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群思网络公司怎么样，今天去看了一下说底薪1500然后说成功一单就加薪1500左右就是想问问能不能干这活... 临沂群思网络公司怎么样，今天去看了一下说底薪1500 然后说成功一单就加薪1500左右 就是想问问 能不能干这活
临沂的网络公司有哪个能跟群思比？无论是产品效果还是公司人员素质，起码在临沂，其他网络公司坚持几年就干不下去的情况比比皆是，群思一个10年的老公司，无论品牌还是信誉都是靠谱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你都干的长远，没有能力你干啥都不行。
作为一个在群思干过半年的过来人，奉劝一句，别过来！客观来讲，这个公司不招销售，就是流水线话务员。离职之后提成老板会以各种理由不给你，退款啦产品变更啦，子虚乌有的事随便说。这公司十年了，现在的总监都是有能力的都走了没人了才上位。
最重要的是，这工资你有业绩没用，不听话想着法让你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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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哈耶克的知识论和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非理性”存在四个陷阱：自负陷阱，自尊陷阱，信仰陷阱，群思陷阱。这些陷阱不仅影响着个体的生存，更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经济学告诉我们，理性人不会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用博弈论的术语，这是“不可置信的威胁”（incredible threat）。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泽尔腾（R． Selten）认为，理性人不会实施“不可置信的威胁”。他把排除掉不可置信威胁的纳什均衡定义为“精炼纳什均衡”（perfect Nash equilibrium），从此，“精炼纳什均衡”就成为经济学家预测理性人行为的基本概念。
但经济学家的预测与现实中人们的决策有很大距离。现实中，不仅“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比比皆是，甚至“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事也时有发生。
作为经济学者，我当然承认理性的力量；我甚至认为，理性是人类的希望。但我也越来越认识到，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比如，理性可以解释某种产品的价格如何随供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无法解释股票市场的崩溃；理性可以解释交战双方（或多方）为什么会达成停战协议，但无法解释战争为什么发生；理性可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会失败，但无法解释希特勒当初为什么能上台；等等。
理性的力量之所以有限，是因为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不仅受理性的影响，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这里的“非理性”，是相对于经济学定义的“工具理性”而言，也就是决策不是基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计算。当然，如果我们愿意改变经济学关于理性的定义，有些看上去“非理性”的行为可能是理性的，但那样的话，经济学的“理性人模型”就得重新构造。
结合哈耶克的知识论和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我将这些“非理性”因素概括为四个陷阱：自负陷阱，自尊陷阱，信仰陷阱，群思陷阱。这四个陷阱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们不仅影响着个体的生存，更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无论是过去还是可以预料到的将来，它们不会被理性彻底战胜，也不会因为大数定律被过滤掉。
决策需要信息，但大部分决策需要的信息是不完备的，存在着缺失。特别是，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决策，信息缺失越严重。并且，信息是分散的、主观的、个体化的。这就是哈耶克讲的“无知”（ignorance）。在无知的情况下，决策依赖于个体的想象力和判断；即使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于想象力和判断力不同，他们也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因此，达到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很难的。这里，纳什均衡指不同决策是相互兼容的：所有人的预期能同时实现。
无知使得决策变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烦是，许多人不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结果就出现了哈耶克讲的“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负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决策，我用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说明这一点。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德国还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背景和学历的国家。希特勒出身于下层，一个体制外的无业游民，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举止粗鲁，毫无政府工作的经验，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像当总理的料。
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元月能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很大程度上拜德国精英们的“致命的自负”所赐。正是德国精英们普遍认为希特勒“成不了气候”，最终让希特勒成了“气候”。保守派把希特勒扶上总理之位是为了让他出丑，没想到是引狼入室。
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来源：）
在纳粹德国，“希特勒”本人也成了一种信仰，希特勒就是上帝。许多德国人遇到自己没法判断的事，会满怀信心地说“我相信他”，“他总是对的”。在战争即将结束，俄国人已经到了柏林大门口，纳粹败局已定的时候，一位受伤的二等兵还说：“领袖最近刚宣布，我们必胜。他从来没有骗过我们。我相信希特勒。”
正因如此，纳粹德国战败并不足以让希特勒走下神坛。真正让希特勒走下神坛的是战后的纽伦堡审判。纽伦堡审判让德国人了解了真相。没有纽伦堡审判，纳粹的历史很可能在德国重演。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一直保持中立，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参战。即便在当时，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美国参战，日本必败。所以，“珍珠港事件”令丘吉尔和蒋介石都欣喜若狂。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停泊的美国军舰（来源：）
前面讲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决策，事实上，在其原著中，詹尼斯把“珍珠港事件”中，美国的措手不及作为群思陷阱的典型案例。驻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将领有一种共同的错觉：日本人不会进攻夏威夷。所以即使来自华盛顿的警告也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一场战役，日美双方都陷入了群思陷阱，日本人的群思陷阱把日本送上自取灭亡的不归路，美国人的群思陷阱让美国舰队损失惨重。
以上我们分别分析了四个非理性决策陷阱。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陷阱不仅是相互关联的，甚至经常是共同发挥作用。如何减少非理性决策导致的灾难？最有效的办法是权力和资源的分散化，以野心对抗野心，以权利约束权力。在竞争性市场中，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但每个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没有人有机会持续地犯灾难性错误。像埃隆·马斯克这样野心勃勃的人，作为企业家，只有消费者和投资者愿意为他的决策买单，他的商业帝国才能生存和发展；即使他因为决策失误而破产，社会也不会损失太大。但如果他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就非常可能给人类带来重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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