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世界中，一种凭借网络媒体，潜入校园内甚至蔓延至校园外的霸凌行为，更具伤害性和隐秘性。其传播之广、伤害之深，更令人难以想象。网络霸凌与网络成瘾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它很难随着技术进步而“消失”。

18岁澳大利亚“网红”女孩声称放弃万千粉丝追捧退出虚拟世界；儒家文化圈青少年网络霸凌现象有何特征……在最近出版的《网络效应与青少年教育》一书中，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周祝瑛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响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霸凌现象越来越严重，已经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与成长。近日，我们就如何应对网络霸凌采访了周祝瑛教授。

网络霸凌背后隐藏着哪些成长的“秘密”

记者：请您谈谈什么叫网络霸凌？

周祝瑛：网络霸凌主要指使用网络散布谣言，留下辱骂或嘲笑的字眼，造成被霸凌者身心受挫等伤害，严重者甚至会导至自杀，可见问题相当严重。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网络霸凌？网络霸凌折射了哪些问题？

周祝瑛：这好像在真实社会中常常发生大欺小、强凌弱的情况一样，尤其在网络世界人们隐身于匿名的保护伞下，许多人的胆子变大了，加上言论不必负责，便认为可以为所欲为，不受约束。于是只要机会来到，找到合适的对象，就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无限制的攻击与霸凌，把平常在现实生活中不敢说与不敢做的事，甚至是压抑的情绪，通通释放出来。结果造成对于受霸凌者的伤害，往往不可收拾。

至于校园霸凌，经常是发生在相同或不同学校学生与学生间，个体或集体持续以言语、文字、图画、符号、肢体动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贬抑、排挤、欺负、骚扰或戏弄他人，使他人处于具有敌意或不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或难以抗拒，产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财产上的损害，或影响正常学习活动。

挪威心理学教授欧文斯依照霸凌手段与方式的不同，将霸凌分为关系霸凌、言语霸凌、肢体霸凌、性霸凌、反击型霸凌和网络霸凌等六大类。其中的网络霸凌，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随着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传统的校园霸凌已经突破了过去我们在校园里能直接看到的肢体或语言上的霸凌。在网络世界中，一种凭借网络媒体、潜入校园内甚至蔓延至校园外的霸凌行为，更具伤害性和隐秘性。其传播之广、伤害之深，更令人难以想象。

记者：网络霸凌有哪些情况？分别应该如何解决？

周祝瑛：有些人将霸凌程度分为以下几个等级。

轻度无心的网络霸凌：做出一些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的玩笑举动，但自己可能毫无觉察。

中度网络霸凌：经常做出危险、伤人的错误言行，且到达应该受管教和约束的程度。

重度网络霸凌：重复且多次在网络上做出各种伤害人的举动，造成对方隐私曝光，身心受挫与名誉受损，已有犯罪之虞，达到提告标准。

例如，两年前澳大利亚一个18岁女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白视频《我并不是你认识的那个我》，声称自己将退出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视频中她素颜出镜，和往常那个花枝招展、妆容精致的模特差别很大。她懊悔自己从16岁那年开始，每周花费50多个小时流连于网络，忙着发布照片、和网友互动等。那些经过不断设计和润色后的照片，引来无数粉丝留言称赞。然而这样光鲜的生活却让她觉得万分压抑，认定不是真正的自己。这个女孩有过网络成瘾问题。

记者：从实施网络霸凌的一方来看，他从这种霸凌行为中会获得哪些快感？

周祝瑛：以生物界的猫捉老鼠为例，猫有时抓到猎物后不会一下子将其弄死，而是慢慢地加以玩弄与凌迟，掠夺者在此过程中产生一种从旁观察他人痛苦挣扎历程的乐趣，甚至生发出一种自己可以掌控别人生死的快感与成就感，进而可以自我肯定，建立自己很厉害的信心。可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变态心理，把自己的快乐加诸他人的痛苦之上，将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成就感的愤怒与挫败情绪，甚至自卑、懦弱与挫折压力，通过网络霸凌他人，来换取个人的自信心与满足感，甚至在网络中建立自己的地盘，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却造成他人身心的巨大伤害与名誉受损。这其实是很不道德的事，严重的甚至违反了法律，也应该遭到法律的约束与制裁。

网络霸凌有什么样的文化特征

记者：网络霸凌和网络成瘾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周祝瑛：台湾高雄医学大学柯志鸿医师认为，网络成瘾和我们大脑分泌的多巴胺(dopamine)有关。

网络游戏世界，充分满足了网络成瘾者正向情绪的需要。当游戏者受到精彩的游戏动画、情节或声光效果刺激时，大脑会快速分泌出多巴胺，使人的专注力、记忆力得到提升。因此成瘾当事人在回忆网络游戏时，只会记得获得的快乐情绪。而作为神经传导物质的多巴胺能直接强化人类的情境感官功能，将玩游戏的正向情绪经验相互连结，有助于缓解真实社会带来的负向情绪。一旦游戏者将游戏视为失意时获得快乐的唯一途径，便不知不觉陷入网络成瘾。

针对网络成瘾症状，柯志鸿提出了台湾网络成瘾三方面的诊断准则。第一阶段，整天想着网络上的活动，竭尽所能来获得上网的机会，不管自己有无控制力，只要上网才罢休。第二个阶段，已经影响自己的正常角色与日常生活，包括与家人相处、人际关系都发生改变，甚至出现违反法律或校规的行为。第三阶段，自己发现已经无法控制上网时间，不管家人或朋友的反对，自己就是要上网玩游戏。

虽然研究上尚未发现网络成瘾与网络霸凌有直接关联性，但可以推测的是，如果青少年长时间在网络上浏览，很在意网络社群的意见与信息，那就可能遇到对自己的发言“看不顺眼的人”，只要言语不合，很可能提高了被当作霸凌对象的风险。

记者：网络霸凌与地域文化有关吗？

周祝瑛：过去的校园霸凌事件，经常发生在日本中小学校园中，而后华人社会也逐渐发生类似校园霸凌事件。到了网络科技盛行之后，网络霸凌问题似乎更加普遍与严重，我常常在想，这是否与东亚文化有关？儒家社会强调人际关系，尤其对其所属社会群体有强烈认同感与行为成就动机，且认为群体的目标和需求应放在个人之上。尤其强调实用导向的教育功能，强调积极求学的态度，虽然个人资质不同，但通过努力充实自我，即可克服先天之不足。像这种比较强调群体主义、重视高成就动机与高学习成就及成绩有关的社会，容易造成整体社会的群体压力，自我比较压抑，不敢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在现实生活备受压抑下，到了网络世界便可以不受约束、甚至肆无忌惮地纵横其中，言论甚至因匿名而拥有免责权。

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对网络霸凌产生怎样的影响

记者：如何消除中国校园中的“手机控”？

周祝瑛：我曾在马来西亚参观一所华人中学，发现这所六年制的独立中学，竟然全校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入校园。如果学生真的有需要使用手机，可以向学校借用，当然有所限制。其实这是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优秀独立中学，学生的学习环境优质而多元，在外界看来却是一所违反手机网络大潮的学校。说真的，笔者十分佩服这所学校的明智决定。

记者：在这方面，台湾有什么做法？

周祝瑛：有鉴于近年网络霸凌事件增加，台湾相关单位呼吁，父母应守护少儿上网安全，教孩子“五不一要”，包括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作息、不要暴露个人资料、不要传送太过裸露的视讯及照片、不要单独赴约、不要喝别人事先准备好的饮料，与网友要在公开场合见面。

网络发达后，许多国家智能型手机已变成青少年的“生活必需品”，随时随地可见青少年手滑手机、玩在线游戏甚至进行网络交友等。尤其在寒暑假中，缺少教师与家长的辅导，往往是造成网络成瘾的关键时刻。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在浏览一些具有“腥、煽、色”网站，或涉及暴力犯罪等网络内容，甚至遭受网络霸凌，在台湾可到有关护机构检举申诉。

笔者经常在世界各地参加学术活动时发现，由于东亚地区的网络普及率高，连带出现低头族到处充斥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有升学考试压力的华人地区，特别明显。曾有澳大利亚及新加坡的眼科研究专家预测，“到2050年，世界将有半数人口（近50亿）会是近视眼。”而导致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要属当前横扫全球的各样电子屏幕。其中，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近视人口比例世界最高，且年龄逐渐降低，值得家长注意。

记者：网络、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它对于网络成瘾、网络霸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周祝瑛：网络霸凌与网络成瘾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它应该很难随着技术进步而“消失”。根据统计，日本目前有50多万12岁到18岁之间的青少年上网成瘾。许多医院开始成立“戒网科”，帮助父母协助解决青少年网瘾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也计划成立网络勒戒营，聘请专业人士协助上网成瘾的青少年。韩国18岁以下的学生中，则高达30%网络成瘾。尤其每天在大众捷运系统上，更有愈来愈多的年轻父母，因本身经常浏览网络世界或者本身就是网络成瘾者，除了自己是低头族外，也会塞给幼小孩童电动玩具与手机等，以安抚小孩，却不知不觉让小孩形成网瘾问题。

笔者曾经接到某个爸爸的来信，描述自己是个标准的“手机控”，早上睡醒就会先摸手机查看信息与把玩；上班路上遇到塞车、红灯，也会忍不住刷刷手机；在公司所有的空闲时间，也都奉献给手机。下班回家后就躺着玩手机直到睡觉。因为手机不离身，吸引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导致后来很少和太太与小孩互动。一直到太太受不了，带着孩子离家出走，才发现自己的网络成瘾已经严重地影响夫妻生活与亲子关系了。这才下定决心不再做“手机控”。

（周祝瑛系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博士）

[摘要]校园霸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指望靠小孩子们自己的能力来处理和解决，必然是无解的。同时霸凌现象是没有办法被杜绝的，但是却可以通过各种干预，被充分地缓解和减少。

作者：端木异（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中关村二小事件中，我们称之为霸凌/欺凌/欺负（bully）的行为，其实只是各种校园暴力（school violence） 中的一部分。在中国，这个问题被关注得比较晚，只是到了近年来网络普及和社交媒体流行，才让校园霸凌行为被大量曝光。

目前并没有中国校园霸凌的总体统计数据，相关的研究都较为薄弱，我们只能从一些参差不齐、也并不便于比较的局部数据中，对国内的校园环境管窥一二：64.6%的广州中学生（1890人参与）在调查中称过去一年中遭遇校园暴力（荆春霞等，2005），33.8%的长沙农村中学生（3620人参与）在过去一年里遭遇过暴力（罗家有，曾嵘等，2007），67%的流动儿童（共869人）报告自己遭遇过校园歧视（袁立新，2011）。

这篇文章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作为基础，我将在做科普的同时试图分析：1、为什么“打回去”是一种糟糕的校园反霸凌话语；2、除了“打回去”，在当前的国内，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制止校园霸凌？

毕竟，在不够了解霸凌现象之前，很多讨论并没有什么意义。我无意于纠缠中关村二小事件的细节，也不打算对这个案例的具体情况做出评价和判断。我能做的，就是以此为契机来谈一谈校园霸凌本身。希望能够为讨论者提供一些思路、见解和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线索。

1、“打回去”可以解决校园霸凌吗？

即使在国外，“打回去就行了”，至今仍然是一种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流行的话语。和中关村二小事件后在微博、豆瓣、知乎等网上绘声绘色讲述自己如何“打回去”的网友们一样，外国网友也喜欢讲这一套。

但是，大部分参与到校园反霸凌教育的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更多都认为，“打回去”恰好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校园反霸凌话语。很多认为“打回去就行了”的人，对霸凌的理解是贫乏和单一的，甚至会默认为“打-被打”就是校园霸凌的主要形式。“打回去”，为什么不值得提倡？

a） “打回去”话语的单一化 vs 校园霸凌形式的多样化

反击霸凌的过程，并不是热血漫里胳膊一甩、干上一架这么简单。的确，在偶然的、单次的肢体冲撞中，力量对比不是过于悬殊的情况下，“打回去”很可能是有效的。我甚至可以提供文献，证明在极端的身体暴力行为比如强奸时，比起求饶、顺从和说理，任何形式的抵抗，无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是更有效的策略（Jongyeon Tark & Gary Kleck， 2014）。

但是，校园霸凌的表现形式，完全不会像面对强奸、抢劫、斗殴这样极端和暴戾。霸凌是一种人际之间隐蔽的暴力手段，虽然在学校是如此的常见，却和其他的校园暴力形式不一样，在学校话题里很少会被当回事来讨论和谈起 （Besag， 1989； Katz， 1995； Stein， 1999）。

al.，2002，对此进行了总结），总的来说，霸凌行为不但包括身体攻击、语言攻击（比如取冒犯性的外号和说坏话），还有间接性的“软暴力”行为，常见的是人际关系霸凌（relational bully/ agression），比如排挤、污蔑、造谣。

但是，这听起来像是在描述日常行为，特别是小孩子之间常有各种吐槽打闹，小伙伴之间也有相互的揶揄和嚼舌头。偶尔的争吵和两个势均力敌的小孩打架斗殴，并不会视为霸凌行为。戏弄、打斗和霸凌之间，好像似是而非。如何区分呢？

Dan Olweus博士给出了霸凌的三种明显区别特征：1）重复多次，定期发作，而不是偶一为之；2）不情不愿，不是一种彼此都觉得好玩的双向行为，而是某一方被强加和被迫接受，并包含了一种伤害性的意图；3）发生在权力/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比如大孩子针对比自己小的孩子，多个小孩针对其中一个，有社会资本的小孩针对弱势的小孩），受害的小孩发现自己难以招架。

遭遇霸凌的受害行为，如上所述，可以是遭遇直接的言语辱骂和身体攻击，也可以是间接的形式，比如四处去编排污蔑，比如个人物品和财产被勒索或遭受损害。间接的形式往往比直接形式伤害值更大（Pellegrini， 1996）。随着年龄的增长，直接形式的霸凌会逐渐减少。“小孩子之间的打闹，长大就好了”，其实不过是因为霸凌行为慢慢地变得不那么露骨了而已。

“打回去”的单一策略面对不同形式的霸凌行为，是经常会失灵的。有时是打不过，有时是无法还手。辱骂、编排、四处散布你的恶意谣言，你会打回去吗？也许可以。但随着网络霸凌（cyberbully）在校园霸凌事件中的日益增多，躲在匿名账号后的持续人身攻击，要怎么打回去呢？多人针对一个小孩进行辱骂、嘲讽和污名化，你能靠打回去解决吗？发现你的东西被扔进了垃圾桶，却没有一个人承认，你要从经常霸凌自己的人里，随机抽取一名打回去吗？

站在小孩子本身的角度来说，由于“谁先动手”往往是官方裁断霸凌者和受害者的标准，最后无论多么有理，裁断的时候就变成了“打人总是不对的”。在各种更为常见的软暴力和间接形式的霸凌中，“打回去”反而会让受害小孩更加被边缘化和遭到歧视、排斥。

站在教育者的角度来说，应对霸凌挑衅时的回应技巧，解读霸凌者的意图，选择最合适的策略让事态缓和并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些其实是社交能力的一种，是完全可以被训练和提高的（下一部分会讲，长期受霸凌的孩子在这一块是欠缺的），也就是一般人喜欢神秘化的“情商”（EQ）。

“打回去”无助于培养孩子处理和解决争端的能力。而当每个小孩都被教育要“打回去”，反而是在恶化孩子所在的校园环境。换一句话说，“打回去”其实就是在制造霸凌的氛围，使得很多非暴力的争端直接升级成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因为小孩子常常无法评估行为带来的后果（“下手没深浅”），因此很可能在还击过程中带来相当严重的身体伤害。

b）校园霸凌的受害者：为什么“打回去”对他们没用

理解受害者，对于我们处理霸凌事件，是很重要的。虽然遭遇霸凌，并不一定需要什么理由（Batsche&Knoff， 1994），但是因为经常被攻击，面对各种消极评价，长期霸凌行为的受害者，和没有遭遇过霸凌的孩子，确实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性格特质。

如今，研究者们几乎都已经知道，长期霸凌行为的受害者可以大致分成两种类型。

哆啦A梦里受害者大雄和霸凌者胖虎

一种是较为常见的被动受害者类型，他们从不还手。比如《哆啦a梦》的男主角野比大雄，正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典型霸凌受害者形象：逆来顺受，自尊心弱，经常退缩，容易被针对，却又毫无还手报复的能力。

另一种被霸凌的受害者类型比例要少一点，是绝对会选择“打回去”的，他们被称为是挑衅型/攻击型。他们同时是霸凌者和受害者。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Dan Olweus等学者就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教师认为他们暴躁易怒，攻击性强。他们会用不恰当的方式激怒他人，从而变成被霸凌的对象。他们会还击霸凌，但是大多数最终以失败告终，因而被称为是“无效攻击者”（ineffectual aggressor）（Perry， 1992）。相比，霸凌者倒常常是“有效攻击者”。

这大概并不难理解。两种类型的校园霸凌受害者，他们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好霸凌事件，只是走向了不同的两个极端。

对于“从不还手”的消极型受害孩子来说，为什么不打回去？因为能打回去，就不会被霸凌了呀。这像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在最终还是无法还手、或者还手失败后，更容易让他们陷入沮丧和无力感。尝试“打回去”失败后的挫折感，常常会转移对霸凌者应有的责备，最后变成了自我责备和否定。鼓励“打回去就行了”的话语，还包含着一种责备受害者的意味：你怂，你打不回去，所以你活该被欺负。明明“打回去就行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就霸凌你呢？

而对“无效攻击者”的孩子来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以及“打回去”的策略，只会让他们变得更糟。他们容易反应过头，把一些含混不清的信息解读成挑衅，甚至误解了信息包含的意义（这种学术上被称之为“敌意性归因偏差”），然而又不能有效地运用攻击和采取正当的策略，行为上更多像是一种本能的失控和冲动。他们比起从不还手的消极受害者，有更高的风险变成长期霸凌行为的受害者（Catherine Dulmus， Karen Sowers， Matthew Theriot， 2006）。他们的情绪比一般小孩更容易波动，会不断恶化和升级遭遇霸凌的状况，招致报复并往复循环，持续下去。一定的行为矫正训练（比如学习和模拟如何正确地处理社交场景）和适当的心理辅导，才是更有效的处理方式。

换一句话说，“打回去”的校园反霸凌话语，对于霸凌事件的长期受害者，倒更像是一种伤害，因为他们或者根本打不出拳头，或者只是反应过激的无效攻击者。以“打回去”作为策略让小孩子自行化解霸凌问题，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校园霸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指望靠小孩子们自己的能力来处理和解决，必然是无解的。

c）校园霸凌的旁观者：站在遭遇霸凌的那一边

日剧《legal high》里男猪脚古美门的金句

日本律政剧《Legal High》里，男猪脚古美门律师有个在社交网络上传疯了的金句——“霸凌本质上是一种氛围”，这句话并不精确，但确实戳中了关于霸凌行为研究的某些关键。正如校园霸凌研究的先驱Dan Olweus博士，在1993年试图指出霸凌行为背后的几种群体机制时说的话：“霸凌行为是一种群体现象。”

有太多教育者热衷于谈论霸凌受害者的人格特质（低自尊、内向、无自信、退缩、顺从），以及霸凌者的高自尊、莫名优越感之类的特质和反社会、犯罪之间的关联，但是归根结底，这些角色是个人特质和群体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摊开了说就是，个体作为群体的一员，选择什么样的角色，很大程度是由群体成员的需要和期望决定的。符合群体预期的行为会被奖励，和群体主观标准不符合的行为，会被惩罚。（王中杰，刘华山，2004）

校园暴力区别于成年人暴力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只要学校里有暴力行为发生时，通常都有旁观者。研究者对小学生霸凌的观察发现，85%的霸凌行为中至少有一名同伴在场，超过一半的情况中有两个或者更多同伴在场（O‘ Connell， 1999）。92%的中学生和97%的小学生至少亲眼在学校目睹过一次言语霸凌（60%）和身体霸凌（74%）（Ken Rigby， 2005）。

旁观者的作用在校园霸凌行为机制中至为关键。

因为，暴力事件中的旁观者既可能是知情者、也可能是目睹者或者干预者（帮助施暴者，或者帮助受害者）。研究者们所指的旁观者，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讲，就是鲁迅笔下的看客。Judy Smith（1999）总结了七个旁观者特质，总有一款你认识：

站在旁边观看打架，但不提供任何帮助；

如果有权威人物过来（比如老师），会帮忙提醒霸凌者；

是给霸凌者喝彩的一员；

当有打架发生时，总是在场。

是不是听起来非常耳熟？

【图注：痛斥过看客之冷漠的鲁迅，会对旁观的小孩子们说什么呢？（图为1932年冬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

校园霸凌不是只在霸凌者和受害者之间的事情。没有发声的群体成员，其实也仍然在参与和扮演着投票的角色。事实上，57%的霸凌行为是可以因为旁观者的积极干预而被有效制止的（Hawkins， Pepler， & Craig，2001）。在霸凌过程中的不作为和默许，实际上是在对霸凌行为进行正面强化（Christina Salmivalli， 2010）。霸凌者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示和发挥他们的力量，包括攻击的时间、攻击的对象、选择的地点（Christina Salmivalli， Marinus Voeten，Elisa Poskiparta，2011）。因为霸凌行为本身，正是一种“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策略”（Gellert， 1997， p.116）。

通俗地讲就是：吃瓜群众的冷漠、不作为和不表态，实际上在促进霸凌的发生。所有的围观和哄笑，都是对霸凌行为的鼓励和推动。

同伴问题也是被研究者重视的一个角度。有同伴的支持，确实能有效减少霸凌的可能。但是，这里有一个悖论，大家都不喜欢和被霸凌的孩子交朋友（受害者有较高的同伴拒绝度）。即使研究者证明，友情确实可以帮助到受霸凌的孩子，改变他们的不良经历（Schwartz， McFayden-Ketchum， Dodge， Bates，1999；高琨， 邹泓， 2001）。这又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同样是无法靠小孩子们自身来解决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让旁观者积极地参与到制止霸凌的行为里去呢？这其实是需要成年人，从学校管理层面到课堂教育层面，来充分地进行引导，和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的。

2、除了“打回去”还有什么办法来制止校园霸凌

必须再次强调一次，建立成人介入的干预机制的重要性。讲白了，霸凌现象是没有办法被杜绝的，但是却可以通过各种干预，被充分地缓解和减少。

实际上，努力营造一个足够友好、反对霸凌的校园氛围，比任何“打回去”的防身技能都来得重要。被严重霸凌和长期被刻意针对的小孩子，都是在为大人们的漠视和不作为买单。跟小孩子大谈自救，却回避和无视其他人特别是教育者应该起到的干预作用，这是在推卸责任和转移重点。

a）父母和老师的参与至为重要

在中关村二小事件中，有一句话非常耳熟：“为什么不报告老师呢？”

这其实是国外反霸凌机构和项目里，反复被强调了很多遍的常识了：孩子很少会告诉老师和家长他遇到了霸凌。各国的数据各有不一样，但这一点可以肯定的：很多霸凌行为，常常只能靠家长、老师的主动观察来判断。

来源：OBPP反霸凌项目网，翻译：端木异，内容略有调整

为什么只有极少数的小孩会告诉父母和老师自己被欺凌，即使是和父母关系很好的小孩也不例外？

这是一个被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具体的研究中，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容易卷入霸凌，男孩子更倾向身体霸凌；女孩子则更多是言语和关系霸凌。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喜欢和同伴交流自己的行为和遭遇。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无论男女，都不爱跟家长和老师报告自己受到了霸凌。（Eronetal.， 1987； Oliver& Hazler， 1992）

原因五花八门：常见的有担心会遭到嘲笑和讲闲话、不愿意扩大事态让更多人知道、害怕招致报复之类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父母和老师反而常常恶化了情况。当上一次的求助并没有防止第二次遭受霸凌，还可能增加被报复的风险，受害者很容易因此失去信心。在小孩子不开口的这种情况下，常常只能靠家长的主动观察来判断孩子是否有受到霸凌，以及和老师保持沟通。

处在霸凌中却不向大人开口的小孩子中，可能有一些人只是足够聪明，预测到了这样的情况：无效的求助对象、不当的干预，会恶化情况乃至加重受到的歧视（研究者也证明了这样的可能性）。

因此，父母和老师同样需要接受反霸凌方面的训练。单一层面的应急和偶发性处理，并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中国没有足够多的专业的社会力量来提供第三方求助渠道，也没有足够的立法和规章来进行管制、投诉和监控，甚至普遍对校园霸凌缺乏认识和重视，在一点点被完善之前，这一块只能由家长和老师们来自行学习。

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国外校园里经常会散发预防性侵性骚扰、反校园霸凌的资料和传单，而在中国即使读到硕博士，受侵害后学生常常连上哪求助都不会。很多信息本来不应该很难被了解，但是在国内却并没有相应的渠道来获取。请务必利用好网络。

b）校园反霸凌项目的引入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挪威开始，目前世界上已经有30多个获得成效的反霸凌方案。干预项目的效果是有充分研究和证据支持的。一项横跨欧洲和美洲、包括了27个国家、长达13年（）的霸凌干预项目比较研究表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校园霸凌行为比例因为干预而获得了显著的改善（HBSC Bullying Writing Group， 2009）。尤其是反校园霸凌项目起步最早的挪威，是众多校园霸凌研究者公认的成效较好的国家。

比如说大名鼎鼎的“零容忍方案”（Zero Tolenrance Policy）。包含了霸凌预警（筛选、识别和防范霸凌，监控课堂和课外活动），以及一系列干预措施：一旦发生霸凌就会召开受害者会议进行干预，有专门的心理教师跟进，传授应对的具体步骤，假如失效再通知霸凌者和受害者家长；再和霸凌者短时间内密集举行单独会谈和共同会谈，以免相互串通影响干预效果，同时通知家长；最后还会有座谈会，反复强化，以及第三方介入，安排调节，等等。

这一套方案背后，是全员参与的（反霸凌委员会包括校长/老师/家长/学生），项目覆盖下，不同的学校被混编成若干项目组，开展各种团队学习和培训。方案有各种形式的资料和指导。（李锋， 史东芳， 2015）

再比如说“Olweus反霸凌干预方案”（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通常简称为OBPP）。这个方案是以最早进行校园霸凌研究的Dan Olweus博士命名的，目前在全世界几千个学校被推广和实践。该项目通过对校园设施的建设、相关政策的制定，对校园霸凌进行了综合性干预，学校的霸凌行为报告减少了50%。（童小军， 漆光鸿，，2009）

粗略而并不全面地总结一下，这些项目的共同点是：

1）更注重预防——年龄越小，干预效果越好。在小学的干预效果比中学好。等到了大约11-13岁的霸凌事件高峰期（各个国家数据略有不同），就只能事后补救了。

2）有相应的评估和具体可操作的对策。

3）关注个体，会按照社会认知模式来训练学生处理、应对霸凌现象。

4）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能收到成效（不过仍然和实施的强度有关）。

2012），让受害者们讲述和总结：究竟是什么让他们结束了被霸凌的遭遇？回答最多的是学校的干预，而父母和朋友同学的协助也至为重要（他们知道情况后，同时会报告老师和联系学校）。这正是Olweus（1999）提出的策略：学校教育工作者应该扮演起主要的校园反霸凌角色。

c）不要让老师成为霸凌者和消极旁观者

霸凌的本质，是一种权力不对等，在各种研究中，和歧视、不公这样的关键词密切相关。

为什么现在的校园霸凌愈发严重？虽然在中国，具体的成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这二十年来的教育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话语流行，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和户籍制度导致的入学机会不平等，或明或暗的歧视现象在教育领域中如此常见，但公立中小学校体制却几乎没有发生相对应变化。在这种旧制度与新情况交织之下，学校和教师的不作为，或者不当作为，是校园霸凌愈演愈烈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校园霸凌中有个特殊现象，就是成绩好的孩子，很少会成为长期被霸凌者。在以升学率作为目标的中小学里，成绩好的学生，比其他学生更能影响到教师的绩效考核，使得教师在成绩好的学生身上投注更大的关注和干预；另一方面，在和同学的各种互动中，成绩好的学生也往往更容易获取优势地位：抄作业，分享课堂笔记，更容易获取其他人的信任。这在印度也是成立的，成绩中等和差的学生被霸凌的风险更高（Ray Munni，Malhi P， 2006）。可以对比的是，在美国中小学，由于体育才能和社交水平往往被更为看重，成绩不错但是羞怯孱弱的学生，反而容易因为所谓的“nerd discrimination”（书呆子歧视）而遭到霸凌。

Nerd们为主角的美剧《生活大爆炸》

由于教师对学生具有双重的身份优势（成年与未成年，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所以如果对霸凌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对于预防和阻止霸凌是最有效的。但是，在实际的中小学教育中，中国社会事实上默许了中小学教师对学生的区别对待。在很多学校里，批改作业、选班干部、安排座位、师生来往，教师不但没有身体力行去消除歧视，反而加强歧视。隐居在课堂边缘的学生，逐渐失去了资源分配、师生互动的平等地位，被歧视，被冷落。

从文化上说，我国并没有对被教育者一视同仁的传统，在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训中，既没有强调无差别的进行教育，也没有针对差别对待而设立相应的惩罚规定。在实践中，教师的精力和注意力，成为了一种被家长和学生争相抢夺的稀缺资源（“请多关照一下我们家的孩子”），从而滋生了权力的寻租。

另一方面，学校也形成了霸凌的一种体制性来源。学校本来应该是一个隔离了学生的家庭属性和父母的社会属性的地方——不管这个学生的家庭条件如何，父母的背景和资源如何，原本都应该一视同仁。但是，公立学校在升学和生源压力下，以及教育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诱惑下，争先恐后对学生家庭背景、经济条件进行审核，并结合以学生的成绩来给予入学许可，事实上对公立教育资源进行了歧视性的分配。关于中国校园的研究，通常也都认为，城乡结合部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入遭遇的歧视和霸凌现象，是更为严重的。

在学校的这种表率性行为之后，教师也间接获得了学生家庭的各种信息。与改革开放早期的偷偷借家长会来“摸底”的做法不同，如今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已经利用新技术组建了各种微信群、QQ群，而家长不仅要在社交媒体中“拼”身份背景和经济能力，来获取老师对自己子女的关心，还要进行各种义务性的劳动投入，帮老师们完成各种教育业绩。

而无心或无力这样做的家庭（往往是经济条件较差，或者从事体力性劳动、没有时间与教师互动的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则非常容易被老师们忽视乃至讨厌，从而形成了各种偏见、冷淡和不公平对待。因为这种隐形的教育歧视、而被纵容甚至形成的“制度性霸凌”，或许以后会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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