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金融“活水”灌溉田间地头,兴义市鸿鑫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实施的农业产业项目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已成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共识。面对绿色发展带来的经济机遇,贵州不甘落后,近年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以新理念为指引加快农业发展,加速农民脱贫,打造农村改革新样板。

　　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产业以“绿”为底色诠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然而,产业要跨越提速,仅绿水青山为羽翼还不够,贵州农业要迎来新一轮的春华秋实,要破题与全省经济的良性互动,必然离不开强大的金融供给支持。

　　“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农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金融支持。”省农委深刻意识到,恰逢贵州金融发展生机勃勃的当下,金融支农必将大有可为、大有所为,通过政策支撑、服务体系、金融模式的不断创新、探索与实践,着力引导金融资源向脱贫攻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乡村振兴集聚,为贵州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在纳雍县骔岭镇海拔将近两千米的高山上,贵州雾翠茗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这里种下6800多亩生态有机茶。为了给茶树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公司法人谭正义想投入一笔资金用于茶园改造。可是,摆在眼前的问题来了,资金出现的缺口比较大。

“这几年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不仅增加了茶园种植面积,还养殖了2300头市场叫卖的糯谷猪。”谭正义盘算着不仅需要改造费,加上养殖费预计共需投入610万元,而手头仅有的210万元显得捉襟见肘。正如理想被现实绑住了手脚,当他开始犹豫还要不要追加投入时,一剂金融支农良方让谭正义吃下定心丸,安心地撸起袖子干事业。

幸运的降临。省农委支持毕节市实施的“六位一体”运作模式——“农保贷”金融支农模式,解决了其400万元资金缺口,同时大大降低贷款利率,实实在在地助他扩大了生产规模。

聚焦这一创新模式,通过“政府+投融资服务中心+金融机构+担保(保险)公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搭建金融支农服务体系,推动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由省农委和毕节市筹措1700万元资金作为风险保障金,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本投资农业,提高财政支农资金滚动放大使用效果,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提供支农贷款,并在额度、利率、期限等要素方面给予最大优惠。

放大到省级层面,省农委在推进金融支农创新工作中,着力研究“三农”领域“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的根本原因,以“政府+保险+担保+银行”合作的风险分担机制、“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形成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村“三变”改革激发的活力机制为要素,搭建了金融支农体系的雏形,强化“以保促农、以融促产”两项任务,开创了我省金融支农服务创新的春天。

近年来,省农委通过竞争立项,连续6年获得农业农村部金融支农服务创新试点项目支持,先后探索“政府+银行+保险”、“政府+银行+担保”的风险分担融资试点,与农产品目标价格指数、气象指数挂钩的地方特色农业保险试点,保险与信贷联动的“农保贷”试点,以订单为授信依据的“订单助农贷”试点,金融支农产品在各类试点的创新开展下百花齐放。

“资金是一个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也是持续推动力。”兴义市鸿鑫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回想起去年通过“支农融资平台”获得的280万元融资,就像一场及时雨,解“渴”融资难。

从中不难瞥见,“支农融资”平台及产品,化解了很多涉农企业因体量小,且不能提供有效抵质押物,而难以在银行获得贷款的尴尬困境。不仅如此,省农委作为产业扶贫的牵头部门,通过创新资金使用方式开发金融支农产品,运用担保贴息、保费补贴、风险补偿等措施,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进行投资。

我省诸如“三变贷”农户贷款,提供在产业发展、项目参与等方面的信贷资金需求,在一年多时间里支持了19万多农户及贫困户参与贵州农村“三变”改革,贷款余额117亿元；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覆盖贵州10个试点县区,有效激活农村沉睡资源,支持了4968户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余额10.62亿元。

此外,通过险资直投累计为贵州农业产业提供支农融资放款7271万元,项目覆盖全省9个市(州)。惠农e贷相继开发出政府增信e贷、香猪e贷、椒农e贷、都匀毛尖e贷等产品,预授信金额67.79亿元,已发放贷款15399笔、金额10.52亿元。

把气温对茶叶减产程度指数化,保险合同以这种指数为基础,当指数达到一定水平并对茶叶造成一定影响时,投保人就可以获得相应标准的赔偿。这是我省在开展以保促农中开发的地方特色农业险种,也是全国首例采用保险指数模型实施的农业保险项目——贵州山地茶叶气象指数保险。

通过贵阳市试点区域的21家茶园参保,基于地面观测数据、GIS技术、卫星遥感技术等应用对比分析,在今年“倒春寒”期间,为2.5万亩茶叶构建2761万元风险保障,赔付支出333万元,保障了茶农的再生产能力。此外,麻羊、小香鸡、甘蔗、脐橙目标价格保险,猕猴桃收益保险,作物、水稻制种保险,刺梨、蓝莓等种植保险均在省内成功开办。

不仅有大胆创新,在机制上还将蔬菜种植、家禽养殖业纳入省级财政保费补贴范围,对建档立卡的贫困种养户,省级财政承担70%,市、县级财政各承担10%,种养户自行承担10%,也从切块到县的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缴纳。按照“扩面、增品、提标”原则,贵州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2011年的918万元,上升到2017年的8.26亿元,年均增速居全国第一；范围扩大到697.91万户次农户和各类农业生产组织,构建风险保障1076.95亿元；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开办品种达到40个,基本覆盖全省农业特色优势产业。

我省在探索金融支农的路上敢想敢做,有勇有谋,全方位服务“三农”发展。除了有以保促农而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农业保险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规范使用农产品名称目录,统一贵州省农业保险承保、理赔、保费补贴等数据口径和标准；更有以融促产而将保底收购订单作为银行授信依据,将完成2.1亿元以上的订单融资,新增保供蔬菜基地3万亩,新增生猪出栏18万头,带动1万名以上农民参与发展。

建机制、搭平台、强保障。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物联网、区块链技术的支撑下,如今我省金融支农服务水平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全面提升。时光荏苒,金融一点一滴,灌溉着我省农业产业一步一步向新的春天前行。从挑战到机遇、从被动到主动,从现在开始,贵州金融支农迈进蝶变时刻。（徐雅妮　蔡林钋　龙显静　刘力维）

　　编者按：日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特别要加快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农民贷款到底有多难？制约农民贷款的瓶颈在哪儿？日前，记者深入走访湖北农村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

　　农村资金流失严重，农民贷款难上加难

　　武汉汉南区的农民张还喜最近很沮丧，因为他贷款的事儿“黄”了。

　　去年9月，他计划承包几亩鱼池养水产。但向亲朋好友东凑西借，仍缺10万多元，于是他去银行、信用社跑贷款。“贷款太难了，我前后跑了十几趟了，二十多天，都是碰钉子，不是说手续不全，就是说银行没资金，贷不到钱，最终错过了买苗、承包鱼塘的时机。”

　　为贷款发愁的还有湖北省房县贩运土豆的农民蔡炜。“要是当初能贷到钱，现在也许就不卖鲜土豆，而是开加工厂生产土豆粉丝了。”说到了贷款的困难，他心里依然犯怵。

　　2010年8月，蔡炜看到了加工土豆的商机，于是便找到了当地的银行想贷款，但都被银行拒绝了。“银行说一户最多能借到5万元的信用贷款，超过部分必须提供贷款抵押。”而按照政策，他拥有的农村的房产、承包田等资产均不能正常评估、抵押。“可是5万元怎么够？一个土豆基地加上一个配套粉丝加工厂投资至少得100多万元，资金缺口几十万元。”蔡炜郁闷道。

　　记者调查发现，农民贷款难已经成为广大农村的普遍现象。数据显示，湖北省的县域存贷比为40.2%，最低的甚至仅为11.3%。也就是说，在农村地区，只有四成甚至一成左右的当地存款转化为贷款服务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其余的绝大部分资金没有留在农村。

　　“这一现象归根到底说明农村的金融服务存在问题。县域的存款只有1/3用在了‘三农’上，剩余大部分资金都流出农村、县域。而且现在农村金融网点少，农民要跑到县城去，贷款不方便。”湖北省委财办副主任吕江文说。县域贷款存款比例非常低，导致农民急需资金发展的时候，贷款困难、手续繁琐。

　　银行和中介机构对农民贷款非常谨慎

　　“一般情况的话，我们确实不愿意贷款给农民，原因很复杂。毕竟农业是靠天吃饭，而且我们对农民的还贷能力有怀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业银行经理说。

　　“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都太大了。”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一位负责人深表同感，“举例来说，去年大旱让很多地区粮食、鱼虾大量减产，不少农民没赚到钱，根本还不上贷款。还有湖北天门的花菜、秭归的脐橙严重滞销，农行、信用社贷出钱去肯定又要打水漂。所以很多金融机构对待农民的贷款申请都会非常谨慎。”

　　据了解，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长期低迷，风险保障水平很低，农民在遭遇自然灾害后，大都自负亏损，除了国家补贴外，往往没有其他的收入。

　　吉林农业大学的农村金融博士李景波表示，即便风调雨顺，贷款给农民也多少有点“划不来”。“农业投资周期比较长，资金周转比较慢，而且农业资本使用率比较低，比如耕耘机、收割机、脱粒机等设备，专用性比较强，单位成本却很高。由于涉农金融机构针对农民发放的大部分都是信用贷款，一旦出现市场风险，很难有第二还款来源。”李景波说。

　　湖北老河口市李楼镇春雨苗木果品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唐少东认为，农民贷款季节性比较强，而且贷款周期通常为一年，规律性的贷款规模加上潜在的风险，使得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收益高、稳定的客户，而不是农民。因此银行提高了门槛、拉长了办理时间、尽量把手续设计得极其繁琐，让农民知难而退。

　　“农民贷款一般数额偏小，担保、登记过户的成本却是固定的，所以很多担保、中介机构都不愿意参与涉农贷款业务。”武汉大学农村金融研究者李斌说。

　　相对于城市工商业而言，农村地区是信用缺失的重灾区。农村个人信用档案尚不健全，记录系统尚不完善，部分农户、涉农企业缺乏诚信意识，仍然存在故意逃债的现象。一些银行、信用社因为害怕产生不良贷款，尽量拒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申请。 

　　农村金融机构“偏农离农”，成为农村资金的“抽水机”

　　记者调查发现，除农户抵押物不足外，农村资金外流和农村信贷资金不足是贷款难的主要因素。

　　目前在农村，提供信贷服务的金融机构有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信用合作社、新组建的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在部分地区试点开办的村镇银行。此外，大量依靠民间借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分别代表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三种类型。2006年底开放农村金融市场以后，进入门槛的降低使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主体日益多元化。而随着新农村建设和金融改革的深化，各地区相继出现了村镇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这些农村正规金融似乎都不自觉地遵循着‘偏农离农’的路径。比如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只是简单地把并不丰富的农村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而对农村则缺乏支持。”华中农业大学陶建平教授说。

　　目前，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主要供给单位是农村发展银行。而事实上，它只是将业务重点放在了粮棉油收购方面，真正供给“三农”的信贷资金数量很少，农业发展银行在县域以下并没有网点。

　　而国有商业银行方面，特别是农业银行，一方面提高了贷款的门槛，一方面撤销合并了县以及县以下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纷纷将信贷业务转向了城市。4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网点陆续从县域撤并，从业人员逐渐精简，部分农村金融机构也将信贷业务转向城市。数据显示，2007年末，全国县域金融机构的网点数为12.4万个，比2004年减少9811个。

　　比如湖北荆州，农行2003年在该市96个行政乡镇的营业网点覆盖率为100%，而2009年已锐减至41.67%，只有40个，一半以上的乡镇网点被撤销、合并。很多农区、贫困地区的乡镇， 除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外基本没有其他金融机构网点。农民和中小企业贷款难、担保难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农村信用社采用的商业化经营模式将从农村市场吸收的资金，向收益较高的或非农部门流动，有贷款需求的农户和农村微型企业则难以得到金融支持。本来就资金匮乏的农村地区，反而资金外流严重。2010年末，全国县域贷款余额12.3万亿元，在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占比为2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