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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不少，我在淮安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前，我是涟水农村一个背旮旯里的“知青”，说白了，就是一个高中毕业刚回乡务农的农民。一股打工潮把我推到了这个苏北小城。我楔入这座城市的口子就是从租房开始的。

1994年4月，日企淮安华顶公司在市区的新民东路上落地生根。彼时，打工潮乍起，我们这些来自周边县市的打工者，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过来。初进城，我们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在乡村，我们是如鱼在水；在城里，我们则是飘在城市上空的乡愁。很快，有一部分人通过“嫁”的方式融入了城市的家庭，但更多的人是租住在工厂周围的蔬菜队里。租房的人都有着一个连自己都不爱听的名字——房客。在我的头脑里，这个称呼是灰暗的甚至是屈辱的。

印象中的蔬菜队就是由一畦一畦的芹菜小白菜，一缸一缸的粪水，以及散布在周围的破旧的民房组成。一块一块的蔬菜田就在现在的烟厂宿舍楼位置。我们每天都穿行其中。一股浓烈的粪水味时刻在提示着我们的身份。那些民房和我们乡村的一样破旧，但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命运迥异。我们这些打工者的到来，鼓起了那些收房租的老头老奶奶的腰包，同时也鼓起了他们作为城市郊区人的孤傲与清高。

当时的情形一般是这样的——房东家的几口人，老头一到傍晚就旁若无人地坐在院子中间吃好喝好。他吃的都是上好的闸口的沙家牛肉，吱咂喝下去的不是酒，而是无比灿烂的高人一等的好日子。儿子和媳妇是一对神仙眷侣，从不和我们讲话。他们的目光是向上插的，看不到我们。他们生活在云间，我们生活在凡间。他们的儿子整天撩绕着腿，独来独往，从不和我们这些打工者的孩子玩。而那个与我们打交道最多的老奶奶，碎嘴，什么得罪人的话都由她来说。她充当的是管理我们这些打工者的角色。有时，你虚掩着门正在吃饭正在睡觉正在看电视，老奶奶就会把头悄无声息地从门缝里探进来，那种突兀怪异的感觉就像是房间里突然伸进了一个长颈鹿的头。老奶奶可没兴趣来窥探我们的隐私，她是来突袭检查的，检查我们违没违规用电饭煲，在没在墙上钉钉子，有没有把一个陌生的小伙子（小姑娘）藏在屋里。一句话，她不能把我们当作好人看待，而必须把我们当作坏人防着。

房东提供给我们的都是什么样的房子呵。夏天漏雨，冬天进风。没有任何的先兆，墙上的白灰就沙沙地掉下来。因此，我们不得不找一些报纸或白纸贴在周围的墙上，以求一个难得的清净之地。床是从水门桥买来的简易的竹笆，睡在上面稍一动弹它就哎呦哎呦地喊疼。没有厨房。一个煤油炉放于床头，一点点微弱的火苗慢吞吞地预热着我们的生活。一个公用的厕所完全是从我们农村复制过来的，一点也不比我们农村的高级。一根竹棒像一个门卫在厕所门口放着。它斜着身子拦在厕所门口，说明里面有人，请勿靠近，请勿打扰；如果竹棒是笔直地在厕所门一边站着，表明里面没人，可以进入。每天早上，有多少人都是兴冲冲地跑来却被那斜着的竹棒逼退。如果那根斜着的竹棒长时间不动，里面的人必然会遭受众人的猜测、咒骂和憎恨，就会有人跑到房东老奶奶那里去“报警”。很快，房东老奶奶非常及时地蹦蹦跳跳地出现了，她的尖刻的发问就像一个铁钩三下两下就把厕所里的人钩了出来。这时候，那个出来的人肯定是灰溜溜的，浑身像是被泼上了粪水一样狼狈。房东老奶奶此刻也充分展示出了自己作为管理者的水平，她没有得理不饶人、乘胜追击，而是背着双手，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先回她的“办公室”去了。她让出了一条道，让被堵在厕所里的那个人落荒而逃。

上厕所成了我们每个房客每天早上的最大难题。如果排不上队，如果踩不到一个准确的点，大人还能死撑着，可孩子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不用说也有答案了。一间房子吃喝拉撒全上演，塞满着我们的全部生活。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个被风吹雨淋日晒得发黑的竹棒的模样。我对它印象太深了，深得十几年后还无法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拔出来。

下面该说一说我曾经租住的那间小屋了。严格地说，那算不上一间真正的房屋。它只有三面低矮的墙，另一面墙是依附在主屋的山墙上。屋顶只有一个斜坡，从山墙的某一个高度上斜下来。这样的房子冬天还好。可一到了夏天，雨水就会沿着山墙淋下来，从看不到的地下冒上来。一场雨下来，我的小屋里就晃荡着脚脖深的水，我的竹笆床也就成了漂在水上的一叶孤舟，可数的几样物品全都堆在了上面。外面是湿的，屋里也是湿的，我的心更是潮湿一片，没有一处干爽的地方。我因此害怕下雨。一下雨我的小屋就面临着一场浩劫，浩劫过后我必须把所有的物品都拉出去翻晒。

更让人难受的是炎热。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小屋就成了一个蒸笼，我一个胖乎乎的肉身就被它不紧不慢地蒸着。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有没有电风扇，只感觉自己就是一块被煎烤的铁板烧，火心火燎地睡不着。小屋的门永远是大开着。可是门开着有什么用呢？夏天的风对我们是吝惜的，就像那些城市姑娘的爱情一样。

实在没办法，我就在门前的水泥地上泼水，可是那水一眨眼就干了。再说那也不是我们乡下的来自地心的冰凉的井水，城市的自来水又能给我带来多少的清凉？迷迷糊糊地，我像一个漂浮物漂在这个夏夜的炎热里。一遍睁开眼睛，外面是黑洞洞的，再一遍睁开眼睛，外面还是黑洞洞的。到我最后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大亮。我一跃而起，我差点错过了上班的时间。

就是在这样的一间屋里，我一住就是4年。主要是因为便宜，每月房租只有45元，在我五六百元的工资里不占多大的比例。另外就是近，这间屋就在我们厂隔壁的隔壁，抬脚便到。那时我们厂的人都是在厂的周围租房住的，像卫星一样绕着厂房转。在工厂周围的民房里，你随便从哪家抓上一把，里面十有八九有我们厂的人，剩下的就是振华厂和胶鞋厂的。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与周围的其它工厂相比，我们的收入是最高的。在94年的时候，我们厂的工人就能拿到五六百元，是其它工厂工人收入的二三倍。因此，在我们租住的大杂院里，我们是属于比较幸运和令人羡慕的那种人。经常会有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小姑娘，把羡慕的目光毫无保留地发射过来。我们被人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华顶什么时候招工？极少的一两次招工，不用贴广告，消息就不胫而走，报名的人缕缕不绝，盛况空前。那时候，别人辨别我们是不是华顶人的依据，就是我们身上整齐、标致的工作服，并且春夏秋冬配套，这在周围的工厂里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厂的工作服五彩多姿，有绿色的白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在当时的新民路上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一切，当然也被精明的房东老奶奶看在眼里，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有油水可捞的被涨房租的对象。同时，这较高的收入也为我们以后买房提供了可能。

“暂住证”这个词对我来说就是一张屈辱的标签，贴在我的脸上有六七年之久。看到这个词，我就想骂人，这是谁想的馊主意，非要弄个暂住证这个名词出来，并且不怀好意地用它来赚钱!

那时，我刚刚从乡下来到城里打工，虽然没有人称呼我们农民工，但我们自已感觉到自己就像长在麦地里的野草，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对于这个虽然只有巴掌大的小城来说，我们是一个异类。

这不仅表现在语言上，我们把淮安周围的沭阳话、泗阳话、涟水话、楚州话都带了过来，杂烩了这个小城市的一个角落的语言。那时，听当地人讲话说“这滩那滩”(这儿那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才是当地的原著居民，有着无比高贵的血统，非常仰幕。

另外，还表现在吃穿住上。想当年，我们公司在淮安成立，在新民东路上涌进了一大批象我这样进城打工的人，那些一夜翻身的蔬菜队的居民们拿着我们的房租整天吃着大鱼大肉，而我们有的人到菜场上捡烂菜叶，有的专挑便宜的菜买;人家每天早上一大碗肉丝面提膀面吃得面色红润，而我们偶尔去一回还弱弱地对老板说面条多带一点，然后打回去全家三四口一起吃。

住的差别就更明显了，当地人住的是堂屋大房间，而我们住的都是偏屋小房间，有许多还是顺着主房屋搭建的坡子屋，下雨漏水，墙上掉粉，地上返潮。穿的方面，我们这些人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天天穿着工作服，条件不太好的厂很长时间也就发那么一件，没有换洗的，因此整天都是脏兮兮的。

最重要的一条是，官方把我们这些人当成了危险分子重点管理。管理的主要手段就是每年年底都要不厌其烦地查暂住证，没有办的就要交60元钱补办。那时我们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二三百元，60元相当于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谁愿意轻易地拱手交给他们呢。

于是我们就躲。查暂住证的那些人很绝，知道我们是早出晚归，因此他们白天从不上门，都是趁晚上我们回家吃饭时把我们逮个正着。这和我们在老家时晚上到屋檐下的麻雀窝里掏麻雀的手法极为相似。

但作为象野草一样在城市里倔强生长着的农民工，我们是不会就那样束手就擒的。稍微听到一点风声，我们下班后就不敢回到出租屋里，就连下口榨菜面吃吃的功夫也不敢停留，害怕一下子就被人来个瓮中捉鳖。

可是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我们又能到哪里去呢?有的人到东大街舞厅里去跳舞，有的人到已经查过暂住证的同事家去避难，更多的人是象我一样在马路上遛达。那时的新民东路很萧条，路边大都是蔬菜队的蔬菜地，常年会有浓浓的粪水味随风飘到路上来，路没有灯红酒绿的各式夜店，只有电线杆上昏黄的灯罩下的路灯，高洼不平的石子路上硌脚的石子，还有我们孤单漂泊流浪的身影。

我们在新民东路上一遍又一遍地走着，就像扫马路一样，与寒风一起，把马路扫得干干净净。路人渐渐没有行人了，就连鸟雀都归巢了，路灯也开始打哈欠了，可我们还是不敢接近我们出租房所在的那个黑漆漆的小巷，就象看电视时会担心电视里的游击队会遇上鬼子一样。

一直到深夜，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我们才敢摸回去。记得有一次，我们路过一户养猪人家的猪圈时(那时在蔬菜队还会有部分人家会接饭店的饭水养猪)，猪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发出了几声慵懒的幸福的哼哼声，然后又香甜地沉沉地睡去。这时，我多么羡幕这些猪兄弟啊，猪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个圈，还有一个可以睡安生觉的地方，可我们却要在这个城市里东躲西藏，真是连一头猪都不如啊。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一觉醒来猛地打开出租屋的门，房东老太太就迫不急待地向我们播报昨晚有关查暂住证的最新消息:昨晚查到蔬菜几队了，天没晚就开始了，己经查了一半了，今天快要到我们这里了……我们听着这些消息，感觉就象昨晚在离我们的不远处发生了一场刀光剑影的战争，而现在，战火已经快要烧到我们这里了。

房东老太太在躲避查暂住证这个问题上，立场罕见地和我们保持一致，因为如果我们被查到要交60元钱，她作为出租房子的房东也要交同样多的一份钱。因此她才会不遗余力地为我们收集情报，及时地为我们通风报信。

当然也会有失手的时候。

有一次我六七点钟下班回去，正趴在出租屋里的折叠桌上喝山芋稀饭，一个穿着制服的民警带着几个联防队员像是神兵神将一样从天而将，把我堵死在出租屋里，任我编造各种鬼话来哄他们都没有用，最后忍痛交了六十元钱办了一张暂住证，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录。这张暂住证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还在我的家庭档案馆里收藏着。

还有一位在城里拖三轮车的老兄听到了动静后，跑到屋后的房东家简易的厕所里躲了起来，一直有半个多小时蜇伏在里面没敢动弹。等他听到没有动静后探头探脑地冒出来时，浑身全都是浸泡已久的臭味，院子里谁都不让他靠近，说话都是远远地从空中扔过来。在众人的强烈要求下，他当即到外面忍痛扔掉了他的那件破狗皮衣服——一件不知是谁送给他的旧的迷彩服。不过据说他后来又后悔了，半夜又悄悄地跑到外面把衣服捡了回去。

还有人为那六十元钱奋不顾身翻墙头逃跑的，但很不幸被那些如狼似虎的联防队员捉住了，一阵毒打。同命相怜，看着和自己一样的农民工兄弟因为这样的原因被打，我们的心在痛，泪在流，仿佛被打的就是我们自已。我们也怨恨那些势利的房东没能站出来拉拉弯子，让事情平和一点解决。他们只是充当了无聊的看客，丝毫不关心我们的感受，只知道一天不差地按时来收钱。

吃一堑长一智。为了防止被查到后去办理暂住证，我们又在新民路上增加了一个前卫哨。那时，在新民路路边有一家卖百货的小店，老板娘是一个戴着酒瓶底一样眼镜的中年女人，我们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她的男人就在附近派出所的联防队里上班，因此，我们平时都讨好般地跑到她的店里买东西。满心想问查暂住证的事但又不好经常问，有时只是装作随意地问上一两句。还好，那个老板娘人挺不错的，她同情我们的遭遇，经常主动地向我们透露一些有关查暂住证的动态，让我们能够逃过了一劫又一劫。

“变化”是生活的也是社会发展的一条定律。租房租的太久了，我们就想变，于是就在出租屋内做着买房的梦。我们开始省吃俭用，一点点地往存折里存钱。我们渴望上班（加班），上班厂里就提供免费的午餐。我们不想休息，休息不但不苦钱还要自己花钱。就这样一平方一平方地挣，我们终于攒够了买房子的钱，陆陆续续地有人在厂周围的清浦区委宿舍、新民新村，以及后来刚刚开发的富春花园里买了房。那时的房子不贵，几万元就能买上一套。到了2002年左右，在淮安的房价还没蹿上来之前，我们厂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这个城市里有了一个自己的家。2002年，我也倾尽所有，还借债四万元，以十万元的价格，在市中心和平路的白鹭花园买了93平米的房子。从此，闸口、东大街、楚秀园、新亚这些词像砖瓦一样砌在了我的记忆里。以前，我一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的，包括这个城市，与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可是，我的租房历程并没有停止。2007，我还清了所有外债，手中还稍有盈余，我的心又不安分起来，想在房产上再“折腾”一下。我相中了正在开发的新淮中隔壁的盛世名门楼盘。淮中是淮安地区最好的高中，是淮安人心中的“最高学府”。很多条件好的家长都在学校周围租房陪读。这里的房子宜租宜居。可是，我的手里只有区区两万元，离七八万元的首付相差甚远。二套房已非必需，纯属投资，再向亲朋借钱是不合适的。于是我就以白鹭花园的房子为抵押，从工行贷了五万元贷款，凑齐了首付。后来我又向工行申请了十七万的新房贷款。两样贷款合起来，我每月要还接近三千元，再加上儿女的教育费用、一家四口的生活费用，我当时是入不敷出。我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忍痛放弃刚刚开始的美好生活，把白鹭花园的房子租掉，跑到偏远的房租便宜的地方去住。

通过同事的介绍，我带领全家四口人，穿越大半个城市，把漂泊的家临时安放在大运河边的农垦运输公司宿舍——两间房，月租150元。说实话，当我的三轮车队进入那个已经锈得发黑还佩戴者五角星的大铁门时，我的心里是酸楚的。把家人带到这样一个地方，虽不是走下坡路，走的也是一条岔道。但这个想法只是暂时的。我当时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套房像是两碗米饭揣进了饥饿人的心里。我已经不再自卑了。我认为我现在遭受的是上升中的困难、前进中的曲折。这些经历是留以后自豪的，而不是留现在自卑的。但是两个小孩是不这样认为的，贪恋闸口美味小吃的他们评价这里是“鸟粪都没有的地方”，因为这里千米之内买不到任何东西。

不过，我倒觉得这里像是世外桃源。居住在这里的都是农垦运输公司的退休、下岗职工。他们口音各异，来自江苏的各个地方。能够挣更多钱的人都搬走了，剩下的人在这里甘守着清贫。清贫更让人接近人的本性。这里的人简单而美好。我们搬去的那天晚上，楼道里的各家全部亮灯为我借光。这里的楼道是没有灯的。三楼的几户人家都好奇地跑过来探望、帮忙，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一对“落难”的夫妻掉到了这里，他们是理所当然要给予关心和帮助的。有一位不见外的女邻居还穿着吊带装跑过来。楼下的那位老奶奶平和慈祥得像是自己的母亲，每天看到她，虽然不说话，但我都忍不住冲她笑一笑。

每天晚上我下夜班回来，这里的人都睡了，静寂得只剩下虫鸣。月光像一条薄薄的蚕丝被，轻轻地盖在那些高矮不一的古旧的建筑物上面。走着走着，我就像走进了月光的心里，整个身心都变得轻盈透明起来。偶尔的一两声夜航船的汽笛，在梦的柔软的外壳上留下了浅浅的划痕。我曾不解：船为什么要夜里鸣笛？知情者说，这里离大运河桥很近，鸣笛就相当于前面的头船拍了拍后面困乏的拖船说，精神点，注意前面的桥墩！

这里的建筑都是七八十年代的杰作。中国的建筑物是易老的，一二十年的光阴就把它们凋零成了六七十岁的模样。我租住的房子是以前的招待所改成的，东西朝向，我居住在三楼。个中艰辛自不必赘述。租房子的人都是不容易的。我在这里安静地过渡了两年，2009年，新房拿到手我们就搬到了盛世名门居住，结束了漫长的租房生涯。白鹭花园的房子继续出租，月房租在还贷后还有剩余。只是现在提起租房这件事，我的女儿还会“张牙舞爪”地向我倾诉：自家有房捞不到住，我都初三了，你们还把我带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每天中午放学，别人都回去了，我吃过饭没地方去，家在学校门口都回不去。我女儿当时在六中上学，白鹭花园就在六中对面，只隔一条马路。每当此时，我都暗含愧疚，但表面上并不服输，耐心地向女儿解释。我相信女儿会慢慢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我们是一群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处于人们所说的“锅底”，只要你愿意向前走，无论是哪个方向，都是一种提升。但如果你站在那里不动，你就会永远窝在那个洼地里。人活着是要有想头有盼头的，只有这个被称着希望与梦想的东西才会引领着你不停地向前、向前。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而在与你是否不停地向前走。因为“永远向上”才是人生命中最美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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