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完整版【关上潘多拉魔盒】小说大结局抢先阅读

小说名称：关上潘多拉魔盒

第九章 任重道远话治疗

　 虽然许多人“谈艾色变”，但专家们一致认为，艾滋病是可防可治的。版权/防，依靠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治，依靠的是科技能力。

　 世界上很多专家都在致力于艾滋病疫苗和药物的研究，但艾滋病毒极其特殊，变异性又很大，直到现在既没有发明预防感染的疫苗，也没有办法根治这一凶恶的传染病。

然而，科技的发展仍然给人类带来了喜讯，目前各种有一定疗效的抗艾滋病药物已经有40多种。最初，医生们用单一的药物进行治疗，后来发现单一的药物很容易产生耐药性，便开始逐步采用两种和两种以上的药物联合治疗，目前俗称的“鸡尾酒疗法”就是把不同类型的3种药物组合在一起，这种联合治疗法可以有效地减少身体内艾滋病病毒的数量，减轻病毒对免疫功能的破坏，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命。上世纪90年代初期，艾滋病曾是美国成年人的第一死因，推行抗病毒联合治疗后，已降到第五位以下，死亡率从25％～35％降到

　 目前美国已经有9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接受了抗病毒治疗，但由于贫穷和受到“专利权”的限制等原因，发展中国家仍有大量患者没有接受治疗，全世界有90％的艾滋病人无法取得药物，只有3％的艾滋儿童接受了治疗。

　 我国是1999年开始引进国外的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最初药物极贵，现在价格已经大大降低并且由国家免费提供，只是由于“专利权”等方面的限制，可以采用的种类仍然很少，一般只有6至8种。这些药被感染者称为“救命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在2006年8月举行的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研究人权问题的专家们已经呼吁，政府应该积极与药厂协商，早日将专利权的障碍排除，特别是美国。

　 刚刚开始服抗病毒药的几周内，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一些患者会出现轻微的不良反应，这种反应大部分两三个月后便减轻或消失，当然也有反应严重的，需要医务人员及时调整。在我的桌上便摆着一份四川西昌市某感染者写的《心得》，她是因为静脉吸毒感染上艾滋病毒的，里面真实地记录着救治她的动人过程：

我从2005年7月1日开始免费上抗病毒药物治疗，刚吃了一个月的药，身上就长满了皮疹，郝站长、陈站长（注：当地皮肤病性病防治站站长）他们大家经过会诊，又申报北京专家，说马上停药。《》停药后郝站长一直给我吃抗过敏药，慢慢的皮疹好了。10月14日又开始给我上第二种方案的药物治疗，但我依然过敏，不得已又停药。由于我血液的cd4细胞只有65个，身体太差，必须再进行抗病毒治疗，皮防站又给我申请了第三套治疗方案。没想到第三种药我服了近3个月的时候又出现了严重的贫血，脸和指甲白得像纸一样，面庞还开始浮肿，手和脚一点劲都没有，连家住的三楼都一口气上不去。当时陈站长知道我家很困难，便和冯医生私人给了我100元，让我买些补血的营养一下，而且当我血色素降到/

安徽省利辛县中医医院是开展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实验单位之一，医院采用的是中国中医药研究院的处方，3年多来已经收治了300多人，其中50人单服中药——他们多是采用“鸡尾酒疗法”后副作用太大不得不改服中药的，其余200多人则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有一位病人被抬进医院时已经有多种并发症，浑身长满皮疹，血小板减少，贫血，白血球下降，cd4细胞不到100，腹泻，月经不止，吃不下饭，根本起不了床。后来医生们一方面用西药提高病人的血小板数量，一方面用中药扶正祛邪，10天后症状减轻，可以下床活动了，而且食欲提高、月经量减少。病人出院后坚持服用中药，两年半后身上的紫瘢全部消失，可以下地劳动并服用抗病毒药了。

过去利辛县中医医院是用水剂进行治疗，一年多后发现水剂既不便于携带又容易变质，病人很难坚持服用，到外面打工时更不方便。经过专家组讨论研究后，采用将中药先煎后再高温浓缩的办法，制成了“中爱颗粒”系列，共有4种不同的基本配方，针对部分病人常伴有皮肤病，又总结临床经验，拟定了一个外洗方，效果良好。颗粒制剂口感好，便于携带，效果明显，受到了病人的欢迎。2006年国家只给了230个免费治疗的名额，但实际收治的是320多人，还远远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

　 利辛县采用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疗艾滋病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已经引起了国外的重视，非洲和东南亚一些专家都曾到医院参观访问。

　 在新疆乌鲁木齐采访期间，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迪力夫妇向我介绍了当地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情况。迪力的妻子是被前夫感染艾滋病毒的，cd4细胞曾降到100以下，还并发了胸膜炎和结核病。后来当地一位姓许的老医生用中药对她进行治疗，一年后她的cd4细胞提高到800多，和正常人一样了。而且这老中医的药价很便宜，每服药仅10元钱左右。于是这对年轻人建议我一定要采访一下这位老中医。

　 好容易，我在乌鲁木齐城乡结合部尘土满天的大道边找到了一栋破旧的、木梯摇摇晃晃的小楼，老中医的门诊部在狭窄的二楼上，我去时还有不少病人在找他看病，他没有助手，自己俯身在油漆斑驳的小木桌边书写着处方。

　 环视着简陋到小屋、贫穷的病人和头发斑白的老医生，我的心里自有很多感慨，要不是迪力夫妇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向我竭力推荐，我绝对想象不到这里竟会蛰伏着一位医术高明、能帮助人们战胜死神的良医。

把病人全部处理完后老医生才开始和我交谈，听说我是为采访艾滋病防治问题来到新疆的，他的脸上便露出了兴奋和激动的神色。他告诉我，早在1989年他便开始关注艾滋病的治疗问题，经过对一些病例的研究，认为艾滋病人绝大多数是可以恢复健康的，因此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对当时的卫生厅领导提出要求，希望能批准他用自己掌握的中医药知识加入对艾滋病人的治疗工作，并且声明：“我不是用病人进行实验，我是中国公民，懂得国家的法律，如果治不好，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但卫生厅并没有支持他，一位领导和他争吵起来并且说：“你这个老许，知道艾滋病是咋回事吗？你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美国那么多专家研究了多少年都治不好这病，你要来治？你还是该干啥就干啥去吧！”气得老医生只回答了一句：“你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真没心肝！”

　 虽然没有得到支持，但老医生并没有放弃治疗艾滋病人的愿望。2001年8月他在报上看到了艾滋病患者王某的呼吁：“我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但我要生存！”看了这篇报道后，当天便给王某写信，欢迎他来自己这里进行治疗。当时王某已经一贫如洗，发病后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老医生又每月给他500元生活费。

　 从2001年9月到2002年4月，王某共服了239剂中药，医药费、检测费、生活费都是老医生提供的，他身上的淋巴肿大消失了，cd4细胞从几十个上升到1000个左右，艾滋病病毒载量大大降低，病人提高了生活的信心，又开始参加劳动了。

　 以后老医生又陆续治疗了12例艾滋病患者，如今还有几位正在服药治疗。

　 最后老医生感慨地对我说：“我已经72岁了，总想在有生之年收治更多的病人，我现在最缺的是资金，不然可以马上叫50个病人来治疗。我认为，艾滋病患者只要脏腑没被彻底破坏中医都可以治，希望国家能投100万元资金建几个医疗点，我可以来回跑，实实在在地为他们服务。” 我建议他再次向政府反映，但他说：“我再也不愿意找政府了！都说做官为民，但他们是干什么的？有多少人真正为老百姓服务呢？”

　 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以来，我们在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治疗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技术力量不足、治疗经费不足、体制上的碰撞等等。

　 我曾经多次采访和考察过治疗艾滋病人的医院，有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乃至乡镇的。除了北京的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情况好一些外，其他的医院都反映了许多问题，确实是步履维艰。

这是西北地区一个省级传染病院，离城远而偏僻，连许多出租汽车司机都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地方。交通也不便利，在高速公路上能远远地看见它，但根本下不去，得绕个大弯才能到达那里。整个医院孤零零地摆在戈壁滩上，没有鲜花，周围只有几棵干瘦干瘦、营养不良的小榆树在朔风中颤抖。分散的、矮矮的彩钢板平房，小小的窗户，紧锁的铁门，与世隔绝，周围都静悄悄的，似乎没有生命的迹象，一到这里就给人一种荒凉、压抑乃至恐怖的感觉，令人想起监狱或疯人院，是被“放逐”和“强制隔离”的地方。

后来我了解到，原来这个医院是非典时期投资3000万元、用20天时间突击建成的。不但离城区很远，而且银行、公交车、市场等公共设施都没有。周围是几所监狱和火葬场，彩钢板搭成的病房不隔音、不隔热，排水、通风都没有解决，医院又在机场附近，每天起落的飞机都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连晚上都有飞机在头顶上轰鸣，再加上邻近还有个污水处理厂，不断排出臭气，的确不是个适合病人们治疗和休养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住下去，不要说是病人，就是医生和护士也感到难以忍受。

　 在这个传染病院里，除门诊部外，住院的艾滋病人一般有20多个，最多时30多个。两年来这个医院收治了患机会性感染的病人400多人次。当地钢铁厂的一位工人感染了肺炎，治好后医院又为他进行了抗病毒治疗，现在已经回到工厂继续炼钢。一位姓牛的、戴着眼镜、年仅31岁的年轻医生——他已经诊治过100多例艾滋病人，向我介绍了医院对艾滋病人的治疗情况，他说：

　 “过去我们对艾滋病不了解，误诊漏诊的很多，2004年、2005年派人进修后才提高了诊治水平，以后在全自治区率先建立了艾滋病人重症监护室，充实了抢救设备。现在我们正对艾滋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还准备进一步扩大重症监护室的规模，把更多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希望能和国外的机构合作，赶上国际水平。

“从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对艾滋病人不仅要治病，还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有个小伙子父母双亡，感染艾滋病后又感染了结核病，找到街道，街道给了些帮助，但力量太小，他又去找区政府，并且站在五楼的窗台上威胁要跳楼，110、119都出动了，好容易才说服了他并且把他送到了我们这里。来医院后，他的情绪仍然不稳定，几次说要自杀。我们一面替他治病，一面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告诉他：‘艾滋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可怕，只要及时治疗，仍然可以工作，可以自食其力。’治疗1个月后他出院了，现在在外面经销水果，到医院拿药时告诉我们，他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

　 “有一个病人是静脉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曾被强制戒毒，也被劳教过，又感染了结核，送到结核病院后认为不能救治了又转到我们这里。入院时已经昏迷，父母亲卖了居住的房子，恳求我们一定要救救他。我对他的母亲说：‘阿姨，请您给我3天到5天时间，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他。’第四天他苏醒过来，第五天退了烧，20多天后康复出院，他的父母亲十分感谢，曾找媒体采访我们。

“有一个病人是去广东做生意染上毒瘾的，离了婚，感染艾滋病毒后又感染了卡氏肺囊虫肺炎，被劳教所转到我们医院。我和李大夫去给他诊治，他60多岁的母亲流着眼泪一下子就跪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赶快扶起了她，她泣不成声地说：‘我有四个女儿，就这一个儿子，请你们一定要救救他！’住院期间母亲眼泪汪汪地守在跟前，眼神里有期盼，也有悲伤和绝望……一个多月后病人病愈出院了，出院时他的老母亲又要给医务人员们下跪，被我们死死拦住了，后来他们给医院送来了锦旗，上面写着‘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几个字……

“还有一个48岁的病人，已经是艾滋病晚期，自治区主席来医院视察时，他主动要求作为病人代表和领导对话。座谈时他说：‘我们曾经做过危害社会和国家的事，现在我们悔悟了，希望政府多关怀、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做一些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并且延长自己的生命。’主席听了后曾沉重地说，艾滋病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好，我们这个民族完了！后来他给我们拨了60万元让救助病人，但上级却强迫我们把这些钱用来盖大楼了！

　 “我们也有治不好的病人，我治疗的100多人中，有15个死亡，昨天晚上就有个孩子死了，才12岁，是河南上蔡县人……他家很穷，只带了400元钱来住院，我们这儿没有门坎费，收下后尽量抢救，还输了血，但仍然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年轻的牛医生还告诉我，他们工资很低，他是2000年大学本科毕业的，已经晋升了主治医师，但每月的工资才1100元。他已经考上了医学院的研究生，很想去继续深造，但因为“走不开”，只好作罢。

　 皮肤白皙、语声轻柔的女医生古里只比牛医生大一岁，是1998年从医科大学毕业的，谈到艾滋病治疗，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忧郁，她说：

“我认识一位女孩儿，丈夫吸毒感染艾滋病后又传播给她，她死了！她让我明白了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现在我的丈夫在门诊部治疗艾滋病，我在住院部治疗艾滋病，我们的孩子才5岁，我常常担心，由于自己的疏忽——比如处理了病人忘了洗手等等，会不会把艾滋病带给孩子……艾滋病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我们也没有社会地位，家人都反对我们干这个工作。病人在医院里和我们关系很好，但一出医院就躲我们，朋友看见我认识那些人往往感到很诧异：‘你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于是我们自己也变得自卑了。

　 “让人痛心的是，许多病人都是年轻人，很多甚至还没有结婚。他们的父母亲总是哀求我们要救救孩子，但是社会上很多人歧视他们，说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要治？应该让他死！’ 甚至一些领导都这样看。但是他们也是人，也有亲人，如果不进行治疗，他们会通过性行为或别的途径把病毒传播给一般人群，对社会的危害就更大了。”

　 女医生希望能加强基层的医疗工作，她认为，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应该社区化，发展社区服务机构，充实社区的医疗点，让社区能正确指导感染者服用抗病毒药及时进行治疗……

　 这位女医生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根本买不起住房。按规定，她本来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但由于经济困难放弃了。她坦言：“只要能重新选择，我不会选择传染病治疗，更不会选择艾滋病……”

　 我在这所医院里采访了两天，院长、医生、护士都坦率地谈出了许多困难和要求，也许是职业养成的习惯吧，他们并不像政府官员那样支支吾吾，老说“官话”和“套话”，而是让我了解了许多真实的情况。

　 医务人员们纷纷指出，近年来国家在艾滋病的防治方面制定了许多政策，但由于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地方上常常只把文件一转发便算完事。一方面社会歧视让感染者不愿暴露，另一方面，就是暴露了也得不到真正的关心。

在资金方面，国家已经不断加大投入，国外也从各方面进行支援，但遗憾的是，表面上说要“打一场人民战争”，实际上真正做实事的并不多，很多钱被用于“作秀”，用于买汽车，用于游山玩水，而没有真正用到艾滋病的防治上。许多人成天飞来飞去，不断地出国考察，就是不到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间去做实际工作。甚至有的领导想出国，都以“考察艾滋病防治”为借口。一些国内的会议和培训不但质量不高、内容重复，而且也成了公费旅游，奢侈得让人咋舌，超过了过去卫生部门的许多会议。有人甚至扬言：“我们钱多得很，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花！”与会者大部分人根本不懂什么是艾滋病以及应该怎样防治，住宿标准是四星级、五星级，还常常要组织旅游，甚至玩“小姐”！因此，传染病院的医务人员们激动地说：“花艾滋病人的钱，花危及生命的钱太没良心！”“这些人应该懂得，如果不认真工作，艾滋病会从医疗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乃至经济问题，严重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国家对抗病毒药是免费足额供应的，但仍然很难落实到患者身上。一些规定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艾滋病毒的检测初筛是免费，但复查和确认得自己掏钱；服抗病毒药是免费，但服药前检查cd4细胞的数量要自己掏钱。而艾滋病人绝大多数生活极端困难，他们很难筹集几百元钱去进行检查，于是，有关部门既无法掌握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数量，也无法及时进行抗病毒治疗。全自治区已经查出1.6万多名感染者，但目前到这个医院服抗病毒药的只有区区150人，医生们估计整个自治区服抗病毒药的也不到300人。

　 2004年4月，这个传染病院被定为全自治区和全市的艾滋病人收治医院，但却没有给一分钱用以充实医疗设备。医院有检验科，本可以对艾滋病毒进行检测，但上面又规定由疾控中心搞检测，于是疾控中心便花钱买设备，搞重复设置，买了设备又不会用，还规定医院和各地的检测结果必须由疾控中心认可……医务人员们认为，这是卫生部门内部互相争地盘、抢利益，根本没有形成遏制艾滋病蔓延的合力。

　 现在疾控中心有许多与国外合作的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有相应的经费，但一个项目也没有给传染病院，医院想设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部也没有被批准。

而最大的问题是，艾滋病人大多经济困难，有的揣着一两百元来住院，有的甚至是“三无”病人——无钱、无身份证、无工作单位，家属把感染了脑膜炎、肺结核生命垂危的病人扔在医院或政府门口便再也不管。他们如果能被及时抢救本来还有生的希望，但家人大多放弃了，于是病人或两三天后死亡，或拖几个月……有的直到死亡家人也不露面。现在这些人已经欠下了传染病院大量医药费。而医院呢？过去本来还可以收治其他病人，但自从收治艾滋病人后，别的病人便被吓跑了，收入减少后医院更加困难，由于欠费，两家医药公司已经停止向医院供药，另一家公司只是看在私人情面上暂时不停。向上面反映，民政厅一次给了5万元，一次给了8万元，国外非政府组织支援了3万元和5万元，医院的医务人员们还捐献了1万多元……院长发愁地说：“我们就这样七拼八凑的过日子，艾滋病怎么能防治？”

　 英国从事艾滋病防治的民间人士马丁先生到病房参观时，看见病人困难的处境流泪了，当时便拿出了身上带的全部现金5万元，病人们也哭了……

　 传染病院的领导们有一个想法，想以传染病院为依托，联系若干社区医疗站，建成一个“医院——医疗站——病人家庭”的医疗服务体系，他们认为，这个体系会真正对病人有所帮助。不知道上级能不能支持他们的想法？

除了体制和资金方面的问题，医务人员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补助标准和“职业暴露”。补助标准是每人每天仅仅9元钱，而职业暴露却多次发生。2004年有一位护士被艾滋病人用针扎了，半年后发现这个护士患了乳腺癌，后来癌细胞又转移到骨髓，曾经进行过6次化疗，头发都掉光了。虽然不能确定乳腺癌和被扎有没有关系，但院领导总觉得对不起她，感到痛心和内疚，院里补助了她3000多元，又发动职工们捐助了6000多元。《艾滋病防治条例》上对职业暴露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补偿机制，护士们发生职业暴露本是极容易的事，由于社会歧视，艾滋病人常常把自己内心的压抑和不满发泄在医务人员身上，在医院大吵大闹，特别吸毒成瘾的病人在毒瘾发作时更十分暴躁，根本控制不了自己，有一位护士就是由于吸毒病人和她抢注射器时被扎伤的，不得不长期服用抗病毒药。但上级并不了解这些实际情况，只简单地归罪于医院管理不善。医务人员们叹息道，在这样的氛围下工作，怎能为艾滋病人服好务呢？

　 传染病院的职工队伍已经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一些人纷纷要求调走。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激励自己的源泉是看到胡锦涛总书记和艾滋病人握手，温家宝总理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饺子，领袖们的所作所为让自己感到了工作的神圣和责任的重大。

我采访了那位曾被吸毒者扎伤的护士，这是一位漂亮的维吾尔族姑娘，有着乌黑的长发和大大的眼睛，她平静地对我说：“刚接触艾滋病人时，我也在思想上排斥他们，医院发生第一例职业暴露后我更害怕，被扎伤后，我也很紧张，我还没有结婚哩，根本不敢告诉妈妈和男朋友。查了很多资料，觉得自己被感染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按规定开始服抗病毒药，服药后恶心、呕吐，心里很难受，家人还以为我怀孕了……”她还说：“我已经工作了六七年，接触了许多艾滋病人。他们很可怜，往往会并发许多疾病，有的1.8米的大个子，死时才30来公斤。有的病人死亡后家人会把遗体领走，而有的死亡后家人根本不露面，我们还要替他洗干净遗体，用白布裹好，送到清真寺或殡仪馆，经我手送走的这种艾滋病人已经有五六个了。病人中，有的是无意间被感染的，有的是由于社会影响。但他们也是人，只要不伤害社会，应该把他当成正常人一样。”

　 最后这位善良的姑娘用明澈的大眼睛望着我，轻声说：“我希望全世界都能关爱这个群体，以免他们报复社会。也希望宣传部门多鼓励他们，让他们不要放弃生活、放弃治疗，告诉他们，患了艾滋病后仍然可以工作，仍然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现在我们正收治一位政府官员，是性接触感染的，去年住过院，今年又来了，咳嗽，高烧不退。他现在很悲观，拒绝治疗，拒绝与医生合作，想放弃生命……”

　 别的医疗机构也反映了和传染病院类似的问题。普遍认为目前我们对艾滋病人的“关爱” 大多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搞“花架子”，资金向行为干预的倾斜度很大，而对检测、抗病毒治疗和治疗机会性感染考虑不够。城市许多艾滋病人既无工作也无收入，农村的艾滋病人一年全家只收入几百元，拿什么钱来检测和治病呢？于是只能放弃了！

云南省某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年轻的科主任说：“治疗艾滋病人最大的困难是钱。现在媒体和政府对治疗的效果都认识不足。去年我们收治了四五十例艾滋病人，上面只给了两万元，今年8月份了，还一分钱没给，项目资金也不用于‘治’，在病人身上投的钱太少。而艾滋病人90％没有钱进行机会性感染治疗，由于免疫系统受到破坏，他们一个人往往会感染七八种病，治疗费用很高。有一个病人交了600元钱，实际用了5000多……有一个病人原先是司机，感染艾滋病后妻子离婚了，情人走了，父母也回老家去再也不管他。我们三次打电话通知父母，他的母亲在电话上回答：‘我没这样的儿子，你们看着办吧！’我们不但要给他治病，还要解决他的吃饭问题……这样的病人政府不管，让医院怎么办？在这里住院的艾滋病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欠医药费的。有的病人本来可以治好，但由于没有钱就只能放弃了！对欠费的病人上级让医院‘消化’，医院又让科室消化，但科室有什么力量消化呢？”

　 和传染病院一样，这个医院也有职业暴露问题，已经有5位护士被扎伤，不得不服抗病毒药，对她们的补助上面没有明文规定，也不得不由医院承担了……

广西某县疾控中心也反映，目前全县报告的感染者已有700多例，估计服抗病毒药的应有150人左右，但实际上仅仅31人进行了抗病毒治疗，其中又有4人死亡、1人退出，现在只剩下了26人。死亡的原因主要是机会性感染，感染了结核、肝炎等，病人无钱医治。目前疾控中心用的抗病毒药只有5种，都是一线药，出现副作用后没有药可以替换。而国家项目经过层层盘剥后，到基层的资金就很少了，上面规定检测复查确认要收费，查cd4也要收费，还要求每3个月复查一次，这些检测和复查都要到省城去进行，搞一次得花去好几百元，一贫如洗的艾滋病患者哪能承受呢？有的项目县医院本来可以干，但考虑到工作量大又没有什么经济效益，自负盈亏的医疗单位也就不愿意承担了。

　 当地的妇幼保健院也反映，保健院承担了艾滋病母婴阻断的任务，避免母亲把艾滋病传播给孩子，但上面却不给资金、不给设备，只给了一些试剂，拖了一年，去年的补助今年才拨付，而且数量很少。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孕产妇大多家境贫穷，常常欠费靠医院补贴，于是医生们越努力，接治的孕产妇越多亏空便越大，保健院又是自负盈亏单位，积极性便被挫伤了。

　 除此之外他们还反映，艾滋病防治项目报表太多，重复培训太多，参观多、考察多、接待多，一些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都陷入搞报表，仅仅一个抗病毒治疗就有十几种不同的报表，不但缺乏实际意义而且非常繁琐，工资又低，留不住人，县疾控中心仅资料管理员就先后培养了6个，但都走了。

艾滋病防治90％的任务在基层医疗部门，特别是乡镇卫生院。但四川、安徽等地的乡镇卫生院反映，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是最普遍、最突出的问题。安徽某乡卫生院院长反映，当地主要是通过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除了抗病毒治疗免费外，当地政府还尽了最大努力，对机会性感染的治疗给予了大量补助，每人每月补助60元至600元，住院后医药费全部报销。但是病人仍然对政府不满、对社会不满，春节前、麦收前都是闹事的高峰，医务人员常常成为他们发泄的对象。公费药已经从80多种增加到200多种，但病人们仍然常常指定要某些非公费药，如果不给就会大骂……矛盾从乡推到县，又从县推回乡，最后仍然集中到乡。卫生院是自负盈亏的单位，医生们的努力工作换来的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待遇，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从来都没有兑现过，于是从县到村大家都不愿意搞艾滋病治疗，卫生院正式在编本是32人，如今已经走了一半。

　 当然，对艾滋病人的治疗，除了“钱”外，还有一个医疗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问题。防治知识缺乏、医疗水平亟待提高正是我国遏制艾滋病毒传播中面临的难题。

艾滋病对许多医务人员说来，是一种从未接触和处理过的疾病，在基层医疗部门更是如此。虽然国家已经在北京佑安医院等处建立了培训基地，截至2006年11月已经培训乡村医生27期，但相对于全国众多的人口和感染者，仍然是力微任重。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曾说：“在治疗和预防艾滋病问题上，村医生是冲在前线的救火队员。”但是，正如中国疾控中心一位专家所指出的：“在中国，具备治疗艾滋病条件的医生屈指可数，而且他们大都集中在大城市里。”

　 有关方面曾对四川某市、县医院、疾控中心和18个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站的医务人员进行测试，结果平均得分仅48.49（60分及格），而临床专业知识答对的更低，有一些人甚至连基本的预防知识也不了解。

抗艾滋病毒感染是人类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让现代医学几乎束手无策。自1995年美籍华人何大一博士首先提出了抗病毒治疗后，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我国也正在使用并取得了很大效果，全国已经有上万人接受了抗病毒免费治疗。但是，由于我国还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病毒药物，而且长期服药又带来了毒副作用、耐药性增强等极为棘手的难题，因此治疗的难度正在加大。目前我国一线治疗失败的病人仍然面临无药可换的窘境，如何尽快形成强效、低毒、可负担的二线治疗方案已经是极为迫切的问题。

　 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主治医师张可，是卫生部治疗艾滋病专家组的成员之一，他曾经无数次单独到河南上蔡等地了解艾滋病的流行状况，并走村访户为感染者看病，从死神狰狞的魔爪里抢救了许多人。

　 一位26岁的女青年面色如土，脖子上的淋巴结已经烂了三个窟窿，被县医院与河南省医院都判了死刑，在家里等待死亡。张可给她检查后说：“你没有多大的事情，我给你开个处方，就按这些用药，等我下次来你就好了。”处方上写的是“促红细胞生长素针剂”，半个月后，再看到这个病人时，她已经在地里帮丈夫收玉米了。后来张可给村医介绍这个病例时说：“这是抗病毒药导致的副作用，重度贫血。”

还有一位年轻的妇女是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发病后被丈夫抛弃，她的母亲向村医哭诉：“我的女儿怕不行了！”刚在村里搞了一整天调查的张可，听到这妇女的情况后晚上便来到了县医院，没戴口罩、没戴手套便掀开病人身上肮脏的、已经分不清颜色的被子，仔细进行检查并且查看了她的病历。县医院诊断为心胞积液，但用药却有许多不妥之处，张可一一进行纠正后又告诉大家应该怎样用药，把处方和治疗方案又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两星期后这个妇女的病情有了好转，可以出院了。

　 一位4岁的小男孩儿，是被母亲感染的，长期发烧，骨瘦如柴。张可诊断后确定为合并感染了结核，经过治疗，孩子不再发烧，身体恢复正常发育了。

　 在为8岁的小病人进行诊治时，没有听诊器，张可解开孩子的棉袄后低下头，把耳朵紧紧地贴在孩子的胸前……

　 在看望30多岁的病人时，破烂的屋子里发出恶臭，躺在麦草上喘息的病人断断续续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邻居们说，病人已经发烧一年多，没有钱治疗，现在医生都说不行了。张可俯下身给他检查时，病人突然一口浓痰喷在张可的手上，但检查并没有停止，直到检查结束，张可才慢慢地放下了病人……他要求病人立即拍张胸片，以便对症下药……

　 经他治疗的病人，病情都有了好转。

　 但像张可这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生实在太少。听说他因为写文章“透露”了河南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不满，为此，我只能感到不平和叹息。据说以艾滋病疫情震惊中外的某县，县医院只有一个医生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过为期一年的艾滋病专业知识培训，这样薄弱的技术力量，怎么能负起遏制艾滋病疫情的重任呢？

　 一提起对艾滋病人的治疗，我便想起了那些简陋的病房，昏暗的灯光，绝望的病人和无奈的亲人……

　 近年来，在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最好的设备和大量的资金都集中在省市疾控中心，项目也集中在疾控中心。而疾控中心本身专业技术力量并不强，于是表面上做了许多“项目”，但真正能起作用的却不多。对传染病的治疗更不是疾控中心所长，应该交给临床医生，但为了争经费、拉项目，有的疾控部门也去搞起了治疗。疾控中心内部也是人人都想做艾滋病项目，对别的疾病便忽略了。

　 对艾滋病人治疗的难点不只技术上的，很多还是观念上、体制上乃至文化上的。

　 在观念和文化上，我们对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歧视和公众歧视并没有消除，不少人仍然把艾滋病和政治、政绩、道德联系得很紧，而对生命的关爱却相当缺乏。

　 尤其让人愤慨的是，竟出现了一批“吃艾滋饭”的蛀虫，大量防治艾滋病的资金和物资正在流失或已经流失，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在这方面，非洲和我国似乎有相似之处。虽然2005年国际社会向非洲国家提供的艾滋病援助资金和物资总额已达80亿美元，但当地一个防治艾滋病委员会的官员却在慨叹：“为了到边远地区宣传防治艾滋病的健康信息，我们需要一辆自行车，可是我们买不起。”国际救援机构的官员们分析，不健全的医疗系统，管理混乱的政府部门和经验不足的社区团体，在接收和使用援助方面缺乏经验，导致艾滋病援助资金在运用上遭遇“瓶颈”。

　 乌干达在政府管理的仓库中，有价值50万美元的抗病毒药已经过期，而与此同时，却有15万至20万感染者不能得到药物的治疗。据悉，2005年全球基金已经因为管理混乱和贪污停止向该国拨款。

　 但愿我们不会发生类似的问题。

2002年联合国提出了艾滋病防治的“三个一”目标，即建立一个领导机构、一个防治规划和一个督导评估体系。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督导评估机制并未真正建立，于是便给那些搞“花架子”和弄虚作假者开了方便之门。中英防治艾滋病合作项目要求，每3个月要对服抗病毒药的感染者进行一次回访并进行记录，但许多地方根本没有落实这一工作。在西南某县的疾控中心，我曾经亲眼看到，项目快结束时，既无资料也无记录，为了应付专家们的检查，疾控中心布置了“突击任务”，两三天之内突击填完两年多的9次回访记录，这些靠弄虚作假搞出来的回访记录，当然失去了任何价值。

近年来，国际社会为我国的艾滋病防治提供了大量援助，我国的公共卫生政策自“非典”后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府已经加大了对疾病控制体系、传染病防治体系、农村卫生体系的投入，对艾滋病的投入已经从2001年、2002年的1亿元增加到2003年至2005年的3.9亿元、8.1亿元和7.01亿元。抗艾年人均投入泰国是0.55美元，乌干达为1.85美元，印度为0.17美元，和这些国家相比较，我国的投入仍然很低。但更重要的是，我国中央的投入没有很好地与地方的“财政能力”挂钩，对贫困地区没有很好地倾斜，经费分配的“透明度” 差，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以澳大利亚为例，他们的预防经费中40％以上用于高危行为人群，仅10％用于一般人群，其他便用于青少年、性病病人、医务人员等，而我国却把对一般人群进行宣传教育放在首位，用过去“搞运动”的方法，大量的报表，各种总结和印刷精美的宣传画、小册子，国内外满天飞的参观和考察，许多人坐在电脑面前玩文字游戏，对高危人群扎扎实实的干预力度和救治力度却远远不够。张北川等教授已经建议，应该调整思路，把更多的经费用于干预，确立干预为主，一般宣传教育为辅的观念。

一些中央下达的项目资金往往要求地方配套，但贫困地区大多是吃饭财政，有的连工资都要国家转移支付，“地方配套”往往成为一句空话，甚至中央拨的款很大一部分也被挪用，根本不可能落实到艾滋病防治上，为了应付上面便常常弄虚作假。中央应该了解这种情况，但不知道为什么，这虚假的“地方配套”一直沿用至今。以四川凉山州的国贫县布拖、昭觉等地为例，虽然疫情十分严重，但每年落实到县上的防治资金只有几十万元，至今从事艾滋病工作的人员，每天的9元钱津贴一直没有落实。安徽省国贫县利辛为了对机会性感染的病人实行免费治疗，不得不一再强迫全县干部职工捐款，而他们的工资并不高。

　 造假和说假不但已经成为官场中的通病，而且还被当成了“制胜法宝”。某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原先是位教授，在谈到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时曾痛心疾首地说：

“我是搞业务的，很难适应官场的这一套。现在说假话的人太多，10个人参加培训可以报100个，下乡两次可以报10次……钱就这样装进自己的腰包。基层疾控部门有了房子、有了仪器，但却没有专业技术方面的内行，防疫站多是县领导的关系户，素质差，根本不干事也干不了事，待遇又低，真正能干事的来了又走了。两万人口的小县，吃财政饭的可以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层层盘剥后基层经费缺乏，最后只能造假报假。有人曾扬言：‘我根本不用工作，可以让汇报材料天衣无缝！’这个人后来竟被提升了，调到了省级机关……防治艾滋病我们是‘雷声大雨点小’，吼叫得凶，但扎扎实实的工作做得少。”

　 某县负责对“小姐”们进行宣传教育的基层工作人员也反映了类似的问题：“防治艾滋少不了做假，有的镇上报的全是假材料，说是重视，但开会时书记、县长不来，请都请不来，有些单位来个副职，坐了半小时强调忙走了！一说经费大家眼睛发亮，说到工作漠不关心。有人甚至想把给‘小姐’们搞宣传教育的经费都卡下来给自己的单位。”

　 连参加培训有人也是走过场，北京地坛医院在各地举办培训班时，便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一次在广州一位快退休的护士带着丈夫来参加培训，她理直气壮地说：“医院照顾我，让我来，说我快退休了，让我来看看大城市。”

职业暴露也是艾滋病防治中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国外曾报道，有两名护士在护理艾滋病人时，不小心将沾有病人血液的针头刺伤了脚背上的皮肤，结果27天和45天后分别发现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目前我国许多护士在为感染者抽血检测时都曾扎破了自己的手指，在广西考察时，我曾亲眼看到护士在为感染者做颈内穿刺时被扎了手掌。在四川某县考察时，当地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的科长就曾两次被扎伤，一次是到戒毒所去搞检测，一次是在暗娼中抽血。我去考察时他正在服抗病毒药，胃肠道反应剧烈，常常呕吐，完全没有食欲，体重下降，对肝、肾都有危害，但国家对他没有任何补偿。他告诉我，当地被针具扎伤、被感染者抓伤的已有多人，医生们在给艾滋病人进行外科手术时，也曾经多次被弄伤。

　 北京地坛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曾多次被扎伤，有时感染者的血还喷在了医生的身上脸上。

　 对这些医务人员不能单讲“奉献”、讲大道理，进行适当的补偿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像目前这种只责备“管理不善”，只让职业暴露者服点抗病毒药的办法，是不合理的，也会严重挫伤医务人员们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积极性。

　 当然，最令人发指的是那些利用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赚钱的“好心人”，以及公然侵吞防艾资金的“蛀虫”们。

　 河南的上蔡、新蔡、柘城、睢县等艾滋病患者较多的地方，有人办起了“孤儿院”、“关爱之家”等，他们中的有些人便利用社会的捐助，为自己盖起了小楼，做起了生意，甚至养起了情妇。

　 至于侵吞防艾资金的，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便是其中的典型。

　 上蔡是豫东南的一个平原大县，曾以古蔡国所在地和秦丞相李斯故里知名于世，如今却是闻名全国的艾滋大县。

　 杨松泉2000年4月走马上任担任了上蔡的县委书记，直到2005年8月被免职，在任的5年多时间，正是上蔡艾滋病疫情从“捂盖子”到闻名遐迩的5年。

　 2000年以后，上蔡县艾滋病的严重疫情被专家和媒体披露，2001年卫生部决定以疫情较公开的文楼村为突破口，继而全面解决河南的艾滋病问题。但当时的上蔡县领导对卫生部公开疫情的做法却大为不满，强调影响了当地的“形象”，并认为北京应当承担全部救助任务，上蔡县和艾滋病防治无关。

　 “非典”时期，世界卫生组织指定要去上蔡县检查，杨松泉如临大敌，派出了大批警察严防群众和他们谈话和接触。文楼村有两个村民曾想和来访者沟通，但被阻拦扣押。后来杨松泉还对部下破口大骂，斥责他们没有把“封锁工作”做扎实。

　 但随着上蔡县疫情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连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都亲自前来考察，以杨松泉为首的官员们便摇身一变，又是派工作组，又是修路打井，搞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假象，杨松泉还亲自“蹲点”知名度最高的文楼村。2003年末中央领导到疫区看望群众时，杨松泉害怕中央了解到当地救治不力的真实情况，便事先安排好一批人进行汇报，为他歌功颂德，甚至还安排人冒充艾滋病患者欺骗中央。

随着上蔡县艾滋病疫情大白于天下，来自北京和社会各方面的善款也不断流入上蔡县，但这些善款并没有真正花在身染绝症的农民身上。2006年6月杨松泉被驻马店市检察院批捕，原因是“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渎职”和“滥用行政权力”，在1000多万元的涉案金额中，相当部分和“防艾”资金有关。仅以修路和打井为例，耗资几千万元，工程或由杨松泉直接发包，或由他的弟弟和表兄转包，其中的“猫腻”不言而喻。

　 从一件金额不大的“小事”便可以看出杨松泉贪得无厌的嘴脸：2005年春节，温家宝总理来到文楼村，和老百姓一起过节。当时总理提出给文楼村村民每人发10元压岁钱，文楼实际3217人，但报上去的数字却多了883人，骗了总理8000多元，村支书刘月梅说，是“县领导的意思”。

　 在这样的官员领导之下，艾滋病防治和对患者的救助能落在实处吗？

　 在采访和考察中，我也多次被感动，因为我结识了一批正在努力奋斗，遏制艾滋病这“瘟疫杀手”的人，他们常年奔波在第一线，怀着巨大的爱和关怀，给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点燃了生命的希望，是被称为“天使”的人们。他们正是人类战胜艾滋病的希望，是不但让我感动，也让我尊敬的人。

北京佑安医院是一所综合的传染病院，是我国最早收治艾滋病人的医院之一，2004年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胡锦涛总书记曾来到这里视察，慰问医务人员、志愿者和艾滋病人，并且强调，艾滋病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传染病，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统筹协调，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位，依靠全社会力量战胜病魔。

　 佑安医院主管艾滋病治疗的主任医师徐莲芝，1990年收治了第一例艾滋病人，如今这个瘦小的、语音柔和、表情慈祥的老人已经72岁了，但仍然奋战在救治艾滋病人的第一线。

　 1958年徐莲芝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便被分配到佑安医院。当时佑安医院条件十分简陋，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几间平房孤零零地摆在农田间，连树都没有一棵。

　 但是，这里却有一种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以老院长为首的对病人的体贴和关爱，它已经成为医院独特的传统和文化。这种传统深深地感动了年轻的徐莲芝，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浸透在她的心灵和血液中，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年轻时的徐莲芝，是一个节奏很快，说话、走路、工作都“风风火火”的姑娘，老院长曾带着称赞的语气爱抚地说她：“你好像不会慢慢地走路，只会跑！”为了抢救病人，为了和死神争夺生命，年轻的姑娘膝盖曾多次在奔跑中被摔伤，当大家怜惜地“责备”她时，她腼腆地笑着回答：“我跑快一点，也许病人就会被抢救过来了。”

有一次，徐莲芝连续值了三个夜班，快下班时，她看见一位老大爷抱着孩子站在医院的门口，老大爷满头白发，鞋上和身上都沾满了尘土，嘴唇颤抖着，神情既焦急又疲惫，看样子一定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连夜赶来的，累得已经说不出话、走不动路了……徐莲芝一看，顾不上招呼老人，也顾不上询问病情，从老人怀里抱过孩子就跑步冲进了抢救室，一测，连心跳都没有了。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孩子终于获救了……后来老人感激地对她说：“闺女，亏你了，要没有你，我连路都走不动了，咋能让孩子及时得救啊！”

1990年一位从非洲援外归来的病人被诊断感染了艾滋病，病人情绪很坏，经常偷偷地哭泣。通过细心的观察，从这个病人身上，徐莲芝懂得了艾滋病不仅仅是疾病，还是社会问题，艾滋病人和别的病人不同，他们不但常常是重病号，而且会有沉重的心理压力，最大的压力便来自社会歧视。在进行治疗的同时，医护人员还应该采取科学、公正和人道的态度，对这个弱势群体提供心理疏导和“情感疗法”，尽最大可能减少他们的悲观情绪，帮助他们尽快恢复健康。

　 后来，佑安医院又陆续收治了来自不同职业的艾滋病人，从他们的身上，徐莲芝都感觉到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于是“心理关怀”始终是治疗中的重要环节，病人们反映，在这里，医生和护士就是我们的亲人，他们从来也不会歧视我们。

　 第一例病人出院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因为机会性感染再次住院，徐莲芝查房时发现他一个人表情忧伤地发呆，便特地抱了一盆鲜花送给他，病人看见鲜花时竟感动得眼圈发红了。

　 90年代初期国外还没有实行抗病毒联合治疗，对艾滋病人的治疗还在摸索之中，徐莲芝的专业是西医，为了治疗艾滋病人又自学中医。经过探索，她为艾滋病人开出了一些新的药方。为了防止这些药产生毒副作用，她每一次都是自己先试服，服后两天没有吐、泻等不良反应，再让病人服用。有时，她会想方设法通过一切关系，从国外带回药品，带回后也是自己先试服然后再给病人服用。

那时条件简陋的医院，病房旁就是停放遗体的太平间，常常传来悲哀的哭声……为了缓解病人们精神上的压力，徐莲芝和医生、护士们心里只想着病人，几乎一天24小时都和病人泡在一起。天凉时，她会嘱咐病人多穿点衣服；晚上，会给病人盖好被子；诊治时，为了避免敏感的病人感到难堪，她从来不戴口罩和手套……无微不至的关心，点点滴滴浸入病人们绝望而无奈的心灵，于是有人称她为“徐阿姨”，更多的人则叫她“徐妈妈”，她是病人们慈爱的母亲。

　 有一次，从农村来了个女病人，徐莲芝和她聊天时，知道她是卖血感染的，丈夫和孩子也感染了。她问这个女人：“如果只有一服药，你给谁吃？”女人毫不犹豫地回答：“给丈夫，他可以挣钱养活全家。”“如果有两服药呢？”“给丈夫和孩子！”听了这样的回答徐莲芝流泪了，她深深感到病人的善良和无助，从而也更加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

有的病人对她说：“医院就是我们的家。”徐莲芝听了很感动，她认为，这个“家”字份量很重，自己只有更加努力的工作，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病人看到希望。在她的倡议下，医院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建立了“爱心家园”，进行心理关怀、同伴教育、生活指导和健康教育，当时是全国第一家，1998年10月举行揭牌仪式的时候，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我国卫生部都派人参加了仪式。“爱心家园”里有“笑看未来”画室、摄影室和手工艺品室等等，感染者和病人们常在这里活动，他们作画，缝制小娃娃、小老虎、小钱包等工艺品，把这些工艺品送给徐莲芝和医生、护士们，还参加了义卖。通过这些活动，感染者和病人们重新感到了自己的价值，增强了生活的信心，有的人说：“我从远处看见了一丝灯光，我要向着灯光走下去。”有的人表示：“我要活下去，还要帮助别人！”

　 为了让更多的病人看到希望，为了架起社会和病人间的桥梁，“爱心家园” 开展了招募志愿者的工作，如今这里的志愿者已经有3000多名，著名演员濮存昕便是其中之一。

　 自2001年起，国家开始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培训，佑安医院是卫生部指定的培训点之一，徐莲芝又积极地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年届七旬的她常常上午看病，下午讲课，并且亲自带着学员们一起操作。

　 十几年来，病人有的走了，有的活下来了，佑安医院治疗艾滋病已经声名远播，病人来自全国各地，基本都是危重病人。谈到对艾滋病的治疗时，徐莲芝曾对病人们慈祥而深情地说：“我们好像行走在没有水的沙漠里，我不能背着你走出沙漠，但是可以陪伴你一直走下去……”

　 总结自己的工作时，徐莲芝谦虚地说：“工作让我的道德和情感升华，病人们叫我‘妈妈’，这不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所有的医务人员。”

　 徐莲芝被年轻医生们称为“榜样”，在佑安医院里，没有医生不愿意接触艾滋病人的情况，正如年轻的李在村大夫所说的：“我是医生，而且是搞传染病的，艾滋病就是传染病，是我份内的事。”他给自己的病人们留了电话，嘱咐他们有问题要及时联系，于是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病人们的电话……

　 护士们除了进行医疗方面的护理，更重要的是对病人们进行心理上的安慰，除了帮他们洗碗、盖被、关灯、煮面、煲汤、炖肉、买东西、寄东西、出院时送站外，更经常的是陪他们聊天，有时甚至会聊一整夜。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正是通过这些工作，病人把她们当成“朋友”，沮丧和绝望的情绪逐渐改变，对生活重新恢复了信心，无疑对治疗大有好处。

　 至于为贫困的病人捐钱捐物，在佑安医院更是经常发生了。

　 四川凉山州艾滋病高发区昭觉县艾滋病防治科的科长吉木石子是一个29岁、矮而胖的彝族妇女，眼睛不大，但目光柔和、明亮，头发随意地挽在颈后，紫色的体恤、黑色的外衣，松松垮垮，没有首饰，没有时尚的衣服，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

　 初一接触，从外表看去，吉木十分淳朴，甚至有些愚钝，一点也不像一个独当一面、正和艾滋病顽强抗争的中层领导。但是经过深入了解，我被她深深打动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疾控中心的楼梯上，她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刚从乡下回来，是给艾滋病毒感染者送药去。每隔三天最多一星期，她总要到感染者比较集中的乡村去，亲手送去抗病毒药和医治其他疾病的药品，也送去社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救助。

　 吉木接过了我手中的行囊，把我领进了办公室。当说明来意后，办公室一位小伙子便反复查看了我的介绍信并且对我进行盘问，而吉木却立即坦率地切入正题并且向我介绍情况，以致最初我竟把那位小伙子当成了科长，而把她当成一般工作人员了。

　 初次见面我便感觉到了她的坦诚。后来我知道了她的父亲原是当地著名的外科医生，家学渊源让她也学了医，中专毕业后又带职上了大专，本一心想搞临床，但1999年荷兰“无国界医生”来凉山搞艾滋病防治时，县防疫部门急需一个通晓彝汉两族语言，又有一定医学素养、作风踏实可靠的人，便把刚毕业不久的她挑上了。从此，她便走上了防治艾滋病的第一线。

　 她向我介绍了昭觉县艾滋病流行的情况，一直谈到卫生局领导来了才罢。临分别时知道我第二天要下乡，便一再抱歉地说：“本来应该陪你下乡的，但我要给乡村医生们上课，无法陪伴你了！”

　 第二天下午从乡下回来后，快下班时我又去找她，她刚讲完课回来，我要求她陪我去娱乐场所找几个“小姐”，了解她们掌握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和使用安全套的情况，她点点头说：“现在去正好，不耽误她们做生意。”说着从柜子里拿出几盒安全套放在提包里，和我一起出发了。

　 她熟门熟路，领着我向城边走去，一面走一面向我介绍沿途的娱乐点。后来，我们走进了城边一个偏僻的院子里，她领着我径直走进院子最后面的一排房子，一间房里坐着4个正在打纸牌的“小姐”。

　 对她的到来，“小姐”们显然并不感到意外，一面打牌一面问道：“安全套带来没有？” 还说“安全套不够了，我们自己都去城里买过哩。”吉木回答道：“用不着买，我们和计生办都免费供应，以后没有了，就去我们那儿领……”

　 她的工作的确干得扎实、干得深入，和这些“小姐”互相间已经十分熟悉了，她们对她已经没有反感和防范。

　 “娱乐点”的墙上贴有防治艾滋病的宣传画，老板指着告诉我：“看，我们都晓得注意哩！”“小姐”们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哪个客人不愿意用，我们情愿这生意不做也不冒险，我们也害怕艾滋病哩。”

由于第一次走进这种场所，我感到很不自在，甚至不知道和这些人怎样交谈，于是问了几个简单而突兀的问题便催着吉木告辞了。走到大门外，吉木显然感觉到了我的尴尬，便笑着问道：“你大概从来没有和这些人接触过吧？其实只要有男人、有女人的地方便有性，这问题回避不了。和她们谈话时，要对她们表现得很尊重才能做好工作。我总是叫她们‘妹妹’，她们也是有感情的，天热我下乡时，有的‘妹妹’还抢着买冰激淋慰劳我哩！”

　 但是，我却不难想象出，对于一个年轻的彝族妇女说来，从事这样一种工作会遇到多少阻力和艰辛。

由于忙于工作和学习，吉木27岁才结婚，这在彝族姑娘中是少有的晚婚。在参加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最初几年，她还是一个未婚的姑娘，下乡宣传防治知识时，她得在赶集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解关于安全套的知识，并亲自用模型演示。对于性行为开放而性观念又极端保守的彝族群众说来，她这种行为简直是匪夷所思和不知羞耻，虽然作为医生的父亲支持她，表示理解，但亲戚和兄弟姐妹却炸开了锅，大家完全不能接受，认为她把整个家族的脸都丢尽了！他们纷纷责骂她，并且赶到父亲跟前告状。而集市上的老百姓也表示反对，因为当地的风俗是男女有别，女人在男女混杂的场所向男人讲安全套，简直是“大逆不道”。

　 碰钉子后，耿直而老实的吉木不得不改变了办法，在集市上她便请外国专家们出面宣传和演示，自己把妇女们召集到会议室里，单独向她们讲解……

　 虽然具体做法有了一些改变，但坚强的吉木内心一直没有退缩。从周围人群和自己的家族里，她已经感觉到毒品和艾滋病咄咄逼人的气势。她的亲弟弟和两个表弟吸毒，我去采访时，她正惴惴地为他们进行艾滋病毒检测，默默地祈祷着但愿他们不要被感染。而在周围的人群里，她已经接触了太多的吸毒和感染者，使她意识到自己对亲人、对社会那份沉重的责任……

　 最让吉木痛苦的是丈夫对自己的态度，在向我谈到不幸的婚姻生活时，她忍不住泣不成声。

丈夫出身于农村，在另一个县当教师。他们不是自由恋爱，是由介绍人撮合的。婚后有了儿子，我认识她时儿子才一岁零三个月，主要由保姆照顾。孩子自小体弱多病，而吉木工作又忙，有时为了应付领导和外国专家们的检查，星期六、星期天也不得不加班。遇到这种情况时，丈夫不但不体贴她、帮助她，反而讽刺和责骂道：“你比书记县长还忙？比总理还忙？星期天也不管管娃娃？”说着说着便扑过来拳打脚踢，吉木吓得躲到桌子下面，丈夫便一把抓住她长长的头发把她拖出来再狠命地打……头发被扯掉了，头上鼓起了一个个大包……以致吉木不得不把心爱的长发剪短了。

　 除了对吉木实施“家庭暴力”，丈夫在经济上对家庭、对孩子也是不负责任的。他每月工资1300多元，这在当地算不错了，比吉木工资还高，但每个月他只拿出区区100元作为孩子的生活费和保姆费……吉木不愿继续忍受他的虐待要求离婚，但他却要吉木拿出3万元对他进行“赔偿”……

　 听了吉木的遭遇，我只感到脊背发冷，说不出一句话，男女平等在中国许多地方似乎还十分遥远。

　 当地的领导们似乎对憨厚的吉木也缺乏理解和关心，有时会在并不了解情况时便声色俱厉地批评，甚至辱骂她是“木脑壳”……

　 “我真是‘木脑壳’吗？”说到这里吉木忍不住又流泪了。

　 然而，她却不愿意离开防治艾滋病这个艰辛、危险、充满压力和委屈的岗位。她向我解释道：“目前，我还是搞这种工作的最佳人选。自1999年以来，我已经在这个岗位上积累了许多经验，换一个人，不会有我搞得这么好！”她说：“为了亲人，也为了民族和社会，我不得不咽下自己的委屈，坚持下去。”

　 除了委屈之外，和一些搞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一样，吉木还有一个苦恼就是缺乏成就感。担任临床医生，可以看着一个个患了重病的人在自己的帮助下重新恢复健康，会感到由衷的欣喜和自身的价值，而艾滋病患者是无药彻底根治的，眼看着许多人在死神的魔爪下苦苦挣扎，吉木感到十分沮丧和失落……

　 2001年春天，云南省偏僻的思茅市——著名的普洱茶原产地，被誉为“绿海明珠”的地方，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众多媒体参加的颁奖仪式，来自英国的马丁先生郑重地将“贝利——马丁奖”的奖杯和奖金颁发给思茅市防疫站的拉祜族女医生王春。

　 “贝利——马丁奖”是为奖励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专门设立的，在中国，王春第一个获得了这种荣誉。

　 “贝利--马丁奖”的创始人马丁·哥顿先生本来是一位银行家，他出生在英国，母亲却是中国人。几年前他的一位好友感染艾滋病后去世，好友发病期间那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强烈地震撼了马丁先生，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于是他便拿出自己多年来的积蓄创办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帮助英国和中国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机构和个人。为此，他来到中国进行考察。

　 到中国后，他知道了邻近毒品“金三角”、与东南亚一些艾滋病疫情严重地区接壤的云南，艾滋病毒正在迅速蔓延，于是他又到了云南。在云南走过许多地方后，在思茅听见了关于女医生王春的故事。

　 群山环绕、绿色重叠的思茅，到处都是竹林、芭蕉和茶树，气候宜人，空气清新，风景秀丽，表面上看是一个十分宁静的地方，出产的普洱茶有降血脂、降血压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历来是茶中珍品。但是，这里也是全国惟一一个与老挝、缅甸、泰国三个国家接壤的地区。独特的区域环境，让思茅成为受到艾滋病毒肆虐的地方。

身体单薄、容貌清秀、面庞黑里透红的王春，1974年在思茅卫校毕业，毕业后回到家乡思茅地区的孟连县防疫站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疟疾。年轻的姑娘曾经通宵不寐地观察蚊子的活动规律，整夜整夜地突击喷药灭蚊。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的工作已经扩展到对当地各种流行病的研究和防治，包括伤寒、疟疾、鼠疫、霍乱、痢疾、肝炎以及计划免疫等等。在公路不通的地方，年轻的姑娘经常自己背着药箱走村串寨，一天步行三四十公里，为农村的贫穷百姓送去温暖和关怀。

有一次，一个山寨发生了疫情，造成了百姓的死亡，她和同事们下乡去调查死亡的原因。走到半路上下起了大雨，瓢泼的雨点打在车窗上，刹那间山路上到处都是泥潭和深坑，汽车陷在泥坑里，车轮飞转、泥浆四溅却无法动弹。大家跳下车来，冒着大雨好不容易才从泥坑里挖出了汽车，男男女女都变得像一只只落汤鸡……这时，遥望前面的山路，有的同事泄气了，他们不愿意再继续前进，纷纷说，万一汽车又陷下去咋办？但王春却坚定地主张：“没有汽车我们走路也得去，不然弄不清楚死亡的原因，万一疫情蔓延起来怎么办？”于是在她的坚持下大家又继续前进，终于完成了调查的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边境地区国内外人员交流接触日益频繁，艾滋病防治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1989年云南德宏发现了成批的艾滋病毒感染者，1990年不怕脏不怕累、对病人体贴关心的王春，被领导指名调到防治艾滋病工作的第一线。王春二话不说，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当年就为180多名有高危行为的人进行了艾滋病毒检测，但那时还没有发现感染者。

1991年春天，孟连县城的街道上出现了一位衣着华丽、浑身戴满金银首饰的漂亮姑娘，苗条的身材、圆圆的面庞、精致的五官、大大的眼睛，美丽得像盛开的玫瑰花，每一出现便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许多人猜测道，这姑娘是华侨富商的爱女还是东南亚富豪人家的千金呢？是来旅游观光还是来投亲访友的？后来经过王春了解，姑娘的家原来在县城河边的一个寨子里，她是近几天从泰国回来的，王春想到，当时泰国艾滋病疫情比较严重，于是便准备对姑娘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

　 王春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姑娘家里，姑娘看见面带微笑，像大姐姐一样亲切的王春，便坦率地告诉她，自己是6年前15岁时被人拐卖到国外的，一直被迫从事色情服务，先后到过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学会了4种语言，由于长得漂亮，被很多老板当成“摇钱树”，前些日子检查身体后，老板告诉她：“你妈妈想你了，回家吧。”给了点钱，她就回来了。

　 王春把女孩的血样带到思茅市疾控中心进行了检测，发现确已感染了艾滋病毒。

检测结果让王春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发明抗病毒联合治疗法，发现感染后便束手无策，面对花朵一样的女孩儿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残酷现实，王春只能笨拙地安慰她，告诉她一些艾滋病的防治知识。不幸的女孩儿倒很洒脱，当知道自己的检测结果后便对王春说：“王大姐，其实我早就预感到这件事了！现在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你能陪伴我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王春马上恳切地回答道：“小妹妹，我会陪伴你的。”

　 从此，王春便和这个女孩子成了以姐妹相称的好朋友。她多次到女孩儿的家里去，电话上的关心、安慰更不计其数。善良的女孩儿还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活教材，和王春一起走进村村寨寨，协助她向乡亲们进行艾滋病防治的巡回宣传。

1996年王春从孟连县调到了思茅市防疫站，但她仍然和这个女孩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8年女孩儿发病了，玫瑰花很快便凋零、萎谢了，她头发掉光，骨瘦如柴，像个骷髅，终日裹在大衣里瑟瑟发抖。亲朋好友们怕受到感染，都离她远远的，没有人去探望她，但王春一如既往，不但经常在电话上安慰，而且每次出差到孟连时都要自己掏钱购买礼物去看望她。在女孩儿病危的时候，王春在电话里对她说：“小妹，人都有离开世界的一天，我希望你能坚持一天就算一天，如果实在没办法坚持了，以后到天堂里我们还是姐妹啊！”女孩儿回答道：“王大姐，你真是好人啊！感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我希望你能再活100年，100年以后我一定还做你的妹妹！”

　 几天后，女孩儿平静地死了。她的死，让王春悲痛了很久很久，深深地感到无助和失落，她一直珍藏着女孩儿的许多照片，我去思茅地区采访时，便看见了女孩儿的倩影和那如花的笑靥。而对女孩儿的过早死亡，王春一直感到内疚和不安，虽然并不是她的错，但她却总是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医生的责任。

　 自从199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后，1992年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寨又从国外回来了3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儿，派出所通知王春去检测，结果全部感染了艾滋病毒。如今那3个女孩儿中已有两个死亡，另一个有幸正在进行抗病毒治疗，已经可以下地劳动了。

1994年秋天，王春通过检测，发现一个不到5岁的孩子感染了艾滋病毒，不幸的孩子是被母亲传染的。原来，孩子的父亲是个农民，吸毒成瘾后又以贩养毒，被劳动教养了。他走后妻子为了谋生便去卖淫，以致感染了艾滋病。王春常常带着衣服、粮食去看望他们。最初，这位农民还对王春很不客气甚至很反感，认为她经常来会让邻居们知道他们感染了艾滋病，引起别人的歧视。但王春没有计较他的态度，只是不厌其烦地向他宣传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嘱咐他在发生性行为时一定要使用安全套，经过多次宣传后这位农民终于接受了她的劝告……后来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但他却没有被感染，他才开始感谢“好心的王医生”了。

从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接触中，王春深深地感到，可怕的疾病让他们绝望，而社会歧视又让他们感受到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有的患者一知道检测结果，精神便陷入崩溃，他们躺在疾控中心的凳子上流着泪说：“我不行了，我要死了！”甚至想去自杀。于是，她便千方百计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努力消除他们的担忧和惧怕，让他们从沮丧和痛苦中摆脱出来。她举出国内外的许多例子告诉他们：“艾滋病有很长的潜伏期，在潜伏期内要自己战胜自己，振作起来，积极进行治疗。如今条件比过去好多了，通过抗病毒治疗，可以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命。”她和许多病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不只是医生而且是朋友，逢年过节她都要到病人的家里去看望，针对他们不同的问题进行心理疏导。她常常用自己的工资、奖金购买水果、营养品等送给病人，让这些病人感到亲人般的关怀。一些病人为了感谢她，也会在腊月天给她装上几节香肠、腌制一块腊肉……

　 如今王春是思茅市疾控中心的艾滋病科科长兼流行病学科副科长。从1991年到2005年，她先后帮助了23名感染者和病人到云南省疾控中心接受了不同层次的治疗，而且其中13人得到了省疾控中心的免费治疗，3人得到了市疾控中心的免费治疗，如今这些人都健康地生活着。他们满怀感激地对她说：“王医生，是你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要不是你想方设法帮助联系治疗，我们可能活不到现在了！”

　 一些病人会在深夜给她打来求助的电话，丢下话筒她就会冲出家门，消失在黑夜里……

　 有的感染者会经常来到她的家里，向她述说自己的恐惧和不幸，要她陪自己聊天散心，甚至王春在灶台炒菜的时候，病人就站在她的身后……

　 一位远在山东青岛的女孩儿得了“恐艾症”，老是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从网上知道了王春的情况后，便经常打电话来咨询，往往一谈就是个把小时，通过耐心的开导，女孩儿终于解除了内心的恐惧。

　 为了工作，她不得不为自己的两个孩子都缩短了哺乳期，满月后就把她们交给外婆，靠吃米粉长大……

每一个女人都想当妈妈，艾滋病毒感染者也不例外。有一位感染者怀孕了，由于当时还没有成功进行“母婴阻断”的先例，当地也还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因此王春便反复地告诉孕妇母婴传播艾滋病毒的危险性以及对婴儿的危害，希望她能放弃生育。但是，执拗的孕妇不听劝告，坚持要生下孩子……后来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儿子，王春又常常带着营养品去看望母子俩，并且告诉母亲应该注意的事项，希望能让孩子健康的成长。但遗憾的是，孩子仍然从母亲那里感染了艾滋病毒。这是思茅市发现的第一例母婴传播。当看到检测的结果时，王春心里非常难过，也非常遗憾和内疚。

2000年，当她知道省里一家医院已经有了可以阻断母婴传播的药物时非常高兴，后来她主动多次和这家医院联系，先后为4位艾滋病毒感染者采取各种措施成功地进行了“母婴阻断”。2002年她因卵巢畸胎瘤住院动手术，手术后仅仅6天，一位感染者便来找她，要求联系省里的医院进行母婴阻断，她二话没说便马上进行联系，以后还经常到孕妇的家里看望，如今，这位感染者生下的孩子没有被感染，母亲和孩子的情况都很好。

那些艾滋病发作到了晚期已经无法救治的病人，往往受到更大的歧视，亲戚朋友乃至家人都不敢接近他们，有的病人甚至被锁起来直到孤独地死去……但王春却对他们没有歧视、没有遗弃，她先后曾对15位垂危的病人送去了温馨的“临终关怀”，坐在他们的床边，倾听他们最后的心声，陪伴他们走过人生最后的日子，平静而具有尊严地迎接死亡。有的病人在临终前会对她说：“我因为无知、愚蠢才感染了艾滋病，王医生，请你转告年轻的朋友们，千万要自重啊！”还有人说：“我是因为吸毒感染上艾滋病的，当时主要是好奇，现在这一切无可挽回了，请你告诉别的人，不要再走我这条路啊！”这些病人的遗言，往往强烈地震撼着王春那敏感而善良的心灵，让她下定决心要更好地理解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尽自己最大努力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由于严重的社会歧视和公众歧视，对艾滋病患者不但要做好治疗工作，而且还要为他们严守秘密。2005年8月王春在外地学习时，一位感染者多次打来电话质问她：“我们并没有在本地疾控中心检测，为什么他们知道我们感染了艾滋病？是不是你告诉他们的？” 还说：“他们知道我们是艾滋病，让我们夫妻俩无法生活下去，我会杀了他们！”后来经过王春仔细了解，原来为了进行抗病毒治疗，上级要求各地寻找感染者并进行cd4细胞检测，于是有关方面便把这两位病人的情况“泄漏”了。王春对他们仔细解释并多次安慰后，才让患者的情绪稳定下来。后来夫妻俩都参加了抗病毒治疗，目前情况都很好。

　 2006年在思茅采访和考察期间，我曾要求王春带我去看看艾滋病毒感染者，她答应了。星期天上午，经过联系后，她陪我到感染者顾云虹（化名）的家里去。在路过农贸市场时，她还特意掏钱买了两大包荔枝、香蕉等各种各样新鲜的水果。

　 当房门打开，顾云虹出现在面前时，我竟暗暗地吃了一惊。她穿着粉红色的上衣，披着齐肩的长发，涂着口红，满脸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皮肤和云贵高原许多人一样黑里透红。哪里像个艾滋病患者？王春曾告诉我，顾云虹已经48岁了，但我眼前的这个女人，看上去仍然显得年轻。

　 她住的房间是单位上建造的，三室二厅，装修过，桌上的花瓶里插着鲜花，花瓶旁摆了几只柠檬，于是房里便充溢着鲜花和柠檬淡淡的、沁人心脾的幽香。

　 由于事前已经联系，取得了女主人的同意，因此坐下后剥开了一颗荔枝，我便开门见山地请求顾云虹介绍一下她的故事，她略略沉思了一下便坦率地说：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儿子和我一家三口美满而温馨，但1997年夏天丈夫因病住院了，当时他十分消瘦，疾控部门便叫他去查“艾滋”，一查果然是阳性，丈夫崩溃了，医院不但不给他治疗，反而赶他出院，让他在家里等死。当时我不了解这些情况，只听说他得的是肝癌，便极力劝他到昆明等地的大医院复查并继续治疗，但他坚决不同意，只反反复复地说：“我的病是治不好的。”我不相信，仍然努力说服他，在我多次劝说下，有一天他终于含着眼泪对我说：“对不起，不是我不想去医治，而是这种病根本没有办法治好，因为我得的是艾滋病……过去我不敢告诉你。自从知道得了这个病后，好多次我都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郊外去，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艾滋病！真像晴空的一声惊雷，我的大脑一阵晕眩，好半天才哭出声来……但更可怕的是，我是炊事员，在每年例行的健康检查时，我也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是被丈夫感染的。医生把检测结果告诉了他的老婆，通过他的老婆传了出去，一下子闹得人人皆知了。

检测结果出来后，我和丈夫抱头痛哭，我哭得声嘶力竭、浑身冰凉，完了，一切都完了，生命没有了，家也完了，儿子才13岁啊，以后的生活咋办？邻居、朋友、同事、亲戚和整个社会怎么对待我们？真是生不如死啊！我真想马上死去，一了百了，再也没有烦恼和焦虑，于是我便和丈夫商量怎样去死……但丈夫总是流着泪哀求我：“你咋能去死呢？为了儿子，一定得活下去啊！”他还说：“艾滋病从感染到发病，有七八年的潜伏期，七八年后我们的儿子就长大了……”

　 那真是一段可怕的日子，我为自己悲伤，为丈夫心痛，为儿子担心。吃不下，睡不着，刚刚睡着马上又被惊醒，心里像刀剜一样，脑子里总是盘旋着一个想法：“我还活着干什么！”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有人对我说：“疾控中心的王医生想来看看你们。”我马上拒绝道：“不准来！”害了这种病，我抬不起头，也不想见任何人，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丈夫从发病到死亡只有3个月。为了避免儿子受到歧视，死前三天他让弟弟把他送回了乡下。他去世了，我也没法再上班。知道我们得了艾滋病后，除了一个姐姐几乎没有人和我来往，在许多人的眼睛里，我看到的只有恐惧和歧视。雪上加霜的是，丈夫做生意亏了本，死后还给我留下了五六万元的债务，对于没有工作的我，这真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债主们成天拿着欠条堵在门口吵闹。于是我再次萌发了自杀的念头，心里反复想的只有两个字：“去死，去死……”要不是牵挂着年幼的孩子，我恐怕早就死了！

　 正在我万分绝望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人敲响了我的门，开门一看，是一位瘦瘦的、文静的、戴着眼镜的女人，我诧异地问她：“你找谁？”她柔和地含笑反问我：“你就是顾云虹？”我点了点头，她便自我介绍道：“我是市疾控中心的王医生。”说着便亲热地拉住了我的手。

　 我吃了一惊，像被火烫了一样，马上把手缩回来，喃喃地说：“不要拉我，我有病。”她笑了，再一次抓住了我的手并且说：“哪有这么可怕！艾滋病只有三个主要的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艾滋病传播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足够的病毒载量，一个是有进入人体的通道。因此，握手、拥抱、共用餐具、共用卫生间和浴室等等，都是不会被传染的。”

这一天，王春（她不叫“王医生”而直呼“王春”，这也让我感觉到了她们关系的亲密）拉着我的手给我介绍了许多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并且严肃地说：“感染上艾滋病并不是你们的错，全社会都应该关心和帮助艾滋病人，不应该歧视他们！”听了这句话，多日的压抑和委屈涌上心头，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王春像姐姐一样地搂住了我，还掏出纸巾替我擦着眼泪……后来她又告诉我，专家们已经发明了一种“抗病毒联合治疗法”，可以有效地延缓发病的时间，让感染者生活得更好。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她的善良、理解和关爱，让我深深地感动。多日来压在心上的石头似乎被搬开了，我突然感到，生活似乎还有希望。

　 最后，王春对我说，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要在昆明市举办有关艾滋病知识的培训学习，思茅市疾控中心准备邀请我、另一个感染者和她一起到昆明去参加培训。听说王春也要去，我便痛快地答应了。

　 我们三个人到了昆明，主办方本来要给王春单独安排一间住房，但她却要求和感染者们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交流和沟通。学习期间，专家们和我们一起吃饭，王春一直和我们这些感染者同吃同住，还共用一个卫生间。她多次对我说：“没有人能代替母亲的爱，你是孩子的精神支柱，为了孩子，你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

　 通过培训，我不但学到了许多关于艾滋病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树立了生活的信心，敢于正视现实。从昆明回来后，我主动陪儿子去疾控中心进行艾滋病毒的检测，在等待检测的结果时，我心里非常害怕、非常不安。几天后王春打电话告诉我，儿子没有问题，没有受到感染，捏着话筒我便大哭起来，怕自己听错，问了一遍又一遍……

在王春和疾控中心的帮助下，我得到了省疾控中心的抗病毒免费治疗，健康情况慢慢好转了。为了还清欠债，也为了供娃娃读书，我借了亲友一点钱开了个网吧，以后又搞快餐和百货，每天都干到深夜。娃娃很懂事，学习成绩很好，还常常到网吧帮助我。拼命干了四五年，总算把丈夫欠下的债还清了。我过得很艰难，但自力更生的精神也引起了亲友们的尊重，过去他们害怕接触我，现在已经对我很好了。过去我在单位上当炊事员，当了20多年，现在当清洁员了。当然，单位上仍然还有一些人歧视我，他们的眼神、动作常常让我很难受，有人甚至告诉我的亲戚朋友不要和我来往，但我并不抱怨他们，只怨自己命不好。

　 丈夫已经死了7年，疾病更是对我的磨练，我很幸运，因为有王春和别的人从精神、从治疗各方面帮助我。星期天王春会买鸡、买营养品送来，还常常两百元、三百元地送给我的孩子，她对我比自己的父母亲还好——父母亲在农村，他们没有力量帮助我们。我能得到王春的帮助，也是前世修的吧。

　 王春不只对我好，她对所有的病人都好，她工资并不高，但却常常用自己的钱帮助困难的病人，她说：“钱是人苦出来的，有了就花，没有就算了。”

　 王春得到“贝利--马丁奖”后，儿子向我提议：“妈妈，人家王阿姨这样关心你，如今她得了国际大奖，我们请她来家吃一顿饭表示祝贺吧！”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习，我的病情一直对他保密，因此他当时并不清楚我的病情，于是我心里暗暗地想：“王阿姨能上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家里吃饭吗？”但当我在电话上邀请她时，她马上高兴地回答：“谢谢你们，谢谢你和你的儿子，我一定来！”

　 吃饭的那天，王春带来了一大包礼物，而且还带来了她的小女儿，于是我又被感动得流泪了。

王春的所作所为给我树立了榜样，看见那些艾滋孤儿们我很心痛，我活过来了，儿子也上了大学，但是他们呢？他们都是父母亲的掌上明珠，失去了父爱和母爱是金钱弥补不了的，我很想帮帮他们。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春，得到了疾控中心的支持，他们先后投入了近4000元扶持我，王春自己还给了我500元，弟弟又借给我5000元，于是我办起了猪场和鱼塘。鱼塘是股份制，别的感染者也投了资，我希望在自力更生的同时，还能对社会做出贡献。

　 我还协助疾控中心对感染者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外地的感染者消除恐惧和绝望的情绪。我的家里曾办过培训班，和一些感染者交了朋友，他们看见我这么愉快开朗，声音这么宏亮，也提高了战胜疾病的信心。

如今我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三年级，学的是国际贸易商务，我们没有申请补助，没有增加国家的负担，我自己替他挣了学费，因此心里很踏实。只有一件事我感到遗憾，孩子上高三时，我要去昆明服药，十几天才能回来，而且医疗合同上说明，服了这种药后也可能死亡，当时孩子已经18岁了，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把父母亲病情的真相告诉他，万一我回不来了，他也有思想准备，以后仍然应该好好学习……孩子听了我的话，真像是晴天霹雳，他一下子蒙了，我去昆明后，他曾想去找我……从此孩子变了，也影响了他的高考成绩，这是我最遗憾的。

后来我才知道，王春不但获得了“贝利--马丁奖”，而且还获得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颂发的“儿童之友”奖、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与中国云南省联合颂发的“无私奉献奖”，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她和丈夫工资都不高，还要供一个上大学、一个上中学的两个女儿读书，但是每次拿到奖金后，她都送给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她说：“我虽然要供两个孩子上学，但我是两夫妇，她们丈夫都死了，比我更困难。”她还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不希望获奖，只希望能把工作做好。看见经过自己的努力，感染者和病人能正视现实，从痛苦中走出来，勇于和病魔作斗争，和正常人一样地生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奖励。”

　 从顾云虹家里出来，在路上碰见了一位微胖的、皮肤白里透红的女人，气色很好，大约50来岁，和丈夫在一起。王春悄悄告诉她我是作家，是考察艾滋病防治情况的，问她能不能接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