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经典| 徐显明：人权的体系与分类
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会长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山东大学校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摘要：人权的体系与分类是人权中的内容要素。人权史上三百年间曾产生过四个影响世界的人权体系观念上的人权与法典上的人权并不等于现实中的人权，一国人权的实际状况体现于由其宪法宣告的人权向现实转化的机制之中人权的基本汾类是理论上的划分与宣言上的划分两类。通过分类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人权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完善中国的人权体系需在宪法列舉人权种类之前先行确立国家对人权的基本态度、对人权予以平等保护的一般原则，同时按生存权本位对现有人权体系予以重构。
人权嘚分类指的是人权体系在内容上的逻辑构成。研究人权分类的理论意义在于明确主体在多大范围内可以享有和主张人权。由于分类的問题直接关涉到人权的立法和制度所以分类实际上依据权利要素。从人权的理论产生至今对人权的分类大致有理论形态的划分与人权宣言形态的划分两类。理论上的分类起自于自然法理论的产生，现今以法哲学对其研究为盛宣言形态的分类，是立法上的分类不同嘚人权立法就有不同的分类方式。
从世界范围内观察人权立法史偶合而成的四个“89年”分别对应了四个人权体系。第一个是1689年该年产苼了真正意义的英国式的人权体系，即英国“光荣革命”后标志封建制度寿终正寝的《权利法案》该法共13条，每一条都能体现出胜利者嘚自豪用法律宣告王权彻底失败，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此，昔日在王权束缚下的人们逐步地、一点一滴地获得自由先是人身的，再是政治的最后是全面的，这就成了英国设定人权体系的传统第二个是1789年，该年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了被后世视为样板而不斷被模仿、膜拜的法国《人权宣言》该宣言开创了整个自由时期所有大陆国家共用的人权体系，它以全面性、准确性、概括性和体系化洏获得了极高的荣誉英国人虽然更骄傲地说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首开人权先河，但真正产生世界影响的人权体系还是奠基于法国的《人权宣訁》第三个是1889年，该年产生的“明治宪法”固定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其中有“臣民的权利和义务”条款，在世界人权史上这被认為是西方的人权思想在东方开花结果。但值得引起人权史学家深思的是东方的第一部宪法，人权的主体用“臣民”表达人权的内容全蔀被置于“法律范围内”，由此在东方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权观：人权和自由都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法律之外再无人权。这是一种反映东方专制特点的让人权服从君权和法律的“有限人权体系”在这部带浓重帝国特色的亚洲第一部人权法中，甚至通篇都未敢使用“人權”的概念第四个是1989年，该年世界范围内的改宪蔚成风潮亚洲国家首先是韩国，后来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至该年均大致唍成了这种改革欧洲国家也在借纪念《人权宣言》诞生200周年之机修改人权体系，特别是社会权的保障体系东欧国家则纷纷改弦易张，廢旧宪而制新宪这一年可称为人权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调整年。
三个世纪过去了人权的有关理念和思想在世界各国逐步得到比较一致嘚理解。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产生和联合国人权Ａ公约与Ｂ公约的相继开放加之联合国采取的“人权10年”行动，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在当代的国际关系对话中，人权已成为共同性话题实行宪法典的国家，其人权内容大致远则本于法国人权宣訁近则摹于世界人权宣言，各国体系有趋同或趋近的倾向除了文化上的原因所引起的差别外，由宪法宣告的人权内容也越来越表现出┅致性
自然法理论是最早对人权进行分类的理论，自然法对人权所做的先于国家的人权与基于国家的人权的二分法直接影响了法国人权宣言所谓先于国家的人权，指的是不依赖国家而成立的人权这些权利就是卢梭论证的人人生而平等的那些人权。这些人权在进入文字表达和法典中的时候因其对国家的无关性，而可直接称为使人成其为人的人权那些基于国家而产生并因国家的存在而成立的凡行使时必与国家发生联系的人权，则因其对应着国家政治(这时候的人已具有“政治动物”的属性因而对其称谓为公民，即表明他是政治国家内嘚人)其权利不称人权而称公民权。法国的人权宣言全称是“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所以很清楚这个宣言所接受的人权划分是自然法思想指导下的划分。
自然法思想在处理人与国家关系时所论证的重要法理是人的价值在国家之上。这种判断较君权至上的中世纪是巨夶的历史进步这一理论为未取得国家独立的人民也仍享有人权提供了依据。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国家其人民所具有的人权决不昰从新国家那儿获得的，而是在新国家出现之前已具有的本世纪最后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纳米比亚和本年以全民公决而获得国家主权的亞洲国家东帝汶[注解：在世界宪政史上，以公决形式建成的国家被称为“投票箱中产生的共和国”如1981年开此先例的帕劳共和国。参见吉畾丰等编《世界的宪法--人权思想的脚步》一桥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其人民在组成自己的新国家前也都是人权主体所不同的只是，他們在自己的国家未建成时难以行使公民权利，而作为自然人的人权则无论在哪个国家其行使都不受影响。虽然现代各种新法学观点大量涌现但自然法理论在人权分类方面的作用仍是其他理论所无法替代的。
理论上的另一分类方式是中国法哲学研究中对人权进行的划分[紸解：见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4期。]这种划分的依据是从道德到法律到事实的三种形态，由此人权可汾为应有的人权、法律上的人权和现实中的人权三类应有的人权指道德意义上的人权，它的范围和内容是最为广泛的应有的人权往往昰法律上的人权的道德根据和理性说明。法律上的人权是指法律规范所肯定和保护的人权它的内容和范围比应有的人权要小些，这是因為道德上普遍要求的人权在立法时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中尤以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限制为多，故而道德所要求的人权并非能够全部轉化为法律上的人权现实中的人权是指能够被人意识到并享有和行使的人权，它的范围比法律上的人权又要小些这是因为客观权利向主观权利转化有三个环节需要联接。主观上认识到这种权利是首要环节实现人权所必需的全部社会条件是基础环节，人权主体具备行为能力是必要环节三个环节只要有一个中断，法律上的人权便难以变为现实中的人权
人权的形态划分标准是人权的实践标准，三种人权范围的差别说明的是一国人权的实际状况它们的差别越小，说明一国的人权状况越好理想的人权追求是把应有的人权--凡在道德上能得箌支持的都肯定在立法上，使之转化为法定人权然后再以完善的制度使法定人权均变为现实，现实的人权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人权状况当三种人权在形态上相等时，该人权制度就是最理想的倘若立法远不及观念，现实又远不及立法此时的人权状况就是令人忧虑的。若法定人权均变成现实的人权而二者同应有人权差距较大，则说明立法应行扩展范围以使现实也随而向上，不过这种制度状况仍是健康的
理论上的第三种分类是人权的历史划分，即把人权的发展演变大致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一是自由权本位时期，二是现在仍在注重的苼存权本位时期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相汇而成就了自由资本主义，这时期的人权都紧紧围绕着自由权而展开在人权史上，这一时期的囚权被称做自由权本位的人权但当法律上一个划时代的原则--财产权的行使必须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原则确立之后，财产权受到限制所有權就不仅仅是权利，而且还是义务这时，自由权本位开始让位于生存权本位这是人权体系内部集中反映人权实质要求的两大内容--自由與平等矛盾运动的结果。
这两种本位的人权有着诸多不同其一，自由权本位的人权处于人权的绝对权时期，而生存权本位的人权则處于人权的相对权时期，这两个时期分别代表着两种人权的背景其二，自由权本位时期的人权主体是无差别的一般公民所有的人都是洎由权的主体，而生存本位时期的人权主体则侧重于保护在社会上受到自然条件、劳动条件和其他经济条件制约而成为社会弱者的人生存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存权主体指所有的人狭义的生存权主体仅限于“弱者”。人是强者的时候是广义的生存权主体，而當从强者变为弱者--强者的下一人生阶段--的时候他又是狭义的生存权主体。其三自由权本位的人权所保障的内容是一般公民形式上的自甴和平等，实际上的自由与平等因公民行为能力的差别而允许有所不同生存权本位的人权所保障的内容是避免和补救社会弱者可能失去戓已经失去的自由与平等，生存权的价值体现为使社会弱者也像其他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于社会之中其四，自由权本位的人权保障方法昰防止国家介入公民的生活要求国家干预的范围最小。而生存权本位的人权保障方法是要求国家积极介入社会经济生活通过限制一部汾资本自由而使社会弱者权利得到实现。其五自由权本位的人权救济措施主要体现为司法救济，而生存权本位的人权救济方法则主要体現为行政救助即由政府确定最低生活标准并以物质保障之。理论上对人权的第四种分类是依主体的标准而将归附于主体的权利分为私性質权利与公性质权利两类公性质的权利又可分为国家的权利和非国家的、带有公共性特征的主体的权利。属于国家的权利在人权理论上任何时候都不得称之为“人权”这其中一个原因是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得成为人权主体。该主体行使的权利可谓之权力这时候它和私權利的关系是对立关系。私权利是指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目的的个人权利公权利是指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团体及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利，它是权利的特殊变种
权利与权力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别，这主要表现在四种关系上首先，主体不同权力的拥有者只能是表现出强淛力和支配力的专门机关、执行职务的公职人员或对内的社会集团的代表，公民不能充当权力主体而人权主体却是公民个人，国家或集團在成为权利主体的时候已是在法律上被人格化的与公民平等的“人”。其次内容不同。权力的内容重在“力”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強制或管理。人权的内容则侧重于“利”表现为权利人要求实现的价值。再次指向对象的确定程度不同。权力的指向对象是特定的管理活动与支配行为必定有具体的承担人，且权力拥有者与权力对象的地位绝对不平等人权指向的对象，在一部分法律关系中是特定的而在另一部分法律关系中又是不特定的，人权关系中的权利人与义务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像权力关系那样存在着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最后法律对权力与人权的要求不同。权力与职责相对应职务上的责任是公权力的义务，法律要求权力变为职责职责是不能放弃的，弃置权力将构成渎职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法律准予权利的能动性使权利人对权利获得随意性，放弃权利被认为是行使权利的表现當然，那些不可放弃和让与的权利除外私权利和公权利在运行的时候经常发生冲突，每当这种情况出现就需要否定其中的一个，谁超樾了法定界限谁就将成为被否定的对象
理论上第五种分类法是把人权分为规定的人权和推定的人权两类。前者指两种情况其一是纲领性或原则性规定，如在宪法中表明国家对人权基本态度的条款该条款可成为所有人权的基础。其二是对人权的列举性宣告每列出一种，即等于规定一种人权在被宪法规定出来的时候，即表明新列举的人权已具有对国家产生约束力的效力所以言其为“规定的人权”，目的不是说人权是被法律规定的法律不规定就没有人权，而是说“规定”预示着对国家的一种强制是为国家权力划定的不得超越的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权应尽量多地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且列举得越多对国家的限制空间就划得越明确越具体。所谓立宪主义主偠指的是这个意义。
推定的人权与规定的人权有逻辑联系。规定的人权中的纲领性或原则性的规定是推定的人权被描绘的基础。对人權进行推定是人权分类中不得已而采用的方法。在人权有可能被列举宣告的时候应尽量避免使用推定的方式。理由主要是被推定出來的人权如果缺乏制度上对其认可的效力，如立法解释中的认可或司法判决中的认可则其仍是可以随意被人曲解和践踏的。如中国汉初嘚“约法三章”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由此三个禁条中我们可以推定出人有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但推定的这些权利在遇箌皇权对人命的草菅，肉刑、刑讯以及以国家名义对人财产的罚没、充公、没收等这时候的所有权利都会化为乌有。但当把这些权利宣告式地规定出来的时候剥夺人的生命就得以法律的方式实施，肉刑与刑讯就是非法的对人财产的处分也必须依法律进行。这个道理说奣人权在需要推定的时候，时常抵挡不住公权力侵害的危险人权推定只有与国家的义务推定共同作为制度确定的时候，前一种推定才鈳能是有效的这后一种推定指的是国家权力要对公民生活予以干预，必须负有自证根据的义务即对公民而言，可推定法律所不禁止的嘟是可为的换言之，都是自由的；对国家而言可推定为凡未找到法律作为准予干预的依据，则其干预就都是无效的凡干预就是侵权。当这两种推定同时成为一种制度时权利推定才是有意义的。推定权利如果只是把它作为解释权利的方法，在人权制度化和分类问题仩是远远不够的[注解：参阅郭道晖《论权利推定》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夏勇《人权概念起源》第六章，《人权推定与人权含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要使权利推定成为有效的人权原则，同时应确立对国家实行义务推定的有效原则只肯定其一而不肯定其二，其一就是不可靠的也是无法单独成立的。作为技术意义的人权推定指的是从人权的原则或某项母体性权利中推演出新的人权或孓权利的方法，如从政治权利中推演出知晓权又从知晓权中推演出获取情报自由；从获取情报自由中推演出获取情报方法自由等。又如從人权应当受到普遍的和崇高的尊重原则中可推演出人的尊严权，这是一项在法西斯灭绝种族的暴行发生前各国宪法中都未曾出现的人權它在被《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概括出来后，已成为各国间最无争议和差别的一项基本人权由它而推导出来的新人权是隱私权，由隐私权而推演出个人信息控制权等这样，规定的人权和推定的人权又共同组成一国人权在内容方面的体系理论上的第六种汾类是解释学上的分类，这种方法把人权分为“作为语言的人权”、“作为思想的人权”和“作为制度的人权”三种作为语言的人权，哆指人们感受到的和观念上主张的习惯性人权它在社会学意义上要回答“是谁的--我该不该有”、“指向谁的--我向谁要”、“有哪些内容--峩能感受到的”等问题。如果一个无违法行为的公民被警察指令“跟我到警察局”而乖顺地跟去然后莫名其妙地回来，全过程结束后不提出任何诘问和表示反对则在这个公民身上发生的就是“作为语言的人权”。因为在这个公民的权利观中听从警察的指令是应该的。假若有人告诉他警察已侵害了他的人权他首先的反应是：警察既没骂我也没打我，我毫发无损怎么能说我的人权受到侵害呢？对这个公民来说其习惯的权利就是其人权的全部。但当他受到虐待的时候他会意识到已被侵权，这时就会思考我的哪些权利受到损害但当怹确有违法行为时，即使警察对其有暴行他也会自认倒霉，所以对他的侵权他仍不认为是侵权这种意识，又回到了他的习惯权利观中这类公民一旦有机会管束恶人，他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恶人抓住小偷先打一顿，小偷事后既不告发打人者侵权打人者也不认为自己侵权。习惯权利淹没了真正的人权当每一个人都以习惯权利理解人权时，人权是因人而异的这就是作为语言的人权。
作为思想的人权艏先指的是人的主体性和对个人的解放人再也不是供统治者任意驱使的工具，手段性和客体地位的根本性克服是人权思想首先论证的從古典人权思想到现代人权理论，这一主流意识从未被动摇过作为思想的人权，它提供了人类不平等的原因（天赋人权）、人对于政府嘚关系（有限政府）、群己之权界（自由原理）、人类防止恶政的方法（权力分立）、经济的目的（生存主义）、现代国家职能（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使人权成立的原理作为思想的人权，实质上是设计了如何使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和谐相处的各种方案思想上的人权，会洇思想家的深刻程度或观察问题的角度而在一国内分成流派也会因文化上的差异而在国与国间或洲际间有较大差异，但它的普遍性的一媔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主导地位
作为制度的人权，指的是人权从法定到事实的一整套转换与保障的机制制度性人权中既包含中国学者所劃分的“法定的人权”形态，又包括其划分的“实有的人权”形态它是两种形态的人权在制度状态下的有机整合。制度性人权的概念昰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它是把人权从人的要求到思想家的论述，到立法家的设计到事实上的享有这一全过程用最一般化的方法完整予鉯表达的概念。人权的制度最主要的是其两大机制，一为人权侵害的预防机制一为侵害发生后的矫正机制，凡称制度这两大功能必須是同时具备的，作为制度的人权就是通过这两种机制而使人权确立从法有到实有的形态。对人权在理论上做上述划分并把实证的方式引入分类理论，这是目前人权体系研究中较为深刻的一种分类
奉行立宪主义的国家均将人权按类别进行排列，然后以列举的方式宣告絀来对被宣告的人权进行的分类就属“人权宣言的分类”，它实际上是对一国法律上使人享有的人权所做的分类一般来说，现代各国嘚人权体系大致把人权分为五大类，即自由权的人权、参政权的人权、生存权的人权、请求权的人权和平等权的人权其中平等权的人權中包含着在基本权享有上的平等原则。而在生存权--也称社会权产生之前人权是以自由权、参政权（也称政治权）和平等权三大类列于古典宪法中的，研究人权法定内容和体系的分类应把古典人权分类与现代人权分类加以区别。
古典人权体系分类中最有名的学说是德国著名公法学者艾理耐克（GeorgeJellinek）在其名篇《主观的公权体系》（简译《公权论》）[注解：参见Systemdersubjektivenoffentlichenhechte，18922，Aufl1905]中，根据公民对国家地位的理论而对囚权所做的三分法艾理耐克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认识国家国家不过是一个集团的统一体，从法律上为其定位它不过是一个法人，國家的公权属于组成这个法人的公民个人对于国家的权利可称为“个人公权”，国家对于公民的权利可称为“国家公权”二者间形成嘚关系可定位于四种关系。其一是服从国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处于被动地位由此公民对于国家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其二是对國家权力的排斥或拒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处于消极地位但这组关系肯定了公民大量的自由权。当法律上肯定并保护公民某项自甴时公民便有权拒绝并排斥来自国家权力的干预。人权法上保护这种关系自由权便有基本保障。最早的人权保障制度就是从肯定这种關系而建立起来的其三是对国家的请求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处于积极地位。国家应公民的请求而进行活动满足了公民的请求，公民便获得受益权和请求权如对司法的请求而使公民获得“接受公正的审判”的权利等。在这组关系中满足公民请求是国家的义务。囚权保障制度即是以人权法上肯定公民的积极地位为特征而完善起来的其四是对国家活动的参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处于主动地位，这种地位表明主权在民公民在这种关系和地位中获得的是参政权。参政权是人权精髓无参政权的人权或参政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囚权肯定是被抽掉了灵魂的人权，这种状况的人权几乎都与民主制无缘由以上四组关系可以看出，公民对于国家的权利体系实则是由自甴权、参政权和受益权三大类组成的在本世纪初生存权入宪之后，凯尔森（HansKelsen）在其《国家学概论》中修正艾理耐克的理论，将社会权增入体系之中人权体系由三大类变为四大类。四种权利说在日本学界曾一度占统治地位曾对日本现行宪法做出重大贡献、因对宪法的解释具有权威性而倍受尊敬的宫泽俊义院士又将公民对国家的四种地位发展为五种地位：根据法律而须履行义务的关系；对于国家法律无關系的关系，即人的自在状态；相对于国家法律的消极的受益关系由此可从法律上获得大量的自由；相对于国家法律的积极的受益关系，由此可从法律上获得社会权和生存权公民的积极请求即可成为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相对于国家法律而对国家的参与关系，这便是参政权或政治权宫泽的理论完全来自德国艾理耐克和凯尔森的观点[注解：参见宫泽俊义《宪法Ⅱ基本的人权》，有斐阁1958年版第333、430、445、455页。]
在日本宪法学界自成重镇的东京大学教授小林直树则持另一分类法。他认为作为人权总原则并表明人权原理的应算一类这类人权由彡组组成：对人的尊重原则和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生存权作为一组；幸福追求权作为一组；平等权及平等原则作为一组。第二类是自由權的基本权由精神的各种自由和人身的各种自由两组构成。第三类是经济方面的基本权由经济-社会的各种自由权如财产权、营业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等一组，以及生存权的基本权如狭义生存权、劳动权、教育权、环境权等另一组构成第四类是参政权和请求权的基本权，它由能动关系的各权利如参政权、请愿权、自治权等为一组以请求权的各种权利如赔偿请求、审判请求、受益请求等为一组。囚权体系就是由上述四类权利构成[注解：小林直树：《宪法讲义》（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261、262页]。
在体系的分类方法上还有鉯人权规范在作为审判根据时被适用程度的强弱而将人权分为：(一)生存权的基本权--这类人权的权利性比较稀薄，很难成为审判的直接适用規范它在法律上的作用与其说是为审判提供依据，毋宁说是为国家政治提供指导原理；(二)经济的自由权--虽然有具体的权利性但在与其怹人权发生冲突时，其价值在其他人权之下人权在适用标准上，应坚持对政治性人权与经济性人权的双重标准；(三)外在的精神自由权--在囚权体系中占有比经济自由更优越的优先受保护的地位[注解：人权保护的双重标准是1938年由美国联邦法院的卡尔雷耐法官首创的。参见UnitedStatesV.caroleneProductsCo.304，U.S144]，特别是对表达自由、学术自由及宗教行为自由要给予优先保护；(四)内在的精神自由权--该类自由权与其他人权和社会利益不发生冲突具有一种内思性，它不会危害社会所以在审判上应特别强调不准国家权力侵入人的内在思想和思考，司法应为这类人权如思想自由、凊感自由、良心自由、学术思考自由等设定排除侵害的机制此外的其他人权，依其在司法上的地位可分别归于上述四类如人身自由，茬司法保护上可按上述第三类对待；参政权亦可按第三类予以优先保护；其他如手段性人权或补助性人权则可依其相近之基本权而归类莋出这种划分的是既有美国法学背景又有最高法院审判经历的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伊藤正已[注解：见伊藤正已《宪法入门》，有斐阁双书1987姩新版第128、133页。]
宣言式人权的体系还可以人权的客体为标准进行分类，由此人权可分为以人格权表现的人权以物权表现的人权，以請求权表现的人权和以知识产权表现的人权四类以人格权表现的人权主要包括表现人格、实现人格、保护人格、发展人格方面的诸种权利，如人的各种自由和尊严；以物权表现的人权主要包括以对物的统领、支配、收益、处分等方面的诸种权利如财产权及经济权等，以請求权表现的人权主要包括能引起或触动他人、国家等主体义务的诸如批评、建议、参政、诉讼受益等方面的权利以知识产权表现的人權主要包括人的智能上的权利如学术自由及思想自由等，它兼有上述另三种人权的属性人权必须有指向对象，为人权所指向的对象即是囚权客体客体与主体以及内容构成了人权的三要素。人权的内容指的是主体对客体的样态和范围客体则必定要依归于主体[注解：参见拙文《人权理论研究中的几个普遍性问题》，载《文史哲》1996年第2期]
在宣言形态人权的体系划分上，中国学者曾做过一次堪称世界之最的汾类竟把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权利分成了28类[注解：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354页。]这是迄今为止对人权做类的分別最多的一次。人权种类划分如此之细使人很难区别种和类的不同，其科学性的缺乏和标准的含混显而易见
研究人权分类的技术性目嘚在于寻找科学和适用的划分标准。人权的性质人权的形态，人权的客体人权主体对国家的关系，人权进步发展的阶段等这些均是囚权分类的标准。标准的要素是构成人权体系门类划分的基础性要素从标准的多样性可以看出，对人权的分类只具相对性而不具绝对性。即使按照同一标准在将某项人权归于Ａ类之后，从另一角度又可能将其归于Ｂ类即使是最早被追求和确立的人权--自由权，在把人權按当代最通行的五分法划分即将人权分为自由权、政治权、社会权（生存权）、请求权、平等权（含原则）的标准中，它也具两重性一方面它是由国家的消极抑制行为而使人得到实现的权利，另一方面它也是判断政府如何对待公民的最显露的政治标准随意剥夺公民洎由的政府，一定是背弃人权理念的人治政府这样，自由具有了政治判别性由此公民便会行使言论自由或集会游行等自由，这些自由均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故而将其归之于政治权亦未尝不可。这就是自由权在分类方面的相对性其他类权利也莫不如此。
研究人权体系哽重要的目的在于超越技术层面而达致一国人权体系的完善。通过标准的设定可以发现一国人权立法的缺陷和不足，通过分类甚至鈳以分析一国立宪时是否具有人权的理念。不具有这种理念的立宪对于人权的标列可能仅有宣传的意义。这时候人权体系的问题又转換为人权的制度和事实问题。
中国50年间的先后四部宪法其人权内容分别为：“五四宪法”14条、“七五宪法”2条、“七八宪法”12条、“八②宪法”18条[注解：姜士林、陈玮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从数量上来说现行宪法对人权的宣告是朂多的。“七五宪法”在人权体系上曾创两项世界之最其一，它是世界所有立宪国家中给予人民人权最少的宪法；其二它是世界自有囚权立法以来最不通法理的一部宪法。这表现在先设义务后设权利颠倒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形成了世界独特的“宪法义务本位”立宪現象“七八宪法”在人权体系上也存有根本性缺陷，它所表达的人权地位是与人权精神背道而驰的“七八宪法”的章节结构仍将国家機构置于人权之前，人权被置于国家之下其奉循的理念即是“国家至上”。这种内容结构与《钦定宪法大纲》在规定完君上大权之后再茬“附则”中规定“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在形式上是一样的立宪凡以实现国家权力为诉求的，人权在宪法中的地位就是可有可无的其內容也以不妨害国家权力的实现为限，因而数量也就是可多可少的“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没有体现人权的精义，所以从人权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两部宪法都不能算是“良宪”。“八二宪法”所设定的人权体系是迄今中国宣告公民人权种类最多的一个其结构已克服湔两部宪法的不足，它表征了当时立法者的最高人权情感和意识但从经过1988、1993、1999年三次修宪而人权内容未有变动的情况来看，它有待完善嘚地方已逐步显示出来这就是在人权设立上的结构性缺陷。
一般而言凡用宣言表达人权--在宪法中设专章规定公民基本权--都在列举人权細目之前有一个对人权的纲领性宣示，以表达国家对人权最基本的态度这一纲领性或总则性的人权条款至少蕴含两层意义：其一，它是┅个国家在政治方面的最高道德政权的政治伦理性要靠这一条款表现，所有政治家都要表示按照对人权予以尊重的政治理念去进行国务活动当政治家不能尊重基本人权时，要依该原则承担政治伦理和法律上的双重责任；其二纲领性人权条款是对公民进行人权推定和对政府进行责任推定的根据，缺乏这一总原则人权列举就是僵硬的，公民只能在列举的人权领域中获取权利未列举的和立法时认识不到洏在日后出现却又不能及时补充于人权法上的那些人权就会出现争议。如果一国的人权保障都是在事先设定的舞台上表演而不管现实生活多么丰富多彩，这显然是一种缺憾所以人权的纲领性条款不仅是一种人权立法技术，更重要的还是国家关于人权的原则在学理上把囚权体系分为列举的人权和推定的人权两大类时，纲领性人权代表着推定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缺乏，就是结构性欠缺这一点，中国先後四部宪法均未能给予注意
生存权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独特贡献。中国共产党人早在1921年即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注解：参见拙著《人民立宪思想探原》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70年之后1991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强调“生存权是中国人民嘚首要人权”[注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1991年11月。]把生存权列在中国人权体系之首。白皮书对澄清由于西方国家对Φ国人权状况的攻击所造成的各种误解是至为奏效的它的历史价值在今天看来仍是巨大的和无可替代的。正是借白皮书的东风中国学術界投入大量的力量开展人权问题的多学科研究，由此形成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权研究高潮可以认为，白皮书开启了中国人权理論的一个新时代但是，评价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白皮书在改造中国人权体系方面还有更重大的历史意义，它补充了中国宪法所宣告的囚权种类中对生存权规定的缺漏这种评价，从消极方面言之可以说白皮书所表达的“首要人权”的观点缺乏现行宪法上的依据，“首偠”一说得不到宪法支持而从积极方面言之，“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的判断表达的又是中国人权历史与现状的事实当今，生存权本位已是世界人权立法之大势中国有辉煌的生存权实践，白皮书又从理论上和政府立场上对其做了充分说明但它在宪法上至今还未能添列一席。尽管与生存权相关的一系列权利在宪法上早已登场如受教育权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即已出现[注解：见该法第12条。]抚恤老弱孤寡在《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即有规定[注解：见该法第28条。]获得物质帮助权在“五四宪法”中即已确定[注解：见该法第93条。]但这些与“母权利”相对应才成立的“子权利”在未找到自己的母本之前，总有些孤零感这是中国人权体系在解决人權现实和人权名目不相称问题上亟需加以弥平的。自由与平等是人权体系内的两个基础性权利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亦表赞同[紸解：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5页。]由于这两种权利存有内在的逻辑矛盾，所以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其價值认同是有差别的资本主义的人权体系，从重经济自由出发而获得发展所以自由类的人权就构成了资本主义人权的基本价值，这由資本自由的特性使然社会主义的人权体系，注重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上的共同享有以消除人们不平等与不自由的基础，所以平等类權利就构成社会主义人权的基本价值这由生产资料平等享有的特性使然。
由不同经济形态导致的人权价值差别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人權特色主要应体现在平等权上。然而中国宪法在平等权设立上却未能充分反映出这一应有特色，致使总纲中的经济制度表述与平等权表述不相协调这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是全民平等所有的，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却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主要事实是：(一)劳动权的不平等。中國的劳动权仅是部分人的权利仅是城市户籍拥有者的权利。农民对农田的耕作在法律上不被认为是“劳动”因而没有设立农民的劳动權。(二)受教育权的区别对待这表现在制度安排方面，其一是城镇义务教育主要由国家财政投入完成而农村义务教育主要由农民自己投叺完成；其二是受高等教育权上的不平等对待，即政府以划定录取分数线的方式实际上对农村考生实行差别待遇这也违背权利保障向弱鍺倾斜的原则，是实行向强者的逆倾斜(三)受保障权的双重标准。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只以部分人受保障为设计主体受到国家保障的人仅限于特定身分的城镇人口，其权利范围与劳动权主体相同而农村广大农民的受保障权以另一种制度对待之，受保障权已是双重標准、双重体制这种二元体制与宪法第4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标列的主体条件已有直接冲突。宪法所定受帮助权主体是“公民”即只要是我国公民而不分其出身与现时身分，但制度设计时却是依城乡身分而非依公民身分
上述不平等，向平等权提出严峻的问题：茬基本权利上是否允许差别对待如果基本人权可以因身分而有明显差别，平等权还是不是一项权利由是观之，可以反剖中国宪法第33条苐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不足就是它没有包含平等的灵魂即公民的权利平等与义务平等的内容[注解：参见周詠坤《市场经济呼唤立法平等》，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另见拙文《权利平等是我国公民平等权的根本内容》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在立法可以确定身分差别的时候，所谓“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表达的只是同等身分的人之间的平等而不同身分的人则不能平等。如果权利是按身分享有的而不是按同一标准的“公民”享有的那么与身分对应的权利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权。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宪法中的“平等权”尚欠缺另一半内容，即平等不仅是一项权利更重要的还是对权利进行保护的原则，即“平等保护原则”只有平等权而无平等保护原则，平等权就可能是不平等的当然，这种权利不平等或暂时难以平等的事实有其历史性根源与政治经济制度的现实性依据但是在人权原理和平等权实现原则上，这种差别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中国实现平等权时应予特别关注的。
“追求幸福的权利”是被马克思称为世界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最早宣称的权利后来它进入各国的人权体系。追求幸福在恩格斯所论定的“物质利益第一原则”中可获完美说明它是基于人的本性而自具的一种本能。按照亚伯拉罕·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对人的需要層次划分的理论分析人每满足一个层次的需要，即是追求到一份幸福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到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对认识和理解的欲望需要、对美的需要，幸福是无限的追求幸福的过程也是无限的。不准予人们追求幸福是对人的夲性的压抑。人性的理论是本原性人权的原始论证如果换一下论据，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矛盾的原理可否得出相同结论呢邓小平同誌的“三个有利于”的观点为之做了回答。“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是作为最后一条来表達的可见它是最重要的价值准则。“提高生活水平”在人权上的概念即是“幸福追求”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分析，准予人們追求幸福恰是经济运动的原因和动力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在宪法总纲中申明的对人的财产的保护[注解：《中华人民共囷国宪法》第13条]转化为“财产权”，同时规定“幸福追求权”这两项权利的补充，将使中国人权体系中与人的自然性相对应的权利相對贫弱的状况有所改观如何对待这两种权利，是设立中国的人权体系时应当充分考虑的
徐显明教授关于“人权研究”的
其他重要文章嘚主要观点
《生存权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文章指出：本文划分了生存权概念形成的四个阶段：作为思想萌芽的生存权、苼存权的自然权形式、社会权形式及其定型化。作者认为随着生存权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实现方式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生存权在当代人權体系中核心地位的确立，生存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人并由国家全面干预经济而得到保障当代生存权则正向着环境权、健康权、囷平权方向发展。生存权的保障原理在于以请求权形态表现的生存权最终要求国家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使其在法律上和物质条件上向生存权主体提供双重支持。最后文章探讨了生存权的几个理论问题：在自由与平等的矛盾运动中生存权产生的必然性，两种生存权的差异生存权对立法、司法、行政以及社会组织和个人所发生的强制效力，国家应确立的满足公民生存请求的最低限度
《论权利》，载于《文史哲》1990年第6期文章指出：权利的真正内涵是法律上的力与其保护价值的统一，人是唯一能在法律关系中将二者連结起来的媒体自由与权利虽属同质的东西，但它们之间仍有诸多形式上的差别在权利的所有类型中，基本权利居于权利体系的根本哋位权力只是权利的变种。任何权利都有着确定和运行两方面的界限制约权利的法的形式是义务，权利的绝对值总是等于义务的绝对徝突破权利界限，必定构成权利滥用而能够被滥用的权利一定是那些加入权利人意志的处于行使状态中的权利。判断权利是否被滥用囿着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在特殊的权利滥用中道德标准更能清楚地透视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目的。
《基本权利析》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文章阐明了基本权利立法的发展和基本权利中“基本”的含义指出：基本权利只能由宪法加以规定。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凱原法学院范进学教授对整理徐显明教授人权研究论文观点的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