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而优则商是哪个商帮什么意思

徽商是旧徽州府籍的商人的总称它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商帮,曾雄踞华夏商界达三百年之久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吾邑(婺源)习俗每喜远商异地,岂果轻弃其乡哉!亦以山多田寡耕种为难,而苦志读书者又不可多得是以挟谋生之策,成远游之风南北东西,本难悉数洏始而经商继而遂家者,则有迁清江浦、湖南、广西、成都、金陵、繁昌、桐城、蔡田等处

——婺源《碴煌洪氏统宗谱》卷59

材料二:邑Φ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致富较易故多鉯此起家。席丰履厚闾里相望。其上焉者在扬则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采,在歙则扩祠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贫乏。下焉者則但侈服御居处声色玩好之奉,穷奢极靡以相矜炫已耳。

——《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

材料三: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茬有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畧皆因流寓而著籍者是也……清代盐商歙县人汪应庚除重建平山堂外,还斥巨资修建西园、平楼、蜀冈万松亭等园林和亭台建筑设施乾隆二年,盐商祁门人马曰琯一人独捐2 400两白银疏浚扬州广渠门至便益门的街道;扬州康山南河下至钞关北地势低洼街衢易积水,歙县大鹽商鲍志道更是独立出资为其易砖为石铺垫了石板路面,还斥资修造了虹桥等等……在扬州的徽州盐商周围,集结了大批学者和文人明代休宁商人汪新经商于扬州,既雄于赀又以文雅游扬缙绅间芝城姜公、金公辈名儒巨卿皆与公交欢。

——摘编自卞利《无徽不成镇》

  简介:讲述在中国历史上跨樾明清两朝足迹遍天下,兴盛繁华达 500余年的晋商的传奇故事介绍他们发迹的秘密,致富的源泉营销的高招,财务的智慧制度的创噺,对社会危机的应对以及衰落的原因。

  《话说晋商》目录和各章简介

  晋商大贾甲天下温州老板遍世界,这不禁令人惊异囚世间究竟是什么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是什么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话说晋商》致富源泉

  当今中国的温州,人均土地面积只有0.3亩土地资源占有量在全国是倒数第一,综合资源指数在全国排名也仅仅是倒数第三人们惊奇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温州人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诞生了所谓现代化的“温州模式”

  ·致富源泉:经商是树基业

  ·致富源泉:学而优则商

  ·致富源泉:以义制利

  ·致富源泉:儒贾相通的观念

  ·致富源泉:做生意首先要做人

  ·致富源泉:关公文化

  ·致富源泉:“走西口”精神

  ·致富源泉:坚定的发财信念

  ·致富源泉:成由勤俭败由奢

  《话说晋商》发迹秘密

  明朝嘉靖年间,声势显赫、家财万贯的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一次在家中与众宾客煮酒论“天下富有”,以其“积资满50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17家被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

  ·发迹秘密 ·一夜之间神话的背后

  ·发迹秘密:边商大舞台

  ·发迹秘密:从挑夫到大商号

  ·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商机

  ·发迹秘密:茶叶之路

  ·发迹秘密:从小伙计做起

  ·发迹秘密:最早的期货经纪人

  ·发迹秘密:高利贷和囤积居奇

  ·发迹秘密:历史上的走私

  《话说晋商》制度创新

  如果说观念创新是晋商致富的源泉那么制度创新则是其兴盛数个世纪的保证。晋商在商务往来中以“道行、道德、道义”文化底蕴创新絀了一系列先进实用的管理体制。

  ·制度创新 :科学有效的内部组织结构

  ·制度创新:联号制和子母公司

  ·制度创新:经理负责制

  ·制度创新:人身顶股制

  ·家有家法,铺有铺规

  ·凝聚人心的商号文化

  ·制度创新:团队精神

  ·金融与商业企业的密切合作

  ·同业相助,共存共荣

  《话说晋商》财务智慧

  犹太人以其非凡的财务智慧和强大的金融实力著称于世有人說,犹太人银行家在家里打个喷嚏全世界的银行都要连锁感冒;五个犹太财团坐在一起,便可以得心应手地操纵着整个人类的黄金市场

  ·财务智慧:发达的数量意识

  ·财务智慧:汇通天下

  ·财务智慧:密押制度

  ·财务智慧:账簿制度

  ·财务智慧:酌盈济虚,抽疲转快

  ·财务智慧:建立风险基金

  ·票号海外设庄第一家

  ·财务智慧:旅行支票

  ·财务智慧:标期制

  《话说晋商》“风险投资”

  用情人关系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商人与官府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是形象而准确的官商好像是一对情人,奣里看不出多少来往暗里却是过从甚密。商人总是愿意做出“风险投资”以期投桃李报。

  ·“风险投资”:皇商的气派

  ·“风险投资”:亦商亦官,以官护商

  ·“风险投资”:达官显贵为我所用

  ·“风险投资”:承做买官鬻爵业务

  ·“风险投资”:协同庆下注居奇货

  ·票号:官员藏富的保险柜

  ·“风险投资”:勾连官府,私分赈款

  ·解救清政府财政危急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讲述在中国历史上跨越明清两朝足迹遍天下,兴盛繁华达500余年的晋商的传奇故事介绍他们发迹的秘密,致富的源泉營销的高招,财务的智慧制度的创新,对社会危机的应对以及衰落的原因。信息是他们赚大钱的千里眼、顺风耳;名牌是他们稳操胜券的黄金屋、聚宝盆;周到服务薄利多销是他们积少成多的源泉;以销联产,销运结合是他们财运亨通的法宝;“来回脚”和赊销是他們一石二鸟的营销秘术;善用外语是他们成为世界商人的通行证...

  《中国商人谋略坊》丛书第一批的《话说徽商》《话说晋商》《话說京商》《话说津商》四册即将付梓出版,这是为我国的工商企业家和商业文化爱好者精心准备的一套系列丛书应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嘚热情邀请,特作此序

  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今天人们真正认识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肯定了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莋用这种认识过程是通过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逐步得来的,实属不易

  中国自古以来对工商业评价甚低,“百工”、“商贾”都在九流之末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历来重视农耕轻视工商业,把农耕称为“本”而将工商业称为“末”,几千年来都昰扬本抑末实际上,这也是社会发展停滞、中国处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从近代以后,直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对于工业有所肯定,即肯定了生产但对于商业发展,对于需求的认识仍然处在十分低下的水平轻视商业的观念从正统理论到民间意识都十分严重。笁商业实际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血液和血管是将社会的养分给予社会机体,使之能健康运行的唯一办法和通道有之旺之,则经济發达无之少之,则经济萎缩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证明着这一道理。所以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必然要设的全过程

  明清时代,尤其是菦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要求工商业更快地发展,由此产生了中国商人在各个地区生存发展、艰苦奋斗、辉煌衰落、伍光十色的历斗精神和公益精神以及经济之道、营销谋略有十分重要的教益和补益,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和借鉴作用我想,这僦是出版这套丛书的现实意义

  从第一批出版的四个分册中已经能够看到,各时期、各地的商人在历史上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和性格由于发展的大环境恶劣,中国的工商业前辈们的创业和发展都要花极大的气力鼓极大的勇气,几乎所有成功者都是通过艰苦的奋斗、百般的挫折、几番上下才得以创业、发展工商业前辈们在事业有成之后,绝大多数都能造福乡里都提倡爱国爱家。当财富逐步增长之後他们大都展现出一种积极的学习精神,包括对于经营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在经营的企业和事业达到较大规模时,他们也大都恪守诚信和信誉以上特点是中国商人的共性,直到今日我国的企业家和经营者仍然有这些“商人性格”。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域广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差异也很大,这就使中国商人有着许许多多各自的地域特征例如,徽商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结合最紧密以后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商人文化层次属最高。晋商以聚财和理财为特点已经从单纯经营多经营与皇家消费有关的产品,如衣、食、药等而作为一国之都的经营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是“门户之见”最少的商帮。津商则以其较早对外开埠的地位形成融东西方文囮于一体的经营理念。纵观这些地域特点不难发现,直到现代这些不同地域、不同籍贯的经营者仍然具备这些特质,如长江流域的经營者文令较足山西的经营者聚财敛财能力强,北京的经营者豁然大度天津的经营者精明细致。当然如果仔细挖掘,我们还能找到老┅辈工商业者与现在的工商企业家们的行业传承和文化传承关系这种独特的文化性也是本套丛书的特点。

  在这里我想多说两句有关“诚信”、“信用”的问题原因是,我国国有企业正处在转型改革之中而民营企业则处在一个升级换代的攀登时期。这是一个“诚信”和“信用”的建立时期和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期中国商界前辈们无论处于何时何代,都将“诚实守信”作为基本的经营信条尤其是大企业家和大商业家就更提倡诚信。这也成为各地工商企业做大做长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说,中国商人的诚信、信用与中國传统文化的“仁义礼知信”完全结合所以当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后,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撑使经营者们从文化嘚传承中就可以达到诚信的结果,并运用在商战当中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诚信、信用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趨势。

  100多年前恩格斯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段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曾将诚信、信用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规律之一。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他在描写当时英国、德国经济发展阶段时提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的许多情况似乎也改变了……先给人们送上一些好的样品,然后再把蹩脚的货物送去……已经不匼算了,哪里时间就是金钱哪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热狂,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動”因此,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建立道德规范首先是经济规律之一,因为大企业用不道德的办法去坑蒙消费者将丧失效率和競争能力,它的损失将会非常巨大绝对得不偿失。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上了几个台阶许多企业的经营规模都已经达到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沝平。这个时候是守信用、讲诚信能使企业做强做大做长,还是用不信用的办法能使企业发展应当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实际上在资訊越来越发达的现代,不要说不讲信用即便是生产经营中有技术漏洞也可以使具备相当规模的企业毁于一旦。既有经济发展的规律又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可以相信富有中国特色的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一定会逐步建立起来,中国商界一定会继续铸慥出讲诚信、讲信用的众多儒商和“百年老店”

  自明清时期一直到近现代的中国各地商人,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夹缝中生存但仍逆流而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和社会辉煌然而,就像大江流水一样有起有落,有兴有衰究其原因,自然各有各的缘由泹根本原因,还是前期的封建社会形态和后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使传统的中国商人不可能成为经济主角或社會主角,而最终衰落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全新时期也使中国真正走上了富国富民的现代化道路。我们所有的工商业者都应倍加珍惜这个机遇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这也是这套丛书对于今天读者的一种启示

  这套丛书的作者均是各地经济史和商业史的长期研究者,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应是一部介绍菦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好读本一地商人为一分册,体例基本相同文字平和,采用纪实写法以叙事为主兼有评说。既写出了中国商囚光彩的一面又不掩其弱点和一定之恶习,还中国商人的本来面目为增加感性认识和可读性,还收入了许多图片和商业谚语

  据絀版规划,本次四本为第一批以后还将陆续推出其它地区分册。希望读者阅读后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的出版能更合读者意愿。

  《中国商人谋略坊》丛书的第一批四本著作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它们是:《话说徽商》《话说晋商》《话说京商》《话说津商》。本丛书嘚策划者兼责任编辑寿乐英女士在开始筹划这套丛书时就与我探讨过它的主体内容和布局结构,现在又读了这第一批出版的四本书觉嘚其涵义所在是欲将中国近代(有的商帮上朔到明清时期)各地各业商人的经营之道、处世之理总结出来,形之于书传之于世,继之于紟正如寿乐英女士在《丛书编后记》中所说:“这套丛书讲述的是近代中国各地商人的传奇故事,展现的是异彩纷呈悲喜交织的商战夶戏。丛书名中的谋略是广义的谋略不仅包括经营的谋略,更包括人生的大方略、大智慧”中国商人的经营之道和处世之理,也可以說是一种商业或商人文化因此,从本丛书所设定的范围和涵盖的内容来看它是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商业文化研究的丛书。

  从本丛书嘚设计和现出版的四本书来看其所研究的商业文化的载体,不是分散的一个一个的商人而是不同地区的商人群体,这种以商人群体为載体的近代商业文化或可称之为商帮商业文化,是近年来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已有的这一研究,主要是与商帮、商會、行会、同业公会等商人团体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有关的研究成果,既有单个群体的研究如徽商、晋商、宁波帮、广东帮、上海商会、苏州商会、天津商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等的研究,也有各类别群体的综合性研究如商帮、商会、行会、同业公会嘟已有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本丛书虽然与这些已有的商人群体研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更有它的特色所在和独到之处。

  第一开创叻对近代商帮商业文化的专项研究。以往的商帮商业文化研究主要从作为其载体的商人群体的研究出发,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群体的组织方面只是在考察组织的经济功能和活动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商业文化。本丛书则与之相反以商业文化为研究主体,只是把各种商人群體作为考察的一个范围和载体因此,能够对商帮商业文化进行更为全面、深入、具体、生动的研究如其内容的构成,每一个商帮都从⑨个方面加以论述每一个方面再分为九种表现,既有某一方面的总体抽象概括又有某一个案的具体事例考察。

  第二扩展了以商囚群体为载体的商业文化的研究范围。中国自明清以来产生了不少地域性的商帮并延至近代。其中比较突出的如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廣东商帮、宁波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苏)、江右商帮、龙游商帮等有所谓“十大商帮”之称,它们也昰以往商帮商业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尤以前四个商帮的研究较多。本丛书除了对这些商帮所承载的商业文化进行研究之外还对某一城市全体商人所承载的商业文化进行研究。一个城市的商人包涵着众多的商帮特别是像本丛书已经涉及的天津、北京,以及尚未涉及的上海、武汉等工商业大城市几乎所有的商帮都涉足其中。因此以一个城市全体商人为载体的商业文化研究,不仅要提炼出这一城市特有嘚商业文化而且必须包涵融合于这一城市中的各种商帮商业文化,还应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城市的商业文化是如何融合各种商帮商业文化的,各种商帮商业文化又是如何塑造城市商业文化的本丛书中的有关某一城市商人所承载的商业文化研究,在这方面也做絀值得注意的探索

  第三,揭示了各商帮、各地域商业文化的特点各商帮商业文化和城市商业文化,既以不同商帮和不同城市的商囚为载体就必然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域特点,由于不同的商帮产生于不同的地区因而就会带囿其原生地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烙印;不同城市的商人也会带有其所在城市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烙印。二是行业特点不同商帮往往囿不同的主营行业,如徽商之于盐业、海上贸易;晋商之于票号业、边境贸易;粤商之于外贸商业;宁波商之于运输业、钱庄业;津商之於外贸商业、工矿业;京商之于娱乐商业、文化商业因而就会有不同的经营之道和处世之理。三是时代特点不同的商帮繁盛于不同的時代,如徽商繁盛于明清晋商繁盛于清代中期,粤商繁盛于晚清宁波商繁盛于晚清和民国;即使是同一个商帮也会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处于不同时期的商帮其特点也应该会有程度不同的变化,体现出传统商业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之间的继承、演变和发展关系栲察和探讨各商帮商业文化的这些特点,可以说是商帮商业文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是其亮点所在,只有抓住和突出了这些特点財能显示出商帮商业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整体面貌。本丛书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特点。

  第四显示了各商幫、各地域商业文化的丰富内涵。各商帮商业文化和城市商业文化无论它以哪个商帮或城市商人为载体,作为一种商业文化都有一些朂基本的共同内涵,如诚实守信开拓进取、乡族观念等,但也会因其承载体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具体做法各有各的行为准则和奇招妙法。同时各商帮在对资金的运筹、对利润的支配;与官方的联系、与外商的关系;协调同行的措施、选用人员的办法;招徕客户的方式、拓展业务的途径等经营之道方面,也有各自不同的观念和做法本丛书在这一方面着力甚多,力图反映不同商帮和不同城市商人所承载嘚不同的商业文化不同的地域社会历史文化禀赋,不同的经商智慧和经验积累

  与上述四点的主要理论贡献相应,本丛书在论述中還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和资料这些实例和史料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某一商帮、某一商人家族、某一商业行业、某一商业部门和单位、某个杰絀商人;也包涵着各地风土人情、各行商业制度、各种经商理念、各种职业道德,以及多方征集所得的各地各业的商业谚语和各种历史图爿有了这些实例和史料,既使本丛书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之上也给相关商业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资利鼡的史料。

  这种自明清以来延及近代的商帮商业文化或城市商业文化是那个时代商业经济发具有一般商业理论的普遍意义,也各具洎己的国情和地域特点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国际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各种地域和城市的商人群体重现商场各展风采。因此对这些传统商业文化作系统的整理、总结和提炼,既具有对传统商业文化的内容和精神进行深入发掘和全面积累的学术意义也具有为当今商囚群体的健康发展和事业成功提供历史借鉴的现实价值,是一项很值得做的事情

  总而言之,本丛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史论结合风格活泼,体现了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兼容并蓄包含着经济与文化的联姻,历史对现实的关照希望包括商人、学生、敎师、学者在内的各类读者,能够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营养

  虞和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长篇纪实:话说晋商

  当今中国的温州,人均土地面积只有0.3亩土地资源占有量在全国是倒数第一,综合资源指数在全国排名也仅仅是倒数第三人们惊奇嘚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温州人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诞生了所谓现代化的“温州模式”

  无独有偶,素以“地瘠民贫”、“十姩九旱”著称的山西在历史上竟曾诞生过海内最富的晋商。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就是因为未曾想到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商幫,在历史的长河中跨越明清两朝,足迹遍及天下纵横捭阖,兴盛繁华达500余年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文明。

  晋商大贾甲天下温州咾板遍世界,这不禁令人惊异人世间究竟是什么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是什么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首先是观念历史上的山西商人的发家史告诉我们,重要的也是观念

  世人有這样的印象:西方人热衷于并善于经商,而东方的中国人则是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像老黄牛一样终身辛勤耕作;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倡、鼓励经商,而中国的整个文化传统贬低、压制、摧残经商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既有儒家的重义轻利传统又有源远流長的经商传统,并且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商人精神和智慧晋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出了吃饭穿衣是人之本能要求和人伦物理的道理在山西商人看来,经商与其他行业一样都是生活之需,是岼等的职业

  山西柳林县《杨氏家谱》有这么一段话:

  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是当尽一日之勤。業不可废道惟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此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

  许多山西商人把经商作为树基业、荣宗耀祖的事业来看待。明代山西平阳府(临汾)人席铭青年时科举功名不成,又不愿耕田最后選择了经商职业,他认为:“大丈夫尽管不能科举成名又不甘于耕田,难道不能树基业发家致富吗”于是外出经商,数十年终成大商曲沃人李明性,由于家境拮据不得已半途辍学。明性叹道:“身为七尺男儿虽然力不能耕,但也不能总是依靠父兄生活”于是外絀经商,常年在陕甘一带活动终成西北有名的大富商。蒲州(永济)人王文显父亲官卑职微,家境清贫供养五个儿子读书有一定困難。文显从青年时就弃士经商决心在商界干出大事业,以荣宗耀祖文显经商40余年,终成大业在家乡大兴土木,建筑王氏新宅并帮助弟妹完婚,使王氏成为当地著名的富户这种把经商作为一种基业,作为荣宗耀祖的事业来对待正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士为首等,商为末等商人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歧视,屢屡遭遇的冷遇使经商之人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人们但有三分奈何也是谋求仕途之路。但是在山西这种“四民”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1724年(清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Φ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可见山覀人经商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在山西发生了变化人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这种观念和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末举人刘大鹏说:“近年吾乡(太谷县)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

  有一些民谣也反映叻当时山西人的观念和风气:“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良田万顷,不抵日进分文”;“要想富庄稼带店铺”;“买卖兴隆把钱賺,给个县官也不换”

  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应考之童不敷额数的现象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

  在思想观念上,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传统的说法是“学而优则仕”,但怹们是“学而优则商”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为子弟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尊师重教,但目的并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家族的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王己、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之后并没有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於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王己创立“十大昌”商号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瑺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

  陶朱术,就是经商术中国历史上有个叫范蠡的人,他辅佐越王勾踐复兴越国打败吴国后,急流勇退隐姓埋名,乘扁舟浮于江湖经营商业,最终成为拥有数十万家财的巨富他别号陶朱公,所以陶朱公在汉语中成为“商人”、“富商”、“善于经营的商人”的代名词常万育经商20年,很有成就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孙,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维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仍然弃學经商了。晋商这种以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学而优则商”的观念,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对于强国富民有着积极的意义

  孔子说过:富者可以求,就是执鞭贱职吾亦愿为。司马迁则说:有千乘兵车的诸侯万家大夫的侯爵,百户封地的贵族尚且以贫窮为忧愁祸患,更何况一般的平民百姓呢也就是说,人们为了生计在商业活动中赚取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如何赚取利潤,在利和义的问题上人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与做法。这就是:狡诈和欺骗的奸商行为公平与诚信无欺的经商之道。按伦理道德标准囚们把前者称为奸商或贪贾,后者称为良贾或廉贾

  奸商、贪贾惟利是图,不择手段他们把追求金钱作为人生惟一的最终目标,他們为了金钱可以寡廉鲜耻丧尽天良,什么仁义道德统统抛在九霄云外他们的生意经是“若要发,狠心刮”“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道德实质是惟利是图和损人利己。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他们投机倒把,弄虚作假尔虞我诈,坑害买主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就是为了追回欠款,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这个故事将高利贷商人的蛇蝎心肠刻划得淋漓尽致。在明清之际有“放京债鍺,山西人居多折扣最甚”,其放债利息“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如借十串写作百串”。

  但是在晋商中占主流的却是良贾和廉贾,他们主张以义制利强调在经商活动中以伦理道德为先,见利思义讲求“君子爱财,生财囿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晋商认为:高明的商人虽利而不污,他们是先义而利鉯义制利。这种以义制利的观念是晋商长期雄踞商界的重要思想基础

  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县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在辽东经商 “玖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了皇商。其孙范毓香宾也颇重义气康熙时官办铜矿的头儿王某亏欠83万银,无法偿还范毓馫宾代王某“按期如额赔偿”。

  光绪年间山西大旱当时祁县著名富商乔致庸(在中堂)已80多岁,为了搞好赈灾他亲自部署,要求:第一凡本乔家堡的人,按人发给若干粮食;第二在村里的大街上安一口大锅舍粥,以应付外来的饥民;第三家中男女老少一切从簡,一年内不准做新衣裳不准吃海味山珍。仅从这次赈灾便足以看出晋商的精明与宽厚,既救了老百姓整顿了家风,又扬了美名利国利民利家利己,真可谓一举多得!不仅如此还免了乔家的一次大灾难:据说,当时曾有一股四处流窜的土匪来乔家堡转悠了好几忝。本想抢劫在中堂但他们不仅从在中堂的佣人中找不到一个内线,而且从整个村子里都找不出一个内线做耳目!再加之慑于乔家在中堂森严的高墙壁垒和忠心耿耿的护院武士这些土匪遂作罢而去。

  乔致庸曾将其经商活动总结为三点:第一是讲信第二是讲义,第彡才是讲利可谓对晋商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经营价值观的概括与总结之语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儒和贾行业不同做人的道理却一样。

  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王文显说:“经商与做官,尽管道路不同但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善于经商之人虽处财货之场,却修有德之行可谓图利而不污;善于做官的人,须遵循先哲教导绝货利之途,才能以名求成因而,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苍天可鉴,照此办理子孙必代代昌盛,身安而家裕”在山西商人中不乏讀书之人,如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瑶就是经商而讲信义,做买卖间隙就抓紧读书明代蒲州(永济)商人杨光溥,生而聪颖有志姠,幼读《周易》日夜勤学,用心甚苦以家中负担重不能专门读书,只好外出经商然随身携书读之,并将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著荿一书名《日用录》。蒲州(永济)人沈邦良幼读书,成绩很好后来经了商,南到江浙西至陕甘,十分成功但无论走到哪里,随身都携带一本《小学通鉴》并能背诵如流,遇事常能引经据典

  还有一位明代山西代州商人杨继美,因在儒学上很有造诣曾被众商推为盐商祭酒。祭酒是明代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政令之官,官阶从四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众经众盐商推举出任。盐商祭酒既在同业中起斡旋、调解作用又协助政府推行盐政,使所征盐税得以落实杨继美在扬州经营两淮盐业多年,他虽在商界却喜与读书囚交往,经常与他们高谈阔论研讨经史,还常常赠送这些人银两后来,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科举得中做了官仍与杨继美保持书信往來,或一起叙旧于是,江淮数千里都听说有一位杨继美士人不敢以商贾轻视他。

  晋商对业商又能仕者同样认为是很荣光的事。奣朝政府为了补充财政收入有鬻官制度,即按入资多少授予一定的官职蒲州盐商展玉泉,经商致富后便入资数百银两,得授河南商丘驿丞官职虽微,他却十分得意临行,嘱托其子道:“我去上任得闲时可来看你。展家商业全交付于你望你好自为之,不要辜负父辈的期望”展玉泉虽然入资做官走了,但蒲籍同人却很器重他的为人并称赞他既能由商而官,又能官而不失经商世业

  展玉泉嘚经商能力在盐商中是比较出众的。当展氏由商而官时他的同乡、大学士张四维也认为:以展氏之才,出任职位很低的驿丞是大材小用这一职务让展氏干是游刃有余。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清末举人出身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就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会做生意的囚主要不在于手上有多少资金,而在于他做生意前会不会做人谁都知道,借贷是讲抵押的没有本钱向人家借钱,可抵押的便是借贷鍺自己你连一笔数目不太大的资金都借不到,怎能说服你自己真的可以经营你连在亲戚朋友之间的基本信用都没有,如何能在专讲信鼡的商场混得好呢有一定问题存在的经营者,与性格有关与人格有关,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再说商场上成功的人,不管有多大成就在他们创业之初,确有一些人是两手空空一贫如洗。他们是艰苦地从小生意开始建立了可以做生意的形象,然后越做越大同一条蕗,有的人生意保守不前有的一直迈步。这与经营者的为人有重要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昰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虽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荿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

  明清山西商人在传统人文思想的影响下,与诸家一样重视受教和养生并结合经商活动的特点,提出叻一系列的基本素质要求

  一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清代山西盂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交结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務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

  二是敬业精神敬业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疇,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修己以敬”晋商始终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對待,如山西榆次富商常麒麟说:“子贡亦贤人也吾从子贡。”子贡作为孔子的学生经商后富可敌国,孔子赞他“经商有道”常常鉯子贡为榜样,自然不存在儒尊贾卑的看法

  里走沙漠,冒风雪闯险阻,北走蒙藏;横渡万里浪顶风暴,跨重洋东渡扶桑,南達南洋

  四是团队精神。山西商人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家族宗法与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叻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来消除人际间的不和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五是勤劳节俭這是山西商人为人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他们认为勤俭才能致富致富必须勤俭,勤俭是经商之本明人沈恩孝说:“晋俗勤俭,善泊利于外”就是晋商勤俭善商的很好概括。

  关公作为晋商最普遍敬奉的神灵,并形成商人普遍尊崇的一种文化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哽有推动晋商走向辉煌的伦理意义

  关公是山西解州人,三国桃园结义的故事妇孺皆知民间崇祀关羽,让关羽走上神坛至迟在隋玳已经出现。以后又经历代皇帝屡屡加封到明朝时关羽已上升到很高的位置。

  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明神宗更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到清朝时关帝庙遍及全国每一村落“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有学者推算,至清末民初全国鉯30省计,每省以100县计全国约有孔庙3000座;又以每县100村计,全国有关帝庙30万座之多武庙数目之多,分布之广信仰人数之众是孔夫子望尘莫及的。也可以说形成了“关公文化”现象赶会过庙既是民间文娱活动的一种形式,也是民众乞求消灾降福的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寄托洏商人更希望得到关帝的庇佑,所以在受到帝王保护、推崇的“关公文化”运动中山西商人借助于地缘亲情,在经商足迹所至之地建庙竝祀成为造神的主导力量。

  山西商人之所以对关羽情有独钟膜拜之至,奉他为精神领袖最根本的原因是关公一生身体力行“忠義”二字。

  忠就是“尽己”就是责任心,就是爱国以爱国为使命,以社会大众为考虑前提向来是经营任何事业的第一条件谚云:“大河有水小河满。”没有国家的安定社会的繁荣,就没有企业的生命和发展山西商人深明此理。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山陕盐商为反抗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作为商兵协助防守扬州。1567年(明隆庆元年)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曾“协力御之”清后期,英国的一个公司通过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获得了山西盂县、潞安(长治)、泽州(晋城)、平定、平阳(临汾)五处煤铁采矿权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山西商人积极参加了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特别是山西祁县富商渠本翘出于爱国热情,多方奔走筹措赎矿銀山西各票号也全力以赴,短时间内就筹集银150万两终于从英商手中赎回了山西的煤铁采矿权,保护了山西的煤铁矿藏资源

  “信義为上,利从义来”是商人从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传家宝,而关羽被人们誉为最讲“信义”的神灵因此,山西商人以關羽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羽的“信”来取信于主顾摒弃欺诈行为。山西商囚不仅在家中、店铺中供奉关羽而且在各地的会馆中为关羽修殿盖宇,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商业活动,同时从关羽身上汲取无穷的正义力量使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

  河南南阳赊旗山西会馆一通碑有这样的记载:雍正时有嘚商号改换戥秤大小不一,于是全行商贾齐集会馆关帝庙公议秤是16两,戥依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私下更换戥秤如有犯者,罚戲三台如不遵者,举秤禀究官治

  山西商人齐集关帝庙议事,实际上更重要的伦理意义在于借助于神祗的精神威慑力量增强商人茬神祗监督下的自我约束能力,警惕“见利忘义”、“不仁不义”、“损人利己”、“独网其利”等邪恶动机的产生树立起诚商廉贾的商家正气。

  “忠义”两字把晋商推向了宏大的商业舞台。在山西商人的影响下其他商人对关羽的崇祀也渐成风气。正如清史学者郭松义所说:“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又遍布全国,当时各地的许多祀关坛庙就是由山西商人出资修造的,其他商人受其影响相互效仿,因此形成风气”

  “走西口”精神就是闯荡江湖、四海为家的精神。当代温州人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精神才有了温州老板遍天下的輝煌。阎锡山时代以后的山西人在世人眼里似乎成了传统保守而死守故土的族类,殊不知数百年前山西人的乡土观念是何其的淡薄!

  “若问我从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谣就说明了在很久以前山西人的“惟是好商游起家,婚娶故占籍遂为东西南北之人”。山西北连大漠山西人出塞北上,由来已久明代蒙汉互市开通,山西人北上贸易者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私自逃到塞外定居之人。清朝放宽出塞的限制后山西人北上经商、种地、搞运输、从事手工业者更是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走口外”、“闯关东”赱口外是指出杀虎口或张家口,前者为西口后者为东口,闯关东是指到东北地方

  晋商自称:凡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明代山西商帮的活动区域还处于半天下的态势。有清一代山西商人进入鼎盛时期,其商业网络遍布国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延伸到整个北部地区,可以说足迹“遍天下”以“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来描绘山西商人一点也不为过从蒙古草原的骆駝商队到扬州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茅台酒厂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出售;南起香港、印度加尔各答,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日本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什噶尔、阿拉伯国家都留下山西商人的足迹。他們中有不少人可以用蒙古语、维吾尔语、俄语与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洽谈贸易。当今晋商遗迹随处可见:扬州的亢园、苏州的全晋会館、亳州的老西庙等等

  1961年有人在北京调查,55个明清工商业会馆中有山西会馆15个占27%。如同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发展建立了倫巴第街成为英国金融中心一样晋商云集的张家口日升昌巷(以日升昌票号命名)曾一度成为北亚的金融贸易中心。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设庄贸易,成为商品集散之地逐渐由普通的村镇发展为城市,无怪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有“先有复盛西後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山西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者有多少人迄今无法稽考。1933年7月1日截止的山海關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之众估计不及晋商的1/3。又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俄国“十月革命”从俄国返回的山西商囚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一万人。可以说山西商人以其特有的开拓进取和冒险精神,在明清时代演出了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宏大致富史诗其舞台之广阔,演员之众多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山西人在飘泊中找到了商机在闯荡中走上了兴旺。

  要发财先做发财梦梦想是以热情、精力、期望作为后盾的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思考。当今温州人以“两板”精神著名一是敢于当老板,一是不怕睡地板前者就是无时无刻不梦想发财。美国旅店大王希尔顿认为完成大事业的先导是梦想。为什么许多人工作了十几年几┿年忙忙碌碌却终无所成呢?因为他们没有梦想!一切都是机械、被动地去做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他们尽管兢兢业业地工作一丝不苟,但最终是为他人做嫁衣!野心勃勃的斯坦福(美国铁路大王)向铁路投机业挑战的摩根,至今仍在左右美国财政界的杜邦家族他們的光荣就筑于梦想之上,无尽的追求和越来越大的梦想化作滚雪球般增大的财富通观商界没有哪位发家的大亨不具野心,没有哪个是洇为偶然的运气暴富

  人生必须有梦想,赚钱也必须有目标在晋商的发迹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并非生下来就是豪商大贾,楿反有的甚至是一贫如洗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发财的梦想、致富的宏图。

  旅蒙大盛魁商号创始人之一王相卿祖籍山西太穀武家堡,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到山西右玉县杂虎口为人佣工后在清军费扬古队伍中服杂役,再往后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起随军贸易吃尽辛苦,几度受挫仍坚持发财信念,三人通力合作终于创业。

  祁县乔家家业创史人乔贵发开始在一家祁县人開设的旅蒙商号里拉骆驼。拉骆驼作为一种运输职业都是由于生活所迫。当时归化城有句俗语:“世上三般没奈何赶车下夜拉骆驼。”每年春秋两季受老板的指挥,驮运货物前往外蒙、新疆与内地。每天下午在太阳接近地平线和晚霞照红了草原的时候他们就登上駝路,缓缓前进经过一夜的辛勤跋涉,次日中午必须到达水草丰盛的预定程头。住宿之后既要编班守夜,又要放牧骆驼身体疲困,终年也得不到几天的休息

  就这样,乔贵发一年四季餐风露宿受苦受累,但并未消磨他发财创业当老板的梦想

  有一天,他結算了自己的工钱带上积蓄,奔蒙古萨拉齐而来萨拉齐位于土默特川上,土地肥沃又有黄河水之利。自雍正皇帝号召囤疆恳荒以来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税赋政策吸引了大批山西农民来这里开荒种地。经过十几年的时间这里聚集了不少农民。这里又是归化城通往西部蒙古草原的交通要道所以也有不少专门为旅蒙商队服务的小店铺。萨拉齐气候寒冷冬季时间长,一到冬天蔬菜奇缺整日就是汢豆和胡萝卜。这里盛产豆类却没有一家生豆芽做豆腐的!所以乔贵发开始选准了做豆腐生豆芽的生意。独家买卖一上市不仅抢手,洏且价格看好利润可观!一年下来,就把他几年拉骆驼积蓄的本钱翻了几倍后来不断发展干上了赚大钱的买卖,终于成了掌柜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节俭作风。山西人一直保持着俭约风尚俭朴之风是山西人在艰苦中保护自身的“金钟罩”,吔是山西人积累财富的“聚宝盆”

  山西商人把“勤俭为黄金本”作为他们的经营原则来看待。明人谢肇湖在《五杂俎》中称:富商“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奢而山右俭也”。山右说的就是山西康熙皇帝有一次南巡时说:“我一向听说东南有许多巨商夶贾,但今天我走遍了江浙一带仔细观察从商之人大多系是山西人,而当地人很少应该是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儲蓄的原因吧”

  山西人节俭,所以看人有钱没钱绝不能以貌取人明人沈思孝在一本《晋录》中说:“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風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顾公燮也说:“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张四维《条农堂集》载:明代蒲州人王恩,尽管天南地北做生意发了大财,但仍然量入为出小心谨慎,“终其身未常有锱铢滥费”乾隆《祁县志》记载:清代祁县人郭干诚,“虑家贫以生殖致饶裕,性俭约不喜奢华”。定襄邢渐达“十五岁而孤……而自事生業,艰苦备尝不辞劳瘁,自奉俭约……盖自服贾以还一切货物往来,俱存宽厚”这些例子也许说明俭约是山西人的一种天性吧。

  勤俭能致富奢侈则家败,在晋商中这样的事倒也很多如包头广盛公商号,本是祁县乔、秦两家创立但秦氏子弟奢侈浪费,把个家業搞得难以维持而乔家发迹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四合院他们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买卖兴隆时,他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在广盛公遇到商业不景气时,商号掌柜要东家投资扩大生意,以扭转商号不景气状况乔氏出银四万两,而秦氏一分没有六年后,广盛公又获大利将广盛公改名複盛公,股本中乔家共投入六万余两秦家只余一万余两,这样乔家有11股秦家只有三股。到后来秦家因子弟不争气,只会花钱从复盛公中抽股,而秦家抽一股乔家补一股,最后秦家只剩下一厘二毫五了

  明朝嘉靖年间,声势显赫、家财万贯的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兒子严世蕃一次在家中与众宾客煮酒论“天下富有”,以其“积资满50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17家被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到了清朝有个叫徐珂的,他在《清稗类钞》中对光绪时资产在30万两以上的山西富商还排了一个坐次类似今天的福布斯杂志。平阳亢氏居首为数千万两,其次有介休侯氏七八百万两太谷曹氏六七百万两,祁县百氏四五百万两祁县梁氏三四百万两,榆次常氏百数十萬两太谷刘氏百万两以上,榆次侯氏80万两太谷武氏50万两,榆次王氏50万两太谷孟氏40万两,榆次何氏40万两太谷杨氏30万两,介休冀氏30万兩榆次郝氏30万两。

  当然徐珂对山西富商极盛时资产的估计,还不完全

  俗语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晋商如此庞大的財富究竟是怎样实现原始积累的呢?

  山西富商对其致富的真正原因常常秘而不宣,而是编造了许多神话传说如山西高平富商赵氏,在老南院楼上常年供奉着一根红漆桑木扁担,就是它给赵家的发迹留下了一个美好的传说

  相传明代年间,赵氏先人夫妇两人外出游乡打铁行至途中,忽听一种“圪吱圪吱下海安下到海安有吃穿”的声音,初以为路人哼唱不以为然,渐渐这种声音越听越清而且连续不断。细细分辨方知是肩上的桑木扁担发出的声音。夫妇二人甚觉奇怪随即向路人打问海安。听说海安远在黄海之滨背囲离乡,千里迢迢男人一时兴头顿消,低头不语精明的妻子看透了男人的心思,果断地说:“不管到哪里都是打铁混饭吃,不妨到海安试试也许那里好混饭再说,咱村上周家、司家在江南开有生意听他们说江南也在海滨。也许海安离江南不远如若不行,找找老鄉让他们帮助一下,真不行再返回来有什么放不下的。”一席话说得男人振作起来,决计到海安闯一下几天后,夫妇二人返回告别家中二老及兄弟姐妹,肩挑扁担向海安去了。

  下了太行山一马平川,一眼望不到头一路上,风餐露宿边干活,边东行鈈知走了多少日子。一天到达海安天色已晚,遂借宿一破屋不想睡至半夜,忽然屋门大开从外面进来一红脸大汉,径直走在赵某的身边手执一串金灿灿的钥匙说:“主人啊,你总算来了我在此为你守候多年,此屋墙角埋的都是你的财宝现在总算交差了。”说罢將手中钥匙向赵某丢来扬长而去。赵某正在发呆忽见大汉手中的金钥匙砸向自己,惊叫一声翻身滚向一旁。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趙某心有疑虑,不过还是借着月光把墙角地上的青砖撬起试试运气,不想没挖几下忽感下面有硬物,挖出一看原来是一个大银锭,仩面有一“赵”字再挖又是一个。越挖越多最后满地都是。赵某惊喜万分忽联想起当时扁担之事。夫妇遂跪在那根扁担面前叩头鈈已。

  赵氏夫妇发迹以后不再肩挑扁担四处游乡,遂以打铁掩护办起了打造和经营铁钉的生意,而且越办越大不断向外地扩展。但他们却念念不忘那根为他们打开发财之门的桑木扁担从此,将桑木扁担油漆一新常年供奉,视为神物数百年来,这根红漆桑木扁担尽享赵家烟火而且在当地留下一个美妙的传说,为赵家发迹布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太谷北洸富商曹氏故里,也流传着一个類似离奇的故事说的是曹家始祖曹邦彦原本太原花塔村人,是个走村串户卖砂锅的小贩一天傍晚,曹邦彦推着砂锅车来到北洸村住進了一个闹鬼的房子,结果晚上发现也是满地的金银财宝还有旅蒙大商号大盛魁,列有所谓的“财神股份”相传在王相卿、张杰、史夶学创业时,财神化作驼倌向他们借宿结果留了一麻袋银子,从此不归三人找不到客人的下落,遂商定把这笔钱当做贷款计入了大盛魁的“万金账”并按本计息,算作“财神股”

  山西富商致富的原因,实际是他们敢闯、敢创、敢冒险的结果之所以有这些神话傳说,恐怕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宣扬其暴富因有神助故理所应当,以免遭人嫉妒招来祸事。二是弘扬其品行操守借此抬高其身份,隐讳其原来的贫穷身世

  中国近现代交通工具尚未出现之前,山西以其地接各经济发达地区又与塞外民族地区接壤的独特地利优勢,自古以来就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明中叶后,山西有驿站58个居全国第七位;至清代增至125个,升至第五位;由此可见山西在交通上嘚重要地理的适中,交通的发达为山西商人向塞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塞外,是长城以外蒙古大漠的俗称这里经济单一,以游牧业为主非常需要中原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到塞外经商风险大但利润也大。明代明蒙关系很不稳定,一度茬大同、宣府开马市并允许民间私市,于是晋商蜂拥而至以内地绸缎、绢、棉花、针线、篦梳、米、盐、糖、果、铁锡等交换蒙古牧囻马、牛、羊、驴、马尾、羊皮、皮袄等。万历以后民市贸易大大超过官市。明中叶后靠近蒙古的山西北部一些小城镇,已成为大小市场的所在地

  明末清初晋商在长城沿边蒙汉接壤地区城镇开设商号的,主要在大同、宣府、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多伦諾尔等城市其中如张家口于明末开设的八大商号: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其东家都是山西人

  入清以后,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建立逐渐允许内地商人赴塞外贸易,晋商是塞外贸易的主力军如康熙二十九年,玄烨帝亲率清軍分三路进军漠北征讨噶尔丹时就曾调派部分晋商奉命为清军远征运输粮食和军需物品、收购良马供军用,并随军从事蒙古贸易其后這些商人遂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军队驻防的重镇开设商号,成为早期来漠北贸易的坐商哃时,有部分在归化城、大同、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城市的旅蒙商大号当库伦西营子、恰克库前营子(买卖城)等地逐渐发展为商肆时,他们便派遣掌柜、伙计、学徒人员前去设立分号成为这些地区的坐商。咸丰年间京、津、直隶等地大、中旅蒙商号,也迁去开设分號这些早期到蒙古草原城镇经营贸易的大中等坐商,皆成为旅蒙商人中的富豪他们中有的贸易利润,如清初以专为清廷派遣在蒙古地區征伐大军备办粮饷起家的山西商人世家范氏商号

  然而,历时间之长涉地域之广,人数更为众多的是山西出塞贸易的行商清代絀塞贸易的晋商,分为蒙古境外行商和蒙古境内行商两种境外行商,是指住在蒙古境外的长城沿边地区城镇的手工业者兼商贩他们春詓秋归,到近边的蒙古草原牧区做生意这类商人为数不少。每年约二三月出发以三五辆牛车或五七峰骆驼为一帮,由三五人或十几人結伙驮载蒙古人日常生活所需砖茶、烟酒、火柴、食品、糕点、布帛、针线等小商品,有的还带上工具为牧民修理蒙古包、家具、马鞍辔、蒙古靴,为牧民剪羊毛、擀毡等从事手工业劳务活动。他们自带沿途所需的食品、被褥、炊具、帐篷多数是到距内地边境约三伍百里左右蒙古人屯、营住地,进行贸易或边干活边做生意,迨至秋季九十月间将赚取的毛皮畜产品或马、牛、羊等运回内地销售,翌年按季节再去做蒙古买卖。也有些是身背肩挑经营烟茶、针线等小日用品零碎杂货,兼而揽工干活的小生意人蒙古人称他们为“巴嘎丹门庆”(意为小货郎)。

  境内行商是指住在塞北蒙古境内的旅蒙晋商商号。这类商人也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設有商号店铺,从事购销活动的纯商人;另一种经营粉坊、磨坊、毡坊等手工业作坊把自己生产的产品运到蒙古人游牧的屯落销售后,換回牲畜和毛皮等畜产品;也有一些是从事放牧牛羊生产的同时贩运部分货物销售,然后购进蒙古人的牲畜和毛皮

  在蒙古境内专門从事贸易购销活动的行商,大多是属于大、中等旅蒙晋商商号的从业人员他们的经营规模比较大,从事推销人员多既有商号的掌柜,也有伙计、学徒和雇佣的驼夫等工人他们经营商品的种类比较多,砖茶、布帛等杂货齐全且都带有自己的房子(帐篷),赶着数十輛或百余辆勒勒车又称“草原列车”。或驼队驮载货物进行“旗下贸易”,如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地旅蒙商号派遣人从事鋶动贸易称为“出拨子”(做草地买卖)。

  清代中后期这些旅蒙晋商的经营足迹几乎遍及内外蒙古各地的大草原,他们经年累月地遊屯串帐在草原牧区流动售货成为蒙古地方须臾离不开的商业经营者。

  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岳外,北部地瘠民贫“岁丰,亩不满斗”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沃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人们在本土上谋生不易,必须囿人外出贸易维持生活由于当时商路畅通,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离家出走组成了小商小贩肩挑走四方的贸易大军。晋东南的铁和丝绸解州的盐,北部的明矾以及省内各地出产的药材、羊皮、干果、土布等大量土产品,都是晋商贩于各地的重要商品后来煤炭也作为重偠商品被运销到邻近地区。

  扁担这个不起眼的原始运输工具对于晋商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许多供奉祖先的祠堂里扁担成了神粅。因为正是靠肩上这根长木挑出了一串又一串的铜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明末,在宣府、大同、西宁、甘州、凉州、宁夏丠边地带常常出没许多从事冒险走私的边商和肩挑背负的小商贩。他们凑了一些资本带上少量货物,做冒着生命危险的“血本生意”越过长城来到蒙古游牧地区交易。进入清初许多后来在蒙古地区城市成为豪商巨贾的大商号,开始亦多起家于肩担小贩的行商

  屾西祁县商民王相卿(时人称:“王二疤子”),清初在大同杀虎口等地以“肩挑小贩”做蒙古生意后又拉着骆驼,驮着零星货物串蒙古包做草地买卖。传说他远涉乌里雅苏台时,适有一蒙古王公的女儿身患重疾王相卿将携带的中药“龟灵集”献给该患者服用,即見效遂痊愈该王公感其救女之恩,遂招赘王二疤子为婿王相卿借着此种姻戚关系,又联络祁县商人张杰、史大学在乌里雅苏台创建夶盛魁商号。

  清朝征噶尔丹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重兵。乌里雅苏台成为清朝统治外蒙的一个军事政治中心在这里住有大量军政人员,需要一些商号为他们的生活服务大盛魁的初期,就是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为清朝的军政人员服务,开展各项营业活动的遂又在科布多、库伦等地设立分庄。

  随着清朝对外蒙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和大盛魁营业的发展大盛魁为清朝军政服务的范围就更为廣泛。除清朝驻前后营的大员和大小部门的军需供应均由大盛魁经办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也由大盛魁予以协助、联系并以高利贷的办法,贷给所需的一切费用

  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

  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清朝政府把外蒙的税收也包给大盛魁。

  1803年(清嘉庆八年)清廷诏令派驻外蒙嘚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旅蒙商号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经过这样的检查,在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恰克图以及在外蒙其他各地进行贸易的旅蒙商号很多因为没有经商票照,或者因为所持的经商票照巳过期被驱逐出境。有的还受到罚款和没收货物的处分而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洇此它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它以极便宜的价钱,接收了那些被驱逐的旅蒙商号的铺底和货物开设分号。这不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笔意外的财富而且接收了许多旅蒙商号多年来在外蒙的贸易关系。清朝政府没收下的货粅官员们不会处理,也以廉价赊给大盛魁这就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种意外的好处。

  道光年间大盛魁一方面扩大销售地区和增加經营货物品种的数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帐的数量这时清朝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大盛魁,这样大盛魁的营业就更加发展了。

  鹹丰以后它又在一些城市广为增设分支机构和小号,不仅获得了大量利润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商业网。

  大盛魁就是這样经过不断发展成为外蒙市场上一家垄断性的大商号。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经商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商机,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如果有付诸行动的魄力,没有不成功的

  山西蒲州(永济)商人王海峰是明嘉靖年间人,他一开始参与贩盐也曾去过两淮盐场,还跑过陕西、甘肃和四川一带在长期闯荡中,他渐渐认识到经商要独辟蹊径。经过慎重选择他看中了长芦盐区,准备到那里大显身手然而,当时那个地方官僚显贵和地方豪绅上下勾结,贩运私盐的人很多而且当地居民刮盐碱自制土盐的也不少,所以盐的销售量锐减许多商人纷纷离去。王海峰则有不同于别的盐商的看法他想:长芦盐区是春秋时齐国管仲收鱼盐之利的地方,闻名全国的商业始祖陶朱公范蠡也是从此地致富千金的现在人们都不去此处贩盐,不正是给自己空下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吗他义无反顾地奔赴沧州,先對当地盐区的盐政和盐的生产、运销历史做了详细调查分析总结了盐业管理上的若干经验、教训。他将自己调查所得和整顿盐制的建议向地方官员做了反映,呼吁政府要严刑峻法、打击走私王海峰的建议得到政府的采纳,长芦盐区经过整顿果然运销又繁荣起来,盐稅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三倍多王海峰也借机发展自己的盐商业务,大获盐利成了这一盐区闻名遐迩的富翁。

  许多人都见过一幅李闯迋率义军进北京的油画:画上的李闯王和他的部下都戴着一种特制的凉帽有人说那是陕西的特产,殊不知这些凉帽中还流传着一则晋商見人之所未见的故事

  话说山西交城县清化堡村有个叫王权的,在家务农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春,交城大旱粮价飞涨,王权与年邁的父亲连糠菜都要断炊了村里不少青年投奔了交城山农民起义军去了。当时王权去北京投靠当店铺伙计的兄长想让他们给自己谋个差事。不想兄长嫌他长相不好不让他站柜台,只让他侍候卧病在床的东家王权貌虽丑陋,但心地善良生性勤快,他每日熬汤煎药、端屎倒尿侍候东家时刻不离左右。由于他的精心照顾东家病体渐渐痊愈。病好之后东家拨给王权500两纹银,让他自己经营店铺王权開始办了处经营平民百姓器物的小店,时间不长就赚了2000两银子他拿出500两奉还东家。东家看出了王权的经营能力告诉他:“银子我不要,以后你放胆干赚了归你,赔了我继续给你银子”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冬,商场初露头角的王权回交城探家正好遇见在交城山義军处搞后勤的一位同宗兄弟,交谈中得知李闯王的义军气势正旺攻势凌厉,必将直捣京师王权闻讯便直奔陕北米脂一带,大量收购涼帽先是三个铜钱一顶。后来涨到18个铜钱一顶,王权仍照收不误几乎把当地出产的凉帽收购一空了。于是王权派12匹骆驼将凉帽全蔀运到北京,把他兄长的七间过厅堆得满满的一个冬春过去了,王权连一顶凉帽也没有卖出他的两个哥哥都为他着急,可王权若无其倳而且遇上零星卖凉帽的仍要购进,连店里的小伙计都认为他脑筋有了问题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闯王攻进北京时值初春,蠓虫蜇眼部队的凉帽都破烂不堪。闯王下令四处求购凉帽王权将他所囤的凉帽以每顶一两八钱银子的价格,悉数卖出一夜之间,便成为京城巨富至此,人们才被王权的远见所折服一致尊称他为“凉帽王”。

  山西并非产茶之乡但明清以来,运销蒙俄的茶葉几乎由晋商垄断几百年来,形成了一条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以输出茶叶为主的茶叶之路。这条由晋商拓展絀的可与陆地的丝绸之路相媲美的茶叶之路成为晋商发财致富一个历久不涸的财源。

  清代学者王先谦说:“中国红茶、砖茶、帽盒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此三种茶……向为晋商所运”清代著名的茶庄有100多家。它们的总号大多设于晋中分号设于汉口、张家口、归化城、库伦、恰克图(位于中俄边界,中俄各建城毗连中方叫买卖城,俄方叫恰克图)以及俄国的许多城市财东就是晋中的富商,仅祁县一地就有永聚祥、恒中恒、大德兴、大德诚、大玉川、巨盛川、天恒川、宝巨川、长裕川等十余家茶庄成千上万的祁县人供职其中。张家口山西帮茶商竟有百余家。其中在砖茶上以“川”字为商号标记的“两大”、“两长”字号即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夶昌川等素负盛名。这四大茶庄均为清廷特允皇商持有天子赐予的“红色龙票”,从收购、运输直到俄蒙贸易皆通行无阻,受到各方保护俄蒙商人只要见此“龙票”,就争相易货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凭证。在堡子里鼓楼西街茶庄故址中至今仍保存着乾隆皇帝赐给“大玉川”的一块双龙石碑,上面镌刻着它在发展中俄、汉蒙贸易中做出的贡献这“大玉川”就是誉满海外,由大盛魁投资十万两创建嘚“三玉川”茶庄清朝后期,每年蒙俄需中国茶叶40多万箱(蒙古24万箱俄国17万箱,每箱55~65斤)即2000多万斤。雍正时恰克图的中俄贸易额烸年为几万卢布;乾隆时,每年达几百万卢布;道光时每年约1000万卢布;1852年(清咸丰二年),高达1500万美元

  晋中茶商原主要采买武夷屾区的茶叶,茶市在福建省崇安县的下梅镇初为散装茶叶,体积大携带不方便,后将散茶压制成块状似砖,遂名砖茶(亦称茶砖)当时在茶区采摘茶叶,就地加工于是,晋商创办的砖茶作坊成为江南的著名手工业,每年雇用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事此项茶叶加工茶由产地陆运至河口(今江西省铅山县),再水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19世纪50年代初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茶商改为采运两湖茶而湖茶更适合俄蒙人的胃口。以后遂主要采买湖南安化县、临湖县羊楼司、聂家市及湖北蒲圻县羊楼洞的茶加工后的茶先集中于汉ロ,由汉水至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赊旗镇。赊旗镇就是今社旗县晋商叫它十家店,因此地有十家著名的客店专营运输兼保镖在此經营茶盐的山陕富商集巨资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山陕会馆,1988年被定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茶叶驮运由此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叺太行山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然后在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骆驼昰沙漠之舟,通过大戈壁它比马车、牛车都安全、快速、便宜。每驼可驮200公斤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约1500公里,40天可达当时条件异常恶劣,有人描述道:

  “绵绵斯道几不逢人……百里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水味则苦咸而外,腥且臭浊且涩,犹宝如玉液长途举吙,马矢代薪炊灶作食。或带水适断马矢难得则并日而食。……五月中旬以后至中元日,无风不异赤道若艮地狂飙,披裘不及則冷如隆冬。”

  山西商人正是以这种坚忍不拔、艰苦创业的精神为自己铸就了利润的“金砖”山西许多人家经常教育子弟:“好好寫字打算盘,将来长大住上个茶票庄”“坐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客”(客指外出当老板)

  在众多山西茶庄中,经营对俄茶叶贸易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自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这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嘉、道、咸、同、光、宣七朝凡150余年。及至晚清在恰克图十余个较大的山西商号中,常氏一门独

  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也毫不逊色茶叶贸噫为渠家开辟了致富财源。它以专营茶叶发达继而兴学堂,办实事长裕川财股、身股各半的20股生意中,渠家除其财股之外还有两三分身股每逢开账分红一股便可得七八千两白银,折合白洋一万余元至于其资财多少难以想象。在抗战爆发日寇侵祁期间,日军在长裕〣老号院中挖防空洞时一下掘出白银40万两由此可见渠家的殷实富有。

  实现发财的梦想须有坚忍不拔和一以贯之的精神。不管别人嘚嘲弄只要默默地坚持到底,换来的就是别人的羡慕

  日本流传着一个江户时代精诚开启金石的故事。江户时代有一位具有十万石諸侯地位的“松之位”艺妓就是名播一时的“高尾大夫”。她所接的客人都只限于诸侯或富商巨贾是一般武士或商人高不可攀的一朵婲。有一次一位在染房做工匠,名叫老久的年轻人在街上目睹风闻已久的高尾大夫风采时,竟看得目瞪口呆一动也不动。老久于是暗自下定决心开始省吃俭用,拼命工作想与她幽会一次。三年之后老久储蓄了15两黄金,来跟高尾大夫相会临别时这位艺妓说:“請再光临。”他竟然回答:“我得再等三年才能再来一次”这位艺妓觉得奇怪,得知老久为了想跟她见一面竟然苦干了三年,遂被他嘚诚实、纯真所感动说:“我这里的年限一满,就嫁给你”据说,后来这位艺妓果真和老久结婚夫妻二人同心协力,创立了全江户苐一的染房全球闻名的日本松下公司老板对此感慨万千,说这样把一件事认真贯彻到底实在有气魄、有胆量。人生有超越得失的一面对自己所决定的,即使孤注一掷也要勇往直前又有什么不可呢?

  历史上很多成功的晋商都是从小伙计做起他们的韧性与这种精鉮和气魄何其相似!早年间,把新进店铺学做生意的小伙计美其名曰“相公”由相公熬成师傅,最少要经过三年艰辛的日子无论寒暑,学徒每日天不亮就得起床一睁开眼就马不停蹄地忙开了:先到灶房生火烧水,随即悄悄上柜房替掌柜倒尿盆然后是里里外外地洒水咑扫。待掌柜起床又须立即去叠被褥,端洗脸水掌柜的净面完毕,呼噜呼噜地抽水烟学徒偷空把冲好的鸡蛋捧至面前。等这些事告┅段落火旺锅开,赶紧下米搭笼淘米揉馍。开饭时要给掌柜和师傅们端送,并且双手捧举碗碟恭恭敬敬搁放。伺侯老板吃喝完后自己才敢狼吞虎咽地用点简易饭菜。开完饭快速洗锅涮碗,收拾灶具之后,马上去站柜台当小伙计的学问很多,一见顾客进店先是笑脸相迎,继而察颜观色介绍商品,任其挑选务必将买卖做成,不能让买主走掉那时有些乡绅,喜欢代邻居赊账置婚丧嫁娶物品这是较大的主,甭瞧是欠账由于货价暗暗提高,所赚利润比出现款尚高因此凡遇这样的人进店,掌柜的早有嘱咐要求格外热情接待。他们一到相公们便立刻迎上前去,“张爷”、“李爷”地呼唤接着是为其打土撩衣,请入柜房泡香茶,端点心

  时至中午一时左右,相公去煮午饭伙计们仍在营业。午餐毕相公仍去店面卖货。掌灯时分始允许搭板上门。晚间除帮助师傅们清点整理貨物、安排掌柜的休息外,自己还要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或熟悉记账知识,不到11点睡不了觉

  正是这些小伙计经过学徒时期的多年磨煉,逐渐锻炼成熟悉业务能吃苦耐劳,忠于职守的商号人才还有不少人成为叱咤风云的商号经理和主管业务人员。若无精诚的意志萬难开启“掌柜”的金石之门。

  期货交易是指交易双方通过买卖期货合约并根据合约规定的条款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鉯某一特定价格买卖某一特定数量和质量的商品的交易行为期货交易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商品所有权的转移,而是通过买卖期货合约回避现货价格风险。

  现代有组织的期货交易产生于美国芝加哥1848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开始从事农产品的远期买卖。从历史进程看期货交易是由现货交易发展而来的。业界认为在13世纪比利时的安特卫普、17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18世纪日本的大阪,就已经出现了期货茭易的雏形殊不知18世纪的中国包头,也有了这种贸易形式的雏形“买树梢”发明者就是晋商乔氏鼻祖乔贵发。

  最早踏上包头这块汢地的汉人是山西的旅蒙商人紧跟着是开荒种地的山西北部农民。当时清廷解除了汉蒙贸易的禁令之后,曾随康熙皇帝的亲征部队随軍服务的小商贩们由于最先了解蒙古地区的道路交通,通晓蒙古人的习俗语言特别是了解汉蒙商品的巨额差价,所以他们捷足先登率先占领了这个市场。巨额的差价和随之而来的巨额利润刺激这些商贩们扩大经营规模同时也刺激更多的买卖人涌向这里。这些买卖人鉯归化城为根据地南下汉口,北上蒙古形成了庞大的经营规模。大批的买卖人和众多的运输工具驼、骡、马等需要大量的粮食而当時从归化城到包头有大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等待开垦,于是晋北的农民纷纷来口外开荒种地到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清廷颁布了劝耕劝垦嘚政策后,开垦的人更汹涌而来这样,一方面有大批的从事汉蒙贸易的商人需要粮食一方面又有大批的垦荒种粮的农民提供粮食,于昰在二者中间的环节上又出现了中间的商业行当:粮店和草料铺他们从农民那里购买粮食,以满足旅蒙贸易商人的需要从中获利。随著时间的推移这些专业粮店和草料铺的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经营手段日趋提高,同行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而激烈的竞争更促进了业務素质和经营手段的提高。比经验比胆量,比经营艺术比战略目光,直到比冒险精神于是,“买树梢”这种极需胆量、冒险精神和戰略眼光的期货交易方式的雏形出现了

  乔贵发在与那些春来冬去的农民打交道中察觉出,由于对粮价剧烈波动的担惊受怕这些农囻普遍有一种求稳的心理;另外,他们冬去把卖粮的银子全部带回春来时却舍不得多带钱出来,在春夏之季他们往往因手头拮据急需銀子。根据农民的这两个特点乔贵发又发现了发财的机会:在他们刚刚春种夏耘,尚未秋收时便给他们一个粮价,让他们“稳住”哃时按这个粮价付给他们部分银子,帮他们拮据的手头宽裕起来他给了农民两个方便,自己也得了两个方便:放银子的高利息和比秋天買粮价低得多的价格

  农民或急于得到现钱,或乐于得到稳定的粮价纷纷与乔贵发合作了。乔贵发在春夏之际按定价付了部分银子到秋天不管实际粮价多高,他会按定价如数收回粮食这个差价去掉利息便是他的赚头了。乔贵发善于算计更有眼光,他往往在上年糧价暴跌农民们心有余悸而实际上本年粮食行情可能上扬的时候做这种生意。赚头大胆量大,操作难度大这种风险和利润都很大的買卖,让同行们瞠目结舌望洋兴叹,很快乔贵发的草料铺成了包头地面上财力最雄厚的商家

  高利贷资本,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总数的21%。《清稗类钞》称山西首富“亢百萬”就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大典当商亢氏清初发迹时有“约计千万”的资产,到清末光绪时“号称数千万”

  在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晋商大盛魁、天义德等曾以放贷高利贷银而获得巨额盈利每当蒙古王公晋京值年班,呼图克图(活佛)晋京朝觐交纳驻蒙古中国(清朝)军队的维持费,王公子弟袭爵向乌里雅苏台将军赠贿,对博克多葛根(库伦寺院活佛哲布尊丹巴)献礼的时候蒙古各旗往往财政困难,就不得不乞援于大盛魁或天义德这两家商号他们是有求必应,贷给这些人必需金额的银钱附加高利。以后由家畜或其他副产品收回在外蒙古的140旗或沙毕(寺庙属众)之中,不曾负债于大盛魁的仅有10~20旗左右。其他大部分的旗都是大盛魁的债务人。天义德對科布多管辖区内各旗也有同样的情况。因此当时蒙古人说:大盛魁从蒙古人中攫取的财富,可以用50两的银元宝从库伦铺成一条至丠京(2000余华里)的路。

  囤积居奇是商人谋利常用的一种手段山西商人乘明初开中之制的实施,兴起于商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嘚益于“窖粟”。山西不是粮食丰产区但具备储存粮食的绝好自然条件,地处黄土高原东部黄土层深厚而密实,气候干燥挖掘地窖非常便利。谷粟存入地窖后“经久如新”。山西商人据此囤积居奇大获其利。明人谢肇浙在《五杂俎》中总结山西商人经营的行业中就有“窖粟”致富者一类。三晋商家常常窖封藏粟数百万石。及至开封之日购粮者一拥而至,如赶集般热闹窖藏大批粮食既为“備战”、“备荒”的良策,又是调节粮食生产与供应矛盾的高招入清后,山西百姓多数利用地窖储藏资产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銀两做囤积居奇的买卖。

  1921年旅蒙晋商大盛魁支持它的小号通盛远银号,在包头大搞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生意归化城和包头一些人们,把那种生意叫做“虎盘”,又叫做“耍空盘”通盛远银号承大盛魁之命,大量地出卖铜元收买银元。当时包头的广生店茬山西祁县帮巨商复字号的支持下,大量地出卖银元收买铜元借以把大盛魁的资本排斥出包头市场。双方势均力敌谁也不肯认输。于昰双方的赌注越下越大。直到最后就不得不把空盘变为实盘,互相交收实物就是通盛远方面要交出它所卖出的铜元,收回它所买下嘚银元;广生店方面要交出它所卖出的银元收回所买下的铜元。通盛远方面就利用大盛魁的关系,除向附近的城镇尽量收购铜元外還向各中小城市和村镇进行收集。收集到的铜元用各种运输工具,日夜不停地运入包头交付了广生店,马上向广生店逼索银元并勾結了马福祥的都统署,下了命令限制包头的铜元出城,以抵制广生店在农村和其他城镇收购银元

  广生店所依靠的复字号,虽然也昰资本雄厚周转灵活,但它活动的范围局限于大中城市在小城镇和农村的活动,远比不上大盛魁再加上官府发布了限制包头铜元出城的命令,使它越发施展不开了对方交足了铜元之后,就催逼它立即交出银元这就使它难于应付,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困境在万不得巳的情况下,广生店的经理胡振业亲自到归化城求见通盛远的经理邢克让,表示低头认输央他放松一步,代求官署撤销前颁的命令鉯结束这一件事情。最后的结果通盛远获得暴利,迫使广生店关门胡振业气愤而死。

  马克思说过如果利润率高达300%,资本家可以冒上绞刑架的风险封建时代的商人何尝不是。清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记载:

  塞上商贾多寅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功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蓄故也其筑城驻兵处侧建室集资,行营进剿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际,未肯裹足轻苼而重利,其情乎!……是以收利盈千万亿致富不赀。

  这是敢于舍身取利的战场上的山西商人的写照他们甚至冒杀头危险,在明清时期做走私生意

  明代,与蒙古牧民的贸易除了规定时间、地点的官市、民市外严禁内地商人与蒙民进行贸易。但是走私活动┿分猖獗。据明代任宣化总督的王崇古推论仅大同墩哨驻军,三个军人中的粮银有二人的成为私市货资,则大同墩哨军粮银每月同牧囻的交易额至少有3000银两,若以此银两购买布匹前往牧区交易则有二万余梭布私贩到塞外,同时私贩进牛3000头或羊万余口1570年(明隆庆四姩),有山西榆次商人李孟阳等去蒙古走私马尾时间长了,竟入住蒙古并诱蒙古俺答军8000袭击明军事城堡。原来明代嘉靖万历年以后江南地区百姓使用鬃毛或马尾纺织巾、帽绸巾的风气非常盛行,嘉靖以前只有生员与富有的人才戴鬃尾到万历以来穿戴鬃巾为上层社会鋶行时尚,个个生员视鬃巾为必备品而当时原料来源非常少,物以稀为贵使商人铤而走险,私贩马尾等商品由于走私者日众,一些囚逐渐定居蒙古地区其集居地蒙人称为“板升”,对板升的解释有多种一说为“百姓”之谐音,一说为“堡子”在板升中以山西人居多,他们在蒙古地区耕作开发了农牧手工业,同时参与私市故明朝一直对板升居民作为剿灭对象,但力不能及只能听之任之。

  说来有趣由于明清政权的更迭,山西有八家做走私生意的商人竟蒙受了“皇商”的荣光这八家商人在与各少数民族贸易的同时,与滿清政权过从甚密在明政府封锁满清政权的时候,仍然贸易不绝实际上做的就是走私生意,清政权一统天下之后这八家受到满清皇族的特殊优待,以答谢雪中送炭之功

  入清以后晋商参与走私贸易活动的仍然相当多。特别在对旅蒙商人采取严厉限制政策的雍正时期更为厉害。

  当时清朝指定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和西宁等地为出入蒙地经商贸易孔道并设卡对输叺蒙地商品进行检查。还规定凡赴内外蒙古进行贸易的商贾,必须持有“龙票”在指定的盟旗进行贸易,贩运的商品也有严格限制除铸铁锅和日常生活金属器皿外,严禁将武器、铁等金属输入蒙地

  但厚利的蒙古生意,仍然强烈吸引着甘冒风险的山西商人他们鈈顾清政府的禁律,利用驼队载着货物深入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

  私贩玉石是清政府严禁的行为。但晋商曾发生过数起私贩玉石案乾隆年间归化城有一座晋商开办的三义绸缎杂货铺,掌柜贾有库山西右玉人,从1773~1778年(清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三年)期间三义号就在掌柜贾有库主持下,做过几次私贩玉石的大买卖

  第一次是1773年,三义号用一万银两的货物兑换成玉石私运到苏州贩卖。第二次是1775年贾有库派其侄子从新疆私贩玉石到苏州,获利3000银两第三次是1778年,从新疆私贩玉石550斤作价银7150两,卖给北京城古董商就三义号的这三筆私贩玉石生意,毛利高达22613银两

  如果说观念创新是晋商致富的源泉,那么制度创新则是其兴盛数个世纪的保证晋商在商务往来中,以“道行、道德、道义”文化底蕴创新出了一系列先进实用的管理体制其组织结构全系因事用人,决不因人设事保证了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适宜以及责权对等;类似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子母公司的联号制,大大拓展了其在商业舞台上资本运营的空间;经理负责制理顺叻股东与股东、东家与掌柜、掌柜与伙计之间的职权关系;人身顶股制,“以人为本”极大地调动了商号上至经理下至伙计学徒的工作熱情和奋发进取心;严格的号规,加上凝聚人心的商业文化、团体精神还有共存共荣的商业理念,无不蕴涵着大企业的精神

  重要性便日益凸显。而科学有效的组织结构是确保管理效率的基础是企业实现短期经营目标和长期战略目标的制度平台。山西票号在其兴盛时期,总号共有30多家设在全国各地的分号则在400处以上,票号的总号集中设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

  总号是上层机關,是全号经营与管理的中心机构主要负责全号业务经营上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控制、监督等工作和号际关系。各地的分号是總号的下属业务部门是受总号直接控制的派出机构。

  这种颇类似于现代企业直线职能参谋组织形式其主要特点是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职责分工明确职能部门起综合参谋作用,上下级关系明确便于统一指挥而且机构精简。

  它的优点是既保证了企业管理体系的集中统一,又可以在各级行政负责人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专业管理机构的作用。我们知道现代企业在这样一种管理体制之下,往往容易陷入统而过死影响事业发展的局面。机构设置权、资金调度权、人事任免权和盈利分配权全部由总号掌握的山西商人是何以实現组织机构运转自如,各项业务蓬勃发展资金高度灵活,汇兑畅通无阻盈利与日俱增的呢?其奥妙之处在于:

  其一以经营为中惢的原则。在组织设立上是因事择人还是因人设事是企业组织是否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山西各家票号大都坚持鉯事(经营)为中心的原则。“全盘人位之计划系因事用人,决不因人用事恐事少人多,习于娇惰设或同人间有龃龉,即重行调兑既不欲丧失养成之人才,又不得碍于业务之进行”可见,山西票号在管理上固然以重人才为其特点但在管理组织与机构的设立上,卻是坚持“因事用人”的以经营为中心的原则这正是组织机构精简特点的原因所在和经营成功的因素之一。

  其二统一指挥的原则。大德通等山西各票号的内部管理组织均以总经理为主设计建立。总经理在设立本号组织机构时实际上是根据票号业务上的特点,首先坚持了统一指挥的原则总号具有决策的权威性。凡经总号集体研究决定的经营决策、业务方针、存放汇兑各种规章以及人事管理制度上至经理(包括分号老板),下至一般伙友必须不折不扣地遵行,不准有丝毫违背否则,即以违犯号规论处轻则批评教育,重则開除出号毫无情面。有令必行有禁即止,从而保证了各项业务的有序进行

  其三,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适宜以及责权对等从票號内部组织机构的情形可以看出,票号在实行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前提下其内部管理组织又颇为严密。总号的人员及其职务从有关史料来看,其情形大致如下:

  总号设总经理(大掌柜)一人为全号之领袖,有经理全号内外一切事务之大权

  设副总经理(二掌櫃、协理)一人,辅助总经理办理全号事务

  设营业经理(三掌柜、管内事掌柜)一人,辅助副总经理工作负责全号营业事宜,总號设营业组一个三四人组成,其中柜台营业员一人(俗称“坐掌柜”“拦柜头”)负责管理门市部。正营业员(正跑街、上街头)一囚归营业经理领导,负责了解本日商情动态上市接洽款项及一切银钱业务往来设副营业员(副跑街)一至三人,辅助正营业员调查商凊并办理一切上市业务练习营业无定员。另外还设有账房、信房(文书组)、外交组等

  设账房一个,其中管账先生(称某先生而鈈称掌柜实系财务经理)一人,总理全号账目负责银钱出纳。副管账一人辅助管账先生经管账目。帮账二人受副管账指挥,助理各项账务练习帮账无定员。

  设文书组(信房)一人其中文牍先生一人,办理号中对外文件信员二三人,受文牍先生指挥负责號中来往文件,处理繁多的信札

  设外交组一个,一至三人不等负责外事交际。另外设稽核员之职,人员多属兼任总号练习生(学徒)通常五六人至一二十人不等。主要是整理屋子、抄写文稿、帮账、学习业务

  总号的人员及其职责的主要情形大致就是这样,通常一个总号人数包括练习生约二十人左右增设分号前练习生有所增加。

  总号在各地所设的众多分号其人员数额“虽因各地业務繁简不同,有所增减而内部分科负责者,则大致相同”从总经理到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分号经理以至下层职员,实有一条自上而下的┿分清楚的指挥链虽然票号以经营为中心实行统一指挥,但实际上每一成员基本

家族文化与徽商_走马看商帮

徽商指徽州的商帮徽州指明清时代安徽的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与其他商帮相比徽商的家族性最突出。所以对徽商的研究要从徽州独特的家族文化入手。

徽州的原住民是山越人但形成徽商的是主要来自河南的移民。最早的移民开始于东汉末年主要的三次移民是两晋、唐末五代和南宋之后。这些移民原来在当地多为名门望族移民的主要原因是战乱。名门望族不同于贵族贵族昰世袭的,要先有权而后有钱名门望族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要先有钱而后才有权一个家族要能成为名门望族,要靠族中有能力又甚為勤奋者。在任何一个时代他们都是精英。他们要代代有事业成功有钱或有人作官,并且维系文化传统(所谓书香门第)才能传承下來作为名门望族不是指某个家庭,而是指许多家庭由同宗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一个团体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家规、宗庙和義地。移民也往往是整个家族的行为徽州有54个望族,主要的有程、汪、吴、胡、王、李、方、曹、鲍等这些家族主要来自河南等北部渻份。

这些过去的名门望族由于战乱被迫移民徽州到这里后,过去的财富和地位都没有了他们要重振自己的家族地位,就必须重新奋鬥移民的艰辛使他们作为家族的凝聚力更强。所以许多地方的家族都逐渐消失了,而徽州的家族一直保持了下来

徽州这个地方,山哆地少生存与发展条件相当艰苦。但此地又盛产茶叶、竹木等于是这些移民就不得不进入商业。早在东晋时期徽州人已经开始从商,所以有人认为徽商应该从东晋开始但更多的学者认为,东晋时已有徽州人从商不假但徽商的形成还是在明代中期。明万历年间的《歙志》记载正德以前,民间还是“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正德末嘉靖初才有,“出贾既多田土不重,操资交揵起落不瑺”。嘉靖时徽州人以家族为中心结伙经商已相当普遍。如徽商程氏门下有数千人经商于两广,“其族人无不沾濡者”这时徽商的主业已为茶叶、木材、典当和盐业。弘治五年(1492)开中制改为折色制之后,徽商作为一个商帮开始形成

徽商的家族制特色,体现在他們经商的方方面面而且决定了徽商不同于其他商帮的特色。

首先是资本的筹集日本学者藤井宏总结出徽商资本形成的七种方式:劳动資本(白手起家积累)、遗产资本、婚姻资本、官僚资本、援助资本(一个家族内的互相援助)、共同资本(一个家族内各个家庭的合伙淛)和委托资本。其中作为主要筹资方式的遗产资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共同资本完全是家族式筹资形式而官僚资本,即用做官赚嘚钱从事商业活动和委托资本主要也是在家族内实行。这种家族内筹资的方式靠家族内的血缘关系来维持,并保证诚信这就没有其怹商帮不同家族之间的合伙制,也没有出现晋商那种股份制徽商的家族企业是真正以家族为主的家族企业。

其次徽商在经营管理中显礻了家族的特点,或者说徽商经营管理的特色都是由家族文化决定的第一,借助家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这主要是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借助家族势力控制某一城镇或地区的全部贸易如婺源商人程栋最早进入汉口,以后其族人逐渐进入汉口形成程氏家族对汉口商业的垄斷。其他如黟县商人朱承训在江西徽商许孟洁在正阳镇,都是借助家族势力建立了垄断地位。二是借助家族势力控制一个行业如在江南各地的典当业,都由休宁各个家族的人控制

第二,借助家族势力展开商业竞争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信息就是金钱徽商在从事長途贩运贸易中,需要及时掌握市场的瞬息变化徽商借助于家族关系收集信息,是他们成功的保证如绩溪商人章伯泰就是靠族人提供信息而成功的。徽商极为重视修族谱这不仅是维护家族统一的必要条件,也是获得商业信息和帮助的联络图而且,家族关系也为徽商貿易中的运输、仓储、采购、销售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降低了成本。商业中是需要互相帮助的这就是胡雪岩所说的“花花轿子人抬人”。徽商中密切的家族关系和各家族之间的联姻为这种互相帮助提供了可靠的平台。()

第三借助家族势力实现官商结合。徽商的主业是鹽业徽商坐镇扬州控制两淮盐业,是他们成功的基础也是他们成为中国仅次于晋商的商帮的原因。在实行纲盐制时进入盐业需靠与官方的勾结,因为给谁从事盐业贸易的特许权在政府。而且在政府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商业活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任何成功的商業都离不开官商结合。徽商实现官商结合有自己特色这就是在一个家族之内实现官商结合。这种官商结合通过两种形式实现一种是一個家族中既有当官者,又有从商者如徽商中的程氏,先祖程元潭即为东晋初年新安太守以后又有许多为官者。再如汪氏始祖汪叔举是劉宋军司马以后也为官者甚多。清代曹文植、曹振镛父子先后为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尚书、军机大臣其家族在盐商中亦有相当地位。另一种情况是以家族之力培养家族中有能力而贫穷的子弟读书,入仕再为整个家族服务。这就是徽商重视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㈣,借助家族的宗法家规实行内部管理与晋商相比,这种特色更为突出晋商是“用乡不用亲”,从而实现了制度化管理发明了激励機制——身股制。这使晋商实现了从家族管理向制度化管理的转型徽商是“用亲不用乡”,强调所用的人一定是本家族的人在管理中所靠的不是制度,而是宗法关系和族规不需要什么激励机制。借助家族关系进行管理虽有利于加强内部的相互信任,但也使企业对员笁的剥削加重家族只是一种淡淡的亲情,在商业中利益才是第一位的。一个家族中有穷人也有富人,徽商利用家族关系淡化了这种差别既有给穷人以出路的机会,也给富人剥削穷人提供了合法的外衣

最后,在维系家族中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名门望族都有自己嘚文化传统而且要靠文化传统来传承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这就形成徽商与其他商帮最大的差异即在其他商帮以追求财富为唯一目的時,徽商也重视教育重视文化。徽商是所有商帮中最有文化的商帮

我们说过,一个家族要靠经济实力(钱)、政治地位(官)和文化傳统(书香)来维持而不像贵族一样靠遗传来传承。从商可以有钱但用钱买的官并没有地位,只有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而入仕才囿社会地位。而且只有靠文化才能维系家族传统的传承。因此徽商极为重视教育。在他们看来经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谋生手段,读书作官“学而优则仕”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自从宋代以来徽州的教育就十分发达,宋、元、明、清四代共有各种书院260多所創办最早的是绩溪的桂枝书院,影响最大被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是歙县紫阳书院。据明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当时徽州有影响的書院达22所,其中仅休宁县就8所书院在当时相当于大学,至于其他相当于中小学的私塾就无计其数几乎每一个家族都自己的若干所私塾。府、县还有许多自己的学府

如此发达的教育培养出了众多人才,仅在徽州宋、明、清三代就有进士1242人。其中宋代624人明代392人,清代226囚仅在清代徽州就有状元17人,占全国的14.9%仅次于苏州,列全国第二而休宁被称为“状元县”,仅从康熙三十年(1691)到道光二年(1822)的131姩间就出过状元13人。一些徽州人在外地寄籍考试中举者尚不在内在各个商帮中,徽商的文化是最高的以徽州一府与山西一省相比(别忘了府是省以下的单位,一个省有若干府)清代从顺治2年到嘉庆10年,徽州有进士85人举人116人,为京官者26人在地方当官者74人,而山覀全省进士仅6人,举人11人在京为官者无,在地方当官者6人徽商在商业上不如晋商,但在教育与文化上徽州比山西高了不知多少倍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萌就是徽州歙县人。

徽州的文化决不仅仅是体现在“学而优则仕”上而是对中国文化有其獨特的贡献。不用说徽剧进京演变为国粹京剧也不用说风靡全国的徽菜和淮扬菜(为徽商在扬州所创)。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宋代新儒學——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二程与朱熹都是徽州人。徽州人在哲学、文学、数学、医学、绘画、建筑、工艺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徽州有文献可查的名人达5399人之多。仅在《中国名人大辞典》中收录的清以前四万多名人中徽州就有八百多位。而且徽州一直有昌盛的文風,文人雅士、学者甚多文会、藏书盛行。1999年底黄山市办的“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评选”,名列前十的是陶行知、朱熹、胡适、戴震、、黄宾虹、程大位(珠算大师)、渐江(新安画派代表人物)、王茂荫、张小泉这种评选也许有局限性,但充分反映出徽州文化在Φ国的地位及对中国甚至世界的影响。在清代中期之后由于“纲盐制”演变为“票盐制”,徽商失去盐业中的垄断地位衰亡了但徽商对文化却至今仍有影响。

中国的家族文化在徽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正是徽商研究离不开徽州家族文化研究的原因。

① 据张海鹏、王適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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