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下_.pdf

年月河北学刊Sep．第卷第期HebeiAcademicJournalVol．No．“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下)*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摘要］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中国史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一是自南宋以来迄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衍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世纪之前呈现各自发展的态势。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和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术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更值得重视。［关键词］唐宋变革近世分期文化模式［中图分类号］K［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三、对“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的质疑和修正(一)日本学者的宋代中世说与内藤湖南学说的京都学派观点不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历史学研究会主张唐宋变革是延续古代社会的唐代向宋代中世封建社会的转化。据谷川道雄介绍:“战后由于思想上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又重新脱颖而出。年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们重建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学研究会是战前设在东京的学会。当时虽然各个大学都有与历史有关的学会但是年轻的研究者们不能满足于那种类似讲坛上课的活动他们越过学校也越过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之别而走到一起成立了上述研究会。那时发行的杂志虽然名为《历史学研究》但对社会史、民众史也显示出了极大关心。”“新生的历史学研究会急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张中国历史是生产形态的发展史。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们围绕着奴隶制、封建农奴制、近代资本制的社会结构分别相当于中国的哪个时代这一问题而展开了讨论。”“历史学研究会所要批判的正是湖南的这一时代区分论。不过那时湖南早已去世他的理论在其学生那里得到了继承因此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这些学生。前田直典的《在东亚的古代终结》()是这类批判的先锋。前田把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称为京都学派对他们的六朝隋唐中世论进行了如下批判。首先六朝时代大土地经营的主要耕作者为奴隶而唐代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使用的主要是小作人。其次由于均田农民以徭役为首的租赋过重所以可以将其等同于奴隶。基于这种观点前田认为应该把到唐末为止划为古代宋代以后划为中世。以前田的论文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学研究会(也称历研派)的时代区分论其特点是对内藤湖南所倡导的唐宋变革给予承认但却把它理解为是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变革。前田论文在实证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其理论在以后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中之一为西岛定生的理论。西岛把秦汉时代划为奴隶制的时代并认为这一时代一直延续到六朝隋唐。”［］这一说其后为仁井田陞、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边信一郎等学者所承袭。概括地讲宋代中世说的核心观点是: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后形成的庄园制是隶属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国的地主由于生产手段的贷给是通过债务关系佃户置于家长制的严格统治之下因此随着地主寄生性的加*该文系北京市人才强教工程项目《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的研究成果。李华瑞()男四川省绵竹市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强佃户的奴隶性质也很顽强即是所谓古罗马的无迁居自由的耕佃制关系。中国中世纪封建制为农奴制把农奴制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奴婢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豪门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佃户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新官僚阶层的大土地所有)。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以及经济外强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是封建制的再组成。唐中叶以后两税法是把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户阶层被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故唐宋变革是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宋代中世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其一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其二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二)中国唐史学者的回应中国唐史学者的回应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二是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在日本学者沿袭内藤湖南之说习称贵族谷川道雄曾解释他们这里所说的贵族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门阀士族。年代以前在中国学者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其一少数学者主张士族在唐代始终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隋唐之际的政权是士族政权其二多数学者认为从南北朝后期以来旧门阀的衰弱是一种历史倾向尽管有的已经衰弱有的正在衰弱。“魏晋以来的大族豪强地主由于日益腐朽和农民斗争的打击已趋衰弱。”“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衰落。”“从南朝开始士族地主势力已逐渐衰落。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有根本的区别。”年代以后在国内学者中主要存在四种观点:其一唐代士族仍有很强的势力其二唐代士族在政治、经济方面势力已经衰微但其影响在社会方面或意识形态方面仍有威力其三唐代士庶已经合流不存在魏晋南北朝那样的士族地主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统的人其四反对用“士族”与“庶族”来划分唐代地主阶级［］(P)。对于唐宋变革的时间与阶级关系变动的质疑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可推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演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总之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演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演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人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三)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吗对于日本学术界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观点较早提出质疑和商榷意见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年全汉升邀请台、港和海外八位学者在台湾宋史座谈会上讨论宋代的经济地位刘子健指出:“宋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古因为它已超过了欧洲中古的发展。那么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近代的社会呢说宋代的中国还属于中古时期这是不正确的。普通因为贸然借河北学刊详见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期)、鹤见尚弘《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论》(《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期)。用了西洋史的分期不仔细去分析实际的史实才发生这种不正确的毛病。相反的内藤虎次郎和其他许多学者主张说从宋代开始中国已经步入近代时期了。证据不少:例如商业的发达阶级区分远不像唐代以前那样严格那样硬性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世族没落平民式的家族抬头因印刷术发达而知识流于四方讲唱文学通俗戏曲和小说都应运而兴等等方面都和近代社会相像或接近。这些说法是比较正确的如果我们用‘近代’这名词来别于中古但不包括‘工业革命’而用‘现代’这名词来指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化社会。可是我觉得这说法这一类分期法还是不太清楚。这是机械的借用或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这是机械的在时间上切成段落。而并不能够画龙点睛的、直接了当的指出每一个段落的主要特色。所以还应当另辟途径来讨论。”“英国经济史家R．H．Tawney说宋代以后的中国不是中古式而是新传统式的启发。这话启发我这样一个建议。从宋代起中国走入了新传统时期。中国历史的浩劫延续性是世界史上所没有的。所以要用‘传统’这两个字。但是‘新传统’怎样讲呢这名词可以有四层意义。(甲)旧传统有改变但一般说来还很强。(乙)从旧传统之中推演出新生的改变。(丙)这新旧交织的文化自己又成了一个传统一直到二十世纪都还存在。(丁)这新传统主义用英文来说Neo－tradionalism它本身也不是硬化的、死板的而是继续沿着这新旧交织的方式与途径在渐渐改变。另一方面它也是拒绝和反对突变、急遽的变、极端的变和希望根本推翻传统的变。此外在人类整个历史上它的意义是远超欧洲中古达到农业社会的最高峰。可是因为许多原因这最高峰的光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它本身不但自己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社会而且在不得不走向工业化的时代一定会遭逢到比其他社会更艰巨、更复杂和需要更长时期才能解决的痛苦。”［］(P)近年“唐宋变革”的讨论在大陆唐宋史学界更是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葛兆光说与宋学概念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宋代近世说”与“唐宋变革”论。现在学术界已经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我觉得如果能够明确内藤湖南当时提出“宋代近世说”的来源与背景对我们把握宋学的概念是很有帮助的。据我了解“宋代近世说”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内藤湖南的近世概念受到了同时代的日本近世史研究尤其是内田银藏和原胜郎的影响而日本史学界提出的“近世”概念又取自欧洲历史学。其次明清之际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曾明确提出了宋代的问题和意义包括封建与郡县、中央与地方、君主与宰相等等他们的论述也影响了内藤湖南。再者“近世说”的提法与内藤湖南对当时中国的态度关系很大内藤湖南的《支那论》与当时对熊希龄内阁的期待关系很大。从这三个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内藤的“近世”(Kinsei)概念背后是欧洲以民族国家形成为标志结束了中世纪(medieval)的“近代”(ModernAre)又有日本自己的历史标尺还有对现实中国的政治思考那么在中国史中用这个概念去分期是否妥当譬如我们要问一下宋代中国有没有发生类似欧洲民族国家成熟这样的转型如果一定要用“近世”来理解中国史那么到底是在一般意义上来使用呢还是作为特例处理［］毋庸讳言“唐宋变革”论是按西方分期法划分中国历史又按西方话语来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把中国的发展列入西方文明发展的大链条中以为西方的近代化是人类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必须指出当西方近代化成功并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模式以后世界各国因模仿学习或被迫而走上西方式近代化道路与在西方近代化之前世界各国各自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不能混淆的。也就是说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是多元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确立霸权地位的三百年前都是按照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的。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或宋代近世化都是按西方模式来诠释中国历史。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一生致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著作等身。他对年后中国近代化的三点认识对于我们反思“唐宋变革”论的近世说也许会有所帮助。他把中国近代看作是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自欧人东渐中国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技术改变以及伴随而来的制度、社会与思想的变迁费氏称此大变化为“近代化”。他把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主要看成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因为此一过程即因西方的刺激而引起以后中国并观察、学习了西方的经验因而中国的近代化乃不同于西方。他认为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次要因素为帝国主义如比较中、日近代史两国最初虽都受外力侵略然日本反应快而致强中国反应慢而变弱因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因素(如文化的自傲、人口的剧增、蛮人的统治)的重要性［］。综合费正清的三点认识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说明中国走上西方式的近代化道路是在年以后受西方经济文化冲击下才开始的而且中国近代化因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仍保留者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不因日本、欧美的侵略而改变。再将费正清的三点认识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史学纵横变化对照也还有几许仿佛现今的西方仍然感到中国与他们格格不入。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将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比附于西方文明卵翼之下。(四)欧美“唐宋变革”论的新阐释英美学者对于日本“唐宋变革”论的认识不尽相同。英国学者崔瑞德说:“内藤只是很笼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原来不是搞学术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另外他写作时近代西方科学才刚刚开始应用于中国的过去。他的观点已被后来的学者作了许多修正和提高。我们现在对唐代社会的组成和对政治、制度变化的确切性质方面的了解远比他的时代详细。我们知道‘贵族’是一个比内藤想象的复杂得多的社会阶层他简略地谈到的各种变化是逐步实现的它们的最后结果要到十一世纪才变得明显起来。但是内藤勾划的总的轮廓虽然主要凭直觉了解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却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P)美国学术界起初也受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影响到年代美国宋史学者研究的重点转向士大夫和学术文化思想受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学中精英与分层理论的影响他们以唐宋时代士人的变化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唐宋变革进而否定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观。包弼德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而这种大的时代变化发生在北南宋之际。包弼德指出有关唐宋转型的传统阐释其问题是在某些方面它是错误的或者是误导的因此它会阻碍人们理解宋代对于中国史的历史重要性。自年代以来研究“中叶史”的史学家的著作总起来提出了一个新的阐释。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转型》一书中指出“作为一个描述社会成分的术语”“士”在唐代的多数时间里可以被译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以译为“文官家族”在南宋时期可以译为“地方精英”［］(第章《士的转型》)。士的转型唐代北宋南宋精英的身份属性:门阀(出身)学者官员(政事)文人(文化)社会成分:世家大族文官家族地方精英根据罗祎楠的研究美国学者对“唐宋变革”观的修正有两个来源:其一美国学者之所以要证明宋代官僚贵族阶层的流动性恐怕是和西方有关精英论研究的背景有关。西方对所谓精英的社会学研究是世纪末伴随着社会分层理论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其产生之初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在帕雷托及其后来的社会学家所构造的社会模型中一般的社会群体可分为两个主要集团:一是精英集团一是普通大众集团。精英集团最重要的特点是需要不断设法吸收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而精英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大流动性的阶层。这就是所谓“精英循环”理论模式［］(P)。实际上柯睿格在研究中国宋代官僚贵族问题时是以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这一理论模型进行诠释的。尽管我们并没有在柯睿格的论著中找到精英与精英循环这样的提法但仍可看出美国学者从一开始就关注宋代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性问题这应当是受到了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与社会分层理论的影响。柯睿格的研究直接启示了他后来的学者赫若贝。赫若贝改变了他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父系直系上的狭隘而充分考虑了婚姻关系以及世族甚至兄弟姐妹和叔伯等重要因素对于官僚贵族地位的影响。由此论证出在北宋的大部分时间内财政机构甚至整个政府是被所谓的“职业精英”阶层控制着的。这一阶层凭借最适当的利用科举与荫补凭借婚姻关系以及凭借可以控制官僚升迁的党派关系来维持其地位。这一河北学刊详见包弼德《唐宋变迁重探》(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载《中国学术》第卷第期商务印书馆年版)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年第期)。观点也成为他后来提出的一个完整的唐宋变革模式的一部分。这就是郝若贝唐宋变革问题讨论模式的来源之一。年郝若贝发表了《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转型》一文这可以说是美国“唐宋变革”论的奠基之作。郝若贝指出在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这一时段的前五百年内亦即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人口和农业的变动显著乃至被有的学者形容为一次经济上的革命。“在区域发展的四个不同的阶段开拓期、快速发展期、系统性衰落期和平衡期不同的人口绝对和相对密度以及这些密度升降的不同速度与该地区内的公共行政、经济专门化、地方社会结构等性质密切相关。从年到年中国各大区域之间相对地位的主要变化应该归因于灾难(瘟疫、唐末动乱、年黄河改道引发的洪灾、蒙古的入侵等)、政治决策(如定都在洛阳、长安、开封、杭州、南京或者北京)、运输和联络方式的改进(大运河的开通)以及农业新技术的引进(唐末宋初的新稻种、世纪南方低地沼泽的广泛开垦圩田)等。区域相对优势的变化和整体上财富及人口的增长不仅导致了区域内发展进程的变化而且对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社会结构也产生了综合性影响。帝国内部人口稠密地区的增多引发了行政上的困难从而导致中央职权的地方化具体表现在省的出现和县独立性的增强。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官僚化进程却趋于停滞如果不是倒退的话。这些政治经济面貌的变迁还致使一个过去垄断着国家高级职位的半世袭性职业官僚缙绅的消亡及其在宋代被多种多样的地方缙绅家族所取代。”“从中唐到晚明在构成中华帝国社会的各地区和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历史发展以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进行着。伴随着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的是另一个地区的人口衰减许多地区人们生活发生了飞速变化而在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可能几个世纪都大致维持原样。有些地方经济增长了但社会结构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也有的地方物质发展放慢了而政府机构和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却完成了。这些变化之间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也塑造了随后晚期中华帝国的特质。”［］第二个来源是年刘子健出版了其最为著名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集中讨论了南北宋之间的转型。他从文学、经学、政治团体等领域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中国在南宋开始逐步转向内在士大夫对自身的关注成为主题。这一研究奠定了美国讨论唐宋变革问题的基本领域在研究社会、思想等方面而这些研究都是围绕士人群体进行的。此外他首次将南宋与北宋作为两个时期进行研究认为唐宋变革的划分线在南北宋之间。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他的观念和日本学者的根本不同他认为不应将宋代作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出现。而相反他更认为应将宋代作为中国官僚社会最为发达的时代。这奠定了后来的Hartwell唐宋变革理论模式中的唐北宋南宋的时段划分格局。韩明士的《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在绪论中开宗明义表明他的研究是对郝若贝关于中国帝制中后期社会转轨理论的一个实证与深化。共分八章讨论科举与士的起家、婚姻模式的变化、精英们的家族策略开始从全国转向地方地方防务、社会救济以及宗教生活等事例说明精英地方化地方政府职能的权威的衰落等。最后总结其主题是精英的延续性问题地方性对精英生活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及他们对此的自我意识精英与国家的分离。他说:“地方性被认为是南宋的新特征。精英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此前的全国权力中心以及追求高官位置转向了巩固他们的地方基地一个精英的‘地方主义’在社会观念领域也开始显现。”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得到好评倍受赞赏。而且成为美国学者“一致的看法”［］。尽管欧美学者对日本“唐宋变革”论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但“对于中国古代史许多问题持不同见解的西方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比较一致即公认自晚唐至宋末中国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平城市革命相继发生于北宋的洛阳、开封和南宋长江三角洲一带南宋时期上层阶级的中国人大概享有当时全球范围最高水平的生活。宋代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心还由于印刷术的传播使宋代农村社会的详细情况和数字资料大大多于以往的朝代可以对宋进行以前的朝代不可能做的分析研究。中国的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宋朝的显著发展使英国的伊懋可和美国的郝若贝称宋代为经济革命时期法国学者白乐日和中国学者束世澂则把宋代视为资本主义早期。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国历史的模式》详细研究了世纪中国农业达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农作物的品种及引进和改良、灌溉体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认为宋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农业革命南方成为全国的粮仓大运河犹如一道商业通道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农业生产率并由此在交通运输、金融、信贷、城市化与市场系统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革命性变革。伊懋可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具两个特点:第一改变了因袭史学纵横几十年的侧重研究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倾向直接研究生产力水平展示中国历史动态的发展第二作为欧洲学者仍不可避免地把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在地主庄园里发展起来的先进的农业生产与欧洲早期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拜占庭帝国封邑内的农业发展模式比较接近在至世纪达到最高水平移民、自耕农和总人口的增多、依附农的减少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但是由于技术相对滞后到一定阶段劳动力投人多但收获却不能成比例地上升以致收获物只够劳动人口食用庄园被迫分割为小块出租给无地农民抱残守缺无力进行规模经营到世纪时经济陷入一种高水平的平衡圈几乎无法通过内部力量产生变化。伊懋可认为西方国家的贡献在于世纪中期迫使中国向世界市场开放从而使中国经济有可能沿着几个世纪前已中止的道路发展下去。”［］(P)世纪之交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成为国内宋史学界青年学者热捧的对象。以从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近几年美国学者的观点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如余英时在讲述写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动机之一即是为了从正面回应美国学者的观点他指出:“近年美国研究宋史的学人曾提出一种见解即南北宋之际中国史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大变化其中主要论据之一便是士大夫阶层心态的转变从关心全国性事务和朝廷中央的政策转为关心所居州县的地方利益”“由于作者的观点在美国宋史研究的小圈子中逐渐受到重视。我才特别提出‘后王安石时代’这个概念旨在说明: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虽略有变异但王安石时代重建秩序的精神在南宋已由理学家集体承担了下来。”［］(《附录》)台湾学者黄宽重也指出:“如果从更宽广的视角以及地方社会长期演变来观察江南士族的发展可以发现南北宋之间有很强的延续性。显示宋代的士人或家族不管以什么方式结盟他们关怀的目标是朝政抱负的展现也在外族。然而一旦因政治环境转变这些政治人物在中央的发展受挫或届年退休时回到家乡成为地方耆老。他们与地方士人结合以文会友结成社团郊游玩赏既排遣岁月也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结论》)包伟民在《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书评中论道:“说到最后南宋的精英们究竟有没有‘地方化’呢坦率地讲尽管到宋代儒学开始呈现‘为己之学’的新特征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变化所以要‘居庙堂之髙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参与国家政治应举出仕正是精英们主要人身价值之所体现。如果以为以儒生为主题的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可能与国家‘分道扬镳’转向‘地方化’实在是本人所难以想象的。”［］台湾学者柳立言引述学术界的讨论时指出:“另一个方法是把研究向上延伸将唐宋与汉魏晋南北朝比较一方面突显唐宋变革的特点另方面可能发现有不少的连续。例如风靡一时由RobertHartwell启发并由RobertHymes发扬光大的‘南宋精英地方化’的说法就可以找到从汉末开始的源流。刘增贵指出汉代的豪族(旧豪强和新官吏的宗族组织)把持地方后来受到中央的打击与妥协部分成功转型为注重儒术(以经学取官)与教化的士族‘常出现一个豪族不但是世学之家也是官吏、地主兼商人’。他们在地方上协助政府推动政令、建设地方开启了‘官绅合治’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清末部分解释了为何地方官员人数不多经费有限却仍然能够管理愈来愈多的人口和从事地方建设因为官员始终可以依靠地方士绅的合作。刘增贵又看到后汉‘清议’内容的窄化指出‘汉末的变乱使大群体意识逐渐消失魏晋以下士人退缩于地域与家族观念之中’。故此所谓南宋精英的地方化有一部分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士人徘徊于仕进与退隐之间的传统也可说是对个人和家族都较为有利的选择恐怕是历朝常有并非南宋独有的现象。另一部分则可能是宋代较新颖的就是当统治阶级是较为封闭时社会资源(如商业财富、婚姻关系和教育知识等)不易转化为政治资本所以晚唐出现‘陪门财’庶族以‘物质财’(经济资源)交换士族的‘地位财’(门户名望)但入宋以后统治阶级因科举取仕而开放社会资源很易转化为政治资本甚至决定了后者的多寡。清代的沈垚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所以精英在地方厚植根基无宁就是争取社会资源来获得政治资本。科举制度对各种资源竞争和分配的影响不容少觑。”［］四、日本“唐宋变革”论对中国宋史研究的影响(一)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对中国宋史研究之影响日本学术界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大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国际宋史研究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河北学刊响。然而这个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假说”从其问世直到改革开放前却在中国遭到冷遇竟很少有人过问对中国的唐宋史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唐宋变革”一说向来不被中国老一辈历史学家所认同。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的确很少有人谈论“唐宋变革”但这并不说明老一辈历史学家不了解内藤虎次郎其人及其学说。但后来的事实却是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中国学者长期对“唐宋变革”论保持沉默。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经过长期探索之后他们已经形成了关于唐宋历史的更精确、更完备的论点即唐中叶变革说［］。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恐怕还有更多的原因。首先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说虽然提出甚早但如前所示对国际学术界(包括日本)产生重大影响是在他的弟子宫崎市定等人从年代到年代展开全面论证之后。“内藤说之受到重视尚有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形势的配合。”［］其次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在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中是起步较晚的当时中国正处在积弱受侮之际史学界学者大都把关注点投向能使民族引以自豪的汉唐盛世和新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上。翻检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论著不论是数量还是涉及的讨论问题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限的讨论又多集中在以抗侮图强的史实上因而王安石变法、岳飞抗金、宋与辽夏金和战等成为讨论的重点在世纪宋史研究开创者的论著中几乎不涉及分期问题。换言之中国学者从现实问题考察宋代历史史实是着眼于民族救亡邓广铭说:“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自序》)而内藤湖南从现实问题的考察而提出中国近世说与其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有助于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辩解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两国研究宋史的出发点和着眼点迥异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所以中国的宋史论者自然不会对中国近世说感兴趣。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未能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其原因很简单即在长时间内中国处在与西方冷战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国际大背景下当时连外交关系都没有建立更遑论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所以唐宋变革论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回应乃是人为的政治对立使然。另外有学者总结世纪唐代经济史研究发展历程时说:“世纪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先由社会史论战引出唐朝社会性质的讨论再由唯物史观的初学引出封建土地制度的讨论再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引出唐代社会经济形态的整合研究这一历程也大致反映了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般特点。”［］(P)世纪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亦可作如是观。这也是“唐宋变革”说没有得到国内宋史研究者回应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改革开放后至世纪末“唐宋变革”论对中国宋史研究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日本、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学术交流逐渐步入正轨“唐宋变革”论也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在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国内宋史研究影响依然很有限。为什么和者寡呢这与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宋史学者还主要受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影响分不开如关履权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钱穆提出的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和巴拉兹(即白乐日)声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等都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宋代仍然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P)。王曾瑜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史学纵横这里主要指中国大陆地区。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唐研究》在经济卷概论中单列“外国学界的唐代社会经济概观研究”一节较全面的介绍了日本“唐宋变革”讨论和唐代经济概观研究但未见国内学者接受日本唐宋变革说所作的讨论论著。而出版于年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亦未见大陆地区论著索引中有唐宋变革的条目。年代以后台湾学者开始关注唐宋变革如高明士《唐宋间历史变革之时代性质的论战》(《大陆杂志》第卷第期年)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期年)。参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年版)第页。又见《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年版)第页。近期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对这种观点有不赞同的回应参见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中译本(三秦出版社年版)第页。世纪末以前讨论问题直接与“唐宋变革”论联系并加以肯定的学术论著大致只有张邦炜的《婚姻与社会以宋代为例》(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一书。葛金芳出版的个人论集《唐宋变革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年版)虽冠以唐宋变革期然从收录作者自年代以来迄年以前关于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化的篇论文来看其主旨未超出唐宋作为封建社会内部前后期转变的讨论范围。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P)先师漆侠先生说:“最先提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是说曾风靡一时可是近世说的含义是什么却说不清楚。欧洲诸国自产业革命后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自中世纪走上近代有了近世说。如果同欧洲近代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宋代与之差距甚大很难具有近世的含义。”因此“认为这个时期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衍化”具体地说“它是从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自然“唐宋变革”论不会受到重视。即使是隋唐史研究者在回应、反驳“唐宋变革”论时也是从封建社会分期的理论加以阐发［］。必须指出国内宋史学者虽然不同意或者说不回应日本“唐宋变革”论对宋代社会性质的定性但是由于宫崎市定等人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其讨论的问题和范畴实际上与中国学者讨论封建社会经济的问题和范畴很相近如佃户身份、土地所有制、主客户制、货币、城市等所以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在中日两国宋代社会经济史领域有较多的互动。而且日本学者的优秀成果也多被中国学者所吸纳。(三)世纪之交以来“唐宋变革”论对中国宋史研究的影响“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真正产生较大影响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那么为何在世纪之交“唐宋变革”说又成为热点话题呢笔者以为这首先与世纪之交对宋代历史的重新定位分不开。改革开放以前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估计偏低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范式把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开始即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一般提到宋朝历史总是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划等号。年代以后中国宋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其成就与其他断代史相比已从落后跃居前列。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得到新的评价如漆侠认为宋代经济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型中的最高峰［］。邓广铭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种评价仍然是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角度而言只不过是纠正了这种范式下的不同认识。随着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进入世纪国际上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使得中青年学者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以新的评价。而日、美、欧“唐宋变革”论者高度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观点正适应了这种要求。于是宋代经济革命说、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充斥着各类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论著中。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又重新成为国内宋史研究热点话题的一个背景。其次大陆研究宋史的理论范式在世纪五六十年代基础上一直没有新的发展虽然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史坛占居中心地位的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如前揭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和骨干都秉持这个理论理论危机被暂时掩盖了。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前辈学者或谢世或退休旧的范式危机开始显露出来土地制度、租佃制、地租形态、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阶级关系等以往讨论的问题和理论范畴大都被中青年学者刻意回避而新的分期理论没有产生。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成为热点话题的又一个大背景。进入世纪以来“唐宋变革”说对中国宋史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面介绍“唐宋变革”说的观点和理论中国宋史学界第一个较全面介绍日本“唐宋变革”论的是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和思考》其后有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李华瑞《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张广达《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的不同特点。另外专门研究内藤湖南生平及学术思想的论著和译著也相继出版主要有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及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的《内藤湖南的世界》等。二是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成为中国大陆宋史青年学者热河北学刊尤以美国加州学派为突出如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宋代经济革命一般是指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参见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宋代的发展》(大象出版社年版)。捧的对象。以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三是在日、美“唐宋变革”论的冲击下出现泛化的唐宋变革研究倾向亦即把所有唐宋时期出现的历史变化现象都冠之以唐宋变革。这可从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栏目所收集到的七十余篇论文管窥一斑。以致于有学者专门撰写文章以明确“唐宋变革”说的定义［］。四是重申中国学者自南宋以来迄今关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主张。五、扬弃与继承从以上简要叙述可以归纳几点认识: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两条主线索各自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变革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术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中国学术界认识唐宋之际社会变动甚早更不乏真知灼见但始终没有从范式的角度特别关注唐宋的社会变革即便有也是从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出发把宋代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段加以认识。从某种程度讲“唐宋变革”一词也是沿用日本学术界的说法。日本学术界的宋代近世说是站在世界史的范围认为中国的宋元时期与西亚、南亚、东亚及欧州的近世化过程相同步或者说是世界近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学者特别是年代以来的大陆学者的讨论虽然也比照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但多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并显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因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未产生多少回应和反响但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却产生了极大反响。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从假说到形成理论体系的模式无疑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必须强调它只是一种理论或是一种观察视角或是一种方法或者是一家之言并不具有普世或“四海之内皆准”的意义也就是说“唐宋变革”论仅仅预设和解释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一种走向并不能说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它与实际走向有多大层面的吻合还需要经过多方面的检验。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对“唐宋变革”论“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观点提出质疑和否定本身就说明日本“唐宋变革”论所揭示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所以要得出接近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实际发展道路的史观还有待于学术界用更缜密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更广泛的视角去揭示。尽管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并不能完全揭示唐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但它在方法论上所展现的意义对我们今后探讨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这种启迪意义即在于讨论“唐宋变革”具有严格的科学界定。柳立言在这方面的意见值得重视:“当‘唐宋变革’的时代观由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时它有着特定的含意。‘变革’不是指一般的改变而是指根本或革命性的改变可说是一种脱胎换骨。‘唐宋变革’不是单指唐和宋两代发生了一些转变而是指中国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根本或革命性的转变它把唐宋断裂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时代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唐宋变革期’不是指整个唐宋两代而是指中国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变革所经历的过渡期或转型期始于八世纪的中唐终于十世纪的宋初它一方面结束了一个旧的文化型态另方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型态。换句话说就是唐代的历史一直在变但从中唐八世纪开始陆续发生了一些根本或革命性的巨变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最后在宋初十世纪固定下来所产生的后果是结束了中唐以前的旧文化型态开启了宋初以后的新文化型态。京都学派把那个旧的文化型态称为中古把新的文化型态称为近世因为后者符合西方近世的一些特征。界定近世只是针对历史发展的某些重要特征不是全部。我们不要枉费力气去找一些无足轻重的转变来印证唐宋变革也不要找一些不曾转变的东西来反驳唐宋变革。……目前的研究已发现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变革起点和终点而学人为了把它们塞进‘唐宋’两朝便把唐宋变革期一再延长从原来的中唐到宋初一延至中唐到北宋中叶再延至中唐到南宋初甚至出现了‘唐宋变革宋元明过渡明清变革’这种一直在变(‘变革变变革’)的说法将来说不定要再往后延至南宋末或向前提早至隋初。”是故柳立言建议:“先找出各个领域的变革期然后迭在一起看看史学纵横它们重复的时间点坐落在那里再加以分析。在寻找各个领域的变革期时需选择较重要的问题清楚界定主要的概念和论点、作全面性的探讨和深入的分析。……谈唐宋变革而不理会其中的史观(中古文化型态近世文化型态)已是夺其魂魄再不针对其中的史实(根本或革命性的巨变)简直是尸骨无全徒具空名。我们固然可以不谈‘变革’只谈‘转变’但历史不断在变唐宋两代有着六百六十二年不用说都知道有各种转变所以只说‘唐宋转变’或‘唐宋演变’其实跟说‘唐宋两代’并无多大分别。问题不在有没有变而在变的重要性和对后世的影响。”［］中国学术界虽然没有像日本学术界对“唐宋变革”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是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尤值得重视。南宋初期郑樵所言“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卷《氏族略》)是从自身所处时代敏锐的观察到当时与隋唐社会的不同。明代陈邦瞻在指出唐宋巨大变革后同样关怀的是:“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序》)而近代思想家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里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宋代之金石家》)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宋辽金史》总论说:“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凡近代之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几乎无一不与之相缘而莫能外是宜大可注意者也。治宋辽金史实为治近代史之始基。”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在其大著《中国转向内在》中也提出“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中许多中国人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世纪前、中期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覆盖了此后的中国。”这些先贤的论述

【摘要】： 本文选取宋代礼制与基层社会控制为研究对象，力图以唐宋社会变革为大背景，从礼制文化角度出发，研究宋代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革，并探讨宋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深化对宋代社会历史的认识。 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其中正文可以分为上下两篇，各部分内容如下： 绪论首先提出了问题。唐宋社会转型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之上，而且也表现在社会控制方式的变革，唐代以前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是通过门阀士族这一中间阶层而不直接面对基层社会，宋代门阀世族解体后，新兴地庶族地主阶级本身处于变动不居中，无法作了一个整体控制基层社会，面对这一变局，国家采取建立礼制文化网络的方式直接控制基层社会，而基层社会文化精英也采用礼制方式进行自控。研究这一控制方式对于理解宋代社会政治与宋代社会在相对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冲突中长期存在并得以在文化史上超越汉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对宋代社会控制方面的研究及有关礼制研究成果进行分类介绍，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最后，对本论文的学理依据与结构作了说明。主要介绍了社会控制理论及其特点，交待了本文的文章布局结构等。 正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民间层面的礼俗与基层社会的自控，内容包括五章。第一章宋代民间丧葬礼、祭礼与基层社会控制，探讨了宋代民间丧葬祭祀礼俗与特色，并从社会整合、宗族团结与家族地域权力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丧葬、祭祀礼与基层社会控制的关系。第二章宋代民间婚礼与基层社会控制，探讨了宋代基层社会的婚礼结构类型，指出了宋代婚姻陋俗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并从婚礼的象征意义等方面分析了宋代民间婚姻礼俗的社会控制作用。第三章宋代家训家范：基于血缘宗族的初级群体的控制，指出了宋代家训家范在中国家训史上的历史地位，并分析了其原因，介绍了宋代几部重要家训家范作者与作品，并对家训家范的内容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最后从“家法”与“王法”互为表里、“私人话语”与“社会话语”的置换等方面分析了家训家范的社会控制意义。第四章宋代的乡约：基于地缘的初级群体的控制，论述了宋代乡村结构与《吕氏乡约》产生的背景，分析了乡约的内容与性质，探讨了以士绅为主体的乡村自治与国家权力的矛盾冲突，还分析了南宋时期乡约的发展与流播情况。第五章宋代的民间淫祀与基层社会控制论述了祭祀作为一种文化权力与社会控制的关系，指出了宋代淫祀的概念界定，分析了宋代民间淫祀与国家社会秩序的关系，从政府打击淫祀的角度探讨了基层社会的自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下篇论地方政府层面的礼制与基层社会控制，内容也包括五章。第一章学校礼制教育与基层社会控制，介绍了宋代文化政策与学校发展概貌，探讨了宋代各类学校中的礼制教育，分析了学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与基层社会控制的关系。第二章宋代的旌表与基层社会控制，研究了旌表的历史流变与宋代旌表形制、旌表程序，分析了宋代旌表的类型以及旌表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符号的民间发放所体现出的政府与基层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章宋代谕俗与基层社会控制，以宋代的谕俗文为中心，探究了谕俗文的源流以及在宋代大量流行的原因，分析了宋代谕俗文的内容，力图通过研究宋代官方话语的民间表达，揭示宋代谕俗文的社会控制意义。第四章基层社会公共神灵祭祀与基层社会控制，分类研究了宋代地方常祀神灵系统与特祀神灵系统及其祭祀礼仪，从总体上分析了地方公共神灵与基层社会控制的关系。此外，本章还以土地神为中心对公共神灵与基层社会控制作了个案分析。第五章宋代的家庙与基层社会控制，分析了宋代家庙出现的历史文化背景，并考证了宋代官方对家庙制度的讨论及由此而形成的嘉祐文本与大观文本的执行情况。最后，从家庙的庙事活动入手分析了家庙的社会控制功能。 结语部分对正文的上下两篇进行了总结，指出宋代乡村士绅与官方政府共同建构了一个内容互相交错的五横五纵的礼制控制文化网络。

【学位授予单位】：四川大学
【学位授予年份】：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