣，举步可得，你不去；宪政远矣，望眼欲穿，你要去。”
　　独善其身的传统文化思想，使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秉承“危邦不入、无道不行”的明哲保身的理念，以“无为而无不为”的一句瞎话敷衍塞责，裹足不前。梁启超则不屑于此！自“戊戌变法”失败以降，他的耳畔从未消失过谭嗣同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就在袁世凯暗暗筹划称帝之际，梁启超也在紧锣密鼓地着手反袁的军事准备。他命令自己的学生蔡锷返回云南，组建护国军，又亲自以书生柔弱之躯不避生死深入广东、广西，向两广督军晓以国家大义，使他们应合于蔡锷在云南发起的“护国运动”。
　　袁世凯毙命之后，梁启超又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相继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财政总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仅没有获利，反受新的屈辱。梁启超忿怒之余，组织在国际上颇有声望的国内文化名流，成立“中国民间文化代表团”，远赴巴黎，登上“巴黎和会”讲台，与帝国主义列强论战，为苦难深重的民族同胞振臂呐喊，伸张正义，争取利益。
　　功过是非自待后人评说。
　　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写道：
　　“明知一生一世都不能完成的事业，却有人坚定着去做，既不打算见到成功之后，更别说自己享用一番了。后来人还有和这样的前辈具有一样魄力一样品格的，把事业继承下去了，锲而不舍，终成大业。”

　　2 王子和卖火柴的小女孩
　　如今的世界上，有愈来愈多的人是衔着“金钥匙”降生的。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翰林之族，富甲一方之士；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后者居住条件恶劣，有的甚至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几乎没有经济能力和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去接受教育。他们两者之间无疑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与质量，大相径庭的人生抱负与追求，天差地别的不同命运与价值。
　　降生于优越环境中的富家子女，生活的起点显然高出常人许多。他们压根用不着为基本的生活保障去拚搏，往往一上手就是大圈大点，挥斥方遒。这种洒脱与气势，源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给他们奠定下殷实而雄厚的基础，从而使他们得以拉大与常人之间的距离，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山上的草高过山下的树。”
　　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形容，这叫“祖荫”。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妈妈是少将。这个哥们生性直爽，为人豁达，而且疾恶如仇。他开了个公司，生意做得很大。有一次，他和外省一家公司做生意，这边交了货却不见那边返回货款来。他飞过去一了解，原来这家公司把货卖给县里面的一个政府部门，部门负责人索要巨额回扣不成，便有意刁难，拒不付款。论理这个哥们找外省这家公司要款就行了，可他越听越气，径直找到该部门负责人，扯着嗓子咆哮道：“共产党管不管得了你！”吓得这个负责人又是陪不是，又是摆宴席，乖乖的付了货款。
　　蛰居陋巷的寒门之士则是清苦有加，颇为不易。他们两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顶无片瓦，身无寸金”，不得不为基本的生存需要“从头做起！”机遇与资源的稀少，加之教育的缺失，以及社会的不公正，往往令他们事倍功半，劳而无功。古时的中国年年都有众多学子求取功名，榜上有名的在浩如过江之鲫的考生当中能有几人？
　　众所周知，生活中的诸多苦难与丑陋往往肇始于、聚集于社会生活的最低层，它是人的自然性在贫乏的物质环境下得不到有效释放和满足的必然结果。
　　我记得有这么一部电影，影片中受过极好教育的青年人爱上了一个贫民窟里的女孩，遭到身为大学教授的父母强烈的反对。里面有一段台词，是衣着华贵、肤如凝脂、学识渊博的母亲劝阻儿子终止这段不当门户的恋情时说的：
　　“生活在贫民窟里的孩子，一家人挤在窄窄的屋檐下，没遮没拦，没羞没躁，从小就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东西，毫无教养可言！又哪里懂得真正的爱情？”
　　狭窄的街道，低矮的房屋，潮湿的墙壁，昏黄的光线。跟着电影镜头的画面，我们还看到三三两两的无聊的身影，头发披散着手里拎着马桶的中年妇女，以及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吸烟的小男孩。
　　丹麦作家安徒生从小家境贫寒，一直生活于社会生活的最低层，倍受羞辱，饱尝辛酸，而且从未得到过真正的爱情，终其一生都是童子身躯。他十分鄙弃自己的出身，认为贫穷、愚昧和无知是这个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所以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出人头地，期望能步入上流社会，获得声名、财富和尊严。
　　中国社会一度以政治的标准衡量人的出身，曾几何时越贫穷越革命的荒谬理念甚嚣尘上，唯成分论的幽灵不仅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冤假错案，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个由穷人构成的社会势必形成对富人的敌视、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它所形成的价值观是短视的，它所要维系的社会局面是停滞的、保守的。除了对基本生存需要的供应而外，这样的一个社会在内部残酷抑制社会成员的人性上的其他需要，在外部拚命诋毁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将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定性为“封建性”，并在他的《资本论》中预言道：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天然敌人。
　　而今看来，过高地抬举、粉饰穷人，不过是政治家的一种手段与伎俩，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清楚，穷人的问题从来即是社会的问题；政治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运用政府的力量制定有效的政策，让穷人接受教育，让穷人变成富人。
　　一个人从一穷二白的赤条条状态走向富裕，从不明世理的稚嫩状态走向成熟，从目不识丁的愚昧状态走向渊博，从素质低劣的自然状态走向文明，政府乃致政策环境的公平公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很多的贫穷现象在根子上即是由于体制的原因造成的。
　　我在内地某家国有运输企业集团采访时，与该集团的一些离退休老同志举行座谈。他们告诉我，改革开放之前该集团先后给省交通厅上交了近十个亿的利润，当时他们请求省交通厅拨些资金给他们修修危房，居然连点回音都没有。
　　这无疑是变相的掠夺。
　　分配体制上的不公造成“种粮的没有粮食吃，建房的没有房子住”。好在这一切基本上都过去了，我们也开始学会尊重、亲近、结交富人，开始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开始寻找人类文明史上的新的行为坐标。
　　我始终认为，一个士兵到将军，一个平民到富翁，一个寒士到知识精英，不论这个人从什么样的社会处境出发，他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值得骄傲与尊敬的。
　　偏偏我们的传统文化过于纠缠于道德的细枝末节了，以致往往忽视一个人的奋斗历程的艰难性、顽强性和持续性，殊不知所有的奋斗者无不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境地，他们为自己的目标所支付的高昂的代价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愿意说：论及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将军、富翁和知识精英远远大于士兵、平民和寒士。试想一下，在国家、民族的紧要关头，将军可以统兵打仗，富翁可以疏财募勇，知识精英可以激扬文字口诛笔伐！
　　普通百姓能有何为？
　　做人就当自强！就当出人头地！就当做人中翘楚！
　　这也是一种进化，是对自己未来种属的改良。
　　有人说，造就富翁一代人的时间就够了，造就贵族起码要花三代人的心血。这就是说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目标，都需要从自己的今生做起。那么，从人生的低谷出发也好，站在巨人的肩上飞天揽月也好，消除贫穷，创造文明而和谐的氛围，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发展速率不均衡带来的区域差别，注意到很多人为因素、政策体制因素造成的贫富差别扩大化，注意到贪污腐败问题、权力寻租问题日渐严重。1950年，巴基斯坦总理利阿科特•阿里•汗访美，对艾森毫威尔总统说：
　　“美国的生活水平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我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突然觉得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孤岛－－一个难以想象的光荣的孤岛。而在这个孤岛的周围，我看到的却是充满苦难、贫困、肮脏的可怕海洋。亿万的人在那里挣扎着，想免遭灭顶之灾。想到这里，我像为一个老朋友担心那样，颇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担心。”

　　楼主读了许多书,也经历了人间沧桑.
　　　　一一读来,获益匪浅.
　　　　期待下文,与楼主一起静思今生.

　　4 智力差别客观地存在着
　　一个倡导竞争、鼓励创造、崇尚文明与发展的社会，必然形成智力开发、智力投入及智力研究的浓郁氛围，因为后者愈益构成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因及基本标识，构成人的现世生活中富裕指数、成就指数、幸福指数得以持续攀升的内在源泉。
　　也许，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像人的智力水平那样，一经拥有便能够终其一生地伴随着我们。财富、地位随时可以被掳夺。然而，恰如当今华人首富李嘉诚所言：“只要我这颗头还在，即使从零开始，我还会成为今天的李嘉诚。”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能看到有的人是打不倒、打不垮、打不败的。我们仰慕他们戏剧般精彩而丰富的人生，也思索着他们绝处逢生、转危为安的雄才大略、超人智慧。
　　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的毛泽东犹如武林高手，挥剑尘起之间把蒋介石弄得晕晕乎乎，形同痴儿；诸葛亮捻须一笑，七擒七放苗王孟获，把个杀声震天的战场视作启蒙孩童的静静学堂；更远一些的是羊肠古道上的孙膑，这位开启中国兵家思想却命运跛蹇的大军事家，在一次赛马比赛中，他用自己的上等马对人家的中等马，用自己的中等马对人家的下等马，最后用自己的上等马对人家的下等马，以二胜一负的成绩留名于人类智力大博弈的精典案例中。
　　有人赢，也就必有人输。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从赢家当中却清楚不过地看出智力的主导作用，从输家的败绩中发现贫乏的智力对他的掣肘乃至毁灭。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事例不胜枚举，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更是人人皆知。我们面临的情形是，自然资源日趋减少，社会财富的流向踪迹诡秘有欠合理，劳动岗位大多只吐不纳人满为患，企业机制陈旧低效运行。如此情势下形成的生存压力致使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残酷，人也更加崇尚智力更加注重方式方法。君不见连大字不识的老妪都知道补脑对孩子的明天意味着什么！
　　行文至此，有必要从理论上界定什么是智力？
　　根据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智力是人们在认识世界、适应世界继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认识能力及实践能力。它不是单纯的知识本身，而是对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系统的加工、整理、运用的过程，即在分析、综合、抽象、比较、概括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特征，是人的观察力、记忆力、注意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与实践活动能力的总括。
　　判断与衡量一个人的智力发展水平，重要的是看他的思维能力。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对人与环境做出判断，要形成正确的判断就需要积累知识，而知识积累的过程即存在着观察、理解与适应的关系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形成目标、方向与路线，从而灵活的指导我们的行为。
　　这里所说的知识是广义的，在它对人的有益程度上更接近《红楼梦》里的句子：“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因为所谓知识一经超出了人的经验范畴，对人即失却了现实的指导作用，充其量算作一种学问。所以，学识渊博的人未必智力出众，目不识丁的人未必智力平平。
　　从事过教育工作的人都知道，同样学习知识，有的人掌握知识迅速，有的迟缓；在理解知识上，有的深刻，有的肤浅；处理问题时，有的灵活，有的呆板。这是因材施教得以被人们认识、接受、运用的缘由。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白话文即是：“君子教育人的方式有五种：有像及时雨一样滋润化育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难的，有以学识风范感化他人使之成为私淑弟子的。这五种，就是君子教育人的方式。”
　　之所以形成不同的教育方式，源于被教育的对象智力状况参差不齐，智力水平发展不一。然而，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教育体制上的保守、呆板、僵化，本身即是食古不化的象征，误人子弟自然也就不新鲜了。
　　那么人的智力状况为什么会存在差别呢？
　　科学家认为，人类除了3％的人不是天才便是白痴从而智力差别极大而外，其余的人智力状况基本相似。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别所造成的地位的悬殊、贫富的差距以及不同的命运与前程，则愈益成为不争的事实。
　　人的智力状况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爹傻儿不精”系众所周知的。其次就是营养因素。现在愈来愈多的人都知道海产品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对大脑发育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这也是海洋民族较之陆地民族聪明一些的缘由。再有也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环境因素，它同时包括自然、人文以及后天教育、开发等诸种因素。
　　遗传基因的问题有很大的隐含性，好在我们的总体状况都差不多，几乎都是工农商学兵出身，这方面的影响还不是很突出。营养问题每个人的家庭收入不同，吃什么不吃什么当然只有自己最清楚，缺什么不缺什么也只有自己心知肚明。环境呐？当然，最复杂的就在这里。不妨这么说：按社会阶层去划分，农民的智力状况处于最低水平，工人和知识分子稍好一些，公务员、专家学者再好一些，高级官员、企业家、金融家及商界中人处于我们智力发展的最高水平。
　　这样划分未必精确，却说明我们的智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本质的关连，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必然反映。我们的接触面只有这样大，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家乡，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耕耘土地，或者在工厂里做工，或者在教室里教书，经验之及就是那么一点范围，能具备多高的智力水平？
　　不否认在我们置身的那个社会阶层当中，也有智力超常、聪明绝顶的人，他们观察力之敏锐、想象力之丰富、创造力之强劲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遗憾的是，这样的人中翘楚用庞大的人口总数去除，又令人悲哀地成了少数。平心而论，我们的社会生活环境尚未适应我们智力发展的需要，有许许多多无形的篱笆阻碍着我们的智力进一步朝前迈进，以致在我们当中智力不是被扼杀掉，就是蜕化为相互拆台、攻讦、诋毁的阻力。
　　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话是苛刻了，却也揭示出当环境不能满足人的智力发展之时，人的智力就会转过头去与环境作对这一浅显而深奥的道理。
　　智力差别带来的智力缺陷对应着我们置身其间的环境缺陷。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使我们的智力发展更倾向于驯顺与服从，笼罩在学分制的阴影下的莘莘学子只知道啃书本，数以千万计的升斗小民智力的触须不过是缠绕在生活的琐碎当中，聊以敷生。
　　很多时候我们强烈的感觉到自己缺乏创造力，缺乏与经济社会新的价值理念水乳交融的适应力，缺乏审时度势、做出正确判断的明晰的思维能力。我们习惯于听从别人的意见，习惯于亦步亦驱、随波逐流，习惯于依赖父母、依赖组织、依赖领导。我们害怕失去眼前的利益，以致我们胸无大志；我们畏惧征途的艰险，以致我们不思进取；我们顾虑人生的短促，以致我们不惜偷生。
　　如此这般，我们就在财富上陷入贫困，就在地位上处于劣势，就在作为上输于同侪，就在机遇上丧失主动，就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无可避免地成为弱者。
　　这些都是智力上的障碍，它们不同程度的制约着我们今生的发展。意识到智力存在的差别之后，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吸收非智力因素弥补我们的智力缺陷。因为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无论他们多么聪明，失却来源于动机、兴趣、意志、情感、性格等非智力因素的促进，他们同样会无所作为。
　　也正是得益于非智力因素的促进，智力才有了它更高一级的存在形式，那就是智慧。
　　这是人生又一个境界。

　　楼主，俺没啥长处，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捉人写作业，哈哈~~~~~~~~~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宁静迪斯科”。他那种人，我欲剁成十八段为快！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人性的问题，思考怎样较直观和准确的了解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很踏实的心得。

　　李嘉诚所言：“只要我这颗头还在，即使从零开始，我还会成为今天的李嘉诚。”
　　——看到文中这句话，挺不是滋味的。只能说，到了那个呼风唤雨的地位，牛皮该是他吹的！
　　有句话叫做“时势早英雄”，任何英雄天才都是一定时代社会环境的产物。苏轼等历史举人进士状元，在文坛政坛叱诧风云，但是在如今的知识考核制度下，就确保语数政英理化都好？说不定普通大学都考不上，还想进入政坛上层！
　　过去李嘉诚发家的时代离现在虽不久远，但是社会变化多大！
　　不过，以他现在的地位，也该是他牛的啦！

　　冰孤　回复日期：　20:57:18
　　冰孤　回复日期：　21:11:21
　　人性是值得思考。我亦仍同你相似，尚在琢磨中。这是回复一。
　　“时势造英雄”不假，好像还有“英雄促时势”之说罢？“准备”总是一种好的态度。权作回复之二。

　　5 人之一生，贫贱则人鄙之，富贵则人惧之
　　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用聊聊数语准确而精辟地概括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依我管见，当推苏秦之言：人之一生，贫贱则人鄙之，富贵则人惧之。
　　苏秦是春秋战国时期叱咤风云的纵横家，青年时代颇不得志，潦倒不堪，以致他的妻子、兄嫂、弟媳对他极尽鄙夷、嘲讽之能事，变着法子地挖苦他、作践他、伤害他。出任六国宰相之后，苏秦享受的待遇等同于帝王。当他的家人出现在他面前，面对权高位重、财富如山、侍者成群的苏秦，家人们身姿哆嗦、心怀忐忑、竞相奉承。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中写道：苏秦目睹家人今日的诚惶诚恐，忆起当年他们对自己的奚落、羞辱与轻贱，不禁感慨道：人这一生呀，贫穷卑贱连家人都会看不起你，富裕显贵之后连家人都会产生畏惧之感。
　　明朝万历年间的洪应明读书至此，在《菜根谭》中写道：
　　“人情世态，倏忽万端，不宜认得太真。尧夫云：‘昔日所云我，而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属后来谁。’人常作是观，便可解却胸中挂矣。”
　　宽容、豁达、超脱无疑是重要的。面对无常的命运，人们习惯于锦上添花，真正做到雪中送炭的往往是具有超常的智慧、博大的胸襟和长远的目光的人。后者堪称人生知己，良师益友。
　　这样的人带给我们的激励、慰藉和帮助不仅意义巨大，而且令我们没齿难忘，终身感激。只是由于我们更加重视今生的亲历性，重视一个人的精神意志能将人生的意义推演到极致，重视现世生活里的人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担当起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与命运，为此我们倍加赞赏与推崇泰戈尔在他的长篇小说《沉船》中说过的这样一句话：
　　“这个世界好比一艘沉船，要紧的是赶快把自己打造成一件有用的工具，从而赶快捞出自己，以免灭顶之灾。”
　　世事艰难，人生短促。我们没有理由不自立，不自强，不自尊，不自爱。
　　我有个哥们，老父亲病危入院，每天要用两千块钱才能维持生命。我这个哥们东拼西凑搞来两万块钱，老父亲却硬不让他交到医院，执意要出院回家。
　　回家即意味着等死呀！老父亲望着跪在床前的儿子，断断续续地叮嘱道：“我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不要花这份冤枉钱。家里弟妹还小，你母亲的身体又不好……从此之后，这个家就靠你了。”
　　我这个哥们心里像刀绞一样，真正是欲哭无泪呀！他拖延着不去办理出院手续，叫医院继续用药。老父亲索性拒绝打针吃药，一脸执拗，态度强硬。无奈之下，我这个哥们揣着剩下的一万两千块钱，背着父亲回到江汉平原上的老屋。
　　几天之后，老父亲过世了。我这个哥们用了两千块钱，为老父亲操办了一场在当时属于本地最隆重的葬礼。事后，他就辞去公职，一门心思地开始做生意。
　　近十年的功夫过去了，他已经有了一笔不小的资产，而且资助弟妹接受教育，帮助他们买房子、成立家庭。现在，我这个哥们每年都给他老母亲几万块钱，年逾八旬的老母亲身体硬朗，日子舒心。
　　孟子云“不孝者有五”，其中四肢懒惰，不管赡养父母的排在五种不孝行径之首。试想，如果我们自己都活得窝窝囊囊、萎萎琐琐的，自保尚且不能，又哪里有能力上孝敬于父母，下尽责于妻儿？更不用说关照朋友、帮助邻里了！
　　所以说，与其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如扪心自问：自己究竟有没有尽到应尽的那份责任？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白话文即是：不怕没有官位，怕的是没有担任官位的才能；不怕没有人知道你，只求足以让人知道的本事。
　　在经济社会中，这就叫价值。我们立身于世，驰骋红尘，或在官场，或在职场，或在商场，或在学术研究领域，靠的是自己的本事吃饭。有本事，人人都会敬重你；没有本事，亲爹亲娘都不会任用你。
　　做人要明智，要理性，要有责任感，要有尊严。俗话说：请不起客就不要赴宴，还不起情就不要欠情。人际交往中不该沾的光不沾，不该占的便宜不占；尤其要避免以血缘、亲情、友情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或借口，依附于人，受惠于人，寄食于人，更有甚者是在纠缠、是在要挟、是在耍横－－这种变相榨取或窃取他人劳动或智慧成果的行径，既是贪婪的掠夺，又是愚蠢的自取其辱。
　　有个香港老板，到内地做生意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就娶她做了老婆。他想进一步扩大在内地的发展，便投资一千来万开了家工厂。在他老婆反复央求下，他同意让他老婆的妹妹也就是小姨子当出纳。
　　小姨子觉得工厂是她姐夫的，亦就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她的。所以整日牛气哄哄的，不把其他人包括职业管理人员放在眼里。
　　有一天，业务部经理来办出差借款，所有的手续都齐全了，小姨子就跟没看见似的仰头闭目听着MP3里播放的音乐。业务部经理足足在她的办公桌旁坐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坐到身材肥胖的香港老板进门为止。
　　香港老板一看业务部经理还没走，一了解，顿时火冒三丈，马上宣布炒掉他的小姨子。
　　回到家，已有明显身孕的老婆对着他哭哭啼啼的，香港老板一言不发地走进书房，很快写下这么几行字：
　　“老婆：我爱你！也爱你的家人！可我绝不会为了你的家人丢掉一千多万的资产。与工厂里的员工相比，你的家人能帮我什么？帮不了我就等于帮不了你呀，懂吗？”
　　商品经济时代用人理念凸显出来：得到重用的人未必都是人们喜欢的人，却一定是具有某种价值和才能的人；弃之不用的人未必都是人们不喜欢的人，却肯定是既不能产生效益、又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人。
　　为此，职业管理者走向国际的、国内的诸多家族式企业核心管理层；为此，国际的、国内的诸多家族式企业的资产拥有者的子女们，继承产权不继承经营权，享受利润不享受权力。
　　论亲，莫过于亲情；论爱，莫过于父母；论情，莫过于兄弟姊妹；论谊，莫过于朋友。可是，我们今生的大背景映衬的是整个宽广的社会生活，我们命定要在远近亲疏乃至不同种族的人际关系的经经纬纬中穿梭、搏击、奋斗。为着我们的尊严与梦想，我们可能愈益远离从前的生活，并有意识地拉开与从前的那个自我的距离；然而，对古老的家庭的眷恋、对血缘的维护、对友人的思念，则自始至终蛰伏于我们的心灵深处，暗暗地磨砺着我们的意志，支撑着我们奋发图强的精神信念，使我们能够从容而坦然地面对荣辱、沉浮、苦乐、喜悲。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赵国将军廉颇被罢官之后，门客都弃他而去，待他官复原职，门客又蜂拥而至。
　　廉颇不愿理会这群朝三暮四、趋炎附势的小人，叫他们都滚蛋！
　　门客笑而答曰：唉！您的见解怎么这样落后？天下之人都是按市场交易的方法进行结交。您有权势，我们就跟随您，您没有权势，我们就离开您。这是很普通的道理，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

　　确实是好文章,读后受益非浅,LZ真的博学多才!

　　 好文,有见地,道出了大家心中所思.所惑.

　　1 佛来世间，仅为一事
　　 不甚记得在哪篇经卷中读到过这样的句子：
　　“佛来世间，仅为一事：众生见相迷相，见空迷空。佛所以度。”
　　空与相，是佛学的重要概念。《金刚经》中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说“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其实就是在说“去名执，离言缚，破法相，除尘染”，方能达到“明心地，见真性，断生灭”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境界。
　　将空与相换作浅显易懂、市井风格的词儿，相当于我们常说的精神与物质。虽然佛家对其赋予了十分丰富而深邃的内涵，但是由于不在我们目前讨论的范围，自然不必去管它。
　　在我们的经验之及，沉溺于物质，或醉心于精神的情形，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受制于环境，又时时努力着以期挣脱、改变、发展这个环境。毛泽东从前人的哲学思想中引伸出概括性的句子：人是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
　　可惜毛泽东没有“一道贯之”，至少在他的治下未能“一道贯之”。
　　必然王国中的人生状况是这样的：人们饱尝物质或精神匮乏之苦，于是顽强地拚搏、奋斗，然而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或精神财富却如山般沉甸地压制着、窒息着人们，不仅令人们失却了享受的乐趣，而且也无法激起人们继续前进的激情。
　　这是社会生活中的异化现象。在人类历史范畴中，社会成员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反过来奴役着社会成员自己。对我们个体成员来说，我们苦心孤诣描绘的一幅幅自我发展蓝图，到头来又变成一堆堆碍手碍脚的缸缸罐罐。
　　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和吴敬梓笔下的土财主没有本质的区别，被宗教思想冲昏头脑的狂热分子与走火入魔的邪教徒也没有本质的不同。古希腊思想家帕斯卡尔说：“由于在思想上依附于神，依附于物，人从而失去了自由，变成一个被废黜的国王。”
　　据新闻媒体报道，有一个靠捡破烂为生的孤独的老太婆，一生节俭，待人吝啬，死去之后人们却从她的被套里找到数以万计的人民币。
　　我的一个广东朋友讲过一个故事：
　　他们村里有个老头，儿女都很富裕，也很孝顺，经常给他大面额的人民币、港币。然而这个老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每每收到钱即小心地锁进一个铁盒子里。
　　有一天，这个老头快不行了，弥留之际对着围在床边的儿女，不住地拿手指指点着大衣柜，嘴里反复念叨着：“傻瓜！傻瓜！傻瓜！”
　　待儿女们处理完老头的后事，想着老头临终前的情景，便围上前去打开大衣柜，发现了那只铁盒子。
　　启开铁盒子，映入眼眶的是满满当当的人民币和港币，数目不下百万。儿女们不禁面面相觑，缄默无语。
　　老头儿说的“傻瓜”，儿女们至今弄不清是指老头自己，还是指花花绿绿的钞票！
　　对物质财富乃至金钱的态度，我们的观点是积极的。往大了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建设需要用钱，巩固国防更需要用钱。往小了说，我们的上辈都很贫穷，除了两亩薄地、两间老屋，好像从老爹老娘那里我们也没有继承更多的财产，有的甚至连这微薄的财产都没有。可想而知我们是多么的需要钱！梦里都在发大财呀。
　　两手空空、身无分文的日子是羞涩的，欲望的馋虫像鳗鱼似的在心里乱窜，随之一道乱窜的居然是一个叫富兰克林的美国总统的心里话：有钱的一切好处就是有钱花。
　　说这话的时候富兰克林还是个穷人，整日寻觅脱贫致富的机会，还编了本属于致富手则一类的励志书，风靡当时的美国社会。看来一个人只有在贫穷的时候才会讲真话。因为穷人的愿望总是有具体的针对性，没有面包的时候他就会喊饿，没有房住的时候他就喊冷。那么按照逻辑推理，我们现在拚命发展经济，源于我们的贫穷，更源于我们能够真实的反映与看待我们的贫穷。
　　藏着掖着或竟粉饰太平是愚蠢的。那叫不开悟！生活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富就是富，穷就是穷，好比戏里唱的“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孟子讲过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个人，家里有一妻一妾。这个人每次出门，必定是吃得饱饱的，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妻子问他一道吃喝的是些什么人？他回答说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妻子就和小妾犯嘀咕，琢磨着平常也没见丈夫和有钱有势的人交往呀？便在心里怀疑起来，决定跟踪他看个究竟。
　　这一看，妻子和小妾便完全明白了。原来，丈夫是跑到墓地上吃人家祭扫坟墓剩余的物品；这处不够吃，又跑到另外一处去。
　　贫困原本不是罪过，隐瞒贫困的真相继而装神弄鬼才是罪过。反过来说，贫困更不是美德，佯装贫困不是东施效颦，便是心理变态。上述各类情况，古时有，现在也有；国内有，国外也有。
　　人的一生，怎么可能安然于贫困而无所作为呢？无论是贫困本身，还是对贫困的麻木不仁，都是我们迈向自由王国必须予以清除的障碍。
　　今生在世，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消除笼罩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贫困的现象，不管它源自于物质，还是来源于精神世界，只要它们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束缚着我们，我们就要像逐渐长大的孩子挣脱襁褓一样，挣脱所有的束缚。
　　我们要给自己装上一个追求富裕生活的灵魂，装上一对发现富裕机遇的眼睛；要像政治家牢牢抓住枪杆子一样抓住经济这个命脉，抓住发展这个话题。拮据、窘迫、匮乏、平庸、无为、无能是莫大的耻辱！
　　今生之中，我们希望自己勤奋而不懒惰，致富而不慕富，生财而不敛财，尚金而不拜金；希望自己有一份殷实的家底，并由此铺展出七彩人生的康庄大道。
　　孔夫子说：人口多了，就让他们富裕起来；富裕之后，再实施教育。
　　《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
　　富而懂礼者多，贫而不乱者寡。圣人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在现实生活中少之又少呀！
　　时势浩荡，民富则国强。在今天，形成浓郁的商业文化的价值导向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切合实际的正确的观念去指导生活，继而有效释放蕴藏于我们大脑中所有潜在的能量；在逐步对各种社会关系做出有益于人自由发挥、发展与创造的梳理的同时，既充分汲取传统文化中健康的养分，又合理的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思想，致力于夯实国力、富裕百姓的民族复兴大业。

　　2 责任是今生的别名
　　法国剧作家高乃依所作的《熙德》，是法国第一部古典主义名剧，取材于西班牙史。熙德是历史上的英雄，此剧作于1636年公演时轰动了巴黎。
　　故事是这样的：唐罗狄克与施曼娜相爱，这对情人的父母却因国王选太子师傅一事而争吵起来。话不投机时，施曼娜的父亲打了对方一记耳光。唐罗狄克的父亲跑回家中，向儿子说明了经过。儿子心中顿时矛盾起来：父仇不可不报，但对方又是恋人的父亲，要父亲还是要恋人？几经踌躇，他终于找到了施曼娜的父亲，并在决斗中杀死了他。自己的父亲竟被心爱的人所杀，施曼娜心中也万分矛盾。最后她下决心要向国王请求处死唐罗狄克。正当她打定主意时，唐罗狄克手里拿着剑请求施曼娜杀死他。剧情后来的发展是，唐罗狄克在阻击摩尔人入侵的战斗中立了功，施曼娜也因深爱唐罗狄克而原谅了他。
　　这是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博弈，交炽其间的是责任与爱情的矛盾冲突。抛开艺术的成分直逼现实的主题，生活当中委实有诸多问题需要我们以理性的姿态予以应对，以强烈的责任感担当今生。
　　广东农村有不少一度十分贫困而今出奇的富裕的家庭，我采访过的东莞某镇的一个家族企业即属于这种情况。
　　这个家族中父母亲现已年近八旬，膝下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作为经历过新旧两种社会制度堪称跨世纪的老人，这对父母的人生履历中集中反映出中国农民中的优秀成员的艰辛、坚韧和超乎寻常的生存智慧。
　　生养了这么多儿女生计无疑是艰难的。“我们的母亲”－－儿女们常常如此自豪地说，“真的太伟大了！”追溯早已沉入遥远时空中的往事，儿女们的眼际又清晰浮现出母亲年轻时的身影，那么柔弱又那么坚强，那么勤劳又那么聪慧，那么果敢又那么善良。
　　这个家庭是因为这位母亲才得到拯救的！一度有人劝这位母亲，养这么多孩子干什么？不如送几个给别人。也有人嘲讽这位母亲，这么多儿子怎么娶得起媳妇，拿什么家产来分呐？
　　母亲笑笑而已。在中国农村，没有势力与财力是做不起人的。仅有两间破旧、低矮的老屋，脚下是一堆懵懵懂懂的小屁孩，要想翻身，这位母亲知道，除了自尊与自强，别无它途。
　　“我的母亲每天早早就出工，很晚很晚的时候还在家里忙碌。那时候我还小，我以为母亲是铁打的，永远不知道疲劳。”这是排行老四的儿子长大之后在一篇散文中写下的句子。
　　人怎么可能是铁打的呢？这位后来一边从商、一边著文的儒商老四继续写道：“有一天，我放牛后来，奇异地发现母亲早早地倒在床上。我过去一看，只见她浑身抽搐着直打哆嗦，想必是伤寒所致。我吓坏了，翻箱倒柜竟没有找到一分钱。情急之下，我冲到门口一手揪起一只鸭子，撒开腿就往村里郎中家跑。一边跑一边哭，心里想的是，母亲要是死了，我们一家人就完了。”
　　南方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本不是很高的，这位母亲之所以获得儿女这么高的评价，源于在养猪、做饭、带孩子、挑担、插秧、割稻子这些貌似平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和长远目光。说来没有几个人敢相信，这位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居然靠借钱让她的八个子女完成了高中学业，这在这个镇上是绝无仅有的。
　　借债读书的信用从哪里来呢？勤劳与智慧。这位母亲连同她的丈夫在靠工分生活的年代里，每年工分排名全生产大队之榜首，年年获得嘉奖、表彰。政策略有松动之时，母亲又开始饲养家禽，种植荔枝、青果、葡萄等经济作物。
　　这位母亲的商业智慧在养猪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一般人养猪，一年只能生一窝猪崽。她养的则不同，一年至少要生三窝崽。后来她把其中的奥秘告诉了她的子女：动物在哺乳期内一般不易受孕。她采取的方法是，母猪下了小猪不足一个月即将其隔开，略作休养之后又实施交配，这样显著提高了产崽效率。
　　当然这样也就更加辛苦。母亲每天都要推着石磨把黄豆磨成浆，烧开之后拿去喂养隔奶的小猪。然而回报也是丰厚的。一年中，仅靠卖小猪崽，这位母亲就要比其他人家多出至少两倍的经济收入。由于都是现金，便于周转，从而不仅很快偿还了所有的借贷，而且家景也逐渐殷实起来。
　　整个故事与人物均是真实的，曾有不少社会名流参观过这个家族企业，每每听到家族成员对“我们的母亲”交口称赞，莫不由衷感佩这位母亲的伟大。
　　我见过这位母亲，她头发夹白、身体硬朗、一脸慈祥。望着她在孙儿孙女的簇拥下，漫步在绿茵茵的草坪上，身边是一棵棵身姿高大的热带棕榈树，当时我就在想呵：我没有理由不让更多人的知道这位母亲！这位母亲在艰苦卓绝的岁月中展示出来的胸怀是那样的宽广，她对一个人今生当中应当承担的责任理解得是那样的朴实而透彻，她的精神品质延续于她的子女的血脉之中，她的后人同样恪守着母亲用一生的时光演绎的“责任”这一掷地有声的词儿。
　　日前，这位母亲与儿女们共进晚餐。席间，儿女们谈到对企业发展的进一步设想，母亲望着现今净资产已逾二十个亿的儿女们，平静而睿智地说：
　　“你们生意做得好，我为你们高兴。可是让我感到最欣慰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让我最欣慰、最自豪、最骄傲的，就是在我的儿女中，没有一个抛弃原配另建家庭的，没有一个因赌博而自毁前程的。”
　　珠三角这块土地如今堪称淌金流银，富贵思淫欲亦是见惯不怪的社会现象。老母亲这番话既是赞许儿女们品行端方，又是未雨绸缪的见微知著、敲山震虎、警诫后人：贫时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富时荣华共享不离不弃。
　　生之则养之，养之则教之。如果说这属于爱，那么显然，爱的内容绝不是空洞的，其中有一个无形而强大的东西在支撑着这份爱。它是什么呢？
　　爱一个人又不肯为他（她）去尽责，与其说是懒惰，毋宁说是无能。低能的人是无法尽责的。家道中落的家庭是丧失了责任能力的家庭。对一个人来说，为人之子时对父母应尽孝敬与赡养之责，为人之夫（妻）时对妻子（丈夫）应尽理解与关爱之责，为人父（母）时对子女应尽养育与呵护之责。不同人生阶段，责任含义不同，但责任形式相似，均需无畏艰辛，义无返顾，永往直前。
　　我们想要尽到了身而为人的这些基本责任，成为一个身心健全的人，只有在社会中，在工作中，在人际交往中，进一步扮演好各自不同的角色，尽到各自应尽的那份或是社会、或是工作、或是与人相交的责任。法国作家卢梭曾说过一句极有责任感的话。他说：“既然一个家庭只能通过他的家长和社会发生联系，所以家长的社会地位就决定了全家人的社会地位。”即使你不为你自己，也应该为你的家人去争取更加优渥的生活条件；为此你必须尽责！
　　我不禁想到富兰克林青年时代给自己订下的一条原则：“从不请求职务，从不拒绝职务，同时也从不主动辞掉职务。”由表面看，这里仅仅是在指职务，可是往深处想，会发现其中蕴涵着对责任的基本态度。他似乎是在说，某些事物一经与我们产生联系，我们即有加以维护的义务。能与我们产生联系的事物除了职务而外，还有婚姻、家庭、亲情、友情等林林总总的东西。
　　人非草木，岂能无情？而责任则是最大的情。失去责任意识的家庭是危险的，没有责任意识的社会是恐怖的，丢掉责任意识的人是可怕的。
　　《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少年好友秦钟骤死之际，对着抱着他泣不成声的宝宝说道：“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
　　秦钟何方人士？寒门之子也。靠着姐姐秦可卿与贾府的关系得以跻身侯门，伴同宝玉一道读书。论理应当潜心致志，勤于学业，然而该厮不思进取，混迹纨绔，自堕风尘，小小年纪竟因纵欲过度、精气耗尽而夭折。
　　歧路亡羊呵！社会生活中的诱惑从古今至今即源源不绝，如影随形，如今更是花样翻新，眩人耳目。古人说“沧浪污你？你污沧浪？”
　　任何时候，都应当用理性的眼光，凝视我们肩上担当的责任。
　　责任是今生的别名。

　　很好看！：）那位母亲真的很伟大！楼主的文章很在理~楼主是原籍的广东人么？

　　楼主的修养和思想另人欣赏 看到这里提到责任感了 从大的方面讲 很多优秀的品德与人格共同的支撑才不失为铸就一个有为个人的坚实的脊梁 责任感常是使人转变成熟的第一个剧烈转折

　　3 奋斗是今生的基本格式
　　田园诗人陶渊明读《山海经》至夸父逐日处，喜不自禁，欣然吟哦道：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
　　《山海经》云：“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桃林。”
　　这段话的意思即：夸父追赶太阳，追至太阳身边，因炎热而口渴，喝干了江河水仍嫌不足；于是欲饮沼泽之水，未等喝到，不幸渴死。手杖弃于路边，竟长成一片桃林。
　　追赶太阳隐喻着同时间与生命赛跑。跑得愈快，愈需要补充能量；只有不断的补充能量，才有足够的精力追赶时间，才不至于虚度年华、愧对生命。
　　珍惜时间与生命的人势必是有所作为的人。夸父倒下了，留下一片桃林；西方神话中天神普罗米修斯被宙斯缚在巨大的岩石上，任日晒鹰啄，却为人间窃得了火种……人类早期神话的寓意其实长期蕴藏于我们每个人的血脉当中，犹如丰富的宝藏令我们获益匪浅。不同的是，有的人悟到了，从而激情喷涌，演绎终身；有的人悟而未通，从而浅尝辄止，半途而废；有的人知迷不悟，从而一生浑沌，无所事事。它就是音乐家贝多芬用他全部的生命意志发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