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围困战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发生的一场围城战，进攻方为萧劲光所指挥的东北人民解放军（下称解放军），守城方为郑洞国所指挥的中华民国国军（下称国军）。长春战役是辽沈战役之一部分，解放军占领长春宣告了辽沈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战役自1948年5月23日，解放军对防守长春之国军完成包围，并切断国军空中运输开始，直至10月19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倒戈，新七军投降，解放军进驻长春结束。期间150多天攻方对守方进行了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围困战初期守军严禁居民出城，“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中共军方拒绝一切人员出入城，并进行切实有效的严密封锁行动，围困战后期守城方因粮食不足需优先供给军队将长春居民疏散驱离至城外，“只需出哨卡，不许进哨卡”，解放军在继续围困的同时开辟通道，“紧急收容和救济“在敌我封锁区之间”的难民，由于大量难民出城之前早已粮食断绝，得到救助为时过晚，最终导致十余万至数十万难民饿毙。
长春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以10万解放军围困10万国军。东北解放军意图围城打援，以部分部队进攻长春，吸引沈阳廖耀湘兵团北上救援，然后在途中将廖耀湘兵团围歼。但攻打长春之解放军与守城之国军兵力相当，装备不如国军，而廖耀湘兵团又拒绝北上援救，所以东北解放军始终没决心强攻长春。后解放军决定先攻下锦州，切断东北国军南逃之路，将东北国军滞留在东北战场，逐个消灭，因此主力南下，长春战役形成了围而不攻之局。

国军方面，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后，不信任当地满州军而将原本已编入地方保安部队，接受过日军训练的原满军裁撤，东北国军兵力下降到48万；许多满军因顿时失去生活来源而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大大增加了共产党在东北的实力，此为一大失策。
东北战场成为当时全国五大战场中解放军数量超过国军之战场。国军本着“重点防御”之战略，兵力集中在几个大中城市，而解放军则掌握着铁路沿线和广大农村地区，将国军分割开来，使国军陷于孤立。解放军已逐步掌握战争主动权，攻守态势也随之改变，东北战场进入了解放军攻，国军守之态势。
1948年1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令，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民主联军总部改称东北军区。在东北，解放军与国军之战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经过三年战争（如四平战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1947年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进行中的冬季攻势），在东北已经建立了根据地。共产党通过进行土地改革和宣传工作，并吸收国军裁掉的原满洲国陆军，壮大了军队。东北解放军由抗日战争后之11万人发展到1948年春之153万人（其中野战军70万）。
长春市于吉林省的地理位置

同日，陈诚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2]，声称已完成作战准备，计划分三路向解放军扫荡。当日，国军集中了五个军十多个师的力量，以沈阳为中心，分三路向辽河两岸呈扇形推进。1月6日，解放军夜歼灭沈阳外围公主屯的新五军两个师一万三千余人，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被俘。
在1947年夏秋冬攻势之强大压力下，1947年8月到东北主持军政之陈诚，对东北国军败退，收拾不了局面，萌生退意。1948年1月17日，国军召开军事会议，成立东北剿匪总部，蒋介石委任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2]，郑洞国和范汉杰任副总司令。
1月22日，卫立煌到达沈阳[2]。1月26日解放军攻下新立屯[2]，全歼四十九军二十六师九千余人。1月29日解放军攻下沟帮子[2]；1月30日攻下盘山县。
2月5日，陈诚离开沈阳赴南京。2月6日，解放军占领辽阳县，国军暂五十四师和新五军、新六军留守处共损失一万零七百余人。2月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确立将东北国军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2月19日解放军攻下鞍山市[2]，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一万两千九百余人全部被歼灭，二十五师师长胡晋生被俘。
同日，解放军攻下法库县，撤退之新六军暂六十二师全部七千二百余人被全灭于庆云堡地区。2月25日，驻守营口之国军五十二军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八千八百人，逮捕副军长郑明新，并消灭其余守军三千余人。2月28日解放军攻下开原[2]，歼灭暂三十一师一个团及暂六十二师残部三千四百人。
1948年3月，冬季攻势进入尾声。1948年3月，蒋介石为固守长春组建第一兵团，由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郑洞国兼任。因国军陷于孤立，为免被各个击溃，3月9日，卫立煌命郑洞国指挥驻守永吉县之六十军撤到长春[2]，解放军占领永吉和丰满水电站。3月13日（一说3月15日），经23小时激战，解放军再次攻占战略重镇四平街（三攻四平）[2]，七十军一个整师一万九千三百余人阵亡。
3月15日，冬季攻势结束，国军在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据点，沈阳、长春之补给全靠飞机运输。郑洞国抵长春后，下达了“加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之策。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中央，是东北铁路交通枢纽，具重要战略地位。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首都就设立在此。日占期间，日本关东军在此修筑了许多永久防御工事，国军进驻长春后，又加强了工事。长春有很多永久性碉堡和地堡，市中心建筑和街道都有地下坑道相接，构成核心守备，外围设有宽三米深两米之外壕，有纵射火力及铁丝网、地雷、绊索、鹿砦、陷阱等工事。时长春已是一坚固防御之大城，国民党报纸称长春防御工事“坚冠全国”。
经日本人十四年经营，长春人口已从满洲国成立前15万人，膨胀到70万人（包括日本人14万），长春围困战前，城市居民估计在40万到60万之间。围困战后，居民锐减到17万人。

 
守长春之国军是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代理参谋长杨友梅，下辖有新编第七军和从永吉撤回之第六十军，共计6万人，及地方守备部队4万人，共计约10万人，下辖：新编第七军，蒋介石嫡系部队，美械装备。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下辖3个师：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陈明仁，副师长彭克立，参谋长李性常，下辖 一一二团，一一三团，一一四团3个团。暂编第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参谋长刘大名，下辖3个团。暂编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副师长宁伟，参谋长曾德辉，下辖3个团。第六十军，滇军系部队，军长曾泽生，参谋长徐树民，下辖3个师：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副师长任孝忠，参谋长杨正隆，下辖 五四四团，五四五团，五四六团3个团。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副师长李佐，参谋长杨肇骧，下辖3个团。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副师长欧阳午，参谋长汤启圣，下辖3个团。
长春守军以中央大街（后改称斯大林大街，现名人民大街）为界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归六十军，西半部归新七军，司令部设在中央银行大楼。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并派新七军暂五十六师两个团，控制西门外大房身机场，派六十军一个师防守东郊城防工事外之战略高地。

 
东北人民解放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第一兵团约10万人，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端。第6纵队，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杨国夫、李作鹏，政委赖传珠，参谋长黄一平。下设三个师：第16师，师长李作鹏，副师长王东保，政委张池明，参谋长冯精华。第17师，师长龙书金，副师长李培功，政委徐斌洲，参谋长陈毅斋。第18师，师长阎捷三，副师长黄荣海，政委袁克服，参谋长周明国。第12纵队，司令员钟伟，副司令员熊伯涛，政委袁升平，参谋长王亢。下设三个师：第34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第35师，师长王奎先，副师长李光汉，政委栗在山。第36师，师长沈启贤，副师长郑贵卿，政委王建中，参谋长席庶民。独立第6师，师长邓克明，副师长金宇、马逸飞，政委钟人仿，参谋长刘苏。独立第7师，师长罗华生，副师长程启文、余勋光，政委邱子明，参谋长刘可天。独立第8师，师长王人贵，副师长蔡久，政委邹衍。独立第9师，师长廖仲符，副师长罗文华，政委钟民，参谋长冉泽。独立第10师，师长赵东寰，副师长邓忠仁，政委崔国辉，参谋长王玉峰。独立第11师，师长王效明，副师长李德山，政委宋景华，参谋长康干生。

 
1948年4月18日，中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就打长春进行讨论，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计划从5月中旬开始进行长春战役，用九个纵队攻打长春，以围城打援手段，准备4万人之伤亡，在10-15天内结束战斗。4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攻打长春提议。
5月中旬，解放军在长春东南四五十公里的李家屯成立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后改称第一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此时，解放军已完成对长春合围，一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将长春围住。[3]
随着解放军逼近长春，缩小包围，5月14日，长春守军为保持外围防地和确保机场，以新七军一个半师、六十军一个师，向长春西北出击，进攻小合隆附近之解放军十二纵36师，试图赶走解放军，确保大房身机场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外。19日占领小合隆。24日，解放军为封锁空运粮食，以一纵、六纵、十二纵三十四师、三十五师、独立第7、10师，奔袭小合隆和大房身机场，歼灭驻守机场之新七军暂五十六师两个团约六千余人，俘获暂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郑洞国命出击部队速回，解放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长春守军与沈阳空中运输遂中断，解放军损失两千余人。
基于长春城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关东军司令部驻地被苦心经营多年，工事甚好且外有援兵，5月29日，林彪发电中央军委：“……24日战斗结束以后，连日我们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讨论，又照顾个纵、师首长对长春所表示的信心并不甚高”，建议以部分兵力围长春，主力转至外线。5月30日，林彪召集东北局、东北军区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围困方针，并决定了围困及严密封锁长春之部署。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部署。6月1日，林彪签发“东总”电：
五月三十日决定围困及严密封锁长春之部署：

（一）使用独立师以营为单位，接近长春周围近郊，堵塞一切大小道路，在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炮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勾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六）城南、城东归六纵，城北、城西归一纵，炮兵由炮司派归一、六纵指挥。
（七）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团围困长春成绩不大，未看成严重战斗任务，无周密计划和部署，应该改正，要使长春成为死城[4]。
6月5日中共东北局林罗刘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三个作战方案提出对长春采取长时间围城打援，先消灭援敌，然后攻城。时间准备两个月至四个月，可以有把握歼灭敌人与拿长春。建议采用第三作战方案。中共东北局首长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6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林罗刘提出之第三方案。
6月15日至20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在吉林召开野战军师级以上干部会议（吉林会议），决定把攻打长春改为长困久围，并宣布由第一兵团司令萧劲光政委肖华指挥新成立十二纵（由北满独立第2、4师和西满独立第5师组成）和六个独立师担任围城任务。
6月22日前，解放军完成围城部署，六纵十八师，十二纵三十四师、三十五师和独立第6、7、8、9、10师、进入指定位置，第一道包围分东西两个地方队，独立第6、8、9师为东地区队，六纵十八师为其机动部队；独立第7、10师为西地区队，十二纵三十四师、三十五师作为机动部队，布在城西和西南守军主要突围方向，余部组成第二道包围。完成以长春为中心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封锁，禁止粮食和蔬菜、燃料、牛马和等运入封锁圈。在解放军封锁圈和国军哨卡间形成中间地带。
在执行对长春全面性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同时，解放军也进行政治攻势和对上级军官策反。6月28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会后政治攻势迅速展开，阵地喊话，发宣传单，利用投诚和被俘之国军官兵及其家属向城内喊话，针对属于滇系之六十军上级军官进行工作，派长期做滇军工作之云南人刘浩，和原六十军副官长兼特务营长杨滨主持东北军区联络部前方办事处之工作。在梅河口战斗中被俘之六十军一八四师团长张炳昌和李峥先送回做工作；在海城投共之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利用各种关系给六十军上层军官写信；刘浩也曾化妆秘密进入长春做上层工作；六十军中以孙公达为负责人的地下党组织也积极活动，发展地下党员。这些政治攻势和策反活动为后来六十军投共奠定基础。
在5月底机场失守后，国军长春守军粮食供应只能靠空投。据当时美联社分析，一天要出动四十架次飞机才能满足需要。由于空投飞机受到解放军炮兵和高射机枪射击，常常来不及空投就逃跑，或在高空乱投，不能投入城内。六月底，郑洞国组织了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并颁布《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规定市民自留口粮数量只许维持3个月，其余按限定价格卖给市政府以保证守军需求，否则一旦查获将没收粮食并严惩。守军在城内抢夺民粮。到了夏天，市区居民出现粮荒，留有存粮之居民不敢“光明正大”举炊，有不少人因此病饿死亡。由于城内粮食极度缺乏，加上有人投机倒把，城内粮价飞涨，从几元一斤涨至一万元一斤。中央银行长春分行不得已发行本票，面值由几十万一张发展到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一张。
6月28日，长春大批饥民到康德会馆后院粮库，冲破警戒，抢粮充饥。国军和警察开枪弹压，造成多人死亡。解放军方面四野第一兵团政委肖华就下令“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负担。”
7月19日，卫立煌命郑洞国守长春，牵制共军大批主力南下。最初，长春守军还禁止居民出城。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5]以及从8月1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哨卡，不准进哨卡，将大量居民疏散出城，以降低市内粮食消耗。
7月20日，中共东北局讨论认为攻打长春一举全歼守军没有把握，应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为好，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22日，中央军委回电赞同。
8月4日至6日，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曾讨论从东北撤退，固守华中之部署，但因失去东北在国内外影响太大，故未果。
8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作出《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决定成立处理难民委员会，开始紧急收容和救济“在敌我封锁区之间”“为数八万余人”的难民。[6]
《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1948年8月14日）

8月16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召开军事工作会议，根据指示，缩小包围圈，进一步围困守军，第一兵团司令部也向前移动到距长春十公里德四家子村。
8月1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东北野战军。
9月9日，罗荣桓起草，并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总结了长春围城以来的各方面工作情况：[7]
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1948年9月9日）

9月11日，鉴于两道封锁线之间的难民给围城工作造成一定困难，且城内居民并未如预期在长围后发生暴动，解放军东北军区给第一兵团发出《关于开放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的指示，对长春难民一律放行。该电文称：[10]
《关于开放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1948年9月11日）

9月12日，解放军向义县、滦县一线国军发起攻击[2]，辽沈战役正式打响。9月底解放军主力挥师南下北宁线，六纵、十二纵也奉命调往通江口、开原一线，只有独立第6、7、8、9、10师和后调来的独立第11师六个师，以及地方部队继续围困长春。
自6月25日至9月底，一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解放军歼灭国军约3000人，13,500多国军士兵向解放军投降。解放军在外围战斗中仅有400余人伤亡。
围城期间，全市中小工厂设备大部被破坏。全市房屋30%被拆毁，输电设备33%被拉走，供水设备70%被破坏。国共双方在城外城里掩埋尸体12万左右。[11]

 
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蒋认为解放军主力南下，围困长春力量空虚，因此命郑洞国趁机率部突围。10月4日下午，郑洞国与曾泽生通话，要六十军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10月7日至8日，郑洞国集中新三十八师等两个师组织了一次试探性突围攻击，攻击长春以西的大房身机场方向独立第6师阵地，受到解放军阻击。[12]
10月14日，解放军向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最终攻占锦州，锦州国军10万余人全数被歼，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被俘[2]。锦州被共军占领后，使东北国军从陆路撤退的道路切断，东北战场形势剧变。同日，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派张秉昌、李峥先带着六十军联名信与解放军接洽，联名信由白肇学亲自书写，信中提出11条需要回答的事，曾泽生、白肇学、陇耀三人在信上签名。当晚二人来到位于穷岗子的东北军区前方办事处。 [13]
10月15日，蒋介石亲抵沈阳，向长春守军总司令郑洞国空投手令，命其率六十军，新七军立即突围，“如违命令，将以军法严惩，绝不宽贷”。[14]中午，张秉昌、李峥先带来的联名信被送到兵团政治部刘浩处，刘浩向兵团司令部报告，当时兵团司令部得到长春守军有可能突围的情报，因此一些领导怀疑六十军此举可能是假借“起义”之名进行突围。17时，刘浩赴兵团司令部当面汇报。夜，刘浩向兵团首长萧劲光，肖华等人汇报，刘浩认为六十军当前投共是可能的。经过讨论，兵团总司令萧劲光同意刘浩的意见，指出如果六十军企图突围，就消灭它。[13]
10月16日上午，刘浩与解方、潘朔端到穷岗子与张秉昌和李峥先见面，表示欢迎“起义”并提出五点意见[13]。中午，郑洞国通知曾泽生到兵团司令部开会，讨论向沈阳方向突围的计划，决定17日拂晓突围。下午，刘浩派车送张秉昌和李峥先回到六十军暂二十一师阵地，请曾泽生派正式代表出城商谈“起义”事宜。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回到六十军军部，带回共军承诺。得到共军承诺后，曾泽生给暂二十一师营以上军官讲话，二十一师全师赞成投共，曾泽生宣布六十军投共，暂二十一师向新七军布防。又来到一八二师通知其投共消息。晚8点，一八二师向新七军布防。11点，曾泽生通知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及其三个团长开会，扣留李嵩及三个团长，并命其向五十二师副师长和三个副团长要求服从命令，拥护投共。夜，曾泽生派暂二十一师副师长李佐，一八二师副师长任孝忠为正式代表携带蒋介石15日空投的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商定投共计划。[13]
10月17日凌晨一点，六十军指挥所搬到五四七团团部，派人送信通知郑洞国准备投共。上午刘浩与李佐、任孝忠到五四七团团部，中午，曾泽生与刘浩会面商量投共后的事宜，下午3时，刘浩与曾泽生出城，会见唐天际、潘朔端，商定防务交接，包括交接防地时间、口令、办法，约定凌晨四时前完成交接[13]。商定后刘浩与曾泽生回长春布置计划。17时通电投共。夜，接防部队解放军独立第6、8、9师入城接收东半部防区，12点，六十军撤出防区开往九台。六十军三个师共26000余人投共。[2]
10月17日夜，曾泽生接通郑洞国电话，并由刘浩与郑洞国通话，敦促其放下武器。
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以黄埔旧谊敦促他“起义”，写道“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15]。晚11时，新七军李鸿派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新七军军部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副处长杨天挺，副官处副处长杨振汉，暂第六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祥伯等人为代表，与解放军第一兵团参谋长解方商洽投共，达成协议。
10月19日清晨，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面见郑洞国，报告已经准备投共[12]。上午10时，新七军放下武器，解放军接收西半部防区。至此，长春全部被解放军占领，只有郑洞国兵团总部机关和特务团固守中央银行大楼[3][12]。解放军没有采取武力攻占，郑洞国部下（一说杨友梅）与解放军联络[12]，提出“抵抗”一二日后再投降。
10月20日晚11时，郑洞国向蒋中正总统发出诀别电报[12]。10月21日凌晨4时，在一阵朝天开枪后，兵团总部举白旗投降。

 
1948年10月15日，《西京日报》报道了长春围城后难民凄惨情形：
（本报沈阳一日航讯）据由长春逃沈者谈：长春正如浪花冲击之孤岛，坚持屹立。自五月二十四日残共与蒙古，朝鲜，联合武力在长春周围加强围攻，机场失守，飞机不能降落，市内米价遂告上升。民众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树皮来充饥，一边卖去箱底，换取米粮，豆饼，酒糟一类的东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树皮之类，原非人食，食之不仅有碍营养，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与胃肠炎，广泛发生，身体日渐瘦弱，蓬发污面，终至相继倒毙僻巷颓垣，陋室沟壑之间。长春人正在如此扮演着空前未有的惨剧中的主角。
国军亦有搜刮居民粮食。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表示：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宋占林表示：逃进城的地主富农也饿不死，他们组织保安队，老百姓叫“胡子队”。国民党不发粮饷，（他们）吃穿全靠抢。居民李素娥表示：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 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16]
城内部分国军军官和食物充足的人刮起“临时夫人热”，用食物换女人。张正隆写道：“疯狂的士兵在居民区打劫粮食和女色，不时引动一阵喧闹。兵团部政训处长杨天挺，奔60的人了，搞了个17岁的少女。”[17]
时任中华民国长春市市长的尚传道后来谈到妻子时说：“困守长春的两个月，我做了对不起她的事。”[16]
市长尚传道回忆说：“新七军三个师囤积的粮食，可以维持过冬。第六十军则比较困难，到十月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但也没有听说饿死士兵的事。”[18]
2006年6月4日吉林省的《新文化报》报道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的工地发现大量骨骸[19]：
(本报讯) 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4天，怎么也有几千具！”2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的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

围城的共产党方面组织严重缺粮、断粮的市民向政府当局抗议，有的甚至冒生命危险去夺取国民党空投给长春守军的粮食。

 
中共7月20日提出了“不再饿死一个人”的救急救命的口号。救济原则：首先救命，推动生产。要先救急、后救缓。先救将死，后救不死。先救有病，后救无病。先贫后富[20]。
在此基础上，针对难民食宿、救急和遣散事宜，中共又做了针对性的部署。并于1948年8月14日发布了《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为解决好从长春投奔到中共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专门成立了组织处理难民委员会，在长春、九台、德惠、伊通、双阳、永吉、磐石、舒兰、蛟河、桦甸10个地方接收难民。每个接待站都设有粥锅，终日炊烟不断。[21]。

 长春围困战造成很多平民由于经济封锁得不到粮食而饿死，具体饿死饥民数目存在争议。死亡人数也一直是个谜团。日本方面估计饿死二十万人左右，当时人在城中的前国军少将，1975年被共产党释放的国军战犯段克文在回忆录中估计饿死了16万人[22]。龙应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认为，饿死人数约有10-65万人。[23]国民党《中央日报》10月24日报道称城外“尸骨不下十五万具”[16]原国民政府长春市长尚传道回忆”[24]，称：“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16]

 国民政府方面认为，解放军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应为这一问题负责。共产党方面则认为，造成大量平民饿死是国军不肯放粮给城内市民所致。纽约时报与历史学家冯客教授等都引用林彪签发的“东总”电，“要使长春成为死城”。[25][26][27]纽约时报认为林彪的命令导致中间地带饿死人。[25]冯客认为这是中共精心算计的恐怖手段与系统化暴力的一个例子，造成的结果是几个月后，北京等地因为不想被同样长期围困而饿死，不战而降。[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