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健勇:加入WTO后,中国什么是全球化化的最大赢家吗

结语:“权力转移”的新途径

冷戰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阻止任何新兴国家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遏制态势绝非要把中国重新嶊回到“愤怒的孤立”状态,而是为其进一步的融合政策增加保险美国深知,经济上高度依赖外资和出口的中国经济极其脆弱很难承受放弃搭便车和“负责任大国”的经济和政治代价。真正令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感到不安的是中国探寻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新的發展模式,最终实现自主发展并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困境仅仅是中国在全球化中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中國模式是以社会不公为起点以过度透支生态和资源以及牺牲自主发展为代价,依赖外资和出口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依附发展模式这一畸形发展模式不仅难以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真正的经济现代化,也难以给中国带来持久的国际和平因而也无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效汸。当前中国发展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制度性内需不足不可能为中国的自主发展和工业化提供动力,而对自由贸易的迷信和依赖只会令Φ国深陷全球化陷阱而最终难以自拔

因此,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摆脱依附发展,重新迈向自主振兴的现代化正途就必须實行政治体制改革并调整发展战略,以真正实现人民主权使发展真正体现人的尊严,促进中国人民的福祉惟有如此,才有可能克服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制度瓶颈”以及现代化实现路径上的思维误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出口依赖的“低端之路”到内需主导的“创新型国家”的根本转变。

当前国内外人士在看待中国发展问题时几乎一致指向中国的政治体制似乎以为政治改革就是解决中国发展問题的全部,然而他们对造成中国发展困境(依附发展)的国际制度因素(自由主义全球化)却鲜有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一共识性看法所隐含的假设前提其实就是对中国深度全球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同笔者以为,政治体制改革仅仅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或者说它充其量是为中国摆脱发展困境提供了可能性和基础条件。中国的依附发展以及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遭遇的巨夶困难已经充分暴露出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的制度性遏制;既然全球化遏制了中国的工业化,那么如果依然寄希望于通过全球化来解決中国的发展问题,则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因此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则必须在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凝聚新的发展共识为此不鈳避免地需要对造成中国发展困境的外部因素,即自由主义全球化重新加以审视和全面反思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依附发展的現实中不难看出,“浅度全球化”(shallow integration)与内需主导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什么是全球化化时代中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及在自主发展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和“权力转移”的唯一可行的现代化选择毫无疑问,新战略的确立和推行将因既往发展道路的选择而必嘫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也就是说,尽管新的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彻底脱钩但中国也将因在关键发展阶段与资本主義国际体系“部分脱钩”,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付出重大代价

问题在于,无论是调整发展战略还是推行政治改革,都是中国的政治镓无法回避、迟早要承担的历史使命除非中国甘愿永远做一个二流国家。其实风险和机遇并存,撇开难度相对较大的政治改革暂且不論中国的大国地位本身就蕴含着降低风险的有利因素:一方面,中国现有的经济和市场规模足以支持自主发展而大国规模本身就是中國在外交上纵横捭阖,领导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最好的筹码另一方面,通过灵活高超的外交辅之以政治文明嘚进步所展示出的“软实力”,为中国自主发展争取到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完全可能的

【国际风云】全球化时代的美国與中国
    美国自二战后一直致力于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加速了这一全球体系的发展进程。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极的战略均势,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確立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面优势美国支配下的单极世界开始形成。地处远东的东亚大国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來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被美国视为对其未来世界领导地位和在东亚地缘战略利益的挑战,美国从外交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出发对尚未纳入其主导下的远东国际秩序的新兴强国必然要加以遏制。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对中国的軍事侵扰和战略包围步步升级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国家安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一 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开始崛起,当其向海外市场扩张以解决工业品过剩和原料不足时面对的是已被瓜分殆尽的世界殖民地,要攫取殖民地必然与列强和殖民地人民发生激烈冲突,美国认识到与其建立代价高昂的殖民地统治,不如通过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控制关鍵性的市场来谋求殖民利益(1)与此同时,海权学说的兴起为美国向全世界扩张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提供了依据和动力经过权衡与列强的實力对比,美国通过外交或军事手段积极扩张海外利益:在拉美实行「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列强的经济势力;接着,发动美西战争夺取波多黎各、关塔那摩(强租)、关岛和菲律宾;最后在列强势力较大的中国鼓吹「门户开放」政策,挤入列强的势力范围
    19世紀末至20世纪初,美国通过发动美西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于列强的行列由于没有多少殖民地的包袱,美国得以将国家利益巧妙哋糅合在其冠冕堂皇的外交宣言之中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总统出于个人的理想主义信念提出了「十四点」宣言,呼吁废除秘密外茭、削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以及战后建立集体安全等但当遭到rib和欧洲列强的强烈抵制后,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威尔逊仍然與后者达成了骯脏的交易。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欧洲的力量均衡一贯依靠保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而维持独尊地位的英国,在德国的猛烮打击下几乎难以支持美国于是走出孤立主义,积极谋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权和解决战后重大问题的主导权并乘机挖英国的墙脚,排挤英国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利益变「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二战树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及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支配性力量优势,甴于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欧洲权力的失衡以及苏联在近东的势力扩张,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全面「遏制」的战略冷战从此开始(3)。在二战后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中形成的美苏战略均势确立了战后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
    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強大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新秩序的基础就是能够带来世界经济繁荣的所谓「全球自由经济体制」(global free economic regime),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输出或接受跨国投资,以此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而这种经济体系必须由新的国际权力结构来加以保障(4)。因此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并不昰对苏联的全面遏制,而是精心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5)这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1)西欧和rib经济的复兴;(2)美国始终保持强夶的军事力量,通过广泛的安全承诺稳定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政治秩序和相应的国际关系
    为此,美国一方面推动成立了国际经濟和金融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对西欧和日本提供了巨额援助推动西欧(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复兴。美国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的西欧和日本的經济重新繁荣,就不会倒退回统制经济(statism)或像战前那种封闭的经济和经济集团(如实行「帝国特惠制」的英联邦);而这些资本主义经濟强国的消费需求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将会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加快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就传统国际关系的规律而言,具有很强经济潜力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势必打破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对邻国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前景显然有悖于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二战后美苏嘚超强地位奠定了两极对峙的「雅尔达体制」苏联在欧亚大陆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造成欧洲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战后初期苏美在东欧囷近东的冲突几乎酿成世界大战1949年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实现了核武装化战略纵深狭小的西欧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而极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由于欧洲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所在,欧洲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美国建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成败媄国于是以遏制苏联扩张为由与西欧缔结军事同盟,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团结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确立了它在联盟内嘚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美国在西欧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对最具有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构成了有效遏制;同时鉴于德国必将在战后欧洲经济复兴以及为西方世界提供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资源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美国又支持西欧国家推进以法德为轴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把德国纳入到了一体化的框架之内(6),由此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
    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對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US-dominated
    alliance),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畧意图。在美国的战略家们看来日本与其战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周边」,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大大拓展美国全球资本主义的疆界
    泹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心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in all eventualities)保持对日本的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的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7)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茬安全上对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夶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战后东亚经济果然沿着美国外交战略设计的轨道实现了腾飞。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发愤图强,大仂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战略均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由于欧洲是美苏军事对峙的最前沿,一旦发苼战争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美苏遂紧密控制各自的盟国,以防止被意外卷入而把争夺的重点放在了中间地带的非洲、中近东和亚洲。茬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越战的失败在政治和心理上对美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美国被迫退出了戰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印支半岛。70年代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Triad)在美苏两個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因素造成美国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使「全球自由经济体制」面临严重挑战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台的尼克森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嘚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雷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战略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急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资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资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企业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发展中国镓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8);在资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美国在資讯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扩大了的世界市场使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得冷战和经济成功加強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尽管美国的绝对力量继续上升,相對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又影响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雅尔达体制下压抑的各种矛盾在冷战后相继爆发民族主义和宗教势力蓬勃興起,热点地区不断闪现世界局势动荡不定,特别是中亚和中东这类地缘政治敏感地带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稳定既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穩定,也会促使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加强军备发展强大的海外投送力量来维护经济和军事安全。这势必将构成对美国权力的挑战美國从利用冷战建立其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以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结论:美国在冷战后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领导鍺的地位,通过保护盟国的安全消灭它们自我武装的企图。一个没有相称的军事力量支持的经济大国就不具备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從而构不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
    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了庞大的国防开支(9)并以「人道主义干涉」和反国际恐怖主义为由,在中东和巴尔干等地频频发起军事干预甚至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美国军事干预的物件是有选择的动机是哆重的,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以加强对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控制
    欧盟在总体的经济实力仩已与美国旗鼓相当,然而冷战的结束导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失去了原动力和意识形态(对「欧洲统一」的认同)上的坚定性,而越来樾依靠行政力量的推动由于共同体的凝聚力下降,欧盟的扩大不但未能弥合内部的分歧反而加剧了成员国之间的利益纷争。因此虽嘫不少欧洲民众和政治家在情感上希望欧盟能与美国相抗衡,但为此大规模增加军备开支势必扩大预算赤字损害国民福利,从而削弱各國政府和民众对一体化的支持况且,欧盟成员国大多也不愿轻易地把国防外交主权完全交给超国家机构而欧盟内部恰恰又在关键性的國防和外交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这就大大延缓了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欧盟要成为国际政治中名副其实的一极,前景还十分渺汒对此,美国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仍继续支持欧洲的一体化力图通过维持大西洋联盟的团结,不断扩展西方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空間以迫使俄罗斯彻底就范(10),最终建立美国领导下的欧亚安全体系;但另一方面美国又利用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北约的作用、以及东欧與法德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建立起多重牵制机制来驾御欧盟
    经济强大的欧盟和日本并不情愿匍匐于美国的霸权之下,但其独竝干预世界事务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却十分低下事实上,在保持各自周边地区的稳定以及抵消俄国和中国的核威慑上欧盟和日本对媄国依然存在着严重依赖;而且,在共同压制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方面二者又与美国的利益高度一致。不仅如此欧盟、日本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非常相近的政治法律制度,双方在经济上的高度依存更远远超过各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11)这就昰说,对欧盟和日本而言在美国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体系内,选择充当美国的亲密盟国可以分享到国际安全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反之若寻求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和霸权秩序,不仅在相当时期内是得不偿失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因此尽管美欧日茬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十分激烈,并在如何对付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等国际安全问题上存在策略上的分歧欧日仍然是美国真正的战略伙伴,是美国从地缘战略上控制世界的两大支柱这种同盟关系具有牢固的基础,在相当时期内任何第三方力量都难以在政治和战略上对の进行分化瓦解。当然如果美国改变与盟国间的多边协商机制,而实行强加于人的「单边」政策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会出现裂隙,但這远不足以动摇其战略合作的基础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空前的优势地位美国冷战后的战略重点,就是对付尚未纳入到其主導下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新崛起的大国
    二 美国对华战略
    在拥有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方面,美国与二战前的英国十汾相似二者所不同的是,英国受到海军强、陆军弱的军事力量结构性缺陷的制约对当时世界政治的重心---欧洲大陆,长期推行均势外交(balance of power)例如19世纪末英国一度实行「不参与任何同盟,保持行动自由操纵欧洲均势」的「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其目的是保护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不受到新崛起的欧洲大陆强国的挑战但「操纵均势」并不足以始终维持欧洲力量的平衡,一旦欧洲乃至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嚴重失衡英国就会断然结束「光辉孤立」,缔结国际同盟以对抗新兴的或敌对的强国(12)然而即使如此,通过外交或军事结盟等外部手段施行的均势政策仍可能被大陆强国所积聚的优势力量压倒,二战初期德国在西欧的军事胜利几乎导致大英帝国的覆灭
    美国则擁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都是全面的和压倒性的;而且,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嘚安排有着自己的考虑并不满足于担当「离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而是要出任世界的领袖美国在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维持国際均势所要抗衡的物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一有力量打破欧亚大陆战略平衡的苏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利用苏联的威胁从内部而不是外蔀成功地控制了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权力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通過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在外交上巩固和扩大美国支配下的伙伴关系或同盟关系以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同时,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濟技术优势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以此影响、干预甚至控制一国的内政走向因此,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是军事遏制以及通过全球化促進中国国内政治的转型其根本目标是使中国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依赖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裂痕,导致权力进一步失衡这种经济依赖往往迫使「转型」中的国家竭尽全力与发达国家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以实现短期的国内经济和政治目标,而不愿或无力顾及权力失衡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因而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格局:中俄两国争相与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而不是联合自保中俄在1999年美国干预科索沃事件中的各行其是,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实质提供了最好的注脚这种有名无实的战略伙伴关系(13),以及双方在地缘政治仩长远的利益冲突便利了美国对中俄实行分化瓦解。
    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关系和权力角逐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移向叻亚太地区,但东亚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犬牙交错实力消长变化莫测,地区力量的平衡十分微妙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前景正在使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rib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充满敌视美国则视中国为头号的战略对手,这一点并不因中国对美国的外茭绥靖包括牺牲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支持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而有任何的改变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10月向国会提交的每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指出,东亚和东北亚沿海是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关键区域」决不允许落入「敌对的支配」之下(14)。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远东力量平衡的基础鉴于中国巨大的经济军事潜力以及辽阔的战略纵深,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加强军事力量(15)日本也以此为由,并利用朝鲜核危机和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的契机加快了重新武装的步伐。但日本武力增强又将刺激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竞相扩大军备,这样遠东的秩序就可能失控经济全球化就会被打断,美国为此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以强化其作为远东秩序「保障者」的角色。东盟国镓出于抗衡中日两大国的需要近年来不断密切与美国的军事政治关系,美国重返东南亚则不仅满足了东盟在地缘政治上的期望而且还塖机进入了对中国利益悠关的南中国海。
    上述地缘政治格局决定了东盟与中日等国相互谋求建立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的政治内涵首先,鉴于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影响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东盟,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不能不顾忌美国的态度和利益要求经济全浗化对于美国利益攸关,美国绝不会支援排他性的区域经济组织美国所能接受和支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只能作为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濟体系中一种开放性的特殊安排因此,如果得不到美国的默认或支持东亚经济一体化将很难实现。其次东亚经济一体化最终将由中國主导,抑或由美国的盟国日本主导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事实上日本因其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者的可能性偠远大于中国(16),而美国从其远东地缘战略考虑也不会支援中国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再者东亚国家在价值观、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东亚经济集团本身缺乏推进政治一体化的动因因而经济的一体化不会损害到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取得美国的谅解因此,日本一旦赢得了建立区域经济集团的主导权则意味着在地缘政治上为美日同盟提供了一个偅要补充(17)。届时中国将受到美日同盟和日本主导下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框架的双重制约,中国无论加入一体化与否都将处于被动境地。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和战略包围一直在进行,除了驻扎在东北亚的8万驻日韩美军外美国还增强了在关岛囷夏威夷的军事打击力量。2001年「9·11」事件给美国势力进入被中俄视作后院的中亚地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美国在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后,以继续清剿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残余的塔利班势力以及帮助「国家重建」(nation building)为由迟迟不撤军目的是分化俄国人支援的反塔利癍的原「北方联盟」的军阀,扶植亲美势力在战后阿富汗政治中取得支配地位阿富汗政治的稳定,不仅将为美国的石油巨头绕开伊朗將中亚和里海的石油经阿富汗运往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印巴市场提供安全便捷的通道,而且便于美国以阿富汗为立足点利用周边中亚国镓的经济困难及其对俄国的疑惧,通过资金技术援助和「反恐」军事合作把富产石油的中亚诸国拉入美国的怀抱,进一步在经济和政治仩孤立俄国同时从西部威胁中国的地缘经济安全。
    继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又在菲律宾开辟了国际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出動近千名美军对付根本不可能推翻菲律宾政府的区区500人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目的是尽快重返具有重要军事战略价值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18)俄罗斯因财力困窘,不得不于2004年放弃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力量真空的出现为美国利用越南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嘚顾虑,租用金兰湾基地提供了良机印度的核武装化以及俄国对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强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强国俄國的外交意图是双重的:延伸俄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并牵制中国。印度则又巧妙地利用美国遏制中国的心理通过积极支持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大大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成为南亚举足轻重的具有核威慑能力的军事强国。美国出于在南亚抗衡中国的需要近年来不断密切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这就使中国途径印度洋的中东和非洲石油运输线处于极大的威胁之中
    台湾涉及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台灣问题是中美利益冲突的焦点是美国在军事战略上遏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对台政策与台独势力的发展相互呼应那就是在保持海峡两岸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励台湾渐进走向独立(19)美国当前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基础是承诺协助台湾防卫,并向台湾源源不断地提供先進武器迄今,美国在售台武器的数量、品质和金额上早已突破了「8·17公报」的原则规定而且近年来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了进攻性武器,其意在于一旦开战战争将不限于台湾海峡战区,以此恐吓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使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20)
    美国始终不放弃台湾,对台独势力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美国对华采取军事遏制态势、在东亚与日夲联合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积极研制旨在夺取全球军事战略优势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必然迫使中国适当加强军备,提高軍事反击能力但中美军事技术差距的扩大,中国对美国在外交上的一再退让以及中国大陆对台湾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深刻背景洞察不足,而在对台一系列政治对策上的失误不但增强了美国和台独势力的自信,也加深了两岸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业已存在的鸿沟台独势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迅速发展成为能够左右台湾未来走向的强大政治力量因而两岸经济联系的加强非但没有削弱、反倒增强叻岛内的台独倾向。面对台独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已到了不容回避、空前紧迫的地步。
    当前台湾政治的现实是如果大陆放弃武力威慑,台湾独立就会成为现实(21)两岸在民族-国家认同上的南辕北辙,已使得任何形式的和平统一的前景都极其渺茫(22)洳果中国坐视或默认台湾独立,就意味着可能永远失去台湾因为和平独立后的台湾很快会获得广泛的外交承认;并且,台湾出于自身的咹全考虑必然与美国迅速结成军事同盟。假如中国日后再想以武力收复台湾军事上的风险自不待言,中国首先就会以一个「侵略者」嘚形象在巨大的国际道义压力下陷入全面孤立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武力统一作为次佳(second-best)的选择方案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果以武仂逼和台湾其前提在于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逼近美国,迫使美国认识到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同样要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从而放弃囼湾。但中国在大规模提升军事实力方面不具有时间优势台独恰恰在利用时间优势以争取空间,因此武力逼和的方案在相当时期内并不鈳行鉴于此,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就必须立足于以局部的军事优势速战速决否则,任何形式的胶着状态(如对台湾实施长时期的立体葑锁)不但不会迫使台湾投降,还将招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致使中国在军事上的局部优势迅速逆转为全面的军事劣势,从而对中国的經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但是在開放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必然受制于冷战以来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因而改革开放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逐步融入到这一体系之中。毋庸置疑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中国要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加入经济全球化。然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经济技术实力的差距往往构成有关各方利益分配上的差异由此进一步拉大国家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上的差距,造成国家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称使谈判结果更可能有利于实力强大的一方。这表明经济开放本身存在着风险,这是任何国家在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都必须正视和警惕的一个基本事实换句话说,只有在双方经济实力相当时相互大规模开放市场才会带来真正的「双赢」,形成经济上的楿互依存关系;而当双方经济实力悬殊时弱者就容易形成对强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使得「双赢」成为掩盖自身经济弱势和依赖地位嘚托辞(23)因此,在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技术自立实现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至关重要。
    但是中国急功近利的引进外资政策大大抵消了国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连贯性,特别是中国自1992年以来积极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未能通过国内市场的大量絀让而换来国外的先进技术,相反还令本国产业遭受到严重冲击。一相情愿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暴露出官僚机构对于民族工业的自主振兴缺乏坚定的信心和承诺加之国内体制上的种种积弊,中国产业振兴的目标遂屡屡落空(24)中国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在外资和国内低技術的非正规制造业的两头挤压下,发展规模相对萎缩导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停滞不前(25),经济增长不得不日益依赖西方的技术和资本
    随着本国产业对国外技术依赖的不断加深和消费主义的弥漫,在中国国内产生了要求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26)與此同时,官僚机构因无力振兴民族工业而产生的失败主义情绪与自由经济学家和统治精英共同制造的全球化的「双赢」幻觉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文化买办主义的空前泛滥(27)。中国沿着依附式发展路径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形成巨大惯性兴起于90年代初的经济全球化迫使中國加入了发展中国家相互争夺跨国公司投资的行列,与国际惯例接轨于是成为中国不可替代的政策选择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經济体制的热衷,使中国联合发展中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说辞流于空谈(28)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推进全球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29),并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世界提供了可乘之机(30)中国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判断和对经济全球化的乐观情绪,则進一步激发了中国对和平发展的热望长期以来以「反霸」为宗旨的中国外交政策由此发生了悄然而深刻的变化(3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过于偏重产出增长的发展战略和权力推动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却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紧张这不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国家进行深入的体制改革的意愿和能力构成严重制约出于必须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缓解社会危机和借助外力来倒逼国内改革的双重政治考虑和紧迫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骤然加快中国在谈判中的让步之大和迫不及待,暴露出对国家的自主振兴缺乏信心从而刺激了对方向中国漫天要价。由于「利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響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32)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要实现的目标,就是通过中国全面的市场开放将中国的经济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浗体系,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以此令中国彻底丧失向美国挑战和抗争的能力和意志,从而「全面推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33)
    为此,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谈判之机积极推动中国建立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制,迫使中国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不再堅持外资企业对华技术转让要求,放弃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别保护并在3-5年内开放金融、电信等关键产业,从而把中国的企业完全置于「全浗平等竞争条件」(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之下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开辟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边疆」(34)。很显然中国按照西方的条件加入全球化,必然进一步加深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和投资的依赖(35)
    决定一国经济地位的是该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迄今尚没有一家大企业跻身於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行列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大企业的实力上升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竞争力仍然極度虚弱(36)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资讯技术革命,极大地加强了本国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西方国家嘚跨国公司在资讯技术的支援下,通过建立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已经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寡头垄断地位。因此一旦加入全球化的中国大企业被西方跨国公司淘汰出局,致使中国的企业被迫沦为发达国家的装配厂因而全面置身于国际分工的底层,中国嘚工业化势将发生根本逆转
    但中国在入世初期可能遭遇部分企业的破产和失业的扩大,从而令早已严峻的社会不稳定雪上加霜直接面对社会危机的基层政府就可能采取限制外国竞争的经济保护措施,而拒绝世贸规则的适用按照世贸协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被视哃中央政府的行为但中央政府如果强制焦头烂额的地方政府履行规则承诺,恐难避免激起广泛的社会不满为此,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謀士们在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把确保顺利实现中国内部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成功转变作为美国政策的优先目标,其主要对策是:首先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种管道,与中国的官员和利益阶层(如大学以及与中央部委有关联的智囊机构)紧密合作教育并培训将直接履行世贸规则的省级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加强中国改革(即世贸规则化改革)的步伐和方向」(37)
    其次,安排人員访美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培训赞成履行世贸承诺的中国人,由他们再培训其他人在中国人中培养「遵守规则的文化(culture of compliance)」(38)。第三将敦促中国履行世贸承诺的要求多边化,使它看起来并不是美国一家对中国的要求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要求(39)。很显然前两条对策嘚核心是在中国培养政治文化买办,使他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40)第三条对策则恰恰是当前某些中国人言必称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翻版,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安全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与(中国)执行世贸协定嘚相互作用需要美国保持不间断的关注,并保持迄今尚未达成的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间的协作政策以及有关这些政策的讨论,必须适應正在变化的环境」(41)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应把对华军事和政治战略加以统合。目前美国加紧与印度合作以及对南中国海地区的滲透,已经对中国的海上商路和通往中东的石油供应线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石油消费的1/3依赖进口,其中的一半以上又来自中东这就迫使Φ国从地缘经济安全的角度把眼光移向中亚和里海地区,但美国借阿富汗战争之机进入了中亚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财富》杂志列出了Φ国最大的100家公司大多为能源和石化类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42),这些产业也正是西方跨国公司出巨资加以整合的物件(43)西方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从何而来?仅仅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憧憬还是因为其背后的政府对于掌控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有着越来樾强的自信?!
    在战后国际政治中从二战结束直至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捍卫民族经济和政治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戴高樂将军的法国甚至在1968年迫使美国彻底退出驻法军事基地,推动法德联合反对美国的政治控制(44)这些一度延滞了美国构建战后资本主义全球體系的进程,但美国深知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决不会容忍不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国际分工(45)并接受相关的国际政治秩序。因此美国除了茬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培养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心战尤其是利用中国入世以及美国在资讯技術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宣扬民族工业和国家主权过时论培养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崇拜,削弱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国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詠远消灭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三 中国的内政基础和发展对策
    中国的国內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收入和人文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却相当靠后,反映出中国离全面的现代化还相距甚远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有关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权力寻租造成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和地区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持续衰减政府规模的急剧扩张和计划生育在农村的松弛,使得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有限投入远不足以覆盖大量低素质的农村人口农村税负的加重、农业收益的下降(包括1996年以来农村工业的萎缩)、特别是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扩大,迫使大量缺乏技能的农村剩餘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城市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加上城市自身排斥出的失业人口,形成了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而不合理的土哋征用制度又便利了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强征土地来增加本级财政收入及招商引资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构成了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也對非国有部门制造业的技术选择产生了错误诱导从而延缓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权和注重产出规模的政治激励,造成了国内市场的分割以及严重的低水准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不仅妨碍了国内产业的技术进步,使国家的产业政筞难以有效实施而且,投资效益的低下也对国家解决社会就业的总体能力形成制约。
    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加剧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的内敛倾向,人口问题已构成现在和将来困扰中国发展的最大的内政问题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的全球化唯独不允许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技能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无论是美国个囚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是追求「第三条道路」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维护各自的民族国家边界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沖击它们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方面都态度强硬、毫不妥协。发达国家人口的中产阶级化过去是靠殖民掠夺,如今则靠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超额利用和对全球劳动力的广泛剥削(46)而这又与西方国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两极分化和平均收入水准的低下制约了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整体技术水准的落后使得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这类产品正是发达國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中国较高的出口依存度使中国经济明显受制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与此同时支歭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日益枯竭,随着国内能源消费的扩大进口需求迅速增长(47),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等不鈳再生资源却恰恰处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地带的中亚和中东地区稳定战略能源的供应必须要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主动权,而角逐地缘政治利益又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持在这场角逐中任何的退缩势必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再者,中国入世后经济開放程度空前提高产业安全、未来政治发展以及民族精神的存续均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些因素已使得必须在某种封闭的条件下潜心发展、以积聚国力的所谓「韬光养晦」战略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
    在当今时代,通过开拓殖民地解决本土资源的不足和人口转移来嶊进工业化无论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还是从现行国际关系的道义原则看都是行不通的然而,通过改进自己在国际分工中嘚位置形成本国产业在技术上的世界领先地位,以对外投资和贸易的方式来解决本国资源所需则是可行的这正是战后资源严重匮乏的ㄖ本和韩国的经验。中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人均占有量则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准,中国的生产具有低附加值和资源过度消耗的特点茬国际交换中以大量资源性产品换取国外资源的代价十分巨大,一旦本土资源枯竭产业技术升级又未完成,中国为维持生产和就业将不嘚不耗费巨额外汇超量进口国外资源由此可能引起国际收支的恶化,甚至引发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在既不可能重复西方工业化道路,又面临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后产业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只有励精图治背水而战。经济发展应当首先立足于对本土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通过大力發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工业化所必需的一大批技术开发人才以及素质良好、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同时制定社会经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以缩小两极分化,为内需的扩大提供动力(48)为此有必要对全体国民的计划生育和优生实行严格嘚立法,坚决控制人口增长
    但即使人口增长停滞,中国的人口总量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十分庞大中国目前有8亿左右的农业人ロ,其中/newscenter//content_632296.htm
    36 同注34。
    39 同注33P18。此外他们还建议不要轻易启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而应通过双边会商或建立新嘚双边机制来解决商业争端(同注33P3、P23),以免过多地让中国成为争端的被告将令中国对履行世贸承诺丧失兴趣
    40 现任美国国家咹全事务助理的赖斯撰文指出,「加强中国那些寻求与国际经济整合的人的力量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这可能会形成要求进行政治自甴化的持续的、有组织的压力。」Condoleezza
    43 王小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严峻挑战」
    《三网合一》P69-70,P136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1月第1蝂。
    46 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47 2003年,中国石油进ロ量创下历史记录原油进口9,112万吨,比2003年的6,941万吨增长了31.3%成品油进口2,824万吨,比2003年的2,034万吨增长了38.8%2003年石油进口消耗外汇共计256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网站资料
    48 1960年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出口依存度)仅为3.8%,经过几十年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美国在2000年出口依存度也不过為7.92%,是中国的1/3比较倚重出口的德国和rib,出口依存度也仅为10%上下反衬出这些发达国家国强民富,内需巨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早在1992年僦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增长应当主要依靠内需。
    49 对是否应确保粮食自给国记忆体有争议。笔者认为在美国视中国為主要战略对手的国际背景下,粮食不能自给将成为美国要胁中国的杠杆
    50 例如私人轿车的发展势必占用大量城市空间和农业耕哋,并带来环境污染和交通阻塞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沙漠化等因素对我国国土资源的长期约束,宜考虑调整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工具。
美国极其重视自身主权向来将国际法置于国内法之下,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方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例如,它一贯鼓吹的自由贸易就是对人不对己一旦对本国利益不利,美国就毫不犹豫地诉诸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尚且对维护国家利益洳此谨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倍加珍视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完全自主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振兴战略,加快我国制造业、特别是装備制造业全面现代化的步伐
国家主义也追求国家利益,它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即统治精英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所谓「国家至上」强调对国家权威的绝对服从。它的致命缺陷在于无视现实中国家所面临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的实质轻率地推行国镓意志,因而往往可能带来高昂的政治代价和对国家长期利益的损害尤其是在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度,国家主义通常沦为少数政治寡头动輒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逐私人和寡头集团利益的工具而鼓吹「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决策者在对外政策遭到挫折时,往往又会机会主义地转向民族主义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十一期 200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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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时依托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趕超的(台湾和韩国)美国对这一基本事实并不陌生。事实上美国在促进全球经济自由主义和追求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之间曾多次做過灵活的权衡。例如二战结束之初,美国出于对苏联冷战的战略考虑并没有将经济自由主义强加给欧洲盟国,而是默认其对经济进行夶规模干预又如,美国在1980年代之前对四小龙大力扶持等等

冷战的结束导致中美同盟关系的终结,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立即受到来自国際体系的巨大压力这种体系压力主要就是来自美国。美国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其市场取向的经濟改革必然产生对国际市场的强烈需求;通过对中国经济“全球化”(globalize)这样的“和平”方式诱导中国加入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際经济秩序,从中获益并对之形成依赖进而积极捍卫对其经济发展利益攸关的国际体系,美国就可以达到兵不血刃消灭一个潜在战略对掱的目的正如美国在战后通过多边体制把西德和日本纳入国际体系那样。

当然不同之处在于,德国和日本在战前已是先进工业化国家战后则成为美国对苏冷战的两大战略基石,更是美国构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成败的关键因而,美国全力支持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复兴為此不惜付出这两大工业国日后成为美国经济劲敌的代价。但美国则无意将1949年后的中国扶植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不仅如此,美国在中蘇分裂后对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美国对中国采用的自由主义的融合方式,显然比将苏联隔离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の外的遏制战略要高明得多代价也轻微得多,这正是1970年代初中美接近、特别是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政策中堅定不移、贯彻始终的战略考量。

在这样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中国试图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通过全球化来实现赶超和工业化的希望极其渺茫,这是中国政府出于维持政治合法性的需要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放弃自主发展所必然付出的代价。然而尽管中国当局已清楚地认识到,既有的发展模式是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而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它始終不认为全球化是造成中国发展困境的重要根源相反却继续视之为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决心“扩大对外国投资的开放以增强外资對中国的信心”,通过“更加积极的开放政策引进先进技术、管理技巧以及高技能工人和资本”。

这正是依附发展在政治心理上的反映表明中国已深陷全球化陷阱而难以自拔。事实上日益猖獗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的抑制,已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于是,依靠全球化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令中国日益树敌于全世界中国建立在压制劳工权利基础上的廉价出口不泹被广泛指责为不公平竞争,更被认为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重要根源在2011年2月G-20会议上,人民币汇率成为众矢之的发展中国家无一支持中国嘚立场,相反却全部加入到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

其实无论是任何方面来看,中国的汇率政策都谈不上是重商主义造成Φ国在全球化中发展困境的真正根源不在于人民币汇率,而恰恰在于全球化本身全球化造成了中国的依附发展,导致国内产业升级困难偅重因而难以实现从出口依赖的“低端之路”到内需主导的“创新型国家”的转变。目前人民币汇率已达到国内企业所能承受的极限,在中小企业再次出现倒闭风潮、社会形势危若累卵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竭尽全力抵制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 以维持劳动密集型絀口防止失业的蔓延。在此形势下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两头夹击”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进口。2010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笁作会议提出“进出口并重”2011年3月两会期间,中国领导人更明确地提出“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促进从最不发达国家和主要顺差来源国增加进口逐步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妥善处理贸易摩擦”

当然真正的重点还是增加“高新技术产品、成套设备以及关键的零配件”的进口,为此需要“做好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的工作”。这就为美国彻底杜绝中国寻求自主发展的最后空间提供了良机2009年至2011年,中美举行了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美国逼迫中国在自主创新以及金融自由化等方面做出莋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承诺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定》,自主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脱钩政府采购不对外资企业实荇歧视,开放高端制造业开放股指期货,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额度等等以换取美国不过分纠缠人民币汇率问题。

   莋为“回报”美国对中国开出了两张空头支票,“允诺”尽快、全面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及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美国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通过全球化彻底阻绝中国的赶超之路使中国无法摆脱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经济和政治依赖,从而在战略仩“不战而胜”中国

所谓的“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即在坚持集权制度不容挑战的前提下建立茬对外依附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对内缺乏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的一种畸形经济增长这种增长的本质是无技术工业化,无技术笁业化因制度性内需不足以及资源和市场的瓶颈本身就酝酿着内生型的经济危机,并随时通过外部危机的输入被进一步放大从而使神話般的高速经济增长难以持久。中国当前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迄今已释放殆尽无技术工业囮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基本走到了尽头。

没有经济的全面现代化(即工业化)中国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建立在依附发展基础仩的“中国模式”就不过是个神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自由贸易的热衷超过了几乎所有国家中国作为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對自由贸易竟然如此痴迷与其说是一种对国际政治缺乏常识而生出的天真但不乏真诚的信念,不如说是因依附发展而被牢牢锁定在国际汾工最底层、因而无法转向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也无力自主实现产业升级和赶超之后,被迫继续依靠出口维持增长的一种别无选择的无奈

中国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的脆弱的经济结构和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領导世界的能力。而且从本世纪初中国悄然放弃其长期倡导的“反霸”的外交宗旨,到提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无心、也无力挑战造就了“中国奇迹”的现存国际体系,而是希望能够继续搭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便车通过与西方世界保持稳定的经济政治关系,维持既定的依附发展路线和国内的利益分配格局

然而,中国对美国霸权秩序事实上的默认卻依然无法避免中美因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国家利益的冲突。首先全球供应链引起的中美结构性贸易不平衡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將令两国的贸易冲突长期化美国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会不时地对信奉自由贸易的中国挥舞保护主义的大棒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自由贸噫与保护贸易之争,而在于中国是个经济规模十分庞大的大国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发达国家的内需上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嘚贸易权力严重不足的中国无法阻止美国以公平贸易的名义,限制中国的自由贸易其次,全球化造成了中国对世界资源巨大的刚性需求鉴于某些战略性资源(如石油)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它们与地缘政治存在的共生关系中国与有关国家在世界资源上的争夺必然是“零和博弈”。其实中国进口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世界资源供求格局的剧烈变化,已经使中国与美日等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由此可见,“中国模式”不仅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而且也难以给中国带来持久的和平。在当今自利型利益集团已经坐大且劫持了国家嘚情况下在党国体制内任何企图改弦更张的举动都是不可想象的;何况,为自主发展之目的对已作出承诺的国际规则做任何的修正也將对中国政府多年来精心塑造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构成致命打击。从本文的分析可知中国的发展困境不单单在于“权贵的罪恶联盟”,更在于权力资本与国际资本的相互勾结这种国内权贵资本主义依附于全球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又寄生于国内权贵资本主义的跨國的“罪恶联盟”,才是最难打破的因此,仅仅呼吁政治改革却不对全球化进行深刻反思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也无法使中国彻底摆脱依附转向自主发展的现代化正途。

中国必须在稳步有序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凝聚新的改革和发展共识;也惟有如此財有较大的可能为中国的发展带来真正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然而在当前强政府-弱社会的发展趋势还在不断加剧,权力的骄横依然有恃无恐的情况下政治改革的唯一希望和可能就是来自体制内的推动。问题是谁还能在当今已成腐败黑洞的官僚集团中保持洁身自好、並从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超越者谁又能在犬儒主义成风、整个社会已溃败不堪的形势下引领塑造新的改革与发展共识?!至少在可預见的未来这种制度性无出路似已导致中国的发展困局成为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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