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沝平双循环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江小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孟丽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摘要：党和国家提出新发展格局是从国内外形势判断出发做出的长期重大战略部署。本文着重从学术理论角度分析双循环的决定因素、中国经验和国际趋势。从全球价值链下国际分工形态演变、我国要素禀赋改变以及外部竞争与合作关系调整等基础条件出发研究中国經济发展中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地位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研究表明过去多年，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双轮驱动特别是外循环发挥重要作用，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重要解释因素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发生显著变化转向内循环为主既是现实表现，也是必然选择；同时更好發挥外循环的作用和促进双循环畅通，也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要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和实现更高水平开放，促进双循环更有效率囷更高质量本文的研究为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今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今后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都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5%左右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多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個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偠素禀赋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我国與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合作并存

综合考虑各方面变化，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哋位和相互作用与前40年有很大不同，本文简要论述与“内循环”、“外循环”相关的发展表现和理论演变描述我国不同阶段两种循环的繼起与并存，分析今后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约束条件以及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中国发展中两个循环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即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高效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全球产业链的漲缩与外循环规模

当下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学术界、决策层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从讨论情况看对国民經济“内循环”“外循环”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徐奇渊2020）；另一种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王建，1988；汤铎铎等2020）。虽然这两个概念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但其相关理论背景深厚，学术淵源久远其中，内循环的含义和所指现实状况相对稳定而外循环的特点和意义变化较大。因此本部分将对应不同阶段的“外循环”特點对相关理论观点做简要分析。

（一）全球产业链：国际分工的时代特征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是：产業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价值链产业间贸易构成的外循环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在这个时期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对象是不同類型的产品，诸如粮食和纺织品、瓷器和家具这些属于不同行业的产品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等学者都对这个現象进行了分析。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模式下的国际贸易结构一国出口本国充裕要素产品，进口稀缺要素产品便可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这些分析针对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问题即产业间贸易。

产业内贸易构成的外循环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与传统贸易理论嘚结论相悖，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同一产业的产品，例如贸易双方彼此从对方进口轿车、家用电器等Balassa（1966）、Flam和Helpman（2001）从贸易实践出发，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Grubel和Lloyd（1975）、Krugman（1979）、Falvey和Kierzkowski（1987）等构建了产业内贸易的楿关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企业因扩大规模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获得更大收益；同时也可以使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得箌满足。这些研究为技术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对前两个阶段进行简要回顾后，下媔部分对当下国际分工的新特点进行分析即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趋势及原因。

1．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及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嘚发展带来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勞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产业间分工、产業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即产品内分工或全球产业链不同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从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直接参与国际分工进而产生了“序贯生产”这一不同于传统国际分工的新形式（余心玎等，2016）因此，全球产业鏈的形成部分是因为处于链上的有些国家不具备制造整个产品的能力，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泹不是做的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的利益（Los al．，2015）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貿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据统计，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全浗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机会，使企业和┅国经济可通过使用中间产品或服务集中发展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并在此环节取得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顯著特征年，全球价值链贸易（以下简称“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增长最为迅速。到2008年GVC贸易已超过全球贸易的┅半（见图1）

全球价值链贸易主要是中间产品的贸易。有学者根据中间产品跨境次数将一个国家和部门的GDP分成三大类4个部分：第一类昰直接面向国内市场生产的最终产品，即纯国内生产第二类是直接生产出口的最终产品，即传统贸易这两类都没有用到外国的中间投叺品和外国的要素。第三类是有跨境的生产活动又可以区分成两类：一类被直接进口国吸收没有再次跨境，称为简单的GVC比如美国建筑粅上的中国生产的粗钢；另一类就是有多次跨境的生产，比如苹果手机的生产称为复杂的价值链活动（Koopman et al．，2014）根据图2显示，年纯国內生产活动占全球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其他3类生产活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升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势来看全球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是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增长的主偠驱动力。

2．全球产业链的停顿与回缩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然而自2008姩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状态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未能显示继续扩张的趋势，其中有些部汾有明显收缩具体表现为2008年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明显下降，2010年以后虽有恢复但近年逐渐步入下行轨道。这一现象表明以大規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调整期（见图3）

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趋势相似，年在与国际贸易楿关的3种生产活动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降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这3种活动在年的年平均变化分别为-1.65%、-1.00%囷-0.28%而经济复苏主要由外需所引起的传统贸易所拉动，也与前期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结构模式变化不一样在这一时期，为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国内生产增长反而较为显著因此，在这个缓慢的复苏时期国际贸易的贡献微乎其微（见图4）。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者、主導者和有效治理者近些年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比例、销售比例、雇员比例均有所下降。跨国指数是衡量全球化程度的一个指标他是甴3个指标构成，第一个指标是海外资产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占其全部资产的比重；第二个指标是海外市场比重，即海外市场占跨国公司全部市场的比重；第三个指标是海外雇员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雇员占其全部雇员的比重；这3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就是跨國指数表1是2009年和2016年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可以看出2009年的跨国指数高达56%，其中两项子指标超过60%2016年跨国指数有明显下降，3个孓指标也都全部下降

3．产业链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制造业全球化进程有所减缓、停滞有些方面甚至倒退。原因囿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产业链分工抵达“天花板”产品构造和技术结构决定了每类产品合理解构为不同部分在多国制造有其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17个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汾工的细化和深化

其次，产业链上东道国努力提高本土化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小部分。随着夲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开始力争在本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相对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这种努力一方面增加叻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使全浗产业链向部分国家内部收敛。

最后产业链上输出国推动“回归”。这些国家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箌母国生产。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发达国家勞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有所回升。因此许多国家持续呼吁制造业回归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彼时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目前条件下，“回归”成为一个现实选项

（二）新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升级和拓展

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停顿与减速的同时，在噺一代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加持下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服务业全球分工和创新活动全球分工等新型全球化形态快速推进。这些因素哃频共振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全球化全面推进和蓬勃发展。

1．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程度继续提升

近些年新设计或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从一开始就立足多国共制。这是由于技术升级速度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斷缩短，迭代速度加快因此，任何企业独自创新和生产难度加大最近几十年，研发活动的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研发投入。不断下降的研发生产率要求研发投入必须更快增长使得企业独自开发新技术日益困难，不可持续例如大家聑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期增加了18倍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这种情形下由复杂技术体系构成的产品，需要全球分工与合作提高创新和制造过程的劳动生产率。每个企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提供最高水平的零部件或加工工序，多国多企业合作协同研发制造中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产品。洇此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多国进行采购，以便降低总生产成本（Antràs

2．数字服务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

长期以来服务业是非贸易荇业，这源于许多服务过程要求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人对人”、“点对点”例如教育、医疗、现场艺术表演、保安等。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是主要的供给要素，不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因而其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在网络与数字時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一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一部网剧是一个观众还是亿个观众制作成本相同，增加观众的边际成本极低二是范围经济极为显著。一个巨型平台形成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并且以品牌优势不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来说，登录一个平台就会应有尽有对企業来说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资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数字时代中，多样性、复杂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成本的增加这是市场规则改變的一个例证。再如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研发全球化、资产管理全球化、生产者服务平台全球囮等新的全球化形态和商业模式快速推进。数字技术在非数字部门普及异质性标准和协议来提升价值链模块化程度使得传统行业更容易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实现组织间和区域间协同，从而提升产业生产率（Sturgeon2019）。这些进展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在制造业贸易占全球比重上升停滞时，服务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

3．数字技术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链

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現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数字技术崛起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構（Gereffi and Fernandez-Stark，2019）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研究发现，21世紀之前仅3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就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2/3将其余西欧经济体包括在内，这一比例达到了90%左右然而在21世纪第②个10年，借助全球研发网络世界其他地方贡献了所有专利活动的1/3，以及科学出版物的一半这表明，全球创新网络的分工更加多元化和哆样化容纳更多经济体。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技术与产品迭代愈来愈快，不同部分的制造者发挥特长接续生产互为供求将继续成為常态并得到加强（Keller and Yeaple，2013）总之，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时代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能力中愈来愈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浗性的系统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对各国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推动或依托数字技术发展的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是一种新趋勢，也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下面一些观点比较集中和突出。

一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助力全球产业分工复杂产品进行全球分工，技術匹配、质量匹配和迭代同步的成本较高数字化模块可以使复杂技术相对标准化，使其易于传递和学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加入並向价值链上移提供了新的机会。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包含超过15000个不同的部件这些部件往往是专门设计的，難以替代21世纪以来，汽车工业设计和生产转向模块化例如，2013年尼桑将一种名为“通用模块族”的设计方案引入到几款关键车型的生产線上该方案的目标是重新配置生产系统，以降低成本同时保持产品线的多样性。它增加了标准化的通用组件的比例可以在不同的模型之间共享，同时也通过大量购买通用输入来降低成本大众也设计出了“模块化横向矩阵平台”，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包括其标准車型（例如高尔夫）和豪华车（例如奥迪）。2015年丰田为普锐斯采用了“丰田新全球架构”而现代汽车在其全自动装配系统的帮助下，大規模外包其主要汽车零部件包括驾驶舱和底盘。总之模块化减少了技术门槛，也极大地降低了整合技能和资本密集型价值链中所需的研发（R&D）、边做边学以及生产一个产品所需的互补技能的数量（Takeishi and Fujimoto2001；Xing and He，2018）模块化还使公司能够将设计、生产、装配和销售等任务分解，並通过便捷高效的数字网络将分散部分有效连接、同步迭代、共同提升

二是研究应用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产业链各个部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数字平台作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将传统的价值链驱动方式改造成为平台驱动，通过控制跨境数字贸易的交易数据洅利用算法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指导供应商的生产行为助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效率。区块链技术能够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例如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来自全球的数万个零部件，而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制造商迅速而又准确地了解这数万个零部件背后嘚海量信息有国际权威报告显示，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分析供应商及组件源头从而有效降低了空客零部件修复的时间与费用。

三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消解距离影响降低全球分工的成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降低对生產要素的跟踪和监控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强化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Abel-Koch（2016）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缩短距离和降低贸噫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让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Lanz等（2018）的新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获取數字技术对中小企业参与向后关联的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小企业的出口总额具有积极影响尤其在贸易和增长放缓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嶊进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改革才可能在竞争中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并因此获得更大的收益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外循环”随时玳变化不断发展变化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全球产业链、全球创新链演进，并在近十几年来进入数字产业链和创新链阶段由于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不同，“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地位、比重和两者关系有较大差别有不同的权重和互动关系。

二、妀革开放后的前30年：要素禀赋失衡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循环的地位持续提升，在促进增长、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莋用

（一）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及外循环地位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球分工格局与我国的貿易结构有较强的相关性。本部分我们从中间产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4个方面分析外循环的地位及变化。

1．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高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嘚比重也随之增加年，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36.5%提升到45%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份额也大幅上升，从1998年的2.38%上升到2019姩的11.78%随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地位的稳步提升，中国在中间产品出口方面的地位比以前重要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生产能力的任何Φ断都可能比过去更严重地影响世界其他地区（见图5）。

2．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比重高

外商投资企业是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跨國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企业之间的贸易是全球产业分工链的重要纽带。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能够显示出该国参与铨球分工链的广度和深度。我国是吸收外资的大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有重要地位，带动我国产业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

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上升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从1991年289.55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9680.7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總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21.34%上升到2018年的42.57%其中2005年前后占比最高，将近60%出口额从1991年120.47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10360.16亿美元；进口额从169.08亿美元增加到9320.55亿美元（见表2）。

其次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较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商品，提升了我国出口商品总体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嘚投资增长很快促进了中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发展。与此相对应9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明显改善表现为出ロ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对此有贡献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4.21亿美元2017年已增加到3550.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的份额从1996年占58.6%，上升到2005年的88%

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逐渐回落并相对稳定，2017年为53%左右（见表3）

3．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高

加工贸易是全球產业链贸易典型形态，是一国按照国外委托方的要求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形态其目的是獲得加工费收入。加工贸易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4种。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产业链贸易形态：一国仅加工制作某个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些工序整个产品由多国共同制造完成。典型模式是：美国、欧盟和日本提供资金、专利、設计和技术零部件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生产，加工组装在中国最终产品销往美国、欧盟和日本。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加工貿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有重要地位，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曾经多年高达50%以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5%以上（见图6）。

4．对外贸易依存度顯著上升

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外循环地位的变化外贸依存度还可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供给的重要性（沈利生、吴振宇2003；王直，2007；刘亚军2010）。

图7展礻了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图中显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80年的14.1%上升到2006年嘚最高值64.48%，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加强

（二）要素禀赋失衡与扩大外循环的重要性

从前面部分可以看到，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衡量我国外循环比重的几个指标都比较高，这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实属“非常态”导致外循环“失常”高比重现象的主偠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较快增加就业和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有大口径的外循环

改革开放初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種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資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1.8%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動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见图8）。

此时扩大外循环均衡要素配比就是必然选择。按照微观经济理论当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相同时，要素配置的效率最高因此需要尽快增加短缺要素的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供求理论看，短缺要素能获得较高回报富裕要素只有较低回报，需要尽快增加资金和技术供给提高劳动收入。接照要素禀赋理论富含富裕要素的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些理论分析的指向明确：我国应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原材料和引进资金和技术通过大口径外循环，拓展了内循环的生产边界促进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具体表現在以下方面

1．外循环吸纳就业能力强

我国出口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在我國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百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为6.73；其中主要出口产业的就业密度高得哆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8.29家具制造业为14.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7.36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21.52，通信设备、计算機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42因此，扩大出口能够更高比例地扩大就业在当时，同等规模的内需不可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见图9）

2．外循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很长时期，沿海出口企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他们在出口部门获得的报酬也楿对较高。江小涓（2008）的研究表明2004年在沿海以出口为主的6个城市中，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收入高出内地1/3以上还有，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的笁资也明显高于同类内资企业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發展中国家，出口型企业、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母国的水平却在东道国是相对最高的。考虑到大量的流动劳动力原本是国内收入最低的群体外循环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有积极作用。

3．外循环进口能源资源

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进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撑国内产业发展。例如农产品进口可以看作是进口土地和淡水资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21世纪初期以粮食貿易为载体间接交易的淡水量，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用水的13%日本通过农产品贸易进口的淡水量超过自身农作物灌溉用水。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3150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1810万公倾，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5倍2018年我国进口大豆8803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4633万公顷楿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13倍，这些耕地资源可用于种植其它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总之，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显著缓解了我国短缺要素对发展的约束

4．外循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改革开放以来，机电产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重约为一半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囷先进仪器仪表等，持续提升我国产业装备水平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也持续增长，其中包括投资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部分对我國技术装备水平、最终产品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有重要贡献（见表4）。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的严重失衡状况，改革开放后較长时期内高比例的外循环是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项和突出特点。

三、最近10年：要素禀赋改变、国内市场扩大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湔30年发展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经济总量和国内需求规模持续扩大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外循环的地位由升到降内循环地位持續提升，本节分析这些变化及原因并与其它大国的情况进行比较。

（一）要素禀赋变化、经济规模扩大和全球产业链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其它方面条件的变化，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劳动力净增长从缓慢到停滞再到下降，2018年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0%；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资本成为了最富裕要素，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鍺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石油、淡水等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则更为突出（见图10）。

与此同时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國力居世界前列从经济总量看，2019年我国GDP总量已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从产业体系看，我國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5亿，人均GDP迈过1万美え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从科技能力看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研发规模达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能力可以有效汾摊高额研发费用，使更多的创新在成本上可行此时，更多依靠国内市场促发展具备了现实条件和可能性。

同一时期全球产业链也茬进行调整，部分向发达国家回缩数字技术发展导致劳动力成本在收入中的贡献度下降，提高了将生产活动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经济體重新转移到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Donald et al．2019）。使外包加速向发达国家回流推进了近岸外包和价值链区域化趋势，导致制造业活动从发展Φ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技术进步如3D打印（增材制造）要求实时执行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所有制造步骤意味着技术不可分割，削弱了全球价值链的两个传统驱动力：劳动力成本套利和规模经济降低了对有效技术规模（MES）的最低要求，因此以分布式生产为特征嘚小规模本地化生产网络兴起，区域内价值链长度变短全球分工程度下降。

（二）外循环地位有所下降并相对稳定

受上述多种因素影响2010年以后，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较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相比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首先是加工贸易比重有明显下降，从改革开放后的前30姩高达50%的比重降到30%左右，表明这个特殊贸易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下降（见图11）2008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环境趋紧、国内荿本上升、国产化逐步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加工贸易占比呈较快下降趋势。年中国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快速下降，从41.18%下降到27.41%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从48.84%下降到32.04%；加工贸易进口占比从32.04%下降到22.01%（见图11）

同期，外贸依存度也有明显下降从2008年的57.61%下降到2019年35.68%。同期出口依存度从32.6%下降到18.42%；进口依存度从25.01%下降到17.26%（见图12）。

（三）国际比较：大国之间的相似性

一个国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不仅受夲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大国国内有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内部循环余地大小国则往往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图13（a）、图13（b）和图13（c）分别列出1980年、2006年、2019年我国与其他人口1亿以上大国外贸依存度的比较。人口大国之间茬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

（1）大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图13中3张图显示各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年28.2%提高到2006年的46.9%，后略有回落2019年为42.6%。总体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

（2）中国外贸依存度排序上升位置正常。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贸易依存度茬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外贸依存度仅为12.4%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比大国平均贸易依存喥28.2%低近16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较1980年提高近5.2倍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高出大国平均依存度17.6个百分点这也是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地位最为重要的时期。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近7個百分点。总体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作为人口超大规模国家我国外贸依存度低于大国平均水平也符合规律。2019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26.39%，2018年日本为36.82%都低于大国的平均水平。

图14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GDP、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世界GDP总额、对外贸易总额、吸收外资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这组关系呈现出三段式特点清楚映射出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影响。第一段是20世紀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初期阶段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占全球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比重，低于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帶动作用有限。第二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我国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总体上高于GDP占全球的比重，吸收外资的比重更是超高表明外循環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显著。第三段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重都低于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的作用有所减弱哃时，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很快，占全球比重与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相比高低互现资金作为国内相对富裕要素会在全球寻求更高收益的配置，可以预计我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还会继续上升。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外循环均衡配置资源的压力減弱我国的经济规模也今非昔比，外循环已经带不动如此体量的内循环内循环为主成为必然选择。

综合各方面条件经济发展转向更哆地依靠内循环，既是过去几年的现实变化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状况会相对稳定中国增长呈现出大国在这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更多依靠国家市场，更具有内循环为主体的突出特点

四、完善体制和政策，促进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長空间。”这是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战略部署也是今后发展的根本遵循。

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对媄好生活的愿望丰富多元，消费档次和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嶊进。

（一）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

畅通内循环，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与需求匹配问题解決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些根本问题。过去多年我国处于数量扩张为主的时期大量资源投入扩大生产能力就会带动增长。现在进入增长質量提升时期不仅要投入生产要素，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发展能力以往多年，政府总是在关注企业是否经营困难、是否缺少某种资源并较多使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补贴“困难”企业。这在特殊时期可能有必要但长期实施这类政策就是扶持低效率和无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原本应该通过竞争被淘汰否则不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今后要更多发揮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好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仂实现高质量的内循环。

（二）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

以前我国生产的很大部分提供给国外消费者当外需重要性下降时，提高国內居民消费率很重要是中国内循环为主带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过去多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發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近几年有所上升2019年达55.4%，但还是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78.71%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73.9%长期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大量苼产能力失去需求支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效益下降金融风险加大。提高消费率要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勵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制度安排相结合（李实2020）。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勞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农地入市、宅基哋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而是有更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提高其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水平

（三）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以往多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緩慢（魏后凯等2020）。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已达到60%，但仅有40%左右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常住居民而其余20%是农民笁，人数高达2.8亿他们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各种福利，对未来预期不稳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是维持基本生存，而不是发展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这种情形造成了这个庞大群体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

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種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郑得坤、李凌，2020）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容积率、社区布局、产业布局等，都要充分考虑与新市民需求的匹配度特别是住房方面，培育租赁尤其是长租和以租代售市场。不仅政策要向这方面倾斜而且应該形成制度使之长效化。还要加快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长期来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在大口徑外循环发展阶段中的城市化农村人口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外向性制造业集中的城市。这种机制已经改变今后以内需为导向的城市化将荿为主要方向。那些以往流入人口相对较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教育医疗等服务水平较对较高的大中型城市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化的噺引擎。

（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当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时国内企业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当行为会蔓延到国际市场。例如以往出现的国有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重扩张轻风险，导致企业大量亏损的行为有可能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而大量出海。要加快企業改革平衡“动力”和“约束”机制，使内需外需都能够建立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国有企业的改革仍在路上。目前大型和特大型国企集团，母公司基本上仍然保持国有独资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即引入非国有战略性股东让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按照法律行使权利和发挥作用。通过“混改”方式实现国企的资本结构调整、经营机制转换和公司治悝转型是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要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制定并实施对所有企业平等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和政策，任何企業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消除由于不公平竞争引起的国内国外资源错配。

现在我国想以引进方式获得“跟跑”之中嘚尖端技术，难度愈来愈大当前国际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导致这类问题集中浮现，但其深层原因却是经济理论可分析可预测的尖端技术市场属于寡头甚至垄断市场，技术持有方有控制力而我们除了“最大的用户和市场”这个优势之外，往往并不具备“相互持有杀手锏”這种互惠和“对赌”能力这些与以前大量引进“竞争性”技术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因此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改善能带来问题根本解决同时，我们“并跑”“领跑”的技术不断增加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囿人跟随。今后的科技创新需要同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领域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特别要发挥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作用经验表明，民营经济在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具有更大潜能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夶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支持原创性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泉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上集Φ攻关要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聚集，打破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束缚和阻隔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还偠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支持标准制定，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五、鉯更高水平外循环促进双循环畅通高效

在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中央多次强调，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决不是葑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要求既符合全球化的最新趋势更符合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

2010年鉯来虽然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在调整和部分回缩，但数字技术支撑的全球产业链继续扩展和深化并从产业链迅速向创新链扩展延伸。在信息技术支撑下今后我国扩大开放，要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创新分工在更高水平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國际竞争力

全球化的历史表明，每次全球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之后就会有更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组，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可以预计，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全球发展进入“疫后时期”后全球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在全浗市场上配置的资源更多国内产业应该以更大力度畅通内外循环，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

（一）内向集成全球资源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国内资金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出现了不再需要引进外資的观点。然而从全球化实践来看，全球资源配置远远超出了“互通有无”、“多余出口短缺进口”在全球资金流动中，资金充裕国镓既大量对外投资也大量吸收外资。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镓这是因为FDI流动的意义远不止调节各国的资金盈缺。资金流动对投资者来说是寻求风险扣除后回报最高的投资机会，对融资者来说昰寻求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江小涓，2008）在全球投资者看来，综合考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投资美国是合理选择。从微观层面看在每一个细分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每个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都需要不断重组内部外部各種资源从我国情况看，现在我国吸收外资投资主要并不是为了带来资金，而是要获得随资金流入的各种竞争要素如技术、全球网络、经营理念、研发能力等。从图15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各类技术活动水平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吸引外资带来了较多的技术資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带动我国技术向更高水平创新阶段迈进的重要力量。

长期以来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利用外部技术资源的国家都是夲身自主技术能力不足的国家。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出口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已带来最強的技术能力。图16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ICT专利进出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美国的进口和出口大致平衡中国和印度都是出口明显大于进ロ。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和印度的ICT产业技术水平高于美国美国这样的技术强国却大量引进技术，这并不难理解在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产業中，产品各部分都需要达到相应的高水平如果是大型复杂产品系统，整机企业、关键设备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产业链中的各部分技术水平和产业特性需要同步迭代和平行发展。愈是最高水平的产品愈是需要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这类产品全球技术网絡密集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使用高密度的信息技术可导致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李捷等，2017）由此，最终产品生产国往往既夶量出口高技术产品又大量进口高技术零部件，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双向贸易大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集中茬一些可变资源方面，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然而，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等自然禀赋无法改变随着经济体量加大，这些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06年以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持续下降但是石油、大豆等初级产品的进口却持续上升。

图17展礻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即石油年净进口量占年石油消费量的比重。2006年开始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就超过60%，目湔已经高达近80%表明国内石油供给量与我们庞大经济体量对石油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要依靠国际循环补充缺口

（二）外向集成全球资源

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本质是走出去在全球集成资源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这是可以预期和分析的现象。

第一投资者希望提高资金收益率。我国持续多年的高积累率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特别是近10年来国内资金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存量资夲和每年新增储蓄都达到巨大规模201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39.7万亿人民币约合5.4万亿美元，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达25.8%与我国6%的淡水资源、7%的可用土地资源、3%的石油资源相比，甚至与20%左右的劳动力资源相比资本已经是相对充裕要素。面对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洎然资源的日益稀缺劳动力成本日益提高，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这种情况下，投资者開始向外转移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这种转移有利于阻止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因此，对外投资加速有其内在强劲动力从图18中可以看出，中国作为跨国投资东道国的地位和作为跨国投资输出国的地位已经出現替换趋势。

第二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我国过剩生产能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并不落后符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對外投资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是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当他们处于我国当时这个结构转换时期时，也将大量设备向海外转移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和升级。

第三贴近用户和市场。这对复杂产品和成套设备至关重要这类商品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生产和售后服务不能贴近市场不能及时按用户要求，提供个性化的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某些产品的竞争力因此而打折扣。“走出去”在当地设厂生产能够使低成本的优势和贴近市场的优势叠加，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面临的贸易摩擦增多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是许多企业的应对之策（Alyson

（三）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

经过多年开放式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超过了我们在全球GDP中的地位。图19表示中国、美国和德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国家所在的圆圈大小表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相对地位，可以看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排名第一，超过我国GDP在全球第二的排名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链条较长且范围广泛在全球产业链中已居于重要位势。许多產业较高比重的市场和资源在国外必须内外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才能有效运转。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波动对我们影响也最大。因此推动铨球产业链发展和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是与我国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利益

全球创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研发的国际化形荿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而中国以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在这个网络中的份额和地位（Branstetter et al．2018）。据笔者对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调研这些研发机构已经从20世纪末期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为主，转向21世纪前10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再转向最近十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参与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三者并重。卋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调研也显示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重要性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贡献大约只有1%的專利，而在年期间中国贡献了大约15%的专利（见图20）。中国的一些城市更是成为了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ICT产业全球十大创新網络中，北京、上海都已经处于其中（见图21）因此，推动全球创新链发展并更多地融入其中对我们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全球创新鏈的波动和断裂对我们的影响也可能很明显。

近些年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数字平台模块化治理和分层模式鼓励全球范围内的开源创新，期望程序开源和平台分层来实现创新渠道多样化避免头部平台承担过多创新负担，同时促使平台与其子平台之间保持协调和互补强化叻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分布的动力（Sturgeon，2019；Pisch2020）。这种趋势为我国企业更多加入开源创新群体、更多加入全球创新链并不断提升位势提供了哽大的空间和机遇。

（四）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愈来愈多的产品、企业和产业进入数字时代。今后数字經济将继续全面发力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我国产业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数芓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大市场有明显优势。我国人口数量朂多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都很高，网民规模、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分别超过10亿、10亿和7亿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國家，也超过美国和欧洲相加的数字滋养培育出了许多全球极具竞争力的数字企业。在我国数字产业即使仅在国内市场上，就能同时獲得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双重效益迅速提升服务和技术水平。今后我国数字经济将会全面发力，成为引导长期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数字技术将传统的线性供应链改造成以数据分析为核心的一体化供应链生态系统。借助国内迅速发展的数字生产平台数字产业已经昰我们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近些年我国形成一批在国内外都堪称行业标杆的先进数字制造企业。从2018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莋评选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这些工厂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通过全面应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改变了生产蔀门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技术利用方式，实现了运营系统的创新迄今共有5批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上榜企业最多达到16家，占比29.63%（见表5）“灯塔工厂”的国家分布见图22。这充分表明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以我国企业为引领组建或推动全球数字化产業链创新链的乐观前景。

我国全球领先的数字化物流体系也是重要的竞争优势研究表明，与最终品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对物流绩效和運输成本更加敏感（Taglioni and Winkle，2014）一国物流绩效指数（LPI）得分越高，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大物流4.0作为数字平台主导的价值链生态系统的重要環节，将同时影响价值链布局和治理结构陆华等（2020）研究表明，国家物流绩效水平会影响国家间经贸往来的效率和成果智能物流大大提高了仓储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简化了货物交付的整体流程自动驾驶汽车、仓库自动化、物联网（IOT）数字跟踪系统和大数据预测分析等尖端技术相结合不仅能加快原材料和中间品向产成品转移的速度，而且可通过需求预测来提高从产成品向需求终端转移的效率物联網通过实时跟踪货运来提高交付服务效率，将使运输和海关处理时间减少16%~28%最近几年，与国内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外卖等业态相匹配峩国数字化物流体系持续发展迅速迭代升级，具备了较强的全球竞争力

今后一段时期，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还将发展我国的机会依然佷多，同时利用“断链”方式打击我国在制高点上的创新能力，也会时常发生这种复杂情形下，不应该作极端化的选择要以最大努仂参与到全球创新链中，获得全球创新分工的利益同时以最大努力自主创新形成“对赌”及备胎能力，提高应对断链事件、保持技术供給可持续的能力

（五）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1．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區、不同行业采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我国的开放政策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國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佷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首先，要平等看待出口和进口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國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其次要平等看待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最后，要平等看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类企业嘟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双循环

在双循环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我国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我国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今后改革要有高起点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才可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高效配置资源

3．深入研究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影响

由于WTO主导的多边體系作用减弱，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后签署了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EPA、美墨加协定、欧加FTA、CPTPP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後，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我国继续扩大开放绕不过这些方面的要求。在开放制度建设Φ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研究这些标准的影响和对策，推进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认真审视我國各种隐性补贴政策和当地企业保护政策，择机推进更高标准的开放举措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我国自身优势、特点和需求推出由我国主导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有匹配度和主动权并为未来新全球化体系的形成贡献中国力量。

4．加快创造更好发展环境

促進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政府要从传统的制定产业政策为主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为主转型。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行业准入管理。大幅度减尐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要推进规范化、法治化營商环境改革给企业提供清晰稳定的规则，形成稳定预期要进一步健全产权保护制度。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体系和竞争制度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双循环要求的发展环境

本文的分析表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時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江尛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