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夏邦玛是唯一的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山峰。它座落在喜玛拉雅山脉中段，位于主脊线偏北10公里、呈东南西北走向的枯岗曰山脉的东南部，地处东经85.7°,北纬28.3°。东南距珠穆朗玛峰120公里，其东面是海拔7703米的摩拉门青峰，西北面是7292米岗彭庆峰，它们都在西藏聂拉木县境内。

       “希夏邦玛”在藏语里意思为“气候严酷”。希夏邦马峰由三个高程相近的姐妹峰组成，在主峰西北200米和400米处，分别有8008 米、7966米的两个峰尖。这里是喜玛拉雅山脉现代冰川作用的中心之一 。整个枯岗曰山腰冰川和永久积雪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主要集中于希夏邦玛峰周围。北坡横对着13.5公里长的野博康加勒冰川，与它平行的是达曲冰川。北山脊以东是格牙冰川，南坡有16公里长的富曲冰川，其末端一直降到4550米的灌木林带。最引人入胜的是海拔5000—5800米之间的冰塔区，长达几千米，景象形态甚是奇异， 宛若活生生的“冰晶园林”。但其上又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冰雪裂缝和时而发生的巨冰雪崩，为登山者设置了种种困难。

世界上有十四座超过8000米的山峰，希夏邦玛峰的海拔高度位于其中的第十四位，8012的海拔是8000米以上山峰中的最低海拔，但最低海拔并不等于最低的攀登难度，在十四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里，希夏邦玛的攀登难度远超珠峰，名列第八，珠峰仅只排在第十二位。作为世界上最后一座被征服的8000米以上的山峰，希夏邦马以自己的方式拒绝着人类的侵扰。

对于一个已经登顶过珠峰和卓奥友峰的人来说，这样的希夏邦马仍然充满了诱惑和神秘感，打开搜索引擎，你会发现，有关希夏邦马的资料不仅少而且大同小异。绝大多数的资料都围绕着2002年北大山鹰社那场著名的山难，可以说，在那次事件以前，希夏邦玛几乎没有进入人们的视线，这座世界第十四高峰静卧在青藏高原，宁静、高远，孤芳自赏。

2003年5月22日14点37分，52岁的王石站在珠穆朗玛峰8848米顶点，这一瞬间，他不仅了突破了自己的极限，还为中国所有有志登顶珠峰的人们点亮了一盏希望之灯。那一天，远在云南昆明的家中，我紧盯着电视屏幕上的转播画面，把王石登顶那一刻深深的刻在了脑海之中。我为好朋友王石感到高兴，也为自己感到高兴，王石的成功让我意识到自己也有机会实现自己登上世界巅峰的梦想。在王石攀登珠峰以前，我曾在王石攀登云南哈巴雪山时担任他的高山向导，为他提供专业的高山服务，我很清楚王石的状态，如果52岁的他可以登顶珠峰，那么我也一定可以。

我和飞彪是云南较早涉足户外运动的户外活动爱好者。2003年，当我和飞彪在成功登顶了海拔5396米的云南最高峰哈巴雪山后，开始商量如何突破自身的高度。2004年，我们远赴新疆，成功登顶了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2005年，我和飞彪再度携手，成功登顶世界第八高峰——卓奥友峰。此次登顶，是我和飞彪的一次突破，也是云南人的一次突破，更重要的是，我和飞彪通过这2次极高山的攀登，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能力，在新疆，我和飞彪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挑战，慕士塔格峰的攀登非常轻松，而世界第八高峰——卓奥友峰除了让我们感觉适应时间过度漫长外，在难度上并无多大的挑战，我和飞彪都意识到，我们还有潜力，应该可以通过世界最高峰的考验。

2006年，在城建股份的支持下，我和飞彪开始向世界的巅峰进军，同样是圣山探险公司为我们提供的高山服务，圣山探险公司通过几年的运作，已经非常成熟，我们在珠峰大本营时，不仅可以享受24小时的热水供应，还有一个珠峰茶馆可以提供我们休闲娱乐，在适应性训练的时候专门的高山向导一路陪伴我们，进行专门的技术指导，每一次出发前，高山协作们都已将路修好，打好路绳，为登山者扫平前行的障碍。我们只要拥有必要的登山技术和充足的体力即可，当然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攀登珠峰成功后，我回到家乡昆明，家乡的人民赋予了我许多的荣誉和关怀，我和飞彪被称为登山英雄。此次我们再上希夏邦玛，可能有许多人不能理解，珠峰都爬过了，还去希夏邦玛闹腾个什么劲儿，8012米还不是小菜一碟么？在大多数人眼里，高度是衡量难度的唯一标准，而登山的业内人士都知道，高度并不是衡量难度的唯一标准，8844米的珠峰在世界14座8000米以上高峰中的攀登难度只能排在第十二位，即使是一座相对难度较低的山峰，海拔仅为8012米的希夏邦玛，攀登难度远远高于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

       2008年9月，我与哥哥飞彪进入西藏，来亲近我们登山生涯中的第三座8000米高峰——希夏邦玛。我和飞彪已经联袂攀登过8844的珠穆朗玛峰和8201米的卓奥友峰，兄弟同时攀登3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这在国内乃至世界的业余登山界都是都是极少见的。

每次出去登山，我都习惯将一些体会编写成短信发送给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此次，一位忘年交接到我的短信后非常激动，马上给我回复了短信。这位忘年交就是今天已经70多岁的邹新禄老师，他是40年前首登希夏邦玛的中国登山队的高山摄像，但因为多种原因最终未能登顶。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今天听说我们要攀登希夏邦玛，激动的老人给我发来了热情的短信：

       “飞豹，好样的，你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为你自豪！得知你又要去摘取巅峰的桂冠！为实现另一个梦想又张舫启航……我一颗登山老人的心心潮澎湃。啊！神秘的希夏邦玛，我年轻的足迹也曾亲近过你，虽然没有到达顶峰，也曾荣获二等功，壮志未酬长留憾。用我对登山者的爱祝福你：摘取桂冠、平安归来。”

希夏邦玛峰在十四座8000米以上高峰中海拔最低，但却是最晚被人类征服的一座。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许竞、张俊岩、王富洲、邬宗岳、陈三、索南多吉、程天亮、米马扎西、多吉、云登，共10名运动员从北坡首登希夏邦玛峰成功，这条路线也就成为了攀登希夏邦马峰的传统路线，同时也被认为是所有8000米级山峰中最为安全的一条线路，年轻的邹老师也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

中国登山队为世界高山探险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为中国人民赢得荣誉，也为世界高山探险的重要历史阶段——“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划上响亮的句号。一次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集体10人同时登顶，这个记录是当时的世界第一。然而那个年代的登山队更多考虑的是国家荣誉和政治，登山者个人的愿望必须服务于政治大局的考虑，60多人的团队最后只有10人能够登顶，象邹老师这样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们心中又何尝不曾怀着梦想，渴望荣耀，但为了国家的荣誉、为了保证登顶的成功、邹老师他们默默的作出了牺牲，惜别了梦想。

       四十多年来，希夏邦玛总是躲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因为攀登难度大，登顶成功记录少，海拔高度又不出众，登山者在选择目标时总是将目光投向它身旁的珠穆朗玛和卓奥友。选择攀登希夏邦玛的登山者少之又少，然而越是这样、越是让那些专属于希夏邦玛的荣耀散发出耀目的光芒。

1987年9月18日，20世纪最为伟大的登山家之一波兰人库库齐卡（Jerzykukuczka）登顶希夏邦玛峰，完成了14座8000米级山峰的攀登，一共用时7年。他是世界上第2位完成此项壮举的登山家，而且所用最短，同时他所选择的攀登线路也几乎都是最危险、最困难的路线。他的壮举还在于他进行了9条新路线，一次单人，5次阿尔卑斯法，4次冬季的攀登。他的强项在于他的毅力。他的同伴提卡（Voytek Kurtyka）说：：“杰里克是我遇见的登山者中最坚强的，突出在于他忍受痛苦和藐视危险的能力。同时，他着魔于一种领先他人的内心冲动。象他这样的人，遇到障碍时，不是粉碎困难，就是撞破自己的头。”

       1995年，一支西班牙登山队打破传统路线的唯一性，从南坡登顶成功，并命名为“菲哥瑞斯路线”。

       2004年，法国著名登山家拉法尔（Jean-Christophe Lafaille）沿希夏邦玛峰南坡单人登顶成功，这是喜玛拉雅山区历史上第一位以阿尔卑斯式在冬季、无辅助氧气支持下进行的8000米级山峰的攀登。

       9月10日，所有的队员在拉萨集中，进山前，圣山探险公司为队员们安排了一系列的适应性训练，让队员们攀登5000米的宁金抗沙，这样的高度对我们这些队员而言更像是一场郊游，每天的长距离徒步犹如散步一般的轻松。

       10名队员中最年轻的也是70后，平均年龄都在45岁左右。这可能是中国登山史上年纪最大的一支登山队伍了。

本次的登山队员除了我和飞彪以外，还有昆明城建股份的董事长李捷、深圳万科的董事长王石、深圳农行的张梁、科学家汪健、福建队员“花雕”、唯一的女队员、著名户外品牌—探路者的创始人之一王静、著名的管理咨询专家田同生教授、资深户外运动爱好者、中建公司的项目经理华仔等。在我们的队伍中，大半的队员都有过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经历，成功登顶过珠峰的队员有我和飞彪、王石以及张梁；其中我和王石还顺利完成了7+2探险活动。对这样一只经验丰富、有多年户外探险经历的队伍来说，队员的实力和专业性是不容置疑的。大多数队员在中国的户外探险界都有很高的声望，以队员的装备来看，都是世界顶级的专业品牌，基本所有队员都随身携带着先进的数码产品和卫星通讯设备。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登山是年轻人的事，一把年纪了就在家里享享福，还去吃那个苦做什么？弄不好还得把命搭进去。这种心态也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主动服老，勇于认老。其实对登山而言，40岁以上的登山者其实状态更好，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40—50这个年龄段的人如果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坚持锻炼的话，身体状况可以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水平上，加上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心态上已经比较成熟，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都也都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阶段，这对登山者的状态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登山本身是一种精神和意志的体现，国外50多岁、60多岁还在继续登山的人很多，世界上年纪最大的登山者是日本的三浦雄一郎，当他站在珠穆朗玛峰顶时，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他的这种精神其实是值得我们思考。

57岁的王石在队伍中是年纪最大的登山者，但他的状态非常好，每次的长距离徒步训练中总是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的训练习惯是中途不做停留，全程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均速度，缓慢而有力。训练中我常常一口气冲到前面，然后在喘不过气的时候又停下来休息，看起来我总是在前面，但最后抵达终点时，王石常常是和我们同时抵达甚至提前抵达。

许多人在和我谈到王石去登山时，总是以为他应该专门带了个秘书之类的助手，帮助他背负一部分的登山装备，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之类的。这样的人通常是不了解登山运动的，每个登山者，不论你是什么身份，有多少的身家，在雪山面前都是平等的。世人眼中应该前呼后拥的大企业家王石，在训练中同样要背负重达十多公斤的装备，酷爱摄影的他还随身带了2个专业相机，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记录的机会。当一天的训练结束时，大家都开始舒服的躺着欣赏美国大片时，王石通常都是在忙着整理他拍摄的图片和记录每一天的心情。他的博客永远是在勤奋的更新，总是那么的吸引人，迷糊的我常常会忘记前几天训练中的细节，这时候我总会去他的博客里晃晃，出来就一清二楚啦！说起来，王石的动手能力和登山技术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队员汪建是一位专业研究高山血氧课题的基因科学家，这是一项目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科学研究，他的研究需要在高海拔地区提取试验样本，从而研究和检测人在高海拔地区的血氧含量和身体状况。

这次登山，我们整个队伍的人都充当了一次小白鼠。在汪建一番关于高山血氧课题对登山活动的重大意义的高谈阔论的鼓动下，所有人热血澎湃，纷纷挽起袖子，让汪建的助手、博士生陈芳抽血实验。然而理智很快就被双手扎满的针眼拉了回来，年轻的陈芳不知是紧张还是因为高原反应导致的发挥失常，常常是每个人抽上几次都不能成功。王石甩着被扎得满是针眼的双手，开玩笑说：“看来这打针还真是博士不如护士啊！”我接口说：“唉！人家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我们是为美女两手插针嘛！”在大家的玩笑中，原本因为不好意思而满脸通红的陈芳也笑了起来。  

       随着高度的上升，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汪建都要抽样保存，我们恨恨的称他为“高原吸血鬼”，不过因为陈芳的抽血技术实在不行，在遭受了数天的针头蹂躏之后，大家终于提议让我们的高山医生鲁医生来完成这个工作。我揉了揉手上的针眼，自嘲的说：“原来美女的针也还是不好受的啊！”大家自然又是一阵哄笑。

       张梁是来自深圳农行的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2003年他曾与王石一起向世界最高峰发起冲击，但遗憾未能登顶。2005年，不服输的张梁重振旗鼓，终于一举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成为站在巅峰之上的又一名英雄。

       张梁的性格与飞彪很象，都不爱说话，给人的感觉很内向，但内向的张梁在登山方面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力派，技术好得没话说。这次攀登希夏邦玛的过程中，不管多么累的训练，都丝毫不见他有疲惫的感觉。

       张梁在圈内的朋友中口碑非常好，大家在提到他时都会翘出大拇指，我和张梁之前的交往不多，只是互相都很钦佩彼此的精神和成就，自然也就有了一丝神交的感觉。

       2008年5月，内向低调的张梁只身一人前往北极，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越野挑战赛。坚忍的他在零下20°的低温中行走了600公里，创下了中国之最。与此同时，我也在北极完成我中国人首次穿越格陵兰大冰盖的极限挑战。可以说，我和张梁在北极的这两次挑战可以并称为2008年中国户外界最具代表性的个人户外探险活动。

       这次见面以后，我和张梁自然聊起了北极的徒步，谈起那里的暴风、大雾、低温，天地一片混沌，给我们感觉最深的还是在那茫茫无际的冰原上，人类面对风雪、极寒时的脆弱与渺小；聊到当时我们互相都不知道就在身边还有一个与自己一样默默坚持和忍受的朋友时，都不禁莞然。

       张梁就象一个沉默而坚忍的行者，默默的用脚步丈量着生命的长度。真是人如其名啊！“张梁”—“丈量”难道冥冥之中真有天定？

       这么多年的登山经历中，我和飞彪一直相依相伴，共同面对困难的环境、恶劣的气候，一起享受站在顶峰的快乐。

       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哥哥姐姐们的宠溺和关爱。飞彪和我不一样，他的细心和体贴是我学也学不来的，有时候在攀登的路上我累的筋疲力尽，实在走不动的时候，他总是会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摸出一个小盒子，盒子里有时候是维C含片，有时候是巧克力，里面总有让我重聚体力的小惊喜。

       飞彪在我眼里还是个无所不能的工程师，就没有他修不好的东西，无论是电子设备还是登山装备，甚至是氧气面罩漏气了，飞彪也可以把它弄好。他的背包里总是装着各种实用的小工具，队伍里有了他，就如同拥有了一个登山设备工程师，无论实在哪里，飞彪总是队伍里最受欢迎的人。

在每次的登山过程中，只要有飞彪在，我就什么也不做，因为飞彪都会帮我安排得妥妥帖帖，比我自己想得还要周到。还记得珠峰攀登过程中的一次训练，当时我们都已经走得筋疲力尽，训练结束时我一头扑进搭好的帐篷就不想再动了，飞彪开始张罗着打火做饭，不一会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米线就做好了，我端过来一阵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的就消灭了，我把吃完的碗递给飞彪时他楞了一下说：“你都吃完了？怎么不给我留点？”我呆住了，在山上本来是以高能食品为主来补充体力的，象方便米线这样的方便食品只是在口味淡是用来调剂口味的，本来带得就不多，我一人就把这最后一包吃饭了，一点也没想到应该给飞彪留点。我歉疚得不知说什么好，飞彪却没说什么，重新找了些东西填饱了肚子。

       其实在其他人眼里，我还算一个细心体贴的好队友，会主动的为别人考虑，只有在和飞彪在一起的时候，我永远是那个被宠坏了的小弟弟，心安理得的由他为我安排一切。

飞彪平时话很少，日常生活中我显得更加活跃，说笑话、聊天、吹牛总是能听见我的声音，飞彪更多的时候总是默默的坐在旁边微笑。但在训练过程中，飞彪就像变了一个人，他时常关注着一起训练的队友，鼓励他们、照顾他们。而我在此时常常是累的筋疲力尽、自顾不暇。王石是我们兄弟的好朋友，曾经数次在一起登山，他最了解我们兄弟间的感情与默契。他总结了一句话来形容我和飞彪：“山上的飞彪就象山下的飞豹，上下的飞豹就象山上的飞彪，不愧是兄弟俩，谁也离不了谁！”

这次希夏邦玛峰登山活动，后勤保障服务由圣山探险公司提供，每位队员10万左右的登山费用换来了强大的后勤保障系统。我们进山时携带的物资超过10吨，仅食物就有2吨左右，登山队还配备了厨师、医生、专业的高山向导和高山协作，为确保登山活动能顺利进行，圣山公司重金购买了10月西藏地区的气象资料，西藏气象局为我们提供每天的气象监测和区域性气象分析，以及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

登山气候知识主要包括了雨季的起始与结束时间，7000米以上的高空风变化情况以及不同海拔高度的地面风速的日变化情况。了解雨季的始末时间主要是为了合理安排登山计划，登山时间应尽力避开雨季，选择旱季。为了解7000米以上的高空风变化情况对于攀登更为重要。根据众多登山家的经验，在登山应选择风速小于6级风的季节。只有掌握了这些知识，才能合理的制定登山计划，最大程度上保障登山者的安全。

       现代的商业登山就如同一场区域战争的模式，情报与资讯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此次登山，在9月已经将冲顶时间确定在10月上旬，这就是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对气象资料进行分析和测算的结果。

       对于一个专业的探险公司来说，把一些支付了巨额资金的登山者安全的送到顶峰就是他们的工作。7000米以上极高山的商业登山活动已不是圣山公司初次运作了，2003年，圣山探险公司成功协助王石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王石的登山梦想，也开启了中国商业登山活动的先河。

9月16日，我们终于进入了希夏邦玛峰大本营（海拔4950），2天以后，我们上升到5700米的前进营地，这里也是40多年前中国登山队建营的位置。当我们抵达时，高山协作们已经为我们建好了营地，在我们的营地旁，还有一支6人的意大利登山队已经驻扎。前进营地的条件非常好，我感觉比珠峰前进营地的条件好了很多，因为可以用牦牛运送补给，面积超过100平米的营地显得尤为豪华，帐篷内有折叠的桌椅，有发电机可以全天供电，高山厨师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仿佛是把宾馆的餐厅搬到了这里，地上甚至还铺上了红地毯。让登山者们在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上享受到尽量舒适的日常生活，这仿佛已经成为商业登山活动的一种标准模式。

进入希夏邦玛峰后第一阶段的适应性训练充满了刺激和挑战，从前进营地到C1营地，期间要通过一个6000多米宽的冰塔林。这个冰塔林以每年一米的速度向山下推进，每年的形状都不同。冰塔林大多为5—10米高，呈狼牙状。如果没有专业的高山向导提前探路，为登山者铺好路绳，进入其中的登山者极有可能迷失其间。先我们到达前进营地的意大利登山队曾几次试图穿越冰塔林，向上进发，都因为在冰塔林中迷失方向而被迫折返。直到我们的高山向导建好路绳后才沿着我们的路线前进到达C1营地。

穿越冰塔林需要在厚厚的登山靴上绑上12齿的冰爪，只要有过攀冰经验的人在穿越冰塔林时都会感到由衷的刺激和乐趣，而对李捷来说则是另外一番感受，初次攀冰的他每走一步都如同蹒跚学步的婴儿，不断的跌倒又不断的爬起来，有几次甚至摔得头破血流，但他仍然坚持向上推进。曾为特警的李捷见惯了与歹徒的生死搏杀、甚至面对枪林弹雨时也不曾改变颜色，但此次面对的冰塔林确实让他举步维艰、力不从心。

倔强的他为了不拖累其他队友的前进速度，咬牙忍痛，在一次次的摔倒中艰难前行，在高山协作的帮助下，他历尽艰辛终于走出了冰塔林。到达C1营地的时候，李捷回首来路，真正感受到了登山的不易。在上山之前，49岁的李捷一直对此次的希夏邦玛之行充满了希望，他希望能在自己50岁的时候问鼎珠峰，希夏邦玛就是他巅峰之梦的第一站。

       2个月前，当我走进城建股份的办公室和他谈起希夏邦玛登山计划时，一直热爱登山的他心潮澎湃，从来没有6000米以上登山经验的他，决定亲身体验希夏邦玛的攀登过程，如果此次登山活动能够成功，无疑能为他明年的珠峰梦添加一个很重的砝码。

第一次的高海拔适应，连续几天李捷都感到肠胃不适，没有食欲，甚至到了吃什么吐什么的地步。他一直默默忍受着，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然而再强壮的身体，在6000以上的海拔上都无法这样扛过三天。在折返前进营地时，他已经虚脱得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了，实在无法坚持的他终于向向导诉说了身体的不适，向导检查了他的身体情况后，建议他立即下撤到低海拔地区调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已经4天无法咽下任何东西。

李捷一直对登山活动怀着一种热爱，2006年，李捷出于对登山的热爱和对我的敬佩与信任，支持我完成了7+2探险活动，并在2006年10月，与我一同攀登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特警出身的李捷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百忙的工作之中还坚持每天进行游泳锻炼，定期做长跑练习。然而7000米以上的极高山对大多数人的身体和意志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他的身体不适应这样的高度，缺氧、低压的环境和大运动量的训练导致严重的高山反应。

海拔八千米或说两万六千英尺以上的地带通称为“死亡地带”。急性高山病表示了在当前高度下身体对缺氧环境的适应或说忍耐程度。任何上到高海拔的人，都有可能发生，不因年龄、性别、强弱、或是否有到高海拔地区的经验的人而产生不同。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空气中的含氧量是平原的1/2，7000米以上含氧量是平原的1/3，到了8000米以上含氧量不足平原的1/4。 7000米是人的生理极限。在这个地方，人体肺泡里氧分压和动脉氧分压基本上差不多，从理论上讲，氧气无法从肺泡里进入血液送给人体的组织。到7000米，能耐低压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大概百分之几。这确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被高山反应折磨得几乎脱了形的李捷含着眼泪离开了，在大自然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在它的的面前，是真正的适者生存。能不能留下全看身体的状态，不论你是什么身份、有多少金钱，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最本源的体能和意志。

根据气象预报，国庆期间有一个为期三天的好天气，这对我们而言是个好消息。整个攀爬过程中，前进营地到C1营地的路程最艰难，最漫长，陡峭的冰面上暗藏着冰裂隙，经过修路及探测，高山协作们在危险路段都作了标记，打好路绳，让登山者们能够顺利安全的前进；C1-C2距离不长：，仅有两个大雪坡；C2-C3比想象短，C3营地原本是拟定建造在7500米的山脊上，考虑到风速太大，运送物资不便。领队临时决定降低C3海拔，把C3营地建造在7000米的一个凹槽内，但这就意味着冲顶海拔增加到垂直距离1000米。

在计划好所有登顶时间后，前进营地又进来了一个只有4个队员的西班牙登山队。我们是前进营地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登山队，象这样一支大队伍，几乎承担登山所有基本设施的建设。按国际惯例，修路费用平摊，按人数缴纳，希夏邦玛峰也不例外，领队阿旺几次去与意大利登山队和西班牙登山队交涉，希望其支付修路费用，每次都无功而返，他们都说没带现金，等回国后支付，可以想象，这根本就不靠谱!

西方登山探险历来领先中国，西方的登山探险活动以阿尔卑斯登山方式为主，除了有厨师和联络官以外几乎没有高山向导。我们检查氧气设备时也未见他们携带氧气设备，9月29日，我们决定开始最后的冲顶周期，向1号营地进发。当我们为自己绑上冰爪时，旁边的意大利队也开始行动。在我们穿越冰塔林时，意大利队尾随而来，他们必须依托我们的路线，否则不可能登顶；第一天，意大利队跟的非常紧，我们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我们休息他们也休息。第二天仍然如此，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在观察和学习。

       10月2日我们从3号出发冲顶，C3营地到顶峰的垂直高度整整1000米，过程非常漫长，难度也非常大。当初我攀登卓奥友时，最后一个突击营地为7600，距峰顶只有600米；珠峰最后一个突击营地为8300米，距峰顶只有500多米。这次的冲顶象往常一样，仍然是在夜里。

凌晨12：00，冲顶的时候到了，我们准备时，意大利队也在忙碌；我们按设定的路绳，每个人靠自己的头灯照明，跟随高山向导们开始冲顶。黑夜中我们看不到险峻的山势，相反，深色天幕中蓝宝石般的璀璨星辰如同牛奶一般的倾倒下来，风卷过我们绒布手套与氧气面罩，天上仿佛有海螺的声音滚动，夜色显得特别的诗情画意。一行为梦想默默努力的人行走在这样的黑夜里，真是让人感到说不出的温柔。

夜晚看不见路，只知道跟着前方的队员攀爬，周围都是队友沉重的呼吸声和积雪被挤压时发出的“咯吱”声。因为这是希夏邦玛第一次的商业登山活动，一切都是陌生的，没有现成的路线可以利用，高山向导们常常需要临时探路，我们十几个人就挂在一条细细的登山绳上等待。头上不时有冰雪落下，我只能将头缩回冲锋衣，靠在绳子上稍作休息，突然我发现手中的绳子有些异样，好像不是专业的尼龙绳。我吃了一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十几个队员的命可就挂在这条细细的绳子上呢！我又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手中的绳子，确实不是专用的尼龙绳，只是一条普通的绳子，我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这里是海拔7000米上接近70°的峭壁，如果绳子断了发生滑坠，我们队伍中的大部分人都将永远留在这里。

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让专业的登山尼龙绳变成了普通的绳子，“这下惨了！”我在心中暗暗叫苦。但已经挂在着7000多米的峭壁上了，再怕也只能忍着，身子也不敢随便乱动了。想到手中这条绳子随时都有可能断掉，原来还可以不时的调整姿势，让身体得到休息。现在却紧张得连动都不敢动一下，看到身边的队友调整姿势，我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不过几分钟，我的内衣已经被冷汗沁透了。

       我心里不断的挣扎着，怎么办？这时探路的高山向导已经打好了路绳，前面的队友又开始向上攀爬。我还没来得及阻止，整个队伍又开始移动，看着手中不断晃动的绳子，我一咬牙，拼了！人不疯魔不成活，现在下去也要用这条绳子，那还不如拼一下。我横着心将手中的上升器向上推去……

又向上攀爬了一段，前面的队友又停下了，高山向导们要为队伍铺设新的路绳，我们将在原地等待向导们铺设，经过这一段的行走，我已经将绳子的事抛到脑后去了，跟队友们一起，仰着头兴致盎然的观看向导们的表演，在这样陡峭的冰壁上，高山向导们象一只只灵活的松鼠，我们拉着路绳，拿着上升器还累得气喘如牛，向导们则完全不用依靠这些东西，想来世界上最精彩的徒手攀岩表演也不过如此。

       看了一会，我觉得脖子发酸，低头一看却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画面。队友们都穿着厚厚的冲锋衣，带着帽子和氧气面罩，看上去圆圆的，象极了一串挂在绳子上的鸡蛋。云南十八怪中有一怪叫鸡蛋串着卖，我们还真像一串脆弱的、挂在7000峭壁上的鸡蛋啊！

       整个夜晚乃至第二天的11点登顶以前，队员们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不知时间，不知进退，直到东方开始显露微光时，才来得及环顾四周。

       一夜攀爬，我们已经接近8000米，甚至已经可见峰顶的微微的轮廓，如同造化苍凉而又流利的手势。就是那惊鸿般的一眼，让我们大家的情绪都忽然激动起来，半个多月的训练和努力，就是为了亲近前面那圣洁的雪峰，如今目标就在眼前，大家向前迈出的步伐都显得分外有力。

       越接近顶峰山壁显得越是陡峭，队友们一个接一个的攀爬着，如果此时有一个远景镜头，将会看到10几个人在几乎笔直的峭壁上奋力向上攀爬，身体包裹在厚厚的衣物和氧气面罩之下，动作笨拙而迟缓，但这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舞蹈，她绽放着这些登山者对极限探险的热爱，宛若一朵流光溢彩的梦想之花。

巅峰之上的舞蹈美丽而又危险，每个人呼吸都是粗重的，体力已经接近极限，只要一个抓不稳，就是万劫不复的境地，没有人去想有可能发生的种种后果，我的脑海中只剩一个念头：向上、一直向上。从看到峰顶到实际的登顶花了大约4个多小时，这4小时我始终处于一种拼命的状态，绳子断了又如何？没有劲了又如何？已经到了这里，如果因为恐惧和疑虑而放弃，那将是终生的遗憾。

       每个人都在机械的行走、拉升，谁都知道一失足的后果，但无论如何拼死也要上，这就是登山者的精神，也是登山者的乐趣。

       在前往希夏邦玛前，我查阅了许多关于这座山的资料，我从资料中得知，在1964年的希夏邦玛登山活动中，当时的登山队员在在峰顶上留下一尊毛主席的半身像，在登顶的过程中，我一边走一边想，上到峰顶后还能否见到这尊毛主席的半身像？如果还在，我应该如何处理？是将它带回去还是留在这里？

从3号营地出发时，意大利队也跟着我们上山了，一小时后，我们发现意大利队有人晕倒，不得不由2个高山向导带他迅速下撤。2小时后，意大利队全队下撤，他们采用的是西方的阿尔卑斯式登山，不携带氧气，无高山协作，然而在7000米以上的海拔上，未携带氧气的他们根本无法无法跟上我们的速度，我们的队员每人携带了2瓶氧气，将氧气面罩流量设定为2.5时，我们在7000米以上的行走如履平地。而据科学研究表明，8000米以上的山峰不带氧气攀登的话会严重损伤大脑细胞，长时间缺氧运动会导致后遗症：如失忆、老年痴呆等,我可不想在老了以后忘记我们的经历,那可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

       更有甚者，王石购买了英国最先进的面罩，这种氧气面罩的氧气利用率比我们的高30％，它采用单向阀门，吸气时氧气才会外流，呼气就自动关闭，大大提高了氧气的利用率。体力消耗太大时可以将氧气流量开到3.5，这样就几乎感觉不到我们是身处在8000米的高峰上。

接近顶峰时，在朝霞的微光中，东方空茫的天际出现了一簇青色的山峰，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宛若初开的莲花，美得不似人间。我情不自禁的拉住顿珠，问他那是哪里？顿珠略带敬畏的指着那些山峰告诉我：中间的是珠穆朗玛、旁边的是卓奥友、还有章子峰和洛子峰。这是我第一次在最佳角度观看珠峰，相距100公里，城市中的100公里，中间隔了太多的污染和浑浊，100公里的距离我们看不到彼此。而这里的100公里，让我觉得珠峰触手可及。

上午11点，我和飞彪同时登顶，我们成为第一支成功登顶希夏邦玛的业余登山队伍。与珠峰登顶之时不同，此次登顶时我很清醒。今天我已经记不起登上珠峰那一刻的情景，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让世界的巅峰在我脑海中保留了一片空白。而此刻的场景却是如此的清醒和真实，我牵着飞彪的手，所有的酸甜苦辣尽在心中，欲说还休。

在下撤的时候，高山向导顿珠夸我：豹哥真的是登山家了！还记得你登卓奥友的时候，重一点的包都背不动，还经常要休息，现在你登起山来轻松多啦！技术也比以前好了。我微微一笑，没有回答，今天的我比起4年前的我，已经改变了太多太多，昔日遥不可及的梦想今天已成为我的荣耀，技术和体能上的转变只是我最基本的一个条件而已。

有时候，一个人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找寻自己的目标。我经过20年的波折和探索，才逐渐发现自己潜在的真实能量。20年的岁月，仿佛只是一瞬间，对极限探索的热爱激励着我坚持不懈地用心来完成每一次的探险。无论珠峰的巅峰高度还是极点的漫天风雪，都只是我极限生命里的一场舞蹈，用来证明自己对探险的热爱。这种爱，就如同飘洒在风中的感叹， 20年过去了，以后还会有30年、40年也许一直到老，我无怨无悔！

       我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生命的价值大于攀登任何一座山峰，人生最大的价值在于经历，而生命是人生的一种载体，只有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才能谱写真正多彩的人生。

行走在7000多米的高度时，我遥望希夏邦玛的西峰，为02年发生在那里的那次著名的山难默哀。2002年8月12日北京大学5名山鹰社成员攀登希夏邦玛西峰(海拔7279米)在突击顶峰时遭遇雪崩，2人遇难，3人失踪。此次山难事件在全国引发了极大的震动，也引发了大学生是否应当登山的全国大争论。

从我的角度看过去，当年的学子们的确选择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路线，攀登没有太大技术难度，可选用的建营地也不应发生雪崩，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我为5个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面对大自然，我们要有充足的准备，要去了解山，敬畏山。学子们到来的8月，正是希夏邦玛的雨季，空气湿度大，新雪无法凝固，容易发生雪崩，不是最佳的登山季节。而学子们在气象资料不全，通讯不畅，无高山向导的情况下强行进行攀登，这本身就是不安全和不科学的。

但是山鹰社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记取和传承的，作为中国民间登山活动引领者，山鹰社开辟了中国群众性登山运动的新纪元。还记得在大本营凭吊遇难的山鹰社学子时，我见到了人们为纪念他们所立的玛尼堆，上面摆着五个金属板，用激光刻了遇难者的照片，因为金属板的透亮和反光，遇难者们的面容显得那么模糊，当我用力的去想去看清楚时，金属板上的影像总是被我自己在上面的投影所掩盖。

       我很不满意这样的设计，颇有微词，王石一袭睿智而深刻的话为了解读了这些设计的深意。原来设计者们是希望人们在凭吊昔日的勇者时，不仅要记取他们的容颜，更重要的是要延续他们的精神，金属板上印刻的是他们，也是我们，生命已经逝去，但精神永远传承。

       金属板就像一面镜子，每当我们凝视他们时，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反思，登山是一项危险的活动，所有的登山者在上山之前都清楚的知道前面可能存在的危险，但知道与面对是完全不同的，当你真正面对危险的时候，你会坚持还是止步不前？ “存鹰之心于高远，取鹰之志而凌云，习鹰之性以涉险，融鹰之神在山巅”这是山鹰社的社团精神，也是我们的精神。

然而登山总免不了危险，2008年8月1日，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发生雪崩，造成11名登山者遇难，在我们准备冲顶的那几天中，也不断传来喜马拉雅山区其他几座山峰登登山情况，有喜有忧。10月1日18时50分左右，3名日本登山者加藤庆信、中村进和有村哲史在攀登西藏境内库拉岗日峰遭遇雪崩，不幸遇难。10月2日清晨6：58-7：10分之间，IMG多国联合远征队的14名成员先后完成了他们的卓奥友登顶计划。但下撤途中，IMG探险队加拿大籍队长Guy Leveille由于身体过度衰弱而不小心跌落山崖身亡。此外3日和4日的晚上又有多支队伍发生了意外。报道说，有一名登山者遭遇雪崩后紧急接受了心脏复苏手术，另有多名登山者在下撤途中跌落受伤，斯洛文尼亚登山队员30岁的Miha Valic也在下撤途中遭遇了不测。

       登山不是自杀，它应该是科学的和理智的。高山上的每一步都是智慧与体力的博弈，疏忽则后果严重。在高山上，你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大意是导致失败的最常见的原因，而雪山的喜怒无常也成了登山者们面临的最大危险。

商业登山与普通人的巅峰之梦

       这些长眠在希夏邦玛的登山者们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巅峰之梦，但这梦想的代价是如此惨重，登山不是拼命，它应该是科学的和理智的。

我们此次登山前仔细认真的分析了当地的气象资料，掌握了气象变化的规律，充分运用了科技资讯，后勤保障完善，营地间沟通及时，通讯状态开放，24小时与外界保持联系，有后备人员，有修路组，有合格的高山协作，有专业的高山向导，有厨师，有医生，有联络官等等。可以说，我们是商业登山模式的受益者，在我们的队伍中虽然大部分队员都有丰富的登山经验，但我们都有各自的职业，王石是企业家、我是策划师、汪建是科学家，我们都不是专业的登山者，我们登山是因为向往巅峰的美丽、是为了释放自身的压力、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没有圣山探险公司专业的高山服务，我们不可能站在8012米的顶峰之上。

所有良好的状态都要有资金为支点，没有资金就不能建立起这个完善的系统。但那些吵嚷着只要有钱谁都可以登上珠峰的人们不会了解，我们为了登上顶峰付出了多少努力，忍受了多少苦痛的折磨，商业登山不是让高山协作将你抬上顶峰，那期间仍然需要你付出艰苦的努力，而象李捷那样尽管付出了努力仍然抱憾而归的寻梦者也不在少数。只能说，登山是一项科学的运动，每个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梦想永远在前方！

       当然，选择了商业登山，并不等于进入了保险箱，探险公司在签订登山活动之时就将自身的权利和义务阐明得非常清楚，攀登希夏邦玛峰，我们每人将要支付给圣山探险公司接近10万元左右的费用，而探险公司将为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同时，探险公司还在合同中声明，登山者必须具有相应的身体、心理、经验、技术以及装备，尽管具备了这些条件，在探险活动中仍然可能出现不可预测、不可抗拒和不能避免的危险，而探险公司对这一切危险对登山者造成的损害都是免责的。

由此可见，登山者不论是面对大自然还是面对探险公司，都是处于弱势的一方，我们与圣山探险公司签订的登山合同如果让一个律师来看，处处都是不合理的，多个条款显失公平，整个合同中，探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分外详细，基本免除了探险公司的登山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风险的责任，总而言之就是风险自负，再说直白一点就是探险公司实际只是担负了登山者生活上的服务和技术、道路上的指导，其余的还得靠登山者自己。虽然是这样一个显失公平的合同，但所有的登山队员仍然只能选择默认，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必须要在合同上签字。

       商业登山推动了登山运动的发展，帮助更多的人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使登山这项需要很多因素的运动，简化为只需要寥寥几个因素，主要是资金、健康的或说比一般人略强一点的身体，一定的技术。

我、王石乃至其他许许多多的业余登山爱好者能够实现我们的巅峰超越，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受益于商业登山活动的兴起。商业登山的前提条件就是要能支付高昂的登山费用，曾经有一些登山爱好者说，登山应该采用更纯粹，更谦卑的方式，例如西方的阿尔卑斯式登山或者去攀登未登峰。甚至有人指责象我们这样采用商业登山方式的登山者不是真正的登山。然而登山不是自杀，并非人人都有能力以阿尔卑斯式攀登来爬山！阿尔卑斯登山家是：聪明的、能干的、经验丰富而且是训练有素并且积极投入的运动员。

       这样的要求必然将范围局限在专业登山者这样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而大多数的普通人将终其一生也无法领略巅峰的美丽。

商业登山的运作使得更多的普通人可以得到接触巅峰的机会，在我们攀登希夏邦玛峰期间，还有多支登山队成功完成他们的目标：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登山队在10月2日成功登顶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9名来自自株洲的业余登山爱好者在10月3日、4日分两批成功登顶云南最高峰哈巴雪山；由王勇峰、张朝阳率领的搜狐假日登山队也在10月5日开始向唐拉昂曲峰顶发起冲击。

回想40多年前，邹新禄老师他们那一代的登山者，都是从受过专业训练的运动健将，为了争取国家的荣誉而被征集起来的，他们的登山，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任务。那时候的登山运动与普通人根本扯不上任何的关系，更无从寻找所谓的登山爱好者，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亲近这些遗世孑立的雪峰。然而40年的岁月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0年的时间整整改变了一代人，也培养了一代人。今天，业余登山爱好者成功登顶的消息已经是屡见不鲜。登山，开始真正的向着群众性的运动转化。

没人有剥夺他人梦想的权利，商业登山让有能力的高山协作帮助那些心怀梦想的普通人见证自己人生的超越，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工作。非专业者充其量可以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而对于登山者来说，仅仅拥有强健的体魄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必须了解相关的气象知识，雪山的地质知识、高海拔地区的医学救助知识等等。面对大自然，谁也不能掉以轻心，登山是一种乐趣，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梦想，只有以科学、理智的态度去面对，才是对生命和对雪山真正的尊重。

       登山运动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能使人们克服怠惰安逸的本能，培养顽强不屈、敢于挑战、不断超越的精神品质。简单说，陶冶人，锻炼人，更甚于破纪录。登山里面有人生的真谛，攀登的过程也是伴随成长的过程。

       选择适合的攀登方式，如同选择适合自己的鞋子一样重要。参加好的队伍可以避免很多情况。很多的登山者只是普通人，是登山爱好者，并不是以此为职业。登山是一种爱好，一种休闲，一种追求，一种体验。在能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自己负担的起的情况下，选择商业登山没有什么不好。

       无论是选择商业登山还是选择阿尔卑斯式的登山，谁都不能忽视登山者在其中的努力。雪山都是一步一步登上去的，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登山的努力。

希夏邦玛的探险让我更深的体会了兄弟、朋友、自由、梦想、拼搏、坚定的定义，温情而勇敢！一起参加户外运动的山友们，也许之前从未见过面，但彼此间的感觉却是那么熟悉，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拥有同样的信念与追求，在一次登山完成后，大家都会成为可以交托生命的兄弟。我们在一起窥探神诋遗落人间的杰作、倾听雪峰妩媚而从容的歌唱，让这些美好记忆划过我们光丽如绸的人生，带着思考后的慨叹与感动，飘落于年华的锦绣。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次登上巅峰的机会？有多少人能在云层之上俯瞰大地？探险，是一种心灵的震撼、一种灵魂的升华，更多的，是对生命和现实的一种反思，我要让我的旅程，成为一种看得见生命、故事、画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