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知道哪里能搞到过期的工人日报社吗

从2008年的最后一天到2009年的最初一周,我是在滇南小城个旧度过的。我自驾车从300公里之外的昆明来到这里,是因为一个人和他的一部书。这个人,名叫王正恩,个旧沙甸一个年逾七旬的矿老板。此前,他曾抱着一堆书稿来昆明找到我,要我为他还在写作中的一部书稿“把把脉”。我告诉他,我不是中医,不可能对一部未定稿“望闻问切”,更不可能开出良方“药到病除”。却架不住一个七旬老人的热情相邀,我只得硬着头皮看一堆他带来的混沌草稿。看了大半天,还是没理出个头绪,在一旁陪着的朋友眼看我就要耐不住性子,突然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本已经出版的小说,说是请我随便翻翻这本书——书名《 老板》,作者正是这个王正恩。这是一部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作品中那缺少艺术加工却格外生动的、粗砺的自传似的叙述,揭示了滇南锡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矿老板们相互倾轧、充满血腥的以黑吃黑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可以说这是一部罕见的矿山秘史。正是这部早已经出版的作品,倒让我一眼就看了进去,并让我终于对该书作者王正恩产生了兴趣。我答应了作者的要求:抽时间,去他生活的地方,先听他讲述,再看他所写。
近年来,在我这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在不知不觉中就介入到多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去,自己的身份,就变得比较暧昧。因为评论家通常面对的应该是一个作品的成品,作品发表了,出版了,成为了公共社会的一个文化结果,这时候,才会轮到评论者来发言,评头品足,说三道四。诗人于坚曾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写作好比是母鸡下蛋,在没下(写)出来前,是不好给任何人看的。而我的体会是,不仅如此,如果有人在旁边看着下蛋,那蛋很可能也是下不出来的——至少是下得很不通畅的。但是近年来,在我这里,却出现了另一种情形,就是很多作者恨不得把你拉到他的写作现场,让你参与到他的写作过程中去。如果你没去或者去迟了,他就已经将电子文本传到了你的邮箱里,或者将打印稿送到了你的案头上。下蛋的母鸡(作家)主动跟准备品尝蛋的食客(评论家)一起讨论那个蛋怎样下的问题,这是近年来写作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写作好像不再是纯粹的私密的手工时代的产物,而是像当今流行的定单农业一样,可以按需生产,可以推广和复制良种良法,而且供需双方可以坐在一起讨论所有的生产工艺流程。这应该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吧?文本可以轻松复制,快捷发送,迅速交流,及时反馈,而且几乎无成本。最隐秘的个人创作变成了真正意义的集思广益,应该说,这没什么不好。深谙市场经济规律,懂得在信息交换中让财富增值道理的老板写作者王正恩,正是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创作。几十年的乡村落难和矿山打拼,他有的是生活素材和人生感悟,如今,他有钱而且有闲,更重要的是他还有用文学来总结人生的强烈愿望,所以,他把写小说当挖一座新矿一样,自己跟自己发狠,若不拿下,誓不收兵!只是他要“拿下”的方式却跟传统写家有所不同,还在写作过程中,他就请来了小说家、评论家、出版商,要来与他共理一堆乱麻般的草稿——他已经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的第一部作品《 老板》正是按此操作而成的。
住在个旧小城一家旅店里,每日安排半天时间听王正恩讲他肚子里和草稿上的小说,对我而言,这是一段十分奇怪的日子。一个执著的讲述者,面对惟一的听众,他却讲得津津有味,有条不紊——这让我想起一个段子,说一剧团到某地演出,演到最后,台下就剩了一个观众。团长对这个惟一的观众千恩万谢,观众却说,他留下是因为满场的凳子是他的,他要等着散场收凳子呢。我当然不是那个观众。我也感到纳闷,我为什么要听一个作者的自说自话呢?而且,他一天居然就只讲人生的某一个片段!慢慢地,我却发现,自己面对的还真是一个语言天才和记忆天才:他讲到读小学时,就会顺带将自己在60多年前学过的民国小学课文,不分白话文还是文言文,一篇接一篇地背诵下来;讲到他读初中时,又将他在中学时写给自己曾经心仪者的情书,一封接一封地朗诵出来;讲到他在乡下当农民时,曾经参加宣传队排演过的戏剧,依然能一幕一幕地将台词背诵下来;他甚至将自己十多年前写作的《 老板》当中的若干章节,也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老人都有的某种规律:远处的清晰可见,近处的稀里糊涂。到后来,我却发现,这人其实是个记忆狂!只要是他曾经投入过感情的文字,不论远近,他都能如数家珍,照背不误!对照他的小说,无论是已经出版的《 老板》,还是他正写作的新小说,我知道,他的记忆在他的写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细节,多少年后,他依然历历在目,依然能清晰准确地刻画出来。他所依靠的,正是他惊人的记忆能力。而他的小说,正是在为历史留下存照这一点上,价值明显。在他看来,他的前面大半生,是忙着在“过日子”——从艰难岁月中的度日如年,到功成名就后的日月如梭,他的主要精力,都是用在对付“日子”上。到如今,却是忙着在“嚼日子”——只有被“嚼”过的日子,那日子才会有意义,才会是真正被“过”过的日子。而小说,正是他“嚼日子”的最好的方式。因为在小说里,他可以和笔下的人物一起,重新返回时光隧道再走一遍。王正恩在讲述他的生活时,顺带表达了以上小说观。在我看来,他要比很多吃这碗饭的人说得更实在。
就那样有一搭没一搭地听他讲,其间也跟他到处走走——主要是去看他捐款修的桥、捐资办的学,以及他曾经担任董事长的大型矿山企业。那些场景,与他的《 老板》和正在写的小说故事环境及细节,有了对应。我也曾跟随到了他位于沙甸的府上,那是一座占地一二十亩的豪华庄园,里面居然有一家菜农,一年到头在为他收拾庄园,家务则有大学毕业生在专为他打理。王正恩说,这样,他就可以专门静下心来写小说了。他说他写作的动力,绝不是为了炫富,恰恰相反,他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曾经走过的日子,是多么艰难。所以他在《 老板》中,宁可采取自然主义的写法,按照生活曾经有过的模样儿,按照他记忆中那些刻骨铭心的样子,照实写。写出来后,有人告诉他,即便是小说,也不能那样,哪能尽写阴暗面、“洪洞县里无好人”呢?一个电视剧组找上门来,说,你写小说不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你,认识你并受到教育吗?最好的方式就是改电视剧,传播最广,影响最大了。当然,前提是叫他先付一笔“赞助拍摄费”才好。王正恩指着院子里一片正开花的树,对我说,花开了,蜜蜂招来了,苍蝇也逗来了。这就是老板写作者换来的最直接的效应。都认得你是个老板,都知道你爱好文学,就都认为你好蒙——这些人就只有这么个逻辑。他认为修改也好,拍电视也罢,让他出资都是应该的。问题是,只因为他是个老板,一上来就认为老板写作一定不好,就否定他的创作,并且狮子大开口,让他受不了。他觉得即便要花钱,还是宁可将真金白银花在修桥补路捐资助学方面,那才值。写小说嘛,本来就是一爱好,还是自己找朋友一起切磋比较好。谁要是以为老板写作者都是些傻子,那他才真的可能是个傻子——听听这些话,你就知道,人家能当好一个大老板,靠的绝不只是运气。
在滇南地界上,我还认识一个老板写作者:唐天马。
在我的一篇文章中,讨论滇南地区一个有24年之久的《红地角》文学社所存在的文学问题时,我曾经写到:该社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一个社员创作出版了一部大部头(120万字)的长篇小说《洪荒世界》。而这部长篇值得一说的,不仅在于其篇幅之长,还在于该长篇在百万言中有40多万字的篇幅,用在了纯粹的性交场面描写上。它假托了一个名为东胜国的国家,编织了一个处处虚假的反腐故事框架,描写了一个性乱英雄的交配史。作品的思想指向姑且不论,单是书中浓墨重彩描绘的主人公牛超,这个如同一架所向披靡的性战车的“反腐英雄”,就令人生疑生厌。作品基本就是喜形于色地在描写牛超分别与数十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当然也不同容貌的女性不停息不休止地交配的过程。反腐故事也就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花哨外衣。性场面和性过程描绘辞藻的基本雷同,性场面与人性关系的基本脱节,也说明该小说实在是不入流之作。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却被某出版社称作是“长篇现实主义力作”,“是继《金瓶梅》以来性爱文学的又一高峰”,在2003年6月由这家出版社出版后,又于2007年6月由该社第2次印刷。这样一部作品,它的描写方式,它的隐喻对象,它的教化作用,它的出版和传播方式,都是大可以研究讨论的。唐天马,正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指名道姓批判的《洪荒世界》的作者。
我的上述文字发表后不久,唐天马与我所参与编辑的一份文学选刊签定了合作协议:由他的房地产公司,为选刊提供每年一度的文学评奖所需全部费用——首届2010《百家》文学奖所设奖金为:一等奖五万,另有二、三等奖若干。这是云南目前奖金数额最高的文学评奖了,如果算上奖金之外的广告宣传和评奖工作经费,那更不是一笔小数。有好事者,就将我所写作并公开发表的关于对他作品的批判文字告诉了唐天马。按好事者的逻辑,出资人以巨资赞助了刊物,而刊物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却在全国影响极大的刊物上批判出资人的作品,这会引发什么结果?这下该有好戏看了吧?在我看来,这个逻辑也是成立的。现在的所有赞助不是都要讲回报的吗?就算人家有钱又偏偏爱好文学,就算人家老板不图什么回报,也不可能容忍被赞助方对其作品肆意批判的啊!知道此情况的选刊同事也不免心紧,悄悄跟我商量,要不就另写一篇评论,找个合适的角度,表扬一下出资人的其他作品?人家写了那么多,要另找个角度说说好话,应该是不难的事情。我当然知道不难,却不愿。因为在上述批判文字里,我就是那么看唐天马作品的。我认为,唐天马的《洪荒世界》,远未批够,对那样一部胡编乱造且晦淫晦盗之作,根本不讲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之作,应该有专文更严肃更深入地认真批判,当然,绝不能简单地扣大帽子或者泼妇般辱骂了事。须知,那些喜欢扣帽子的,当唐天马随手回赠其一顶“中国著名作家”最滥头衔,并托人送去几册请求“斧正”的图书后,扣帽者就欣欣然戴了高帽子保持缄默了。在此情况下,我怎么能放弃良知底线改弦易辙呢?而且,更何况,唐天马对我的批评文章,还真没说什么意见——因为我们在一起,也有过那么几次喝茶吃饭的小聚,却从不见他主动提起此事。他越是没事人似的,越让我觉得应该当面告诉他,让他看看我对他《洪荒世界》的批判。在我几次提起后,他才告诉我,不是不想看,更不是不重视我的批评意见,而是,他根本找不到“自由谈”。他一个商人,到哪里去找那本早过期的评论刊物呢?于是他干脆向我索要刊物,并当面展读。浏览毕,他并不辩解,而是,居然也嫌我批得不深不透,直说读来不过瘾,还希望我对他的另两部作品《殷红的晚霞》《冰桥》发表批评意见。他坚持认为他的作品存在着一种被人误读的“天马风格”,他认为他的作品就是离经叛道,就是天马行空,就是无所拘束,就是放浪形骸……说到高兴时,他还停下来问我:这是不是有点“竹林七贤”的味道?他的话,差点没让我一口茶喷了出来。而且他还放出话来,不惧怕任何人对他作品的任何质疑、批判和争论。我看出来他是以一种不在乎甚至欢迎的态度,在期待着通过批判来扬名立万,而老板写作者如果扬名——不管是哪一种方式的扬名,在精明的商人那里,或许都是变通获利的某种方式吧。老板写作者大多不指望通过写作获取直接的利益(比如稿费之类),对能否进入“文学史”之类更是毫不在意。面对文学批评,他们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豁达宽容,他们也许将文学批评当做了某种奖赏,因为跟大多数来无踪去无影的作品相比,他们被批判的作品至少受到了文坛注意。如果因此而被查封——或许会是另一种更高级的奖赏呢?他们的另一种逻辑,在我看来,比起周遭某些文人整日里勾心斗角的盘算,“狗咬狗一嘴毛”,唐天马们反倒显得高出一格。
当然,我仍然认为,唐天马的作品——包括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他的所有作品,都还根本不入流。面对这样一个对文学事业,愿意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的热心者,我知道,我的批评虽然真诚,却是有所保留的。但是却并不影响我们彼此为了文学事业的认真合作——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认识的另一个老板写作者,可以说,他称得上是一个大江源头的浪漫文人。我说的大江,是珠江,珠江的源头,在云南沾益。在沾益,有这样一个人,你说他是司机,他却是老板;你说他是老板,他却是文人;你说他是文人,他却又说,不敢当,我就读过七年书。在沾益,甚至在云南(文学圈内),谁都知道,这人说的是郝正治。
开始,我以为这人是在耍聪明。因为你没法跟他进行比较。这一套,以前我也会。在老板圈子里,他是作家;在作家群中,他是老板。跟化学专家,他说天文;跟天文学家,他聊军事。神龙首尾,永不靠谱,拿他,你就没撤!
但是,我还真误会了老郝。等我走近他,跟他熟悉后,才知道,他还真有那么多身份,还真做了那么多事情,而且,行行做得还都不差。先说他的司机身份。他的大半生,还真是职业司机。早年在部队,他开军用大卡跑遍了太行山麓,华北大地;后来到地方,他是领导的专职小车司机。都够专业的吧?再说他的老板身份。曾经,他是昆明某国际疗养中心总经理,那可是昆明北郊著名的会议疗养休闲之地。别墅成群,设施齐备,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连夜总会和餐厅里的演唱,都是来自俄罗斯的洋妞。不说他的曾经,就说他的现在,在珠江源的入口处,有他创办的南国园,依然是吃住俱佳,而且院后还有数百亩山林,松涛阵阵,一望无际,这可都是老郝的一份私产,算个老总了吧?
说老郝是文人作家,有书为证:他著有《楹联源潭》《汉族移民入滇史话》《翠峰志》《珠源梦》《珠江源揽胜》等各类著作,现在,一部反映江南移民入滇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充军云南》已经出书,并由云南省作家协会在昆明召开研讨会。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作家协会会员,曲靖市作协副主席,沾益县文学协会理事长。其作家身份,不容质疑吧?
但是他确实只读过几年书,确实开车时就已经在写作,写作时就已经当老板,当老板时依然还开车——虽然有司机,但是他还是喜欢自己的老本行。丰富的阅历,正是他当作家最好的生活积累。郝正治,就是这样一个奇人,怪人,能人。凭着他的奇、怪、能,他走进了云南电视台、广东电视台,云南所有的报纸进行过跟踪报道,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做了一期“莫名其妙”的访谈节目,他更是声名远播,他的名气,又岂止在沾益一地?
其实,郝正治的天才,又岂止在人们看到的那些胜任多重角色以及自如转换方面。他的天才在于治史,而且是独辟蹊径的治史。他治史开口很小,角度很刁,挖掘很深,收效甚奇,可说是身怀独门绝技的史林高人。比如他治沾益史,从一个看似小县的沾益入手,却凭此“入滇锁钥”,打开了一扇历史大门,滇东北乃至云南的历史全景,被他尽收眼底。一部《珠源梦》,万古不了情,谁云作者痴,其实是高人!又比如他治移民史,他先从学理入手,书斋披阅,名师指点,亲历考证,他用了蛮力气,下了大功夫,收获当然也成正比,一部学术著作,外加一部小说长卷,都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的最好回报。而他更大的天才还在于,他有惊人的记忆,尤其对历史,他几乎过目不忘,而且对历史年代,历史深处的场景和人物细节,他都能细细道来,好像他就是当时的在场者。这就为他治史的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能。因为史家更多兴趣是关注历史走向,而老郝还关注那些毛绒绒的细节。在文学上,他喜欢追求无法之法,思绪是信马由缰,文字是意到笔到,也就有天马行空的自由驰骋,有时当然会让人觉着枝蔓过多而有失节制,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性情率真,读来别有意趣。在云南文坛,他算是自成一家,别领风骚。
老郝的本事,让跟我同去的司机开了眼界。那天我跟老郝闲聊,随便说起徐霞客在云南的行程,老郝把徐老先生某年某月某日到某地,与某人交谈,写某篇日记,提到某件事情,道得一清二楚。须知,那可是370年前的古人旧事啊,老郝说着,我暗自查对着,居然无误!司机在一边续水,竟然茶已溢出而未察觉,直听得目瞪口呆,以为遇到天人。后来我问他,都是司机,准备学老郝了吗?司机答,我还是就记路吧。治史,写作,经营,老郝都是跟珠江源联系在一起。他生在珠江源,长在珠江源,情系珠江源,梦回珠江源。珠江源,可以说就是他的毕生,就是他的一切。他给自己取了个名号,叫珠源布衣。到目前为止,他写的书,大多也是与珠源有关。在他的南国园,他辟出场所,搞了个“珠源文化陈列馆”,规模虽小,却有心有肠,有情有意。他的这份珠源情结,深到极致。他说,即便是做经营,他也是半做经营半做文化。其实,只要是沾益地界文化的事情,只要是他能插手,他常常是放下经营,二话不说,先做文化。为文化,说他是两肋插刀,可能不仅仅是个形容词。沾益有这样热爱文化又真懂文化的老板,珠江源头有这样深爱珠源又懂得怎样去发扬光大珠源文化的作家,还真是件好事!
从写作《汉族移民入滇史话》到《充军云南》,老郝在珠江源之外,又挖到了一口文学和史学的深井。为挖这口井,他付出的努力,远高于一般作家和史学家。南京柳树湾高石坎,据说那是明代发配充军云南的重要起点。老郝从云南到南京,从南京到云南,沿着这条明洪武年间江南汉民入滇路线图,一次又一次走了不知道多少回。他不断熟悉沿途民风民俗,考察碑文典籍,先治史,再写历史小说,互为依托又相得益彰。结果是,他的三十多万言的《汉族移民入滇史话》一版再版,短短几年,已有三个版本四次印刷,这对于一部纯学术著作而言,不能不说是个很例外的事情。而他的《充军云南》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也一点不让于《汉族移民入滇史话》。老郝文学和史学取得成果的背后,是他超出常人的辛勤努力。如果看一看由他校点的《沾益州志》,就可以知道,这个只读过七年书,而且是在当老板的业余时间里(通常是在深夜),才见缝插针地写作和研究历史的老郝,他更像一个专业研究者,也更像一个专业写作者。
王正恩、唐天马、郝正治……这些老板写作者,如果从时间上简单地看,他们都是在成为老板后,才开始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其实,文学是他们心底始终不灭的一团火,即便在他们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也不曾熄灭过这团火。这团文学之火不仅给他们带去过温暖,为他们照亮过脚下的路,甚至,也为他们的老板事业(说白点就是赚钱吧)带来过诸多便利。说到文学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会说,早期,起步当老板时,也就是言谈举止多点文气,更能感染人一点吧,写个东西更利索一点吧,当然,也显得更能善解人意一点吧(其实是他们把写作中对笔下人物的琢磨,用在了生意场上)。然而正是这一点又一点,成为了他们老板事业的润滑剂,加速助推了他们向前发展。所以,当他们的老板事业有所收成,能稍有闲暇,抽出部分时间回归文学时,他们其实对文学是常怀感恩之心的。老板写作者,他们的人生逻辑顺序通常是:先当老板,再成为写作者——这样的情形在生活中比较多见。而先写作,再“下海”当老板,然后再将主要身心回到写作者中来——这样的情形,在生活中却少之又少。相当一部分先写作而后“下海”者,成功之后绝少回归文学。即便偶尔写作,也是以“票友”身份居多。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还是以具体事例来说话。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位老板写作者吧——
他叫李勃。有人称他为“云南最具才子气质的作家之一”,后弃文从商,成为云南第一家高尔夫球场老总。现定居深圳,为生意在云南和深圳以及更广大的世界游走。在我的记忆中,李勃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以小说在云南文坛崭露头角。他的小说《阿惠》因为别开生面地写最不起眼的小人物曲折命运,被多家刊物转载,在全国引起争议和关注;中篇小说《滹沱河纪事》审视父辈的峥嵘岁月,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兼有乡土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双重特征,更显示出李勃的文学才华。到80年代中期,李勃对文学的理解和追求,在云南,都属于前卫的,具体到创作上,又是扎实而有成效的。而李勃眼下的状态,请看他的博客。他将自己的生活概括为一首小诗:“整理整理旧书稿,敲打敲打新文章,闲有南窗临园坐,一听俊鸟唱花香。”这更像一个有钱人的悠闲优雅精致的生活。文学,本是极其累人的营生,前文人李勃是犯不着跟它死较劲了。
从李勃身上,或许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老板多如过江之鲫的时代,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的由前文人变为现老板的群体中,还会自觉归返写作序列的,却少而又少。照理说,由写作人进而当老板者,人生阅历何其丰富,写作条件何其便利,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如果转身投向写作,是要优于那些依靠面壁虚构、并且还要为五斗米折腰的职业写手的。为什么这一类老板写作者却少而又少呢?一则,非不愿也,是不能也——写作毕竟是个技术含量很高又很累的活计,劳力劳心,投入太多产出太少,哪有当老板尤其是成功之后的老板来得快活轻松?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形——非不能也,是不屑也。在一些老板看来,进入商品时代的写作本身,也已经属于商品的一种,完全可以通过购买商品的方式得到写作的服务,比如,他们即便要写作出版一部自传,也会有人甘愿为之代笔,又何必劳神费力地亲自写作?
我经常进入到李勃的博客里看看,看这个有南窗可以闲坐,好听俊鸟唱花香的家伙,偶而会敲打出什么新文章。还别说,早已经不把写作和发表当回事的李勃,他写着玩儿的一些东西,还真有闲云野鹤云卷云舒的味道。那些散淡而悠远的文字,让人想起,在云南,还有个前文人李勃,让人生出恍若隔世的感觉。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和《四川省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细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四川省总工会拟面向社会公开考试招聘部分工作人员补充到直属事业单位四川工人日报社工作。现将公开考试招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本公告由四川省总工会同时在四川人事考试网[,下同]和四川省总工会网站[),报名时间为2016年5月7日至5月9日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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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省总工会直属事业单位2016年公开考试招聘工作人员岗位和条件要求一览表

2.四川工人日报社公开考试招聘工作人员专业知识笔试《新闻基础知识》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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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综合性报纸。1949年7月15日在北京创刊,是一张以经济宣传为重点的全国性综合性中央级大报,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之两次题写报名。“文化大革命”中于1966年12月31日停刊。1978年10月6日恢复出版。日出对开1张。在北京、上海、武汉、南昌、广州、成都、重庆、昆明、西安、兰州、沈阳、哈尔滨印刷发行。日发行量为220万份(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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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六十余年来《工人日报》的特点和风格,比较明显的是群众性、思想性、战斗性和知识性,而其核心是群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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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分重视结合职工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有的放矢的宣传报道。改革开放以来,更特别要求编辑记者报道和宣传职工群众每个时期议论的热点。

(2)十分注意采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报道形式,尽量多采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形式,让职工群众用较少的时间看到较多的内容,很少采用长篇大论的文章。

(3)强调尽量让群众在报纸上唱主角,多刊用职工群众的来稿、来信和作品,使报纸充满职工的声音,真正办成是群众自己的报纸。

(4)在报纸内容上讲究品种繁多、丰富多彩,以满足全国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不同工种、不同年龄性别、不同兴趣爱好的职工的需要。为此,《工人日报》办有专门的专刊副刊,深受职工群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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