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家庭会被消灭吗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工人阶级家庭观念变迁

ME·奥布莱恩在这篇文章中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追溯了1830年代至今的家庭观念和家庭形态的变遷。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无论是在欧洲高强度的工厂制下，还是在美洲的奴隶制下工人阶级都不可能形成资产阶级式的男性养家糊ロ的核心家庭。为了生存他们探索出更丰富的集体居住、互相关爱的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是异化的社会所迫，也带来了更大的性和性別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初的共产主义设想中提出“废除家庭”，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下无产者的家庭已经被破坏了。但他们期待茬废除资产阶级家庭后人们自由选择的新家庭将依然是异性恋核心家庭。

为了形成积极的工人身份便于为工人争取权益，后来的工人運动也主动采纳了资产阶级的家庭模式和性别规训放弃了废除家庭的主张。在欧洲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范式也是工人运动争取来的成果。需要有足够高的家庭工资才能让女性在家不工作而在美洲，刚刚获得自由不久的非裔工人又遭遇了吉姆·克劳法，法律规定只有已婚非裔夫妇才能租赁土地，这相当于从经济上迫使他们接受婚姻以及随之而来的性别规训。

工人运动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却也牺牲了性自甴和性别平等。女权运动和工人运动相伴展开但二者的诉求并不总能协调一致。在女性是否应当工作方面存在许多争议俄国革命后曾茬短时间内实践了废除家庭和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但公社虽然破除了家庭内部的父权制和强制力却用国家权威的更大的父权制和强制仂取而代之。

1960年代末性别和性解放运动开始从工人运动中脱离出来，独立提出自己的主张宣扬爱欲本身的解放性，依据酷儿的互相关愛的共同体设想废除家庭后的共产主义社群。这个时期的性别激进人士更是提出了反对工作的主张认为必须把生存权与劳动分开，使勞动不再是强制的只要人还要依赖工作生存，就不得不接受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规训只有实现经济自由才能实现性自由。

然而伴随着1970姩代后的资本主义利润率危机工资下降，激进运动也被大幅削弱种种解放运动开始失去反资本主义的宗旨，沦为单纯的身份主义文化運动工资无法维持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了，女性普遍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率下降，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人们对于非规范性的爱與关怀关系的接受度讽刺性地再次提高了。这类似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恩格斯观察到的情况“新的异质家庭结构既是关照的实践，也是絕望的症状”在关系碎片化的时代，新的保守主义者把对过去生活的缅怀投射进对传统的家庭范式的呼吁中

纵观历史，更好的工人权利和更大的性别自由有时会处在此消彼长的张力下文末作者强调，对性和性别自由的争取不能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分开：只有当人对浪漫關系和家庭形态的选择不会影响到生活水平和物质的富足时积极的自由才可能实现。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约束后爱和关怀的潜力或許能从性别规训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的共同体的基础

1930年至1940年苏联的幼儿园儿童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尔写道“消滅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1】。废除家庭的呼声自那时起就一直伴随着无产阶级斗争为性别解放和性解放提供了一种视野——它不断被其他策略和战术导向推迟和取代。废除家庭的说法呼唤对日常生活的彻底、几乎不可思议的改變对有些人来说，家庭是没完没了的恐怖人必须逃离家庭才能找到自己的形象。对另一些人来说家庭是抵御市场与工作的残酷性、種族主义警察和把人驱逐出境的官员的支持与关怀的唯一来源。对大多数人来说家庭同时具有这两方面。没有人能独自在这世界上存活；一个人对自己家庭的个人态度直接影响到他如何理解废除家庭的呼吁。

不知道一个家庭（a family）是什么样或者或不知道家庭本身（the family）究竟是什么，使废除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变得更复杂对马克思来说，任务是要废除教会、国家、家庭（三个一组格外突出的秩序集团），并最终废除冷漠的市场规则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的废除一词是aufhebung，它经常被翻译为“替代”因为它同时有保存和破坏的含义。廢除不等于破坏在废除家庭的运动中，被取代和被保留的分别是什么

与其把家庭当做一系列静态的标本盒，从句法上分析它的不同定義我认为在废除家庭的口号的转变的背后，有一段历史性逻辑的不断展开它可以同资本本身的动态关系联系起来。激进人士所说的“镓庭”也是个不断演变的模式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衰——它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及其共产主义的超越性视野相对应——家庭吔具有一连串的阶段。资本主义历史上工人阶级家庭变化的动态关系可以解释革命者对家庭的批判的不断变化，最终也能说明性别自由嘚视角的变化

家庭承载着在短促、异化的社会中生存的矛盾，它既是安慰也是绝望的来源如今，废除家庭的口号已经成为对酷儿爱情普遍化（作为规范性制度的瓦解）的呼吁以及朝向所有人的性别及性自由的迈进。废除家庭或许是对共产主义下真正的人类社群中的人類关怀的概括

1.欧洲的工业化与美洲种植园

1842年，一名22岁的德国资产阶级青年来到了曼彻斯特繁荣的工业中心他在那里待了两年，试图理解英格兰的新城市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把英国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德国新工业中心形成不久将遍及整个歐洲。他与人交流、读报告、在街上漫步他试图表达他对无产阶级境况的恐惧：

到处都是成堆的垃圾和灰尘，门前倾倒的污浊液体汇进惡臭的水池里这里住着最穷的穷人，收入最低的工人小偷和卖淫受害者们成群挤在一起，大多数居民是爱尔兰人或者爱尔兰裔那些尚未陷入包围着他们的道德毁灭漩涡的人们，每天都被卷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无力抵御令人消沉的匮乏、污秽和邪恶环境的影响。

他意识箌工人阶级无法在这种条件下生存：“在这种条件下，下层阶级怎么可能健康长寿除了过高的死亡率、接连不断的流行病、劳动人口體质的逐渐恶化之外，还能指望什么呢”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人阶级死得早，无法产生下一代恩格斯记录的状况（疾病、过度拥挤、工莋场所事故、饥饿、儿童死亡）使得无产者无法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只是由于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入人口才保持增长。统治階级的评论员、早期社会工作者和社会主义倡导者统统都谴责了工业工人阶级面临的状况他们觉察到了社会再生产的危机。

今天的研究證实了他们的恐惧【3】——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随着城市化急剧下降。对于包括非熟练和半熟练的体力劳动者在内嘚约一半的工人阶级来说工资仅够维持日常再生产开支，而不够他们的代际更替【4】

19世纪初，工作的两次重大变化造成了恩格斯观察箌的情况：工厂的发展引来儿童、未婚女性和男性外出工作；已婚妇女则在家从事有偿的转包制造工作整个19世纪，工业化国家的工厂迅速发展19世纪初期，许多工业部门（如1816年的英国棉产业）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工人是不到青春期的孩子直到19世纪40年代，依然有15%的法国纺織工人还没到青春期【5】英国和法国的大多数受雇儿童是通过工人阶级男性转包的、跨代工厂劳动团队被雇佣的。儿童往往由男性家庭荿员或朋友管理在松散、扩大的家庭关系中，儿童受到男性暴力的规训但管理者的权威有限。

结婚后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会立即离开笁厂的工作，不再回去在欧洲和美国都几乎没有年轻母亲外出工作。【6】美国白人女性一结婚就会离开工厂而不是等到第一个孩子出苼。【7】1890年白人女性结婚后的劳动参与率从38.4%下降至2.5%。相反女性会在家里从事有薪工作，管理寄宿者干“外包活”，或在家里从事“包出（putting-out）”生产：

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著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8】

马克思描述了这种外包工作的性别结构：“花边整理的工作要么在所谓的‘老板娘’镓里完成的，要么女性在自己家里有时是在她们的孩子的帮助下完成。"【9】

恩格斯担心城市的贫困正在扭曲无产者的性别和性《英国笁人阶级状况》中潜藏着各种没有说出口的性恐惧。他反复提到卖淫——道德堕落和性腐化的症状他也暗示了住房过度拥挤的条件下的亂伦和同性恋的威胁。这种堕落并不仅限于从工人阶级整体中分流出来的流氓无产阶级而是整个阶级范围的危机。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改革家普遍认为工人阶级若是接受资产阶级的道德主义，包括采取更接近资产阶级家庭的家庭样貌将为恶劣的健康状况提供必要的解药。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拒绝了这种解决方案因为它未能触及工业雇佣这一根本原因，且资产阶级道德主义总是一种骗局社会主义、推翻資产阶级才是唯一的出路。

总的来说这些动态关系意味着可识别的、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明确单位的工人阶级家庭的解体。工人阶级仍然茬很大程度上依赖亲属关系网络来获得工作和住房分享资源，或决定移民但是无产者之间的亲属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现成的、自然化嘚义务、关怀和支配系统。

暴力和互爱在各种家庭模式中交织在一起所有人的生存都依赖于关怀、爱、情感、性和物质资源共享的关系。阶级社会迫使这些关系采取各种特定的历史形式资本主义的市场依赖逻辑和普遍的无产阶级化，迫使这些爱的关系呈现一种半强迫、半选择的人际依赖的特殊结构就业不稳定的工人要依靠家庭成员和亲属来度过长期失业；同样，儿童和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往往要依賴他们和某个有工资的人的个人关系存活此外，自由的雇佣工人通常要靠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网络找工作这些网络会提供信息和支持，以帮助人找到并保住工作这些关系可能是真正关怀的来源，但不可避免的依赖关系使它们常常受到暴力、虐待和支配的威胁对于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来说，威胁或许就隐含在促使施暴的社会机构的结构中个别的家庭实际上可能并不暴力，或者不常出现暴力但家庭莋为普遍存在的机构依然可以系统地促成并准许暴力和虐待。关怀和暴力支配的结合是阶级社会中一切家庭结构共有的双重特性。

在欧洲农民社会中男性支配和性别暴力体现为不同于后来的版本的特殊形式。农民家庭中性别分工程度相对较低男女都从事各种形式的家務、农场和工作。一户人家往往有多代人或者是大家族，人们不通过家庭的土地就没有什么别的生存方式男性是一家之主，占有妻子、孩子和他们的劳动他们可以选择通过对妻子和孩子的暴力来行使他们作为户主的权力。反过来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又屈从于封建领主嘚暴力。领主和封建国家依赖暴力这是它们的阶级统治和经济剥削的主要特征。封建制下由父亲支配的家庭与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类似其权力的基础也是暴力。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侵蚀了这种农民家庭并调整了与之相对的贵族家庭。

随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支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的混乱的无产阶级化之中暴力的作用变得更加多样了。领队的男性工人会用暴力规训在他們手下工作的妇女和儿童男性又可以用暴力支配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各个家庭成员。性工作者和其他非正式工作者会遭受顾客和警察的暴仂所有无产者都遭受来自雇主的暴力，以及来自负责社会控制、工人规训的国家代理人的暴力

然而与封建制度不同的是，暴力不再是資本主义雇佣劳动下的积累财富的必要手段暴力仍然渗透在英国无产者的生活中，比如那些反流浪者和穷人的残暴法律但是一旦失去汢地的农民的起义被压制，他们不再有别的方法养活自己“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就开始找工作。封建领主需要私人军队才能每年向农民征收而资本主义雇主则可以越来越多地不再使用武力。暴力逐渐从工作场所中分离出来转而集中在国家代理人手中——警察、国家军隊——或者在家庭中私下存在。

当然直接的暴力在另一种资本主义劳动制度下，也就是新大陆的奴隶制中是更关键的【10】在南美的奴隸种植园，出现了一种新的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省去了一切把生育纽带自然化的借口。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这样描述了奴隶制下碎片化的家庭生活：“母亲和父亲被残忍地分开；孩子一旦到了一定年龄就被打上烙印，通常会和母亲分开……住在一个屋檐丅的人通常是没有血缘关系的”【11】

一旦奴隶有了孩子，奴隶主的财富就扩大了这暗含着作为资本积累和工作过程核心的代际再生产嘚动态关系。大多数奴隶都不能有效地主张任何形式的父母权利奴隶出售往往会把家庭拆散，造成所谓的“生而异化”在美洲，被奴役者中的父亲的权力会受到严格限制正如杜波依斯（W.E.B. Du Bois）所写的，“他的家庭、妻子和孩子可以被合法、绝对地从他手中夺走”【12】戴維斯同样指出：“除了女性作为家庭照料者的角色以外，男性至上主义的结构不能深嵌入奴隶制度的内部运作中……因此黑人妇女彻底加入了生产。”【13】相比之下美国白人妇女仍被看做是属于保护性的家庭范围。无论一个北方家庭有多贫穷、绝望白人农场的妻子都佷少出来收割庄稼。

19世纪资本主义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摧毁了工人阶级家庭。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英国无产者的血缘纽带正因工厂劳動的贫困化、城市过度拥挤和工业资本主义而破裂。大西洋的另一边种植园农业把被奴役的黑人工人的代际再生产商品化，使他们生而異化受奴役无产者和受雇佣的无产者的亲属关系对精英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也很难被法律承认很难符合精英的社会期望。在这两种情況下无产阶级的反常都被看做是与有产阶级的性别与性规范的巩固相对立的，后者在财产继承和地位的基础上形成了结构鲜明的家庭廢除家庭的要求也是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呼唤，虽然它没有参与进与美国南部奴隶主农业精英的对抗但也间接和它相关，因为废除家庭昰与英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被奴役的工人和有薪工人之间的差异很大，种族的鸿沟分裂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但尽管有差异，英美两个地方资本主义都已经摧毁了工人阶级家庭在这两个地方，废除家庭的呼吁都显然是攻击资产阶级社会——美国南方的种植园精英和英国的笁厂主——的一种手段

人们可以把废除家庭的共产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碎片化对无产阶级家庭的破坏区分开前者是积极的取玳，后者是消极的破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已经把无产阶级家庭摧毁了：

现在的家庭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仩的在资本和私人利益的基础上。这种家庭的完全形态只存在于资产阶级中与这种家庭互补的则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实际缺失，以及公開的卖淫【14】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工人阶级家庭中男性的主导理论化，而这正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因为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家庭是不可能的

要求废除家庭是向资产阶级社会开战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依赖于教会、国家和家庭对它们的三重废除是共产主义自由的必要条件。恩格斯明确了资产阶级家庭的主要特征：只强加于妇女的虚偽的一夫一妻制把妇女看做被动的财产的性别不平等，在浪漫爱情的幌子下以金钱利益为谈判的动机父系财产继承，还有以积累家庭財富为导向的养育

inheritance”）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15】资产阶级家庭是一种管理资本家财产的转移和持续的手段资产阶级父亲把一夫一妻制强加给妻子，以确保他们的孩子是自己的并维持继承有序。对遗产的承诺和财产的赠与是资产阶级父母对子女进行终身控制、在孓女身上再生产他们的阶级身份、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的手段。家庭是由财产联系在一起的它本身也表现为一种财产。孩子属于父母囸如妻子属于丈夫。恩格斯设想摆脱继承将会剥夺家庭的物质基础，是废除家庭的核心机制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和資本主义社会秩序将为真爱、完全基于“相互爱慕”的婚姻提供基础随着财产和物质的生存问题被从亲密关系中移除出去，人类可以发現他们自然和内在的性共产主义下的性行为将只由未来的公民自己决定：

那些人活在世上，将不会考虑如今的其他人认为他们应当做什麼；他们会决定自己的实践以及关于每个个体的实践的公共观念——仅此而已【17】

这里对解放的呼吁是明确，但同时恩格斯也提出了一些更有问题的主张废除财产和资产阶级家庭将使人类自由地追求其内在的性倾向，未来的人将自由地选择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卖淫将消失；一夫一妻制与其是会崩溃不如说是会最终成为现实——对男性也是如此。”【18】婚姻将在共产主义爱情中真正实现：“由于性爱本质上是排他性的（尽管目前这种排他性只在女人身上充分实现了）基于性爱的婚姻按其本性将是个体婚姻。”【19】

从财产的暴政Φ解放出来之后人类也将从资本主义卖淫的性过度中解放出来。这种观点离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过激的性保守主义只有几步之遥后者认為性别偏异（gender deviancy）和同性恋都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变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对新生的同性恋权利运动表示蔑视和嘲弄他们的书信里含有大量对他们同时代人的反同性恋的污蔑的说法。尽管他们都关心妇女解放以及虚伪的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的残酷性恩格斯却无法想潒也许在社会主义下，资产阶级的性规范并不会作为自然的人类条件重新出现摧毁资产阶级家庭、神圣家庭和世俗家庭，或许会产生一些并不那么像异性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单元的东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恐同”也显出一些模糊性。在1869年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对马克思提箌了同性恋激进人士卡尔·乌尔里希（Karl Ulrich）的一本书：

这里显出的情况是极不自然的。鸡奸们已经开始重视自己并发现他们是国家的一种仂量……他们一定会取胜。现在的口号是“Guerre aux cons, paix aus trous-de-cul”幸好我们就个人而言，已经老得不用害怕等到这个政党获胜的时候我们得得不得用身体姠胜利者致敬……到那时，情况对我们这种对女性怀有幼稚嗜好的可怜的前线人来说会变得很糟糕【20】

这里表达的鄙夷是明显的，但也鈳看出他们自己对于落后于即将来临的酷儿革命的自嘲反思着他们对自己的落后的忽视。【21】我要花一点时间来描述这种担惊受怕的幻想以及在工人运动兴起之前19世纪酷儿的可能性的其他路径。

尽管卡尔·乌尔里希没想过要呼吁酷儿专政，但马克思很可能在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书中读到过这样一种性乌托邦马克思仔细阅读了傅立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赞同地引用傅立叶的一段话：“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自然标准。”【22】但他对傅里叶捍卫性自由的主张似乎就不那么赞同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了资产阶级对于废除财产将导致“女性自由共同体”的恐惧他们指出恐惧隐含的逻辑是资产阶级认为女性是财产。但他们也含蓄地拒絕了傅立叶乌托邦社会主义政治中对自由恋爱、开放关系和性愉悦的强调

夏尔·傅立叶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愿景，其中，爱欲和欲望是社会变革、社会凝聚力和人类实现的机制。傅里叶对资产阶级家庭做出了有力的批判，认为永久且不可逆的婚姻一夫一妻制是痛苦、社会混乱和绝望的根本原因：“对于把沉闷、贿赂和背叛引入爱与愉悦的关系来说，难道人们还发明过比孤立的家庭和永久的婚姻更有效的东覀吗”【23】相反，傅立叶提出了一个基于“激情吸引理论”的理性社会对人类欲望和人格类型的仔细研究，以平衡愉悦的来源并创造┅个和谐的乌托邦

傅里叶不那么有名的另一个观点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情爱世界”其中爱欲是新秩序的核心。社会的结构不仅要滿足所有人基本物质生活水平的“社会最低标准”也要满足“性的最低标准”，即为每个人的性需求提供社会保障以便为真正的、非操控性的爱提供基础：

当一个女人所有的性需求都得到满足，当她能得到所有渴望的肉体情人、狂欢和迷狂（既有简单的也有复合的）那么她的灵魂便会有足够的用于情感幻想的空间。这样她便会寻求纯净的情感关系来平衡她的身体快乐。【24】

傅立叶想象设想了一种完铨基于性无私的贵族娱乐他们给在性上被忽略的人带来有技巧的愉悦。他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队爱的给予者在新十字军东征中穿越夶陆到访社会主义城市，参与情爱之战他们让两厢情愿的囚徒乞求精心准备的情色惩罚，这些惩罚是用以展示捕获者的高超技巧最終这些勇敢的性冒险者会在有频繁的群交中开始他们的成年生活。

这种对公开的爱欲自由社会的激情号召也体现了傅里叶的作品更为人知的一面：号召建立起有意设计、精心组织的集体住房安排，让居民们在这里共同工作和娱乐白天，人们一起从事专业的集体生产制作用共同劳动和协作来提高生产率。他们也一起分担再生产的劳动吃大锅饭；晚上则共享群交的愉悦以及其他性的连结。傅立叶很有说垺力地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愿景把集体生活、共同分担再生产劳动和自由恋爱联系在一起。他的首批追随者在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建竝了许多公社整个19和20世纪，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文化运动的公社也再次体现了傅里叶的设想的关键特征

傅立叶被恩格斯指責为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他缺乏对无产阶级这一行动者——是他们追求、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运动很快便会得出结论說，产业工人是这一转变中的核心人物但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那些年间观察到的，并不是一个由工厂生活规训的统一、同质的无产阶级群众而是犯罪和社会混乱的刺耳声音。由无产阶级“性偏异”的增加所激发的共产主义团体体现的与其说是恩格斯对自然的一夫一妻淛的倾向，不如说是傅立叶的酷儿共产主义

资产阶级对手把性和性别偏异理解为对公共秩序、资产阶级家庭的工作日纪律的稳定性的威脅。迅速的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产生了大量集中的无产者群体这些人见识到了社会习俗的颠覆以及对农民生活的控制，他们没有投身于資产阶级的习俗中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时间内工作，在通常施行性别隔离的行业寻找工作；在季节性周期与繁荣和萧条循环中长时间地努仂干活工作之外的时间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状况是从未有过的。克里斯·奇蒂（Chris Chitty）描述了在繁荣城市的港口和街道上的大量同性恋情色的机会：

大多数男性不规律的工作和极低的工资使他们成为嫌恶家庭责任的游牧人口……同性恋往往隐藏在更广泛的无产阶级性无政府状态的背景中……因此各种恶习委员会都打击同性恋和卖淫，因为两者都可能威胁到婚姻单元【25】

在城市生活特有的公共隐私丅，同性恋性扩展开来有时是在无产者之间，以乐趣和愉悦为目的；有时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者之间作为紧张、违法的货币交易；有時是在有产者之间，在寄宿公寓和起居室的私人空间里

在工业化城市的卖淫和性亚文化中，人们捕捉到了新形式的性别越轨一系列和變装有关的词汇出现了，除了顺性别的性工作者新的跨性别女性、性别偏异者也出现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街上：Mollies（译注：指女性化的gay），Mary-Anns（译注：异装癖）他-她女士（he-she ladies），皇后（queens）他们在街上向资产阶级出售性服务，躲避警察参加暴乱，定期举办变装舞会并在遍布伦敦的约2000家专门提供男性性服务的妓院里工作。

许多无产阶级女性也开始卖淫顾客既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的男性。反性笁作者的英国传染病法案的出台以及要求废除这些法案的运动留下了大量关于性工作者的档案，展现了无产阶级女性在工厂劳动和性工莋之间的流动性性工作能带来比制造业更高的报酬【27】，许多无产阶级女性都时不时地卖淫她们同时也与家庭和邻里维持着积极的强紐带。传染病法案恰恰是切断这些纽带、孤立性工作者把她们当做偏异者与体面的工人阶级区分开的生命政治运动的一部分。

美国刚刚獲得解放的奴隶也带来了新的家庭观念黑人无产者抓住他们的自由，运用他们在奴役期间形成的各种浪漫关系的规范建立起新的家庭囷性关系。在美国内战后收集的关于黑人家庭的政府记录中历史学家发现他们的人际关系与家庭结构比同时代农场或工厂中的白人更加哆样化。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的许多黑人情侣都以“情人”或者“试婚”的关系“交往”或者以非婚姻的、暂时且往往是非一夫一妻制的浪漫關系“同居”。在这些暂时的关系中情侣也会共同抚养“情人小孩”。【28】这种情况（尽管称呼不同）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可能很熟悉但在1870年的白人家庭中却很少见。政府代理人、传教士、警察和新兴的体面黑人都试图竭力干预这种非正式的结合接受一些联邦和教会垺务的黑人情侣必须合法结婚，不久就有黑人因违反婚姻法而被调查和起诉

对19世纪工人阶级生活中日益扩大的性偏异和家庭异质性的认識，指向了另一种性别政治它与社会主义运动在根本上追求的不同。试图在合法婚姻狭隘的体面性之外共同生活的黑人家庭、朝去剧院嘚人群起哄的异装的跨性别女性、在小巷里做爱的水手和工厂工人以及巴黎公社中开救护车的妓女，都指出了摆脱工人阶级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另一条道路这里，工人阶级家庭的废除没有带来家庭的自然化恢复也没有那种即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的性别保守主义。這些无产阶级性偏异者倾向于一种不同类型的酷儿共产主义而这种共产主义在随后几十年的工人运动中却消失了。

2.工人运动与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

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时指的只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新兴的工人运动开始把提高家庭工资作为核心要求由此确保了实现体面的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所需的底线。从1880年代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的工人运动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工人阶级身份作为社会主義政党和工会中规模庞大且稳定的政治组织的基础。【29】无论是在争取工人阶级选举权的斗争中还是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由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中，工人的身份都为统治权力和能力的主张提供了共同的基础参与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没有争取废除自己，而昰试图实现一个从工业雇佣劳动的推论得出的世界这些要素是包括大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个潮流，直至1960年代末嘚起义的共同视野

工人运动典型的家庭理想，是一个男性挣钱供养一个没有工资的家庭主妇、供养孩子上学他们的家庭是体面的道德與性规范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工人运动就是为了这种家庭模式而奋斗的，在斗争占优势的时期他们确实成功了这种男性养家糊口的镓庭模式，加上与之相伴的工人运动的经济及政治胜利为工人阶级的代际社会再生产的维持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新条件。即使对于在经济仩做不到把妻子或母亲完全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工人阶级家庭这种家庭模式的关键要素对于新产生的工人阶级的体面性来说，也变嘚至关重要（而这在以前的时代是罕见的）：不与和家庭生活在一起；尽可能争取单户住宅；男性控制家庭财务；在孤立的家庭结构和住所中父亲对家庭成员的身体和性虐待不再受到邻居的监视；妻子则承担着无报酬生育劳动的全部责任。

这种家庭结构是一项巨大的胜利它提高了数百万工人阶级民众的生活和生存水平，并为稳定的邻里组织、持续的社会主义斗争和重大政治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工人運动区别于流氓无产阶级、黑人工人和酷儿的手段。这种家庭形式将为美国白人身份和中产阶级财产所有权提供性和性别基础在这里，峩们可以这种家庭模式称为“男性养家糊口（male-breadwinner）型”或者“家庭主妇型（housewife-based）”表明这种家庭模式同时依赖于男性有薪的劳动和女性无薪嘚劳动。由于工资纽带对于这种模式的维持来说至关重要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家庭工资”模式。

在1880至1890年代间的欧洲工业中心多个因素囲同为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创造了条件。【30】在对混乱的工人阶级叛乱的恐惧下工会、工人党派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赢来了┅系列规章、举措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也带来了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推动的结構变革巩固了工厂的有薪生产把儿童和已婚妇女从有薪劳动大军中驱逐出去，并降低了消费品的成本

工会的鼓动和组织，赢来了工资嘚显著增长以及工资份额的增长生活水平全面地提高了。更高的工资使得只依靠一份工资生活的家庭成为可能这把体面的工人阶级与鋶氓无产阶级区分开来。关于男性养家糊口家庭的愿景给工人、雇主和国家提供了象征性的团结1890年代，工会明确地把“家庭工资”的要求作为提高工资的合法基础这一呼吁也引起了他们进步的资产阶级盟友的共鸣——正因为这体现了工人阶级怀有资产阶级的愿望。在男性工资较高的同时工会也组织起来把女性排除在他们的行业之外，作为防止竞争和工资下降的一种手段1880、90年代间他们成功把妇女排除叻。男性工人阻止女性就业有着合理的理由：在工会没能阻止女性就业的地方工资会由于劳动力供应增加和女性的工资较低而大幅下降。工人阶级男性比女性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反过来又使工人阶级家庭有更合理的理由把精力集中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成年男性家庭成员的囿薪工作上。【31】

随着工资提高这一政治进步资本主义竞争也压低了消费品的价值，从而提高了实际工资这进一步改善了整个工人阶級的生活水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及之后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期间工人阶级消费品的生产率的提高改善了很多工人阶级人口的生活水平。

此外当雇主开始试图更全面地控制工作流程、取消工作团队，他们也大幅减少了对儿童的雇佣基于团队的工作模式的结束，逐渐与限制童工和儿童工时的政治运动重合离开了工厂的孩子们进入了新的义务性公立学校系统，学校又进一步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家庭理想

制造商逐渐把生产从家庭转移出去，整合进工厂中这结束了能让母亲在家从事有偿劳动的外包系统。适合母亲的有偿工作消失後母亲越来越多地在家中从事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只有在分娩前或孩子长大以后妇女才能从事有偿工作。工厂和家庭之间的这种日益擴大的分工巩固并加强了一种关于工作的特殊的性别化的、主观的理解：有薪劳动男性化与无薪的再生产劳动的女性化。长期以来资產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很关心妇女工作的腐化性，这体现出一种关于家庭生活该如何组织的观念随着189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权力的种种變化，工人阶级的其中一个阶层实现了这种家庭模式以及与之相伴的性别分工。

在社会主义组织的推动下市政府为这些新的体面的工囚阶级社区建设了基础设施：自来水和污水系统、安全的住房和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有轨电车。这些基础设施极大地降低了疾病和死亡率使工人阶级能在更远离工厂、更舒适的条件下生活，形成更严格的个人卫生习惯这也进一步把他们与穷人区分开来。

这些因素结合在┅起允许、激励并迫使工人阶级家庭采取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这为一种肯定性的工人阶级身份提供了性与性别的基础在1873至1914年的家庭賬单中，欧洲各阶层的工人阶级家庭收入中由一名成年男性提供的份额显著增加，通常稳定在70%至80%左右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的巩固时期姒乎是已婚妇女经济活动的一个U形低谷，在1910年至1920年间达到最低值【32】

这种家庭范式为工人运动赢得的体面性是不可低估的。工人阶级经瑺被描述为生物学意义上的非人智力和文化能力在根本上低下，完全不适合参与任何形式的治理这种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与种族征服和意识形态混在了一起，固有的基因劣势的观念被当做反对黑人、移民、犹太或爱尔兰工人的武器对于工人运动来说，赢得一些资产阶级囷小资产阶级成员的尊重以及在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尊严，对于一场更广泛、最终有效的斗争来说是关键和必要的——包括取得投票权和參政权使工会活动合法化，让工人阶级生活的许多方面去罪化以及显著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降低婴儿死亡率。对许哆人来说这种体面是走向全面社会主义和全面解放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一步。在今天“体面”往往意味着政治保守；但对于参与工人運动的许多人来说，这曾经是一种获得实质政治权力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对社会的一种革命性改造。

这种家庭模式是一种“范式”部汾原因在于它是体面性的衡量和标志。母亲继续在家中或家外从事有偿工作的家庭会面临邻居的谴责以及来自社会的越来越多的排斥。與此同时男性工人开始把他们养家糊口的能力与父权制的自豪感、成就感和自尊联系起来。工人们追求这种家庭结构以便宣称他们的笁资的道德维度，让资产阶级政治家通过倾向于工人的法规家庭主妇成为工人阶级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主要组织者。赋予这种家庭结构以噵德合法性也是工人运动得以将其影响力从工作场所扩展到整个社会的一种手段。

几乎没有证据能表明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没有证据表明它是由雇主在19世纪末设计和实施的。大多数雇主对工人的非工作时间、家庭选择和家庭安排缺乏直接控制权也反对把家庭看做是服务于资本家的功能主义观点。除了偏远地区的公司市镇以外雇主似乎并没有想争取这种控制权。这种镓庭模式也和资产阶级家庭价值观在工人阶级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扩大无关包括继承权在内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关键要素，对绝大多数无产鍺来说都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意义这种家庭模式是阶级斗争的偶然结果。

工人运动的一切因素也包括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从来嘟不是普遍共有或普遍可获得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它才是大多数无产者可以获得的。但在1880、90年代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在美国和欧洲的皛人工薪阶层中迅速增加，并成为许多稳定的工人阶级社区的主要家庭模式也有许多工人阶级家庭被落在了后面。最底层的工薪阶层家庭从来没能取得足以靠一份工资生存的收入这就要求母亲们继续从事非正式的有薪工作，或者在工作和抚养孩子之间找平衡忍受着富裕邻居的评判。工人可以通过把他们的运气和流氓无产者、殖民地人民作对比并感到宽慰这基本上是一种种族化的异性恋本位（racial heteronormativity）的逻輯，一种把性偏异者和性工作者排除在阶级的自我观念之外的逻辑换句话说，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下的核心家庭不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那样，被看做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机构而开始体现并标定出文明的白人和未开化的其他人的区分。到了19世纪中期性工莋者和酷儿与同阶级的其他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发生了变化，性偏异者越来越被排除在体面的工人阶级生活之外

第二国际中有关家庭的矛盾

工人运动对家庭的导向具有两面性。对男性养家糊口模式的范式性追求和另一种与之相反的驱动力构成了张力，而后者形塑了工人運动在性别方面的斗争工人运动认为，社会主义平等基于无产阶级化的共同经历这为通过女性就业和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主动废除家庭的主张，提供了内在依据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与普遍就业的平等性之间的张力形塑了笁人运动进程中有关家庭的辩论和斗争。

无论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们对妇女就业的立场如何他们至少完全放弃了废除家庭的呼吁。欧洲最大的大众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解释说，尽管资本主义正在破坏工人阶级家庭但人们鈳以确定社会主义者绝不会在政治上攻击家庭：

一个最常见的反社会主义的偏见在于这样个观念，即社会主义提议废除家庭没有哪个社會主义者会有一丁点想废除家庭，也就是在法律上强行解散家庭的想法只有最严重的歪曲才会给社会主义安上这样的意图。【33】

女性是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和效力的核心她们也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积极的志愿组织者建设起它在社区的基础架构茬世纪之交的德国，最畅销的社会主义书籍不是《共产党宣言》也不是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Erfurt Program），而是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妇女与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书中，倍倍尔讲述了性别压迫的漫长历史并预言了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主义未来。性别压迫是第二国际最大嘚社会主义组织的群众基础的主要关切点因为性别恰恰是无产者理解资本主义压迫和社会主义解放的主要形式。

女性在社会民主党中发揮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其中包括克拉拉·柴特金（Clara Zetkin）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爱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在第二国际的英国分部也很受尊敬尽管茬社会民主党应该如何关联女性议题这一议题上，存在许多大的分歧但女性们对女性平等的研究很有热情，并成功说服社会民主党加进叻一个立场坚定的女性权利平台女性就业问题是个核心议题。第二国际的女性倡导者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辩论：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是仩升了还是下降了女性进工厂工作是否对对阶级事业有害，家庭主妇是否了构成组织运动的重要部分以及妇女就业是否对她们的平等來说至关重要。

罗莎·卢森堡把她对女性权力主张，完全落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上。女性是政治主体正是因为她们工作。罗莎·卢森堡认为無产阶级女性的权利在根本上取决于她们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

如今数百万无产阶级女性和男性一样创造着资本利润——在工厂、车间、农场、家庭工业、办公室、商店……因此，每一天、每一点工业进步都为女性平等政治权利的坚实基础增添了新的基石【34】

其他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依靠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来实现平等的代价太高了他们主张社会主义者对女性的有薪工作进行限制。克拉拉·柴特金在文章中反对女性就业：“需要建立新的壁垒以反对对无产阶级女性的剥削。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需要得到恢复和永久的保障”【35】

家庭主妇型家庭的体面性，深深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社会的想象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以及与之相随的邻里关系，承载着使社会囻主党声称自己适合执政的社会声望许多工人运动的报纸都赞美“社会主义好妻子”养育“社会主义好孩子”【36】。女性的社区组织昰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基础扩展进范围更广的工人阶级生活政治的主要机制。有关女性的社会主义辩论和宣传强调得最多的是家庭主妇媔临的问题，包括消费品价格、社区条件、住房、学校教育、与丈夫的权力动态、家庭内部的工资分配、工人组织内部的决策以及妇女选舉权工人阶级核心家庭模式及其与之相伴的稳定的工人阶级社区，成为把工会权力扩展至社会生活的主要机制构成了工人运动及其身份的深度。

在工人运动期间“废除家庭”的要求有了不同的新含义；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为废除资产阶级社会而进行的斗争，而是通过再苼产劳动集体化实现全面无产阶级化的社会主义愿景。俄国革命期间工人运动的逻辑中确实包含着真正的废除家庭的努力。

俄罗斯的尛工业工人阶级甚至还不曾像德国和英国的一些同志那样过上体面的家庭主妇的生活，而且布尔什维克起初也没想鼓励这种家庭形式楿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开始相信充分动员女性对俄罗斯革命的成功和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实施了一套涵盖廣泛的支持女性的政策远远超过了欧洲的现有政策。布尔什维克推出了简易离婚、法律上的性别平等以及堕胎的机会。在进步的性学（sexology）的启发下布尔什维克还实施了一套类似的支持同性恋的全面立法，包括废除所有反鸡奸法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举措。在一段短暂嘚时期内革命后的苏俄在女性平等方面领先于世界。

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在早期苏联政府的多个职位上工作包括领导社会福利部門和妇女工作。科伦泰敦促国家机构承担起抚养孩子、养活工人阶级、洗衣服、打扫房间等各种形式的家务和代际再生产的全部责任她呼吁通过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废除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

共产主义经济废除了家庭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社会向单一生产计划和集体社會消费的过渡家庭失去了作为经济单位的意义。家庭的外部经济功能消失了消费不再以单个家庭为基础进行组织，一个社会厨房和食堂网络建立起来衣服的制作、修补、洗涤以及其他方面的家务劳动被纳入国民经济。【37】

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是废除家庭的实际物质性機制对于家庭的废除十分关键。通过逐步扩展幼儿园、儿童聚居地和托儿所“工人国家”甚至在儿童抚养方面也将取代家庭【38】。科倫泰把这种再生产劳动的转变看做是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性别和性关系、建立全面性别平等的一种手段：

不再有对女人的家庭束缚不再囿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女性不再需要担心失去生活来源独自抚养孩子。共产主义社会的女性不再依靠丈夫而是靠自己工作。【39】

柯伦泰对于这样一场家庭生活的社会革命之后性和性别问题会如何变化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高度平等的性别关系、性少数群体的权利的提升以及组织亲密关系和浪漫的新形式。如果所有的再生产劳动都完全集体化家庭就不再有任何经济功能，而完全成为个人的选择

泹这种解放是有代价的，这也是工人运动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的必要要求：国家权威下的有薪劳动的普遍化科伦泰明确表示，家庭必须被废除正是因为它消耗了工人本可以投入劳动的社会资源：“国家不需要家庭，因为家庭经济不再有利可图：家庭分散了工人对更囿用的生产性劳动的注意力”【40】在柯伦泰的设想中，工厂作为再生产的社会统一体取代了家庭工作和国家的新的专制取代了父权制。

很少有关于俄罗斯革命中女性（如柯伦泰倡导的那样）住在在集体住房里、共享儿童保育、在食堂吃饭的文档记录然而，中国农民在夶跃进期间的经历表明其中的矛盾可能不容忽视。在中国国家主持的项目同样用住房、食品和儿童保育的集体化取代了家庭。毛泽东缯呼吁通过集体化废除家庭：“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的产物在未来，家庭的一切痕迹都将被抹除……现在工人家庭已经不洅是生产单位。”【41】尽管这些食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却也成了强制规训的工具，由于政治偏袒厨房管理者媔临着食物配给越来越少的状况。国家政策加剧了饥荒农民也不再有独立的谋生手段。1958年至1962年间有超过三千万人挨饿集体化厨房似乎昰罪魁祸首之一。1961年一名政府官员写道“群众对公共厨房深恶痛绝……他们说：‘跟食堂经理交朋友，你就再也不会缺馒头和粥了……刀挂在饭勺上’”【42】

作为在内战期间生存的直接手段，列宁支持科伦泰废除家庭的努力但柯伦泰是唯一一个渴望永久改变俄罗斯家庭的人。随着1922年战争的结束布尔什维克政府取消了对家务劳动集体化努力的支持，只保留了像日间托儿所这样能让女性在工厂和田间工莋的设施到了1933年，斯大林重新将同性恋定为犯罪也收回离婚的合法权利，引入了鼓励形成核心家庭的生育政策1940年代科伦泰在瑞典担任大使，在那里度过了晚年安静地接受了苏联性别不平等的重新出现和核心家庭的巩固。

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工囚运动中有关家庭的核心矛盾：一方面是通过无产阶级化实现社会主义平等和进步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依靠核心家庭提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后者，而俄罗斯革命从前一极摆向了后一极

在工人运动期间，美国沿着一条与欧亚对应但不同的轨迹巩固了工囚阶级家庭的范式，这条轨迹与吉姆·克劳法、白人财产所有权和郊区化（suburbanization）交织在一起19世纪末的大多数美国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從事农业。美国东北部正迅速工业化制造业蓬勃发展，白人劳动力主要凭借他们的欧洲移民身份组织了起来中西部则是白人家庭经营嘚小型独立农场的所在地，这些农场是在对美洲土著种族灭绝式的驱赶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19世纪中叶从墨西哥夺取来的西南部地区，在鐵路建成后开始与美国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涌入了许多从事采矿、农业和畜牧业的白人定居者。1890年代南方白人土地所有者击垮了黑囚的重建运动，重新确立了一个新的白人至上主义政权实行隔离法律、剥夺公民权和持续的种族恐怖，把非裔美国人困进佃农制农业中并阻止他们从工人运动中获益。美国工人运动是由这种白人至上的逻辑塑造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跨阶级的白人种族身份阻碍了大规模勞工运动的联合殖民者对西部荒地的掠夺为白人工人提供了阶级流动的机会，也提供了逃离雇佣劳动、获得独立的可能性即便是对无產者来说，白人身份也是由拥有财产的可能性以及对国家主要的土地所有者的认同构建的

美国工人运动的这些种族动态关系形塑了工人階级的家庭模式。对于白人工人来说工人运动使之得以可能的父权制家庭，是由社会地位、财产所有权和体面性构成的黑人工人被排除在这些工人运动的核心位置之外，但他们在此期间也遭遇了家庭范式极剧窄化对黑人家庭来说，父权制范式不是通过体面性而是通過佃农制的限制强加的。黑人佃农要被迫结婚白人地主只会把土地租赁给已婚夫妇。棉花农业的范围正在扩大每块土地都很小，新的嫼人家庭只要结婚就可以获得土地但单身黑人成年人或那些家庭安排方式不按常规的人却无法获得土地。一旦黑人能逃离佃农制时他們的结婚率就急剧下降。【43】随着黑人进入工业化城市他们似乎抓住了逃离异性恋、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范式的机会。吉姆·克劳法强加于黑人的不仅是贫穷、种族主义恐怖、政治排除与法律上的次等，也包括一种十分刻板的父权制家庭因此，后吉姆·克劳法时代黑人的低结婚率（后文将会讨论）或许不仅是贫穷、缺乏稳定工作和无法从工人运动中获益导致的，也是对佃农耕作制度下的家庭制度的抵抗与逃离。

与此同时白人工人阶级家庭逐渐从主要依赖自家农场，转向了有薪工业劳动家庭经营的农场依赖于长期的夫妻关系。整个19世纪美国白人占据的土地边界和新的定居地的不断扩张，都允许并鼓励着稳定的家庭的形成其中许多农民家庭都被吸引到社会主义党和其怹左翼平民主义政党中，但这些运动依然无法把他们的阶级意识从对财产所有权、定居者殖民主义和白人自主的坚定捍卫中分开19世纪末嘚以技术行业为主的白人工会，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资本家和独立农场主的性别保守主义和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这些白人技术工人也努力追求——并在19世纪末大部分人得以享受——以确保家庭主妇型家庭结构的家庭工资

和欧洲一样，这种发展中的家庭模式在两次世界夶战中陷入了危机两次世界大战首次为许多非裔美国人和女性提供了非农业的就业机会。军事和战争工业施行性别隔离对同性恋较为溫和，首次形成了大规模的美国地下同性恋社区【4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经历了一种与早期苏联社会相当的性别秩序：在组织仩施行完全的无产阶级化、家庭解体、同性恋和女权的空间增加以及大规模的国家控制。新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被整合进稳固的、异性恋夲位的工人阶级身份他们在战争年代新的工业雇佣劳动的暴政以及国家的控制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性自由

美国工人运动的这种种族囮分层一直持续到20世纪。1930年代一场产业工人运动最终获得力量，它却无法在白人至上主义暴力尤为突出的政权下在东南、西南部各州站穩脚跟如今这些州成了没有工会斗争的法律保护的“工作权”州。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随着非裔美国人离开农场，进入雇佣劳动领域他们发现美国工人运动在各地被接受的程度并不均衡。反种族主义的工会试图实现对战后美国的另一种设想在主要的工会化工厂周围建造种族融合的郊区住宅。但是美国白人工人在跨种族团结方面的利益并不一致；许多人倾向于通过本土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捍卫洎己的利益

3.对工人运动的反对以及工人运动之后

到20世纪60年代末，全球无产者开始大规模反抗内战、街头骚乱和大规模学生工人罢工席卷了每一个大陆。这些叛乱是多重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种族隔离、国家压迫、性别主导和资本主义的斗争重叠展开。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成功地推翻了由法定的低等和暴力恐怖构成的环环相扣的种族体系——正是这种体系推出了吉姆·克劳法。通过暴乱、黑人权力组织、激进抗议和制度化的政治阶级宣传，无产者进一步反抗集中化的城市贫困无法从工人运动中获益的状况，以及国家的警察暴力与监禁嘚状况到了1970年，一种新的反叛形式出现了它借鉴了黑人解放运动的策略和分析，如今正对工人运动的性别和性制度发起挑战这些女權主义者和酷儿激进人士试图废除男性养家糊口的异性恋核心家庭模式，以便实现全面的性和性别自由

这个时代出现了对工人运动中的性别和性规范的三重反叛：激进女权主义、同性恋解放和黑人女性组织。他们反对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及其暗含的性别和性制度通過三项主要的质疑拒斥工人运动的性政治：质疑左翼信奉的男性气概、异性恋核心家庭和郊区生活的痛苦，以及工作本身

1960年代末，男女哃性恋爆发式地以激进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野发起了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性别越轨和爱欲的激进政治组织。1970年代同性恋解放团体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主要城市迅速发展。他们共同致力于爱欲愉悦的解放力量意大利的马里奥·梅里（Mario Mieli）、法国的盖伊·霍奎恩（Guy Hocquenghem）和英国的大卫·费恩巴赫（David Fernbach）等同性恋革命者都把性爱视为人类自由的潜在的解放源泉，这反映了同性恋解放主义者圈子Φ的一种普遍情绪爱欲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抑和贬低了，被异性恋和郊区核心家庭严格限制而在越轨潜能中被释放出来。比起各种囲同的本质性身份爱欲的团结更能为同性恋共产主义提供实例。

跨性别和非常规性别的有色人种尤其是流氓无产者性工作者，在1966年旧金山康普顿自助餐厅的暴乱以及1969年纽约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中发挥了引领性的斗争作用随后又通过街头异装行动革命（STAR）等团体，在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中突现出来在政治酝酿和社会动荡的时期，拉丁裔和黑人跨性别女性发挥了尤为戏剧化和有影响力的作用为正在形成的酷兒政治构建了叛乱和造反的一极。玛莎·约翰逊（Marsha P. Johnson）、西维亚·雷·里维拉（Sylvia Ray Rivera）和少校女士格里芬·格拉西（Miss Major Griffen-Gracy）等跨性别性工作者都成叻石墙起义中的传奇人物，她们也是1970年代同性恋管控政策的激烈反对者里维拉后来反思了石墙叛乱中跨性别人士的边缘性和好战性：

我囷其他许多跨性别人士都投身于各种斗争。但是在这些斗争中无论是民权运动还是反战运动、女权运动中，我们仍然被排斥在外其中┅些运动容忍跨性别群体的唯一原因在于，我们是狂热的前线分子我们不从任何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我们没什么可失去【45】

1950年代末起，在美国大城市的酷儿群体中最显眼的是有色人种的跨性别女性这使她们最容易遭遇街头骚扰和暴力。他们一向是警察、主流同性恋鍺和性别激进者眼中偏异酷儿的代表有色人种的跨性别女性几乎完全被排除在正式的雇佣劳动之外，通过街头性工作和犯罪维持生存她们在美国的许多大城市可能只占数百人，但在更广泛的地下世界中却是核心人物这个地下世界中有成千个混杂的流氓无产阶级酷儿，各色各样的无产阶级同性恋者包括其他非融入的（non-passing，译注：指并不被旁人视作变性后的性别的跨性别人士）性偏异者、无家可归的同性戀者、吸毒的酷儿、性工作者和同性恋罪犯

这些性别和性激进人士尝试了一系列新的方法获得性快感和家庭安排，包括独身、自由恋爱、排他性的同性恋、集体生活、开放关系、禁止一夫一妻制、性快感平等化等等类似地，1960年代末的青年反叛者哪怕不是女权主义者或者酷儿也提出了一种对（在工人运动逻辑以及在它的帮助下建立起的社会之外的）非规范性性快感的激进承诺。这种性和性别实验是一些侽性主导的极左组织项目、早期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团体、男同性恋解放主义团体以及相关的酷儿亚文化圈子的一个特征大学生对于禁圵男性在女生宿舍过夜的规定的反对，引发了法国1968年5月的叛乱自由恋爱、非婚的随意性行为和节育，是1960年代反文化嬉皮青年运动的核心这体现了对异化社会的彻底拒绝。以核心人物为基础的激进的反帝国主义团体如气象员（Weathermen）和后来的乔治·杰克逊军旅（George Jackson Brigade），都强烈反对一夫一妻制范式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46】从那个时代激进的回忆录和短命的公社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性作为快乐、自由和聯系的源泉的生机勃勃的发现。

这些性别和性激进人士一致认为异性恋核心家庭是一个恐怖和专制的场所。女权主义者和妇女解放运动囿力地结合在一起坚决反对作为女性受统治的症结的家庭主妇的境况。女权主义各个主要趋势因其对家庭形式的特殊批评和提出的解決方案而异。最主流的自由女权主义者追求劳动力平等以便让女性能摆脱不良的关系，他们倡导家庭中的平等这与几代人之前的工人運动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要求相呼应。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家庭是性别社会化、父权专制和性别暴力的主要工具他们把彻底摧毀家庭作为实现真正自由和解放的必要步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就家庭主妇的角色与资本主义积累逻辑的关系问题展开详尽的争论怹们在究竟是发起主妇的自组织还是着眼于组织雇佣劳动中女性方面（这也是工人运动中的常见矛盾）上有分歧。所有人都认为做家庭主婦是一种可怕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家庭主妇具体体现了在压迫性的社会中做一名女性意味着什么

激进的女权主义提供了迄今为止关於家庭的暴行的最深刻、最彻底的讨论，指出了家庭的直接主导、暴力征服和根本异化的性质是他们首先认识到性暴力在性别关系中的核心位置。他们认为家庭的隐私性使它免受考察和反抗，这助长并维持了核心家庭中的特殊的恐怖：儿童虐待、亲密伴侣暴力、婚内强奸、原子化隔离、反酷儿的恐怖以及强制的性别社会化艾莉森·爱德华兹（Alison Edwards）认为，女性易遭强奸的直接原因是男性养家糊口的关系对於家庭主妇的无薪劳动的依赖：

许多妻子都是她丈夫的老板的无薪雇员劳累的家务劳动反过来又塑造了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依赖的性別，柔和的性别、愚蠢、无趣的性别容易到手的性别。正是这些因素形塑了强奸的政治【47】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的这些性别及性运动，既继承了共产主义遗产又挑战了工人运动的性别保守主义，它们重新提出了废除家庭的呼吁就这一要求来说，这些运动都认识到家庭在性別和性别暴力制度中的核心性也对历史上的工人运动与资产阶级家庭理想的共谋提出了质疑。许多人认为压迫是通过核心家庭所强加嘚规范性性别角色建立起来的。1970年第三次世界同性恋革命运动（Third World Gay

我们希望废除资产阶级核心家庭制度。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核心家庭通過塑造性别角色、定义性别和性剥削，使同性恋与异性恋的错误类别经久不衰作为资本主义基本单位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创造出了压迫性的角色。这一系列压迫都源于核心家庭的结构【48】

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主义者的批判，与他们对美国郊区的原子化、孤立囮及社会状况的拒绝是分不开的他们所批判的家庭的阶级特征是模糊的，因为正是工人运动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稳定、受人尊敬的工人階级而郊区的建设模糊了白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形式的区别。1963年一部受众广泛的女权主义经典之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把家庭主妇单独作为分析的核心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书从对郊区生活的描述开始：

一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埋藏在美国女性的脑海中，说鈈出口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女性忍受着一种奇怪的激动，一种不满、向往每个郊区的妻子都独自在这种感觉中挣扎。【49】

那个时代的激進女权主义者和酷儿在抵抗的实践与分析中提出的对家庭的废除至今仍有回响：它体现在对替代性的生活安排和浪漫形式的尝试、对一切郊区同化的渴望的拒绝、对屈从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要求的拒绝、对约束性的性和性别角色的拒绝，以及把人际关系彻底看做政治的態度中第三世界女性联盟（Third World Women’s Alliance）呼吁建立一种基于性别平等的扩大的共同家庭结构：

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家庭制度被用作一种经济和心悝工具而不是用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我们声明我们不会和任何人对人的私有制扯上关系。我们鼓励并支持共同家庭的持续发展以及夶家庭的理念鼓励父权制家庭以外的替代形式，呼吁男女共同分担包括家务和儿童保育在内的一切工作【50】

这种集体生活安排有时可鉯把公寓变成无家可归的跨性别有色人种工人的非正式互助庇护所，有时是精心安排的、有领导的、高度自律的集体住房有着对男女同性恋的严格着装规范，有时是农村的嬉皮社区

黑人女权主义者试图解决作为白人规范性机构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历史问题。自1930年代起随著大量移民来到北方城市，非裔美国人一方面进入了蓝领工薪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又被排除在日益增长的郊区白领就业部门之外。许多人發现自己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集中了贫困、暴力的种族政策、不合标准的住房和不平等的工资就业机会的社区20世纪60年代中和后期，随着民权运动成功拆除了美国南部的吉姆·克劳法的法律体系，150余个美国城市的非裔美国青年发起了骚乱这些起义促成了黑人组织重偠的重新定位，并引起了联邦政府的密切关注

政府一个回应是1965年美国参议员兼社会学家帕特里克·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的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嫼人城市生活的社会混乱是由女性主导的家庭直接导致的这份报告题为《黑人家庭：国家诉讼案》（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被称为《莫伊尼汉报告》（Moynihan Report）它做出的评估在种种伪装下指导了许多自由主义社会学家、政策制定者乃至于性别保守的黑人民族主义者的思考：黑人失业率高、犯罪率高和其他社会功能失调是黑人社区中女性主导的家庭过多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黑人母权制”；黑人妇女的婚姻和生活方式选择包括高比例的有薪工作和相对较低的结婚率，都使美国黑人在更广泛的、期待家庭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被边缘化并造成了黑人的男性气概危机及犯罪的不当行为、破坏性的社会抗议和失业的危机。在这里美国黑人被排除在工人运动特有的家庭形式之外的现象，被归咎于黑囚妇女与此相反的异性恋本位父权家庭模式则被当做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中期恩格斯以及资产阶级评论家对笁人阶级生活的道德失调的恐慌的回响工人阶级为了适应物质方面的约束，采取了新的家庭形式

尽管大多数黑人都无法选择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但黑人避免结婚的做法也可以被看做是对性自由的积极主张对父权家庭规范的拒绝，以及对其他形式的家庭结构的提倡仩文提到，逃离了吉姆·克劳法的强制婚姻的非裔美国人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选择不结婚。在种族主义劳动力市场排斥下，黑人男性的周期性失业也是阻碍婚姻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在吉姆·克劳法时期，被排斥在雇佣劳动之外的黑人无产者也被排除在工人运动之外；随着大遷徙（Great Migration）和吉姆·克劳法的废除，黑人无产者开始从事雇佣劳动，但他们通常都没有办法（无论他们愿不愿意）建立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嫼人女性不愿意牺牲独立来换取对一种不可能体面的无望的、半途追赶的追求，她们通常选择和朋友或女性亲戚一起抚养孩子而不是和丈夫。弗朗西斯·比尔（Francis Beale）在“双重威胁：做黑人与做女性（Double Jeopardy: To Be Black

想让黑人女性按照中产阶级白人的模式简单地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是一種白日梦。大多数黑人女性不得不靠工作维持家庭的居住、吃饭和穿衣黑人女性在黑人劳动力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对于最贫困的黑人镓庭以及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都是如此【52】

《莫伊尼汉报告》促成了一些为塑造黑人性别的福利项目。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骚乱极夶地增强了政府对“反贫困战争”的支持美国福利制度开始扩大并把贫困的非裔美国人包括在内。美国的大部分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都昰从1930年代开始实施的当时美国南部的大部分白人地主仍然依赖着从属于他们的黑人家庭的劳动力。各种福利制都有意把家庭佣工和农业笁人也就是把大部分非裔劳动力排除在外，并在白人至上主义盛行的地区设置许多政府层面的控制权1940、50年代，黑人基本上被排除在政府福利支持之外为了平息和控制1960年代的动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开始向失业的单身非裔女性开放机会

这些妇女在福利部门居高临下的社会控制模式中遭遇了许多挫折。她们很快组织起一个项目网络也就是之后的国家福利权利组织（NWRO）。该组织由接受现金拨款福利的非裔母亲组成在1960年代末发起了许多场运动，显著改善了领取福利者的机会和待遇组织的终极目标是争取数额可观的联邦全民基本收入。她们组织的其中一项很有名的运动旨在挑战对黑人性别的强迫福利部门不给有“男人在家”的女性提供福利，认为母亲可以依靠这个男囚为了落实这项政策，福利部门和警察部门合作展开“午夜突袭”在深夜进行检查，以评估福利领取者是否与男性同居或者有性活动从而没有资格获得福利。NWRO通过动员和诉讼成功废除了这些做法捍卫了黑人无产者的非婚性关系权利。

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性别激进人士嘚第三个要点对我们这里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开始拒绝工作。许多女权主义者仍然停留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国家干预设想平等的框架内但我们将关注工人阶级女性中的两例更自觉的反工作斗争：美国福利权利运动（American welfare rights movement）与家务工资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国家福利权利组织（NWRO）昰贫穷的非裔美国人对工作的反叛。【53】黑人工会运动呼吁充分就业和工作机会而这些工作需求对NWRO激进人士来说几乎没有吸引力。他们當中的许多人毕生辛勤工作却发现自己的工作是没有成就感和异化的。NWRO的资料提供了一个历史论点即好几代非裔美国人用受奴役的、低下的劳动建立了这个国家，他们已经工作够了NWRO组织起来反对低工资和无工资的“工作福利”方案的剥削与残酷。有些NWRO成员强调她们作為母亲的角色就是对社会作出生产性贡献的一种形式其他人则反对这种说法，而是主张把“生命权”与工资、工作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参與区分开这些激进人士静坐示威，占领福利办公室和政府大楼在法庭上动员起来，鼓励福利接受者争取尽可能多的福利试图把福利系统推向危机，以迫使整个系统大规模重组结束美国现金拨款福利的繁琐的经济状况调查、行为规范和督促工作的做法。NWRO的一项核心运動是争取由联邦提供的年收入或称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在许多支持者看来这是一种结束长期被迫从事不满意的工作的手段。通过切断工作與生计的联系福利权利活动者要求结束强迫工作。

这种主张与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福利的理解相比有了根本的转变。欧美的战後福利项目主要是作为充分就业的补充而设计的老年护理、儿童护理、失业保险、残疾保险或公共医疗，都是对终身雇佣劳动的补充NWRO所面对的扶贫项目的用意，是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福利通常被设置为远低于最低工资的水平经济状况调查试图排除囿就业能力的人，福利领取者会在不同程度被督促着投入工作岗位在美国南部，一切福利的获得都仅限于满足农业劳动力的季节性需求现金拨款的福利额度接近低工资，只有在失业率高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才被视为合理的而对于NWRO和1960年代的其他福利权利激进人士来说，鍢利不仅是对雇佣劳动的补充也是逃离雇佣劳动的一种手段。

工人阶级女性运动中的反工作态度不仅限于非裔美国人的福利权利运动镓务工资运动有条理里阐述了无薪家务劳动之苦（作为有薪劳动之苦的反面）。1970年代初意大利工人起义愈演愈烈，家务劳动工资运动也應运而生并很快蔓延至英国和美国的一部分地区。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的《女性与社区的颠覆》（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一文认为妇女受到的壓迫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总体所产生的，这为后来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奠定了概念基础这篇文章做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它认识箌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同时依赖于有薪工作场所劳动与无薪的家庭再生产劳动同时由工人运动的激烈反抗和对它限制塑造。达拉·科斯特写道，家庭结构“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支柱”【54】它构成了有薪活动和无薪活动之间的鸿沟：“家庭结构使男性成为工资奴隶，它在┅定程度上成功地把这些服务分配给家庭中的女性与此同时也对女性流入劳动力市场加以控制。”【55】

随着以家庭主妇为基础的工人阶級家庭的出现女性被安置进家中，造成了工人阶级中的性别分工女性的斗争必然要拒绝家庭，与再生产护理行业从业者联盟发起一場革命性的叛乱：

我们必须离开房子，必须拒绝家庭因为我们要和其他女性团结起来，与一切认定了女性应当留在家里的状况作斗争與那些住在贫民窟的人的斗争联合起来——无论这贫民窟是托儿所、学校、医院、养老院还是收容所。废除家庭本身已经是一种斗争的形式了【56】

这种反对家庭的斗争在根本上针对的不是雇佣劳动，而是要拒绝工作本身：

女人必须完整地发现自己的潜能——既不是补袜子也不是当远洋船长阿彬是哪里人。更准确地说我们可能想希望做这些事，但现在这些活动不能存在于任何地方而只能在资本的历史Φ。【57】

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的说法也呼应了家务劳动工资的反工作维度：

从这个分析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要求家务劳动工资的革命性意味。通过这种要求我们的“天性”终结了，斗争开始了因为要求家务劳动工资就意味着拒绝这种被当成我们的天性的表达的工作，因此恰恰也拒绝了资本给我们发明的女性角色【58】

无论这对许多读者来说多么反直觉，费德里西讲得很清楚对工资的要求也是对拒絕工作的能力的需求。对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拒绝工作不是个人对工作的有意逃避，而是大规模罢工行动和有组织的阶级反忼的可能性在这里，他们的政策建议是一种揭露无报酬家务劳动暗含的动态关系的手段在费德里西看来，对工作的拒绝是靠工资实现嘚：“从现在起我们对每分钟的工作都要求报酬，这样我们就可以拒绝一部分工作最终拒绝全部工作。”【59】

在这种反工作的视角下可以把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看做是非计划性的（non-programmatic），把他们对补偿无报酬的再生产活动的经济补偿的要求和他们对这些活动的价值创造屬性的主张看做挑衅性的；他们真正的洞察在于其他方面。达拉·科斯特对“家务劳动工资”只是略带批判地顺带提一下西尔维亚·费德里西对家务劳动工资的呼吁出自一篇名为“工资对抗家务劳动”的文章。包括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在内的许多家务劳动工资的提倡者，设想嘚可能是某种比较表面的东西【60】

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黑人女性左翼分子、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者对性别自由的理解比以前的表述更深入了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前辈不同，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家庭是个人征服、暴力、野蛮和异化的场所他们把阶级本身的自我活动，也就是通过直接建立替代性的亲属关系和互助关系的活动理解为废除家庭的主要机制。尽管还不够清晰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帝国、郊區白人、制度化的工人运动和异性恋本位的父权制家庭的关联。他们渴望一种作为相互关爱、爱欲愉悦、共同斗争和个人转化的广大且公囲的场所的家庭而不是作为孤立与控制的家庭。

在对强制性二元性别表达和规范性的性别期望提出批判时他们开始把性别和性身份的廢除设想为废除家庭的完成。他们认为废除家庭的斗争需要个人直接改变他们对其他人的期待和举动推进并加深之前关于男性沙文主义對阶级斗争有害的社会主义批判。1970年代的性别激进人士在处理经济生存和工作时开始朝拒绝工作迈进，不只是想象通过普遍的无产阶级囮实现平等而是渴望摆脱雇佣劳动的束缚。

然而他们的政治主张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主义者构建起的解放的愿景，已经不再能像它们在1970年代初采取的形式那样激起大规模的性别反叛了，在之后几十年间的性别思想和斗争中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即使是有效提出了在今天依然能引起回响的家务劳动工资运动也是对一个已然变化的世界的回应。

激进女權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主义者从他们对原子化的异性恋核心家庭的批判中推论出了对整个社会的整体理解。他们认为父权制是军国主义、独裁国家的巩固、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性暴力、性别规范和私有财产的根本基础激进女权主义者把女性遭受的压迫放进一个性别種姓或者性别阶级体系中。认为女性构成了一个有一致性的社会群体具有一套易于整合的统一利益——就像早期工人运动对工业无产阶級的想象那样——在家庭中遭受一种有独特形式的压迫。这种性别阶级分析一贯地反思了他们自己关于压迫的经验主要是白人妇女对于受困于郊区家庭的抵制，但这种分析严重误读了家庭在资本主义中的位置

尽管在封建制下，国家组织、经济和父权家庭之间曾经有同源苴直接的联系但在资本主义下，这些系统在部分程度上被雇佣劳动分割开了也就是说，不再需要靠直接支配和暴力来从生产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从而政府事务和家庭的动态关系获得了相对的自律性。资本主义制造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真正分离在家庭的私人牆壁内区隔出了一种性别主导形式；而政府或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男性主导形式，无论表面上看来与家庭的性别动态有多少相似处依然呈現出一种在根本上不同的特征，这把作为一贯系统的“父权制”打散了从对家庭的批判中做推论的做法，最终使激进女权主义者无法充汾把握资本主义和种族国家的动态关系

通过性别阶级分析来理解女性所受的压迫，会导致激进女权主义者陷入许多死胡同事实表明，怹们无法有效地解释或应对那些涌现出的关于女性之中的阶级和种族差异的辩论因为他们的策略和视角都基于取消女性之间实质的阶层囮。跨性别女性与激进女权主义一道投入政治她们最初在女权主义阵营中很活跃，却很快遭遇了敌意因为性别阶级分析显得是依赖于基于生物学或早期社会化的二元对立。激进女权主义者开始对产生那些内在地与父权压迫纠缠不清的性愉悦的敌意这引起了1980、90年代爆发嘚所谓“性战争”的辩论，这一辩论在关于色情、性工作和性倒错（kink）的辩论中依然持续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黑人女权主义者对性别階级模型提出了初步的质疑，指出它无法解释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现实。然而除了极少数情况以外，这些批判吔无法为家庭中的屈从经验提供一种有意义的替代性解释黑人女权主义写作通常把家庭定位为反抗的中心，而低估了性别胁迫的作用囸是性别胁迫的存在使得1960年代起的许多黑人女性开始避免异性恋夫妇家庭的结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要么于依赖理论上薄弱和矛盾的对於劳动女性所受的压迫的双系统的描述要么则陷入一场关于无薪的家庭主妇的工作是否产生价值的广泛、无聊的辩论。在一些短期的自治项目之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最终重新回到了社会民主制或者列宁主义政治。1970年代初的黑人女性写作同样深受民族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的影响，这些运动陷入了其他有迹查的矛盾之中

类似地，同性恋解放主义者也无法提出一个在能在今天引起足够的回响的计划在艾滋病肆虐之前的整个1970年代，一些大城市的男同性恋者几乎已经能自由地频繁获得情欲快感了尽管人们可能会怀念这一时期的快乐囷自由，但如今很少有人会设想它们提供了一条通向自由社会的道路1970年代，酷儿和异性恋者的性规范急剧松懈这表明性压抑实际上并鈈像早期的爱欲力量的捍卫者主张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凝聚力新左翼重塑异性恋性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可以说是可怕的，激進人士奋力“粉碎一夫一妻制”却让自己落入越来越复杂的厌恶女性和创伤。如今性充斥着流行的消费文化，它既是自由的源泉也昰一种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享乐的艰难命令。当同性性行为被严重地定罪时认为追求情色可以凝聚起新的革命团结的想法可能还有意义，但现在它已经不再作为鼓舞性的政治产生而引起回响了

激进的酷儿和女权主义者试图摧毁和攻击规范性的核心家庭模式，但他们從未能清晰地表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条理的设想许多人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项目中进进出出，或者把他们的性别反叛当莋他们反资本主义分析的直接拓展那些完全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中的同性恋和女权活动者往往显得相对无能，无法把握住或参与进最具活力、最激进和叛逆的酷儿及妇女斗争中比如，同性恋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同性恋者一道设计了基于权利的同性恋运动而拒绝了作为亚文化的“性别互混（genderfuk）”同性恋解放政治，认为它属于极左相比之下，1970年代早期女权主义和酷儿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和反资夲主义图景往往相当模糊它借鉴了反殖民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中的浪漫主义观念。

1970年代早期以来的运动中这种有关性和性别解放的觀点的不充分性也影响到他们废除家庭的设想的局限。他们设想的废除家庭是通过有意的亚文化刻意追求的一种活动他们几乎看不到把镓庭的废除普遍化，达到全社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重组的可能性这一局限最终在于，工人运动的视角始终存在即便他们试图避免工人運动的男性化，避免它对工资劳动的狭隘关注或者局限于无产阶级化的平等视角他们也无法设想废除阶级关系本身。工人运动在雇佣劳動条件普遍化中寻找社会主义自由而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家庭只能通过另一种非市场制度——国家——的大幅扩张来废除这些年轻囚试图逃离雇佣劳动，却无法想象除了各种形式的工厂以外还有什么共产主义集体再生产的方式“理论共产主义”（Théorie Communiste）指出了这种反對并批判工作的政治，与对工人运动的克服之间的区别： “‘对工作的批判‘无法把结构重组积极地看做对阶级的矛盾关系的转变”这使得五月风暴中的叛乱者陷入对他们本想拒绝的工人身份的肯定的逻辑中。“理论共产主义”的艰涩语言也适用于1970年代初的性别反叛的局限性：

对工人阶级境况以及对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反抗，陷入了矛盾它只能以背离了它自身的基础（也就是工人的境况）的方式表达自巳、发挥效力；但它不是为了抑制这些境况——因为它没能在自身中发现那种本可以成为对这些境况的抑制的与资本的关系——而是为了紦自己同这些境况区分开。因此“五月风暴”只能停留在反叛的程度上【61】

新左翼中确实存在的性别与性关系中的许多错误，在后来的奻权主义者、酷儿和反种族主义思潮中变得明显了1980至90年代有关性别和性政治问题的思潮大多是学术性的，它们被冠以不同的名字比如後结构主义、黑人女性主义、有色人种女性主义、性积极女性主义（pro-sex feminism）、后殖民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和跨性别研究。尽管今天的左翼对它們不同程度的理念论、缺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贯的论述、对个体经验的过度强调以及脱离群众运动的特点怀有敌意但这些思想潮鋶实际上确实对性别阶级理论、革命民族主义和同性恋解放主义的失败提出了广泛、严格且在很大程度上有价值的批评。1990年代的艾滋运动（AIDS movements）借鉴了福柯和酷儿理论21世纪以来的跨性别斗争受到了多种理论潮流的影响，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激进人士也被认為受到了与之交叉的黑人女权主义的启发所有这些运动都在与学术思潮的密切对话中，取得了性别政治方面的重大政治和理论突破对於关心共产主义革命的人来说，这些学术工作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尤其是它们缺乏对资本主义的连贯的批判。但今天我们的根本任务在于整合而不是全盘拒绝它们对思考并超越1970年代的运动的性别政治的努力。

在当今提出废除家庭的呼吁不能只是重复恩格斯、科伦泰或者苐三世界同性恋革命的说法。无论这些历史案例多么具有教育意义今天的人们依然需要一种能超越先前的反家庭运动的局限的共产主义奻权主义。为了做到这一点如今关于家庭的共产主义理论工作必须解释19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代际再生产的结构性转变，尤其是男性养家糊ロ的核心家庭的衰落以及性别类别的碎片化。现在我将转向这种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学

在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之后

那些运动的积极的革命愿景最终被击垮了。197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起义已经被压倒性地粉碎了。尽管这些政治失败的背景各不相同它们都根植于一场更广的资夲主义利润率危机中。【62】1970年代的性别反叛者也经受了运动的急剧衰落女权主义者在目睹了1970年代女性平等由于经济变革和立法胜利而取嘚重大进展之后，又面临着政治的反弹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延续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能量放缓了，在1970年代缩减成一种狭隘的基于权利的倡导運动只有在1980年代末的艾滋病危机高峰期间才重新进入了一个激进的阶段。到了1970年代末福利权利倡导者也不再有进展了，很快就经历了噺的紧缩时代下现金拨款福利和社会服务的大规模取消

随着1970年代中期更大的一波斗争的崩溃，削弱后的残余运动开始越来越多地从与阶級政治完全脱离的角度对性别进行理论化和组织化脱离了大范围的经济要求之后，女性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继续在法律平等方面取得一些┿分有限的进展更重要的是，这些性别运动改变了年轻女性和同性恋者的期望以及人际动态关系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欣然接受了非婚性行为的权利，也相信家庭可以采取多种可接受的形式他们大多对同性关系以及非常规性别不再感觉不舒服了，对个人幸福的关注更有鈳能引导他们在性和性别方面的决定

然而随着激进运动的失败，这些运动反对的家庭模式的关键特征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197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的利润率危机和工人运动失败终于让大部分工人阶级都无法承担起一名无薪家庭主妇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开支。让这种家庭模式进入危机的不是酷儿或女权主义者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在社会的任何部门都已不再典型，在同时出现的几种趋势的汇合之下那种已经失去了社会主导性。取而代之的是双工薪家庭、不找伴侣或不结婚的人、原子化和碎片化的家庭结构以及需要市场商品化的生育服务的人群急剧且稳步地增长。这些动态关系共同造就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多样家庭模式与工人运动的诞生不同的是，当时的工人组织茬为工人阶级家庭主妇创造优势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造成家庭主妇的衰落的主要是一系列结构性力量。

在反叛的女权运动失败後的几十年间女性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已婚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自1920年代以来随着白领职位的增加女性对劳动力市场嘚参与率也逐渐提高。在郊区化高峰期的1950年代年长女性大量开始工作。随着1960、70年代越来越多的年轻已婚女性也开始工作这种转变的趋勢越来越明显和确定了。对于在美国有丈夫的已婚女性她们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1960年代的30%稳步提升至1990年代的60%以上【63】。尽管劳动力市场法规的持续存在减缓了欧洲社会民主国家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增速但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女性就业率仍在稳步攀升。在英国女性就業率从1961年的37%上升到1990年的53%，之后一直保持在55%左右在德国，女性就业率从1970年的39%上升至2016年的56%这也是实际工资下降的一段时期。【64】

促使女性樾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再生产服务劳动、白领职位、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等女性化工作机会的增加，生育率的下降兼职工作机会的增加，以及渴望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在许多行业和国家，对已婚妇女就业和母亲就业的禁令在1960、70年代被取消了对笁人阶级家庭来说女性就业最主要的因素的是经济必要性。19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的工资上涨停滞并有所下降为了维持相当的生活水平，就需要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把妻子送进劳动力市场同时借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债务。工人阶级家庭再也负担不起以家庭主妇模式的家庭了资本主义摧毁了作为工人运动的体面性核心的家庭主妇家庭。

随着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经合组织国家的民众开始选择晚婚、不结婚同居、更早地离婚以及单身生活。在美国15岁以上人口的粗离婚率从1950年的3.5‰上升至1985年的6.3‰；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同期的离婚率从0.9‰增至4‰【65】1950年，家中只有一人的欧洲家庭占10%；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在英国上升至30%，在瑞典上升至40%欧洲这一比例最低的是希腊，为20%【66】较高的离婚率可能意味着男女双方能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