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正确的重大举措

(1)掌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和根本任务;

(2)熟悉党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过程;

(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背景。

(2)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科学内涵。

(3)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

(2)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四个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之间的关系。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讲授法、阅读法、提问法、案例法以及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数】理论2学时

导入: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研究和论证的主题,即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这一问题也是人们一直在思索和寻求解答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发生困惑和疑问最多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导入】从1956年4月到1966年4月,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也遭受了重大挫折。所有这一切,都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7.2)

(一)提出探素“第二次结合”的背景

【提问】1956年,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同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相联系的,也是同如何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相联系的。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的。从历史的过程和现象来看,是苏联问题暴露在前,中国提出探索在后。对应这种情况的方针是: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

1.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1)成就:一五期间的五年中,我国先后施工的工业项目有1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近6000项。我国有了自己的汽车、飞机、重型机器和精密仪器等制造业;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也有很大发展,新建成的宝成、鹰厦、集二等铁路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长江上架起了武汉长江大桥,连结了中南地区南北的交通。川藏、青藏、新藏公路铺到了“世界屋脊”。

(2)问题:选择了苏联模式。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是必要的,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必要的:①“一五计划”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全面展开的。1952年8月,为争取苏联对“一五计划”,周恩来率团访苏。期间,苏联共派遣3000多名专家,带来的资料重量达600多吨,共完成156个重点工程项目。②工业化起步阶段,需要集中力量打基础。③我们缺乏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有必要向别人学习。新中国建立起来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缺乏经验。同时,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对我们进行了经济援助。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当时的国内国际情况,使我们选择了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

不满意:苏联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①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关系失调(重太重,轻太轻,农无足轻重);②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重积累、轻消费);③管理体制过分集中统一;④所有制结构过分单一。

2.直接的导火线: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 

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6年2月25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思想混乱。1956年10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西欧各国都发生了大批共产党员退党事件。(参看资料苏共十二大及波凶事件)。

影响: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说:“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思想混乱。

启示:引以为戒,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通过总结和反思,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二)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1.《论十大关系》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十大关系即十对矛盾: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其中主要讨论了经济问题。前五种关系是我国经济建设方面存在某些矛盾,如农、轻、重关系——产业结构问题;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生产力布局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管理体制问题;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的关系——经济体制问题,第一、二、四条,实际上是试图提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后五对关系,论述了关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以及处理好对外关系等问题。

2.党的八大,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指出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问题,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和群众联系。总的来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第一,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全面建设时期的迫切需要(国内背景)。1956年9月的八大标志着和宣布了中国“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在这转变时期,由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即敌我矛盾已基本解决,而人民内部矛盾则大量显露出来,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当时,群众罢工游行事件不断发生。原因是领导和政府处理不当,也就是官僚主义造成的。有些地方领导干部完全采用革命时期的“武力解决”,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这种状况,要纠正干部的简单化做法,必须从理论上解决问题。革命是“得天下”,建设是“治天下”,任务不同,方法自然不同。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如何采取不同于战争年代的方法了,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二,总结和吸收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国际上,有两件事对我们党教育很深,对我国民众影响很大。第一件事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这是一个思想大解放,但方法不对,一棍子打死,引起波匈事件。严重错误之一是“混淆敌我矛盾,拿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人民”。第二件事是波匈事件。所谓波兰事件,是指波兰波兹南市于1956年6月28日发生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波兰党马上采取措施扩大政治民主、改善人民生活,很快平息了事件。我们党是赞成波兰党的做法的。所谓匈牙利事件,是指1956年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在布达佩斯等发生的罢工游行和骚乱。在处理这些骚乱中,把广大群众说成“法西斯”,把群众当成敌人,结果人民内部矛盾很快转化为群众对抗政府的敌我矛盾,我们党批评了匈牙利党的做法。

毛泽东总结国际国内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正反革命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写出了《正处》。

(2)主要理论成果。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处理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关系;“以工业为先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在经济建设中,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重点反保守、反冒进;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经济建设中最基本的平衡关系:财政收支平衡、物质供需平衡、银行信贷平衡)。

二、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1957夏-1976.10)

1.探索过程出现严重失误(1957年夏——1960年底)  【视频】大跃进

政治上开始走上阶级斗争扩大化:表现在整风运动、反右扩大化(到1958年秋,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55万多人。由于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的干部和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学生错划为“右派分子”。);经济上开始走上两个急于的错误道路:生产力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工业大跃进—大炼钢铁、以钢为纲;农业大跃进—竟放高产卫星、以粮为纲;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运动一大二公,一平二调。

2.继续探索的两个趋势(1961年1月到1966年5月)

经济上,全面纠正“大跃进”的失误的基础上作出大规模调整国民经济的一系列决策;在政治思想方面“左”的错误,即阶级斗争的观点,却没有得到纠正,反而继续发展。自党八届十中全会起,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形成了基本路线的表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实践上从上到下全面开展,从而为“文革”的发生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3.探索误入歧途(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  【视频】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把中国社会建设成“革命化大学校”。在错误理论指导下,形成全国性的动乱,给党、国家何人民带领严重的灾难。

(二)这一时期的探索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毛泽东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社会主义区分为“不发达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防止“和平演变”等等;刘少奇、陈云、朱德、邓小平、邓子恢提出的一系列的观点。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党际关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的思想、“两个中间地带” (1964年—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我国永不称霸的重要思想等等。所有这些为以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理性思考。

(三)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党初步探索和认识的曲折发展

【课堂讨论】如何认识改革开放以前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和认识的曲折发展?

1.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理论成果。教材从“大跃进”以前、“大跃进”以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分三段概括探索的主要成果。

2.从人们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规律性认识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要经过多次反复。认识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应该允许探索过程中出现失误乃至失败(主观因素)。

3.社会主义运动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也很短,没有更多的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1956年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一五”计划尚在建设中。因此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需要实践过程,需要积累经验,也需要理论总结。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都是缺乏的(客观因素)。

4.不能因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犯过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遭受了重大挫折,而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历史(实践成果)。这一时期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从总体上看,我国在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导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长期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经过深邃的思考,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视频】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播放视频则略讲)

从1980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到1992年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明确的概括,中间历时12年。 

(一)1980年,针对一些人因政策的调整而产生的困惑和疑虑,邓小平在论述怎样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时,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认为,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他把发展生产和增加人民收入称之为压倒一切的标准,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同时,邓小平对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二)1986年9月,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关于“致富光荣的口号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时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这段话成为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雏形。1990年12月,邓小平又一次强调共同富裕的问题,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的根本原因

【提问】为什么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

(一)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推进改革开放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需要,从实际出发调整了经济政策,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但是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意见。原因在于实行这些新的经济政策不仅同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和想法完全不同,而且从表面上看也使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距离实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的要求愈来愈远,仿佛是在从社会主义阵地上向后撤退。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出发,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按照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社会主义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究竟哪一种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应当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但是,要想真正统一全党的认识,以便理直气壮地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必须从理论上对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作出科学的说明。这就产生了究竟应当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社会主义,以便建设一个真正能够显示出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二)从认识上说是因为破除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需要

从认识根源来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有关论述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认为社会主义主要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等。此外,还有一些是我国长期小生产统治形成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例如平均主义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点,这在很长时间往往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公平观。这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局限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方面。这种认识非常清楚地把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区别开来了。事物的特征: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标志。而事物的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本性质。是反映事物的内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性的东西。

对社会主义这样的认识,其逻辑结论必然是: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是要努力扩大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的范围,努力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和计划经济的水平,努力创造条件缩小社会主义社会中体现资本主义旧社会残余和痕迹的因素。也就是搞“一大二公”。“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但是在实践上却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每一次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搞“穷过渡”,用行政命令扩大公有制的范围,提高公有化的程度,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生产力的大发展,相反地由于社会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生产关系形式频繁地变更,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社会生产力正常发展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经济也就难以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当这种“一大二公”不符合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的主张和做法,在实践中发生问题、遭到抵制时,又很容易被归结为是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因此就强调通过阶级斗争,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提出阶级斗争为纲。而为了给它提供理论根据,后来还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说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正是为了寻找一种能够从更深层次把握住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出一条发展更快,人民享受到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最大,能够充分体现出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道路。

【视频】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三、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内涵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一方面强调必须集中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指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目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目标的统一。基本内涵包括:

    (一)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一个十分明显和突出的特点。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是邓小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内在统一的基础上认识社会主义,提出的一个比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更为一般从而具有更高的概括性的范畴的主要原因。

①由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决定的。发展生产力,是人类一切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

②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结果。长期以来,发展生产力经常被人们排斥在社会主义本质之外,一讲社会主义,只讲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则重视不够,甚至被“四人帮”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邓小平指出:“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说明社会主义不但应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而且应当继承先前社会的生产力成就,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从而建立起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

③解决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也就更加重要。

④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从时代特征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新的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尤其是我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都在研究如何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自己的问题,只有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自觉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最终以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亚洲四小龙”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70年代的奇迹”,与50年代的西德、60年代的日本相提并论。

2.把解放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出广阔的前景。邓小平指出:“过去,只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全了”。

(二)突出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阐明了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

 1.正确认识消灭剥削:所谓剥削是指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经济行为。消灭剥削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消灭剥削制度,二是消灭剥削现象。消灭剥削实质是消灭不劳而获,消除少数人凭借生产资料私有权去剥削压榨劳动者、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提问】我国现阶段是否还有剥削现象的存在呢?

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制度,但不等于可以立即消灭社会还存在的种种剥削现象。我国现阶段还存在私有制,所以依然存在剥削。彻底消灭剥削,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前提,这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2.正确认识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指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向贫富两极积累、最终导致阶级分化。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出现两极分化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反映社会公平分配情况的指数。社会财富40%集中到1%人的手中,基尼系数为0.4,是警戒线。

消除两极分化与消灭剥削的关系: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剥削是两极分化的基础,而两极分化的发展又必然加深剥削、强化剥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必须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如果没有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剥削;在分配领域,也就不可能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取代不劳而获,其结果必然导致贫富悬殊,造成两极分化。

结合实际: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有加大之势,这就需要国家通过宏观调控以政策进行调整,关注民生问题。

总结: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完全做到消灭剥削。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逐渐消灭以至完全消除剥削。因此,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3.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有稳定的、中等水平的收入,实现经济上的富足。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富裕的公正性与合理性,是对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的彻底否定。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要始终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同共产主义相联系,为实现人类大同的美好前程,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使其本质充分体现出来。邓小平多次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引用邓小平的话:“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提问】共同富裕是否等于同时富裕、同等富裕?

总结: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来说,社会主义要为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它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要有很高的标准。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应当更高,在社会富裕程度上也应当更高。社会主义必须为创造这样的富裕、共享这样的富裕而奋斗。在这一长过程中,为了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内又要允许富裕程度的差别和富裕先后的差别存在。也就是说,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既不是平均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是,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后富。这完全是以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力水平为根据的,并且也是为了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才能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作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这个重大判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主义本质新概括的显著特点

1.突出了生产力的基础地位,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突出了生产力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两者不可或缺,不能取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解放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且,生产力是否真正得到了解放,也要以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为标准。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在新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统一中,发展生产力处于主导地位。

2.突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的性质和发展决定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最高层次上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这就说明了如果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必备的物质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想象的,要正确揭示社会主义本质也是不可能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结果的角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共同富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高度统一的结果。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上全面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既走出了几十年来流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纯”而忽视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误区,又防止了那种单纯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错误倾向。

3.突出了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统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是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各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和固有属性,是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和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源。从时间上说,社会主义本质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稳定性;从空间上说,社会主义本质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性。社会主义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外部表现,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反映,主要指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或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体制是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形式和社会主义特征的实现形式,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组织形式和具体制度的总称,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对地讲,社会主义本质具有稳定性和抽象性,社会主义特征具有直观性和可变性。同时,相对于社会主义体制而言,前者是共性,具有普遍性;后者是个性,具有特殊性。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体制是按普遍到特殊,抽象到具体,共性到个性排列的。社会主义本质属于第一个层次,是从理论上直接回答社会主义“是什么”,是对社会主义最高层次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既决定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体制,又通过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体制来体现和实现。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其他体制,就是要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

四、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在理论上,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主要强调关于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特征,进一步深入到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上。从最深层次认识社会主义,对统一认识,判断改革开放得失,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在实践上,为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个理论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动态体现。所以,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广阔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再强调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1992年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

【提问】为什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也曾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都取决于它能否创造比过去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否具有比过去社会更高水平的物质基础。我们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进入并建设社会主义的,更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的首要任务。

(二)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重要的在于这些国家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我国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没有切实地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

  (三)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适应时代主题变化的需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以科技为先导经济力量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竞争中要争取主动,就要坚持发展。同时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国际社会是举足轻重的国家,不仅维护世界和平需要中国的发展,而且解决全球发展的问题也需要中国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量。

【提问】解决全球发展问题,也需要中国的发展,为什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社会政治稳定。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发展,既关系中国自身,也关系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不仅将造福13亿中国人民,也将为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市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量。世界各国经济互利合作、相互依存的加深,必将给全球经济增长创造更加美好的前景。从这个方面看,中国的发展具有全球性的战略价值。

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视频】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一)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才是硬道理” 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把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的大小作为判断一个政党历史地位的标准;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在21世纪的新时期,江泽民提出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二)为什么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是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党实现对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的需要。

1.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才能实现自己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都要靠发展;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使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的实际利益,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靠发展;要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和信心,只有靠发展。总之,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要依靠发展。(执政使命、人民愿望、坚定信念)

2.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一条主要经验。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要正确坚持和贯彻发展的思想,我们党就能从容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不断前进。改革开放20多年来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新世纪,不论是解决过去积累的老问题还是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最终都要靠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世界先进国家比较,我们还很落后,我国的人口压力大,人均占有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内就业不足,社会购买力低,“三农”问题凸现,东西部差距日益扩大,还有数千万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下,国内生态环境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粗放型的经营方式日益恶化,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例如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就业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养老问题等的解决都要依靠发展。例如就业问题,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每年新增就业人口1000万,农村转移就业人口800万,只有靠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才能解决就业问题。

(此处联系学生实际:学生关注就业问题,怎样再就业大军中处于优势就是需要在大学阶段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综合素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三)在新世纪新阶段,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对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观点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持协调发展,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区别:

所谓“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主要指先进生产力自身要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各方面的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单纯是生产力自身结构发育和发展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而又复杂的社会关系系统协调的结果。

在世界不同国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很不一致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来要求发展中国家,并以此衡量我们党在比较落后的经济环境中的活动和政策。我们党的一切活动都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所代表的只能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范围内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同时,作为努力方向,我们也应当瞄准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方向,力求尽快地达到和赶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生产力获得解放和发展的条件,是过程实施的前提;后者是指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是过程实施的结果。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它既不可能来自民族的消极等待和历史的自然进化,也不可能来自国外的完整输入,而需要先进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视,并率领全国人民为提高生产力的综合水平而努力。

(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

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促进生产力尤其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上层建筑,确立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也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论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改造,无论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尤其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要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

    所以,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

(三)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1.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不断完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广阔途径。

2.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必须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保证。

3.先进生产力是用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力。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着历史性的重大突破,科技经济一体化趋势日趋明显,科学技术正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世界各国对科技发展都给予高度重视。最近几十年来,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发展迅速,学科分支已经从上个世纪初600多门,发展到现在6000多门。纳米、生命、信息、认知科学的融合,推动着人类整体认识能力的飞跃。科学技术发展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缩短,在十九世纪,电的发明到应用时隔282年,电磁波通信时隔26年,而到了二十世纪,集成电路的应用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而激光器仅仅用了1年。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呈指数增长,如电话走进50%的美国家庭用了长达60年的时间,而互联网进入50%的美国家庭只用了5年时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砖头般的“大哥大”曾透出过的尊贵,到今天,手机早已成为普通的通讯工具。人类基因组、超导、纳米等许多基础研究的成果,在中间阶段就已申请了专利。总的来看,当前,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不少国家都处在相近的起点上。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

    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党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学技术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提出

【视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人类正经历着近代史上的第一、二次科技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部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指出 “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变革历史的“伟大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1953年,新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956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1958年初,毛泽东又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并要求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

    邓小平曾反复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1975年9月26日,他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时,肯定了“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并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 “当代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1988年9月,他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强调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的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学说和生产力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思想。面对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江泽民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强调迎接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提出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科学技术实力和国民教育水平,始终是衡量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每个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飞轮。

(二)如何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视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党中央相继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

(1)科教兴国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目前我国主要标志是两个跨越、一个突破和一个重大步伐:

两个跨越:第一,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第二,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2007年,中国高校招生数达到570万人,毛入学率达23%,在校生总数达到2700万,位居世界第一。

一个突破:职业技术教育已经步入以就业为导向、工学结合发展的快车道。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达到800万,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同发展的局面初步构成。高中阶段的教育方面,中职占高中教育招生数的50%。在高等教育方面,高职又占高等教育招生数的50%。

一个重大步伐: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教育公平迈出了重大的步伐。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提供生活补助,使1.5亿学生和78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都普遍受益。同时健全了国家奖学金制度,普通高校资助面超过20%,中等职业学校资助面超过90%。科教兴国是把发展依靠高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 

(2)人才强国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要把人才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

2020年成为人力资源强国:12年教育要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也就是说同龄青年当中40%接受高等教育,剩下的60%也要接受完中等职业教育,然后进入劳动力市场,2020年我们不仅在规模上面是世界第一的,我们整个人口的素质,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强国。

2.进入21世纪,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进入21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胡锦涛强调,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奋起直追。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

现在“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如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较弱,根据洛桑报告,2004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位居第24位,处于中等水平。主要差距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科学研究质量还不高;尖子人才比较匮乏;科技投入不足。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我国创新能力不足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制约。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明智之举。

面对当今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把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世界各国都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在发展战略性技术与产业方面,美国实施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国家纳米技术计划和氢能研发计划,欧洲开展了科技框架计划和伽利略计划,后发国家既可以借助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跃升,但如不能抓住机遇,也可能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终被边缘化。

1.怎样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

2.为什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3.如何理解科学技术能是第一生产力?

4.如何理解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摘要:本文通过总结实践和梳理重要文件, 把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分为五个不同战略阶段, 分别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粮食产量战略;农业、乡镇企业并举战略;减负增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与小城镇战略;“三农”统筹、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战略;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 (“新土改”) 与乡村振兴战略。对40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做了系统的理论思考, 对一些重大实践事件进行了理论分析, 阐释了其理论依据、证实和证伪的理论和理论的创新, 并且阐释了如何科学理解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思考和展望了农村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农村发展战略; 阶段性演变; 理论总结; 乡村振兴战略;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40年, 可以说, 没有农村的率先改革和发展, 就难以推进城市改革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 工业化和城市化就不可能迅速而顺利地推进。除开改革初期家庭承包制的发生和乡镇企业发展具有一定自发性以外, 40年来, 中国政府对农村的发展是有战略的, 而且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战略。学术界对“小城镇战略”、“新农村建设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分别单独研究比较多, 对其他农村发展战略以及不同战略之间的演变关注和研究比较少。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发展的系统理论思考——理论依据是什么、证实了什么理论、证伪了什么理论、有什么理论创新等方面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试图回顾、梳理和总结40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的发展战略, 并进行阶段性划分, 对不同的农村发展战略和发展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 在此基础上基于乡村振兴战略, 思考和展望农村的进一步发展。以期在农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划分及其演变、不同战略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揭示、一些重大事件的理论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解析和对实践的观察方面有一些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 对不同阶段的农村发展战略的概括, 是根据客观需要的强度、中央主要领导或领导集体思想的明确度、提法表达的清晰度及其与其他战略思想的可识别度、措施的重点集中度、实施力度、作用的广度深度等。有些思想在一些阶段也提出来了, 但是没有具体的、有力度的措施, 只能说认识到了, 虽然重要但是还力所不能及, 就不能视为相应阶段的战略。有些事情可能民众自发做起来了, 但是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有意识的发展战略, 在本文中, 一般也不视为相应时间段的国家发展战略。第二, 对不同阶段的战略的概括, 主要依据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历次党的三中全会的决定、历年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历次中央1号文件以及关于“三农”问题的其他中央、国务院文件。涉农文件可以分为三大类:一般情况下 (也有特殊情况) , 历次党代会及三中全会关于涉农的提法和部署都是大纲性质的, 体现的都是阶段性的战略构想和重大措施的表达, 历次政府工作报告涉农的提法也是与党代会一致的、战略性的, 主要领导的一些思想一般都在稍前一些场合、会议的讲话中有所表达, 然后体现在这些文件中;历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与涉农的中央1号文件基本一致, 基本上是对上一类文件的思想进行更丰富和全面的表述, 而且更多地是“三农”工作年度性的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的安排。国务院及其部委和领导小组、办公室等的一些文件, 一般都是抓具体落实。所以, 本文分析阶段性农村发展战略及其重点措施, 主要依据前两类文 件。1

二、 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演化

中国 (包括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 不仅总体方向是确定和稳定一致的, 而且具有连续性。但40年是一个较长时期, 不同时间段的具体任务和目标有一定差异。不同的领导人或领导集体, 在坚持方向和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 面对不同时期的具体任务时, 会有不同的战略、策略和具体措施, 呈现出阶段性。如果把领导集体及其核心的任期及其更替视为政治周期, 那么这种政治周期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基本一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也自然地与之大体一致。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具有相关性, 国际理论界是有共识的, 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 更加需要有效率的政府, 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 即使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体制变革, 也需要政府在一定限度内用非市场的手段推动市场化改 革。更加常态化的政府作为就是制定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战略。中国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 中央政府领导集团的任期和换届都有其稳定的机制, 每一届领导集体在任期内根据国家的长期目标和战略、前任的工作基础以及任期内面临的具体情况, 确定具有一定阶段性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于农村发展也是如此, 可以把1978年至今的农村发展过程大体分为五个阶段, 中央关于农村发展战略及其演变过程, 也相应地分为五个阶段。

(一) 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粮食产量战略”

第一阶段:1978—1988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十年。这一阶段的农业主要是解决粮食产量问题, 关键措施就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体制改革。农村和农业战略可以概括为: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与“温饱战略”或“粮食产量战略”。关键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

最有效的措施就是体制改革, 准确地说是“讨论、试点、认可、推广和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众所周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标志, 可是会议通过的《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是“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 怎么理解?全国公认安徽小岗村是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源地, 安徽小岗村搞承包制以1978年11月24日签署“生死协议书”为标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78年12月18—22日, 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热烈讨论过承包责任制和其他责任制问题, 不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承包制不重视、在农村改革方面思想不解放。由于事关重大, 认识上有重大差异, 统一认识需要一个过程, 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且是默认实践中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试点的。1979年9月,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修改并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将草案中“不许包产到户, 不许分田单干”, 改为“不许分田单干”, 初步肯定或默认了“包产到户”的办法。1980年争论最激烈的时候邓小平在4月和5月发表了两次讲话, 肯定了家庭承包。1980年9月, 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对包产到户的做法作了基本的肯定。此后,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迅速发展。1981年10月, 全国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中, 建立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已占97.8%, 其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占到50%。1982年1月, 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即1982年中央1号文件, 第一次明确地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 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 就不要变动”。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经营体制开始的, 有人称之为“农村包围城市”, 即借鉴农村家庭承包制在城市国有企业进行承包制改革的道路。实践证明, 这一时期的农村发展战略正确, 改革比较顺利, 取得了巨大成功, 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从1979年开始允许家庭承包制在少数地方试点到1982年, 粮食总产量增长了7178万吨, 年均增长5%以上。1982年全国推广承包责任制后, 1984年粮食达到40730.5万吨, 年均增长近9%, 到1989年的几年间, 虽然有波动, 但是基本稳定在40000万吨左右, 全国多数地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二) “完善家庭承包制”与“农业、乡镇企业并举战略”

第二阶段:1989—1997年, 将近10年。这一时期, 虽然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不是涉农的, 但是中央丝毫没有降低对“三农”的重视, 也许这一时期涉农文件密度是最高的。综合这些文件和措施, 可以把这一时期的农村发展战略概括为:“农业和乡镇企业并举”战略或“农业乡镇企业两条腿走路”战略。

从1978年开始, 乡镇企业 (1996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以前称之为“社队企业”) 就开始发展, 1984—1988年发展迅速, 虽然也有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肯定, 但是基本上属于农民自发发展, 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1989年以后进入规范、相对有序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意义的阶段, 也成为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组成部分。所以, 从1989年开始, 乡镇企业才成为国家农村发展战略。1987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 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邓小平, 1993) 。可見, 乡镇企业在此以前并不是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和工业化战略的组成部分, 而是意外的“异军突起”。

中央把抓粮食、蔬菜、肉类生产和流通通俗地表达为“米袋子”工程和“菜篮子”工程。当时中央是把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置于农村发展和“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框架内思考和实施的, 主要还是希望农民由此增加现金收入, 所以, 称之为农民的“钱袋子”工程。那时的说法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和无商不活”。所以, 也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战略通俗地概括为“米袋子”、“菜篮子”和“钱袋子”战略。关键词有稳定家庭承包制、 (主要是) 耕地承包期30年不变、“米袋子”、“菜篮子”和“钱袋子”。

其一, 针对承包合同陆续到期导致农民的担心、农民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甚至掠夺性经营、一段时期内粮食生产的徘徊、一些地方基层干部比较频繁地调整承包地等情况, 关键还是稳定和完善土地家庭承包制, 几乎所有重要文件都如此强调。其实1984年第一轮合同到期时, 就提出适当延长承包期, 1993年提出再延长30年, 中办发[1997]16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 正式明确土地 (耕地) 承包期30年, 这是标志性文件和事件。

其二, 抓粮食生产和农产品流通, 解决“米袋子”问题。抓生产的措施主要是技术推广等服务体系、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抓流通的主要措施是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实行粮食经营和价格“双轨制”、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格制度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组建以经营农产品收购资金为主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等, 总体思路是构建国家宏观调控制度前提下的市场化流通体制, 标志性成果是于1992年底终结了从1955年开始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其基础是粮食生产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

其三, 全面支持畜、禽、鱼、蔬菜的生产和流通, 解决“菜篮子”问题。这一时期, 中国北方蔬菜大棚栽培技术和牛、羊、猪、鱼等的人工规模化养殖技术迅速提高和普及, 短期内解决了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

其四, 中央已经把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有意识地提升为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不过, 总体上主要还是政策支持, 对农民给政策、给空间、允许做、鼓励做、自己做, 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资源、就地取材, 不仅允许乡镇办集体企业, 村里可以办、家庭也可以办, 家庭还可以合伙联办, 叫做“四轮驱动”。乡镇企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农民增收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三) 减负增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与小城镇战略

第三阶段:1998—2003年。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艰难而又关键的时期, 也是涉农改革方面比较多、文件和改革措施比较密集的时期。前所未有地重视增加农民收入和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同时把小城镇建设作为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大战略。可以把这一时期的农村发展战略概括为“减负增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小城镇战略”, 关键词是《土地承包法》、减负增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小城镇建设。

其一, 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措施还是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最重要也是标志性的事件是于2002年8月29日颁布、2003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 以法律形式明确耕地承包期30年不变。这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稳定的制度基础。

其二, 抓税费改革, 减轻农民负担。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1997—2003年, 农民收入连续7年增长不到4%, 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而且税费繁多, 农民负担很重, 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度缩小后又进一步扩大。1998年10月, 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坚持多予少取, 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税费改革是减负增收的主要措施之一, 主要是减税、减费、调整税收政策, 遏制面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

其三, 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改革传统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 但是, 这一时期改革是作为农村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进行的, 与前期的粮食流通体制不同, 改革方向或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起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的粮食流通体制。1998年中央2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四分开一完善” (即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粮食财务挂账分开和完善粮食价格机制) 的原则。2001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 要求坚持“保护产区、放开销区”的改革原则, 希望国有粮食企业为主渠道, 能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多种形式的其他渠道使得市场充满活力。到2004年5月, 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 此后就基本上实行了全面放开粮食购销的市场体制。

这一时期为什么要、为什么能进行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一是, 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粮食总量供求基本平衡, 告别了短缺时代, 但是结构性剩余和不足矛盾突出;二是, 收购价格大幅度波动而使得产量和种粮收入大幅度波动, 多了卖不了而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少了又价格大涨, 引发通货膨胀;三是, 已经加入WTO, 农业和粮食的产销政策需要调整;四是, 国家财政补贴负担较重。所以, 才有底气、有必要实行市场化取向的、有配套措施和宏观调控的流通体制改革。这是战略性的改革措施, 体制的转换对于长期的粮食供求的引导作用是主要的, 也有利于引导农民优化生产结构、增加收入或减少盲目生产带来的损失。不过, 对于这一时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有一段时间有不同看法, 主要是开始阶段体制没有完全理顺导致国有粮食流通企业价格倒挂、没有积极性、有造假行为, 不过那只是短暂的。现在看来, 改革方向是对的,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是成功的。这一时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与统购统销制度、反地区封锁等以往改革不同, 形成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化、主渠道管稳、多渠道管活的改革。

其四, 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由于制度的稳定、政策的鼓励、国家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等, 粮食生产能力加强。1995年粮食大丰收, 国家粮食储备能力大增, 实际储备的粮食持续增长达5000亿斤以上, 加上农民家庭储备, 够全体中国人吃一年以上。这一状况给“退耕还林 (湖、草) ”、改善生态环境创造了条件。

其五, 小城镇建设。这是站在解决农村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产品供求关系、加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等多角度考虑的, 是在走中国特色的、农民就地城镇化的道路。1998年10月,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发展小城镇, 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从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可以明确看出:小城镇战略是农村发展战略, 是立足农村、提升乡镇企业深度广度的农村综合发展的战略。但是, 从客观效果看, 完全可以说, 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发展战略三合一的发展战略, 已经体现了城乡统筹。

(四) “三农”统筹、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战略

第四阶段, 2003—2012年。这一时期的农村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三农”统筹、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战略, 关键词包括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城乡统筹、“三农”统筹、废除农业税、种粮直补、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大在强调城乡统筹的前提下, 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加快城镇化进程”, 十七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显然, 十七大之前, 继续承接前一阶段的“小城镇建设”战略, 强调城镇化, 十七大之后, 重点转移到“新农村建设”, 而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内容 (例如村改居、农房改造等) 也是与“小城镇建设”吻合的, 说明了战略的连续性和阶段性重点。

其一, 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制。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第一, 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 部署了土地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几个重要方面:严格的耕地保护, 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保障、鼓励和服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林权体制改革等。

其二, 废除农业税。2003年12月31日, 《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2004]1号文件印发。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了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减负增收的措施是综合的, 有些是 长期都在实施的, 中央这一时期特别强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标志性措施之一, 就是在多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 2005年12月29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 2006年2月27日, 国务院发布第459号国务院令, 宣布自2006年2月17日起废止农业特产税。从此, 中国废止实施了2000多年、在新中国也存在了50多年 (从1958年开始) 的农业税。

其三, 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即按农民种粮面积把补贴资金直接支付给农户。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保障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增加农民收入。也与加入WTO后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的需要有关。从2000年提出粮食直补的政策构想, 到2004年全国实施, 用了五个年头, 先后经历了改革方案酝酿 (2000—2001年) 、试点 (2002—2003年) 和全面推广三个发展阶段。2016年起, 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

其四, 抓农业质量和食品安全。这时, 中国居民已经从吃饱阶段转向了“吃好”阶段。这是历史性转变, 中央战略和政策适时地做出了调整, 是农村发展的重要事件。

其五, 抓“三农”统筹和城乡统筹。包括:基本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的城乡统筹;努力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促进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改革, 方便进城农民落户和转变为市民;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增加对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促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格局;对农村更多财政和税收政策支持。

其六, 抓农村教育和农民素质。主要是: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 包括从政策上鼓励优秀毕业生到农村当教师;提高农村学生的安全保障;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和对农民的不同形式的专业培训;等等。

其七, 新农村建设——关键的标志性思路。总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是总体的、综合的思路和工程。前面几个方面的措施, 可以说从不同方面服务于或有利于“新农村建设”。但是, 还要有其具体的、重点的含义和任务。第一, 要重点改变农村的物理景观和农村工作的重点空间, 除了考虑一部分农民的城镇化和市民化以外, 还考虑农村本身和继续留在农村的人。不要让农村总是脏乱差, 要抓村容、卫生等。第二, 明确具体的工程, 包括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设施, 例如“三通”、“四通”甚至“五通”、“六通”, 水利建设 (具体见2011年的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农房改造、撤村并居和宅基地整理。第三, 强化农村的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第四, 让农民提高受教育水平、讲卫生、改变精神面貌、改变不良和不科学的生产生活习惯。

(五) “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与乡村振兴战略

第五阶段:2012—至今, 即十八大以来的新时期。农村发展战略实现了从“新农村建设战略”到“新农村建设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并举、再到“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并举的演变。这是符合发展规律和现实需要的。十九大以后的重点就是“乡村振兴战略”, 新型城镇化和扶贫攻坚都要结合和统筹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实际上十九大前后分别重点关注了两部分人:之前重点关注已经或正在进城的农民, 之后重点关注必须和不得不留在乡村的农民。但是二者是有联系的, 需要统筹。此后, 还提出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 即一些媒体概括的“新土改”。因此, 这一阶段的农村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完善”与“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是“新土改”、脱贫攻坚、城乡统筹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

其一, 在不改变土地公有制性质、不突破耕地红线、不让农民利益减少的底线上实施“新土改”:在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 再延长承包期30年;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明细承包地“三权分置”;进一步强调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进一步明确和维护农民对土地的权益;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 允许自愿前提下有偿退出 (允许用钱置换、房屋置换、置换商品房) 。“新土改”的一些内容, 实际上是从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后就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 该阶段和第四阶段, 尤其是该阶段, 虽然也强调家庭承包关系的稳定, 但是具体内容和目的有所不同, 前三个阶段主要是为了稳定承包制, 稳定农民的家庭农业方式, 后两个阶段强调明确、稳定和维护承包户的土地权益, 同时鼓励土地流转, 以适应土地集约经营和农业现代化。

其二, 重新重视发展和改革集体经济 (股份合作制) 的同时, 强调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拥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这是新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农村经济发展思路。

其三, 抓城乡统筹理念下的新型城镇化, 重点是“三个1亿人口”的高质量城镇化, 即1亿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融入城市, 包括就业、住房、子女上学等;1亿城市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城中村的棚户区改造;1亿农民就地城镇化。

其四, 十九大做出重大决策:全面实施城乡统筹和“三农”统筹的“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中央1号文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基本原则、多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和措施, 都做了明确、系统的阐述。

三、 农村发展战略和农村体制变迁的理论总结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发展, 确实是在探索中进行, 但是不等于没有自觉意识和理论依据。有对理论的证实, 也有对既有理论的证伪和创新。以下将针对一些重大或标志性事件加以理论总结和提炼。

(一) 以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和不断完善为主线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总体的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初级阶段理论”

尽管现在大家学习和运用的经济学理论丰富多彩, 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总体上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水平 (这里是以人类重大的、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创新标志的、阶段性的生产力水平或者生产力档次, 不是生产数量的小的变化) 决定以主要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体制或生产关系, 而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经济基础又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法律制度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即如果人为地建立起超越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 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和扰乱经济关系及经济体制运转。这一原理确实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认识和判断其处于什么阶段、采取的制度是否合适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和标准。我国农村原来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国家下达给农民具体的种植计划、农民按所出劳动时间记录工分并依此按劳分配。这种体制实际上超越了生产力水平, 超越了农村和农民实际状况, 也许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农村生产关系。实施家庭承包制的前提就是:重新确认中国 (包括农村) 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其理论依据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家庭承包制就是在保持集体土地所有权前提下的产权关系、分配关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重大调整, 更适合初级阶段的农村和农业生产力要求。

(二) 长期存在的“人民公社体制”作为低效的“纳什均衡”, 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末被打破?

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搞“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 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时代意义的经济学现象。为什么是20世纪70年代末?为什么在安徽首发?具体几月几号、在哪个村开始, 也许是偶然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在安徽, 具有必然性。经济学的“纳什均衡”不一定是高效的,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 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 实际上是一个低效率的纳什均衡。为什么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 农民自发把土地承包到家庭呢?因为博弈的条件变了, 农民成本收益核算的结果也会变, 博弈的占优策略选择也就变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 中国的粮食短缺度达到建国以来 (除了1959—1961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 的顶峰。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已经大于成本和风险了, 低效率的纳什均衡被打破了。在安徽首发, 主要原因是安徽农民有承包制的历史经验和知识积累或记忆, 品尝过土地承包的甜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或客观条件, 即安徽, 尤其淮北地区, 历来都是多灾害、人口多、粮食短缺严重的地区, 凤阳就是这样的地区。也许确实有其他地区的农民与安徽淮北的农民在差不多、甚至更早一点时间搞了家庭承包制, 不过不影响我们的解释, 其他比较早搞承包制的地方与安徽淮北地区的情况差不多。

(三) 不完全契约理论也许需要修正——家庭承包制是无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开放性契约

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大家所熟悉。许多经济活动涉及到不同主体的责权利, 需要通过契约加以界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本质是国家、集体和农户之间签订的、涉及责权利关系的契约, 虽然发包方是村集体, 实际上国家是介入的, 所以实际上是三方契约。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 几乎所有契约都是不完全的。“不完全”是什么意思?众多学者基于对客观上的未来不确定性理解不完全契约理论, 好像契约之所以不完全, 不是不想签完全契约, 而是客观条件制约而被动的不完全。实际上, 还有签约人尤其是主签约人从实际出发, 为了应对未来情况变化而在签约时主动留下豁口, 便于将来好商量, 或者对一些具体情况决策权不想干预而主动留给非主签约人 (实际上为了节约激励和约束成本)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 契约的不完全性还有主签约人的主动所为的性质, 是为了保持签约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因此, 我认为不完全契约理论, 还有一种“开放性契约理论”。契约的不完全性是实质性的, 法律意义上的“契约不完全性”并不多见, 因为一般都有“未尽事项或特殊事项通过xx方式解决”, 等于法律上是明确责权利主体的。再具体看承包制契约, 初期的承包契约规定了国家、集体和农户的责权利, 通俗地说就是:交了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后来的承包契约中不再有“上缴国家”和“集体提留”, 国家和集体当然还要求农户在规定用途内使用土地等约束, 不管具体经营方式, 也不参与收益分配, 都由农户自己决定。显然, 土地承包契约是高度开放性 (不完全性) 契约, 尤其是后来的契约, 国家和集体有意为之, 即使放权让利, 也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不过有一点既有契约理论可能不好解释:一般而言, 不同主体自由签约, 由于信息不对称, 几乎都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而集体所有土地, 集体与农户自由契约, 几乎没有逆向选择问题, 也没有道德风险问题。为什么?是不完全契约理论被证伪还是承包契约本身具有特殊性?也许与中国特殊的土地产权关系和国家特殊的签约身份有关, 中国的土地家庭承包制也许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契约。首先, 农村土地虽然法律规定归村集体所有, 但国家是有权介入的, 而且农户是有村民资格权的, 起码是共同所有者之一。其次, 对土地的信息, 农户与集体代表即村民委员会几乎一样知晓, 没有不对称的情况。再次, 收益分配方面, 初期虽然有国家和集体的份额, 但都是固定的, 只有农户自己的是不固定的, 所以农户不会有道德风险。后来国家和集体都不参与分配, 收益全部归农户, 国家不会有道德风险。最后, 国家的身份很特殊, 既是签约人之一, 又是村集体的监督者和约束者, 使得集体一般不能侵害农户权益。

(四) 土地集中效应差异化假说与中国现阶段的土地流转

中国处于大转型之中, 这种转型可以概括为“四化”——城市化、工业化、农业本身产业化和市场化, 这是具有历史必然性、进步性的大转型, 必然导致大量土地用途改变、土地流转和集中、土地征收、土地集约化经营。土地既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流转 (含市场化交易和非市场化的征收) , 也在农村和农业内部的流转, 基本上都会导 致土地集中和部分农民主动放弃 (转让) 或被动失去土地。对于中国尤其是政府而言, 土地流转集中、农民失去土地, 是一个敏感问题。其实, 过去的历史研究和所谓的经验总结是值得重新审视的, 更重要的是, 不同时代背景下土地集中的政治经济效应是有很大差异的, 笔者曾经专门撰文分析阐述了这种差异 (黄少安和谢冬水, 2013) 。中国现阶段的土地流转和集中是顺应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农业本身产业化而为之, 土地流转和集中本身就是“四化”的一部分, 而且推动“四化”, 失地农民不会大规模失业。现实中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不是因为土地流转集中, 不是因为农民失去土地, 而是因为中国人口和中国农村人口绝对量大。相反, 因为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创造着更多、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和成为市民的机会, 才大量吸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所以, 土地流转集中和工业化、城市化, 正是农民更大的、长期的利益, 当然, 也是农村发展和中国发展的目标所在。保护农民利益、为农民着想, 也应该有这种维度的考虑。也许具体失地的农民个体不一定即时就业和市民化, 宏观上也会有一定比例的摩擦性失业, 但是这不影响趋势和方向, 不能因此否定或延缓土地流转和集中, 更不能在政策和机制上使得众多农民长期依恋在小块土地上。当然, 政府需要加强包括失业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五) 政府征地的“补偿与否”和“补偿标准高低”的理论解释

在土地改变用途和流转过程中, 政府应该充当什么角色和实际充当了什么角色?按政府和市场分工的原理, 政府应该只限于为了提供公共品而向居民征地 (包括地上的房产) , “征地”的严格定性就是政府为了公共产品供给。可是, 实际上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 几乎包揽了所有公共品和非公共品所需要的土地供给, 都是政府从居民 (主要是农民) 那里把土地征收过来, 再自用或通过“招拍挂”方式卖给不同投资者使用。政府补偿标准、公共用途是否属实和非公共品土地市场, 一直是被讨论、甚至诟病的方面, 因为补偿太低而使农民吃亏成为多数人共识。在此试图给予经济学的理性分析。

首先, 政府的角色问题。为了公共品征地肯定是政府应该的行为, 但是, 过程中有越界行为——有些不是为了公共用途却以公共用途名义征地, 有些是公共用途但是却超出了实际所需数量。至于政府介入非公共品用地, 低价征收后再高价卖出, 具有一定必然性。第一, 中国的城市土地本来就是国有的, 农村土地法律上也是集体所有, 本来就不是居民私有, 中国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实际上在进行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政治锦标赛, 为了经济增长, 特别是具体为了招商引资, 政府介入既能快速、又能优惠给投资者土地。

其次, “是否补偿”问题。需要分别分析公共品“征地”和非公共品“征地”。为公共用途征地, 假定性质和数量都没有问题, 理论上可以补偿, 也可以不补偿。究其原因, 既然政府为了提供公共服务而征地, 被征地者实际上是拿土地换公共品, 而且政府补偿资金来源于对居民的税收, 要补偿就得另外征税。具体有几种情况:如果公共品服务范围与征地对象范围一致, 例如, 政府向一个村 (假定土地是集体所有、没有实施家庭承包) 征地10亩建一所小学, 家家户户孩子都得上学, 就不需要补偿。承包制之前就是如此执行的。当然, 如果公共品服务对象与被征地对象不一致。例如, 为全国或全县性公共品而征用了一个村的土地, 应该需要补偿该村;土地稀缺度很低, 相对价格很低, 小规模征地, 不值得补偿, 或者说, 为了筹措补偿款而付出的交易成本大于补偿款。例如, 一家有数千、数万亩土地, 政府征用1—2亩, 不值几个钱, 也不必去要求补偿, 不如做点贡献;被征地对象来自土地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很低。例如, 一个年收入200万元的家庭, 被征用一块地, 年收入约减少2000元, 被征用者也可能不必去要求补偿。当然后两者情况在中国现阶段比较少。至于政府为非公共品征地, 不管多少, 理论上都是需要补偿的, 当然也存在上述后两种情况, 即当事人放弃补偿的可能, 不过中国现阶段出现的可能性极低。

最后, “补偿标准高低”问题。在此主要讨论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问题。首先应该承认: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在农民的支持下“起步”的。新中国的工业化靠工农产品“剪刀差”积累起步的资本, 由于严格的城乡分隔, 农民几乎没有分享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再一次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潮, 农民又一次为“起步”和“持续”做出了巨大贡献, 主要是通过提供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 这是符合事实的基本判断。这也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约束条件决定的。但是, 另外一个基本判断也是成立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付出是值得的, 农民并没有吃亏, 无论微观个体还是宏观统计, 都可以如此判断。也许有人觉得矛盾, 既然政府低价征地, 农民肯定有利益损失。本文的依据:一是, 根据全国各地实地考察, 几乎没有农民因为被征地而出现生活水平的下降。比较普遍的情况是:一方面与政府有矛盾, 希望多补偿, 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征地而获得补偿。二是农民不满意、闹矛盾的主要原因不是觉得绝对吃亏了, 而是纵向攀比 (同村的土地今年征地比以往补偿多) 和横向攀比 (同村或邻村的补偿标准不一样) 。三是农民在起步和持续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 也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的务工挣钱机会和市民化从而分享城市化成果的机会。农民廉价提供土地和劳动力是事实, 大幅度降低了“两化”成本是事实, 但是由于成本降低也大大加速了“两化”, 使得大批 (被征地的和未被征地的) 农民成为“农民工”或“市民”而“挣得大量工资”, 这也是事实。可以说, 这是“两化”给的机会, 也可以说是农民自己的贡献促成的机会。其实对国家、政府、农民、原有城市市民, 都有好处。假如没有低地价、低劳动力价格, “两化”不能起步, 或者速度很低, 农民就没有机会务工挣钱, 土地也不增值、不值钱。可以大体测算一下:把被征收的农民土地, 按假定存在市场的市场价格计算值多少钱, 再计算政府总共补偿了多少钱, 之间的差额应该就是一些人士关注的农民少拿的那一部分或吃亏的部分或贡献的部分。再大体算另一笔大账:40年以来, 农民通过务工的总收入是多少。务工总收入加上政府对土地的实际补偿款, 应该远远大于假如用市场价格计算的全部土地收入, 至少二者等价。有人可能认为不能这么算, 不征地农民也可以有农业以外的收入, 征地按市场价格补偿, 农民也一样务工挣钱。既然以中国大的转型和变革为背景讨论问题, 还真的需要这么算。改革开放以前农民就是没有农业以外的挣钱途径, 而且土地不值钱, 改革开放以后, 如果不是因为土地和劳动力低价,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还真的没有条件如此之快, 农民肯定不会如此大规模、快速度成为工人和市民。所以, 应该从大背景、用大视野看待问题, 判断广大农民是中国几十年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牺牲品还是受益者和分享者?应该既是分享者, 也是受害者。那些认为应该大幅度 (几倍几十倍)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观点或主张, 除开可能的感情因素外, 基本上不具有科学的理性, 很难真正维护农民利益。

(六) 为什么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三权分置”而不是“私有化”:经济学精髓的体现

中国特殊的土地产权关系和现实的政治体制, 需要我们深思熟虑并作理论创新。“三权 (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 分置”就是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重要理论创新, 能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让各方面都能够接受, 形成一种有效的均衡状态。

但是, 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中国土地私有化, 他们往往在媒体上多次发表见解 (也有在学术专著中总结性、学理性表达观点的) , 不过基本上都前后一致, 所以, 笔者引用或提及其中一次即可。例如, 杨小凯 (2006) 主张“中国农业要真正搞起来, 土地一定要私有化, 要自由买卖。”许成钢 (2011) 从土地拆迁补偿的角度, 认为“如果把完整的土地产权归还给农民, 允许进行交易, 农民就不会赤贫, 低收入民众的收入问题也就解决了, 不平等也就缩小了。社会也和谐了。”陈志武 (2005) 认为“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结果不会比现在更糟”;文贯中 (2014) 把一贯的土地私有化主张阐述得清楚而有自己的逻辑, 认为土地私有化是改革的当务之急。

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也是为国为民在探索, 如果不考虑现实起点和约束条件, 经济学理论逻辑可能没有问题。可是, 研究现阶段的、现实的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不可能不考虑现实起点和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实际的约束条件。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追求符合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一致性还是“土地流转集中、适应‘四化’需要和保障农民权益”?如果追求后者, 不必宣布土地法律上尤其是宪法上的私有化就能达到, 为什么非得宣布私有?宣布私有就能更好地维护农民权益吗?大的政治体制不变或不会变, 私有化能保障的, 不宣布法律上的私有化, 也能保障, 否则, 即使宣布私有化也未必能更好地保障。而且, 政治体制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如果因为土地私有化而导致政治体制不稳定, 那么中国可能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 社会乱了、经济垮了, 中国可能真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谁还能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谁的利益还能得到保护?农民和其他老百姓还有多少利益需要保护?国际上这方面的教训不是没有。这就是政治逻辑和政治与经济的逻辑, 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孰轻孰重, 我们应该有理性认识。否则, 美好的愿望和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逻辑的意义何在?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可以说是土地制度的重大创新。“土地所有权”理论上界定很清楚, “土地经营权”也能界定清楚。可是原来我们的土地家庭承包制是把“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户家庭承包经营权”分开, 不是一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承包经营权”是什么权利?理论上一直难以说清楚。承包制初期的分配原则是“交了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集体所有权在收益上体现很清楚。可是, 土地承包制随着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演变, 有关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也相应调整, 围绕土地承包关系的责权利关系也变了, 承包期限大大延长, 承包权越来越稳定或固化, 承包者不仅不再需要上缴国家和集体收益, 国家还给予补贴, 集体所有权在收益上已经没有体现了, 而且, 承包地还可以入股、抵押、转让、继承等。于是理论上的问题提出来了, 承包经营权只是经营权吗?好像不是。是所有权吗?也不是, 因为法律很清楚, 所有权是集体的, 农户对土地的处置也是有明确而严格的限制。那么, 农民拿土地入股获得的“股权”是什么权?承包者转让的什么权、获得的收益是什么收益?理论上必须创新, 给出一个解释。于是, 我们提出“三权分置”, 关键是把“承包权”独立出来, 与“经营权”分开。“土地承包权”是什么权?是与农民的集体成员资格相联系的, 介于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权利。笔者曾经在1995年调研和分析这一问题, 撰文阐述了这种权利, 称之为“准土地所有权”或“准股权” (黄少安, 1995) , 实际上指的就是现在的“承包权”, 既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又能避免现实与既有产权理论的矛盾。经济学的科学价值观之一就是寻求“均衡”, 市场机制理论上是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的机制, 可操作的价格机制就是谈判和达成一致的机制, 现实中可见的、可操作的是不同主体都主张权利、都妥协让步、都给对方留有余地或台阶、达成大家都过得去即“均衡”的机制。这也是经济学的精髓之一。

(七) 为什么土地承包期不是长久不变, 而是再延长三十年?

为什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表述的是“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而十九大报告有了“再延长三十年”的表述?经过一些媒体的解读, 让民众有了疑问, 因此需要理论上给予解释澄清。首先, 要明确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表述是“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表述没有变, 这是定性, 在此前提下再延长三十年, 是定量, 性质是稳定的, 承包期限总得有数量。其次, 定性前提下“再延长30年”是更有余地、更科学的决策。第二轮承包期到期的时间是2020年左右, 再延长30年, 到了2050年以后了, 按照既有规划目标 (如果实现) , 中国已经是一个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化强国, 中国经济总量、质量、经济关系都会发生重大改变, 各种制度都将适应新时代, 土地制度也可能需要变。

(八) 如何评价“种粮直接补贴政策”效应?

国家财政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政策, 从2003年开始试点, 2004年全面实施, 到现在一直执行, 有所微变, 但变化不大, 而且补贴力度逐年增加。政策实施有两个目标:一是增加农民收入, 二是保障粮食安全, 二者内在联系。因为农民种粮食收入低, 政府的意图是, 通过对种粮食的农民按种植面积补贴收入, 以刺激农民扩大种植面积, 从而增加粮食产量, 保障粮食安全。应该肯定的是, 政策目标 (主观动机) 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但是, 认为“农民种粮食不合算, 赔钱, 比较利益低”的判断, 是有偏差的。把这种判断作为制定和实施种粮直接补贴政策的重要依据, 是不可靠的。农民种粮食其实投入产出比很高, 大面积入户调查发现, 北方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食, 纯利润率达100%, 一亩地一年能有1000元左右的纯利润。南方农民也起码能获得50%以上纯利润率。成本计算时, 把农民用工都按打工的机会成本计入了成本。中国农民种粮食不是不合算, 是总收入低、总利润低, 原因是土地面积太小。

按种粮面积直接补贴的政策, 在有土地抛荒或有地可以开垦的前提下, 短期内会正向刺激种粮土地面积增加从而使粮食总产量增加, 但是, 这种增加会受到多数农户种粮决策行为、单户农民土地总量、抛荒及可开垦土地总量、种植经济作物的比较利益以及全国耕地总量的硬约束, 增加量是有限度的。从机理上没有促进农民提高复种指数的作用, 甚至相反, 实际情况是南方农民的粮食复种指数有所下降, 北方不变。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要具体分析。无论对少数种粮大户还是众多小户, 毕竟是增加了收入, 无论多少, 增加总比减少好。但是, 对于单个大户和小户而言, 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多数小户而言, 虽然农民种粮收入增加的比率不低, 但是不改变其收入状况, 更不可能使其致富,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他们也不会因为这些补贴收入而多种粮食;对于种粮大户来说, 本来收入就很高, 补贴收入总量也大。这些大户无需补贴就已经比较富有, 甚至相当富有, 也有非常高的种粮积极性, 再补贴他们会加大收入差距。因此建议:虽然不必停止 (收入刚性原理告诉我们, 取消是不合适的) , 但是也不必再增加种粮直接补贴的数量 (实际上现在还在逐年增加) , 因为再增加补贴量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基本没有正向作用了, 而国家财政负担确实不轻;计划增加的财政资金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惠农, 例如增加农民的医疗保障基金等, 这样作用更大;对于已经执行而且还要执行的补贴, 也不必实行补大不补小的原则。

四、 科学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重视“战略”实施中的问题

(一)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与中国乡村的未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中央1号文件已经提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分阶段的, 到2020年是近期目标, 到2035年是中期目标, 到2050年是相对远期的目标——“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到那时的乡村, 我们可以设想的图景:从人的角度, 留在乡村的人, 总体素质高、精神面貌好、日子过得好。什么是“好日子”或“好生活”?应该是:好的产业——保证不缺钱;住得好——房子本身的内外设施 (供水、供暖、供电等) 完备;好的公共生产生活设施——交通、通讯、文化体育、科技服务等设施;好的教育条件——从孩子到成人的教育硬件和软件条件;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好的公共环境——好的公共卫生、绿化美化等;好的风气——遵纪守法、乡风文明、移风易俗、和谐相处、好人好事等。从物和景的角度, 乡村作为大空间, 既享有城市现代文明的成果, 又有不同于和优于城市的山清水秀、安静整洁和田园风光。

(二) 科学理解“乡村振兴战略”很重要

第一,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过去农村发展战略延续和提升。

本文第一部分虽然揭示了不同阶段农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征, 但不同阶段的战略是具有连贯性的, 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有一些战略性任务或措施贯穿在每一个阶段, 主要是三大任务或措施: (1) 抓农业、特别是“吃”的问题, 包括吃饭、吃菜、吃的结构和吃的安全; (2) 始终抓土地家庭承包制的稳定和完善; (3) 一直抓扶贫。围绕三大战略性任务, 有一系列具体的连续性的措施。这是由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可耕的优质土地很有限、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拉大从而贫困人口也多等决定的。如此多的人在有限的耕地上要吃的, 还要吃饱、吃好, 哪届政府、哪个领导集体也不敢不高度重视, 中国即使成为了发达国家, 农业仍然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性条件。二是, 有一些战略性任务, 分阶段完成。例如,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从逐步取消统购统销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流通体制, 经过四个阶段才基本改革到位。这是由改革的难度和任务的可分解性决定的。三是, 中央领导换届时, 初期都会继续承接上一阶段的战略任务, 不久后再提出新的战略和任务, 在中央层面上 (不排除中下层执行时, 因为理解原因而出现一定程度脱节或偏差的可能性) 体现了政治周期过渡的平稳性和战略的前后衔接。“乡村振兴”战略与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农村发展战略一脉相承并与时俱进。不能割裂我国农村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去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也不能用一个战略去否定另一个战略。否则, 执行中会造成困惑, 一些措施可能冲突, 一些投入可能浪费或效率降低。

第二, 要立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大背景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不断发展, 中国目前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阶段, 这是大背景和大趋势。在此趋势和背景下, 按照国际总体的趋势和规律, 乡村的相对衰落是可能出现的现象。但这只是人口的减少与房屋的凋敝 (空心村) , 并不是乡村产业、文化、人的素质和环境越来越落后。而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对城镇化和工业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其具体内涵并不是否定甚至抑制城镇化和工业化, 也不是要在乡村大兴土木去大力发展工业, 更不是要呼唤已经进城的人返回乡村。

第三, “乡村振兴”是长期战略, 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国是人口大国, 也是贫困人口大国, 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要实现现代化, 任务艰巨, 尤其是农村的现代化, 困难重重, 实现和稳定小康水平都不容易。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切忌违背基本的历史发展规律, 产生短期内彻底改变农村面貌、上大台阶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央制定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是分为三个阶段、由近及远、分阶段推进的, 实践中需要因地因时制宜、逐步实施。

第四,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主业是农业。

这是变不了也不能变的, 因为我们永远都需要农民和农业。当然, 不能因为大家需要农业和农民, 就得让一部分人永远是不变的农民, 让农业永远不变。可变和该变的是:农民数量会减少, 农民素质会提高, 农民生活质量会提高;农业质量会提高, 农业业态会变化, 农业结构会优化, 农业产业链会延长 (最主要的是农产品加工业) , 农业经营方式会变化;为农业和农民的生产 (和流通) 生活服务的产业会越来越丰富;生产和生活的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好, 包括基础设施和自然环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和谐、文明。

乡村振兴关键是人的振兴, 振兴的关键主体是农民。不能片面理解为是政府要去振兴乡村, 而是政府引导、帮助农民自主振兴乡村, 农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自己行动起来, 不能被动地等待政府来“振兴或拯救”。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而言, 振兴乡村产业主要是振兴农业, 产业兴旺主要农业兴旺, 要保障农产品数量、提高农业的技术含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业的环境污染, 同时延长农业的产业链即发展为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等的服务业, 提升农业价值从而让农民和农业有利可图。如果振兴的主体不是农民, 振兴的不是农业, 那就不是乡村振兴战略 (可能是其他战略) 的对象。

第五, 乡村振兴战略是与新型城镇化统筹的农村发展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内在联系, 其最终的目的都是针对农民, 只不过是两部分农民,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具体重点就是要解决“三个一亿人口问题”, 是三亿农民真正市民化的问题。而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必须留在农村和不得不留在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农民的问题。需要将两大战略统筹实施, 使得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三) 关注和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问题

通过实地考察我们发现,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全国各地几乎都行动起来了, 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 都有了具体行动方案并开始实施, 许多乡村的生活生产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在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需要解决。

第一, 主要是政府在作为, 主要支持方式是投钱。政府在乡村振兴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基层的政府人员为乡村振兴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作为很多。农村基础设施差, 政府投钱也是应该的和必须的。但是, 仅靠政府力量是不够的, 政府大包大揽, 农民当然欢迎, 但是农民自己积极性不高、不行动、不思考、“等靠要”的现象比较明显, 使得政府虽然作为多, 但是作用打折扣, 而且, 这种振兴方式难以持续。

第二, 重视“物”, 但是重视“人”不够。重视修路、改造房子等基础设施建设, 也不能说没有重视人的行动, 例如村里有一些文化体育设施、老年活动中心等。但是, 这些还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的, 对人本身的重视不够, 表现在:一是农村基础教育条件差, 中小学教学质量差, 没有得到应有改善;二是没有调动广大农民参与乡村振兴、改善自己生活环境的积极性, 很多公益性、不需要资金与技术支持而且能改善自己生活环境的事情没有人去做或者不好好做;三是组织振兴偏重于村党组织的强化 (这是必要的) , 对把农民组织起来、挖掘农民潜力做好自己的事和公共事务重视不够。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 难有规模经济。应该说, 短期内基础设施的投入已经不少, 但是有些投入的效率低。例如, 通路、通光缆、通自来水、厕所改造等, “厕所革命”难成功, 尤其北方冬天温度低, 得烧热水冲厕所。这些都归因于农民分散居住, 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规模经济, 有些甚至没法做。因此, 农房改造、农民适度集中居住、建“大村庄”或“小城镇”的思路是合理的。其实, 把“大村庄”建好, 与发达国家的所谓城镇、甚至城市, 规模上无差异, 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效率。

第四, 一些地方主要靠政府大量投入打造的乡村振兴的“样板工程”, 投入太大, 不可持续、复制和推广, 而且导致没能得到政府大量投入的邻村的攀比和不满。

第五, 比较普遍地过度重视“乡村旅游”。我们考察的乡村中, 多数都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产业振兴的重点或重点之一, 这是误区, 是不切实际的。因地制宜很重要, 绝大多数农村应该没有发展旅游的条件, 即使有旅游资源也没有那么多游客, 大量投入后可能亏损和利用率低。多数地区, 乡村产业振兴还是要集中在农业及其相关产业上, 不能本末倒置, 偏离乡村产业振兴的主道。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经济研究,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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