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金融海啸十年后，纽约重生
旭日冉冉升起，在日光照射下，纽约曼哈顿鳞次栉比的摩天高楼，辉映出耀眼的光芒。
距离2008金融海啸已过十年的此刻，在曼哈顿天际线下，出现了一群不用穿套装、西装上班的“金融科技新贵”。他们不在传统的华尔街上班，但做的是金融相关业务，与华尔街人士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用看盘或交易，工作主要是写程序。
“这是一份很有挑战性的工作！”1990年出生、戴着粗框眼镜、有张圆圆笑脸的郑季如，原本在有百年历史的麦格罗希尔教育集团（McGraw-Hill Education）担任资料分析师。她厌倦大公司的稳定与繁文褥节，决定来到时下最夯的金融新创公司闯荡。“这领域很新，但感觉有无限发展空间，”目前是PeerIQ资深软件工程师的她对《商业周刊/中文版》形容，就像她几年前买的比特币，买的时候没有太多人看重，现在价值已经激增百倍。
纽约，是世界金融之都。纽约证交所所在的华尔街，早是金融与投资的代名词，更是“金融科技”(Fintech)一词的发源地。“纽约金融科技是在2008年金融风暴压力下应运而生的，”JP Morgan副总裁吕伟诚表示，2008年金融风暴让美国大银行大举裁员止血，一方面用科技加快自动化整合脚步；另一方面，许多被裁的员工则投入创业，希望用更创新的方式处理投资风险。
到了2014年，这些人才、资金、与技术的投入逐渐酝酿成熟，Digital Asset Holdings、Betterment等备受瞩目的纽约金融科技公司才大举浮出台面。同时，提供自动化投资服务平台、估值7亿美元的Betterment；为美国、加拿大700个小企业提供超过2000万美元贷款的Ondeck；以及被西北相互人寿保险公司(Northwestern Mutual) 以 2.5亿美元收购的财务规划公司LearnVest，也都位于纽约。根据咨询公司埃森哲的统计，纽约金融科技公司吸引的风险投资总额由2010年的2.2亿美元，激增到2016年的24亿美元，成长超过十倍。
PeerIQ所处的区域，正是纽约金融科技最密集的“硅巷”(Silicon Alley)。硅巷位于纽约曼哈顿23街、第五大道、与百老汇大道之间的熨斗大楼街区(Flatiron District)，是纽约科技新创公司最蓬勃发展的地方，其中尤以金融科技、新媒体、广告等为大宗。然而金融科技新创公司版图分布并不局限于此，从曼哈顿、皇后区、布鲁克林，到邻近的新泽西，都不乏新窜起的金融科技公司。
“作为领先全球的金融中心，纽约拥有规模最大最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勤业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全球金融科技中心评估报告》(Connecting Global FinTech: Hub Review)指出，华尔街拥有最大的投资资本，也最需要金融科技带来创新。纽约汇聚最优秀的技术和工程人才，金融科技生态系统充满活力且资金丰沛，而其所服务的市场就在一步之遥，因此成为全美第一的金融科技中心。
根据国际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金融科技指的是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举凡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比特币、云端运算等技术创新，应用在金融上都可称之为金融科技，包括财富管理、P2P借贷、支付、保险、虚拟货币、交易结算等领域都因此出现大量金融科技公司。人们耳熟能详的Apple Pay、手机转账的Venom、免交易费股票交易App Robinhood、做机器人理财的Betterment都是代表。如今，金融科技因为P2P网络借贷、比特币、区块链等热门议题成为新闻焦点，从美洲、欧洲到亚洲，几乎人人都在谈论金融科技。
虽然金融科技风行全球，美国无疑仍是行业的投资中心。KPMG和CB Insight联合发表的《金融科技脉冲报告》(The Pulse of Fintech Report)显示，2016年全球250亿美元金融科技投资总额中，美国占54％，金额达135亿美元。硅谷独立智库CB Insights发布的全球金融科技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纽约金融科技交易数目连续两个季度直线上升，金融科技交易活动比2016年第四季度上升26%。
另外，根据《全球金融科技中心评估报告》排名，全球最佳的21个金融科技中心，纽约居全美之首，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伦敦及新加坡。
华尔街的金融环境，加上金融风暴的刺激，让纽约孕育出的金融新创机构与硅谷、中国、或伦敦的类型截然不同。纽约金融科技做的大多是面向金融机构的B2B生意，相较之下，硅谷、中国做的大多是面对消费者的B2C生意，伦敦、新加坡则是以资产管理为大宗。
“因为运营成本与华尔街文化的影响，纽约的金融科技公司多会在商品化与前瞻研发之间取得一个比较务实的平衡。”专门投资区块链团队的源铂资本创办人胡一天说。
有双眯眯眼的胡一天在哥大研究所专攻金融工程，并在纽约与香港分别从事价值投资与杠杆收购融资的工作，多年来持续关注金融业的科技化。他对于比特币与区块链尤其感兴趣，于是在2014年筹组源铂资本，至今投资了十二个项目。
此外，“纽约很多金融新创公司目标明确，就是‘以科技解决金融问题’，但硅谷则是先有技术，再去想产业的哪些环节可以颠覆，”纽约市立大学约克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许竣斌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许多纽约金融新创企业的终极目标，不是像硅谷公司一样企图颠覆产业，而是做这些金融巨头的生意，或是被传统金融巨头投资或并购。
典型金融科技公司代表RiskVal
比如位于纽约最精华的33街的RiskVal，就是典型B2B金融科技公司的代表。“我们协助处理的交易，最小是从100万美元起跳，客户都是世界级大银行，”金融科技公司RiskVal Financial Solutions创办人胡国琳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RiskVal做的是交易风险管理的生意，利用精准的数学模型，协助客户避险。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和瑞士银行等金融集团都是它的客户。
“做利率交易的全球百大银行中，有超过30％采用我们的产品，目前客户遍布全球主要金融重镇。”胡国琳自豪地说。新竹清华大学数学系、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研究所毕业的他来自台湾，拥有健康肤色、笑容朴实。他被媒体评为纽约最有潜力的50名CEO之一，但说话诚垦谦和、没有丝毫骄气。
RiskVal办公室位于的33街寸土寸金，但每位员工的座位都非常宽敞。大片透明玻璃窗外，就是纽约最热闹的先锋广场（Herald Square）。全办公室采用高科技感应灯，只要室内没有活动就会自动熄灭节能。
RiskVal公司办公室里，技术工程师比金融分析师还多
“纽约充满了机会与贵人，”胡国琳受访当天穿着休闲的POLO衫，与一般金融界西装笔挺的老板很不一样。研究所一毕业，胡国琳就顺利进入投资公司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 Inc.），从一开始单纯的IT人员，逐渐接触金融，进而进入交易室自营部。利用他的数学专才建立分析模型，协助风险计算。“虽然部门只有25人，但内部高手如云，”胡国琳回忆。当时这个25人的部门，为这个9000人的公司贡献了将近一半的营收。工作薪水优渥，也能发挥他的专长。
但1997年所罗门兄弟被旅行者集团（现属花旗集团）并购，胡国琳的职业生涯受到极大挑战，也萌生创业的念头。“每家银行在投资上都有避险的需求，但大家都各做各的，耗时费力成效不彰。如果能有一套ASP投资避险软件帮所有银行解决这个问题，一定有很大市场。”胡国琳思忖。
凭借着金融科技的专长，胡国琳决定离开组织，一边当独立工程师接案，一边执行自己的创业计划，并于2001年创立RiskVal。因为纽约人脉与金融业需求，让他很快接到当地大银行一个长达三年的项目，免除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并培育了第一批财务金融工程师，成为日后 RiskVal 的班底。
由于自己的创业与接案内容有部分相似，但使用者迥异。经过三年反复实务修正与调整，客户的案子完成，RiskVal第一套ASP交易风险管理系统也正式上线。
由于RiskVal有效运用云端运算、数据采矿、量化分析等工具，得以有效协助客户做套利交易、实时交易、投资组织者与风险控管，不但获得Waters Ranking 2016 & 2017 年度最佳风险技术奖，规模也得以大幅扩张。
2013年成立、办公室邻近麦迪逊广场（Madison Square Park）的Orchard Platform，做的也是纯B2B生意。“我们就像网络借贷市场的数据整合者，目标客户是想要投资P2P网贷市场的对冲基金和机构投资者，”33岁、身材高大的Orchard Platform共同创办人Matt Burton说，在低利率时代，P2P贷款已经成为新的投资工具，以及金融新创公司的机会。
他语调优缓地说，纽约最大的优势就是地利之便，能够第一时间与投资人、合作伙伴交流。而纽约也像个吸铁，汇集各方人才，比方Orchard三位创办人中，来自得州圣安东尼奥的Burton原本从事广告分析、Jonathan Kelfer是Google软件工程师、David Snitkof则是花旗银行业务副总裁，三人虽然背景不同，但能碰撞出大量火花。
Orchard Platform在短短三四年飞速成长，不仅进入《福布斯》Fintech50强榜单，员工人数也激增至五十人。“每个月都在扩张。”Matt Burton露出雪白牙齿笑着说，下次访问他时，员工人数肯定比现在倍数成长。
纽约成为全美金融科技之都，与华尔街悠久的历史密不可分。作为世界金融之都，全美最大金融集团总部几乎都汇聚于此。紧密且活跃的产业聚落不仅培养大量金融人才，也聚集大量金融科技的用户与客户。
“纽约拥有最多既懂金融又懂科技的人才，”在纽约工作多年、拥有工程师与投资银行分析师双重背景的肇水含观察表示，良好的金融科技产品必须仰仗创业者对于既有银行产品、投资原则、顾客行为、法规、现金流模式的了解，只有工程专才并不足够。“这让纽约得以源源孕育诸多金融科技公司，”她说。
然而，“传统”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IDF)在观察美国金融科技环境后，直指美国发展金融科技的条件并不优。他们出版的《美国金融科技考察报告》指出，美国监管部门在牌照发放和业务操作方面控管严格，网贷机构需要从不同的州获得各自的执业牌照，提高了经营的成本。公平信贷(fair lending)条款更限制了金融科技公司利用大数据说明信贷决策的空间。此外，来自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也非常大。
不过，“发达的传统金融环境，在压缩金融科技业务空间的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标杆与平台优势。”这份报告也指出，金融机构的监管与评级实质上起到了对网贷公司自身监管的作用，提高了透明度，降低了风险，保证参与人的利益。明确的市场环境，使创业公司可以寻找成熟产业中可简化的环节，进行针对性的创新，并及时对接成熟的市场与资金，降低创业的难度。同时对部分创业项目夸大，资本疯狂追捧、恶性循环的势头有所抑制。
另一方面，美国三大征信局和 FICO等征信系统让美国的金融科技公司得以大规模获客，取得全面资料，并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标尺。“美国金融科技发展值得中国借鉴的一点就是，相比中国几百个平台，上千种信贷产品，美国产品的高度标准化，在吸引机构投资、保护出借人利益与便利监管上有强大的优势。”《美国金融科技考察报告》指出，如果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丰富的征信系统，实现大数据的标准化，无疑对进一步的资产标准化有强大的支撑作用。
相对于中国商业机构滥用个人、企业资料，美国则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十分重视。“美国公司审慎使用社交数据、不使用隐私数据，一方面是严刑峻法监管在前，另一方面则是征信系统提供了可用的基本数据，”《美国金融科技考察报告》不讳言，中国在目前行业发展的情况下，需要尽快确立正规化的收集、管理、授权及使用数据的规则及监管机制，才是打击数据黑市，完善数据使用的方法。
除了金融业长久坚实的基础，金融科技新创蓬勃，也是因为纽约拥有完整的创业生态圈—从创投资金、创业社群、天使投资人，到人才一应俱全。
“纽约的新创氛围蓬勃。活跃的创业社群打造了勇于创新的生态系统，”勤业众信(Deloitte LLP)纽约管理合伙人Steve Gallucci表示，在勤业众信统计北美增长最快的五百家科技公司(Fast 500)榜单上，纽约就占了79家，数量之多仅次于硅谷。
勤业众信2017年初也在华尔街设置区块链实验室，内部设置超过20个设计师与开发人员，为金融机构创造易于整合的解决方案。“因此说纽约孕育了新创的硅巷一点也没错，”Steve Gallucci认为，硅巷强化了金融科技社群，并让它保持领先。
根据戴尔公司发布的2017年女性创业者城市指数(WE Cities)，在鼓励高潜力女性创业者(HPWE)的全球前50座城市中，纽约市更是名列榜首，其运营环境和支持环境均排名第一。
根据普华永道和CB Insights联合发布的MoneyTree行业投资统计报告显示，2017年第三季度，风投机构向纽约地区初创企业的总投资额达到了42.27亿美元，首次超越旧金山地区企业同期41.77亿美元的总融资额。2008年至今，纽约新产生了1000多家初创科技企业，科技领域就业增长率高达33%，比同期全市就业增幅高4倍。
一头银发、说话不疾不徐的Ventureneer创办人Geri Stengel，对纽约创业圈有深入观察。“打从2008年，时任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就体认到创新创业的重要，推出多个创业家计划，”Geri Stengel表示，为了对抗金融风暴带来的冲击，布隆伯格把罗斯福岛打造成康奈尔大学科技园(Cornell Tech)，现任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则把辅导创业的计划进一步扩大，让纽约成为金融科技的中心。
纽约市政府推出的融资激励功不可没，也就是针对小微企业的融资补充计划。纽约市政府联合风投公司于2010年设立“纽约创业投资基金”，专为早期阶段的本地新创企业提供资金。同时，实施“小微企业贷款担保计划”，由政府为小微型企业提供最高50%的贷款担保。此外，纽约市还于2014年推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适用房”计划，投资410亿美元建设20万套小户型公寓，并要求开发商将至少20%新建公寓低价租给青年创业者和科技人员以鼓励科技创新。
如今，纽约已经有大大小小的创业社群，其中不乏专注于金融科技的创业者团体，这些团体会定期举办新创企业的发表会、联谊活动，借以连结创业家与投资人。
“我们不只出席金融新创的社群活动，甚至自己主办，”纽约网贷交易技术分析平台Orchard Platform创办人Matt Burton表示，这些聚会吸引许多人才，公司许多员工都是在这些活动中认识，进而延揽。
不少创业家都感觉，在纽约设立金融科技公司，在资金筹募上特别有优势。原因之一在于，许多从龙头金融机构退休、但仍住在纽约的大佬们，对于投资金融科技新创公司特别感兴趣。
2012年离开花旗集团CEO职务的潘伟迪(Vikram Pandit)，过去几年就投资了一系列纽约的金融科技公司，包括网贷交易技术分析平台Orchard Platform、网络贷款追踪公司PeerIQ、P2P助学借贷平台CommonBond等。另一华尔街传奇人物，摩根士丹利前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麦晋桁(John Mack)也对投资数字货币与金融新创公司十分热衷。
PeerIQ 创办人兼执行长Ram Ahluwalia对于麦晋桁的支持就特别感念。“如果没有麦晋桁，就没有PeerIQ，”Ram Ahluwalia语带感性地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成立于2014年的PeerIQ是一家专注于借贷行业数据分析的公司，为机构投资者提供P2P借贷市场风险分析、管理与评估的信息工具。它也是全球金融科技企业种子轮最高额度融资纪录保持者，2017年8月又得到1200万美元的A轮融资。
走进PeerIQ位于曼哈顿24街的办公室，氛围与硅谷科技新创公司十分类似。偌大厨房里，有取之不尽的零食、坚果、巧克力，冰箱里有顶级咖啡、啤酒、果汁任君取用。所有隔间都是透明玻璃，视线丝毫不受阻碍。办公桌还经过特别挑高到吧台高度，员工可以站着写程序，或是坐上灵活的旋转高脚椅办公。
“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80％-90％的员工都是工程师，”Ram Ahluwalia笃定表示。38岁的他，之前在美林证券工作，了解银行的需求与市场机会后，决定投入P2P借贷市场的风险分析。
PeerIQ是他第一次创业，但过程比想象中顺利。他坦言，原因在于遇到伯乐。“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与麦晋桁的会议，”Ram Ahluwalia回忆，在他初次与这位华尔街大佬见面，心中充满戒慎恐惧，没想到麦晋桁听完简报后大为激赏。
PeerIQ是典型的纽约金融新创公司
“你需要什么资源？我立刻帮你联络！”麦晋桁豪爽地说，而且就在Ram Ahluwalia面前拿起电话拨给他熟识的金融界大佬，帮双方牵线认识。也因为麦晋桁的支持，PeerIQ陆续得到美国证监会前主席、美国消费者保护局前副主任、赫斯特风投基金、麦格理集团等重量级人士与机构的投资，业务也迅速扩充，现在已经成为一家有32位员工的中型金融新创公司。
Fund)与埃森哲联合创立。在它为期12周的辅导期间内，金融科技新创企业可以向纽约最大银行的高层面对面请益、交流。企业导师包括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巴克雷资本、花旗集团、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瑞银等多家重量级的金融机构执行长与信息长。
“纽约市伙伴关系是纽约市政府与当地企业合作的平台，金融科技是我们近年最关注的项目之一！”蓄着金色短发、身穿红色西装外套的纽约市伙伴关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aria Gotsch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的成立是为巩固纽约金融中心的地位，借着协助金融科技新创企业站稳脚跟，创造就业与繁荣。
Maria Gotsch回忆，2008年金融海啸让纽约金融业受到重创，许多银行面临重组、对现行运作机制也充满怀疑，大家都想知道未来应该往哪里走。于是2010年在市长指示下，纽约市伙伴关系找来埃森哲与纽约五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首席信息官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闭门会议。
2017年第三季度美国初创企业投资额
“我们问这些CEO认为‘未来的金融创新将发生在哪里？’有人说西岸，有人说波士顿，但就是没有人想到自家后院！”Maria Gotsch摇晃一头金发、提高声调说。
为了不被其他城市赶上，纽约培育金融创新的行动已是刻不容缓。于是在会议上，大家一致通过成立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的想法。让纽约年轻创业家有机会直接跟这些金融巨头高层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与需求。
“这些金融机构，其实正是许多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目标客户，”Maria Gotsch表示，如果新创公司做的是销售简报，大银行觉得不需要，两者对话就此打住。但如果是“导师/学员”式的请益，银行高层反而愿意详述拒绝的原因，改善的方向，以及其他的需求，进而给新创企业更多灵感与机会。“这些是针对新创企业产品与能力做的客制化建议，所以弥足珍贵。”Maria Gotsch说。
比如几年前参与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的金融新创公司untapt，做的是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协助企业挑选最佳金融人才。企业导师听了后表示“我们的招聘系统已经做得很好，但我想知道怎么留住最好的员工”。“对耶！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untapt创办人于是依据企业的需求，用同样的平台调整了产品方向，最后产品得到多家银行采用，成功站稳脚跟。
Maria Gotsch说，传统金融业正积极寻找新技术来改变自身的业务模式，或创造更多机会，因此两者能有很好的互动。一项优秀的新技术也能在这平台上，很快找到伯乐。
成立至今，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已经培育47家公司，让145个金融创新的概念落地。这些初创企业总共募得5.15亿美元的资金，创造近500个工作。而参与的企业伙伴，也由一开始的十几个，成长到近40个。
除了官方与产业携手，纽约的学界在培育金融科技新创人才也没有缺席。Maria Gotsch观察表示，包括顶尖的哥伦比亚大学与纽约大学，最近都扩增了有关金融科技的学位。连知名度较低的理工学院也不落人后，坐落于哈德逊河河畔的史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IT）即是其一。
“金融科技课程已经被列为系上必修，而且学生非常有兴趣，”史蒂文斯理工学院财务工程系教授林敬伦肯定地说。1981年出生的林敬伦，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金融数学博士学位，自己创立一家专事资产管理的金融科技公司，2017年开始到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的硕士班任教。
“过去学校只有财工课程，但已经意识到‘财工’结合‘计算机科学’的必然趋势，”林敬伦表示，课程中教导学生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写程序、用数学模型资产管理，与业界十分接轨。学校同时与埃森哲缔结合作关系，每年开设工作坊，提供学界与业界交流的机会。
纽约之所以成为金融科技之都，除了金融科技新创企业蓬勃生长外，传统金融巨头也积极投入。其中，历史悠久的金融龙头摩根大通(JP Morgan)堪称大力投入金融科技的代表性企业之一。
它每年花费高达90亿美元在信息科技上，聘雇工程师、程序员等技术人员多达四万人，占24万员工总数的六分之一。此外还有31个数据中心与2.8万个数据库。投资了数十家金融科技公司，如P2P平台Prosper、专事移动支付的Square、在线投资服务Motif等，甚至收购WePay等金融科技公司。
因为倾全力投入，摩根大通集团执行长戴蒙(Jamie Dimon)甚至自豪地表示，摩根大通不只是家金融公司，还是家科技公司。
一年半前加入摩根大通负责Chase Pay与paypal项目的高伟舜，对于公司对科技的投入感受犹深。“我所在的部门是三年前才成立，但扩张速度飞快，”他表示自从加入以来，同事们不断增加，公司甚至喊出“2018年金融科技相关人员要增加100%”的目标。
他办公室所在的高楼就是摩根大通做金融科技的秘密基地。在这个人称“未来创新实验室”的基地，最重要的工作是把各种新兴科技，如AI、语音助理，用在金融产品上，借以改善顾客的体验。而吸纳的人才，也不是传统的金融人才，相反，写程序的科技人以及千禧世代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
为了吸引科技新贵投效，这个未来实验室打造的有如Google园区，办公室全采开放式空间，放眼望去尽是缤纷活泼色彩。这里不像门禁森严的金融机构，只要朋友带领，就能入内参观。
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应景节庆布置，再往前进是个以玻璃围起的超大型休憩空间。在这里，员工可以弹吉他、下棋、玩游戏、打桌球、看电视、听音乐，或是坐在圆球型的躺椅冥想。大片玻璃窗边是绿色、红色、蓝色、黄色等鲜艳沙发与“懒骨头”，员工可以在此自在地用餐、聊天。因为办公空间太大，许多人是踏着滑板车移动。
“办公室反映了公司文化，看到这个空间，就会觉得公司想要塑造开放、包容与创新的氛围，”在摩根大通担任消费者界面设计师(UX designer)的高伟舜说。纽约大学互动电子媒体（Interactive Telecommunications Program，ITP）系毕业的高伟舜，受访特地套上西装外套，但仍忍不住穿上最舒适的牛仔裤。他笑说平日同事们都穿得很休闲，就像许多硅谷公司般不拘小节。
在摩根大通一年半的时间，他主要负责将Chase Pay的接口优化，实验点数付款的机制，以及结合Paypal的手机付款功能。“想用科技为顾客带来更好体验，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高伟舜回忆，光是接口设计与功能的改动，就要经过设计师、产品人员、程序人员的多重的讨论，并进入“使用者研究实验室”经过消费者测试才能上线。而经过团队长期的努力，Chase Pay终于能与Paypal相连，让消费者使用更便利，这让高伟舜觉得成就感十足。
1983年出生、四年前开始在摩根大通电子交易部门工作的游龄颐，看到的则是公司在交易自动化的投入。“我的工作，就是用科技的方法，帮助交易员找到最好的价格，”宾州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她，从毕业后就投入金融科技领域，在Citi Group、美国银行等的投资银行部门负责金融业电子化业务。
笑容甜美、说话明确果断的她，2014年加入摩根大通成为产品经理后，即带领一组八人团队，开发一个新的数学模型协助债券交易员预测价格。前前后后花了一年时间完成项目，历经多次反复修改。“不是我们设计，交易员就会照着用，”游龄颐表示，很多时候都是要工程师与交易员面对面讨论、多次调整后才能定案。
她不讳言，金融不仅是门槛高的专门知识，产品也要考虑用户习惯，因此最多金融使用者的纽约，能成为金融科技发源地。
充满危机意识的摩根大通，不只在内部增加大量科技人才，也积极与新创的金融科技交流，深怕一不小心就落伍。于是自2016年6月开始，摩根大通启动了新创公司的驻站计划（In-Residence Program，IRP），让入选的新创金融科技公司入驻交流长达半年的时间。
“新创公司能够用银行真枪实弹的数据做测试，让产品更成熟。银行也能了解新技术在业务上的可行性，不致与趋势脱节，”游龄颐表示。比方从这项驻站计划“毕业”的金融科技新创公司Mosaic Smart Data，它的平台能收集分析大量数据，帮助交易员做更好的决策。目前摩根大通已经正式采用他们的产品，成为大客户。
虽然纽约占有发展金融科技的诸多优势，但它也不乏缺点。最显著的，就是它高昂的税率、租金，与生活成本。根据经济学人智库《2017年全球生活成本报告》，纽约是全美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居全球第九。
“如果新创企业不够有能耐，很快就会耗尽资金，无以为继。”纽约市立大学约克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许竣斌说。
“大美国心态”无形中也让纽约忽略其他城市金融科技的发展。“纽约因为地理与心理距离，对发生在相对‘边陲’地带（例如亚洲）的金融科技动态较为陌生，对亚洲市场的开发也略为迟缓，”源铂资本创办人胡一天观察表示，相较于其他城市，纽约的区块链与金融科技投资公司固然会有很多营销上的优势，但在跨领域资源整合的效率上不见得比硅谷优越。
此外，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国过于严格的法规环境。“英国与新加坡都有扶植金融科技的金融‘监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机制，美国却付之阙如，”勤业众信全球金融服务执行负责人(Managing Principal)Joe Guastella表示，当其他国家致力给予金融新创更多空间，美国仍沿用既有的陈旧法律。
金融新创公司不仅要符合不同州各自的规范，也要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及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的严格监理，监管部门在发放牌照上也十分严格，在增加金融新创公司的成本。
“美国的监管框架，一方面消除了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些潜在风险，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限制了这个行业发展的空间，”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7年11月发表的《美国金融科技考察报告》指出，“显然，在风险控制方面，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但我们也应该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
（本文原载于2018年1月《商业周刊/中文版》）
撰文：王一方 编辑：范荣靖、杨贵、邹世昌、周学彦 摄影：Annie Schlechter、王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