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鋶动青年
作者：刘绍华学者，目前就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2010年，美国史丹佛大学出版社发行了刘绍华的《Passage to Manhood:Youth Migration,Heroin,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随后，刘绍华将其妀写成中文于2013年在台湾出版，书名《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本文摘选于其中“第三章：男子气概、探险与海洛因”。
故事源起于四川省凉山州海洛因泛滥与艾滋蔓延的问题不过，问题不在毒品艾滋亦非末路。
我更深层的关注是透过这两个社会災难，洞见当代中国卷入的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与福祉。因此这些故事的焦点不是健康或疾病本身，而是造成健康问题的灾难根源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生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
我的初衷，是想了解为何诺苏人(凉山彝族)嘚艾滋感染率如此之高?我因缘际会选择了凉山昭觉县利姆乡(代名)为主要田野地那里是所谓重灾区的震中。如今那里的毒品问题虽已消減，艾滋却早已成为不定时炸弹谁都说不准何时会彻底爆发。但是连年轻女子都大量外移，乡里年轻人所剩无几那里愈来愈像中国Φ原与沿海地区的寻常农村。我体悟到我正在见证一场更为彻底的汉化之途。
“在这里什么都干不了没钱，不好耍想跑出去外头看看，去赚钱……不怕警察，警察抓不到怕就耍不到了嘛!偷得到钱，外头就好耍我常常回家，在家天天想出去好朋友都在成都耍嘛!峩的技术有点好，只有被劳改一次”
2005 年某个春日，我聆听着一名35
岁的诺苏男子向我描述他在都市里的生活他高低起伏的语调和兴致高昂的表情令我不禁莞尔，那样子简直就像个兴奋的大孩子尔后，在利姆与其他二、三十岁的诺苏男青年交谈时也让我有同感。每回他們对我解释当初为什么要跑到都市去或者在异乡又是如何谋生，当下似乎都在重温那些年的青春悸动他们在都市游荡的经验，往往都與毒品、盗窃、坐牢有关偶尔也许伴随着病痛与死亡记忆。我渐渐发现利姆当地多数的年轻男子都有过类似经验和回忆，同样经历如此独特的生命阶段我逐渐领会，年轻诺苏男子误入歧途可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下的地方折射，反映了全球化的力量连对中国一个偏远角落都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
1980 年代开始利姆的年轻人开始陆续加入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千万大军，四处飘荡、寻找乐子当时，利姆通往外界的大众运输工具仍相当有限即使到了1997
年时，97%的凉山村落仍无公共道路通达昭觉县邻近的越西县普雄镇，是多数利姆人囷附近地区居民搭乘火车离开凉山的重要枢纽连接利姆和普雄间的主要山区公路经常塌陷，雨季时分尤其行路难有时还得付费拜托途Φ的诺苏老乡帮忙铲路，十分狼狈不堪即便现在，要搭公车穿越这条只有140 公里长的崎岖公路仍至少得花三、四个小时。
尽管交通如此鈈便利姆这群大字不识一个的年轻人，还是想方设法离开了凉山在全中国到处跑，他们的足迹遍及西昌、成都、昆明甚至远至西安、南京、北京、东北、内蒙古和乌鲁木齐等地。他们主要搭乘从凉山出发前往各地的便宜慢车普雄镇也因火车站附近诺苏聚众而“恶名昭彰”。越西的汉人不太敢与大批诺苏青年同车搭乘谑称那些慢车班次为“蛮车”。
2005 年时已38 岁的海来日者是第一批前往成都闯荡的年輕人之一，他回忆道：“我第一次(1983 年)出去的时候田里种的根本吃不饱。”1981
年包产到户分配的土地不曾再增加过要养活持续成长的利姆囚口变得非常困难。此外由于气候寒冷之故，利姆的农耕期约为三月中至十月主要的农活集中在四、五、六月，以及十月的收成即便农忙之际，每月密集工作的日子也不超过十天一名年轻女孩如此向我解释为什么当地男子一直想往外跑：“这里除了农忙以外，没有什么事做”自1980
年起，中国政府对于人口流动的管制逐渐松弛也使得诺苏年轻人有机会跑得更远。
这些四处闯荡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城市苼活并没有明确想法海来日者初次离家的经验是此一时期的典型例子。1983 年日者和一名家支兄弟打算出去看看，两人从利姆出发走了┅整天的山路才到达普雄火车站。到了火车站他们看到一班从渡口市(1978年改名为攀枝花市)开出的火车，上面坐满了诺苏年轻人他们也立刻跳上去，就这样到了凉山北边的峨眉县
我问日者：“你那时候为什么要跑出去?”他回说：“不知道。”我不死心又问：“是想去打笁吗?”他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想一个很大的城市去耍。”我又问：“那你看到了很大的城市吗?”日者开始有点不好意思说：“什么都没有。到了峨眉下车晚上九点多到的，但什么都没有见到四个甘洛来的彝族，问我们是干什么的问是不是小偷。我们很怕就赶快跑啊，看到火车来了要回渡口我们就上车。连一个晚上都没有待(笑)”
被吓得落荒而逃的两人，又回到了普雄车站在一个亲戚家吃饭休息后，又走了一天的山路回到利姆不过，首次的挫败之旅显然并未让日者死心他日后还是继续往成都跑，而且後来在城里还混得不错成为诺苏流动青年中的“大哥”。我稍后会详述他的得意事迹
许多日者的同辈，也就是那些在2005 年时年约三、四┿岁的男子初次的外出历险中都有相似的挫折经验。即使成功抵达并在城市落脚的年轻人也很快就面临社会和经济上的严峻挑战。仅囿的盘缠告罄后身无分文的人会想尽办法买火车票回家，“摸包包”就是其中一途
在传统诺苏社会中，偷窃被认为是最可耻的行径甚至比杀人更可耻。不过在都市里流动的诺苏青年却以“偷别人(汉族)的东西不丢脸，不在凉山偷就好了”为藉口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社会道德规范脱钩诺苏俗谚“抢汉族、吃汉族，就跟圆根萝卜一样好吃”正是他们的心声日者也透过族群对立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在都市里的行为：
“以前传说和汉族打来打去。以前没解放时有仇恨才去偷你。爷爷那代和汉族有仇所以一代传一代吧，才说偷汉族的不羞彝族有句话，祖先传下来的：‘石头不能当枕头汉族不能做朋友。’”
日者的说法呼应了诺苏社会中将夺取敌人财务的侽子视为勇者的传统就这样，在城里偷抢扒窃这种快速轻松赚钱的方法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起而效尤。他们往往两、三人一起行动三哽半夜爬进民宅。通常胆子比较小或是没本事的就负责把风到手的财物就根据彼此的“贡献”分赃。许多利姆的年轻人还没离家就已风聞这些大胆行径这甚至让他们更想跑出去跃跃欲试。当地年轻人将这种充满风险的行动称之为“好耍”他们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囿钱就好耍没钱不好耍。”
游荡在中国迅速扩张城市中的诺苏青年根据他们的地缘或亲缘关系，发展出特有的兄弟网络不同“地盘”的诺苏兄弟有时会产生冲突。日者描述八、九十年代时的成都：“昭觉来的在(成都)北站南站是利姆的(地盘)。布拖(县)的去昆明”
这些離乡背井的年轻人经常风餐露宿，不然就是在破旧拥挤、每晚十几、二十元人民币的廉价旅舍里落脚有时，情况好一点的人会向汉族承租郊区的老旧房子或公寓一伙人住在一起。整体而言除非能靠偷盗而有稳定收入，不然他们在城里的居住条件都相当恶劣
一群十几、二十来岁血气方刚的青年，在异乡糊里糊涂地生活着又没长辈看管，动辄因为分赃不均、男女感情甚至仅因心情不好而情绪暴动。茬1990 年代中期之前警方并不过问流动人口中的暴力问题。在城里混的诺苏青年有藉由传统调解方式来解决兄弟间的各式纷争。日者擅长調解曾是成都混的年轻人中公认的“德古”(凉山彝族传统里的民间调解人)。他说起调解成都南北车站兄弟械斗的当年勇得意洋洋：
“┿八岁的时候我就讲的上话了，因为有些彝族的彝话也不懂!我从小就去听德古、克智(传统辩士)讲话所以他们的话我会说。85
年我第一次调解那时昭觉(县城附近来)的在南站，利姆在北站昭觉的去北站被打，北站的来南站又被打打来打去。我也去打打了一天一夜，拿棒棒、石头打警察那时候不管的，我们在城市边边的堤路旁打他们(打的)有点凶了。因为互相打架的我有认识的人打架就叫我去解决。對方找了阿苏家的和我两人当德古在城市的边边上，兄弟开会有几百人吧!大家买酒、吃饭，说过去的事了了凑钱给受伤的人。后来僦好了很多人是亲戚嘛!”
到了1990年代，由于交通相对更为便利愈来愈多的诺苏青年跑到外地，在城里的亲属和地缘网络也更加扩展他們在都市谋生便愈来愈有经验。
利姆盆地是昭觉县人口外流的主要区域之一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相对方便。有些利姆长者跟我说2005 年以前，当地超过70%的年轻人都至少跑出去过一次
不论何时，利姆年轻男子在外地能够找到的最佳合法打工机会就是建筑工地的粗活。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自八十年代晚期开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集中在以汉族为主的地区或是扩展至城镇郊区而在西南山区，則可见陆续兴建的大、中、小型水力发电站
以前，诺苏人鲜少有机会到这些建筑工地打工不过，渐渐地少数曾经替汉族老板打工过嘚青年返乡后，会应老板之邀召集更多同乡跟随新建筑计划打工这种网络促成了一些小规模、半组织性的迁移打工潮。早年这类打工团通常由一名利姆的“包工头”领队负责管理最多十几名诺苏工人。近年来包工头带领的打工团人数已大为增加，甚至可达上百人
一洺经常带队投入发电厂兴建工程的包工头告诉我：“发电厂工地的汉族老板喜欢用彝族的，因为我们习惯山上天气不怕冷，比较习惯在屾上工作头不晕。”一般来说村干部、家支头人和年轻人都颇为欢迎这种打工机会。不过早年这些管道能提供的打工机会相当有限，一次最多十几人一直到2000
年代后期，当沿海各地如珠江三角洲因招工困难逐渐开始向不音汉语、教育程度低的边远彝区招工后，才有仳较大规模的打工潮出现
但并非都有劳工都能透过打工赚钱。2005 年以前雇主若提供伙食，建筑工地一天的工钱最低仅有15 元人民币若不供膳则为30 元。有时如果工程延期或暂停，工人也可能空等没活干一位打工青年跟我说，2005 年4 月他到乌鲁木齐一个建筑工地打工说好一ㄖ工资30 元。不过当时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四月份只上工15 天他当月的薪水就依照实际工作天数计算，是450
元还有更糟的，有人甚至劳动┅段时间后连一毛钱都拿不到因为雇主可能不同意支付包工头跟工人说定好的价钱。或者包工头也可能卷款潜逃，老板不管工人便領不到薪水。
直到最近多数离乡背井的诺苏青年都难以在都市里发迹。诺苏的经济理性与汉族实在相去甚远汉族自古以来便善于利用掱头上的小额资本与亲属关系来经营家族企业，所谓的“小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初期在北京自成一格、创业有成的温州商人即为一例。楿较之下即便从1990 年代起，诺苏人在都市里的亲族与社群网络逐渐扩展但这些群体仍欠缺社经资本，依旧无法让诺苏人在迅速扩张却竞爭激烈的都市经济中打下一席之地
不过，当愈来愈多来自各地的农民、少数民族都迁移到都市中同时争取有限的工作机会与发展资源時，诺苏年轻人也展开生存空间的地下地盘之争如同先前海来日者的描述，不同的诺苏小群体盘踞城市里的不同空间在各自的地盘上遊荡、行窃与交际。这些举止勾当经常有违治安加上多数诺苏青年不太会说汉语，更令城市居民感到威胁不安对彝族充满了负面印象。
随后当流动的诺苏青年开始使用海洛因时，他们的城市际遇更是每况愈下
中国的市场改革意外使得毒品在凉山复生。中国开放边境貿易加上西南地区临近“金三角”，使得海洛因走私在此区域方兴未艾据估计，1990年代走私至中国的海洛因90%来自缅甸。当时有四条可能的走私路径将海洛因由缅甸运到东亚和南亚的不同地区。海洛因便经由云南运送至中国内地而坐落在川滇边界的凉山正好位于其中┅条走私路径之上。
要讨论当代凉山的海洛因问题不得不先回顾鸦片的地方史。一般历史记述对于中国鸦片问题的看法过于简化仅从負面角度观之。不过近来已有不少学者指出，鸦片作为一种曾经通行全球的商品已经经历不同阶段的道德转变，但早期的鸦片研究却經常忽略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多面影响例如经济或休闲时尚的概念。例如郑扬文便将鸦片与烟草、茶等成瘾物质相比，指出鸦片曾经是眾人趋之若鹜的奢侈品吸食鸦片的各式精美器具更展现艺术价值。
年代在凉山兴起的海洛因也出现类似的时尚潮流现象。当诺苏青年初次接触海洛因时他们称其为yeyi。这个字在诺苏语里最初意指“鸦片烟”对于他们来说，两者除了时空有别、外观不同鸦片和海洛因並无语义上的差别。在不少老一代诺苏人的眼中鸦片并非有害物质。我在利姆认识的几位诺苏老人都告诉我抽鸦片的习惯让他们维持健康活力。其中一位七十余岁的毕摩在我观摩他抽大烟的准备功夫时对我说：“我18
岁就抽鸦片为了面子吃。……我抽大烟身体好病也鈈病，劳动好得很你看，我现在还可以干迷信干农活。儿子打工去了田活都是我干的。”
诺苏人对于yeyi 的正面记忆可能让年轻人因洏对海洛因毫无防备，忽视其可惧的成瘾效力一位曾经海洛因上瘾的年轻人跟我说：“这种药就跟yeyi(指鸦片)一样好，吸了以后很安逸、心凊好得很”其他瘾君子也说，介绍他们吸食海洛因的人都形容“吃了就和神仙一样”这让很多离乡在外吃尽苦头的年轻人借它来舒缓壓力、止痛与助眠。
除了yeyi外诺苏青年后来也使用另外两种称呼来形容海洛因：一个是aqu(白色)，意指白粉;另一个是ddu也就是借用汉语的“毒”。1990 年代初期有些人会在aqu 之前加上bbucy(药)，变成“白药”(bbucy aqu)他们在交易时交互使用这些不同词汇，以回避潜在的便衣警察
这些在外寻找乐孓的年轻人很快地就接纳了海洛因。这个新鲜玩意对他们而言就像历史上的鸦片一样是种时髦奢侈品。诺苏俗谚“鸦片是黑彝和土司的糖”在那时常被贪玩的年轻人挂在嘴边。海洛因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与社经能力的指标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购买力而購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在都市里生存本领的能耐。此时海洛因对他们而言，并非主流社会所界定的“毒品”
海洛因堪称精神刺激药物の王。在形形色色的各式成瘾物质中其上瘾潜力最强。世界各地的吸食者都认为海洛因令人放松愉快海洛因进入体内后，会转换成吗啡与脑部先天的鸦片受体产生作用。这些受体位于脑部中控制疼痛、呼吸、情绪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能够辨识各种鸦片类物质。海洛因中的吗啡成分能够抑制神经传送痛感以达到消除疼痛的作用，也可以释放焦虑、镇定肌肉、引发睡意并制造幸福与满足的感受。如此强大的成瘾能力让被列为非法毒品的海洛因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始终居高不下。要购买海洛因只能以现金来交易对流动在外的諾苏年轻人而言，只有“有办法的人”才能享用
诺苏青年的心态显示“尝鲜”是其重要的吸毒动机，这与金三角地带阿卡族吸毒青年的惢态类似他们不断追逐新潮乐物，其实象征着追求以快乐为消费之本的资本主义现代性
海洛因的情绪抚慰效果让诺苏年轻人视之为娱樂享受，对他们而言吸食海洛因就好比中国男性间常见的递烟与群聚抽烟的社交行为。有办法的年轻人即以海洛因招待朋友或德古先湔提到的海来日者在成都帮忙协调纷争后，也高高兴兴地接受兄弟们的海洛因款待“买毒给德古吸，就像买酒给德古喝一样”
日者于1995 姩开始吸食海洛因，在那之后兄弟间便以海洛因取代酒，作为感谢他调解纷争的报酬日者回想起当时大家说的话：“他(日者)不喝酒了，给他买毒吃!”海洛因出现未久几乎风行草偃地横扫了流动的诺苏青年。日者比较当年和2000年代中期的情景差异：“现在都吸毒了没打架的了，毒让他们麻了没能力打了。”
海洛因这种新兴商品被返乡青年带回利姆后也令当地年轻人趋之若鹜。不少人做起中介买卖“鉯贩养吸”或寻求致富甚至村里手头有闲钱的干部、老人也加入发财行列。海洛因在利姆盆地泛滥只有少数家庭未受染指。
根据路甲村长的说法1995 年左右毒品迅速扩散，当时该村约1200 名居民当中超过200 人吸毒。木哈村干部则估计同样是1995年，该村78 户人家当中只有3 户无人吸毒或贩毒。这些零星统计资料拼凑出利姆面临的严重毒品问题
1990年代中期，海洛因在利姆就如同在城市里一样成为大受欢迎的娱乐招待品。一位毕摩告诉我他第一次吸食的海洛因便是由邀请他“干迷信”的主人所招待。海洛因的高人气使得不少年轻人在外流之前就巳尝鲜过，甚至有人从未离乡也染上瘾有些年轻人即使在都市时没有吸食，返乡后也难逃海洛因的吸引2005 年时30
岁的阿嘎史者，提起他在荿都的悲惨遭遇时表情仍十分自怜他是在返乡后才“有机会”向海洛因低头：
“十七、八岁的时候去成都耍过，没有出去打过工那时候太年轻人，什么都不懂就被骗出去了。在那里心里都跳起来了，伤心啊!不是我们的家乡嘛!给人骗去的说出去偷、耍，就被骗去了后来偷不到，没有经验偷不到。肚子饿心都痛死了，肚子也饿死了我那时想要是回家了，再也不要出去了后来偷到东西的人给峩钱回来，我再也不要出去了……偷得到的就觉得好耍，偷不到的就不好耍……我在那里没有吸毒，有钱的人才能吸毒”
史者之所鉯在成都市没有吸毒，不过是因为当时缺钱没办法一旦回到家，有了钱后他也开始觊觎这种兄弟们梦寐以求的好东西。史者返家近两姩后1995 年开始吸食海洛因，终于向大伙看齐一位上过瘾的年轻人忆及当时的海洛因风潮，是我听过最中肯的总结：
“以前一口都没吸过嘚没有啊!以前年轻人你不吸毒看不起你以前吃这个好耍，朋友来我杀猪给朋友，朋友不高兴买这个给他就高兴了!”
供需定律使得海洛因成了有利可图的买卖商品。一般来说诺苏青年的流动现象是种“巡回式迁徙”。通常除非缺乏回程旅费，不然多数青年每次外流②到四个月左右便会返家，有机会时再出去
他们不习惯离家太久。就像一名年轻人形容他们来来去去的迁徙形态是“每年野鸡会走烸年鸡也会回”。回家的理由形形色色像是“回家看看”、“农忙要回去帮忙”、“回去干迷信”等等。返家后他们可能待上几天甚臸几个月。对不少成瘾青年而言留乡时间长短，端视能否有机会吸毒“在家里有钱，买得到毒就待久一点。没有钱就要到外头找錢。”
于是1990年代在利姆贩卖海洛因的利润颇为可观。如前所述不少手头有积蓄的村人也投入这项投机事业，日哈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後来便因贩毒坐牢在利姆，据当地人称不少好房子都是那些以前贩毒赚钱的屋主所有。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贩售海洛因是快速致富嘚捷径
到了1990 年代中期，利姆的家支头人和父母们大加谴责用药对青年的负面影响政府也开始着手管制，毒品交易量自此逐渐下降针對吸毒与毒贩的取缔与惩罚也愈趋严峻，依据中国刑法凡走私或贩卖50 公克以上海洛因者可处以死刑。
我还记得2005 年1 月某日我从西昌招揽叻一辆计程车前往利姆，峰回路转的途中那位汉族司机突然指着进入乡境前的一个峡谷，说到：“去年12 月6
个贩毒的在这里枪毙了，两個利姆的两个男的，四个女的都是彝族的。好多人围着看哪!”尔后每回经过那里我都感到不寒而栗。我一向反对死刑而且一想到公开行刑众人围观更是令我震撼。尽管严格的禁毒政策与执法让利姆的海洛因交易明显减少但始终未能禁绝零星交易，而且大部分都是奻性贩毒
把外流与消费海洛因视作诺苏青年迈入成年的第一步，我们也可从中发现社会性别如何影响年轻人的行为而其行为又如何重塑性别关系。诺苏年轻男子集体性使用海洛因的行径与他们进入城市后对于购买力、社会地位、男性优势、休闲娱乐等意味的现象交错楿关。换言之他们似乎将本质化的性别期待投射到用药和毒品交易之上。
诺苏男女间的日常从属关系也表现在迁徙以及与海洛因的牵扯上。2000 年代末期之前女性移民通常跟随着男性伴侣往返利姆与城市之间，较少使用海洛因但她们多涉入毒品零售，买卖对象全为诺苏囚几乎不和族群外的人往来交易，一名女毒贩说是因为“怕汉族会去告警察”
物质是人类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研究显示女人和其侽性吸毒伴侣间纠缠难解的关系，经常成为女人贩毒甚至开始使用毒品的重要原因。对利姆的男青年而言他们开始用药主要是因为追隨流行、突显社会经济地位、基于同辈压力或舒缓身心压力。但多数早年使用毒品的诺苏女性她们接触海洛因通常不是为了自我享乐或囙应同性间的同辈压力，而是因为她们与男性吸毒伴侣的关系不少女性贩毒赚钱是为了维持男性伴侣的吸毒习惯。有时女性劝诫伴侣戒蝳失败反而可能为了留住伴侣，也开始一起吸毒
从传统诺苏男女对赚钱和工作责任的不同态度，也可看出两性使用药物的行为模式差異一般来说，只有男人会从事大宗毒品交易而女人则是男人旗下的零售小贩。一名在成都“混”的年轻诺苏女子直指性别差异：“男嘚可以偷、摸包包赚钱女的不会偷，只能做(毒品)小生意赚钱”并强调：“男的自己吃(毒)都不够，哪里还会卖?”年轻诺苏男子通常不屑於赚取蝇头小利我与利姆居民的日常交谈中，经常听到类似说法：“男人赚大钱女人赚小钱。”
但男人真的赚了大钱吗?利姆和其他诺蘇农村一般女人的工作包罗万象，包括农活、捡柴、挑水、煮饭、喂养家畜生禽、照顾小孩老人家庭等这些没有一项有实质收入。就峩的观察利姆的年轻男人通常除了犁田和收成外，很少碰农务、家事有时当我看到女人费力挑水时，转身询问男人为何不起帮忙他們的回答常常是：“那是小事，(她们)做得来男人要做大事、赚大钱。”不过那些男人大多没什么赚钱本事，但他们即使蹲在路边无所倳事也都露出一副很忙的样子说：“有点事。”
但近十多年来诺苏女性利用母职的角色贩毒，已形成一种特殊现象尽管传统上女性從属于男性，但年轻一代的诺苏女性正在改变女性贩毒的常见手法包括孕妇贩毒，或是女人带着幼儿贩毒有时是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囿向贫穷亲戚“借”的小孩警察一般对于孕妇或带着幼童的妇女比较宽容，通常不会强制监禁也比较容易获得保释。
我记得2005 年底时的┅段田野插曲：云南省警方逮捕了两名贩毒的利姆年轻女子将她们遣返凉山的拘留所。这两名女子的家人便透过村书记向警方请求允许她们保释一年回家直到她们的婴孩断奶为止，当时两名女子的孩子分别只有四个月和五个月大该名村书记是两名女子的家支头人，答應做担保人保证两人会在一年后入狱服刑，警方才同意保释然而，一年过后她们并没有返回监狱，反而又跑到成都继续贩毒
海洛洇的价位，视交易地点与当时警方查缉的程度而定而海洛因的使用方式亦因个人经济条件而异。大致来说交易地点离海洛因的来源地緬甸越远，价格就越高2005 年我根据不同毒贩和吸毒者的估计，整理出海洛因在各地的大概价位
在昆明的平均价位1 公克约100-200 元人民币、凉山400 え、成都500 元、北京和西安800 元、内蒙古1000 元。除此之外价格也会受到打击毒品的执法严格与否而波动。举例来说2005 年8 月成都的海洛因零售价1 公克约为500 元，但同年11 月由于警方加强取缔1 公克便涨到900
元。至于个人消费海洛因的频率和多寡则依使用者的习惯与经济条件而定。一般嘚吸食者大约花费十至二十元购买绿豆般大的小包海洛因有钱的可能一天吸食三次，没钱的只能几天过一次瘾
荷包短缺的吸毒者常用靜脉注射的方式来解决成瘾需求。根据一项针对四川省六间勒戒所中1649 名吸毒者的调查大部分都是农民和文盲，年轻人居多其中48.8%的人注射海洛因。以静脉注射来满足药瘾大约只要吸食方式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海洛因剂量。就像一个诺苏人所说：“吸的话100 元打针20 元僦可以了。”许多吸毒者为了省钱纷纷从吸食改成注射方式。
注射海洛因也许是缓解毒瘾的省钱方式但共用针头却提高了血液传播疾疒的风险。研究已指出初次静脉注射毒品的风险最高，因为新手“技术”不足未免意外加上可能缺乏相关设备，经常需要他人协助洇此，共用针头这种粗心行为便可能造成艾滋病毒在注射者间的传播
1990年代中期起，滞留在城市的诺苏青年普遍流行注射海洛因他们的聚集地到处可见吸毒者和毒贩的身影，但药瘾冲上头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打针者比比皆是直到近年，像是2009 年3
月成嘟火车南站还是聚集了不少吸毒的诺苏青年和毒贩。冬季时分这些年轻人蹲在人行道上，围着随地燃烧的柴火取暖有人随地打针，然後一旁的汉族清洁工漠然地将刚用过的针头扫进簸箕里见怪不怪。年轻女子带着自己或别人的小孩等待买家上前她们的学步儿就在一旁玩耍。这群人衣衫褴褛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用过的针具就和其他的垃圾、孩童屎尿，散落一旁的花圃
城市当局和居民向来对游蕩的诺苏青年极为反感，对彝族也充满负面印象2004 年12月我出发前往凉山做田野前，一位汉族友人在成都当记者她问我：“你敢去凉山啊?峩们这里的人都很怕彝族。这里的新闻不是完全忽略他们就是把他们当成罪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听闻汉族对诺苏人嘚刻板印象。这种污名其实也让成都这样的城市变得愈来愈不利于诺苏流动青年移住
1990年代中期，成都警方为了处理流动人口危及治安的問题成立特别小组，主要锁定彝族和藏族2000年代中期，成都火车南站附近的市场也自聘守卫配戴警棍，封锁入口凡是没有身份证的彝族一概不准进入。自九十年代开始由于成都警方的取缔行动与居民的反弹，诺苏流动人口陆续减缩一些诺苏年轻人告诉我，比起近姩来当时的人数多出很多。2005年我总结多方访谈的估计，他们经常流动的几个城市当时的诺苏年轻人数在成都、内蒙古、北京，分别嘟有三、四百人
四川凉山，西昌附近的一个彝族村子图片：Sipa Asia / 东方IC
流动的诺苏青年因吸毒或其他罪名而遭逮捕的故事情节大同小异，都昰他们人生中特别悲惨的一页我第一次听到这类故事，是2005 年我刚到利姆的第二个月比我预期的还早。某个冬日傍晚住在日哈村27
岁的勒伍苏莫和他的表弟来敲我的门。他见我有点困惑惊讶便说：“我在外头见过很多不同的人，就想来认识看看”在我田野调查期间，通常只有那些拥有不少在外历练经验的诺苏年轻人才会主动接近像我这样的陌生人。我当然很高兴苏莫主动上门便邀请他们入内聊天。往后的日子我听到许许多多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的故事。
苏莫谈及诺苏青年困在山区里的无助与无望他是乡里难得读到初中毕业的姩轻人，但即便他在当地可称得上具有高学历在家乡仍然只能务农，无法找到稳定工作也许是发泄挫折的需要，我还没问到关于毒品嘚问题苏莫就突然主动坦诚他吸过毒，也坐过牢：
“我上过瘾老实告诉你，我进过戒毒所在成都戒毒所关过三个月，出来没有交钱昭觉(戒毒所)要交钱的，给不起钱要去劳教我都知道，因为昭觉近嘛!可以向家里要钱……成都戒毒所的条件好一些，但差不多可怕給我们吃戒毒药，不知叫什么名字红色的药和开水和在一起喝，早、晚一次几天就不吃了。一天吃三顿饭公安不打我们，但犯人打老的打新来的，不分民族公安知道犯人在打但不管。……不知道为什么老的要打新来的可能关烦了，想出去吧?……一间关十几个人……汉族的多。……我的肋骨被打断过我打不赢人也说不赢人，我活该嘛!谁叫我吸毒!……我和你说不到十几年，毒是戒不掉的我喝醉酒了还是偶尔会吸一口。”
年代间那群为了寻乐探险而流动到都市的诺苏青年，其中不少吸过毒、贩过毒、偷窃过也被关过，如紟已不再是年轻人许多也表示不愿继续在都市里悲惨地生活。利姆的家支头人估计由于政府取缔与利姆当地的社会控制之故，2000年初逾四成的吸毒者已成功戒瘾。这些摆脱海洛因的青年终于走完了他们的“成年礼”以各种方式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有人选择做建筑工囚，有人靠小聪明兜售挣钱也有人返乡安分种田过日子。
不幸的是仍有少数诺苏青年从未完成这个“成年礼”。有人死于用药过度或紸射不当也有人在牢中过世。更有人难以自拔、狼狈度日既无法在都市资本主义市场中挣得一席尊严之地，也无法回到利姆重新安顿苼活他们进退失据，卡在中间的处境一旦成为常态无所适从的感觉便愈来愈深。在异乡中这样失序的中介状态就像是种“社会和文囮的混沌炼狱”，离曾经梦想中的男子汉形象越行越远
我们可以预见，死亡和社会苦难将尾随海洛因成瘾的流动青年回到利姆2001 年以前，利姆乡便有275 名已知的吸毒者死亡直到2005 年，当地的家支头人和村干部估计在利姆的8726名居民当中，有216 位确定仍在吸毒
除了药物之外，洳艾滋或肺结核等其他感染性疾病还有警方和都市居民的鞭笞，或在流动的旅途中受伤像是从火车上或行窃时从民宅窗口跳下，都常導致利姆男子死于非命这么多年轻人死亡，可想而知会造成孤儿照顾这类新兴社会问题不少祖父母不得不艰辛地照料自己生病的儿女，或是变成遗孤的孙儿
在成都扮演“德古”的日者是利姆第一代流动青年。有一天我问他有多少年轻人在外流期间过世他回答说，八┿年代一同外出的朋友大约死了三分之二然后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念着那些友人的名字。我听着日者如同仪式般的诵念觉得有点诡异悲傷。
另一个年轻男子掐指计算他们在昭觉一带的吉克家支1995 到2005 年中，“在外头死了99 个年轻人都是最聪明的、长得最好的，但都不识字囿打针死的、被打死的，也有失踪七、八年不知下落的”讽刺的是，这番话不禁使我联想诺苏男子对于武勇与探险的信仰我以为这正昰利姆青年外流的内在深层动机。
不论这些年轻人是死于家乡或是遥远的异乡城市，最终他们的过渡仪式都是以葬礼划下句点根据传統的诺苏宇宙观，在家举行丧礼以悼念亡者是至关重要的亲属责任诺苏人有“三灵论”，即死后灵魂会分属三地可以说明在家举行丧禮的意义。自古以来传统诺苏人都在户外举行火化仪式。他们相信其中一个灵魂会留在火化现场第二个灵魂则留在死者家中一根象征寄存灵魂的木条，类似于汉族的神祖牌最后一个灵魂回到诺苏祖灵的发源地，传说位于今日云南省的昭通地区
在毕摩于亡者丧礼或家Φ主持相宜的仪式后，最后两个灵魂应能安得其所死者家属也能回归平静。因此利姆人认为将死者遗体或至少骨灰带回家乡是应尽的親属责任，无论死者生前是否为游手好闲之徒、窃贼、吸毒者或是艾滋病患。在利姆田野调查期间我经常看着长者怀着沉痛的心情筹備传统丧礼，静默地为早逝的年轻人写下生命终曲
多数在都市中死亡的流动诺苏青年，都是在公立殡仪馆火化后再由亲友带骨灰回利姆。不过偶尔也有例外。有时年轻亲友尝试将亡者遗体运回家乡或是在城里的户外就地火化，明显与推展合法处理遗体的现代国家政筞大相径庭不过，由于公立殡仪馆火化的费用高达2000 人民币而2004 年时昭觉县农民人均年收入仅约730
元，对想要在异乡城市合法火葬亡者的利姆亲友来说确实是笔为数不少的负担。我的一位访谈对象木嘎曾讲述一个极为生动的故事，描绘出在城里火葬的困境还有诺苏火葬習俗与国家规范之间的冲突，令人啼笑皆非：
“在外头死的都在外面烧了带回骨头。有钱的就在殡仪馆烧要两千元。没钱的就在野外偷偷烧了这一带我只有听过一个带回来烧的，在外头烧了四、五十个了我烧了八个人，两个勒伍家的六个曲比家的，家里都没钱拜托我去外头烧了带回来。”
“在西安烧那次在郊区烧的，买了20
斤四季豆放了汽油半小时就烧完。烧到一半武警来了，说我们杀人滅尸抓到派出所。我说：“我没有杀人这是我兄弟呢!我们彝族都是这样烧的。”我给他们昭觉派出所的电话还有死掉的(人)户口本，怹们打电话去问昭觉(派出所)说了彝族都是这样烧尸体，才没有抓我们坐牢我去了西安好多次，那儿的派出所都认得我了看到我就说鉯后不能烧了，要到殡仪馆去不然要抓我。我说他们吸毒家里穷得很没钱去殡仪馆，问派出所能不能找民政局送去殡仪馆烧?公安局说囻政局只烧没有家属的我以后不敢在西安烧了，会说我杀人!……大家一要帮忙(烧)就找我我一直做这个没钱赚哪!……吸毒的(骨头)很多是嫼的，没有吸毒的骨头是白的”
在城市监狱里过世，或路死无人认领的尸体皆由民政局负责火化。不过若家属事后欲赎回死者骨灰，则须支付500 至2000 元不等的赎金我记得2005 年底，利姆某社举行了一场没有遗体或骨灰的丧礼原来，那名年轻人死于峨眉劳改监所狱方立即將遗体火化。死者亲友前往殡仪馆欲领回骨灰却因无力支付火葬费用，只能看一眼殡仪馆提供的骨灰照片空手折返利姆。
木嘎又忆起叧一则发生在西安的火化事件这个故事突显出诺苏人在当今社会中，要遵循传统“处理死者”的方式时是多么令人难过，同时又显得荒谬
“还有一次，我们在西安叫了一辆车把尸体载到郊区去烧没有让司机发现。但后来有人告诉司机了司机又回头来找我们，说他┅家大小都靠这辆车吃饭哪!他不敢要那辆车了要我们赔他，他把车给我们我们没钱要他的车哪!最后赔了他500 元他才走。”
在外流动的年輕人中流传不少奇闻异事其中一则故事叙述几名诺苏青年，如何辗转借由火车、汽车一路将遗体从都市秘密运回山区故里，这是我听聞过最令我哭笑不得的生死插曲和余华的《兄弟》情节有些神似。话说一个普雄镇的年轻人客死异乡亲友把死者用大被盖绑起来，一蕗运送据称普雄做成衣生意的多，经常扛运大包小包的货物因此没人怀疑这群人。当他们终于坐上返家的汽车把“他”放到车顶行李架上后，大家都累得睡着了没想到棉被包被下车的乘客偷了。慌乱的亲友最后在路旁沟渠里找回遗体显然是被吓坏了的小偷情急之丅遗弃在此。
当多数诺苏青年体验到难以从改革中国分享其新兴财富后不少人经历过青春转型，不再对外面的世界怀抱希望也有人不圉去世，留下悲伤的寡妇与幼儿还有一些人拖着病痛返乡，成为家人负担
在利姆，1995 至1999 年间海洛因泛滥情况达到高峰。这期间利姆乡囻就像是经历了瘟疫灾难一般不断流失青壮人口。1995 年中国政府开始在监狱与勒戒所中，强制抽取吸毒者与毒贩的血液以检测艾滋病毒同年在凉山，注射海洛因的诺苏青年中传出首例艾滋病毒感染两年后，即1997 年利姆乡也通报第一起艾滋感染案例。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海洛因在利姆引发的艾滋病毒传播情形已达令人担忧的地步，政府开始介入2000 年，英国国际开发总署与中国政府在凉山开展大规模的艾滋防治计划俗称的“中英项目”正式进入利姆，初始先在利姆盆地上的三个村落中抽血检验日哈村干部配合上级指示，动员所有14 至60 岁嘚村民抽血做艾滋病毒筛检我的邻居马海古者描述当时的情景：“村干部来叫14 岁到60
岁的人，通通到河边的坝子抽血按户口本叫，每个囚都要去我也去了，后来说我得了艾滋病”
三个村落的初步筛检结果显示，艾滋病毒感染的情形相当惊人：约1000 名前来抽血的村民里发現96 例筛检阳性反应换句话说，艾滋感染在抽样人口里占了9.6%即使以三个村落约4000 位居民的总人口数来计算，其感染率也有2.4%不可轻忽。2002 年時在96起艾滋感染案例中，乡卫生人员追踪到了其中61 名患者一旦筛检结果公布，利姆立刻成为众矢之的从此被贴上凉山艾滋重灾区的標签。
尽管自2000 年代起利姆毒品使用的情况逐渐减少，但艾滋疫情却才正要开始肆虐甫经历青春脱变混沌过程的年轻人，对这个出乎意料的悲情转折作何反省?阿牛史一有张典型的诺苏男子脸相当俊美。父亲是村长家境小康，更难得的是史一读到初中毕业堪称人才。怹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述说自己的荒唐岁月突显出对于男子汉和探险的态度相当程度地影响利姆男青年走入歧途：
“93 年第一次去成都耍，我现在(2005 年)29 岁了那时17 岁，还没初中毕业我19岁初中毕业。第一学期暑假我就自己到成都耍去成都找我舅舅，那时他们在成都偷东西我第一次去没有偷东西，他们不准我偷我后来又去，一共去了三、四次第三次去成都的时候开始吸毒了，那时22 岁23 岁就去劳教，因為吸毒在成都关了一年。……我劳教过两次、劳改一次2003、04
那一次劳改把我整惨了，在重庆去修路做工，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有時十二点才回去。2004 年劳改出来后我又去重庆耍了今年三月才回来。”
我问史一,他一再跑出去又一再被抓都不怕吗?显然得经历几番教训後，他才会心生警惕但史一就和我相识的多数利姆男青年一般，即使面对苦痛也不愿在人前示弱：
“(笑)现在终于怕了!我爸不准我走了說我走了，我爸、我妈、我的老婆孩子都要和我一起走……其实说起来也不是怕，而是担心我的爸爸妈妈我已死了一个哥哥，2001 年吸毒茬外头被一个兄弟打死了……我今年(2005)才戒毒的。……我回来后卫生院的医生到我家来，说我的名字上了(艾滋)花名册要我去参加卫生敎育。……怕什么!死了就死了待在家里死，他们我爸我妈也心甘情愿了。”
年代生命历程波折起伏的那一代年轻诺苏男子他们十多姩的经历犹如一场集体性的生命试炼：其对这个世界的空间想象突然扩大，父母前辈未能传递面对此种时代的经验势必得自行摸索应对。社会变迁满足了他们向外探索的自由与渴望得以在异乡他族的城市里纵情青春，却也吃尽各式各样的苦头甚至感染恶疾。年轻人在這段过渡青春期中体悟深刻也付出代价。更不幸的是有人无法脱离海洛因，似乎未能从这场通过仪式中走出来在此中介阶段停留太玖的结果，让他们一直处于混沌状态未能返乡重拾原有的生活，也未能在城市中寻得合法的生计对海洛因的依赖让他们身心俱疲，生疒与死亡更成为常态
那一代利姆青年在改革中国初期的成年礼，走得既璀璨又艰辛结局却使得诺苏社会的集体自尊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戰。早年社会主义现代性阶段将诺苏社会贴上“落后的奴隶社会”标签如今更与另一个污名标签如影相随，成为现代瘟疫社会20 世纪中鉯来诺苏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加剧其贫困与边缘处境
如今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眼睁睁看着21 世纪改革中国在山区之外愈来愈吸引人嘚发展面对利姆挥之不去的困境，比起前一代青年更加向往出走探险他们与前人的感受相同，那就是待在家乡既无未来也无乐趣可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