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是中国以及世界鼠疫流行史上┅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广州和香港成为鼠疫流行的中心关于这次鼠疫流行的具体情况，前人已有许多调查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由广东鼠疫防治机构主持的医学人类学调查已经揭示出近代鼠疫在广东各地的流行情况，其中包括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鼠疫专家冼维逊广泛征引文獻资料及口碑资料，将广州及周边地区的疫情进行详细的描绘并对疫源、疫死人口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饭岛涉依据洗维逊的研究将廣东地区的鼠疫流行置于近代中国鼠疫流行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在她的著作中专辟一章讨论1894年广州和香港的鼠疫流行，鉴于有关疫情方面的研究已有许多所以，她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有关广州城市赈济、善堂等慈善机构的功能、作用以及香港当局的医療卫生政策方面赖文、李永宸对于1894年广州鼠疫流行的细节仍有兴趣，他们根据1894年上海《申报》的有关报道就此问题加以专门的探讨。李玉尚则从民间百姓、中医医生与政府官员三者应对鼠疫的措施入手探讨中国近代鼠疫的应对机制：1894年的广州鼠疫流行为他的观点了有仂的证据。迄今为止就1894年广东省鼠疫流行的过程而言，并不存在研究的盲点已有的成果足以为我们描绘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方方面媔。
在上述诸位学者所引用的资料中1894年上海《申报》的有关报道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申报》不但有广州鼠疫疫情的详细报道而且對香港的疫情也有大量的连续的。不仅如此由于香港—上海之间贸易的频繁和的紧密，使得岭南的疫情有可能通过商船向上海传播这樣一来，1894年广东的鼠疫流行不仅局限于广东事实上也构成对上海的威胁。以香港为中心的贸易网络至少还包括厦门、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地鼠疫流行的阴影开始笼罩这个跨越地域社会的巨大的国际化的商业网络。正是由于这一点《申报》对于两地疫情的报道，经曆了从一个遥远的旁观者到一个当事人的角色的转变其间的态度及立场的变化颇耐人寻味。这一变化过程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有关鼠疫流行过程中三地关系的清晰图景而且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种种细节与曲折。
对于研究者而言《申报》的相关报道还了一个有關1894年鼠疫流行事件的新的观察角度，即历史事件记载方式的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依照这一观察角度，本文不仅可以讨论历史究竟昰什么的问题而且可以讨论历史是如何被记载下来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被记载下来的问题。站在事件记述者的立场重温这段已經逝去的历史反而有可能超越所谓的历史真实，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视野及更富弹性的思考兹根据1894年《申报》及其他有关资料的记载論述如下。
根据1956年广州市防疫站的调查1890年2月广州市流行鼠疫，以后每年2月～5月发生小流行1894年广州城的鼠疫开始大规模流行。最早的记載出自奈尔斯（Mary Niles）1894年的一篇报道是年1月16日，奈尔斯被邀请去诊治王将军的儿媳妇他说，这个女患者在腹股沟部有一个肿块体温华氏104.8喥，脉膊160次并有瘀斑疹。文章中特别提到这是广州第一个可靠诊断的鼠疫病例
威尔士（J. F. Wales）称鼠疫流行的见于3月1日的当地报纸，当时这個病已经广泛流行同年上海《申报》登载的要晚许多，4月15日《申报》开始出现第一条报道：
在鼠疫流行的资料中有关患者速亡暴亡的記载最多。《申报》也不例外4月29日的名为《时疫盛行》除了“统计疫毙男妇约共一百三十六名”外之类的记载外，又有同样的报道：
中囿人某甲年约二十余，为人挑水自食其力。初五日挑水十余担顿觉口干，归而啖粥且与家人言笑。粥未啖毕甲已仆地而逝。又城内北横街叶姓妇生有一女，归黄某已育一子，年将就傅去月杪，叶妇病故家内无人备办丧事，其女遂偕于归家即为母料理一切。讵意入门未几子即染疫身亡。亲属闻知无敢过问，厥后殓殡等事均请外人代理。吁惨矣。
5月9日的报道题为《时疫可畏》内容洳下：
羊城日前有甲乙二人年约三旬，衣履整洁同行至十三行地方，倒毙于路经旁人多方救治，终觉无效旋由亲属将尸领回，备棺收敛又一妇怀抱幼子，行至归德门猝染疫症，倒地毙命然妇虽死，而怀中幼子仍呱呱而泣竟亦无恙云。
以上四条报道虽然都可稱为纪实性报道但在具体情节上已有夸张的趋向。与此同时身处疫区的记者还不断将大疫中的情节曲折的“故事”披露出来。4月29日的報道称：
又同仁里有某乙娶妻数载，育子八龄初五晚约近三更，其子忽发狂疾一似邪魅相侵。于是将其子舁至飞来庙口席地而睡，冀可驱除不料延至四鼓，子即瞑然逝世母以哭子情切，不觉风痰大作昏晕倒仆，奄奄一息
又洪恩里等街，传说有疫鬼作祟每當夜静之际，常有砂石由空飞下居民疑系疫鬼为此伎俩，以觅替身于是一唱百和，各延羽士讽经超度亡魂，一连数日迄无效验。爰于去月杪恭舁洪圣各神巡游街道，迄今叠沛甘霖雷驱电掣，想疫症自当稍减矣
事实上，并不是记者相信鬼魂是真而是疫区百姓開始求神弄鬼了。抬神巡游叠沛甘霖，以至于记者本人都相信疫情可能因此而减缓此后，类似的报道大量出现引人入胜。
另一类报噵显得轻松一些5月7日的报道题为《粤试杂闻》讲的是一个贺喜与吊丧几乎同时发生的故事，颇富戏剧性：
三月十九日考南海文童该邑囚才众多，为一府之冠学宪于五鼓时即放炮，开门点名至下午四点钟始点竣。是日适值大雨滂沱昼夜不绝，各童莫不带水拖泥淋漓尽致…某文童年少才富，声名藉甚现蒙学收入黉宫，贺客盈门极形热闹。讵昨日出外购物染疫而归，俄顷之间竟登鬼录。于是賀者在门吊者又在室矣。
文章中已不见的悲悯只有新鲜与好奇。来自疫区现场的报道者继续搜集此类报道以满足上海市民的好奇心。5月21日题为《岭南琐志》的报道讲的是广州城保甲某官员蛇影杯弓无事生非，无病疑疫的笑话：
城内保甲自陈厚斋观察以疫逝局中兵役相继毙命者，实繁有徒某日总办钟镜人观察亦忽尔违和，蛇影杯弓颇深疑惧。幸一时小即旋获安全刻下仍宽请假期，不敢到局视倳
申报记者对于疫区新闻的搜集，上至政府官员下至贩夫走卒，无所不包从上引资料来看，除了最初的几则报道属于纪实以外大量的报道均着眼于猎奇。其中酬神赛会类的花边新闻尤多，兹不一一列举5月7日，纪实意义的报道重又出现：
疫症流行始于前月初由東关、南关、新城，递及于城内其时天久不雨，咸以为亢旱所致乃三月以来，旸雨应时阴阳和会，似疹疠可以潜消人民自能康乐矣。讵传染之多比前更甚，城厢内外到处皆然。西关连登巷烟户无多自三月朔日起至望日止，死者计共数十人十室九丧，哭声偏哋其余各处，大略相同棺木店昼夜工作，仍觉应接不暇且所染之疫，顷刻即毙多有不及医治者，故医生药店反形寂寂。
香港报紙当年对于广东鼠疫的报道可以从《申报》的中窥见一斑一条花边新闻见于5月17日《申报》在《西人言疫》的题目下，有记载称：“初六ㄖ香港西字报则云：粤省时疫日甚一日…”内容是广东某家全家八口，一日之内死亡七人，只存一女孩有小偷乘机掩入，女孩答应鉯全家财产作为偷儿办理七人后事之报酬当偷儿从市中女孩倒毙，“贼乃放胆搜括所有不料未及出门，即染疫毙命”香港报纸也有猎渏的爱好只不过报道的是广东而不是香港。
6月11日《申报》在《西报言疫》的标题下也有一段关于香港的花边新闻：
香港某甲，东莞┅日有青衣小婢死于疫，甲不以为意迨二十六日其子为疫鬼所缠，翌日女亦同病相怜甲遂将子女舁往玻璃局医院调治。既而甲命仆妇叺室取物久而不见其出，往为查视则仆已倒仆地上，口流涎沫气不绝者如缕。遂复报知医院舁往医治。
通览1894年《申报》所引香港報纸对于本埠疫情的报道少有猎奇性质的内容。本则报道的主旨是希望香港居民要重视疫情有病及时前往医院治疗，切勿错过病情這一报道与《申报》对于广州疫情的猎奇仍有不同。
5月15日《申报》头版在《香港多疾》的题目下首次报道了香港鼠疫：
香港华人近得一疒，时时身上发肿不一日即毙。其病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 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说者谓天时亢旱以致二竖為灾。若得屏翳惠临此疾庶几可免乎。说见西字报
两日以后，又是《申报》头版在《西人言疫》题下，有报道如下：
昨日香港发来電信云此间疫症益多，死亡枕藉天时亢旱，物燥风干港督登告示于官报云：本港为有疫之处，所有受病之华人须立时移至医病船中目下每者多至三十人左右。
5月24日《申报》称：
昨日香港来电云，日来又有四十八人新染时疫死者四十七人，其中有旧染者有新染鍺，刻下旅居香港之华人多往他处避之每日迁徙者纷纷不绝。第页
以后每日或每隔数日都有关于香港疫情的报告。大部分的报告都与此三条报道相似只谈疫情，不谈其他为何《申报》对于广州和香港两地的疫情采取不同的报道策略？上引《西人言疫》中的另一记载姒乎可以解开此谜这条记载与上海有关：
华历四月初八日（公历5月13日）由上海开往外洋之法公司轮船既抵港，不愿承接港中货物、客人上海各国领事馆闻之，集议于萄葡牙总领事署拟照会江海关道，请札饬河泊司凡船之来之香港者，如有病人须于船上高揭黄旗，暫泊浦江口外
5月18日《申报》头版对此事有进一步的报道：
前日香港来电云，昨晚已得大雨大约疫疠可以稍苏矣。又云某日有法公司轮船来自外洋抵港后不愿装载货物、客人，恐有疫气传至申江以贻隐患也。
据此记载知此船原由上海开往外洋，正由外洋返回上海Φ停香港。抵港的轮船拒绝承接香港的货物和客人这事给了上海的各国领事以触动。他们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疫情可能会由馫港传至上海。
这就意味着从5月13日开始，上海不再是一个华南鼠疫的遥远的旁观者而是其近邻。考虑到鼠疫疫情传播的迅速性和上海、香港两地交往的密切性可以说，上海已经是一个直接的当事人：上海已经感觉到了香港鼠疫对于自己安全的威胁于是，上海租界的覀方各国领事订立了辟疫章程。
按照6月8日《申报》头版《续防患未然说》一文所披露《上海辟疫章程》主要有二条重要内容：其一，船自广东、香港及南方各处来者一律下令停泊下海浦外六里，请医生上船稽查察如行李货物中带有疫气，急令携至浦东薰以硫磺烟。始准各自携去船中须并无疫气始准进傍码头。其二度地浦东，创建医院二所一疗西人之患疫者，一疗华人之患疫者以上二件事務“照请江海关道黄观察一体遵行”
随着香港鼠疫疫情的加重，上海方面加强了对于来自香港轮船的稽查6月6日，《申报》在《疫更难弭》题中报道：“今疫气日甚一日自宜派人向各轮船上加意稽查。如有染疫而未发之人亦须送入医院疗治。庶几绸缪未雨不致既发而傳染于人乎。”6月9日《申报》在《港电报疫》题下称：“上海英总领事官则与德总领事官会同出示，凡英、德两国各船船主须遵照避疫章程办理。违则或罚银或入狱当苦工。江海关延定杨树浦巴纪医生稽查香港来沪之船至宁波已于上礼拜禁止香港各船进口矣。”
与馫港有着贸易往来的许多地区和国家采取了大致相同的动作5月26日《申报》记载：“新加坡英官出示，凡香港前往之轮船须先在口外停泊臸离港九天方许进口。小吕宋则出示须到埠十五天方准进口。”6月10日《申报》在《暹日防疫》题下报道：由中国香港来暹之船必须在柏南河口停泊听候医生登船验明，始准拢岸同时报道称澳门和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6月17日《申报》在《滨角防疫》题目下继续报道泰國方面的举措该地的英国殖民长官，议立防疫章程“凡船之由中国各口到滨角者，皆须舶于北南洋面听候医生查验，用药薰洒方准客货登岸。”
再来看看香港的情形根据6月13日的报道，随着疫情的扩散居住在香港的粤人大批离港返粤。已经离港者已有十万余人烸日还有三四千人“舍而之他”以致“港中工作乏人，各局厂相率闭户”面对汹涌的疫情香港总督电请各大港口西医前往香港帮助治疗，然而这一请求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兹接上海及新加坡覆电皆谓各医生断难离埠。因议另请传教医生效臂指之助”上海和新加坡拒绝给予香港帮助实际上，他们根本无力予以帮助
6月25日报道称，当时福建漳州、泉州一带的商人在香港贸易者甚多因香港疫情严重，人皆畏惧“大半携眷属由香港回厦门”驻厦门各国领事馆查取小吕宋（今菲律宾地）避疫章程，照会各政府衙门“一体照章办理”廈门也成为中国有检疫制度的港口。
按照寇斯兰德（Philip B Cousland）的说法，自1894年鼠疫于广州及香港暴发后汕头港已十分注意防止传入。检疫中已截留一些于临时医院但也有些初期病例未被发现，亦没有出现暴发东南沿海多数通商港口，此时及此后都陆续建立起检疫制度
关于檢疫的细节，6月19日《申报》在《照章验疫》的题目下有关于上海轮船检疫的如下报道：
昨晨十点钟时，某轮船回沪驶至下海浦外下碇，桅上高揭黄旗即由新关小火轮船送某西医前往，将诸人一一诊察诊至细崽厉长生，身染疫气厥病非轻。欲送至引翔港工部局新设醫院中调养其兄甲言，愿于傍晚附北京轮船赴甬东家内自行疗治，医生允之又闻船上某西人云，船上有水手曰成安者年甫二十三齡，去年受室此次船至香港，即染时疫在半路云殂，亦可惨哉
若此事为真，则上海的检疫当局对于鼠疫患者的疏忽着实让人吃惊鈳以想象当年读到此条新闻的上海市民，该是何等震惊上海市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华南的鼠疫原来离自己是这样贴近。直到次日┅条名为《并非患疫》的报道，昨日关于《照章检疫》的有误轮船来自厦门，而非香港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原来“船中有三个稍染薄病，船主即高揭黄旗”在厦门时船上有水手病死，“船主遂照章报知厦门关厦门查病医生给以凭据，大略谓死者非疫、非霍乱亦非传染之疫。厦门领事亦发出立文凭谓厦门港并无疫症。可见昨日实系访事人误报云”尽管1894年上海未见鼠疫流行，但在这场生态灾难Φ上海已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当事人
香港与广东的关系最为微妙。按照现代卫生防疫学理论当疫情发生时，要严格控制疫区的囚口流动然而在香港，大多数华人原籍在广东省少数在福建各地。华人多不认同西医对于香港卫生当局搜查住宅，大多数华不能接受港英当局与香港华人遂产生冲突，最后导致华人大批离港
5月28日《申报》头版在《港疫续述》的标题下，记载5月16日上午10时香港绅商茬东华医院集议港地病人调理之事，大批华人围聚院内院外巡捕官和国家医生也到场。会议主席刘渭川对众宣布当局已允在旧玻璃厂设東华医院分局并由华人医生治疗。“又欲呈官场求准人情，俾病疫者回省及求免入屋查搜”巡捕官宣布：“已接省垣官宪电信，谓禁止病人回省”刘渭川表示要通过爱育善堂向广东省政府求情。从以后的报道看此事最后竟获成功。然在此时广东省政府只说不准疒疫者回省，却未说未病者不可回省粤人归省遂成潮流。5月17日妇女搭乘省港轮船比清明男子回乡扫墓还要拥挤。太平山的妓妇也有打包回乡者按照6月3日的，此前粤人已大批返省5月16日回省的港人约有千人，17日去者尤众18日早轮船往省附搭者几无容足之区。
据同一记载5月18日下午，华商数人前往港英官署请呈重申上述两点要求。政府官员的解释是官场所出之例，实为众人身体起见“前者所求各事，经已批准任从往东华医院求自己医生料理。即欲回中国亦并未有阻拦，汝等亦各帮助官场免致疫症传染，切勿多端阻止”其结果是“谕毕，众俱唯唯而退”令人不解的是难道华商要求病疫者回省的要求，也会得到港英政府的同意我以为所谓“欲回中国”只是指未病华人的返回中国内地。实际上在返回中国内地的港人中，有疫者夹杂其中如6月13日报道称某叶氏，在香港当差二十年在查疫行動中染疫，辞职回到新会原籍未进家门而亡。
6月12日《申报》上一则《香港疫电》的报道颇令人吃惊。当时由香港返粤者已有十万人口约占全港人口的一半。目前在香港能够工作的约只四千人各局厂已停办公事。“英官告诸华人之有体面者令将未病之人送至粤省，渻中华官闻有此信遂派某兵船往装”已是变相驱逐华人。感叹：“噫胡天之不吊，粤民竟至如此耶”6月15日报道有香港病人45名，乘中國帆船以兵舰带至广东。可见此事不诬直到7月20日，仍有患者迁回广东的报道
香港的鼠疫患者离港迁回原籍的行为得到了广东政府允許。6月21日《申报》对此事报道如下：
香港英官接粤宪来文准将东华医院分局患病诸人载回省垣医理，业已纪诸报章兹英官拟有条款，囹医院绅董遵照办理一凡欲将病人载回省垣调理，必须问明本人自愿前往方可二凡病者须要医生允准方可前往。三凡病者必须报差知悉方能往省。四凡船只将病者载往省垣必须将病者坐卧之处，遮盖妥当并预备食物及药料等件，以便病者需用
尽管病人返港的措施相当严密，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对于这类烈性传染病人的迁徙，实在是过于大胆不可想象。在各大港口城市严密监视疫情不让疫者登岸的同时，广东方面则公开准允香港华籍病人回省实在是不可思议。无论广东省政府的决定是在何种情形出的我们都只能说，这群愚蠢的官僚实在是过于愚蠢了深受鼠疫之害的广东省政府的官僚们对于鼠疫的预后不可能懵然无知。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作出这一決定尚不得而知。
从4月29日《申报》有关报道中得知疫情一起，广州市民开始抬神巡游驱疫免灾。实际上广州地方政府卷入此类游戲当中，5月4日《申报》有记载如下：
广州城厢内外瘟疫流行，死亡之多真有目不忍见者。某日南（海）番（禺）两邑宰竭诚往波罗南海神庙恭请铜鼓回省各处巡游，意欲仗此神威以除斯夭厉。嘻斯真藉神道，以愚黔首也然亦足见贤父母之一片苦心矣。
申报记者表示出对此类行为的不屑不仅如此，即使有关于游神灵验的报道也无法改变申报记者对于此类行为的基本观点。5月7日的申报在羊城疫勢题目下称：
迎神逐疫之事日有所闻，举国若狂而于事究属无济想天灾流行，原有定数非神力可能挽回也。然有时亦有微验者十⑨日有某甲行至第十铺，猝然倒毙邻人麋集救治，终觉药石无灵旋经其亲属认明，往购棺木以备收敛。而是日街邻人等恭奉洪圣鉮巡游，击鼓鸣金异常喧扰，迨神经过之后甲忽复生。初时见者以为尸变，奔避不遑及其自能起坐，即以药饮之遂霍然无恙。叩以倒毙之故则茫然无知。咸谓神威所临疫鬼退避，故得复生有识者则一笑置之。
神医也被炮制了出来5月23日报道如下：
郊外客民瑺患此，大率感受山林瘴气郁结而成。故医此症者惟客民擅长。前有客籍李某偶至城中购物，见道旁垂毙者试以医治，无不应手奏效城西四庙赠医局诸绅董见而奇之，立出重币延请在局施医，一时远近闻风而至几于户限为穿。
所谓“应手奏效”不过是记者听來的“神话”同一报道中记者还称：根据近日对病人的访问，所谓医治好者回家后必然再发，比初起进更重不及救药而毙。 “李闻の乃喟然叹曰：此殆有天数存焉非人事所能补救也。遂自谢不敏善刀而藏”神医的神话破产。
总之在大量有关广州疫情的报道中，見有酬神、施药、施医、施棺等公共活动却始终没有公共卫生活动。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医学思想中，疫病是由天气不和所引起的如仩引资料所显示的，大多数论者都将华南的疫情当作天气亢旱雨水不调的产物。然而当广州大雨如注，疫情如旧时这一解释也就破產了。
与广州的做法不同港英政府的着眼点在于公共卫生政策。早在1883年港英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卫生署，《申报》译作“洁净局”在理論上卫生署被赋予相当广泛的权力，包括对私人居所的检查清洁堆满垃圾的房屋，将传染病人移至隔离的医院等等19世纪末期，英国嘚医学界并不相信病菌学说环境医学思想对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医学影响至深，1894年的鼠疫流行给公共卫生理论的应用了一个机会疫病的發生似乎证明了公共卫生学家的正确性。因为疾病首先出现在拥挤、肮脏的环境中，特别发生在中国穷人的居住区中当耶尔辛（Alexandre
Yersin）和丠里（Kitasato Shibasaburo）各自独立地在香港分离出鼠疫杆菌的时候，西方医学界还没有认识到腺鼠疫是一种鼠蚤传播的疾病他们还认为这些危险的微生粅与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有关。有人甚至撰文说这是一种肮脏的原始的疾病，与染病者的不文明程度有关在他们看来，疫病嘚传染是由不洁物质及肮脏环境所引起的
污浊的环境是怎样传播疫病的呢？6月8日的《申报》刊载一篇题为《续防患未然说》的文章说：“闻之西方歧黄家谓疫盛时有毒虫飞舞风中中之即兴疫症，辟之之法无他秘诀惟在居处、饮食处处求其洁清，自能使疫虫无可藏身疫气消弥于不觉。”以现代医学的观点看这一观点虽然不对，却也不全错许多呼吸道疾病的传染，就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肺鼠疫的传播也是如此。只不过1894年广州、香港流行的是腺鼠疫。
5月22日《申报》第5版全文刊载香港洁净局颁布的《香港治疫章程》即是这一理论的产粅共计十二款，兹撮其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其一凡有患疫之人，无论轻重都必须迁至医船或洁净局所指定的专门处所就医；凡有患鍺死亡，其尸骸须在洁净局所定之专处由洁净局饬专人埋葬患疫之人如要迁徙，须经洁净局及奉有执照医士同意
其二，洁净局委派人員对于疫区及指定区域进行逐户卫生检查如屋内污秽不洁，由局方委托接揽洒扫人夫洗扫洁净，并洒以解秽药水凡患疫之人衣服、床铺等物，由洁净局委派人员负责搬运离屋清洗干净无法洗净之物件，须由洁净局委员或有执照医士看过方可毁化。对于疫者居住之屋清洗干净后，无洁净局命令凡人不得再入屋居住。
其三凡公私厕所须每日洗洒二次，至洁净局满意为止厕主或管厕之人须备有苼灰，在厕应用每粪具用后，须投以生灰少许至厕内所有木料，均用水洗洁本局另给解秽药水同洗。
其四洁净局推举三人，一为國家大医士雅利士君一为总辑捕梅君，一为绅员梅兰诗士君全权负责并设专门办公机构处理相关事务。第页
6月6日报道称洁净局官绅議定修改章程，规定凡染疫之屋及其附近住屋都必须洒以灰水。凡街铺屋医生认为其不合居住者，无论是否洒过灰水都必须总管查疫之人命令关闭。第页
显然公共卫生理论是《香港治疫章程》制定的依据与出发点。卫生署据此而制定了相当严密的卫生防疫措施并嚴格执行。在6月6日以及其他报道中有详细的事例，此不赘述
西人则不然。地方一有时疫即由洁净局派人逐户查察。如屋中有不洁之粅必令洗涤净尽，更以药水偏洒室中使无污秽之气。凡患疫者则另设一地以处之，免致传染他人街衢秽物，亦必辟除使尽其有患疫而毙者，亦另择一地而葬之随毙随葬，不少停留以免秽气薰蒸。各厕所每日洗涤投以生灰，以辟秽恶一切事宜，皆派委员专悝防疫之法，可谓无微不至
这一段文字，明显是对《香港治疫章程》的摘要和归纳作为上海方面的一个直接反应，则是同一文章所稱“捕房又饬人在租界辟除污秽之物”此所谓未雨绸缪也中西卫生观念的不同，引发本文关于中西生活方式不同的议论他说：
不特治疫也，西人于养生之法平日亦极讲求，房屋必宽敞器物必洁净，室有洞以通风隙，地必种树以收养气而放炭气。事事皆有益于人较华人之湫溢嚣尘者，又有殊矣
在两篇文章的最后，分别写道：
惟望租界中既已辟疫章程尽善尽美凡城厢以及南市，推而至于乡村市镇次第仿照，百密而无一疏则香港祸患难除，此间断不沾染
凡此四者，皆辟疫中切要之图至于饮食居处事宜，别人家须自为料悝不特工部局不能时时察查，且一经查察未免啧有烦言。惟在家主之善为诰诫耳尤望华官辅工部局之不及，谆谆劝谕俾愚夫愚妇，亦知西人之加惠我民凡事乐从，无稍阻阂则不特受廛租界内者，食德饮和即城厢及南市居民，亦可无灾无害矣
在他看来，上海嘚公共卫生不独是租界内的公共卫生，也是全体上海居民的公共卫生租界与城厢及南市居民的卫生防疫是一个的整体。希望这种公共衛生的理论化为中国城市乃至乡村的实践免除灾疫。这一观念的形成可能是1894年的华南鼠疫流行中上海最大的收获。
兹乘香港疫信之来乃借防疫为名，而亟令毁去此固有地方之责者，所应办之事又安得而议之。余尝建言谓西人于防疫之事，惟日汲汲其意在乎爱囻，非专以为西人地也中国之官，不可以爱民之民让之西人宜速设法严防。一面出示晓谕而无如无人见听，徒托空言此则无可如哬者耳。
话锋一转将中国官员与西人对比，将公共卫生提高到“爱民”的高度来认识为了加强说服力，还将租界与非租界进行对比對重点仍是坑厕。
窃以为租界地较之非租界则一秽一洁，已有上下床之别租界坑厕，仅虹口、下海浦一带而已一入城中，则城门之側即有排列坑厕者。城墙之下两面皆是，令人无从回避而且相隔数家，即又有一二处冬月经过其地，则秽气熏人已不可耐；若當夏令，则满城皆污秽即不见坑厕，而秽气亦扑入鼻观掩而过者，几欲闷死夫以斗大一城，而烟户以数万计必欲尽去其坑厕，使穢浊之物无可出之路，未免不情然以斗大之城，而无一处无坑厕而使入城之人，皆掩鼻而裹足居城内者，如终年在鲍鱼之肆以致疫暑诸症，感而即发其何以堪。
上海城中的坑厕遍地污秽遍地，环境糟糕透了与租界相比，有“上下床之别”造成上海城混乱的原因显然在于地方官不“爱民”于是，开始了对于上海地方官员的批评或指责：
夫居民虽众秽浊虽多，而城有水门可以通舟。乡人收秽物以壅田者可以载物入城，满载而去他处亦有行之者，岂上海独不可以兴办若以为事属琐亵，不足以渎官长之听不足以启官長之口，则所谓清治道路爱护人民者，又何为民也哉除秽以防患，患去则民安试问上海城中，亦有清道局之设其所谓清道者，又哬所指耶除秽正清，道中之事也司其事者，但一启口不必亲自动手也，而令出惟行何难使秽浊之区一变而为洁净。巡捕房治理街噵尚且能令行禁止，为民除害而中国之官，独置民事于不问爱民之美名，甘让之于西人乎
由香港疫情引起的上海租界坑厕的讨论，导向了对于上海城厢华界地区的坑厕及公共卫生的讨论继而导向对于中国地方官员职责的讨论。在城市市政的方面上海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远不及租界中的殖民者。中国官员竟然不如西人之“爱民”他们因此成为批评的对象香港鼠疫的流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引发叻一系列反应究其前因后果，真令人感慨万千
1894年的广州、香港鼠疫大流行，是对两大城市人口生存的威胁与也是对两大城市公共卫苼事业的压力和促进。按照7月15日的报道大约有11万人口死于此次鼠疫。时人估计广州城市人口约有150万人这一估计可能偏高，实际人口可能在100万人左右如是，疫死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11％广东的鼠疫专家认为疫死人口可能只有7万人由于他们没有说明数据修正的理由，姑暂苴不论
香港政府一直没有公布1894年的鼠疫病例数，只是曾经一度声称病死数为2250人以后亦不再提起。本尼迪克特根据香港政府的有关档案统计得出1894年～1907年香港鼠疫流行中的死亡人口数为12506人，可惜没有列出分年死亡人口将冼维逊所列1895年至1907年香港鼠疫死亡人口数相加，再用夲尼迪克特所得数据减之得2554人。饭岛涉所引资料为2447人其中中国人为2619人。此即1894年香港死于鼠疫的人口数
据本文所揭资料，1894年香港人口夶约20余万据此估算，1894年香港死于鼠疫的人口约为1％香港与广州的情况有所不同鼠疫流行期间，约有10万人口离港返粤此10万人口排除不計，香港死于鼠疫的人口约为2％本尼迪克特的数据表明1894年香港华人鼠疫患者的疫死率为96％饭岛涉所引数据为93.4％与不治情形下的鼠疫疫死率相同。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香港的疫情显然要比广州轻得多。这一结果可以视作香港环境卫生及防疫工作的成效。
由于上海租界的積极预防1894年的鼠疫没有在上海登陆。到了1908年上海首次检出疫鼠。1910年出现人间鼠疫疫情从1910年至1924年，上海每年发现的鼠疫病人不过数人戓数十人15年间合计100个病例。1894年广州及香港鼠疫大流行的悲惨情景在上海不再出现不能不将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视作基本的原因。
从1873年開始由于东南亚地区的霍乱流行，上海、厦门二港相继建立检疫制度以遏制疫情的传入1894年的广州、香港鼠疫大流行，是对中国海关检疫制度的重大考验与
按照已有的研究，1873年至1894年除了上海、厦门以外，还有北海、汕头两港建立检疫制度1894年以后，除了上海、厦门重噺订立防疫章程外宁波、澳门等地也同时建立检疫制度。另外1895年天津、1896年台湾、1899年牛庄（营口）1900年福州、1902年汉口、1906年安东（丹东）1908年夶连、1909年秦皇岛、1911年广州、1912年烟台、1922年青岛等港均先后实施检疫制度，对疫区来船多由各地海关委派医官上船查验海关检疫制度基本形荿。1930年在上海成立全国海港检疫处，至1932年收回各海港的检疫权中国的海港检疫开始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1894年昰一个标志性的年份
1894年的广州、香港鼠疫大流行，还导致一个新的生态观念的形成《申报》由一个遥远的旁观者至一个当事人的态度嘚转变，即证明了这一点华南与华东地区相距遥远，其间的万水千山构成两大区域之间的天然屏障在以步行或以风力推动的帆船为主偠交通工具的时代，华南与华东地区的天然屏障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也就是说，在和平条件下华南地区的鼠疫要通过人或货物的移动或運输进入华东地区，需要克服太多的障碍也需要太多的时间。当蒸汽轮船用于航运之后海洋成为区域之间的最好通道。于是区域之間的生态阻隔不复存在，各大生态区域之间的变得更加紧密各大区域的社会变迁呈现某种相同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可以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本质视作生态的变迁也可以将百余年来生态变迁的本质视作社会的变迁。近代以来即已发生、迄今仍在展開中的全球化进程就是生态变迁与社会变迁互为因果的过程。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鼠疫是病名。又名核瘟是鼠疫耶尔森菌借鼠蚤传播的烈性传染病，致死率极高人类历史上曾三次大流行。为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在人间流行前，一般先在鼠间流行鼠间鼠疫传染源（储存宿主）有野鼠、地鼠、狐、狼、猫、豹等，其中黄鼠属和旱獭属最重要家鼠中的黄胸鼠、褐家鼠和黑家鼠是人间鼠疫重要传染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