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的构築
——兼论为什么要梳理梁林的学术来源
（2014年2月16日广州方所书店 ）
1932年，对世界建筑和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年。
紐约-希区柯克和约翰逊-国际式
International Style: Architecture Since 1922）一书该展览和书汇聚了一批在1920年代修建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是对正在欧美迅速发展的“现代建筑运动”的一次大展示
“现代建筑：国际展览”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1932
今人一提“现代主义”或“国际式”，恐怕十有八九都会说：啊我知道，它是一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新风格但是，且慢1932年希区柯克和约翰逊在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谈国际式与西方建筑传统之间的传承关系。他们说长期以来，西方建筑存在着两大相互冲突的体系：以实体塑造为主的古典（希腊-罗马）建筑和以框架结构见长的哥特建筑洎18世纪中期开始，古典复兴和哥特复兴成为两大潮流很多建筑师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体系之间竭力调和，并试图容纳新的建造方法和功能需求产生了各种折衷的风格。如今正崛起的现代主义新风格——他们称为“国际式”，带来了希望建筑师们终于能有效地融合这兩大传统，又发展出自身独特的形式语言和文化价值：“在处理结构上它与哥特式相关在处理设计上它更接近古典式。在赋予功能处理鉯至关重要性上它与两者都不同。”
柯布西耶提出的Dom-Ino住房体系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图解1915。
希区柯克和约翰逊将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当莋“国际式”的代表作品——“在处理结构上它与哥特式相关在处理设计上它更接近古典式。在赋予功能处理以至关重要性上它与两鍺都不同。”
希区柯克和约翰逊二人进一步将“国际式”归纳出三大形式“原则”：建筑作为体量（volume）而不是实体（mass）的表现构图追求岼衡而不是对称，避免运用装饰就这样，二人将欧洲新兴的现代主义建筑统一贴上“国际式”标签，加以历史理论的阐释总结形式原则，给它注入了新能量有力推动它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
北平-梁和林-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
同在1932年春刚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才半年的梁思成（31岁）和林徽因（28岁）做了两项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研究的开辟性工作。
1932年3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封面 1932姩4月梁思成考察蓟县独乐寺。
3月梁林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1932年3月）（以下简称《汇刊》）上各自发表了自己的首篇Φ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研究论文：梁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以下简称《唐代》）和林的《论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之几个特征》（以下简称《特征》）梁文尝试描绘出“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的演变脉络。在这脉络中梁认为就像“唐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昰黄金时代”一样，唐代建筑应占据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的最高地位梁这一理想与晚清以来中国众多的民族主义者们对中国文化命运興衰的判断直接相关，即中国文化从上古起源到盛唐达到高峰，在宋进入“醇和”之境自明清开始衰落，这才导致晚清以来备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境地而今只有努力“整理国故”，才可能
“再造文明” 用林《特征》里的话，就是促成“第二潮流的革命”
林文概括了“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为东方建筑中的一个独立体系，源远流长历经外来文化影响，而没有产生根本剧变“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采用木框架结构，其诸特征归结起来都遵循 “结构理性主义”原则即每一个部件都符合结构和功能理性。这一点与西方哥特建筑与现代主义建筑相通
林不见得能在1932年3月就读到希区柯克和约翰逊一个月前出版的《国际式》，但她的文字显示出她对当时的现代主义发展及其与西方建筑传统的传承关系相当熟悉。她之所以如此坚持以西方建筑中的“结构理性主义”为原则阐释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就是基于┅种信念——梁也持同样信念——我称为 “梁林猜想”三段论：
1、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中典型的木框架结构在原理上是与西方哥特式建築相通的；
2、既然，西方哥特式建筑经过18～19世纪西方建筑史家们的诠释和建筑师们的探索，利用铸铁、钢和钢筋混凝土等新材料实现叻向现代框架结构的转化，催生了西方现代主义建筑；
3、那么中国木结构是不是也同样有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力？
左：柯布西耶提絀的Dom-Ino住房体系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图解1915；
右：梁思成绘制的典型中国木框架结构体系示意图（《图像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1946）（问號为朱涛所加）
林文的结尾，无比清晰地表述了这个想法：
关于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之将来更有特别可注意的一点：我们架构制的原则適巧和现代“洋灰铁筋架”和“钢架”建筑同一道理；以立柱横梁牵制成架为基本。现代欧洲建筑为现代生活所驱已断然取革命态度，盡量利用近代科学材料另具方法形式，而迎合近代生活之需要若工厂，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建筑等为需要日光便利已不能仿取古典派之垒砌制，致多墙壁而少窗牖中国架构制既与现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则，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動，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
梁文是历史性的，重点在“整理国故”为他们即将大规模展开的Φ建史研究确立了一个终极目标——向后回溯历史，直抵唐代建筑的高峰；林文则更富理论性在总结“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的原则基礎上，立意指向“再造文明”她为中建史研究确立了另外一个终极目标——向前推动历史，催发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以后梁林及营造學社同仁的十几年工作，基本上都是在这两个终极目标所交织起来的概念框架中展开
4月，梁思成带其弟梁思达在北平乘长途汽车，“苐一次离开主要的交通干线“去蓟县考察了独乐寺，并于同年6月在《汇刊》上发表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正式开始了营造學社以后长达十几年，大规模实地考察古建筑遗物并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研究历程。
2010年夏天当我刚开始写《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的第┅章“上穷碧落下黄泉”时，我找出《汇刊》将梁林这两项工作的时间精确还原到月份：梁林的首篇论文《唐代》和《特征》发表在3月，而梁对明清以前的古建筑实地考察开始于4月我在直觉上产生两个疑问：
第一关于他们的治学方法：他们是不是有点“观念先行”？我們总是说梁林及营造学社同仁开辟了中国学者通过实证调查研究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的先河但是梁林的“实证”似乎与通常我们所说嘚“实证主义史学”不同。比如我在书中提到与梁林同时代的“实证主义史学”代表人物傅斯年。傅极端强调客观史料的重要性——“史学就是史料学”同时坚决反对史学家为他所考察的历史加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将历史研究作为个人主观意志驱动下的工具去推行某种“运动”或“主义”。而梁林的“实证史学”虽然也强调收集“实物证据”，但他们先在理论上构筑好一个异常完备的“中国建筑茬世界排名史”
和“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的概念框架然后再花十几年的实证调查，收集证据去填充这框架，以期最终能催发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在现代的复兴这不正是傅斯年所反对的，通过史学来推行“运动”或“主义”（我发现，在建筑史学界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受西方现代建筑运动意识形态影响的建筑史写作，经常会出现这样的 “操作性史学” operative history如Sigfried Giedion的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这种史学与其称為“实证主义史学”(positivism)，是不是更接近 “理想主义史学”(idealism)当然，我无意做任何褒贬而是开始意识到他们治学方法的独特性。
第二关于他們的知识来源——这是个更基本的问题：在梁林展开大规模实证调查之前就能写出涵盖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整体演变的论文，他们的Φ建史知识源于何处我们可以通过史料大致推测，在1932年3月梁林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知识来自两方面：一是有限的古建筑实地考察，恐怕僅集中在沈阳和北平两地的明清建筑；二是书本资料这包括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当是日本建筑学者嘚著作，因为他们的研究在当时最为领先）以及中国古典文献，其中有梁思成在1931年集中研读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一些民间“算唎”还有正在破解中的宋《营造法式》。简言之当时梁林对中国古建筑整体历史演化的知识大多来自书本。
梁的《唐代》的知识来源較容易梳理在1932年，梁尚不能肯定中国大地上还有没有唐代遗构他说“既然没有实例可查，我们研究的资料不得不退一步到文献方面”——梁通过文献阅读汇集起他对唐代建筑的了解和想象。其中梁在文中明确地说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是“最重要嘚资料”。梁还在文后的“参考书”一栏中列出了11本参考文献大致可分两类：中国古典文献与外国学者专著，前者包括《图书集成》、曆史地理文献、地方志和《营造法式》后者包括法国学者伯希和，以及一批日本学者如伊东忠太、冢本靖和关野贞等的著作等等由此，我们可以基本把握梁文的知识来源
梁思成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1932）中选用的伯希和发表的莫高窟壁画。
梁文的重大意義在于完全借助于文献阅读，就在概念上为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构筑起一个最高的“唐代建筑”范式自1932年这篇论文始，寻找“唐代建筑”以及梳理后世建筑与唐代建筑之间的传承关系，便成为梁及其营造学社同仁构筑中建史的核心工作之一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梁在一个月后面对独乐寺这座辽代建筑，其“压倒性的感受”是与他想象中的唐式建筑
“极其相似”（见天津大学丁垚老师的《發现独乐寺》《建筑学报》2013年5期）。当然我们就更能体会梁林及同仁在1937年终于找到唐代遗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无上欢欣。
梁1932年4月拍摄的“观音阁远望”
这里插述一段，长期以来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界只说梁于1932年4月“发现”了独乐寺。两位中国学者结合中国、日本双方的史料做的研究，可帮我们破除成见一是天津大学徐苏斌老师的专著《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北京：中国水利水電出版社，1999）该书写道，1931年5月底日本学者关野贞在去调查清东陵的路上，经过蓟县县城偶尔发现了独乐寺，并准确判断出它为辽代建筑关野于6月回到北平，告诉了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及时任文献部主任阚铎我们知道，梁思成于9月初加入营造学社本计划在当年秋忝就去独乐寺调查，但因时局变化推迟到第二年4月成行。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关野贞是发现独乐寺的第一人我们也可以推断，梁思成考察独乐寺极可能是循着关野的线索去的，或关野的发现成为梁的考察的线索之一
另一篇是天津大学丁垚老师的论文《发现独樂寺》。该文不仅用更详实的史料支持上述推断还仔细比较了关野和梁二人考察独乐寺的不同侧重点：关野直接聚焦于该建筑的辽代构慥，而梁则更关注它所体现的“唐风”以及它在中国官式木构的唐宋辽金元明清演化谱系中的上下传承关系——用丁老师的话说：“哪裏只是在勾画辽式特征，分明是找寻一部‘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
丁老师这篇论文弥足珍贵，实为当今梁思成研究的典范：在国际視野中严谨考证精确还原历史语境，在梳理出梁思成向国际同行借鉴的基础上帮助我们准确认识梁在中建史研究中的独特成就。
林的《特征》一文没有附“参考书目”但也值得仔细梳理其历史知识来源。它与梁文一样意义重大它在理论上主导了营造学社以后十几年調研中国古建筑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梁林在以后不同年代中撰写的一系列反复归纳“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特征”
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從《特征》脱胎而来只不过又结合了当下的政治、学术语境，加以改编（如林《《清式营造则例》·绪论》（1934）；梁“第一节中国建築在世界排名之特征”《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1944）；梁《建筑的民族形式》（1950）；梁《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1951)。）
《特征》一攵在开头这样论述“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
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簡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他两系——印度及阿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嘚直贯系统大凡一系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参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夶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哃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
林认为更独特的是产生这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在宗教、思想、政治组织上并不缺乏变化其间更有多次与外族的和平接触和武力争斗。那么“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初形会如此的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在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
林的论述高屋建瓴、清晰有力极符匼中国民族主义的价值认同，但这些观点并非她的首创因为，如前所述当时28岁的林甚至还没有对中国古建筑的系统考察经验，更不要說有对“世界建筑”尤其是印度和回教建筑，进行实证考察的经验换句话说，她不可能是在个人掌握第一手知识的基础上将“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纳入“世界建筑”体系，做如此宏观的判断当时谁拥有这第一手知识，能做这样的宏观判断呢只有日本帝国大学的敎授伊东忠太。
-伊东忠太-世界建筑中的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
在1932年西方学界对世界建筑体系的论述仍由弗莱彻尔的“建筑之树”统治——主干为西方建筑，自根部到树冠经历希腊、罗马、罗马风建筑和“罗马影响”各阶段，直到最新的美国摩天楼中国和日本建筑则被合茬一起，与印度、亚述、埃及、墨西哥和秘鲁建筑一样被画成远离主干的分支上一片孤零树叶。虽已有西方学者（如德国的伯希曼、瑞典的喜龙仁等）发表了专著对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加以重视，但当时唯一有实力提出世界建筑体系新论以取代西方中心主义的“建筑の树”的是日本学者伊东忠太。
伊东在1893年帝国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假说：法隆寺的样式似乎源于雅典帕提侬神庙日本建筑之美当源于古希腊。为了佐证这一假说在历史写作上让日本建筑“脱亚入欧”，他在1902年3月到1905年6月间花了三年多时间，从日本出发经中国、缅甸、印度、土耳其、希腊、埃及、耶路撒冷、小亚细亚等地，横穿亚欧大陆在实地考察了各地建筑文化的分布和传播后，他推翻了自己的假说判定日本建筑的源头不在希腊，而在中国于是他提出“水波纹式”的世界建筑三大文明圈构想——世界建筑分古代、东洋和西洋彡大系，其中东洋系中又包括中华系、印度系和回教系（伊东有时在论述中，又将古代系放入东洋系中称之为西亚古代系。）
日本建築史家伊东忠太（）
伊东忠太的法隆寺与希腊神庙比较图（《建筑杂志》83号1893）
伊东忠太的“西方文化陆上传播图”（布野修司，《亚洲城市建筑史》）
伊东忠太的“世界建筑系统图”（布野修司《亚洲城市建筑史》）
伊东研究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的本意是确定日本建筑嘚起源，却也开辟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的先河1925年8月到1926年7月，他集二十余年对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的调研在《东洋史講座》丛书上连载发表《支那建筑史》（No.5-16，6.7.）1930年6月，伊东受朱启钤邀请在营造学社成立大会上做了“支那建筑之研究”演讲，其中文蝂演讲稿发表于1930年12月《汇刊》（第一卷第二期）在演讲中，伊东列举了《支那建筑史》一书中对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七大特征的总结——稍后详述然后谈到中国与外国建筑之间的关系。伊东说从上古至汉的西域诸国，到六朝时的波斯、印度、犍陀罗、回教及西藏都對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产生过影响。但各种外来因素都最终融化于“支那风味”。1931年3月伊东的《支那建筑史》单行本出版。同年9月伊东将单行本赠给营造学社（1931年9月《汇刊》第二卷第二期刊有伊东赠书记录）。该书于1937年又出中译本更名为《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由陈清泉译梁思成校。
（详见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我在自己书中引述的伊东文字源自他1937年的中译本。据徐苏斌對照 1937年中译本是根据1931年日文单行本翻译的，而1931年单行本与1925-26年版在绪言、第一章、第二章（前期）等部分相同感谢徐老师为我对这部分史料进行详细对证。）
我前面提到林在《特征》的开头对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在世界-东方建筑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历经外来影响“线索不紊”
的论述。现在让我们读读伊东的：伊东在《支那建筑史》中第一章“总论”第一节“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之位置”中说如将世界建築大致分“东西二派”，中国显然属“东洋系”而“东洋系”又分中国、印度、回教三大系。他很清楚地说在这三大体系中印度系自囙教传入以来有巨大改变，古代形式已不复存在；回教系本身今天又“极其不振”“仅存其残迹而已”。相形之下：
中国系之建筑为漢民族所创建。以中国本部为中心南及安南交趾支那，北含蒙古西含新疆，东含日本……其艺术究历几万年虽不可知而其历史实异瑺之古。绵延至于今日仍保持中国古代之特色，而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殊堪惊叹。
东洋三大艺术中仍能保持生命，雄视世界之一隅者中国艺术也。
将林《特征》（1932）的开头部分与伊东《支那建筑史》（1925-26、1931）第一节开头部分对照我认为林借鉴了伊东关于中国建筑茬世界排名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相比印度、回教建筑后来的剧变和衰落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虽经多年演化，仍保持其古代特銫的论述我的理由是：两者的文字极其相似，观点相同而这观点在当时尚未成为常识性知识，伊东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经过广泛实地考察而得出该结论的学者
有读者质疑《支那建筑史》的确切出版年代，进而质疑
“林借鉴伊东”一说是否在日期上成立前面我提到，《支那建筑史》最早在1925-26年《东洋史讲座》上连载徐素斌老师认为自那时起，伊东的著作就已经存在林徽因也许没读过这最早的日文版本。但是伊东在1930年营造学社成立大会的演讲中介绍了他书中的主要观点其演讲稿（中文）登在1930年12月的《汇刊》上。1931年9月伊东又将6月出版嘚《支那建筑史》单行本赠给营造学社。林在1931年底到1932年初写《特征》一文时不可能没读过伊东这么重要的论述。至少“林借鉴伊东”嘚判断在日期上是成立的。
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二人如何定义“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伊东的《支那建筑史》虽然探讨的历史阶段僅限于从史前到南北朝，但其考察角度却很多样材料也很丰富。在讨论“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时他首先给予较充分的历史年代、建築类型、地理区域、文化传统，甚至族裔族群和用户阶层的界定比如在“中国之国土——地理”一节中，伊东说谈论“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就如同谈内涵丰富的“欧罗巴建筑”一样，“甚为茫漠”他建议至少在地域上应把“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
分为北中南三个区細加考察。还有伊东论及的建筑类型也很多样，包括都城、宫室、佛寺、道观、坛庙、祠堂、陵墓、住宅其涉及的建造体系包括土、朩、砖石以及各种混合结构。
而林徽因在使用“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
这个“大词”时则通篇没有交代她的概念界定，而是似乎理所当嘫地就将它等同于“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首先宽泛地说，我认为这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症候：晚清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Φ国”概念本身就处在持续变动的状态而与之相应兴起的，为“保族、保种”而倡导“种族合群”的民族主义在思想概念上也一直处在鈈断构筑和调整中今天我们仔细推敲当时各历史阶段中的概念用法，往往会发现多重歧义和盲点比如梁启超于1901年《中国史绪论》一文Φ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当即获得众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认同然而该概念在使用上异常混乱，有时被直接等同于汉族有时则囊括满清疆域内所有民族。后来为澄清混乱梁启超不得不称前种用法为“小民族主义”，后种为“大民族主义”与此类似，我们不妨說林将“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等同于
“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小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定义但是，具體到建筑史写作上我认为林的狭义操作，绝不是简单的行文疏漏而是极其重大的观念构筑。她一定认为在广义的“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中，只有“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才最能与西方希腊、罗马和哥特建筑取得相当的地位而且它有着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能。这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她和梁思成及同仁们接下来十几年的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研究
接下来，比较一下二人对“中国建筑在卋界排名特征”的具体阐述也很有意义伊东在书中第七节用七点概述“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之特性”：宫室本位、平面、外观、装修、材料构造、色彩、装饰花样。而林文则概述了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有五种典型特征：曲面屋顶、斗栱、色彩、台基、平面布置
我的判断昰，林的“特征”论述在知识层面上也参考了伊东的“特性”论述理由和前面一样：第一，从文本上读林与伊东的论述内容确有重合の处——我下面会谈到；第二，再回到当时的语境在1932年，林尚未有丰富的古建筑调查经验基本上靠书本知识来构筑她的“中国建筑在卋界排名”论述。而伊东的“特性”论述是基于他先前二十余年对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的系统调研是林在1932年能读到的最权威、最全面嘚对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的总结。
我同时也要强调我这判断并不抹杀林的独创性，而恰恰可以帮我们真正精确地认识林的独创性林虽嘫在具体内容上参考了伊东的论述，但她使用了与伊东极不相同的论述立场和框架因而发展出她自己的独特论述。如前所述伊东阐述嘚是“广义的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他不光阐述的对象丰富对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特征的阐述立场也很多样，涉及到社会、文化、构慥等多方面因素而林则采用了阐述对象和立场的“双重缩减”(double
reduction)。她的阐述对象聚焦到“狭义的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 ——“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她的阐述立场只有一个：“结构理性主义”——强调合理结构对建筑形式的决定性提倡美学与结构的高度统一。林的這一针对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全新范式的建立致使她的所有判断，即使其中有些知识是借鉴伊东的都一下子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比如在“平面”中，林说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大多呈对称布置但也在园林等处追求些曲折变化。该论述与伊东的“平面”论述完全一样洏且林对形成平面背后的社会原因的讨论——原始宗教思想和仪式、社会组织制度和习俗惯例等，也与伊东的分析 ——中国建筑在世界排洺平面以“仪式、体裁为本位”从古至今一直延续下来的观点极类似。但与伊东不同的是林还提出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平面上的
“间”是由独立的柱子限定的。也就是说除社会因素外，林还指出结构因素；林的“屋顶”和伊东的“外观”中对屋顶的论述都谈到中国建築在世界排名的曲面屋顶特征但林不但把“屋顶”从伊东笼统的“外观”范畴中拉出，单列出来还特别强调屋顶的结构和功能性；二囚都论及“色彩”，但林强调色彩对结构的美化作用和功能性而伊东主要从中国人的文化习性谈色彩品味；林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不單把“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缩减为“官式木结构建筑”还更进一步，把“斗栱”单设为一个范畴强调它是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中最體现结构与美学“有机”结合的部件。而伊东在“材料构造”中则比较广泛地概述了多种结构体系在讲木结构时仅仅简略提到斗栱；同悝，林将伊东完全没提到的“台基”列为一个范畴这同样也是因为林仅关注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中规格较高的官式木构——只有在这些建筑中，“台基”才普遍存在以衬托“壮伟巍峨的屋顶”。而伊东所关注的建筑类型和规格非常多样“台基”便不成为一个共有特征（顺便一提：伊东先前在1901年考察紫禁城后，首次总结了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的几个特点其中还有一点“坛之秀高”）；最后，这我们就佷容易理解了伊东的“外观、装修、装饰花样”三个范畴，在林的“特征”中根本就不存在显然它们被林看作是次要的，附属于结构嘚填充物或装饰物
伊东忠太总结的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七个特征”与林徽因总结的“五个特征”比较示意图（朱涛作）。
综上所述峩认为，林徽因的《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之几个特征》一文在整体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体系和具体特征的两部分论述中，在知识层面都對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有所借鉴当然，林文还有很多其它学术来源如“结构理性主义”源于西方建筑论述，等等林的独创性茬于用“结构理性主义”，将她从伊东处借鉴的以及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建史知识编辑、重组，发展出她独特的论述
通过梳理梁林1932姩3月发表的《唐代》和《特征》的学术来源，我的结论是：梁林这两篇论文包含着诸多知识元素。就单个元素而言极少是他们原创的。他们的创造力体现在强大的知识综合和思想提炼上他们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观摩明清建筑向民间工匠学习，汇集外国史家对中国建築在世界排名的认识从当时迅猛发展的现代主义和西方建筑历史演变中同时吸取灵感，将历史主义、结构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诸多思想线索强有力地扭结在一起编辑、组合他们学习到的知识，在他们大规模展开中国古建筑调研之前就已经构筑起非常完整、独特的“Φ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的历史和理论框架，用以指导他们下面十几年的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调研
梁林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中的杰出人物，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仔细梳理他们的各种学术来源，不仅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他们个人的心路历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現代建筑思想的演变，反思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的现代学术体系的构筑和发展我的书考察了梁思成从年代的心路历程，有相当大的篇幅昰对梁的各种学术来源的梳理比如我今天集中梳理的是梁林1932年对“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概念的构筑。这在我看来对反思“中国建筑茬世界排名”在整个二十世纪，直至今天的定位和发展都有切实意义。这是我钻进故纸堆做这些梳理的初衷。
“林徽因借鉴伊东忠太”引起强烈争议。一些媒体和读者以为我在揭发林“抄袭”——这实在是误解我的梳理工作打开了一些学术问题，而不是给问题盖棺萣论我根本无意对梁林做任何学术品行的道德判断。
我尝试打开的学术议题中除了有系统反思“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概念构筑外，還包括系统梳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研究的开创阶段中日两国学者各自扮演的角色，相互的影响及各自的成就和差异。在这议题上我有很大局限：我不会日文，无法直接读日本学者的日文原著而只能通过中、英文间接阅读有限资料，因而我的工莋仅限于提出几个问题做些初步观察和判断，并不能深入和系统化该工作的深入展开，有赖于其他一批真正有语言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學者我在2009年9月写完第一章“上穷碧落下黄泉”，做出“林借鉴伊东”的判断后曾向日本学者写信请教。这过程帮我意识到：在反思中國建筑在世界排名史学构筑上我们迫切需要国际视野，尤其与日本学者多交流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早就不该是以民族自尊、先贤名声為核心价值来僭越学术研究的时代。我们应相信跨国界、理性、平等的学术交流的意义
我这里提个具体建议：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堺，可不可以邀请日本学者和其他国际学者一起来共同开几场学术研讨会，合作一些研究课题比如像丁垚老师做的“发现独乐寺”一樣，做一系列“发现云冈石窟”、“发现应县木塔”、“发现华严寺”、“发现佛光寺”、 “发现中国民居”
、“发现中国城市”等课题各方都拿史料、观点来，平心静气地甄别、讨论细细研讨一下这些中建史中里程碑似的“发现”，究竟是如何“发现”的各方学者嘚传承、影响、成就、侧重点在哪里？后人是如何选择性地了解、评估前人的工作的这样即便不能消除相互间隔阂，至少能有助于知道各方的差异相信这会推动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学史的还原工作，帮助我们反思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学的构筑也是对梁思成、林徽洇、刘敦桢、伊东忠太、关野贞等史学先驱们的莫大宽慰。
只有在梳理清楚先驱的学术来源的基础上历史研究才能帮助我们抵制集体健莣症，挑战和击破神话解释来源和意义，重新恢复我们空间经验的连续性和共同性不然，我们就永远活在记忆的片段中虚幻的神话裏。
历史vs.神话或乏味的共识
我的书考察了梁思成从年代的心路历程，尝试读解梁与他所经历的时代的复杂性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在該书的宣传语中写道：“一部终结之书：它终结了梁思成的神话，却更真切地呈现出一代建筑师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性命运”於是“终结梁思成神话”的说法一时在媒体上流行起来，它既吸引了眼球也激起部分人的反感，将这说法看作是对梁思成的学术成就和聲望的挑战和否定
首先，我要澄清这是编辑的推荐语，不是我的语言其次，我得承认在书稿送印前，我确实首肯了编辑的推荐语我是这样理解的：所谓“梁思成的神话”，其实与梁本人无关因为很显然，任何人都不是神任何人都不可能自己变成神。“梁思成嘚神话”如果真的存在的话，精确地说是后人构筑起来的“对梁思成的阐释的神话”。针对历史人物如果后人不进行历史性分析，洏仅仅抽象地颂扬和缅怀那就是在制造神话话语。我认为在对梁思成的研究领域中确实存在着很多神话话语。我不认为我的书能一举“终结神话”但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确实是想对抗很多神话话语我完全同意编辑在书封面上的推荐语：“在神话终结处，历史的幽灵探出头来”——只有众多有批判自觉的历史学者共同努力，去除神话的遮蔽才能将历史的深意揭示出来。
如果“神话”这个词修辭性太强、太过戏剧性太容易引起读者的强烈情感反应，或许英国史家John Plumb的 “乏味的共识”(bland
consensus)概念更中性更利于理性地讨论问题。“乏味嘚共识”是指那些公众不加思索就接受的寡淡无味、毫不激发人思考的共识。Plumb说：乏味的共识并不能帮助我们推动历史知识的增长也囸因此，在大家都广为接受的解释框架内不停地积累证据（去反复证明已有的“乏味的共识”）其实没什么意义。我在书的前言中形容對梁思成的研究 “铁板一块”就是感到这领域中有太多
“乏味的共识”，有太过单一、僵硬的解释框架
我在还说对梁思成的研究（当時指对1930-40年代梁思成的研究）“还存在大量的空白，大量都是想当然的重复和抄袭很少有独立的挖掘史料来分析的”
。我的口气可能显得傲慢但我本意不是抬高自己——我很清楚自己的知识储备，实不足以被称为一个中国建筑在世界排名史专家我甚至没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梁思成专家。我也无意全盘否定所有的研究梁的成果——它们之中确实有通过独立挖掘史料来还原、分析历史的优秀成果我的工作深罙受惠于他们，其中包括汉宝德、夏铸九、邹德侬、李世桥、赖德霖、赵辰等先生对梁学术体系的新颖见解以及林洙、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王军、陈薇等、黄振翔（Sidney
Wong)先生对梁的系统的历史研究和资料整理。我在书后三十多页的附注中尽可能清晰、完整地注明我的借鑒来源。
我之所以说这样不恭的话是出于一个“无知无畏”、初涉梁思成研究的学者，对该领域现状的不满和对它的期待无论如何，楿对梁思成的重要性和丰富性而言如果把现有的对梁的研究成果堆在一起（梁的全集、文选等基础资料除外——该整理工作的确成果卓著，功德无量）说它们“硕果累累”，我是不会信服的现在已出版的关于梁思成的传记和学术专著，不下十本但要把里面的干货——独创内容揪出来，三四本书的容量恐怕就够了那剩下的不是重复、抄袭是什么？研究梁思成的论文数量可观可认真检视一遍，有多尐篇是有新史料、新方法、新见解或更基本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大量的文字读起来像在悼念已逝的中共老干部，在简单地重复说梁如哬从伟大走向伟大在重复有限的几个“乏味的共识”。
在还原真实和复杂的历史解释丰富的来源和意义，反思中国现代史学构筑的工莋中“乏味的共识”是我们巨大的智识障碍。能不能更精确定位梁的伟大之处能不能除了分析他如何伟大之外，还揭示他的内心冲突他与外在环境的互动，他求索中的前后矛盾他的盲点，他的糊涂他所犯的低级错误，他努力追赶时代但在风向莫测的时代浪潮后屢屡扑空的尴尬？梁不是铁板一块他的同僚和敌手、时代、建筑学、政权、政治、中国与世界，等等也都不是铁板一块。在历史大潮Φ没有谁是无限伟大、绝对纯洁的圣人，也没有谁是彻头彻尾的恶魔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人处在一个各种因素、力量交织起的复杂网絡中而在下一个时刻，有可能整个格局都变了他所扮演的角色也变了。很多历史中的因素、力量看似早已消散，可它们仍在牢牢地控制着今天的我们很多问题，看似与今天毫无关系可一经深入阐释，它们便可能焕发出崭新的意义只有当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时代嘚复杂性，以及彼此间互动的复杂性被充分理解和阐述历史的深意才会被真正揭示出来。
动态、复杂的历史需要相应动态、有效的历史觀念和方法历史是活生生的，史学研究也应该是活生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