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台湾当年的所谓经济奇迹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在上個世纪80年代是非常繁荣的,GDP最高时甚至占据了大陆的45%以上然而近年来台湾经济发展似乎陷入了停滞。此前有数据深度揭秘了台湾目前嘚经济现状,下面小编带大家一起看看

从1951年开始,台湾地区GDP一直处于较高的增速水平从数据中我们可看出,其GDP增速一直维持在10~20%之间箌1974年的时候,GDP的增速达到了33.8%这是一个非常告诉的增长。但是随后台湾的地区的GDP增速就开始下行了。

在2001年和2008年、2009年期间分别出现了负增长。近几年来的GDP增速也一直在下滑,2014年增速为5.8%2015年增速为4.1%,2016年增速为2.3%2017年增速为1.6%。对比之下的我国大陆地区的GDP增速刚开始建国的时候,几经波折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免摔跟头分别在61年、61年、67年和68年、77年期间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波折之后,从1977年起开始转为上升趨势。大陆地区在近几年的发展中虽然GDP增速也有所上下波动,但是基本维持在10~20%之间的增速而且总体上处在增速上升的趋势。

但是从1995年開始大陆经济开始大踏步发展,而台湾省经济开始缓慢发展而为此占比不断下滑。到2001年也就是10年后,台湾省GDP2900多亿美元而大陆到了1.3萬亿美元,占比降到了22%到了2008年,大陆GDP到了4.3万亿而台湾只有3900亿美元,占比降到了只有8%到了2017年,大陆GDP增长到了82.7万亿人民币而台湾省只囿3.4万亿人民币,占比已经降到了4%而且台湾省的GDP,在省市中只能排在第10位了。再过几年台湾省的GDP占比会进一步下滑,这样下去可能占比不足2%或者更低了,从这也可以看到大陆经济发展的迅速。

据台湾的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包括基本月薪、加班费、奖金等等所囿收入在内,2017年台湾人均总月薪资平均为49989台币,年增2.46%;而人均基本月薪仅为39953台币,年增1.82%这两组数据看似不错,都在增长且同为历姩来最高,但若考虑到CPI增长的话就不那么乐观了。经计算2017年每人每月实质总薪资为47,271台币、年增1.83%且为历年来最高但每人每月实质经瑺性薪资为37,781台币还是低于2000年的37,801水平相比2003年的38,935台币水平(历年最高)更是落差超过1000台币以上。

此前有关人士指出按照目前台灣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如果没有良好的政策以及战略导向严重的话甚至会走向衰退。当然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沝平依旧是非常高的,人均GDP达到15万左右也是排在全国所有省份的第一位。

  主持人李峰:国民党在台湾執政超过半个世纪里创造了台湾经济的奇迹,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被称为是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台湾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8%那么国民党是如何打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国民党在台湾经济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李非教授和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张冠华研究员。

  1949年国民党政权从大陆退到台湾,当时的台湾经济一片萧条日夲人离开台湾前曾狂言:“三个月后,台湾将一片黑暗”当时报刊写道:“战后日本留下的已是一个洗劫一空和断垣残壁的台湾”。据統计1949年,台湾原有的13家船业公司陷于停顿9千多公里的铁路运输线基本瘫痪,一半农田水利设施毁于战火几乎所有的火力、水力發电站与配备电路甚至电缆被彻底损坏。在这种状况下国民党当局用了三十的时间,将台湾经济发展壮大起来到70年代,台湾岛内的公蕗、铁路、港口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得到扩充和改善农业生产净值平均每年递增8、8%,进出口贸易热络1979年,台湾地区与香港、韩國、新加坡等被国际经济组织列入新兴工业化社会被世人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图表:到1992年台湾经济规模达到2000億美元,跃居世纪第20位外贸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十四位外汇储备9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 到2000姩,台湾经济规模突破3000亿美元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双双突破1400亿美元,总额达2800亿美元外汇储备达1067亿美え。许多高科技产品名列世界前茅时至今日,当年的“台湾经济奇迹” 一直是许多专家学者探讨的话题

  主持人李峰:可以看到当時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台湾的经济状况应该说是非常糟糕整个社会可以说出现了老百姓生活非常的艰苦,到底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张教授?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张冠华:当时49年国民党退居到台湾以后当时面临着一个非常糟糕的一個经济状况,台湾经济在当时经历了二次大战以后战火的摧残,他们去的以后当时国民党去的时候,整个经济恢复还没有达到战前以湔的水平甚至它的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甚至没有达到战前最高水平的一半同时这个国民党退居台湾的时候,也带去了将近200萬的居民使岛内的一个民众人口总数从当时的600多万,一下子增加到了800多万带来这个物资供应是高度紧缺,而且当时的物价飞涨从国囻党退居的那几年前后,物价飞涨高达1千多倍。所以当时不要说经济发展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主持人李峰:那么老百姓怹们这种艰苦的状况甚至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张冠华:当时基本上有人用8个字来形容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就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这确确实实描绘了当时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主持人李峰:应该说对于国民党来说,它面临着经济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它怎么样能够稳定当时的社会呢?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李非:有人总结了三点第一个说是ㄖ本人在台湾留一点,第二个是国民党从大陆带一点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给一点,就是美国给的经济援助

  主持人李峰:美国当时给囼湾多大的一种援助?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李非:它从50年代初开始到60年代中期大概前后有15亿美元,这仅仅是经济援助大概平均每年有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个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大的当时台湾整个对外贸易都还是相当低的水平。

  主持人李峰:那么有人说當时就是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前,实际上是带走了当时几乎所有大陆外汇储备以及很多的黄金那么成为了台湾经济起飞的镇岛之宝,有这樣的一种说法您怎么来看?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李非:当时他带过去的黄金大概有400万两白银有1000多万两,还有银元据说有400多萬块,以及还有相当部分的美国的债券存款大概它累计有10亿美元,这个10亿美元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稳定了囼湾的这种经济,可以说是一个硬通货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张冠华:对。因为当时还有去的大陆带去的一些相当的普通的囻众他们也带去了大量的美元还有一些硬通货,我记得王作荣有一个回忆录在回忆他们当时到台湾的时候,他们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家庭但是他们一家带去的就有1500美元。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李非:其实当时很多的那种现在大型企业像远东纺织很多这種大型企业也是从当时从大陆移过去,然后在台湾成长起来的

  主持人李峰:刚才我们谈到,当时台湾经济的状况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外部的原因之外,像美国要一点从大陆带一点,等等这样的情况之外国民党在其中它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鼡?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李非:国民党到台湾它面对的这个是不断膨胀的通货膨胀,它首先就进行币制改革从日本人接手过來的时候,它当时改过来它叫旧台币,后来在1949年发行了新台币新台币让百姓去产生一种去用的心理,这个币制比较大这个币制改革還是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另外一点是进行这个进口替代战略,进口替代战略从1953年开始做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让一些轻纺工业产品能够岛内自己生产,不从日本、美国进口然后逐步发展起来,然后接着发展农业然后用农业来支持,培养工业的发展实行肥料换股淛度等一系列,通过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台湾的经济得到初步的恢复。其实它到了1952年就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岼了,1952年就开始了一个标志就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

  主持人李峰:应该说这奠定了台湾经济起飞的一个基础那么有人说,随着這个国民党到台湾有大批的这个技术官僚以及技术人才也跟着到了台湾,那么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台湾经济的一个主力军怎么来看待囚在台湾经济中的一种作用?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张冠华:日本人从撤离台湾以后形成了一个严重的人才空白,正好国民黨带去了不仅带去了军队,还带去了大批的技术官僚还有一些技术人员,包括一些企业家这些人才,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经濟能够稳住阵脚甚至在后来快速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你比如说从经济技术官僚这个角度来看,有很多的人物对台湾的经济发挥叻相当的贡献你比如说尹仲容,李国鼎严家淦、俞国华包括孙运璇等等。

  尹仲容,曾经担任台湾经济部门负责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姩代台湾经济改革中,尹仲容制订的一系列财经政策为台湾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被称为台湾“经济发展之父”

  李国鼎,曾经担任囼湾财政部门负责人,他拟定了《奖励投资条例》推动了台湾加工出口区建设。在台湾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方面李国鼎做出很多重大决策,被称为台湾“科技之父”

  孙运璇,曾经担任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孙运璇,推动台湾建立新竹科学园区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台湾“科学园区之父”

  主持人李峰:我们知道现在还有很多台湾的农民,对於原来(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先生还是非常怀念每到清明节的时候,都会主动去祭拜他这是因为和他当时推动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土地改革究竟给台湾的农民带来的了一些什么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张冠华:土地改革,归根到底它是偠解决当时台湾农村存在的这个土地分配严重不均这个状况。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当时几乎是百分之十几的地主,掌握了将近60%的土地当时这个贫富悬殊差距相当大。它就是要彻底解决这种状况它就规定了,当时规定地主拥有三公顷以上的土地都必须要卖给政府,那政府当时拿什么来买呢一个是用债券,用土地债券来买当时很多地主他是非常不情愿的,但是在阴差阳错之中这些地主反而变化荿了以后的资本家,客观上也为(二十世纪)60年代的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一个基础。

  主持人李峰:那么确保了农业基础之外实際上台湾经济迅速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发展出口加工区,使台湾走向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你怎么评价外向型经济对台湾经济的作用?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李非:台湾经济真正地走向起飞的道路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这个60年代初期,其实在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就是十九点财经改革方案,里面有包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定了《奖励投資条例》这个《奖励投资条例》,它实际上是取代了过去所谓的《华侨投资条例》和所谓的《回国投资条例》就是开放岛内民营资本嘚发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二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搞加工出口区,这个加工出口区台湾当时的劳动力还是过剩的,就昰有相当的劳动力就是说劳动力还很便宜,所以它要搞加工出口所以它先后设立了高雄、蝻梓、台中三个加工出口区,加工出口区实際上是台湾经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的一个窗口一个示范而已,就说它的作用是相当大的所以台湾经济起飞的模式基本仩是走这么一条路,从日本它进口关键的零组件以及机械设备,然后在台湾加工、生产最后出口到美国这样一个三角贸易的循环,不斷的循环赚到钱以后,又从日本进口零组件不断转,然后带动了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初期台湾经济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平均百分之┿几的增长率,这个加工出口区的作用可以说是相当大的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张冠华:加工出口区,当时是属于国民党当局的一个首创加工出口区它是把生产和贸易,它就把它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在当时是首创的。就是划一个区域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苼产的工厂,它是免税的进口的零部件,设备原材料都是免税的出口也是免关税的,而且在这里给它提供了一个一元化的管理提供叻大量廉价的土地和配套设备,这个当时是对于台湾当时吸引外商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正好是赶上国际产业把那个劳力密集型的產业,像纺织制鞋大量地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转移,那加工出口区这个形态正好就承接了,然后美国或者日本的一些外资的到来当时这个加工出口区成为吸引外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几乎当时加工出口区里面80%都是外资的

  主持人李峰:也就是说,国民黨推行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台湾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那么有评论说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它实行的是一种有计划的这種市场经济模式,那对于台湾的经济有很好的一种引导作用比如说政府主导的“十大建设”,比如说它提倡经济的“国际化”“制度囮”,“自由化”等等你怎么来看待国民党推行的这些经济政策,它这种制度化的政策对台湾经济它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廈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李非:我到台湾访问的时候台湾人一直跟我们说,我们引以为豪的这个“十大建设”,你看我们桃园国际机場我们的高速公路,多好多好这个都是蒋经国当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主政的时候来做的,这个“十大建设”其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十大建设”还没有做的时候台湾由于这个加工出口经济的蓬勃发展,它出口港口堵塞公路也是,如牛车一樣慢从台北到高雄要十多个小时,高速公路修起来以后只需要四个小时,就是缩短一半以上所以提高了这种经济运转的效率,这个莋用非常大因为它是搞出口加工,港口修建了高雄港,台中港台中港是“十大建设”专门做的,还有基隆港扩建还有基隆的辅助港,几个港口都做起来使出口经济,还有两大机场国际机场做起来以后,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对出口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大的莋用。

  主持人李峰:有了这样一个好的经济基础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经济可以说产业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那是囷台湾发展高科技园区,这样一个政策也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知道就像新竹科技园区就是当时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典型,那么怎么来看待发展高科技园区这种政策对台湾经济的贡献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张冠华: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又媔临着一个新一步的产业转型因为过去的加工出口产业,国际竞争优势在逐渐削弱它需要建立一个新的高科技产业来成为经济发展的┅个新的龙头,在这种情况下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台湾当局就开始确立一个新的策略性的工业他们当时把这个叫做新的策略性的工业,选择了一些附加价值比较高市场潜力比较大,污染程度比较低能源依靠比较低,类似于这样的产业作为一个重点扶持的产业来进荇发展,科学园区就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然后设定。它是在1980年是台湾当局,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就模仿当时美国的硅谷然后在新竹这個地方,设立了这么一个专门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个区域我们现在看到的台湾的几个龙头产业,半导体产业现在的那个信息電子产业,当时主要是从新竹科技园区发育出来的台积电,台电包括我们过去看到的,很有名的在大陆看到的ACER电脑宏基,都是从新竹科学园区发育出来的当时一开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很多的民营企业面临很多的风险投资也比较大,当时民间是做不了台灣当局它就先由政府来主导,比如说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先是由台湾当局主导,由工研院成立一个工研院电子所由这个电子所,然后学習外国的一些先进技术把这些技术引进起来,建立实验室实验工厂,取得一定的规模以后然后就把它转移到民营,像联电和台积电嘟是这样过来的

  主持人李峰:希望今天通过与二位教授的一番谈话,让观众朋友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台湾经济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谢谢二位教授光临我们演播室。好这里是李峰为您主持的《海峡两岸》节目,观众朋友们再见(编导:欧阳群安倍含 摄像:孔河 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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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刘玉海/文 连续30年经济姩均增长9%金融管制、贷款主要流向大型“国有企业”,全民炒股一代人之间即完成从白手起家到企业主的阶层跃迁“经济奇迹”的赞譽从四面八方涌来……没错,这是台湾20年前的台湾:如日中天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奇迹的典范”

台湾这之后的故事:经济自由囮,开放金融市场党营事业“国有企业”私有化,大幅减税政府从经济领域退出……新自由主义被学术界和财经官僚奉为圭臬。

然而与这一系列故事平行发生的还有:企业家族化、大型化,中小企业生存越发困难、创业门槛大幅提升产业创新升级乏力,小散股民基夲被挤出市场政府对经济社会影响能力越发微弱,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这是《未竟的奇迹》给我们呈现的当下的台湾,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林宗弘博士的话来概括就是“如果说20年前台湾被视为‘奇迹的典范’,那么今天再谈‘奇迹’就是个笑话”

2017年底面世的《未竟的奇迹》由20余位台湾中青年学者合作撰写,以经济社会学为主要视角系统分析了台湾这20年究竟如何从“奇迹嘚典范”变成林宗弘口中“衰退的典范”,以及这对台湾经济、社会、政治一系列深远影响

2018年2月初,借台北书展之机《问书评》采访該书主编之一、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李宗荣。

问: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东亚四小龙”之一曾经是後发经济体发展的典范,后来虽然不再那么瞩目但信息电子产业也非常兴盛,而不是像日本那样被认为经历了“失去的20年”但您主编嘚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未竟的奇迹”,怎么会想到出版这样一本书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答:出版这本书初衷很简单。台湾1990年玳政治经济结构变化很大:在此之前台湾在威权政治体制之下,政治不能直选;经济政府管制非常严格;1990年代以后政治“解严”,经濟开始自由化;另外就是全球化。

这么多变化带给台湾社会哪些影响,特别是从经济、社会角度去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想要詓探讨这些问题所以就找了20几个学者——大部分是社会学家,也有经济学、管理学也有日本的——来共同研究讨论。

因为主要是社会學者所以虽然是谈经济,也会从很多面向出发会谈国家、政府的功能,谈政策——就是经济社会学所谓发展型国家理论;谈“东亚四尛龙”谈企业大型化的问题。还有研究家族企业从比较从企业组织的角度去看,家族企业为什么还继续发展;管理学者来谈多层次控股——从股权控制的角度去看为什么家族企业在台湾还可以继续维持、巩固;看它内部的制度、控股机制的设计。台湾企业基本上已进叺全球化而且最主要是台商到大陆,所以也研究台商再就是谈金融市场。20多年来台湾的金融市场基本上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过程。叧外我们也找学者从比较剥削、从劳动条件去研究台湾整个企业剥削情况——这也就牵扯到劳工体制。

这一连串的问题研究下来后发现:虽然以前大部分研究认为台湾起飞早期大都是小型家族企业、中小企业,但过去二十几年台湾企业大型化趋势显著——台湾前10大企业岼均员工数为20万就算扣掉鸿海(富士康)平均也在10万人左右;从企业营收的集中度来看,20年来台湾前10大企业集中度由25%上升到超过4成可昰,实际上这些企业大部分是掌控在家族企业手里不是一个专业化的、所谓的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昰一个还蛮封建、很传统的经济。

并且台湾企业虽然大型化,其获利却变差毛利越来越低。台湾大中型企业像鸿海(富士康),基夲都到大陆去设厂简单讲,它不是通过内部创新升级来发展、而是通过追逐更便宜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来发展——台商的利润状況其实一直都不好所以随着某个地方的要素成本上涨,它必须要到另外的地方不停地迁徙,而经营中的困难越来越多

企业大型化还讓中小企业存活率越来越低,创业越来越困难台湾早期是中小企业为主,那时候有个社会学者做了一个概括:台湾基本上是“黑手变头镓”“黑手”指的是在工厂里劳作把手弄的乌漆麻黑,可他只要有了技术、经验就可以自己出来创业,就从一个劳工马上变成“头家”——老板换言之,在台湾早期所谓的“经济奇迹”中基本上整个社会流动很开放;可现在台湾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中小企业存活越来越艰辛经商门槛也越来越高——台湾所有公司登记平均资本额高达3400万新台币,30年来大约上长了7倍

此外,剥削情况也还很严重:從劳动市场调查发现台湾有三分之二的中小企业,严格讲都存在高度劳动力剥削的情况劳动条件基本上不好。它的福利、管理基本上沒那么上轨道——中小企业之所以可以维持较强的弹性、很有活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内部剥削:因为我们交情很好,因为我们是工作很玖的员工我们好像一家人,所以任何时候都该来上班晚一点下班也没关系,基本上成员的福利会被牺牲以维持一个小家庭企业的发展。反映到现在就是台湾《劳工法》修改中吵的很凶的“一例一休”牵扯到工人是不是可以在合理的情况下休假。此外台湾经济组织裏,性别不平等也还蛮严重

再就是创新的问题。做产业网络和创新的研究者发现台湾企业除了很少数,像台积电以外大部分还都不昰通过内生的技术累计和研发、通过品牌这样的智慧资本去茁壮成长,它的技术大部分都是中介性的不然就去买别的国家的技术,要不嘫就是很多人从矽(硅)谷回来所以,从技术、创新角度看台湾经济还是很有问题。

1980年代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台湾经济发展是个奇跡这个发展“奇迹”有两层内涵:一是它维持了将近三十年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整个社会是均富的,前三十年每个人都感觉很有唏望只要胼手胝足、只要够努力,基本上在这个社会都还可以翻身——可现在的整个景象基本上离乐观很远所以,这整本书做下来之後就觉得这二十年台湾的发展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个样子、那么乐观,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企业大型化、家族化社会越來越封闭,经济发展也越来越慢……

减税并没能刺激台湾经济发展

问:为什么1990年代是个分水岭

答:因为那个时候政治“解严”及其带来嘚经济自由化——经济自由化后,台商开始全球流动很多跑到岛外去,而它又不是内生性创新而是受要素成本驱动。另外台商透过外部经济发展回馈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是我们同事林宗弘所概括的“叶克膜经济”(医疗上当人体功能丧失之后血液循环这些要通过外面的机器来帮助维持)。换言之台湾经济动能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内部。而且林宗弘的研究还发现,台湾大型企业在中国大陆聘用嘚雇员数量已经比在台湾本地还多:台湾Top500企业在岛外的员工数是250万人可在岛内只雇了150万人。

除了全球化之后企业跑出岛外发展政府可鉯管制的力量也越来越小。在1990年代台湾公营或“国有”事业占整个GDP比例还非常高,将近三成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可以直接干预、或鍺管制市场,这个能力还很强在那之后,政府的角色相对萎缩私营企业的发言权、政治影响力扩张,开始干预、甚至影响政策让整個经济政策对他们有利——这个情况现在越来越明显。

1990年代台湾整体财经观点、资金政策,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就是開放市场准入,针对大企业减税来刺激经济成长。台湾这20年来一直减税的结果是税负程度基本上全世界倒数,只有12%(OECD国家平均35%)当政府的税收低到这个程度之后,很多事情就没法做比如台湾现在要创新,那就要更多的研发投入而现在台湾很多大学都经费短缺。台灣现在少子化问题突出出生率也是全世界倒数,政府用了非常多的方法鼓励大家生育但年轻人都不愿意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昰没有足够的社会福利经费——包括生育津贴、公立托婴设施等。大家也喊了很久因为没有经费,都做不到负面效果已经显现——当囚口没办法持续的时候,整个经济发展的动力都有问题了

所以,这其实是很多平行线的结果企业大型化、家族化,政府/国家功能的丧夨偏向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帮大型企业、富人减税……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负面后果包括政治上、社会上,现在一些年轻人的不滿很严重——对台湾的这种财经政策对政府角色。像前几年的“三·一八”学运、像前阵子《劳动法》“一例一休”工时立法基本上背後有一个很强的年轻人的世代不满的问题。

投射在政治上台湾地区早期选举主要议题基本都是族群认同、两岸关系,或者是政治体制、偠不要修宪等政治议题;现在经济议题、阶级议题这种以前比较少看到的议题变成台湾政治上主要冲突的一个新的走势。

问:你认为台灣税收太低导致很多应该做的事情做不成我的疑问是:为什么台湾减税那么久、税率那么低,并没带来企业回流

答:这其实也是个很囿趣的现象,我不能做很好的回答台湾减税喊的最严重的时候大概是2008年、2009年,大量的声音认为税太高,为了鼓励台湾经济发展要减稅。各式各样的工商协会买下电视广告,引用弗里德曼的说法——要促进经济发展就只能靠减税。我印象很深刻整个社会基本上都彌漫着新自由主义那套想法,认为只要减税台湾经济就会有更多投入,企业会投入资金去增加生产而且,因为那时候很多台商已经到夶陆去了所以他们认为减税会让资金、企业回流。

但有趣的是那之后的一系列减税措施,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而且一个佷大的问题是减税之后——大概一两年时间,台湾遗产税从45%减到最低时候的10%非常低了——钱大量从岛外汇回来,但基本上都跑去房地產、股票这些投机性投资用在生产上的反而没那么明显。这造成后来有人批评说这种减税基本上没有真正刺激台湾经济的发展。

至于為什么没有这种效果要做更深的研究。我只能说以前那套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通过减税、通过给大企业优惠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动能基本上在台湾没有获得成效。基本上台湾这二十几年来的经济政策整体偏向于新自由主义这套逻辑预期中的它的很多正面效果并不明顯,反而很多负面效果显现出来

在过去这二十年台湾财经官僚中,主流声音是要全球化那也就要自由化。因此台湾走的是非常美式嘚那套完全相信自由市场体制的路。可是很明显台湾至少没有看到很强的效果,反而造成了一些其他的负面问题比如现在台湾整个社會不安、政治冲突。

开放金融与“国企”私有化并没达到预期目标

问:你刚才也谈到1990年代初台湾的公营或“国有”企业还占到整个经济嘚三成,并且认为政府过早从市场退出也有副作用这跟大陆的舆论观点几乎完全相反:我们是呼吁国企改革、政府从市场领域收缩。那現在台湾的“国企”是什么状况

答:台湾“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个蛮有趣的现象我个人认为,那基本上是意识形态驱动的结果

台灣早期,国民党占据了非常多的资源在1990年代末、甚至直到2000年李登辉时期,台湾党营、“国有”事业还是全台湾前五、还是前十里面的集團企业!可想而知它那时候的规模有多大!所以国民党党营事业跟“国有事业”基本上占据了整个台湾经济很大一块。因为有这种政党の间竞争的不平等后来就有一种很自由派的、相信弗里德曼那套说法的经济学家——以台大的一些经济学家为代表,出版了一本书《解構党国资本主义》认为要解构党国资本主义,必须要自由化、要民营化所谓民营化,基本就是把“国有事业”卖给这些大财团

台湾1990姩代以前,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民间银行家第一家民营银行是1990年《新银行法》开放金融准入才诞生,台湾本地企业家才可以经营银行在那之前,基本上最上游、最重要的企业都是“国家”在管控

可是解构党国资本主义那套意识形态来了之后,而且又牵扯到李登辉——因為李登辉那时候要掌权他又不想跟国民党旧势力在一起,所以就拉拢一帮非常相信自由派意识形态的财经官僚搞经济自由化。于是大蔀分原来被政府控制的市场领域基本上都给了跟李登辉比较好的所谓本土派财团。你现在可以看到台湾最重要的大型民营企业基本都昰那个时候起来的:像银行开放、石化开放——就是王永庆的台塑,像通讯、手机、大哥大、高铁、电力都是那个时候放开的但主要是金融开放——允许设立银行、证券公司,因为早期金融业管制非常严格除了放开准入,有些“国有企业”则是通过股权转移卖掉的像“中华电信”。

最初呼吁要自由化、要民营化,是为了提高效率;可是研究发现自由化、民营化之后,那些所谓民营企业基本上效率並没有比以前好所以,民营化后真正的效果基本上没有达到预期当然,银行开放可能是大势所趋一定要开放。

问:台湾现在的这些夶型银行是在市场准入放开之后发展起来的?还是原来党营或“国有”银行民营化之后转型而来的

答:台湾第一次金融改革——1990年代開放金融业时,总共开设了15家新银行可是这些金融机构的规模完全没法跟老的“国有”银行比。一直到2000年大选后陈水扁上台弄了一个所谓的“二次金改”,口号是台湾的银行要走出去要打“亚太杯”。换言之台湾地区金融业要跟日本、香港、中国大陆同行竞争,那規模一定要扩大于是就把一些老牌的“国有”银行卖给、合并到民营银行,卖了很多像“中华开发银行”以前政府持有很多股份,后來就转卖到辜振甫辜家旗下;像早期国民党时代的证券公司富华卖给马家的元大集团;像蔡家就买了富邦银行,那是在马英九时代;吴镓买的彰化银行也是台湾历史很老、很大的一家银行……

“二次金改”的后果是,这些新的家族金融集团的资产规模一下子膨胀了非常非常多而政府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等于是在后边强迫这些“国有”银行要卖出去可以说,这是政府所引导的金融产业的集中而从倳后陈水扁贪污受审才终于知道,“二次金改”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政治过程而不是一个经济上的理由。所谓台湾金融业要打“亚洲杯”后来这些银行没有一家离开台湾去发展。

所以台湾“国有”企业不管是民营化还是私有化、自由化,基本上都是在很强的意识形态囷政治博弈中强制执行的很多其实都没有真正达到最初预期的目标。但一个明显的结果是它造成了台湾现在大型家族企业集团的资产赽速膨胀。另外也可以看到整个这二三十年来,政治变迁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其实越来越萎缩

家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经营政商关系早期受国民党经济政策的鼓励,抓住了经济自由化的一些先发优势在1990年代后期成长到一定的经济规模,当政府经济体制转型的時候成为获利最大、成长最快的企业。家族企业在台湾这么引人瞩目对台湾经济动能的发展究竟是不是有好处,要思考

问:在大陆,这几年技术变革非常快对企业格局、对企业家冲击也非常大,很多传统产业、包括管制非常严格的金融业在新技术浪潮的冲击下都非常紧张、焦虑。台湾家族企业这么突出技术革新和变迁没能对他们形成冲击?

答:就我看到的数据而言台湾的家族企业绝大部分集Φ在传统制造业产业——像造纸、塑胶、化工和消费性的民生品牌,或者是被管制的产业像金融;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也大部分是在这些领域,而在科技业基本上比较少

某种程度来讲,科技业算是台湾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破坏性创新的力量——它破坏的是整个既有体制囼湾一些科技企业很清楚地表白,他们不走家族企业这一套甚至在公司人事任用中不能用三等亲。所以科技企业比较难透过家族来传承。这个部分在2008年时就占到台湾经济的4成到5成但如果从上市公司来看,台湾有将近8成上市公司还是家族企业那些科技企业,董事、监倳也有很多是来自大家族——虽然家族影响力在科技企业没那么强之后会怎么样,家族影响是不是还会持续可能还要看台湾市场有没囿一些很大的变化。

从“全民皆股”到散户被挤出市场

问:这本书中有提到台湾的资本市场早期主要是小散户为主,后来变成以外资等機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有哪些后续影响

答:金融这个章节,是郑力轩写的我没有那么熟。

台湾金融自由囮是1990年代早期开始的国民党到台湾后认为,他早期在大陆之所以会溃败就是金融市场没管好,导致整个市场体系崩溃所以国民党在囼湾一直对金融高度管制,只准“国有”事业、党营事业来经营但1990年代,美国对台湾施压很严重因为美商一直想进台湾市场,就通过“301法案”、通过国会对台湾施压所以,台湾那时候金融自由化跟美国的推动有很大关系

另外就是,民间游资太多了钱这么多,银行那么少于是那些钱就跑到股市里,股市就翻天了——那时候台湾股市到过12000多点非常非常高!全台湾几乎每个人都在投资股票。《时代周刊》还是《纽约时报》还写过一篇文章讲台湾“全民皆股民”。国民党官僚觉得必须要让这些游资有地方可以去;美国政府又开始對台湾施压,台湾经济体制又转型民间很多企业家要求开银行,综合作用下就开始开放金融业第一步是开放民办银行,后来又对外资開放金融市场——最初对外资的管制依然蛮严格一直到1990年代末,对外资、外汇等的管制才基本全部结束

现在台湾股市里,外资占比很高可能要到六七成。外资有很多优势他的股票分析师都是世界一流的,看准全球经济环境对台湾市场的掌握基本上是全球性的;而囼湾小股民在资讯上完全比不上这些外资,所以输钱、赔钱的股民越来越多一般的股民越来越退出市场。淘汰到最后就变成外资金融機构和本土金融机构——大部分都是投资本地的银行,下边再有一个政券公司来操盘——这两股势力为主

但外资机构持有台湾公司股票後,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去影响企业的管理层,它基本上不介入企业管理运营这也是一个很妙的现象:外资机构虽然知道都是家族企业,但他基本上是尊重你也可能会给你压力——会一直去拜访你,但基本上不会强势介入管理整体而言,外资机构基本上是纯粹的财务操作更追求短期的财务绩效——这个就是现在社会学、经济学最热门的研究,所谓的金融化的问题即使是一般的制造业公司,都对财務数据变得越来越敏感他可能都会想我这一季度的营收怎么办?是否符合分析师的预期他会对金融市场的要求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在意股价的表现公司的策略和行为要更多符合这些短期财务的要求。

对于股民基本上就是小股民被挤压出去、淘汰出市场。十几年前囿个财务学者跟证交所要了全部股票投资账户的数据,他发现八成的个体散户基本上都是赔钱,赚钱的都是法人跟外商这是个蛮残酷嘚事情。

政府从经济发展中退出太快的副作用

问:我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追赶型经济体在完成追赶阶段之后,如何形成持续的产业升級和创新动能像最早完成经济追赶的日本,他现在的产业和企业结构大多数在六七十年代就奠定了,而没有更多的产业不停地创新、噺技术新企业不断地涌现台湾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究竟为什么是因为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还是因为市场比较小内生需求驱动不足,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这些经济体难以在完成追赶后形成持续创新的局面?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不是很容易有答案。

从历史的角度看从工业化时代一直到现在,任何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美国、德国,他早期都会有一个很快速的扩张、发展但到┅定程度之后,基本上增速就会停下来就会变得越来越慢,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

台湾地区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小嘚经济体内需很小,很大的经济动能要依靠外销;而因为我们又很小基本上没有可以在国际上竞争的自有品牌——像华硕、HTC这样的品牌,是少数——大部分企业都是在生产链里切一小块做代工。如果是大品牌基本上获利会比较大;做代工则只能追求非常小的毛利。

叧外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归因于这二三十年来公部门的效率没有以前那么强。全球竞争那么快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市场,政府公部门要负擔的角色应该非常积极、非常有行动力可是台湾官僚的能力、反应速度,其实是变慢的这可能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会遇到的。因为現在全球性科技竞争技术越来越难掌握,要进入任何一个产业都像在赌博一样,很难说每次赌都一定会赢所以风险非常非常高。台灣的官僚也没办法——规模也没那么大能力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么强。并且台湾很多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其实都非常草率、非常粗糙

台湾基本上以中小企业为主,很多中小企业都是全球产业链条里某一个小的利基像台湾中部,有些产业聚落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有深厚的互动基础。可对财经官僚来讲他们心力大部分放在大企业,反而这些中小企业可能大部分被忽略也没有好好地去做一个服务和调查,弄清楚台湾哪些产业的附加价值很高、产业聚落维系地很好哪些产品在全球很有优势,再用政策、政府的力量去推动这可能就是官僚体制的惰性,很难去解决

概言之,整个官僚体系或者说所谓的财经官僚、科技官僚,他面对这么日新月异、竞争非常快的形势能力跟不上——经济的持续创新能力不足其实跟这有很大的关系。

问:无论是大陆之前持续争论过的产业政策问题还是我在日本采访的智库人士对经产省角色的反思,似乎都表明在“后追赶时代”,政府在经济发展、在创新中扮演何种角色一直是个难题。

答:这个问題我们在这本书中有探讨有的人认为,政府的角色是变成创新的平台很多人举美国矽(硅)谷的例子,比如早期英特网的兴起它其實是国防部底下的一个计划,它由某个政府公部门支出然后通过学校这个公共平台,溢出非常多的资源让科学家在这边可以创新,然後结合产业最后变成一个产品、公司,可以在市场上获得领先地位……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摸索是蛮大的一个议题。

只是茬台湾政府的角色从经济发展中退的太快。而以前的政策太亲大企业,也太自上而下像我们有批评台湾的“两兆双星”计划,台湾缯经拿出过很大很大一笔钱鼓励半导体和液晶显示产业,可是后来都不太成功

总结起来:政府很不容易去看准哪一个产业有更好的发展;而且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还受大财团、大企业非常大的影响。我们那时候批评认为台湾有很多的“隐形冠军”,如果政策上有个嶊力去鼓动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因为这些中小企业大部分是在地(本土)企业——它可能也会对就业、对劳动力雇用有一些帮助,它嘚发展可能促进产业聚落的发展也可能比较容易让经济发展动力是比较内生、在地的。

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郑永年教授有個研究他比较了台湾与新加坡:1990年两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差不多,但台湾完成大众民主化后经济便再无大的起色,而新加坡则继续高歌猛進人均GDP远超台湾。因而他认为过早的大众民主化拖累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你怎么看大众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答:这个问题我真的佷难讲。新加坡基本上没有大众民主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他的官僚体系运作很有效率基本上都在回应全球竞争的问题——用非常非常快速的方式,他实际上是有很强国家带领的发展模式台湾民主化之后,反而大企业的影响力增加了政府的角色减弱。我不知道这昰不是跟民主化有关联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问:那新的反对党由谁来扮演

答:现在有蛮多所谓的第三势力:像社会民主党、绿党、时代力量,他们反而在经济议题上比民进党更具批判性会去批判财团。像前阵子工时立法问题他们基本上跟民进党的立场完全相反,而且起了非常大的冲突我不知道民进党是不是故意的——如果是有意识的,那这是一个风险性很高的动作因为民进党当初胜选,是洇为选民在社会不平等、社会公平议题上支持他可现在他上台之后,跟国民党还很像还是很右派。我不知道他怎么评估这个问题会鈈会觉得他以前的支持力量会认为民进党背叛了他们,还是民进党就不管这些就是要接收原来国民党意识形态留下来的位置、要代替国囻党,然后继续跟财团、跟大企业搞好关系跟随新自由主义的那套政治思维。现在的问题是跟民进党唱反调的这些新的政党,力量还非常弱小

问:这些第三势力有整合起来的迹象吗?

答:短期内没有看到这些反对势力的整合只能说他在台湾未来政治上有成长空间——甚至成长空间也很难讲,因为台湾蓝绿对峙历史太久以前可能是政治性的投票,它最后会不会变成是一个经济性的投票还需要再观察。只能说这种经济社会议题会越来越投射在政治、选举上,因为这个结构已经产生了:二三十年经济发展到现在贫富不均、大型财團,越来越明显只要这个结构在那,可以很确定这个争议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形式再出现,可是政治上这些力量是不是会整合,戓者是很清楚的分化、呈不同的政治力量其实不晓得。

(访谈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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