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都知道德国起飞，很多人相信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实施的所谓“马歇尔计划”。

实际上，马歇尔计划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因为它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援助计划。同样规模的援助计划也发生在其他国家，而其他国家并没有发生德国那样的经济奇迹。

所以德国重新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采用了市场经济的办法，是它既维持了一个稳定的货币，又放开了市场的结果。

2.经济改革：果断与沉稳的拿捏不容易

咱们中国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过去实施计划经济，人们争夺商品不仅仅通过价格，还得凭票。当时不仅有粮票，还有布票、糖票、自行车票、电灯泡票。那么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取消所有的票证，只用一种票，那就是钞票。

但是这个改革并不顺利。1988年第一次“价格闯关”，政府决定放开价格，消息一传出去，抢被单的、抢暖水瓶的，甚至有抢火柴的，有人买了500盒火柴放在家里面，后来发生了火灾。

结果第一次价格闯关失败，整个放开价格的行动停止了，经过了好多年，价格才慢慢又再一次放开。

对这个问题，周其仁老师在他的《改革的逻辑》这本书里面，有过这样的评论：全盘私有化，听上去很过瘾，但这种主张看轻了制度变迁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都寸步难行。

周老师这本书发布的时候，我参加了他的发布会。当时，我们有一个圆桌讨论，我就问周老师：要放开中国的价格管制，你觉得要慢慢来，但是你看德国放开价格管制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艾哈德跑到电台里面宣布一声，德国的价格管制就解除了。人家是有勇气，咱们是有耐心，勇气和耐心之间，应该怎么拿捏？

周老师回答说，德国的例子，咱们当初也仔细研究过。周老师反问我：德国一夜之间解除价格管制的时候，盟军在不在？我说在。他说：盟军在就好办，盟军在，德国就乱不起来，盟军这个稳定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的改革，是自己给自己改革，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改革就会遇到危险。

周老师的这一番话给我很大启发，价格管制是不对的，这一点我们容易理解，但是解除价格管制，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就要复杂得多。

当然，现实生活中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不愿意改革的人，总拿社会稳定来作为借口。不管怎么样，要在勇气和耐心之间，大胆和沉着之间进行合理的拿捏是不容易的事情。

6.4 / 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的权衡

你好，今天我来给你讲，解除价格管制的另外一个维度：穷人该怎么办？

我们讲了，价格竞争跟其他方式的竞争比较起来，确实有它的优势，那就是它带来的无谓损失是最小的，它是最有效率的一种竞争。但人们还是会问，如果样样都是凭着价格来分配的话，那穷人应该怎么办？

哈佛大学著名的道德哲学家迈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 ），我们都知道他，他在网上有一段视频是非常出名的，叫《公正》，传得很广。他在哈佛大学上的课，也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之一。

哈佛大学有两门公开课最受欢迎。一门是桑德尔讲道德公正的课。另外一门是经济学家曼昆讲的入门经济学——基础经济学。他们两个的思维角度非常不一样，他们在校园里面碰到，有时候还会互相抬杠。

桑德尔出过一本书，在中国也有中文版，名字叫做《钱不该买什么（What Money Can Not Buy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曾经对他这本书做过专题报道。

报道说，以公正出名的哈佛教授桑德尔来到中国，他记住了这里的黄牛党：有钱可以买黄牛票，看病可以不排队，春运可以不受罪，有钱还能让孕妇超生，让污染企业排污。在这个钱的时代，我们应该让金钱在社会中大获全胜吗？市场的伦理边界是什么？钱不该买什么？

这些都是桑德尔提出的质疑，掷地有声啊！他的课相当受欢迎，他的书相当受欢迎。但是我自己对桑德尔教授的观点却不以为然。

2.桑德尔的享受要不要花钱？

我提两个问题。第一，桑德尔教授自己的个人享受，主要是靠公正的排队来获得配给的，还是靠金钱购买的？

你从照片上看，可以断定桑德尔教授的生活非常优越。他在美国写的书跑到中国来推销，你看他的行程非常紧密，第一天在北京，第二天就跑到上海，第三天可能又到了武汉。这么紧密的行程是怎么安排到的呢？

当然，当中要靠飞机、要靠酒店，但是飞机和酒店争夺的人可多了，要是排队，他排不上。他靠的，就是用钱把需求较低的人赶走。

我想他接受的医疗服务是一流的。为什么？那是因为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地区，医院非常好，医生也非常好。在那里的医院之所以好，医生之所以好，那是因为被金钱所吸引的。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病人都不用钱来付费，都只靠排队的话。我想桑德尔教授得排在很多非洲儿童之后。

3.桑德尔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我想质疑桑德尔教授的观点的是：桑德尔教授的一个策略，是不断地提出问题，但不给答案。他不断地说“这个用钱买道德吗？”“那个用钱买道德吗？”

他没有回答一个其实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不根据钱来决定，谁应该得到一件稀缺的资源，那我们应该凭什么？

不用钱的话，那就只能够通过别的竞争标准，而我们都知道别的竞争标准带来的问题更大，没有一个竞争标准是比别的竞争标准更公平的。

4.帮助穷人：实物补贴还是货币补贴？

事实上，经济学家之间早就形成一个共识，不论是左派的经济学家，比如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 ），或者是右派经济学家，比如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怎么帮穷人。

他们说：帮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以金钱的方式给穷人补贴，同时让市场发挥它自己本身应该发挥的功能。而不是直接去干预商品价格，不去直接干预面包的价格，不去干预住房的价格，不去干预交通工具的价格。

你给穷人一瓶牛奶，他就只能得到这一瓶牛奶；你给穷人牛奶券，他就能够从不同牌子的牛奶里面，选择他喜欢的牛奶；但是如果你给穷人钱的话，他就不仅仅可以选择牛奶，他还可以选择鸡蛋、蔬菜、肉类；甚至他还可以选择不要食品，反而去要更好的居住环境，甚至是更好的教育条件。

所以经济学家总是相信，给穷人钱比给穷人食物要更有帮助。

但有趣的问题是，你看所有的社会，政府经常不给穷人钱，而是给他们实物；或者不给他们实物，仅仅是对那些实物，比如说住房、面包、牛奶等等，实施价格管制。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穷人，这是为什么？

原因有很多。第一是因为如果你要给穷人钱，政府自己必须有钱。政府自己找钱的本事不大，除了印钞票，当然还有收税，这两点都不容易做到。而实施价格管制，好处在于他自己不用掏钱，只要用一张纸下个命令，说这东西别那么贵，就可以实施了，就能够把好事给做了。这样的便宜事，政府喜欢干。

第二是政府有父爱主义。他们不相信穷人，他们怕把钱给了穷人以后，穷人乱花，赌博就赌掉了。所以他们给穷人实物，政府知道你缺面包，政府知道你缺牛奶，政府知道你缺教育。政府觉得只要把实物给了穷人，就能真正地帮助他们。

还有一个更微妙的理由，是每当实施那些实物补贴的时候，政府可以优惠帮助跟他自己有关系的商人，比方说给穷人牛奶，那谁来提供牛奶呢？当然是跟政府关系比较好的牛奶供应商。他们能得到政府的订单。

5.公交补贴：把钱交给公司还是交给市民？

所以推而广之，我们在补贴穷人这个旗帜下面，其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补贴方法：一种是补贴那些商品的提供商；另外一种是以货币的方式，直接补贴那些受益人。

这两种补贴的办法效果差别很大。比方说一个城市，要补贴公交，有两个办法：

第一，它可以把钱直接交给每一个市民；

第二，它可以把钱交给公交系统。

通常它使用的是后者。在这两种不同的补贴形式下，公交系统的行为方式有很大差别。如果补贴的钱直接来自政府的话，那么公交系统要讨好的人也就只有政府一家，所以它只要集中公关政府，让政府相信它就可以了。

至于乘客是否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服务呢？他们并不关心。比方说很多大城市随着时间的变化，市民居住的位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交的路线本来应该随着变化而变化，应该不断进行新的策划。但是你看看大城市里面，公交系统的路线多少年没变过？

如果倒过来，政府补贴公交系统的钱，是直接交给乘客的话，那么公交系统就从要讨好政府转为要讨好每一个乘客，他们的行为方式当然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重新规划公交路线的积极性，当然就会大增。

6.弗里德曼的教育券建议

教育，也是类似的故事。政府要补贴教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钱交给家长；另一种是把钱交给教育机构，交给学校。

通常都是用后者，政府把钱直接交给学校。这时候，学校要讨好的对象，就是教育管理部门，教育质量怎么样？学生和家长是否满意很难说。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常年主张在美国实施“教育券”制度。这种建议的实质，就是要从补贴学校改为补贴家长和补贴学生。

他的建议是，政府应该向家长发放教育券，然后让家长自由地选择学校，那些能够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由于更好的教学质量吸引到更多学生的学校，就可以凭着家长交给他们的教育券向政府要钱，向政府兑换教育经费。

这种补贴方式的转换，实际上就给了家长和学生更大的自主权，让教育体系市场化。

当然，弗里德曼的这个建议，在美国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实现。那是因为美国的中学小学都有非常强大的工会组织，对这种市场化的建议一直有着顽固的抵抗。

很多大学的食堂也是有一样的故事。大多数的学校都对学生有伙食补贴。问题是这些补贴，往往不是直接交给学生，而是补到了餐厅。这时候，餐厅要讨好的就是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而不是每一位学生顾客。

你可以想见，如果把伙食补贴直接交给学生，然后让校园内的餐厅自由经营，学生所享受到的伙食质量应该有很大的改进。

今天我给你讲了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之间的权衡，对政府来说，实施实物补贴做起来可能更容易，更满足他们父爱主义的精神，而且可能更容易照顾亲近自己的供应商。但是要真正达到帮助穷人的目的，实际上，货币补贴才是浪费更小，效率更高，给穷人自由度更高的办法。

6.5 / 讨好领导和讨好客户哪个更划算

首先我跟你讨论一下，我们在预告里面留的题目，这道题目也是咱们这一周整个模块的核心问题，这个题目是：“既然价格管制会导致效率的损失，为什么世界各地还有那么多的价格管制政策在实施？”

1.“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是真实人性

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非常有意思，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问题的原因。

其中法比亚诺同学的回答就很有启发性。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他的外祖母从来就不认为改革开放是好事，当他问他外祖母如果让富人的资产增大十倍，你自己的资产增大两倍，你愿意吗？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愿意”。

法比亚诺同学分析说，难道他外祖母不知道两倍的财富意味着什么吗？难道她看不见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利益吗？不见得。法比亚诺同学认为，这些他外祖母都看到了，她只不过是因为不满贫富差距，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回答。

这个例子，让我想起了经济学里面一个术语，叫做傅里叶综合症（Fourier complex ）。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是说一些人为了达到社会绝对的平均，不惜接受所有人都贫穷、所有人都挨饿、所有人的生活都得不到改善，这样的一种心态。

以前有个笑话，说你的邻居有两头牛，你合理的想法是，你也要有两头牛或者你要有四头牛，这个想法是正常的。如果你说你可不要牛，但你邻居那两头牛得死掉，这样的想法就不对了。

你的闺蜜结婚了，你正常的想法是你也想结婚，而不是你结不了婚，她也应该要离婚，这样的想法就不正常了。

自己的资产如果能够扩大两倍，这不是好事吗？人家扩大多少倍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人最重要的是看重自己的改进，而不是跟别人的距离。

跟别人的距离到底有多少，其实完全取决于你的视野。你的视野如果很窄，总是盯着身边的几个人，那你会变得越来越斤斤计较，但是如果你的视野放宽一点，看远一点，多看一下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的话，那你就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世界可大了，要跟人比根本没法比。

你如果真的那么在乎不均，真的以患不均为乐的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眼睛蒙起来、把耳朵塞起来，这世界上的不均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当然，我也相信这位外祖母也只是说说而已，只不过是问她，她就这么回答而已。

在现实生活中，真的不介意自己的财富扩大的人，我没见过。人们真正每天在患的不是不均，而是寡，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东西还不够多。

2.政府维持价格管制政策的三大原因

好，言归正传。为什么那么多国家还有价格管制政策呢？同学们的回答归纳起来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

维稳问题。如果让价格自由浮动的话，社会可能因此发生剧烈的动荡。

既得利益在起作用。比方说每当过年的时候。各个大学的学生往往能够享受优先统一购票的特权。既然他们买票不那么难，他们当然就不愿意看到火车票价上涨。有些同学还提到，如果解除价格管制，让价格自由浮动的话，总会招来群众的不满和批评，这时候的主管官员也懒得招惹这些麻烦。反正价格是不是自由浮动，社会有没有因为价格不浮动而产生排队、黄牛党等等非价格的竞争方式，这些非价格的竞争方式，又会导致多少无谓的损失，这些都不会直接计到他们的账上。

人们确实无知，确实不明白价格管制所导致的，那些非价格的竞争本身是引发了巨大的成本的，经济学上称之为无谓的损失（Deadweight loss ）。

这三层原因，维稳因素、既得利益因素、经济学无知的因素，都在起作用。

我觉得，每当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价格管制案例的时候，我们可以依次从这三个标准来推敲，到底是哪一层的因素在起作用。

比方说，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要全面的放开价格管制的话，这可能会出现维稳的问题。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德国大量的物资都非常匮乏的时候，要全面放开价格管制，可能会有维稳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北京的地铁票价从两块钱恢复到原来的按路段收费，那么就跟维稳扯不上任何关系。因为地铁票价按路段收费，在别的大中城市也是这么做的，根本不会有维稳问题。那可能就是既得利益在起作用，是很多人习惯了给两块钱的票价，如果你去做问卷调查，他怎么都说不愿意。

同学们还讲到另外一种情况，比方说大公司里面的停车场，位置应该怎么分配的问题。有些公司按先到先得的办法，谁早上班谁停车，有些公司按照入职的时间，有些公司干脆按照拍卖的办法，每半年或者一年拍卖一次。

在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肯定不涉及维稳，也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可言，这就是一个经济学有知或者无知的问题，你只要想到了、想明白了就可以做的问题。

你拿着这三个标准，依次来判断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价格管制现象，你对问题的理解就会比较深。

比方说，在网上我经常见到印度的火车，这些印度的火车乘客不是坐在上面的，不是站在上面的，而是挂在上面的。当然这种卖“挂票”的火车，它的速度肯定是很慢的，当中的效率损失可想而知。要解决这个问题，困难障碍在哪里呢？到底是维稳的问题，有什么既得利益的问题，还是他们确实无知的问题呢？

我觉得维稳不是主要的原因。印度不见得因为火车票比较贵就会出现政局动荡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家不愿意得罪民众，而民众也普遍缺乏想象力。他们要明白，如果火车票价比较高，火车的速度比较快，他们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这一点不容易理解。

3.铁道部为何取消火车票价格折扣

好，我们来谈周一给大家留的思考题：“你对春运火车票价还不够高，还有什么补充？”

同学们的回答都非常精彩。其中一叶生同学回答说，他忽然想到大年夜在酒店工作的人，在边防站岗的人，他们之所以不回家过年，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可见回家过年不是刚需。

我自己还要补充的是，可能很多同学不知道春运票价，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曾经有过改变的。

2007年，曾经有一位学法律的研究生，郝劲松，他特意给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面呼吁铁道部要在2007年的春运期间停止火车票价上浮。而在这以前，他已经多次叫板春运涨价了。

郝劲松说，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漂泊在外的人千方百计想回家过年团聚，铁道部门应该通过周到、细致、人性化的服务，让人们最大限度地减少旅途的拥挤和疲劳，有个好心情回家过春节，而春运涨价加重了旅客的经济负担，同时破坏了节日祥和的气氛，缺乏人性关怀。

不仅如此，郝劲松还在北京召集了一百多名在校学生和律师，准备集体向铁道部提出诉讼。铁道部一看这个阵势，就决定不涨价了。

但实际上，铁道部从来就没涨过价。什么意思呢？其实铁道部是在平时降价了，给车票打折了，而在春运期间不打折，票价恢复到原来的全票金额——这就是郝劲松他们所说的涨价。为了避免这种涨价，铁道部就把平时的折扣给取消了，不管是闲时还是忙时都一个价，不涨价了。

这又让我想起，周其仁老师对我常年主张春运期间火车票价应该上涨的反应，他在课堂上公开说：“薛兆丰主张春运期间火车票应该涨价，我本来是支持他的，但是一看那么多人骂他，我也不敢支持他了。我只敢说火车票价平时应该降价，不管涨价还是降价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有差价。”

你看，周老师的情商还是比我高吧。周老师的意思是，价格波动是必须的，至于大众怎么才能比较容易接受价格波动，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技巧。

比方说现在的高铁票价，它的全票价定得就相当高，这时候再往下打折就有了很大的空间，乘客平时很高兴能够享受打折票。到了高峰期，买全票也总比要在全票的基础上涨价容易接受。当然，这些做法还是不能够说服像郝劲松同学这样的人，多学一点经济学可能会对事情有帮助。

4.讨好老板跟讨好客户有什么区别？

周二的问题是：“如果不搞市场化改革，改为政府分房，那么我们的住房条件会变成怎样。”

同学们的回答也丰富多彩，非常贴近事实。

分配住房的标准会变得非常复杂。

这时候人们就会经常跟单位里面的其他同事展开竞争，还要千方百计地讨好单位领导，那是一个非常累人的过程。不仅如此，很多人还会因此被绑在这个单位上，要移动、要换工作，成本变得非常高。

曾经有同学问我：在认钱的社会里面，也就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里面，我们工作很累；在认人的社会里面，我们的工作也很累。两个社会都很累，这不是逻辑上差不多吗？

其实这里面有巨大的差别。在今天，在市场经济下面，我们工作的主要目标是要讨好自己的客户；而在过去认人的时代，人们主要的工作是讨好领导。这两种方式，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生存方式。

前一种你在讨好顾客的过程中，积累的是自己的人力资本，这些人力资本你到哪里，它跟到哪里，你是能够积累的，是对社会有正的贡献的。

而如果你的时间精力和才智，都用在讨好领导上面的话，那是一种耗费自己人力资本的做法。因为你精心构建的那些关系不能跟着你走，很容易随着时间的变动、人事的变动就变得一钱不值，而且它们对社会其他人也不带来什么贡献。

周三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预告里面的问题，是这个礼拜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做了解释。

5.给学生实物补贴还是货币补贴：没有标准答案

周四的思考题：“你是否赞成学校把补贴直接交给学生，而不再提供免费或者低价的宿舍。”

同学们各种回答都有，我觉得同学们的理解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每当我们说到价格管制的时候，我们通常指的是政府对企业的定价所作出的行政约束，只有这种行政约束，我们才叫价格管制。

企业内部、机构内部对价格的不同选择不叫价格管制。但它的逻辑是一样的。如果你限制了价格，就会引导人们在非价格领域展开竞争。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竞争方式、哪一种分配方式，这取决于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企业的取向。

在我们这个问题里面，学校有它许多的考虑。一方面它可能要让学生统一住在一个地方，增加学生之间的交流，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用实物也就是住房补贴学生的做法，降低了学生选择的自由，也降低了学校提供更好的住宿条件的积极性。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大学，哪怕它拿到了很多政府资助，学生的宿舍还是很糟糕，而且学生之间跟谁住在一起，也没有选择的自由。

我比较赞成的做法，是到了大学这个阶段，低年级的同学规定他们要住在学生宿舍，让他们接受一定的训练，而且也考虑到他们的自立能力比较弱；到了高年级，他们就应该可以在外面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自己喜欢的人住在一块。尤其是今天年轻人独立自主、自我照顾的时间，已经比上一代人大大提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