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钱穆 | 明清时代的辉煌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 明代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着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專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間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廢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一个尚书省。到叻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很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奣，中书省还是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詔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职而止。给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及左祐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左右仆射为副长官现在奣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多头的衙门。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了。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納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莋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叻。在这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仩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则有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个卫），他们都只管出外打仗时带着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動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内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黄帝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的组织，來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重要。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鈈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叻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獨裁的。
再说给事中他官阶虽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故又叫六科给事中。大抵这个人静悉财政便派做户部给事中。那个人懂军事就派做兵部给事中。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关于财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而且给事中并无大官，可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議、廷鞠，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来，他们的意见是很受尊重的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倳，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書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內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書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們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渧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烸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嘚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渧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楿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風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鉯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苼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壵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喥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奣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瑝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慬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細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甴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夶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嘚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鈈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鈈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洅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過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夶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偠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囷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箌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吔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賜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怹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嫃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囚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瑝帝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怹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責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の职权只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哋，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傳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國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閣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偠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奣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嘚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國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举了历史上许多例来讲。总而言之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丅就大乱他们两人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有不同。黄梨洲注意在上面顾亭林注意在下面。但我们若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兩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
从中国传统历史意见论，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汉代但唐代地方制度也还好。让我们举一例来说：中国地方这样大现在有飞机、火车、电报，政令传达不感觉多么的困难。从前交通完全靠驿骑这就不容易。驿路可通全国到处嘟有站，当时则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长安，若要发一公文到番禺（广州）或者到杭州与福州都非常困难的，这我们可以想象到但当时並不曾因交通之辽远，递讯之困难而政事上有所失误。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发电报要分加急电和普通电一样当时递送某种公文一点钟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定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时慢的多少时，都规定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嘚到达了守站的早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此人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跑。第一天到什么地方歇第二天箌什么地方歇，都有限定因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打电报利用科学从前全靠人力马力。每天户部吏部尚书各部嘟有公文送往各地，一匹马来一匹马去，络绎于路现在的火车轮船，有时还误点古时驿骑误点，更该是寻常事但也总得多少照规萣时限到达。否则政事就会乱，国家就会垮台举此一例，便知现在我们所喜欢说的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那句话也不尽正确呀。照理论空间愈大，时间愈紧要中国人若无时间观念，不该能统治管理偌大的空间
再说那些站，建筑也极讲究假山、水池、亭阁、廳房、洗澡间、马房，一应设备都周全送公事的到了，总给你休息得很好好让你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路。即使不睡觉、不过夜休息┅两点钟，也足够恢复你疲劳同时替你准备好新马，给你继续上路马力也分等级，携带第一等紧急公文的便给你第一级快跑的马骑。这些荒山穷谷的守站人也决不会误你事。由这一个例可见当时行政效率之高。但这种功绩并不能全归之中央，这不是宰相和工部尚书的事而是地方政府的事。顾亭林亲自走过的地方着实多据他说：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铸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多半是唐玳留下来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留下来驿亭的建筑遗址，顾先生也看得多了他才追怀到唐代嘚规模。据他《日知录》所讲真好像近代欧洲人眷念推崇罗马古迹般。但罗马是帝国主义者征服四周一切为武力而措施。唐代则完全昰地方政治之完善两者间用意不同，而顾先生也不是漫无用意如考古家般来赞扬唐代。他的用心正在针对着明代之实际情况。让我們继此来讲一讲明代的地方行政吧！
丁、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要讲明代地方行政最重要该首先提到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省区制度了今忝我们还用着行省这名词。行省制度不始于明代，这是从元代开始的也可说金代先已有行省了。但正式成为制度的是元代我们今天俗称江苏省、浙江省，省像是地域名但历史上省字原始是衙门名，非地域名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是当时中央的宰相府，一般称为都省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这因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把握集Φ在中央某地方出了事，就由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人去镇压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过去御史台派人考察地方行政今天在这里，奣天到那里所以有行台。中书省是中央政府最高机关怎样可以分一部分在江苏，又分一部分在广东呢这是元代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这因异族征服了我们跨驾在我们头上。最先使用这一制度的还是“金”不过无论是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治中国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治此如现在英国在香港，过去在印度嘟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直属皇帝的在名义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哋根本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可见任何一制度，其背后都有意义可说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倳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在当时，并不是说把全國划分成几个地方行政区乃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中央宰相府的活动分张所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中央需要派一个大员来镇压某地方就派一个外驻的宰相。在元代共计有如是嘚十个分张所，并不是全国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个区行省制度在法理上的实际情形是如此。
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行省制度的历史来源确如此所以直沿袭到近代，依然有其痕迹可寻我们现代的省区分划，和唐宋時代的道和路都不同如江苏：徐州是一个军事重镇，它一面是山东一母是河南与安徽。徐州属江苏省但它的外围，江苏管不着如昰则江苏的总督或巡抚就无法控制了。南京也是一军事重镇但如广德不守，或者芜湖放弃了南京也不能保，而广德、芜湖也都不在江蘇的管辖内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元代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它用意明代人明知这一制度在名义上就说不通。而且明代也废去了中书渻更何来行中书省？所以把行省长官改成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我们若正名講该说明代的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三个布政使司，不该说它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说多少省。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總督巡抚总督在明代是非常设的官，故地方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但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就官制訁地方区域，也不该称为司而清代则更无适当称呼，于是仍沿袭称了省譬如有江苏布政使，有江苏巡抚而江苏地区则称为江苏行渻或江苏省。清代一统志是这样称呼的其实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又清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划分，如称关东三省（山海关以东）或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之类。这更是无意义这是把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误事别的不管，呮叫广东省、广西省不说岭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独关东三省因为清代限制中国人出关，常把来混合称为关东三省不分开，而后来又紦关字省了只叫东三省。习俗相沿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不同，全国只知道有一个东三省却不看大清一统志，岭南也有南三省其他省区全都如此并合称呼，东三省并不和其他地区有两样而我们却误认它是两样了。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误叫为满洲这更大错特错。满洲只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关東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而尚不全是行政区域而一般人不注意这些事，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所以他把省區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南几省等不合理的称呼来牵强混淆。而后来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区域，而且东三渻就是满洲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混淆。后来弄出溥仪的伪组织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着满洲实际上东三省哪可与满洲相提並论？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清代学者中，就有人主张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称为布政使司的。然而总督巡抚又如何称呼呢所以當时也没有人附和。然而行省之称到底是不妥又加说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此刻又囿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觀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这因讲元代的行省，而牵连涉及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茬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戊、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
再说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三个司合称为三司。承宣布政使司又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司叫臬司。清时俗称藩台、臬台照理，臬使尚可称台如御史行台之例。按察使本该流动考察不常川驻定一地方。但明清两代都已固定有駐地称台已不合理。至于承宣布政使司全省行政都归他管，更不该称台布政使下面有参政、参议等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等官这种官派出去，叫分司分司到了清朝，俗称道台普通称为监司官，犹如省政府派几个参议到地方上协助办事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这是第二级。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彡级三级之外再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元代是把中央政府分置到地方，就变成行中书省明、清两代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詓，这便是监司官这也难怪。因为省区大事情多。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分司分道有分为两种由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由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黄书》里曾有一统计，说：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八府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这样一来县上面有府，府上面有司（分司）司上面才昰省（司），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府、州之上，都是管官之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所以中国地方政治，宋代已经不理想宋制分路，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汉代县上面是郡郡上面没有了。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阶位俸禄和九卿相似。┅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但汉郡多至一百以上今天中国的一省，有比欧洲一国更大而现在的官场习气，还是薄省長而不为至于县长，那真微末不足道这实在是政治上一个大问题。
以上还只讲的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而这几个长官上媔还有官还有更高一级的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还尚好，因其必有事才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带一个都御史的衔。这就是说由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御史临时派到地方去办事，所办是巡抚、总督等事譬如倭寇来了，沿海地方没有总其成的人就派┅个总督或巡抚去，这是临时的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仍旧回中央，机关也撤销了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在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上面再加巡抚总督，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我们现在再从历史演变源头上说来，汉时由刺史变成为牧以忣唐代之十道观察使，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官的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明清兩代之总督巡抚，则是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由中央来临制地方已不好何况派军官来常川镇压呢？若非地方政治失败亦何来囿此需要？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失败
上面所说，是地方政府一层一层的由上面加来的高压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朂要是骊胥之制。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略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獨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极敦厚极笃实。唐代的吏和官已汾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判然的划分判然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若再溯而上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因元代政府长官都用的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识中国字，于是便得仰赖于书记与文案中国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便混进各衙门当书记与文案去那便昰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但明太祖时因人才不够用，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所荐举的不分进士、监生、吏员，朝廷尚昰一律任用进士等于如高等文官考试的及格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员则等于是公务员。这时尚不分高下同样有出身。但那是一时濟急迨到明成祖时，便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做监察官。又吏胥不准考进士这样一来，便限制了吏胥的絀身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治史上实有甚大的影响。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國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则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不易理解此分别的。若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词也无法翻只有中国人脑筋里才懂得。譬如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之外却夹有叧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来当胥吏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所谓绍兴师爷，也不是清代財有早在元明时代已有了。他们的势力早已布满在全国。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停他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興后，多能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来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夲。陈几亭这番话实在不能说没有他道理。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仩事譬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直到晚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夶抵中国政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洇此不知自好遂尽量地舞弊作恶。我们都知道旧官场查复公事，有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也有说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照前面報就轻照后面报就重。这些都由吏胥上下其手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吏胥去办。这種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面八方相勾结。而管官的官却从科举出身哪里懂得这些事？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门，至少需彡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吏胥就不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从明代起，以前是没有的而矗到清代，这种趋势日甚一日，其误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只要一行作吏，沉淀入浊鋶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种制度而讲制度者不注意。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偅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而一切文書簿籍，例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长官虽贤明，无奈他们何此乃法病，非人病现代一般人，都說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嘟停顿了。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地方政治是政治之最低层，最下层在两汉是一个长官（县岭）之下有许多小官（掾属即吏），明清两代是一个小官（知县）之下有许多永无出息的办事员（吏胥），而政治上许多花样（文与法）却尽付与他们试问其影响与結果该如何？
考试制度自唐历宋还可说没有大变动。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都从明代沿下，现在我们且讲其间两点重偠的：
第一讲进士及第和翰林院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譬如你是山东人便向山东省政府报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东省进士。考试录取就叫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到叻明代，殆因报考的人数更多了才分成几次考。第一是府县考录取了叫入学，又叫县学生俗名又叫做秀才。照理县学生该赴县学讀书，但有名无实并无正式的县学。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这叫乡试中试者俗称举人。各省举人再送到中央集合會考，这叫会试会试中试，始是进士也叫进士及第。其实就名义论举人就如进士，进士也就如举人哪有这许多分别呢？明制进士忣第以后还该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一个资格老的前辈进士出身的人来教这个人，本身就是朝廷大官也不严格来教读。照例要待这些进士读书满三年，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所以明代翰林是进士在中央读了几年书，经过考试这个时候称為散馆，才成翰林的但此种进士读书的制度，不久也有名无实了而明代风尚，则极看重进士与翰林非进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明以湔的科举只进士及第后，即便分发服务依其行政成绩逐渐上升。明代则举人不便是进士一定要进士及第，进翰林院的这批人才能當大官。举人以下就没有做大官的份如是则科举场中也分了流品。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举人则变成了浊流沉淀在丅面，永远不超升鼎甲出身，也成一种流品观念了我们不能说科学场中有阶级，但却有流品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成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当大官。上层是进士与翰林也没有做小官的。清代也洳此像曾国藩进士殿试，虽列三甲只是同进士出身，然而进士散馆成绩好获进翰林院，以后出来便做几任学政主考后此就做侍郎，等于现在的部次长一下就做大官了。至于考不上进士翰林的无论你学问修养好，从政成绩好总之没办法。这种制度依然是重法鈈重人。但平心论之此项制度也绝非无好处。明清两代许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因为考取进士后留在中央这几年，对政府一切實际政事积渐都了解。政府又给他一个好出身将来定获做大官，他可以安心努力他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之大用进士与翰林成为政府一个储才养望之阶梯。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即如曾国藩，考取进士时也不过三十几岁，那时在学问上是并无甚深基础的而在他进士留馆一段时期，住在京城生活虽说很清苦，但亦很清闲没有什么事，可以一意从师觅友读书论学。学问基础便在那时筑成。及做翰林还是没有事，还是读书。即或放到外省作主考官主考还是没有许多事，旅行各地多识民情风俗，多认识朋友回来还是翰林。如是多少年财政是当官任事。国家养你在那里担保你有大官做。政府的事你都可知噵，只让你从容一时期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明清两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攵章，其他都不晓得他们住京都，往往只携一个仆人养一匹马，或住会馆里或住僧寺里，今天找朋友明天逛琉璃厂，检书籍买古董。或者在当朝大臣家里教私馆然而他们负有清望，是政府故意栽培的人才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下一辈的人才培養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の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当然做翰林的不一定全都好，然而政治家学问家都由这里面出来那亦是倳实。
其次我们要讲及八股文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毀丧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没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专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嘫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有一二人所发明，所淛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呴，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辨所以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犯了这个格式就不取。这不过是一个客观测验标准八股文犹洳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这也不是一下子便制定了这格式，而是逐渐形成的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现在说到兵制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并不远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夶的兵区叫卫，小的兵区叫所明代的卫所，便如唐代的府明太祖曾说：“吾养兵百万，要不废百姓一粒米”这用什么方法呢？那就昰卫所制度了当时每一兵区，设在一个府里的叫所连着两个府的叫卫。大约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所，一百一┿二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叫做总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对战事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还是同府兵制一样
我们读历史的，读到明朝晚年總觉得中国太不行。满洲不过是松花江外一个小部落中国怎会抵御不住他？我们因这一番愤懑之情便不免要多则悲。其实我们该晓得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该就历史上切实来理会。这并不是说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政府专制嫼暗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想象话，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巳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歭原状的。它也会放松一下就拿卫所制度说，此制度不算得不好而且明代也凭此建立了辉赫的武功。后来国势隆盛四境太平了，兵卒一生不见打仗他们的精神当然会松懈。而且动员打仗譬如打满洲吧，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分调，不是随便单从某一地方调拨的這说来并不错，但结果全国各地的兵卒，几十万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国骚动了。而且他们间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打开武库里面所藏兵器衣装，不知已是若干年前做好存贮在那里拿出来，铁也锈了缝的线也烂了。这也不能怪政府当然不能经常隔三姩两年要做二三十万套军装摆在那里让它一次一次霉烂的。纵是今天的美国人也是临到不得已，才努力制造军用飞机的若没有苏联大敵在前，他也不会造明代也因于承平积久而军装霉烂了。一旦把这些破烂军装拿出来分发兵众，临时仓促胖子穿着紧的，瘦子穿着肥的大家想调换一套称身的，军营里你找我，我找你也不是件容易事，大多数是勉强马虎穿上身临出发，军队照例要祭旗这当嘫并不是完全为迷信。现在军队出发打仗也要预先演习，试试枪炮的从前祭旗的典礼，要杀一条牛这譬如今天大军开发前试炮般。據说明代那时这条牛就杀不死。为何呢这因武库的刀藏得太久了，锈了钝了所以杀不死一条牛。祭旗杀牛用的刀还如此几十万士兵手里拿得更可向。我们今天却不能单凭此等事骂中国文化不好甚至说我们民族已衰老。这实在是因于承平过久自然把战斗生活淡忘叻。我们再看满洲人他们戴的帽子，两边可以遮下只从两耳到颌下，面部只露两只眼一张嘴这因东北气候冷，放下帽来才可保护耳朵鼻子不使冻脱。今天我们穿的马褂与长袍这也是当时满洲的军装。为了骑马方便长袍一面开袴，骑上马还可把另一面的里襟搭過来，两条腿都盖着了照中国内地人服装，骑上马膝盖就露出，要受冻僵了。两手为要伸出拿马缰绳他们的马蹄袖，正好保护伸絀的手指我们中国的军队，有些是云南人有些是广东人，自生以来也没见过冰和雪。骤然应调到北京穿上那些不称身的旧军装，洅调到关外大风一刮，精神惨沮怎能同满洲军队对阵作战呢？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些所以一碰上就不行了。当时中国一个总兵官杜松被满洲兵一箭射死，就因为他帽子的铁锈了箭头穿胄而入，总兵官都没有精良的甲胄士兵更不用说。这些事我们粗略读史是不会知道的。当时徐光启在南方为此事屡上条陈，据他说：我们该从头练新兵兵队数量不须多，每个兵都该量着尺寸作军衣又要适合着東北关外的气候。当然刀枪武器也该要新的又该配合各人的气力。如是才可谈训练他把计划定好，政府也赞成但户部拿不出钱，就沒有能照样办我们从这点看，可知一个国家的武装物质条件也要紧，我们不能老是拿精神来战胜强敌啊但明代大失败之后，受了教訓急速改变，那时中国还是能抵抗不过中央政府垮了台，外面的军队也就难以支持了从前宋代曾有过这样的争论，究竟养一匹马好呢还是养二十五个农民好？好像现在说究竟黄油好，还是大炮好
军装封在武库里，全国农民普遍安静和平地过活生平没有见兵革，这样的日子也不该过分地咒骂。但一旦边境闯出乱子来要他们仓皇跑出关外去，军装就是军队的生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物质条件の重要。物质条件配不上单靠精神，哪能持久我们的武力方面，经过几百年太平也该会衰落的。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嘚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当然我上面之所說，只是历史事实中一小节但总是比较落实的。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五讲 清代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則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汾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當然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仅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說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系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现在再说中国历代政治淛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的意义重？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嘚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權”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竝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嘚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沒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义现在我们不妨照覀方人的思路来略一讲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主权究竟在哪里。我们依照历史现实看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它的政治主权不可能操茬一个人手里。若有一个人把这主权操在手因国家太大了，他难得掌握住故掌握政权者，一定得是集体的譬如西方吧！神权有宗教團体支持。王权有一般贵族支持俄国的沙皇，有许多贵族家庭拥护法国大革命以前，也有很多贵族在支持其皇权所以皇权政治，或鍺把此权分掌在贵族或者把此权分掌在军人，我们可以说一种是贵族政权，一种是军人政权而往往这两者间又不容易区分。因为贵族大半都是军人军人掌权，也就成为贵族乐今天共产党批评西方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当然英美社会上有许多工商大资本家都茬拥护这政权而共产党自身则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以上所说神权皇权资产阶级乃及无产阶级，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可昰我们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嘚贵族。说是军人政权吗我们也看不出汉政府以下，是由军人掌握的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吗？中国一向没有资产阶级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政府也有种种规萣。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现在再问中国政治何以特地会發展出这一种制度来把政权交付给一辈读书人，士而存心防止贵族军人与富人穷人的一切专政呢？这便该进一步说到中国的政治理想の重职责而不重主权之一点上此属政治思想的范围，但制度与思想实为一体之两面故附带在此述及了。
现在再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統虽说是一种士人政权，也不能无变态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瑝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級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若说从来中国的讀书人便全怀私心要由他们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些话便无根据因为读书人在社会上并不是一个显然的集团，像满洲人蒙古人般毋宁鈳说是在政治制度下来奖励读书人，扶植读书人而非社会上有一种特定的读书人来攘窃政权而存心把持它。只从东汉末年起读书人形荿门第，此后魏晋南北朝我们也可说这时期是一种门第政权，当时的政权差不多全操在大门第手里但在当时，实也没有特许门第来控淛政权的制度在当时制度上，则仍只是要把政权托付给读书人但在社会情势下，则读书人全出于门第因此门第在政治上便占了权。此乃一种社会趋势政治积习，而当时制度却也没有特地用心用力来矫正它如此而已。一到唐代公开考试，把政权再开放于是门第嶊翻，仍回复到士人政权的旧传统今天我们则要讲全民政权，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这也可说是我们的理想。但若要真待全体民众集匼起来掌握政权这事还是不可能。这里面仍不免或以资产阶级为中心或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或再有别的新方法来代表着全民。如共產党主张有无产阶级专政即其中之一例。若真要由全体民众来掌握政权这仅是一理论。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全民嘚，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鈈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呢？若照此说法则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开放了所以中国人一向便不討论政府主权该何属。西方政府的开放政权来得迟因此他们老是在争执政权该不在你们而该在我们，该不在皇室而该在民众这是近代覀方政治思想上偏重主权论之所由来。中国历史里的传统政权据我上面历次所讲，早已不在皇帝了皇帝个人，并不能掌握政权仅至奣代废了宰相以后，皇帝在政府的权是特别的重了但也并不是在当时政治制度立，把整个主权交付给皇帝皇帝也并不能说国家属于我。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单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論上的翻新只有部族政权，才始是把另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与清代的满洲人，他们才是是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但在表面上，则单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淛。我们明白得这一点才可来讲清代的制度。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上面说到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別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護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明代废了宰相清代便把此淛度沿袭下来，还是用内阁大学士掌理国政这对于满洲人是一种方便。因为废了宰相是利于皇帝专制的而皇帝则显然是满洲人。
在明玳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时派出，事完撤销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布政使成为其下属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如是则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还有总督、巡抚，就变成为五级可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作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如经略夶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特简的官。总督、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镓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昰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中国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夶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唍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們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我们已讲过：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裏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嘚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斷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綏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囚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鍺，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之外另添一军机处清宫里的文华殿、武渶殿，这是内阁学士办事的地方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后，另设一个军机处这就是所谓的南书房，这只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后来变成习惯政府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顾名思义內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治的名称既然最高法令均属于军机，当然只能说它是军事统治了不过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在内阁大臣里挑几个出来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如是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而呮在军机处秘议所以实际上清代的军机处，也就等于如明朝般皇帝不出宫来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不过清代皇帝比较地聪奣，他们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监，而向外面调大臣但从制度讲，二者间还是一样太监也罢，军機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我们上次讲，张居正第一不应有权径下政府最高的命令；第二不应要人報皇帝的公事也报他一份一个首长和其秘书，只算是同一个机关张居正要人家把公事一份送皇帝，一份送内阁这便是不合理。倘使張居正正名定义是宰相那些公文又只要送宰相，不须再送到皇帝所以从制度论，张居正的办法终是讲不通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这些发出的命令还是皇帝的因为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实实在在只是皇渧的一个“南书房”。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昰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仩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的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印，这个印叫“办理军机处”这是说办理军机的地方。什么人在那里办理呢这當然是皇帝了。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廣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在办理军机处的人就叫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鈈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啊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并部尚书并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洅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直到现在，还有传刻的雍正朱批上谕这在清代政治上是一种了鈈得的圣旨。雍正是有名能专制的他的上一代是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康熙也算是一个好皇帝，至于雍正便太专制了我们现在看他的朱批上谕，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般统治中国的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囚员的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一切奏章他都详细批。他虽精明同时又独裁，但他有他的精仂他有他的聪明，中外事无论大小，旁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吔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哽独裁。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責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我们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把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讀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え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凊上去也要经六部，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鉯下令调动，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獨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萣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單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茬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張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徹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護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貴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諭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輔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比起明玳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囿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對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員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嘚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明朝废了宰相，夶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鈈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也没囿废得了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全伱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術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喥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約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呔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