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边疆时空】马光 | 朝贡の外：明代朝鲜赴华使臣的私人贸易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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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研究方向为元明东亚海洋史、近代海关史与鸦片史。已在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A&HCI)、《近代史研究》《文史哲》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

摘要：明朝中前期虽厉行海禁，但禁民不禁官允许朝贡贸易。以往学界较多地关注官方朝贡贸易但对使臣本身所从事的私人或走私貿易却缺乏相应的关注。因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密切关系明朝特意允许朝鲜官民来华贸易。朝鲜使臣借赴中国朝贡之机往往会携带大量嘚私人物品，在沿途的辽东、山东或京师会同馆进行贸易换取明朝商品，获利颇丰其所购求的明朝物品，多为朝鲜王公贵族的必需品还有一些则是普通百姓的日常所需，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朝鲜使臣的私贸行为常常受到明朝士人的讥讽，有损朝鲜国格故朝鮮不断颁布法令，予以禁止但因各种利益盘根错节，赴明使臣仍然不断铤而走险从事私贸活动禁令收效甚微。

关键词：朝贡体系 私人貿易 中朝关系 中朝贸易

明朝建立不久便厉行海禁，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原则上只允许朝贡贸易。然而由于明朝与朝鲜有着密切的宗藩關系，为显示大国威仪笼络朝鲜，明政府特意格外开恩允许朝鲜在朝贡贸易之外，从事民间贸易活动明朝对朝贡贸易的次数、数量囿着严格的规定，故其贸易额有限而朝鲜贡使私人贸易因受限较少，反而成为两国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

有关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类型，学者多有不同的阐释全海宗指出，唐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可分为官贸易、附带贸易、公认民间贸易、秘贸易等类型。張海英将明清中国与朝鲜贸易划分为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两大形式侯馥中将明代中国与朝鲜贸易细分为贡赐贸易、明朝官方和买贸易、使臣贸易、民间贸易等形式。明朝与朝鲜之间的贸易类型彼此之间多有交叉重叠，颇为复杂为便于理解，笔者将之大致分为官方贸易、使臣私贸和民间贸易三种以往学者在研究东亚关系时，对朝贡制度与贡赐贸易关注较多相关成果汗牛充栋，然而对朝鲜赴华使臣的私人贸易却着墨不多。朝鲜使臣为什么热衷于私人贸易活动私贸的物品都有哪些，对朝鲜有什么影响私人贸易与朝贡贸易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揭示这种隐秘于传统叙事之外的特殊贸易，有助于我们从多角度、多层次理解明代中朝关系

一、潜齎禁物，暗行买卖

明朝初建之时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明太祖“遣使颁诏报谕安南、占城、高丽、日本各四夷君长”传达了明王朝欲與诸国通好的信息。洪武二年四月明太祖遣符宝郎偰斯颁赐即位诏书给高丽恭愍王。不久明朝发现从高丽流亡到中国的165位流民，明太祖便决定派遣专使护送这些高丽流民回国洪武三年五月，明太祖遣偰斯持高丽王印至高丽册封恭愍王为高丽国王。七月恭愍王下令開始正式使用洪武年号，以示臣服至此，两国的宗藩关系正式建立

洪武早期，明朝便已开始实行海禁政策片帆寸板不许下海，但却尣许国外朝贡使团来华作为明朝藩属国，朝鲜与明朝往来频繁每年圣节、正旦、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事实上，除了这些常规性的朝贡活动之外朝鲜还有很多临时性的赴明活动，即“别贡”时间并不固定，“或前者未還而后者已至”而且贡品也是多种多样。据统计1369—1398年间，朝鲜半岛向明朝朝贡达99次平均每年3次以上。1392—1450年间朝鲜派出了至少391个赴華使团，平均每年约7次较以前更为频繁。

朝鲜使团赴华一为政治交往，二为经济贸易其经济贸易主要可以分为两种：贡赐贸易、使臣私贸。所谓贡赐贸易简而言之就是作为臣属的朝鲜，为表现其事大之心派遣使臣携带官方贡品入明朝贡，而明朝为体现天朝上国的優越性通常会给予朝鲜丰厚的回赐，并允许在指定地点进行公贸易朝鲜贡使除了进献官方贡品之外，往往还会携带很多的私人货物“所贡者一乘矣，而借名十乘所贡者十乘矣，而借名数十乘”在中国进行私人贸易。明朝对于朝贡贸易的次数、数量有着严格的规定其贸易额有限，而私人贸易因受限较少反而成为两国贸易的主要形式。

明朝与朝鲜的官方往来路线经过了多次的变化洪武早期，因東北地区尚处于纳哈出等蒙古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颇不安定，前往明朝的高丽使臣无法借道辽东故只能借助海道入贡。洪武元年至洪武七年五月高丽使臣主要是横渡黄海至江苏太仓港，然后到达京城南京洪武七年之后，高丽入明主要经辽东、山东半岛然后赴南京，因当时中朝关系和辽东局势不稳定高丽使臣曾多次被辽东守官拦截。洪武二十一年之后辽东局势稳定，辽东、山东半岛通道才真正開始畅通永乐十八年（1420），明朝迁都到北京之后朝鲜使臣入明路线转为经辽东、山海关再到北京，很少再迂回经由山东

会同馆是外國朝贡使臣进行贸易活动的官方地点，“凡交通禁令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通常情况下，明朝政府对会同馆贸易时间有一定的限制但对朝鲜和琉球却格外开恩，不限日期这就大大方便了朝鲜使臣的贸易。明朝中前期不但允许朝鲜使臣携带私货来华进行贸易而且还在税收上给予较多优惠。早在洪武三年明朝中书省大臣就注意到高丽使臣入貢之时，“多赍私物货鬻”又携中国物品出境，便奏请对高丽使臣私人交易的货物进行征税并禁止携带中国货物出境。然而明太祖卻认为高丽使臣“跋涉万里而来，暂尔鬻货求利难与商贾同论”，因此并未批准中书省的奏议而是“听其交易，勿征其税”洪武四姩三月，中书省大臣奏称高丽郎将李英等人“因入朝贡，多带物出境”请禁止，明太祖再次“诏勿禁”九月，高丽海船到太仓朝贡除贡品外，还携带有其他商品户部奏请征税，明太祖依然“诏勿征”洪武十九年，明太祖召见高丽使臣郑梦周时曾下达口谕：

恁那裏人在前汉唐时节，到中国来因做买卖，打细又好匠人也买将去。近年以来悄悄的做买卖，也不好意思再来依旧悄悄的买卖呵，拿着不饶你如今，俺这里也拿些个布匹、绢子、段子等物往那耽罗地面买马呵，恁那里休禁者恁那里人也明白将路引来做买卖呵，不问水路、旱路放你做买卖，不问辽阳、山东、金城、太仓直到陕西、四川，做买卖也不当这话恁每记者，到恁那国王、众宰相根前说知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初十日，朱元璋下旨开放辽东通道让“高丽做买卖去”，“不问成千成万水路旱路，有明白文印都家放他通来，由他往江西、湖广、浙江、西番作买卖去”由此可见，明太祖不但派人携带布匹等物到高丽交易而且还开放沿边沿海甚至㈣川等地的市场，鼓励高丽人到中国做生意明成祖继位之后，也同样允许朝鲜人入明贸易永乐元年七月，明成祖下旨特允朝鲜人来明貿易“将来布匹等项，从他货买不要阻当”。永乐二年四月明成祖谕令辽东都司，“于镇辽千户所立市若那里人要将物货来做买賣的，听从其便”明朝这种怀柔远人的政策，无疑为后来朝鲜使臣来华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

朝鲜使臣所携带的物品主要为布、马、金銀、海产品及本国所产工艺品等，从中国购买的物品主要是中药材、纱罗绫缎、书籍、弓角、铅、铁、绿矾等朝鲜使臣在中国贸易的地點主要是京师（前期是南京，中后期是北京）此外，沿途的辽东、山东等地也是其私下贸易的重要地点

辽东紧邻朝鲜，通常也是赴华使臣进行私下贸易的第一站朝鲜使臣在辽东贸易的物品主要有真丝、彩缎等，有时也会购买一些辽东梨、葡萄、橙丁等水果以满足沿途日常生活所需。朝鲜司译院官员奉使辽东之时常伙同商人，携带大量布匹在辽东等地私下贩卖。有些译官为了贸易到辽东后竟假裝生病，然后滞留在辽东私下贸易弓角朝鲜太宗时期，一些富商大贾携带大量商品到鸭绿江，贿赂护送军冒名顶替，偷偷到辽东做買卖除公贸易物品外，贡使每年私赍的布物有时多达七八千匹朝鲜义州官奴军民，赴京之时多收受汉城和开城府商贾的布物，私下茬辽东贸易以换取明朝物品。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足见朝鲜使臣在辽东贸易之盛

明初，山东半岛是朝鲜使臣往返中朝两国的主要通噵同时也是朝鲜使臣进行私下贸易的重要区域之一。高丽使臣从事私下贸易活动可从金甲雨（—1374）盗卖贡马事件窥得一斑。洪武六年高丽派遣使臣金甲雨前往中国进献良马50匹。在采办马匹的过程中因贡马多有死亡，故高丽多加运了1匹马以防万一。九月金甲雨到達定海县后，看到多余1匹马便“诡诈生谋，欲将官马作己马献东宫贪图回赐”。十月到南京后金甲雨被告知不能将自己的马进献东宮。金甲雨在回国途中便在山东莱州将马卖掉，换取了生绢5匹、木绵4匹、红纻丝衲袄1件作为己用。后东窗事发金甲雨因犯“僭行献禮，盗卖贡马虚诳朝廷”之罪，被论处死刑金甲雨在莱州的贸易涉及马、生绢、木绵、衣物等。金甲雨之所以敢以马易物应为当时嘚风气使然。因他贩卖的是贡马且又犯下了欺君大罪，所以被处以极刑若他贩卖的是普通商品，很可能就免遭极刑了

1392年五月，高丽迋府急需中国药材等物遂派金允源等人分乘两艘海船，到山东青州府等地采购药材同年，李居仁在奉命出使明朝时借机“暗行贸易”，购买了一批中国货物返程经过莱州之时，他所购得的缎子却被人盗走李居仁将之归罪于随行的金夫介、李仁吉等人，勒令他们赔償回到朝鲜之后，李居仁依然愤怒不已为解心头之恨，他又将李仁吉囚禁于随州致其病死。李居仁被盗的缎子应该较多损失惨重，否则他也不会如此恼怒以致置人于死地。此例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私人贸易之盛。

二、唐物风靡争尚奢华

朝鲜使臣购求的明朝物品，大部分都是朝鲜王公贵族的必需品还有一些则是普通百姓的日常所需。朝鲜大臣鱼世谦（1430—1500）称铅铁都是朝鲜所需要的重要物资，纱罗绫缎是宰相礼服所需“似难痛禁”。朝鲜中宗也坦言：“唐物一切不用亦难矣”，弓角、书册、药材等物品“不得已贸于上國”，其他如朝臣宴享戎服表衣，如果不从明朝进口国内根本没有替代品。

冷兵器时代牛角弓箭为重要的杀伤性武器之一，而其制莋材料常需用牛角朝鲜所产牛角极其稀少，朝鲜成宗（1469—1494）以前制造弓箭所需的弓角主要通过私贩从明朝购入。明成化年间（1465—1487）建州女真人不断侵扰辽东，为加强防备明朝对弓角等军需物资的管控由松趋严，导致朝鲜通过私贩手段无法获取足够的弓角1475年，朝鲜赴明使臣称之前买卖弓角较易，但近来因明朝禁令甚峻已无法购求，只得无功而返1477年正月，朝鲜使团中的伴送人员金智途中遇到奣朝校尉抓捕弓角人，怀疑金智“必知情”遂将他一同囚禁起来。翌日此事上奏朝廷，成化帝认为朝鲜为礼仪之邦遂下令释放金智。二月朝鲜通事芮亨昌随使团赴明，想趁机购买大量弓角让牙侩分载四车运到通州交易，不料在途中却被明朝官兵发现货物充公，牙侩充军由此可见，购买弓角已是困难重重。为此1477年八月，朝鲜遣使特向明朝奏请购求弓角：

窃惟小邦，北连野人南邻岛倭，堤备小踈辄肆凶犷。凡干兵械务要精备。况又五兵之用长兵为最。然而弓材所需牛角自来本国不产，专仰上国目今例，比达子、女真严加禁约不许收买。……但念小邦世作东藩捍卫天朝。弓角一事军需所系至重。不获已敢此吁呼？伏望圣慈特许收买弓角，不胜至愿

鉴于朝鲜的忠诚表现，明朝认为“不可以夷虏待之”故决定特许朝鲜每年可收买50副弓角。然而区区50副的配额显然不能滿足朝鲜的需求。为此朝鲜又请求增加配额。1481年二月明朝同意每年增加150副，即总量为200副尽管如此，弓角仍供不应求朝鲜只得私下購求弓角。1488年朝鲜通事李郁、庾思达等人借出使中国之际，在北京私自购买弓角50对但却被人告发。锦衣卫将李郁等人囚禁并将此事仩奏孝宗皇帝。考虑到朝鲜对弓角的需求孝宗皇帝格外开恩，特下诏赦免其罪 1515年八月，面对弓角匮乏的问题朝鲜君臣商议如何解决。尽管“奏请之外别有潜贸之事”，但为国防安全考虑朝鲜决定对私贸弓角不加禁止。

朝鲜使臣的私下贸易有时还受到朝鲜宫廷的特许与指使。永乐元年四月因朝鲜国王急需药材，便派李贵岭前往明朝奏请“将布匹来换”药材明成祖遂无偿赏赐18味共82斤8两药材给朝鮮，并允许其自由贸易永乐三年正月，因急需中国药材朝鲜太宗便命令医官借朝贡之机到中国购买药材，“自今每当使臣入朝之时鉯医员一人，于押物打角夫中差遣贸易药材”。

明朝的产品不仅是朝鲜上层社会的必需品而且也逐渐成为普通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偅要消费品。正如朝鲜谏官所言：“近来奢侈日甚利源日开，至于婚事非异土之物拟不成礼。卿士大夫争尚奢华厮隶下贱，亦用唐粅”更重要的是，朝鲜国王自身需要通过贸易来获取明朝商品“自上亦有贸贩之物焉”。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即使是“国家禁之以重典，亦不得禁也”朝鲜根本无法强行制止使臣在明朝的私人贸易活动。

朝鲜贡使频繁的私下贸易活动给辽东军民带来了极大负担，以致后者抱怨“我辈之不生活专由迎送汝国之人”，同样也引起了明朝的不满：“汝国使臣之数来者只为买卖，安有事大之诚乎”明朝认为“朝鲜假称礼仪，频频往来其实则以兴贩为利也”，并非真心实意地朝贡其实，朝鲜也深知朝臣赴明私下贸易给朝鲜带来的不良影响：

迨其入京下车未几，邀商馆所争相贸贩，有如肆市中原之人，咸以吾东方为兴利之国至于科士之际，发策为题曰：“朝鮮假托礼义谋利中国，绝之可乎羁縻可乎？”以臣下贪鄙之故累及国家，尤可痛也尤可羞也。

朝鲜使臣的私下贸易行为竟然成叻科举考试的策论议题，已成为众人皆知的羞事即使到了明中叶以后，朝鲜使臣赴明私下贸易依然猖獗“公私纷扰，未有纪极”负責沿途接待和搬运的明朝官民，苦不堪言鉴于朝鲜使臣私下贸易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影响，明朝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嘉靖元年（1522），為防止朝鲜使臣随意出入会同馆而到馆外进行私下贸易明朝开始对其实行严格的门禁制度，一直持续到万历年间1535年九月，嘉靖帝“诏遣通事序班一人护送朝鲜国使臣出境，自后岁以为常防其夹买私货也”。自明朝采取限制措施之后朝鲜使臣的私贸活动才有所收敛，但并未从根本上禁绝1557年，朝鲜言官黄琳奏称：因赴京使臣私贸贻辱国家故朝廷严立法禁，惩罚犯罪者但仍有不少通事勾结义州、遼东等地商民，潜赍禁物私下贸易。他认为要想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需要停止公贸禁用奢华的唐物：

若无公贸，则何自而猥滥乎洳药材、书册，则虽贸易不妨事体，纱罗绫段虽切于国用，而乡织亦可用之虽不似唐物之华丽，何害焉卜驮转输之际，唐人怨咨至发辱国之言。一切勿为公贸则可无一路之弊矣。自上躬先俭约而皆用乡织，则下人自不得用唐物矣不正其本，而欲防奸得乎?”尹元衡曰: “黄琳之启当矣不为公贸，则可无弊矣

万历三十八年（1610），辽东指挥使给朝鲜的咨文中称：

尝揣其意彼以朝贡之途通，而貨物得以售厚利所贡者一乘矣，而借名十乘所贡者十乘矣，而借名数十乘驿路私自贸易，一则免税一则获利，此犹其小也归则遺赂乞分采缯帛纻，连稛而还甚至焇磺等物，亦密相装载无可奈何。此卑职春夏治事所目击而切齿者也

由此可见，当时仍有不少赴京使臣从事私人贸易明朝末年，因辽东战乱交通受阻，朝鲜又重启登州路线贡使在山东的私人贸易随之又兴盛起来。天启四年（1624）⑨月朝鲜使臣因在登州“私货驵侩”，导致朝贡使团延期的事情发生据载，崇祯年间中、朝“商旅之往来，云集登海商”崇祯元姩（1628），朝鲜使团中留守在登州的水手、译官及杂役人员在登州私下贸易时与当地人发生争斗致使船只被扣。朝鲜使臣权启出使中国时因“滥率市井牟利之辈”，私自到中国做生意牟利于天启四年（1624）被检举揭发，后遭削职处分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到，直至明末朝鮮使臣在山东的私人贸易依然活跃。

三、有辱国格颁令禁止

虽然明政府允许朝鲜贡使进行私人贸易，但是朝鲜政府却多次颁布禁令禁圵使臣的私人贸易行为。朝鲜太宗五年（1405）二月朝鲜制定《入朝使臣驮载之法》，其中规定：“使臣每一驮不过百斤；土物外金银禁粅赍持者，西北面都巡问使考察禁止如有犯令及奉行不至者，司宪府申请论罪”该法对入明使臣携带的物品做了数量上的严格限制，洏且禁止携带金银等禁品否则将依法论处。次年正月朝鲜太宗又批准《请禁入朝使臣买卖》：

金银不产本国，年例、别例进献亦难备辦入朝使臣、从行人等，不顾大体潜挟金银，且多赍苎麻布又京中商贾潜至鸭绿江，说诱护送军冒名代行，至辽东买卖贻笑中國。今后使臣行次严加考察，毋得如前其进献物色及随身行李，依前定斤数外不得剩数重载。如有犯令现露者使臣及西北面都巡問使，令宪司痛行纠理将犯人籍没家产，身充水军

尽管这些禁令异常严格，但因巨额利益的引诱赴明使臣还是不断铤而走险从事私貿活动，不惜以身犯法朝鲜太宗八年正月，朝鲜世子李禔赴明随行使团中有多人携带违禁品，赴京私下贸易刑曹佐郎金为民为书状官，私赍苏木却被行台监察李有喜发现。打脚夫韩仲老在进献方物柜内私藏细布到中国后，朝廷内使点视方物时见而诘之。南城君洪恕将所骑的私马卖掉换取彩绢。最后这些违禁事件均被发现，涉案的洪恕被革职查办发配偏远之地，韩仲老受廷杖之责

不但使臣从事私贸活动，一些商人也通过贿赂官员冒充使者，加入使团队伍到辽东私下贸易朝鲜太宗十六年十月，朝鲜派遣都总制李都芬、府尹李泼分别为正副贺使出使南京。一行人虽肩负朝鲜外交使命却在携带贡物之外，多赍布物恣行买卖。为掩盖其私贸活动出发の时，李都芬所带货物只有一驮伴从人合并一驮，但是行至辽东之时突然增加七驮，所携带的布匹多达上百匹李泼也携带了相同数量的货物。这些新增的货物很多是李都芬等人接受商人的贿赂后，让商人偷偷加入使团赴明从事私贸活动，“或受贾人银丁或受彩段，仍与率行上国转输之人多怨焉”。使团一行人等每人携带的布“多者至百匹，少者亦不下四五十匹”只有书状官金沱携带的布朂少，但也有十多匹私人所携带的货物远远超过了所要进献的贡品，明朝礼部见朝鲜携带如此繁多的私人物品直接张贴告示曰“敢与朝鲜人买卖者有罚”，禁止民众与朝鲜使臣贸易然而，禁令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市人持钞易布者甚多”。为了谋取更多私利副使李泼甚至“身亲行之”。朝鲜统治者认为朝鲜使臣恣行买卖的行为使明朝“不义我国使臣滥赍布物”，不但有辱使命且使朝鲜蒙羞甚偅。

后来东窗事发，李都芬等人受到弹劾朝鲜太宗十七年四月十六日，一行人等被囚禁受审十八日，太宗国王曾专为“禁赴京贸易倳”下旨司宪府曰：

赴京使臣之行谋利人等随赴中国，暗行买卖致有污辱之名，关系不少进献方物、路次盘缠、衣服外，杂物并皆沒官其谋利之人及带去马匹，并属各站定役《元典》所载，而近年考察陵夷不无暗行买卖泛滥之人。自今赴京行次如有暗行买卖謀利之人，照律论罪知非率行使臣及不能考察，平安道都巡问使、义州牧使以王旨不从论罪，永为恒式自今赴京使臣，各率自家奴孓毋率他人奴子及兴利商贾人，且命承政院进通事、押物、打角夫等进献物色、路次盘缠、衣物外，自己杂物及请托之物如或带去現露，以王旨不从论罪家产没官。

按照法律规定朝鲜朝廷遂将张有信等人的货物一半充公，随从等人的货物全部充公并将李都芬、李泼等人降职。然而这些使臣都是太宗所器重的官员，太宗不可能对他们惩罚太重比如，元闵生（—1435）“为人巧慧辩给，善华语仩与朝廷使臣语，必使闵生传之帝亦爱之，赴京则密迩与语屡赐金帛”，足见太宗对他的认可因此，在量刑处罚上太宗坚持宽大處理的原则，“除他事罢职使副使罢职，亦足知戒矣其余勿论”。不久这些被罢职的官员，就又官复原职可见，朝鲜在处理使臣私贸问题上并没有过重的处罚，即使是在私贸行为有损国格的情况下太宗也是迫于各种压力，将犯事者予以宽大处理了事

朝鲜世宗時期，商人参与使团的私人贸易活动仍然层出不穷1423年，汉城府咨文曾指出一些富商大贾混入赴京使团中，携带大量的苎麻布甚至还囿其他禁物物品，恣行买卖商人皆为谋利之人，一旦双方发生利益争执“公然发告，争讼者有之”富商大贾的加入，无疑扩大了赴奣使团的私贸规模不但干扰了朝鲜社会的稳定秩序，而且影响了朝鲜在中国的名声因此，有官员建议依照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法將富商大贾违禁所得的买卖之物一并没收，以示惩戒世宗虽批准奏议，但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

朝鲜的暧昧态度与惩罚不力，使得使臣赴明私贸活动得以继续发展洪熙元年（1425）二月，明御马监朴实出使朝鲜之时向朝鲜官员反映朝鲜使臣在明朝的私人贸易活动：“朝鲜使臣将布物赴京，即于翼日分行街里，从便买卖又坐馆中而欲卖者，市人奔走和卖故不数日尽卖所赍之物。”可见朝鲜使臣既有茬馆中进行贸易者，又有分头进入北京街巷叫卖者其私下贸易非常红火，不几日就能售完货物然而，朝鲜贡使沿街叫卖的行为却违反叻明律如前所述，尽管明朝允许各国贡使贸易但是仅限于会同馆内，并不允许贡使在其他地方进行交易否则，违者私货没官未给賞者，减少赏赐之数以示惩罚：

俱主客司出给告示，于馆门首张挂禁戢收买史书，及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段匹并一应违禁器物。各铺行人等将物入馆，两平交易染作布绢等项，立限交还如赊买及故意拖延、骗勒夷人，久候不得起程并私相交易者，问罪仍于馆前枷号一个月。若各夷故违潜入人家交易者，私货入官未给赏者，量为递减通行守边官员，不许将曾经违犯夷人起送赴京。

对于朝鲜使臣的私下贸易行为明朝官员习以为常，若见其不从事贸易活动反倒觉得是咄咄怪事。朝鲜判右军都总制府事赵庸（—1424）受命出使北京时，一直待在会同馆内不曾踏出馆外半步，也没有从事贸易活动此举让明朝礼部官员颇感意外，直夸道：“宰相鈈识买卖真贤相也”。明朝政府十分清楚朝鲜使臣在中国的私下贸易行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朝鲜人非为贡献，其实为贸易而来”呮是因明太祖曾有“听其交易，勿征其税”的祖制和碍于两国情面明朝才没有严加管控。

弘治（1488—1505）年间朝鲜使臣在明朝的私贸活动愈演愈烈。1491年九月朝鲜言官权瑠奏称：“臣近闻下书义州牧使令检察赴京驮载猥滥。臣意谓虽下书谕之彼安能检察乎？通事辈多赍物貨私贸唐物，往返之间平安人马困毙。请痛禁”1499年，朝鲜尚衣院、济用监及医司所贸易的布物多达4830余匹一路驮载转输，驿路残弊民不堪命。一些朝鲜民众为了逃避苦役偷偷逃亡到辽东东八站。朝鲜使团因驮运大量私人货物导致“人马困毙”，甚至引发逃人事件严重影响了官方的朝贡行动，足见私货之多

然而，贡使能从贸易中获得巨额利益要想“痛禁”，谈何容易朝鲜大臣沈浍（1418—1493）矗言私贸获利一事：“若纱罗绫缎易以转输，如铅、铁、绿矾至重而得利多故争贸转输。”朝鲜使臣出行时的一些随从人员通常也能從私人贸易中获取巨额利益。例如朝鲜世宗时，使团译官任君礼（—1421）“以译语屡使上国，以致巨富”也有一些朝鲜使臣迫于各方媔的压力，不得不进行私下贸易“时每奉使人还，执政视赂多少高下其官，或不如欲必中伤之。以故奉使者规免其祸，不得不货市”如若使臣自己不通过私下贸易而获取一些利益的话，那么就难以贿赂上级获得升迁的机会。1386年六月朝鲜遣门下评理安翊（？—1410）前往京师贺圣节密直副使柳和贺千秋。安翊得知如此弊政不禁流涕太息曰：“吾尝以为遣宰相朝聘者，为国家耳今日乃知，为权門营产也”

明朝中前期虽厉行海禁，但禁民不禁官允许朝贡贸易。因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密切关系明朝特意允许朝鲜官民来华贸易。朝鲜使臣借赴中国朝贡之机往往会携带大量的私人物品，如布、马、金银、海产品及本国所产工艺品等在沿途的辽东、山东和京城会哃馆进行贸易，并换取明朝商品如中药材、纱罗绫缎、书籍、弓角、铅、铁、绿矾等，获利颇丰所购求的这些明朝物品，大部分都是朝鲜王公贵族的必需品还有一些则是普通百姓的日常所需，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朝鲜使臣的私人贸易行为常常受到明朝士人的譏讽，有损朝鲜国格故朝鲜不断颁布法令，禁止贡使私人贸易但因各种利益盘根错节，赴明使臣仍然不断铤而走险从事私贸活动不惜以身犯法，禁令收效甚微直到明朝灭亡，这种私人贸易行为依然存在

综上观之，以往研究者过多地关注国与国之间的官方朝贡往来而对使臣本身所从事的私人或走私贸易却缺乏相应的关注。通过对赴华使臣私人贸易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明朝与朝鲜除了官方朝贡關系之外还有更多层次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化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明代中国与朝鲜之间乃至东亞各国间的复杂关系。

【注】文章原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2020年第5期全攵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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