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通鉴》编辑的全过程目录
1、《通鉴》：革弊的求索(1)
2、司马光为何情钟编年体（2）
3、《通鉴》的写作范围（3）
4、《历年图》：《通鉴》的写作计划（4）
5、《通鉴》各纪的写作时间（5）
6、《与范祖禹书》：编撰流程的再现（6）
7、《通鉴》不載文人（7）
8、温公不信虚诞（8）
9、温公不好奇（9）
10、好奇与奇节（10）
11、温公与易（11）
12、不好渏与“传奇”（12）
13、无所谓正统不正统13
14、司马光不信孟子（14）
15、司马光“字如其人”（15）
16、司马光的攵字特点（16）
17、考异的格式（17）
18、书局三人行（18）
19、温公与书局诸人（19）
20、刘彝叟其功不在书局三人の下（20）
21、刘攽入书局时间考（21）
22、尔英殿进读（22）
23、设局嵩文院（23）
24、《通鉴》成书（24）
25、简述《通鉴》的续作（25）
26、政治家与《通鉴》（26）
27、洛城风月（27）
28、闲居独乐园（28）
29、君子之争（29）
30、闲轩卧读书（30）
31、既病且老话司马（31）
32、“温公”的含义（32）
33、司马光的过失（33）
34、司馬光名在夷狄(34)
35、东坡书札（35）
36、醉翁欧阳修（36）
37、司马光眼中的南北（37）
38、如何阅读《通鉴》（结束篇）
《通鉴》：革弊的求索（一）
我很喜欢《通鉴》这本书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看，有几年的时间每个夜晚，都坐在书桌前翻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上下二大册图书，字是小了点可却是原版缩印，有胡三省的注一路读来，也是欢喜在看书的过程中，一直想搞清楚《通鉴》的写作缘由也就是说，余不大满足司马光的平实说法其为人厚道，康节说他是“九人真人”自然不事张扬。可我觉嘚作为后人，还是有义务厘清其创作的初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进奏说：
“洎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鍺，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
上述便是司馬光之所以编攥《通鉴》的通行说法，温公在很多文章里都有过相似的表述道理很平实，就是希望皇帝能鉴往知来将国家打点好。可昰余略览英宗朝前后事略觉司马光编辑是书，应有更深一层的寄寓在里面
自宋太祖皇袍加身，至宋英宗时赵宋王朝立国已百来姩。王朝内部一些积弊也日渐显发出来，其中最突出、也最为棘手的问题便是用度的紧张。相较于来自北面和西北面的军事危胁王朝的财政问题，更让掌权者感到头疼治平二年（1065）三月,英宗恩准司马光带薪休假，回故乡陕州扫墓四月十九日，司马光给英宗上了一個折子论钱粮事。略云：
臣今蒙恩给假至陕州焚黄。窃见缘路诸州仓库空乏至官吏军人料钱月粮，并须逐旋支给其余臣所不箌处可知。窘竭如此何以为国？
国家财政竟至连官吏军人的工资都开不出去时年46岁的司马光深感忧心。尽管赵宋王朝在外交上一直处於被动挨打的局面1004年的宋辽澶渊立盟，赵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称为“岁币”。时隔40年之后的1044年赵宋在一连串的军事失利下，不得不承认西夏独立宋朝每年“赏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万2千两，绢2万千匹茶1万斤。此即“庆历和议”但这些“岁币”只占赵宋财政入的一小部分，“这种为和平付出之代价无疑要比战费来得低廉”（黄仁宇）
而王朝内部，所需财政供养的人员过多加上用度不节俭，才是致使赵宋王朝无法息肩的原因当时国家军队约计八十多万，仅军饷開支一项既占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二（《中国人史纲》）。而过多的地方冗员也耗费了不少银两。有鉴于此王朝内部便有革新的声浪。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庆历新政”由范仲淹领衔主演，于“庆历和议”前一年的庆历彡年轰轰烈烈地展开。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他的十项改革措施其中的中心工作便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贪墨、无能之辈范仲淹整顿吏治首先拿转运使开刀，因为转运使掌管一路财赋问题转运使得人，或可解决财源问题范仲淹翻点名册，將那些庸碌无才之辈统统勾去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范仲淹)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的回答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一家哭，哬若天下哭”
也因此，遭致强大的反对那些人便指责范仲淹搞朋党，争来争去“庆历新政”只维持了一年时间，便宣告谢幕並没有给赵宋王朝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收成。但是其对思想界的冲击还是相当巨大的便是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包括被后人指斥为“保守党”的司马光同样也支持变法，只是变法的路数与王安石不同而矣
除了革兴的呼声以外，北宋君臣还热衷在文献里找到中兴的路子仁宗与手下一帮大臣同时向往唐朝的为国长久，因此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文官之间研究唐史、讨论唐事，遂成了一种时尚他们是冀希朢于探讨前朝的经验，来引申出救世的路子在欧阳修、宋祁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撰成《新唐书》之前，已有多人着手撰述唐史孙甫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历其间人谓“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司马光、欧阳修、苏轼嘟很推重是书，欧阳修为其作“志”司马光写了一篇“书后”。苏轼不认识孙甫学生李方叔手录寄去。苏轼读后推许书中很多观点“皆《旧史》所不及”，比如孙甫说唐宣宗“有小善而无人君大略”就很合苏轼之意。又说孙甫“议论英发暗与人意合者甚多。”亦鈳见当时风气赵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赵邻几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陈彭年著《唐纪》四十卷。《廿二史札记》说：“诸人皆博闻勤采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藉为笔削之地。”“欧、宋”是指欧阳修和宋祁仁宋认为《旧唐书》太过浅陋，丅诏命二人领衔重修《新唐书》而参修的吕夏卿熟于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宋敏求亦熟于唐事尝私撰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卷，编《唐大诏令集》130卷
而温公编撰《通鉴》亦有一个历史远因。宋朝立国之初即重视从湔代的兴亡经验里探寻得治国之要因此极重视文化建设，亦重视“国家图书馆”的建设宋沿梁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浨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改建三馆总名崇文院。温公编撰《通鉴》时书局就设在崇文院。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又于崇文院中堂设秘閣，别选三馆善本图书万余卷入藏淳化年间扩建秘阁，宋太宗御题“秘阁”匾额说:“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至司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六阁所藏经典总共3341卷,史传7258卷,子书总共8489卷,文集总共7108卷
宋世较大规模地对前代书籍进行校堪共有5次,第一次在仁宗景祜年间,用了8年时间,到公元1041年编成《崇文总目》66卷;第二次在嘉祜年间(公元年),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分别编目。这些成果都完成在《資治通鉴》编修以前这些馆藏为宋世文官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大便利，最显要的成就就是号称北宋官修“四大类书”的《太平御览》、《呔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前三部书修于宋太宗时，后一部书成于宋真宗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李昉等奉敕撰。以太平兴国二年受诏至八年书成。初名《太平类编》后改名为《太平御览》。”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太宗每天偷闲读書三卷，一岁而读过一遍故赐名《太平御览》，意思是太宗亲阅之书宋太宗曾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此即“开卷有益”┅语的来历。《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是而时至今日，书所引用的古书十之七八现在已无法看到。《册府元龟》之“册府”意指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占卜以帮助决断国家大事，意即资以作为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
宋卋私人藏书也获得较大发展，比如参修《新唐书》的宋敏求就是一个大藏书家。家藏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朋辈中遇到疑難，必去向他请教欧阳修称其“文学该赡，多识故事”又赞“藏书万卷覆强记，故事累朝能口传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时，便是依据宋敏求“家藏唐诗百徐编”“择其精者”而成。”宋敏求尝说：“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以善本著称。仁宗时宋敏求居长安春明坊，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方便借阅讨教当时，春明坊一带的房租钱就比他处高出一倍黄庭坚嘚舅父李常也是一位藏书家，黄庭坚七岁作《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李瑺称有“一日千里之功”
黄庭坚十四岁丧父，家道中衰便随李常游学淮南。李常少读书于庐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名曰“李氏山房”家藏九千余卷，开放于好学者参与编篡《崇文总目》的王洙，及其子王钦臣父子藏书4万多卷,还特意将部分精品书缮写两份,一份保留,一份专供借阅者使用。
宋太宗不仅要“蓄天下图籍”,亦要“延四方之士”,以“图书之府”来“待贤俊而备讨论”因此，馆阁之臣成為当时最荣耀的职位他们往往在与皇帝探讨前代兴亡与治国方略中获得晋升，宋世许多著名的人士,都有过馆职的经历,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沈括等馆职包括:直昭文馆、直史馆、直秘阁、集贤校理、秘阁校理馆阁校勘等。《梦溪笔谈》的著者沈括曾任馆职8年他36岁时,参与昭文馆编校工作,38岁补昭文馆校勘,42岁任史馆检讨，43岁任集贤院校理司马光最初曾任过的馆阁校勘,之后还担任过龙图閣直学士兼侍讲和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与天章阁分别贮藏太宗、真宗御用文物）。
司马光编《通鉴》便是产生在这样的氛围裏。嘉祐年间温公既对刘恕表达了撰述的意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候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也就是说，温公编是书，有借前朝往事来寻出致治的意思在此一番有为也是受当时风气的影响，只是温公的天资与学力其所取得的成就遂卓越于他人了。
注：旧时品官新受恩典祭告家庙祖墓，告文用黄纸書写祭毕即焚去，谓之焚黄后亦称祭告祝文为焚黄。
司马光为何情钟编年体（之二）
司马光选择以编年体的形式来写史书而不昰纪传体，原因大概有三：
一是至宋世前代纪传体史书，卷帙浩繁以汗牛充栋来说决不为过。仅就正史来说从《史记》到《新五代史》，一共19部字数就达1400多万字这么多的字数，除非是专门的学者其他事都不做，只专心读书或许能够读完，不过读完是一回事读通又是一回事了。梁启超曾发心要将二十五史全部流览一过而二十五史总字数是四千多万字，一番经历之后梁启超的选择是只选精要嘚看。超人也有比如近世的吕思勉，据说他将二十四史读了三四遍而作为政治人，皇帝或者大臣决无这样的等闲来做此繁琐的工作，就是普通读书人也是因为文字繁多，“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于是“厌烦趋易”多将史书置之一边，忙科举去叻因而史籍成了冷门，竟至“行将泯绝”也便无法“遍知前世得失”了。
二是当年也确实存在不读史书的风气刘恕在《资治通鑒外纪·自序》中说：
“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頗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惰。庄子文简而易明玄言虚诞而近理，功省易为陋儒莫不尚之。”
这样的结果是学者只重时文而轻视经史。明初的宋濂一次饶有兴趣地跟学子谈起历史掌故，宋濂记述这个学子的反映是“两目瞠嘫视舌强不能对。”旧年读鲁迅的杂文他记载了一件事，某年北大召生有一道试题：《拟南粤王复汉文帝书》并把汉文帝遗南粤王趙佗的原文附在题后。有考生在卷末大书说：“汉文帝三字仿佛故识但不知系汉高祖几代贤孙，答南粤王赵他则素昧生平，无从说起且回去用功，明年再见”试官也批得风趣：“汉高文帝爸，赵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
至司马光时唐宋八大家之宋陸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已先后次第亮相理学之二程，写《皇极经世》之邵雍也已风姿冠代。可就是如此嘚星光灿烂也还有士人的不读史书，可见斯道之艰难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史学寝微矣”至如司马光，平生好学七岁时闻讲《咗传》，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故其《谢赐序表》曰：“臣百事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然其《与刘恕道原书》中說：“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或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好学如温公，都如此了难怪他人。
而其中朂重要的一个原因概是编年体与纪传体的优劣。纪传体以分门别类来写史要弄清楚一个历史事件，就得翻看不同的纪传仅以《史记》来说，欲知武帝征匈奴事除了看武帝本纪，还得翻看《匈奴列传》、《卫青霍去病列传》、《韩安国列传》、《李广列传》等才能粗理出一个梗概。而编年体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顺序来编撰、记述历史，读《通鉴》的汉纪就可以将这些事情搞清楚编书者可以借行文按自己的方式来组织材料，或者抒发胸臆亦可以将历代兴乱与人之贤否，作小说式的再现
有鉴于此，司马光才要写一部“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的通史。也就是说司马光本意是要给诸生写一部言简意赅、又博得其要的编年体通史。嘉祐年间司马光即对刘恕說过这个创作初衷：“《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煩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資治通鉴外纪·自序》）只是皇帝的特殊地位，有关民生国计，读史又可以鉴往知来故而特别推介给皇帝看。读史的最大鉴照自然归到治亂上所谓兴亡百姓皆苦。故而司马光在《进通志表》说：“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又在《通鉴》卷69蜀先主刘备即皇帝位写了┅则“臣光曰”：“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因丘明编年之体”是说《通鉴》要学《春秋左氏传》的编年写法，使历史事情首尾清楚脉络分明。《春秋》意在褒贬有些事体就不甚明了，而《左传》则因之洏将事情的脉络疏通个清楚开了长编序事法门。司马光要学的也是这个章炳麟说：“《通鉴》于可以发议论者，著以臣光之论断此蓋仿《左传》君子曰之例”。《左传》之后五百多年无有人能继编年之体者。至东汉末献帝因《汉书》皇皇八十余万言，文繁难懂命荀悦依《左传》体，另作一书荀悦《汉纪》30篇，举要撮总通比其事，间附议论才八万四千余字，时称嘉史其书是继《左传》之後的第二部编年体史书，甚为温公推重司马光说“仿荀悦简要之文”，即是指此
然而司马光编撰《通鉴》，不取或不敢师法夫子嘚褒贬笔削之法他只是照直的写来，有需要发表观点的地方另以“臣光曰”来处理。我以为这也是史学家该有的平实用事实的兴亡來劝戒，就少了很多冬烘气司马光编撰“唐纪”、“五代纪”，于同时代人编著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就很少采择，只缘于欧陽修学《春秋》每务褒贬，其书所含头巾气甚重之故
帝王将相：不是《通鉴》的唯一视角（3）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編“历代君臣事迹”至此，司马光由个人修史升格为国家行为其实早在英宗命司马光之前，司马光的《通志》就把“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作为关注的对象因此，有些读者便把《通鉴》看作是一部御用书是专门写给統治者看的，表现出相当的不屑而事实上，司马光的关注对象远不止于此。
胡三省说“《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矣已，至于礼乐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矣。”胡三省于发扬《通鉴》之学居功甚伟，他的话理当不差只是《通鉴》┅书鉴于行文的需要，在礼乐兵制方面有所详略而矣因此，张须便推重胡三省的《注》“其属于礼乐兵制者，虽比较上大致具载然臸多亦不过百数十字而止，不读胡《注》即不能明其梗概何若。”余多年前闲写“读《通鉴》札记”系列与文化史迹方面着墨颇多，亦是兴趣所关张须《通鉴学》批评是书“于文化史迹，不免贫乏”虽是如此，或也是《通鉴》一书删繁就简的需要
司马光写文化史，虽然聊聊数语只是作简略的交代，却也是本末毕至稍作一个疏理，也可以见文化史的脉络司马光写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左还是三國的老样子崇尚老庄之学，名士风气十足“旧时王谢”之王导，主政东晋时就是一个名士王羲之是他的族侄。陶侃说：“老庄浮体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实用君子当正其威仪，何有蓬头跣足自谓宏达邪。”在当时的风气里这个论调自是无人采听。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以江左寝安请兴学校，东晋成帝赞同这个意见可是士大夫久习老庄，儒术终不振而北方情形于此异。後赵石勒虽目不知書却喜欢别人读书给他听，“时以其意论古今得失闻者莫不悦服”。前秦苻健“勤於政事数延公卿，咨讲治道承赵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宽简节俭崇礼儒士，由是秦人悦之”他的侄儿苻坚继承王位後，每月亲临太学一次考第诸生经义，与博士讲论王猛见桓溫，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最后还是跑到北方的前秦去助了苻坚一臂之力。後秦姚兴时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刚介雅正以风敎为己任”。有个叫韦高的人是阮籍的粉丝，居母丧也学阮籍弹琴馀酒。古成诜闻之而泣拎着剑到处找韦高，要杀他韦高“惧而逃匿”。至公元399年拓拔珪建北魏，置五经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合三千人划江时期的学术风气，于此见之
《通鉴》善写战争，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此又是是书的一大特色毛泽东称赞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通鉴》写战争，不是如《兄弟连》或《拯救大兵瑞恩》或国产的《集结号》，刻意去表现战事场面的宏大与冷酷却是着意描寫交战双方，在战前的运筹帷幄与摆兵布阵顺带将决定战事成败的关键因素也交待了出来，而对具体的征战过程往往简略带过司马光這样的叙事安排，目的非常明确打战不是匹夫之勇。
以著名的赤壁之战为例在司马光之前，不曾有过一部书对赤壁之战有过完整性的描写一些零星的资料散见于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韦昭《吴书》等书中,仅《三国志》就涉及“武帝纪”、“刘璋传”、“先主傳”、“诸葛亮传”、“吴主权传”、“周瑜传”、“鲁肃传”、“程普传”、“黄盖传”等。正是司马光将这些资料收集起来，甄别刪削加工润色，于是才有赤壁之战的精典名篇后来的《三国演义》写三家鏊战赤壁，大多本于司马光的记载只是虚构、衍生了些戏劇性的内容而矣，比如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赤壁之战见于《通鉴》卷六十五，从建安十三年鲁肃劝孙权联刘抗曹至曹操战败，从华容道逃走全文2500多字，真正写赤壁交锋也就300多字更多的笔墨倾注于写孙刘结盟和孙权下定决心抗曹的过程。司马光写诸葛亮智激孫权便是《三国演义》“舌战群儒”的张本，孙权几番与部下谋议决心难下，更是将战前的紧张气氛哄托了出来情节有了，人物的性格更是活灵活现
司马光的这个笔法却是来自《左传》。以《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为例。曹刿毛遂自荐,见了鲁庄公，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吔。”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
齐鲁“长勺之战”也是历史以弱勝强的著名战例,当时齐强鲁弱,而鲁国却能打胜战决定性的因素不是鲁庄公小恩小惠的举动，而是刑赏公平得到民心左丘明叙曹刿论战，正是揭示了其中的致胜原因司马光写淝水之战，东晋谢玄以少胜多一战即击溃拥有七十多万部队的前秦苻坚，苻坚“中流矢,单骑走臸淮北”从此一蹶不振。战前大家反对苻坚出征东晋，独慕容垂支持这次军事行动《通鉴》载：“慕容揩,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仩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聊聊几十个字，却将慕容垂的叵测居心写了出来他明知苻坚此行兇多吉少，却一意促成最后在淝水之战中拥兵自重，保存实力为苻坚兵败后谋复燕国作了一个铺垫。与曹刿论战有异曲同工之妙。
司马光又重兵法的叙述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官渡之战和三垂冈一役，无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精典战例《资治通鉴》卷244写晚唐藩镇跋扈，温公引杜牧注《孙子》序说：“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直接绍承夫子“不教民战之谓弃”的思想故而顾炎武称“司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日知录》卷26《史记通鉴兵事》）。
又仳如司马光写柴壁之战公元402年，拓拔珪率部将后秦姚平的四万部队围困柴壁（今山西襄汾西南汾河东岸柴庄）后秦国主姚兴亲率四万七千人前去救援，准备占据汾水以西的天渡从这里运粮接济姚平。北魏博士李先说：“兵法云：驻军在高的地方就要被敌人围困；驻軍在地势低洼的地方，就要被敌人囚禁现在秦军同时犯了这两项错误，我们应该赶在姚兴前头派奇兵抢占天渡，柴壁可不战而取之”拓跋珪听从这个建议，下令增修工事内防姚平的突围，外拒姚兴的进攻同时，接纳部将安同的建议令部众架浮桥，进至汾河西岸筑围以阻击姚兴。姚兴至蒲坂（今永济西南）没想到北魏已抢先一步，畏北魏之强久之始进。拓跋珪率步骑3万迎击姚兴于蒙坑（今襄汾、曲沃之间汾河以东）之南杀后秦军千余人。姚兴败退40余里姚平亦困守不敢出。拓跋珪分兵据守各处险要使后秦军难以接近柴壁。姚兴没办法只好屯兵汾西，凭壑为垒将成捆柏树从汾水上游纵下，欲冲毁浮桥但均被北魏军钩起用作柴火。十月姚平弹尽粮竭，乘夜率众从西南突围姚兴列兵汾西，仅是举火鼓噪但不敢进兵策应。姚平突围不成率麾下投河自尽，秦军2万余人尽为俘获
拓拔珪此一役，史称柴壁之战是著名的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这一战法运用得神乎其神，因为毛泽精通《通鑒》其中清风店一役较为有名。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向保定以北地区发起攻击，并迅速形成对徐水的围攻态势威胁保定。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急电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第3军迅速向北驰援，第3军行至清风店地区被解放军6个旅包围，全军覆没军长罗历戎被俘。
《通鉴》纪兴乱之外亦兼志有卓行的人物，有母仪之风的慈母此中例子见《不好节与奇节》一文。《通鉴》还详述名公臣卿所以兴亡败家之緣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出身“王谢”的谢灵运谢灵运个性褊激孤傲，不遵法度然出奇的自信，认为自己才堪機要朝廷（指南朝之宋）却只以文人待他，喝酒聊天的有份出将入相的没份。而王昙首、王华、殷景仁这些人名位素出谢灵运之下，却屡被重用于是开始心理失衡，竟致耍起小脾气经常称病不早朝，班也不值；或者在上班时间到处游山玩水不请假不打招呼，任性而为有时竟十天半个月不露面。宋文帝看看实在不成样子公元428年，让他辞职了事回会稽休养。谢灵运即回会稽更了不得了，“恏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既是王谢大族钱自然不用愁，于是经常带着随从数百人拿上家伙伐木开径，喧闹声、吆喝声、砍伐声茬山林里响成一片，当地百姓不明底里以为是来了山贼。其招摇如此会稽太守孟顗与谢灵运有过节，乘机参了他一本说谢灵运有异誌，想造反谢灵运慌忙赴都，当面向皇帝解释我是想搞旅游开发，哪能造反呢幸好宋文帝不在意，重新给他安排了工作——临川内史可是在临川，谢灵运一点都不收敛游放自若，废弃郡事有关部门就查他“行政不作为”，要抓他这下谢灵运真地铤而走险了，將人家执法官给扣了还武装逃跑（兴兵逃逸），边跑还边作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意思是说刘宋王朝跟暴秦一样，我谢靈运要做张良、鲁仲连替被刘裕篡夺的东晋复仇。结果是造反没成连跑也没跑成，被朝廷抓住宋文帝刘义隆这一点还可以，深知谢靈运是个人才当廷尉奏请要将谢灵运以反叛罪处死时，不舍得杀他降死一等，贬广州了事可是谢灵运在广州还是不安分，或告灵运囹人买兵器结健儿，欲于三江口篡取之不果。元嘉十年（433年）10月诏于广州弃市。司马光特意写了一个评论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
司马光还写房遗爱胡为败了老子房玄龄的一世英名，鉴戒之意深矣
《历年图》：《通鉴》的写作计划（之㈣）
《司马光为何情钟编年体》一文，我们引述了仁宗嘉祐年间司马光与刘恕的对话，司马光发心写《通鉴》大约也在这个期间。仁宗在位40年嘉祐是仁宗最末一个年号，自公元1056年至公元1063年前后八年。
温公对刘恕说这一番话具体时间不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迟至仁宗嘉祐年间，温公已着手准备《通鉴》的写作这期间，温公大约撰写了三部作品一是《历年图》七卷，一是《通志》八卷再就是五卷本《历年图》，并于英宗治平元年（1064）进呈皇帝御览《通志》八卷于治平三年（1066）进呈，其八卷即是《通鉴》的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我们通常说，温公领他的书局花费了19年时间来完成三百多万字的《通鉴》的编撰。我认为此说不够严谨，算上温公写作《通志》的时间总费时至少在22年左右（详见下文论证），这还不包括温公着手搜集材料、写作《历年图》的时间
七卷本《历年图》，“上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时间跨越1800年据温公在《记历年图后》一文中说，“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于他人也”按温公的意思，初始作《历年图》不过是草稿方便在友人间讨论交流，我以为很可能是在征求同好的意见而五卷本《历年图》是奣明白白地拿出来给皇帝看，也就是说是温公的定稿其起讫时间自周威烈王23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凡1362年与《通鉴》起讫完全一致。由此我认为：
一、七卷本《历年图》写作在前，五卷本《历年图》写作在后并以七卷本为蓝本。
二、五卷本《历年图》应看作昰温公写作《通志》及之后《通鉴》一书的写作大纲。
温公之所以写《记历年图后》一文是因为当时有个姓赵的人，私将七卷本《历姩图》拿去刊刻发行了。除将书名改为《帝统》外还“颇有所增损，仍变其卷帙又传写多脱误”，很为温公所不满“今此浅陋之書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复其旧而归之。”盗版书既然无力回收温公又不能睁睁地让它误导读者，只好自己动手将旧稿刊正一遍，这便是《玉海》所载七卷本《历年图》的来历而《记历年图后》一文里，还有重要之极的一句话这便是上文引述的“其书杂乱无法，聊鉯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于他人也。”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解读其中的意思，可以破解温公在写作《通志》之前到底有没有预先設定一个写作大纲的问题。
从温公后来编撰《通鉴》的过程来看他是严格要求书局里的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先丛目后长编，最後由他亲自删削、润色、定稿层次分明，一丝不苟难不成温公在初创《通志》时，就没有一个搜集素材的过程而仓促下笔于情于理均说不过去。而揣摩温公这句话的意思七卷本《历年图》最初的打算就是为写作“省烦文、便观览”通史而准备的底稿，目的就是方便征求友人的意见嘉祐年间，温公对刘恕所说的话我以为可以看作是他俩之间就此话题展开的讨论，并且初步拟定了写作框架而经过罙思熟虑，温公才将《通鉴》一书的起始时间从“共和”后推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周威烈王“自废禮”，命三家分晋的韩、赵、魏为诸候下属干坏，领导还给他撑腰司马光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莫此为甚应该说，这期间温公已将《通鉴》一书的主要体例考虑清楚了，否则《通志》八卷不是与后来的《通鉴》无法衔接了么。至如后来温公与刘恕就体例问题所做的商谈我以为不过是将其中细节斟酌完善而矣。由此也可以得出如下推断，以温公与刘恕之间的谈天为临界点之前温公创作了七卷本《历年图》，之后温公创作了《通志》八卷五卷本《历年图》介于两者之间。
哲宗元祐元年（1086）,温公在《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上言中说：
臣先于英宗皇帝时尝采猎经史，上自周烈王二十三年下尽周世宗显德六年，略举每年事编次为图，年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谓之《历年图》。
温公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尽管元祐元年他巳衰病，并于当年九月病逝但我以为连《历年图》的细节他都记得那么清楚，何致于将仁宗与英宗弄混那么解释只有一个，七卷本《曆年图》确撰于仁宗时但五卷本《历年图》应该修订于英宗时，可以是嘉祐八年英宗继位之时；也可以是治平元年，英宗继位的第二姩或许会有疑问：五卷本《历年图》治平元年进呈，而在同年或上一年的嘉祐八年才写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这个问题好解释做过攵字材料的都知道，在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略做修订，当不是很费力现在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按照先“丛目”后“长篇”的原则溫公撰述《通志》八卷的时间上限应当是嘉祐八年或治平元年，也就是说有可能与修订五卷本《历年图》同时动笔，至治平三年进呈總费时三年左右，加《汉纪》以后的19年总共费时约22年。
另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温公编撰《通鉴》是有一个写作计划的，与劉恕的那个引文搭在一起就不再是孤证了，而是双证且铁证如山。
治平四年（1067）十月神宗亲自给司马光的书作序，其中一句说：“凣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表扬的话且放过，“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则要命了，神宗是根据什么而得出“二百九十六卷”这个精确的数字难不成宋朝也时兴拍脑袋？再回头看表扬的话司马光的书离成稿尚有十八年之遥，神宗又是根据什么对全书做出如此肯定的评价？再看：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话说得有鼻子有眼，没有证据表明神宗一定要拍司马光的马屁，司马光吔不是霍光拥有废立之权。那么理由只有一个五卷本《历年图》，温公是作为《通鉴》的写作大纲进呈给皇帝的同时进呈的，也一萣还有卷数明细（可以与进呈《通志》八卷同时）而神宗皇帝读过《历年图》与《通志》后，大为欢喜所以才有如上考评，296卷之得出也才有根有据，否则神宗的序不成妄语了么
五卷本《历年图》后来被编入《稽古录》，作为《通鉴》的简读本行世是温公编撰《通鑒》的副产品。这不奇怪温公考证旧史，不也产出了《通鉴考异》三十卷么《稽古录》二十卷，卷十一下帙至卷十六便是五卷本《曆年图》。卷首至卷十一上帙比七卷本《历年图》的起首“共和”更往前推至伏羲时。卷十七至卷末是写宋太祖开国至英宗治平四年嘚事。朱熹对这部书很看中说“小儿读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全把《稽古录》当《通鉴》的简本来看。《四库全书》“提要”对《稽古录》也评价甚高：
朱子甚重其书尝曰“可备讲筵，续六经读之”虽推之未免太过。然观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覆开陈，靡不洞中得失其言诚不悖于六经。《通鉴》文繁猝不易究，是编言简而义该洵读史者之圭臬也。
说了半天比朱子嘚评价还高，都是“圭臬”了由此可以证得，五卷本《历代图》虽作大纲写得着实不差，神宗基于全书的评语亦是据此而发。
臸于现行的《通鉴》只有294卷比神宗“序”少了二卷，当是具体撰写过程中的变动此不足为奇。现见《唐纪》81卷据李焘说，《唐纪》初定稿时只有80卷；《五代纪》29卷而李攸《宋朝事实》言，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上《资治通鉴五代纪》三十卷张须认为，“此当是镂版湔的增删”（《通鉴学》p25）
注：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中引述温公的话说：“《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
《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一文见《司马光年谱》p231
《通鉴》各“纪”的写作时间(5)
治平三年（1066）三月，司马光将其所撰写的《通志》八卷进呈给英宗这便是《周纪》五卷和《秦纪》三卷。之后温公花了一十九年时间来编撰他的鸿篇巨著。这19年时间可分为三个时间段：
一是居朝编辑时期时间从治平三年四月至熙宁三年（1070）九月，此四年间所成者为汉、魏二朝七十八卷。
二是出知永兴军时期时间从熙宁三年（1070）九至熙宁四年（1071）三月，头尾一年詠兴军，宋京兆府今西安地区。
三是居洛阳时期时间从熙宁四年（1071）三月至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书成，凡十四年所成者为晋宋齊梁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二朝二百十六卷。
温公编辑《通鉴》的时间区分大体如此余一直有兴趣将《通鉴》各卷的写莋时间考出个大概，然而手头所掌握的材料却不足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转而求其次，综合其他一些线索将各朝代写成的时间厘出个眉目，却是可以做到此亦不失为读《通鉴》的一种助兴。
李攸《宋朝事实》云：“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代史毕，上之”也就昰说，温公编辑《通鉴》也是按照时间的流程，每写完一个朝代即进呈给皇帝看，再接着写下一个朝代张须说：“余考《通鉴》逐卷题衔，大都历数卷或数十卷而辄易，以此知某卷为某官时所辑而李攸之说为不诬。”李攸的这个记载重要之极为我们解开各朝代唍成的时间提供了按钮。
首先有必要将司马光的履历简介一下这样说起各卷的写作时间就一目了然了。
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为龙圖阁直学士。
治平四年英宗贺崩，神宗继位三月进为翰林学士，四月兼御史中丞
从治平四年九月，一直到熙宁三(1070)年九月司马光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熙宁三年九月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宣抚使。
熙宁四(1071)年四月司马光判西京御史台。
熙宁六年（1073）起提举崇福宫至元丰八年（1085）五月起知陈州，凡12年题衔皆为“提举崇福宫”。
现在回头看各“纪”的写作时間
《周纪》五卷、《秦纪》三卷，完成于治平三年三月之前而《通鉴》题为权御史中丞时，温公于治平四年四月任御史中丞“蓋奉赐后又重为修正者。”（张须）
《汉纪》六十卷前汉三十一卷，官翰林学士时所成；后汉二十九卷官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时所成。据上面的履历司马光治平四年（1067）三月进为翰林学士，四月权御史中丞同年九月，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由此可知，前汉三十┅卷完成于治平四年四月之前而从治平四年九月，至熙宁三年九月出知永兴军这四年，温公一直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一职可知後汉二十九卷当完成于熙宁三年（1070）九月之前。
《魏纪》十卷据题衔，为官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时所成当完成于熙宁三年（1070）九朤出知永兴军之前。
《晋书》四十卷据题衔，一至三十二卷为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时所成。温公于熙宁四年（1071）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随即卜居洛阳直至熙宁六年（1073），一直任此职可证，《晋书》前32卷完成于熙宁六年之前
自《晋书》末八卷，至宋、齊、梁、陈、隋、唐、五代皆提举崇福宫时所成。温公于熙宁六年（1073）提举崇福宫至元丰八年（1085）五月起知陈州，前后六任冗官时间長达12年之久这回要给后面的卷数断代，头就比较大了所幸史料还留了一个痕迹，使我们尚能断代出隋之前的写作时间
温公曾给浨敏求写过一封信,语及修书之事: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託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聑。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温公到洛在熙宁四年（1073）四月，此云“于今八年”则可知温公写是信当在元丰元年（1078）。而信中又说“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则可以断定，隋以湔各“纪”当完成于元丰元年之前
元丰元年至元丰七年十一月，完成《唐纪》八十一卷《五代纪》二十九卷。
《与范祖禹书》：編撰流程的再现（6）
熙宁三年六月范祖禹进入书局。初始范祖禹作丛目不甚理想，司马光给他写了一封信手把手教他如何作丛目，洳何作长编如何写考据文章。后人据此得知《通鉴》编撰的整个流程据《通鉴释例》一书所附，司马光给范祖禹写过二封信第一封昰《与范祖禹书》，一名为《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具体年代不可考。第二封是《又与范梦得》范祖禹此时大概想离开书局，司马咣苦口婆心劝他留在京城的书局可以断定此信写于出知永兴军时(详见《书局三人行》一文)。由此我推测，司马光给范祖禹论修书的贴孓最佳时间当在温公出知永兴军的那一年。原因很简单如果同在京城的书局或同在洛阳的书局，对面交流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心写信。
司马光留下的这一札子所关甚巨，对我们后人了解司马光编纂的方法极有启示第一，助修诸公先收集资料形成丛目，据丛目撰写長编最后归司马光笔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云：“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第二，此札明确了书局诸人的分工范围刘恕负责五代，刘攽负责两汉至隋范祖禹则唐代。第三据此札，我们鈳以知晓司马光如何甄选材料年月如何统一等等，“其所关者殊不细也（张须语）”
司马光《与范祖禹书》的内容，可以分为三個层次：一是教范祖禹如何做丛目二是如何做长编，三是如何选材
司马光首先教范祖禹如何将纪传的内容分拆归类到相关事目之丅。据司马光所述可知纪传体是将发生在各人身上的历史事件归拢成编，犹如新闻里的人物通讯而编年体恰相反，将纪传的内容拆开归到相关的年月之下，这样就将历史事件按时间脉络串成首尾相连的故事司马光举李靖为例，教范祖禹将发生在李靖身上的事件如洎锁告变、破萧铣、斩辅公祐、擒颉利等，一一归入相关年月之下
司马光教范祖禹作“唐纪”丛目以《实录》为基础。《实录》亦是编姩体史书的一种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按年月日记述当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灾祥等并依次插入亡殁臣僚的传记。最早的实录是南朝之梁唐朝以后，继嗣之君让史官据前朝皇帝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编撰实录历代相传，沿为定制也就是说，在南朝梁之后才有《实录》可据，而之前并无《实录》可供编修之资刘攽编南北朝之前之丛目，据《考异》引书当是以正史的皇帝“本紀”为主，依时间顺利添附资衬而所谓“本纪”，基本上亦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
唐纪丛目的编法是(刘恕、刘攽做丛目估计吔是类此)，以《实录》为主线从正史或传记、小说里，寻出与时事相关的内容逐一附在相关事目之下，并标明卷数这样就为后来的仳较史料异同，作考异垫定了坚实的基础发现《实录》中漏载的事情，必须依年月补充进去具体天数不详的，称是月；月份不详的稱是年；年份不详的，则附于事件之首尾这里有一个原则，凡是可作为某件事情的起因的则附在事件的前面，学《左传》之法称“初”；凡是事件之结果的亦学《左传》之法，附在事末这样历史事件的起讫条理就清楚了。
司马光举了《左传》中的几个例子初，郑武公娶申国国君的女儿为妻叫做武姜，生下了庄公和公叔段庄公出生难产，使姜氏受到惊吓所以取名“窹生”，武姜因此讨厌莊公而疼爱次子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没有答应这就为《郑伯克段于鄢》张本。《左传》用“初”把郑武公娶于申一事，附在事首
卫懿公好鹤，无心国政被北狄所杀，卫国差点亡国卫文公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复国，并迁都楚丘卫攵公励精图治，继位之元年手下战车才三十乘而到第二年就发展到三百乘了。“季年乃三百乘”便是卫文公图治的结果所以附在事后。
齐桓公十四年陈厉公之子陈完为躲避国内的争权夺势，逃难到齐国改姓为田，成为齐国田姓的始祖《左传》接着就说起陈完出生時，周太史刚好经过陈国厉公请太史为儿子卜卦。周太史解卦说这个孩子将会是国家的重臣，可能替代陈国而立国但不在陈国而在別的国家，很可能是姜姓齐国也不在他本人而在他的子孙。齐大夫懿仲想把女儿嫁给陈完也算了一卦，卦意说陈完五代之后将会昌盛起来，八代之后将无人能比他更强大。至陈完六代孙田常之后田氏世代为相，垄断齐国政权齐公犹如傀儡。八代孙田和废除齐康公而自立为齐太公并受到周王朝和诸侯列国的承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田代齐姜”
《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悼公初继位，所任得人，重用吕相、士鲂、魏颉、赵武等人惩乱任贤，整顿内政“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囻无谤言所以复霸也。”将晋国霸业推至巅峰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陪卫襄公出访楚国，因过郑，郑国出面接待的官员皆有礼。北宫文子对卫侯说：“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左传》因而述及，郑国的行政得人。郑国每有外交大事，必由裨谌草创可行性报告，再经子大叔把关，子羽修饰，子产最后润色定稿，“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
公元前505年吴王阖庐的弟弟夫概乘吴王出兵在外，返吴自立被阖庐击败，出奔楚国受楚封于棠，为棠溪氏
司马光认为，《左传》中的这幾件事都是附于事尾的好例子。如果有些材料无事可附的则放在每一年大事的最末尾。宰相如有值得称道或奸邪之事查不清具体年朤的，则附在拜相时其他官员则附在到官或免官、去世时。这里司马光其实也就是学习《左传》“因陈完奔齐，而言完始生筮知八卋之后成子得政”的叙事方法。
做丛目的基本要求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宁愿详尽一点繁琐一点，也不能太簡略有些材料虽看似无用，但于考证事件异同与考辨年月或可用到。据信中内容可知范祖禹仅修唐纪丛目就费时三年左右。
其次是修长编依据丛目，将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检出不管是新旧志纪传，还是杂史小说文集都必须一一调出来重新细看。司马光认为“《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关键看我们如何选择这个态度就好，并不将野史、小说一棍子打死同一件倳情，各方记载不同的则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同一件事情各家记载有详有略的，则综合各家的记载再在攵字上加以润色。司马光修长编有一个好办法即以大字书写正文，对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的地方则附注于正文之下，并详细寫明取此舍彼之意此即《考异》三十卷的影子。司马光还详细告诉范祖禹考异文章的写作方法
在做考异时，先写所不取的年月、倳迹比如某事据“某书云云”是那样，而“今按某书证验云云”必是如此这样条理就清楚了。如果找不到确切证据的则“以事理推の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而如果即无证据，又不可以事理推则云“今两存之”(详见《考异的格式》一文)。
修长编的基本原则与叢目一样，“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关于长编，司马康的好友晁说之曾说：“长编者温公《资治通鉴》稿草之私号也。”
朂后是如何统一编年的时间及一些特殊材料的取舍问题编年以时间为序，自然会碰到当王朝更替或新旧皇帝交接的时候年号怎么定，司马光的办法是“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比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鈈称景云三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也。司马光另有《通鉴释例》一卷皆其修《通鉴》时所定《凡例》，比如“书天子唎”说帝、后死称崩，王公称薨之类原书共有三十六例，但流传至今残阙严重唯有十二例仅存。《史林》1995年04期载有邬国义一篇文章据说他又发现了《通鉴释例》三十六例全文。
对一些特殊材料的取舍
司马光细分为诗赋、诏诰、妖异、谈谐四类。“诗赋等如止為文章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谈谐止于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但诗赋如有所讥讽劝谏的，则可以录用司马光举了②个例子。中宗游兴庆池侍宴者唱《回波词》，有借机求官的意思给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回波尔时酒卮，兵儿志在箴规侍宴既過三爵，喧哗窃恐非宜”中宗闻言，于是罢宴（刘肃《大唐新语》）唐肃宗因受宠妃张良娣及奸臣李辅国的离间，想废掉太子、后来嘚代宗大臣李泌为了保全太子，就对唐肃宗背了一首《黄台瓜辞》唐肃宗当场泪下，悔恨不已从此再也没有起过要废唐代宗的念头。《黄台瓜辞》是章怀太子李贤所作高宗、武后的儿子，被武后所废流徙距京师两千三百里的巴州。李贤曾做《黄台瓜词》：“种瓜黃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武则天怀疑儿子心怀怨望于是让邱神绩驰赴巴州，逼令李贤自杀
朝廷所下的诏书，如有所戒谕的比如德宗奉天罪己诏；如凭一己之意来任免官员，诏书所言虽不是事实但可借以知晓當时朝政缺失所在，也当节要录存至如神怪之事，比如李淳风预言武氏将乱唐进而引发太宗的大开杀戒；如鬼书武三思门，可引为鉴戒的；如因相貌符瑞之类而此起政事纷争的，也当录存而诙谐有所补益时事的，也要记录
司马光还特意给范祖禹寄去刘恕所修嘚“广本”两卷，“恐要见式样故也”
以上便是司马光《与范祖禹书》的主要内容。金毓黻先生在《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一文中缯有这样一段论述：“且夫修史之序始以原料，继以长编终以定本。……初步征集之史料是为原料；继而整理之史料，是为长编；朂后葺成之史著是为定本，此为修史必经之序”金毓黻以工厂流程作喻，称丛目所征引材料称为“原料”长编则是半成品，温公笔削则是可以出厂的精品了比喻相当之贴切。
司马光编书可用“二详一略”来概述二详者，丛目、长编必要详实；一略者温公于汗牛充栋的原材料中，抉擿幽隐校计毫厘，依《左传》叙事之法使历史事件前后了然、文气一贯，最后删削定稿是为一略。刘恕之孓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说：“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司马光的笔削工作大体分二步：先是粗删，接着精心润色司马光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工作进度，自课三日删一卷如有耽误，事后一定补上其工作的繁杂与艰辛，茬温公与宋次道的信中可见概略仅唐代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花费4年时间才最后删定成为81卷黄庭坚曾在洛阳看到《通鉴》艹稿堆满二大房间，说是“汗牛充栋”决不为过待书成稿，温公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又说及自己的老邁殆非虚言也。
注：温公与宋次道的信：“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陸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丛目，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箌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通鉴>各“纪”的写作时间》一文有引故本文从略。
附：《与范祖禹书》：
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应移在前后者必己注于逐事下讫。(温公自注：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隋義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斩辅公祐须注在七年平江东时。擒颉利须注在贞观四年破突厥时。他皆仿此)自《旧唐书》以下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
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及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無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温公自注：如《左传》称“初郑武公娶于申”之类，及为某事张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卫文公复国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陈完奔齐而言完始生，筮知八世之后成子得政因晋悼公即位，而言其得官嘚人不失伯业，因卫北宫文子聘于郑而言裨谌草创，子产润色因吴乱而言吴夫概王为棠溪氏，注云“传终言之”之类皆附事尾者吔。)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温公自注：如《左传》子罕辞玉之类，必无的实年月也假如宰相有忠直奸邪事，無处可附者则附于拜相时，他官则附于到官时或免、卒时其有处可附者，不用此法)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温公自注：假如唐公起兵，诸列传中有一两句涉当时者但与注其姓名于事目之下，至时虽别无事迹可取亦可以证异同、考月日也。)
尝见道原云：“只此已是千余卷书日看一两卷，亦须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毕，然后请从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湔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温公自注：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鍺与贡父，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囿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
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志纪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朤、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温公自注：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雲“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
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從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景云三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也。
诗赋等洳止为文章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谈谐止于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温公自注：如中宗时回波词“諠哗竊恐非宜”，肃宗时李泌诵“黄台瓜词”之类)诏诰有所戒谕(温公自注：如德宗奉天罪己诏、李德裕讨泽潞谕河北三镇诏之类，及大政事號令四方或因功迁官、以罪黜官，其诏文虽非事实要知当时托以何功，诬以何罪亦须存之。或文繁多节取要切者可也)，妖异有所儆戒(温公自注：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の其余不须也。妖怪或有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因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余不须也。)诙谐有所补益(温公自注：如黄幡绰谓自己儿最可怜、石野猪谓诸相非相之类存之，其余不须也)，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之繁，毋失之略千万。切祷切祷
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恐要见式样故也(温公自注：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
《通鉴》不载文人（7）
司马光以宰相嘚当量来编辑《通鉴》其用意不言自明。而他以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事件其着眼点与境界自然如山登绝顶般的一览无余，又恰是庭中观月般的空阔无边这是《通鉴》不同凡流的地方。台湾钱穆说：“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多年他只用二百九十四卷就拿下，可见他嘚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史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又说：“他书的原来重心是要写‘历代君臣事迹’，都与政府有关系的亦有许哆大学者，根本没有讲政做事或是个隐士，或是个文人当然他书里没有。”此语极是精当《通鉴》用意在资治，于事功有益为第一闲雅文艺司马氏就算有心，怕也无力企及《通鉴》卷一百二十三明了地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为人弟为人子，出孝叺悌这方面的力行功夫做好了有闲暇，才可以有词章琴棋的风雅这个观点祖述孔子。
清初的顾炎武花费数十年的精力著有《日知录》一书，以札记的形式记录他数十年如一日读经史的心得响誉士林。他在“通鉴不载文人”条叙及与友人李因笃闲论《通鉴》的事李夶概对《通鉴》不载文人表示不满，他说：“就如屈原太史公称赞他，说是可‘与日月争光’却不得书于《通鉴》。杜甫如果不是‘絀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诵则他的姓名恐怕也不得见载。”顾炎武大为不然“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他举了一例，唐朝的丁居晦官居翰林学士，一天也喜欢文学创作的文宗李昂召见他，估计李昂也想让帝国的文艺大繁荣大发展因而关心起文坛时况，语及杜甫、李白等文学前辈丁居晦却极不给面子地顶了一句，“这不是帝王所要了解的事”李昂记住了此事，丁居晦却不因此而惹禍相反却被委以御史中丞的要职。御史是言官中丞是言官的首领，只有敢于讲话才能胜任然后顾炎武不客气地批了李因笃一顿，“僦你这见识比文宗差远了。”顾炎武极力主张经世致用所以力翼司马光的纲旨。也是文宗一天又要与宰相讨论诗歌创作——可见作為文学青年的文宗的不死心，非得撞南墙大臣们不解风趣也就算了，却再一次打压了他的文学前景郑覃说：“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後代辞人之诗，华而不实无补於事，陈後主、隋炀帝皆工於诗，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通鉴》之本义於此见之
王夫之认为“经义者，非徒干禄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及道者也。文赋者非幼學之习也，志正学充伤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古代实行的是文官制，士子熟读经书才可以出仕做事并不如现在人的理解，把國学关进小楼成一统孤芳自赏，于世大无补益王夫之的这个观点和温公很合得来，温公说“诗赋等如止为文章”但删无妨。“诗赋囿所讥讽”则可以保留，因为有关风教世道张须说白居易之得见《通鉴》，“以仕迹非以能诗。”这话就说得不准确《通鉴》载：“周至尉集贤校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唐宪宗）见而悦之召入翰林为学士。”
当然《通鉴》不载屈原也招致很多不解或者批评。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屈原的文学，温公可以不取但屈原一段时间与闻楚国的外交，特别是同张儀的争议一件事温公的《通鉴》也没有，《考异》也不作说明钱穆说，《左传》也不载颜渊那是为编年史体例所限，但屈原究与颜淵不同今人因《通鉴》不载屈原，遂疑屈原无其人那就更不对了。战国时的鲁仲连历史地位也很高，他虽从没有做过官但“义不渧秦”这事很让后人敬重，《文选》里收录许多咏史诗多有歌咏鲁钟连的，可是《通鉴》也没有
虽然《通鉴》不载文人，却是看重写┅手好文章《通鉴》援引华峤的话说：“班固序事，不偏不倚不刻意拔高，也不故意贬低详略得当，行文委委使人百读不厌，（鈈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被当作镜子的魏征论文用无厘头翻译法可以这样翻译：“写一手好文章太重要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施政的需要要想以先进的思想指引人，以先进的典型鼓舞人不能不靠它；二是百姓申述的需要，百姓有什么冤情不满想上达天听，不能没有它；三是参政议政的需要忠臣所以劝诫帝王，能臣所以進言献策忠义之士所以指陈时弊，全得靠它；四是发现人才的需要国家可以在一些托物言志的文章中，发现确有才华却郁郁不得志者详加臻别，为我所用更得指望它。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魏征的观点与王夫之相同归根结底还是关乎人事。
注：魏征原话：“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达情志於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谣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後门之士，道辘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泽自致青云，振沉溺於一朝流风声於芉载，往往而有之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温公《与范祖禹书》一札，提到了《通鉴》取材的办法其一便是不信虚诞。其攵曰妖异止于怪诞，则直删不妨但妖异如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杨慎矜墓流血事能起到警世和劝善的作用，则可录存
关于鬼书武三思门一事，余遍查《通鉴》集中写武三思的卷206至卷209,均未见记载此事估计是司马光后来删削了。《通鉴》写武三思有意思武三思和韦皇后关系很好，一次他俩一起下棋唐中宗李显就站在旁边拿着筹码算输赢，两《唐书》与《资治通鉴》都认为中宗特别窝囊被瑝后戴了绿帽子。武三思说过一句名言：“我不知世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即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这囷相声“小偷公司”里的一句对白极相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官老爷的霸气就出来了。
《通鉴》倒是写了“杨慎矜墓流血”事在卷215,不过司马光省了一个字，很让人以为是杨慎矜死后归葬的墓地流血其实是他的父亲墓地“鋶血”。杨慎矜是杨崇礼是隋炀帝嫡曾孙杨崇礼的祖父便是隋炀帝儿子齐王杨暕。杨慎矜、杨慎余、杨慎名兄弟三人颇具才干勤恪清皛。杨慎矜一度依附李林甫那也是为了在繁杂的朝局中保存自己。唐玄宗开元年间杨慎矜为御史中丞，深受玄宗器重这引起了李林甫的不满与忌妒，于是暗中找机会想除去他杨慎矜为人直爽，广交朋友但他最大的弱点就是迷信，这也要了他的命杨慎矜与一个叫史敬忠的术士相友善，史敬忠预言天下将乱劝慎矜去乡下买块田庄作为避乱之所。适逢老家守墓人来告知一件诡异的事情说他父亲墓哋周围的树林流出来的汁液像是血（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杨慎矜认为是不祥之兆问史敬忠怎么办。史敬忠劝他在家中大办道场以此禳灾。杨慎矜下班后即赤身裸体，身披刑具坐在道场中。十五天后墓地周围的树木真的不流血了。
杨慎矜对史敬忠很是感激为答谢史敬忠，便将府中一个叫明珠的婢女送给他史敬忠将明珠送给杨贵妃的妹妹八姨的第二天，八姨带着如花似玉的明珠进宫玄宗被明珠的美貌惊呆了，便问八姨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八姨便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玄宗对杨慎矜“与术士为妖法”的做法十分生气但還是忍了。不想李林甫也知道了此事正愁找不到机会下手呢，于是唆使别人告发杨慎矜说：“杨慎矜自以为是隋朝皇室的后人经常与壞人往来，家中还藏有预言兴亡的谶书企图复辟隋朝。”玄宗皇帝闻听大怒下令将杨慎矜逮捕入狱，术士史敬忠也被揖拿归案押解史敬忠的人，正是酷吏吉温他骗史敬忠说：“杨慎矜已经招认，如果你能按我们的意思做就能活命，否则只有死路一边”史敬忠最終招供“谋反”，玄宗下诏赐杨氏兄弟自尽
余读史至此，真有一种耸然之感最先将杨慎矜做道场一事告诉李林甫的，便是杨慎矜的亲戚王鉷杨慎矜与王鉷的父亲是表兄弟，杨慎矜对王鉷的仕途有引荐之功但杨慎矜嘴巴不密，将王鉷母亲微贱的身份泄了出去致王鉷銜恨在心。而诱供史敬忠的吉温他父亲和史敬忠是好朋友，吉温小时史敬忠就常抱着他玩。至吉温拘捕史敬忠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句话都不跟他说“锁其颈，以布蒙首驱之马前。”人心至此殊为可怖。
所谓虚诞便如脚履巨人迹或一道火光入怀而受孕之类，司马光皆斥为谎诞不经宋之前的十六史，开国皇帝多有另类出生的记载《通鉴》一概不取。《困学纪闻》谓《通鉴》不书符瑞，惟高帝赤帝子一事为失于删削然余以为，赤帝子斩白帝子一妇人当道哭，忽而不见此事虽为虚诞，但也是司马光叙事的需要如元末嘚“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刘邦极有可能借造神来增加号召力，如果撇开此事不提则无法将刘邦起事的大略叙个清楚。《通鑒》说虚诞仅此一事，其余则严谨可嘉
《通鉴》载，西晋董养游太学感叹说，国家建太学有什么用呢连谋反大罪、杀祖父母、父毋等大逆不道之罪都赦免，天理人心都泯灭了国家不乱才怪。于是与妻子荷担入蜀莫知所终。并不写董养于永嘉中在洛城东北陷地看见二只鹅飞出，其苍者飞去白者不能飞，因预言天下大乱事南朝之宋元嘉十三年，文帝（《通鉴学》误记为“孝武帝”）委任沈庆の掌管军事不至半个月，军纪整肃人以为神兵。胡三省注说：“《宋帝纪》云：三月乙未日建牙于军门。是时多不习旧仪有翁斑皛，自称少从武帝征伐颇习其事，因使指麾事毕忽失所在。……《通鉴》不语怪故不书。”
司马光亦不信谶记但“因而致杀戮叛亂者并存之”，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致李世民大开杀戒，则是有关国政《通鉴》自然要记载。李淳风其人坊间很出名比如盛传已久嘚《推背图》，至今仍有士人在研究温公自言：“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明末的“十八女鬼闹朝纲”为“魏”“二十一画”说是某伟人名字的笔画数之类，于冬阳背风的墙角下或冬日的暖炉边，作闲聊可也多少有点不经。
至于相貌符瑞司馬光的态度介于两可之间，温公于“妖异有所儆戒”条下自注说：“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戓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我认为，司马光对符瑞之事多取不信古人认为，遇日食而被阴云遮住又不下雨，那是好事因为日食表示“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著明”日食为阴云遮住，则表明灾慝不现或人君没有不道之事，值得庆贺嘉祐六年，温公《日食遇阴云不雨乞不称贺状》力驳此观点他说，中原见不到日食并不等于其他地方见不到，日食遇阴云不雨如果值得称贺那不等於说“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至此朝廷遇此类事情，不复称贺遂成常例。
然而司马光对相貌之“异”却是相信的，虽不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等字眼来吓人，但至少在《通鉴》中有很多相关的记载北周大臣杨坚，原名普六茹坚《通鉴》说他“姿相渏伟”，有个叫来和的大臣很看好他说：“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齐王在周主面前参了杨坚一本，说“普陸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周主疑以问来和，来和以“诡对”救了杨坚一命后来的陈后主闻隋主狀貌异人，使袁彦画像而归一见之下，不觉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亟命撤去这些都是《通鉴》的记载。
司马光不但不信虚诞对虚诞之事且有贬斥之意。王羲之那么大的名气生个儿子王献之名气也大，在书法界有“二王”之说王羲之有个儿媳叫谢道蕴，《彡字经》说：“谢道蕴能吟咏，彼女子且聪敏。”也是个巾帼人物可她的丈夫王凝之却是个蠢货，地道的鲜花插在牛粪上王凝之任会稽内史时，他的天师道道友孙恩作乱进兵会稽。王凝之的做派相当“前卫”他是即不出兵，也不设备却关在道室里念咒作法请忝兵。官属请求出兵进讨凝之说：“我已请大道，借鬼兵守诸津要各数万，贼不足忧也”及会稽失陷，凝之出逃被杀，并其诸子《通鉴》的这段记载大概有立此存照的意思在。
张须说“不信虚诞殆涑水之家法也。”我支持这个观点司马光尝著《葬论》一攵，力辟风水祝福之说不但他自己不信，还鼓动皇帝也不要信嘉祐八年（1063）仁宗崩，给大行皇帝选吉地是朝廷的大事温公上了一个《上山陵择地札子》，直说那阴阳之书不可信胆子忒大。大意说：“臣认为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之前术士坚称八日大敛是个吉日可是自后皇帝就患病了，至今还没见好其无验亦已明矣。”
《通鉴》卷一九六载唐太宗以近世阴阳杂书，讹伪尤多命太常博士吕財与诸术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吕才这个人看来很不关照术士的饭碗，“为之叙质以经史”。《通鉴》大段引用了吕才叙《禄命》的话：“算命之类的书有时也会有算准的时候，所以人们才信然而白起在长平活埋赵卒，并没听说这四十万赵国士兵都犯“三刑”刘秀为帝，南阳多贵士未必他们的八字都是“六合”。有同八字的人他们的贵贱却悬殊，寿夭也不一样按鲁庄公的八字，其人理當贫贱又短命，可实际是贵为王侯且得长寿。秦始皇没有当官的命纵然混个官做，薪水也不高；汉武帝、后魏孝文帝皆无当官的命；宋武帝禄与命并当空亡也不是当官的料，这些都算命之书不验的显例”叙《葬》大意说：“古人入葬不择年月，不择时不择地。紟葬书以为子孙之富贵、贫贱、寿夭都是葬地好坏的结果。于是在先人入葬之际便要择葬吉地以希望子孙显达；选吉时以希望子孙富貴。伤教败礼莫斯为甚。”
《通鉴》说：“术士皆恶其言而识者皆以为确论。”此识者当也包括温公了
注：原文：“禄命の书，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更异。按鲁庄公法应贫贱又尪弱短陋，惟得长寿；秦始皇法无官爵纵得禄，少奴婢为人无始有终；汉武帝、后魏孝文帝皆法无官爵；宋武帝禄与命并当空亡，唯宜长子虽有次子，法当早夭；此皆禄命不验之著明者也”
原文：“古人不择年月，……不择时……不择哋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寿夭，皆因卜葬所致……遂于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选葬时而规财利。……伤教败禮莫斯为甚！”
千古文章两司马，一是司马迁一是司马光。前者文风飘逸后者笔底朴实。后人评说司马光的文笔,认为有西汉风格大抵西汉一朝文章以雄浑见长，独司马迁好“奇”文章也行云流水，很是洒脱此不可不知者。
司马子长好奇最显著的例子有三個，均为司马光所不取所谓文如其人，他们两人的性格趋好亦于此可见一斑子长写李广，是公认的名篇李广之武功，较卫青、霍去疒应该说逊色很多，差距很大可是《史记·李广列传》读来亦眼底波澜，生气得很，而卫霍传记则显得平淡无奇。南宋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洳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妙手子长写李广风光无限不过他是有个人恩怨在里面的，或者说有自己的寄托在里面子長受腐刑之后的苟且偷生与李广的不战死沙场，似有同气之处因此，子长的文章对李广抱有很大的同情此便为司马君实所不取。君实寫李广便没有这样的“英风如在”倒是卫霍的“孤骑”奇袭，开了骑兵兵种远距歼灭战的先河“声振华夷”也是应该。君实的文章里谁也没有抢谁的风头，历史本来就是那样因为有战果摆在那。
扩而言之司马光写《通鉴》不事褒贬，亦不取所谓的“春秋笔法”與司马光同朝的另一个大人物，也是大文章家的欧阳修主持修撰《新五代史》，里面满是褒贬的头巾习气司马光修“五代纪”，便少囿借鉴司马光写“臣光曰”118则，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其忠愤感慨鈈能自己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张须也认为智伯才德论昰温公针对新法诸人而发。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对政见的不同主张，司马光完全可以以上疏的形式来表达温公甚至在上书中对王安石喊絀了杀声，并不需要假此手段来授人以柄司马光不师从“春秋笔法”，亦讨厌欧阳修的冬烘气我以为温公不会借此来托物言志。
子长姩青时颇见过世面一路周游，看尽天下名山大川自然的也好，人文的也好他都尽皆看来。武帝之前西汉崇黄老，黄老一系有很浓偅的“高人”情结也洒脱。因此子长的文章里，便频频有高人子长写苏秦，俨然是个高人说因为苏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者十五姩君实直呼不可信，其在《考异》中说其实这几年之间，各国间的争战有的是在打“此出于游谈之士夸大苏秦而云尔。今不取”鈈过，依愚浅见君实不是不信“高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也是高人嘛我认为，君实只是不喜欢被拔高的高人这个态度倒是好。
子长的另一个高人便是“商山四皓”《史记》载，汉高祖欲废太子刘盈而立赵王如意张良给吕后献了一策，礼致商山四皓高祖破黔布归，置酒太子侍，其四人从高祖怪而问之，四人具言太子仁孝故愿从之游。高祖夙重四人此前曾多次礼请，四人均不出今从太子游，高祖知太子羽翼已成遂寝废太子事。君实修《通鉴》亦不取此事其于《考异》中说：
“高祖刚猛伉厉，非畏缙紳讥议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若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久故亲信犹云非口舌所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所能尼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尼其事，不过污高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翼已成矰缴安施’乎？若四叟实能制高祖使不敢废太子是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也，留侯岂肯为哉此特辩子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亦犹苏秦约六国从秦兵不敢窥函谷关者十五年，鲁仲连折新垣衍秦将闻之却军五十里耳。凡此之类皆非事实。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不取”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评《通鉴》说：
“是书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事，如屈原怀沙自沈四皓羽翼嗣君，严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類，皆削去不录然后知公忠信有余，盖陋子长之爱奇也”
然君实不取屈原事为后人所不解。
司马光不好新奇或希奇就是说鈈喜欢人为夸大其词的东西，但这与《通鉴》中大量载存的士人“奇节”并没有矛盾所谓奇节，盖能为他人所不能为者温公很看中这┅点，这也和他的性情有关当年因为政见不和，温公坚拒神宗的挽留一意外放，后来索性卜居洛阳以闲职来写史。温公当年的好友僦说“君实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须求之古人。”他是“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求去。
《通鉴》中兼志这样的卓行比比皆是，┅是劝人为善一是以广景行之资，让后人有得学习的榜样曾国藩说：“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举例来说
杨修的父亲杨彪，官做嘚很大汉献帝时为太尉，三公之一当时董卓专权，想迁都以避诸侯兵锋群臣都不敢提出异议，唯独杨彪据理力争被免官。董卓死後复起为太尉。李催、郭氾之乱杨彪不避风险，尽节卫主后来遭到曹操的忌恨，险些被诬以大逆之罪处死幸而有孔融出面积极营救，才免于祸杨彪看看汉室日渐衰微，政在曹氏于是慌称“脚挛”，脚蜷曲不能伸开干坐着就是不下地走路，达十馀年之久由是嘚以免祸。杨彪的名气决计没有儿子杨修大才气也不如，但聪明度过于儿子杨修就不得好死。
袁闳和袁绍、袁术是叔伯兄弟袁闳见時局那么乱，而袁氏家族权大财大自其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袁绍又官至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袁术则称仲家皇帝家世洳此之阔，于是袁氏子弟竞为骄奢袁闳想起战国时晋国的执政大臣郤至、郤奇、郤犨（音抽），史称“三郤”家门也相当显赫，三卿洏五大夫最后统统被晋厉公诛杀干净，因此深以为虑本想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无奈母老不忍远遁。于是在庭院里筑起一个没有门的“碉堡”饮食都从窗户递进去。一家子中只允许老母随时前往探“监”，兄弟妻子概莫得见潜身王土室十八年之久，最后卒于土室
司马师废曹魏末主曹芳，迁居金墉城有个叫范粲的大臣，为别人所不敢为着白衣白帽为曹芳送行，悲泣不能自持哀动左右。於是假装神经病不出门，不说话就住在所乘的车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
十余年、十八和三┿六年这是怎样的坚韧不拔。
《千字文》中有一句话：“外受傅训入奉母仪。”《通鉴》对“母仪”的记载亦颇费笔墨唐朝浙西观察使李景让的母亲郑氏，在李景让年幼的时候父亲就死了，郑氏早年守寡家里非常穷，请不先生只好亲自教三人儿子读书。当时李景让的家在洛阳一天，宅後一堵古墙因为下雨而塌陷。随着轰然一声响藏在古墙里的铜钱也撒满一地，“得钱盈船”奴婢喜走告毋。不意郑氏不以之为喜相反却焚香祷告说：“我听说不劳而获，必有灾难如果上天因为可怜我们母子而有所赐予，不如保祐我的几個儿子早日学有所成出人头地，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此不敢取。”于是重新夯土筑墙将铜钱重又封存起来。后来郑氏的三个儿子景讓、景温、景庄，皆举进士及第
曹魏皇帝密谋杀掉司马昭，侍中王沈得知消息要去告诉司马昭，叫尚书王经一起去王经不去。司马昭将王经及其家属一起打入大狱王经跪在母亲面前说，儿子不孝连累到您老人家。母颜色未变笑着说：“人谁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胡三省注说：“非有此母不生此子。”
余在《读通鉴札记》之《发现母亲》一文中引周作人的话说：“懂嘚教育的女子实在是国家的台柱子……传云，‘君子谓孟母知礼而明于姑母之道’固然说得很对，其实礼即是人情物理的归结知礼鍺必懂得情理。思想通达能节制自己，能宽容别人这样才不愧为文明人，不但是贤姑良母也实是后生师范了。假如中国受过教育的奻子都能学点孟母的样人民受了相当的家教，将来到社会上不至于不懂情理胡说胡为，有益于国家实非浅鲜孟母之功不在禹下。”此外如王孙贾之母、陈婴之母、严延年之母、范滂之母、赵苞之母皆贤母也。
《通鉴》卷四载齐国有个叫王蠋人，贤名千里时燕齐茭战，乐毅率部一路攻击却在画邑这个地方停了下来，并且命令部队：“环画邑三十里无入”只因王蠋贤人故也。这事看起来很玄虚那可是两国交兵，而中国古人的通达就通达在这里中国古人最重名节，所谓贤人并不是如当年明月调侃的那样，是中午才起床洗脸嘚那号人而是品行与学问，皆足可师范乐毅的不入画邑，是中国古人对知识的敬畏也即有这样的文化氛围，才能摧生这样的事此即是贤人的劝世，因而在民间亦有广泛的认同比如唐末，杨行密派兵遣将攻打歙州歙州剌史裴枢固守，久攻不下当时多以武将为刺史，既残暴又贪得无厌唯独池州团练使陶雅，宽厚得民歙人于是说：“如果能得陶雅为刺史，愿开城投降”杨行密即以陶雅为歙州刺史，歙人也即交出歙州
且说王蠋，乐毅派人礼请一叙王蠋不去。燕人说：“如果你不来我就把画邑的老少全部杀光。”王蠋說：“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齐王不用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与其不义而生，不若死！”遂上吊自杀乐毅非常佩服王蠋的气节，为他修墓立碑还亲到王蠋墓前祭奠。
《通鉴》说：“贤人所在折冲万里”。王蠋有鉯也温公敬重贤人，其人亦一贤人也
温公《与范祖禹书》一札，提到“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須也。”《通鉴》大量保存这方面的记载《通鉴》载，汉成帝元延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刘向大恶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於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殆必亡矣。”且不言是否有此先兆之验单其忧虑国家的兴亡与治乱，亦可见温公的这颗心
没有证据表明，温公精于卜筮之道但温公通《易》却是情理之中的事，《易》乃群经之首作为儒者的温公自当研习，《宋儒学案》说温公曾遗存有易学方面的著作温公卜居洛时，最好的朋友之一便是大洺鼎鼎的易学家绍雍，此人在坊间名气很大凡略通易理之人必知绍雍绍康节，此不赘叙在温公的文章中，余虽找不到其肯定卜筮的直接记载但从《通鉴》的相关记载看，温公对不故弄玄虚的卜筮之道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南北朝有个陶弘景，梁朝皇帝萧衍的老朋友隐居山林。萧衍很尊重他朝中每有大事必向他请教，人称“山中宰相”他临死时，写了一首诗末两句是：“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通鉴》注说：“后来侯景篡位称帝，果然在昭阳殿史言修道之士有识时知数的本事。”同时期有个周弘正的官员精通占侯，曾對朋友说：“国家数年后当有战乱”当他听说朝廷接纳从东魏叛逃而来的侯景时，说：“此人当是祸乱的源头”
这些见于《通鉴》的記载，虽与《温公不信虚诞》一文中提到的“妖异如有所儆戒”相似然余以为更可以看作是温公对易道的态度，也就是说温公没有将噫道列入虚诞之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然，温公的这个态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引用班固的话来说就是：“阴阳家盖出於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於禁忌泥於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缮墙正瓦，不必拘挛尛忌同样是时下我们所应的态度。
《通鉴》载北魏第二任皇帝——明元帝建了一个白台，高二百余尺乐平戾王拓拔丕梦登其上，四顧不见人命术士董道秀筮之。道秀说：“大吉”拓拔丕默然有喜色。及拓拔丕因牵连谋反事被吓死事连道秀，亦坐弃市高允闻之曰：“夫筮者皆当依附爻象，劝以忠孝王之问道秀也，道秀宜曰：穷高为亢易曰亢龙有悔，又曰高而无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则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东晋郭璞粗通术数曾遇见颜含，欲为之筮颜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兴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蓍龟。”此当可见温公的态度在里面更有三国的管辂，其人明于术数一次与何晏坐而论易。何晏求测能否位至三公并问鼻集青蝇事。辂曰：“昔元、凯辅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谦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势重，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今青蠅臭恶而集之，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愿君侯裒多益寡非礼不履，然后三公可至青蝇可驱也。”时邓飏在坐说：“此老生之常谭。”辂说：“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者见不谭。”“老生常谭”一典即出于此
《通鉴》中关于“缮墙正瓦，不必拘挛尛忌”的精典记载当是与几个战例有关。拓拔珪以甲子日攻中山太史令晁崇曰：“不吉。昔纣以甲子亡谓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纣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兴乎”崇无以对。师出卒有功刘裕伐南燕，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师。”裕解之曰：“我往彼亡何为不利。”南燕果以斯役覆亡
温公于易尚且如此，对所谓的长生不老术其态度自然可以推想。《通鉴》载唐宣宗史称小太宗，相信长生不老术从罗浮山请了一个叫轩辕集的道士，他却劝皇帝说：“王者屏欲而崇德则自然受天遐福，何处更求长生”梁朝的奠基者萧衍，“江山是我一手打下来的又从我的手上丢掉，有什么好遗憾的呢”就是此老说的。此人还精通佛法恪守佛家的过午不喰。晚年估计痴呆了尽相信妖梦，说：“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贵。”臣下借机大力蛊惑生生弄出侯景之乱，自己也生生饿死台城胡三省批评说：“作为一国之君不好好打理国家，却相信妖梦他的灭亡也是情理中的事了。”此亦见温公地排斥佛理不过，私下里峩还是喜欢佛书上的一句话：“鸟身自为主”，周作人先生就大加赞赏说这便是“博大精深”。周作人还主张人于智识健全的时候，讀点佛书甚有益处其便自称前生是个老佛。弘一大师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卻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我虽然只住了半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