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禅定念净土，有宋元明清（10-20世纪）

第一节 理学闹分家，和尚和稀泥——两宋大德（10-13世纪）

一 孔门论天理，空门临天下（赵宋大势与三教概貌）

唐末经安史之乱，帝国元气大伤，不久陷入五代十国混战。经过30-40年五代更替，到周世宗（954-959在位）即位几年，厉行改革，鼓励开荒，减轻租税，兴修水利，整顿抑制佛教寺院经济，加强了后周力量。然后以开封为全国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力图北定中原，南下统一中国。实际上为北宋的统一大业打下了基础。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外扰内患不断，疲于奔命，只好加强专制统治。

周世宗灭佛或整顿佛教以后，隋唐诸多流派中，只有禅宗尤其临济宗风头犹健、领袖僧林、笼盖天下；净土宗则一贯无需呐喊，看似松松散散，却自然成为各宗的归向。其他如天台宗、律宗、华严宗等，势力都不大，而且各宗日益呈融合趋势。佛教原创力减弱，末法意识进一步加强；为了增加保护色，逐步向世俗生活靠拢，文字禅勃兴，以富于文采的大众化口语影响到三教的教化和一般文学；禅林寺院经济非常活跃，僧人大力提倡忠孝，搞教外大融合，跟儒家“称兄道弟”，向帝王俯首称臣。

儒家却不大领情，而是还以颜色，并顺势来了一个起跳，在隋唐几百年的相对缄默之后，于吸收佛家和道家营养的同时，大力批评佛老，努力建立自己的形而上学和性命学的理论及修行法要，形成了作为宋代主要思潮的新儒学：程朱理学和张载等人的理学。张载（）跟佛家非常隔膜，他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命，批评佛家用六根妄测天地，六根掌握不了的，就诬称天地日月为虚妄。而周敦颐（）奠基之后，北宋出现了程颢（）和弟弟程颐（）两位理学大师，将君臣父子之道归之于天理。南宋则有朱熹（）唱人心道心说，主张存天理去人欲，一边骂佛，一边学佛，使儒学有了新模样。南宋另一个理学家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张扬主观，受到朱熹批评。朱熹被看作宋代儒学集大成者，他某种意义上也集了一点佛和道的大成。

按照南怀瑾先生的研究，北宋真宗以神道设教，抬出姓赵的神仙赵玄朗当道教圣祖，所以骂佛老的理学家们，主要是具体而微地骂佛，笼里笼统地批老。继唐末吕洞宾道佛合一、禅道同修的丹道之后，到北宋则有南宗丹道祖师张紫阳的《悟真篇》问世，道风大振。据说一代硕儒朱熹晚年曾化名崆峒道士邹欣，求学于北宋末年的南宗丹道传人白玉蟾，屡遭婉拒；又竭力参究《周易参同契》，不得其门而入，引为终生遗憾。犹如明代大儒王阳明问道于道人蔡蓬头，“几遇呵斥，如出一辙[93]”。

北宋时道教在政治上的势力超过佛教。真宗时伪造天书，徽宗更是做起了道君皇帝，把佛家沙门改成道家德士。到南宋，道家势力虽稍见减弱，但是道观已经遍于名山。

二 学禅有语录，真修凭默照（禅宗）

禅宗在宋代最为流行，远胜于其他宗派。多亏百丈改制，禅寺经济发展迅速，禅僧“财大气粗”，不但政府向寺院收税、变卖度牒以充实国库，而且俗人劳力也向禅寺流动，壮大和腐蚀了禅家实力；另外，也使文人雅士和官府要人乐意与禅僧交游。僧人要象俗人一样地干活，修禅就需有极高境界和功夫才行。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94]”，这样有名的禅偈，在大师那里是字字珠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可是其他人就难说了，于是就有了临济宗内文字禅和看话禅的争锋，对外则跟曹洞宗的默照禅斗法。“临天下、曹一角”的局面于是形成。期间，云门宗有过一段短暂的中兴。

1. 克勤文字禅（临济宗杨歧派）

五叶入宋后，沩仰不传，法眼在延寿（904-975）之后沉默。云门、临济、曹洞三叶主宋，前中期是临济、云门为主，后来是临济、曹洞为主。临济临天下，曹洞占一角，就是指后期的阵势。

临济宗的阵地逐步由北转南，在江西建立根据地。但是开头的兴化存奖（？-924），数传至于首山省念（926-993），建树不大，几乎停顿。汾阳善昭（947-1024）改变了这种局面，他倡导公案代别和颂古，将禅修化为文字玄谈，使临济走向大盛。由于临天下的态势，于是宋代禅法的主流，渐渐转为文字禅。

这一方面起于“不立文字”宗风的变向，以为不看书不读经就叫做不立文字，忘记了慧能门下也有一位每天诵经不止的法达和尚，深领玄旨。为纠正这一弊端，兴起文字禅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文字禅却又避免不了自身的毛病，很容易流于口头机锋。为纠正这一“新”的弊端，“复古”就是必要的了，于是就有话头禅和默照禅的出现，不过总是敌不过“新兴”的文字禅。不明白的人，只好看热闹，跟在新旧禅法中来回折腾，正反轮回，不得解脱；至于“新旧”，大多古已有之，无大新意。哎，菩提就是烦恼，涅槃就是生死，禅林就是苦海啊。

善昭之后，石霜楚圆（986-1039）的门徒黄龙慧南（）创立黄龙派，杨歧方会（992-1049）创建杨歧派，与五叶并称为“五家七宗”。黄龙派在北宋末年转衰，从此杨歧派几乎成了临济的唯一代表。士大夫热烈欢迎文字禅，苏东坡就是一个。

文字禅的一个重要业务是编语录、灯录。

语录是弟子们对祖师言论的纪录整理，好比儒家孔门的《论语》。禅宗语录在宋代最有名的是赜藏所编的《古尊宿语录》，汇编各家禅师40多位的语录于一书。后来又有师明编出《续古尊宿语录》6卷，收集70多位禅师语录。

灯录是比喻祖师传佛法之灯给弟子，灯灯相传，就是禅宗历史。虽然主要是大师语录，但是有传承的经线贯穿其中。主要有道原的《景德传灯录》，以及《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等五部灯录删削集合而成的《五灯会元》，这是普济和尚的大功德。与灯录类似的是僧传，如赞宁的《宋高僧传》，慧洪的《禅林僧宝传》等。

文字禅的另一个业务是解释公案。

公案本是官府的案牍，禅宗借用来指祖师的言行范例。一般是祖师的著名语录，简单精辟玄奥。当时就很有针对性，不容易为普通人理解。到后来就更加难以弄懂了，于是就有人出来，为公案作注作颂。临济宗的汾阳善昭率先垂范，然后是居于“禅宗颂古四家”之首的云门大师雪窦重显以颂的形式绕路说禅，以不说破为原则，写《颂古百则》，文采飞扬。作注的，如临济宗的圆悟克勤（）所编的《碧岩录》，一时风行，洛阳纸贵，成为以后文字禅的标本。

可是克勤的弟子大慧宗杲（）对师傅的做法深感忧虑，把《碧岩录》刻板扔进火里，转而提倡所谓话头禅。

2. 宗杲话头禅（杨岐派）

文字禅顺应着潮流，有功德。要说文字，区区一些语录、灯录怎么也超不过佛经的浩瀚。所以文字本性空灵，逢钝人现钝相，逢利人现利相。对于钝人，几句话几个字就足以淹死人了。对于利人，语言文字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克勤对弟子说过：“杀人刀，活人剑，是古代的风规，也是今天的关键。从语句上去领会，好比在泥巴里洗土块。不从语句上领会，又好比用方木头插圆孔。”不过大慧宗杲提倡话头禅，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大抵是反对玩弄文字、沉湎于知解知见、轻视实修实证等歪风。

火烧《碧岩录》，就得拿出自己的货色，名叫话头禅，又叫看话禅。就是拿古人公案的答语作为话头，作为活句来直心参悟；不参死句，即不作分析，不管公案本身的内容和语境。不用心思，怎么参呢？据说要用大信心，起大疑情，时时提起话头，不到参破，决不放下。这怎么参呢？还是难以明白，恐怕这本身又成为一个话头了。还是离不开文字和心思。另外，如果我懂，就不用麻烦你告诉我了。如果我不懂话头禅，就不会看话头，你说文字禅不对，话头禅才对，你这个话头我怎么参？当然只能用我的心思参，所以没法参。假如说，这是离言句的，那么文字禅怎么就不离言句呢？因此，就有人出来做好好先生，说宗杲也是权宜之计，并不是跟师傅过不去。看来这个公案足以让我们参好久了，没有多大功夫去参他的六大公案了——“庭前柏树子”，“麻三斤”，“干屎橛”，“狗子无佛性”，“一口吸尽西江水”，“东山水上行”，总共六句，最主要的是“狗子无佛性”。

3. 正觉默照禅（曹洞宗）

临济宗的圆悟克勤和大慧宗杲师徒俩为文字禅和看话禅斗法的时候，曹洞宗的洪智正觉（）也不满意文字禅，而提倡 “默默忘言，昭昭现前”、静坐守寂的默照禅，就是用静坐默照除掉妄习，显示清净圆明的妙灵之心。他批评耍嘴皮、说道理、咬文嚼字、胡棒乱喝的禅风，认为静坐是唯一的解脱方式。宗杲认为这是达摩壁观法，只是入道的方便之门，不是目的；默照禅把它当作目的，就是禅病。至于达摩是不是这个样子，也是个问题。假如达摩是个坐禅人，慧能又“反对”坐禅，这个公案可是不好参。作为弟子，该效法谁呢？

到了南宋，默照禅坚持不久，文字禅的公案评唱流于学舌，后继无人。只有宗杲的话头禅香火大旺，传法弟子84人， 主要在江浙福建一带，与朝廷关系非常密切。北宋政府开始以经济手段宏观调控“寺院市场经济”，基本举措是买卖度牒（僧尼身份证）、出售紫衣师号、征收寺院田产税，到南宋依然如此，而且更加红火。这对禅风的“影响”，极为巨大。吃皇粮的弊端是不关心世事，搞经院主义，钻故纸堆。商品化和市场经济的弊端又是流俗。面对世俗，如何默照？如何看话头？读文字？这都是功夫，正好行禅。是禅风变质带坏了政府和世俗，还是政府和世俗腐蚀了神僧？这个问题也许就已经流于俗见、提错了。假如佛法本空，如来藏也根本无处藏身，不在世外桃园，不在世间街市，也不在中间，那么如来以何法付与东土呢——

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4. 黄龙三关禅（临济宗黄龙派）

临济下八世有慧南（）在江西黄龙山独创一家禅风，叫做黄龙三关。此后就称这一派为黄龙派。传法弟子83人，真所谓黄龙出山，猛击法鼓，山门大开。他先习云门，后学临济，宗风兼有云门的严峻和临济的率真。

黄龙三关是他的拿手好戏，又叫做三转语——

有学人来，他常问：“人人尽有生缘，上座生缘在何处？”

不等对方开口，他就摊开两手问道：“我的手为什么象佛手？”

说着说着又突然伸出双脚问：“我的脚为什么象驴脚？”

他这样问了30年，没有人懂得他的意思。即使有人勉强回答，他也从来不置可否。因为他认为，“已经过关的，甩着胳膊径直走了，哪里知道有关吏把守？去问关吏对不对，这就是还没有过关，告诉他也没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否则说也白说。

三关不好过，需要天才。天才本来就不多。黄龙派到北宋末就不行了。

三 山家斥山外，净土在前头（天台宗与净土宗）

1. 知礼称正统（天台宗山家）

天台宗在宋代远远不如禅宗，但是宋初发生过山家和山外之争，比较有影响。

争论主要起于知礼和晤恩之间。知礼（960-1028）是四明（浙江鄞县）人，被尊为天台第17祖，自称山家，即继承初祖智顗精神的正统派。对方以晤恩（912-986）为首，被知礼称为山外。

争论的焦点是所观之境是真心，还是妄心？知礼一派主张妄心观，说天台教义是圆教，性具三千，心具三千，色具三千，无不圆融；真如理中本具一切差别事相；随缘而作一切诸法，举体随缘，举体不变；一切众生都有恶性，需要时时观妄心，断除情欲。

山家认为，华严宗主张真如之外别有事相差别，事和理相离相隔，不圆融。晤恩等人主张真心观，认为心的本体清净无染，只是随缘造作万法，是受了华严宗的影响，跟天台正统“性具三千”、“一念三千”的看法不同。

两派头子和众弟子都参加论战，往返书信，如火如荼。知礼圆寂后，再传弟子妙悟希最一举破难，山外败北。

2. 外圆内不圆（天台宗山外）

山外教理虽然不及山家圆融，这也是指天台内部而言。至于外部，面对儒家道家，山外也有极力主张圆融的。其代表人物是孤山智圆（976-1022）。

孤山智圆参加了山家山外大战。他主张心具三千，色不具三千；心是能造，是通体，是理；色是所造，是别相，是事。所以智圆的圆智，里面不圆。

外面很圆，以佛打通儒道。孤山是钱塘（杭州）人，从小受戒而兼习儒。长大后，于行禅讲道之外，博通儒墨，旁涉老庄，善为诗文。因为隐居西湖孤山，人称孤山法师。在山外诸子中，著作最为宏富，只是体弱多病，不久于世。

智圆自称或宗于周孔，或涉乎老庄，或归乎释氏，于其道不能纯矣。认为儒家释家说的话虽然不同，道理却相通，要用儒法修身，用佛法治心。说到佛家本身，他的志趣首先是用般若真空扫荡系缚执著，最后还是要依净土行门求个往生西方，作为归宿。

3. 念佛佛来了（净土宗）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95].”

念佛的法门也是如此神奇。只要心念一起，佛就在心中了，非常“便宜”。万善同归，归于净土念佛法门，是势所必然的事。佛门各家同归净门，是历来的态势，宋代也不例外，汇成潮流。宋代律宗的元照大师（）持戒和修净并重；天台宗主要人物如知礼、遵式、智圆，几乎都提倡净土修行。禅宗在宋初就有延寿主张净禅合一，写了《净土指归》，认为净土更普济，禅宗很难修。天台宗的志磐写《佛祖统纪》，将宋代75位大德收入《往生高僧传》，各宗要人基本收齐。

如果从教理上看，只要修佛，必修净土，不管他归入哪一宗。修“唯心净土”的，一般信心大一些，因为净土无在无不在，心净则国土净，心不净则国土秽；国土性空，随众生心，现净现秽，叫做“真净土”，如来藏。修“念佛净土”的，多有依赖他力，以补自信之不足者。都很好，没有高下之分，而且相互融入，完全贯通，无自无他，不必在我和佛之间横生我见佛见。不过越到后来，从现象上看，修唯心净土的就越少，修念佛净土的就越多，这恐怕是末法时代信心不足的结果。律宗的元照就是主张全假他力的，受到僧众群起攻击。不过众说纷纭，不在乎言辞，这里也无法分类细说长短。

除宋初的永明延寿之外，列入净宗祖师的，宋代还有省常大师（959-1020）。大师俗姓颜，钱塘人，7岁出家。宋淳化年间，在杭州昭庆寺，远慕庐山慧远结莲社之风，发大愿望，广刻无量寿佛像，刺血书写《华严经净行品》，然后改莲社为净行社。公卿士大夫称净行弟子的120人，其中为首的是王文正公旦，曾经作过宰相。

省常大师精勤念佛，终生不停。62岁那一年正月十二，他端坐念佛，忽然大喊一声“佛来了！”泊然而化。大众都看到地面化成金色，很久才隐去。

第二节 国教奉藏传，方便有多门——元世佛子（13-14世纪）

一 帝师归喇嘛，汉土多禅僧（元代教统与佛法派系）

北宋和辽的对峙、南宋和金的对峙，汉人大体处于退守之势，出战也难以得胜，国力日益衰弱。其结果，乘隙兴起的蒙古人首先灭掉西夏，再联合南宋灭金，最后消灭了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大元王朝，从忽必烈算起，延续98年。

汉人如今需要补胎打气，而补胎打气的又不代表先进文化。虽然如此，蒙古族人富于朝气，又善于学习，能够用汉人的文化统治汉人，儒释道并举，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将中国引入又一次民族大融合。不过，在佛教上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定喇嘛教为国教，一方面借以沟通与西藏的关系，有安抚之意，另一方面也有意借此控制汉族，儒家地位相对底下。对于其他的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回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等也一概允许发展。

“喇嘛”是蒙古、西藏、青海地区对僧人的称呼，相应地，佛教则被称为喇嘛教。元世祖带头提倡佛教，以后历代都请喇嘛为帝师，统领全国佛教，对蒙汉藏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促进作用。朝廷不惜巨资举办法会，修建寺院，雕刻经藏，而且赐给寺庙大量田地。这大大刺激了各派佛教的扩展，形势比宋代兴旺。据管理全国佛教的宣政院1291年统计，当时国内寺院有4万2千所，僧尼21万多人，加上私度等僧尼，到元代中叶可能达到100万。佛教徒在理论和修行上都不如以前，但是外在的“规模经营”却非常可观，特别是寺院大力经营农工商业，酒店、养鱼、当铺、旅馆、矿山等等应有尽有，搞得很活。生意都比宋代红火。税款自然要交纳的。至于有没有把寺庙当作旅游胜地、名胜古迹而大举观光的业务？养鱼是否跟杀生不沾边？都不得而知。

火中生莲花，佛法就是世法，这没有什么不好。净法染法似乎都可以把人推向火坑，也似乎都可以度人升入天堂，要看个人自己的造化。比如喇嘛僧享有各种特权，有的人慢慢就腐化了，一般朝官也大受牵连，坠入“苦海”，不得解脱。最后是侵吞财物、残害百姓；乃至腐化堕落，骄奢淫逸，美其名曰“秘密大喜乐禅定”，号称“事事无碍”， 无恶不作，令人发指。到了这种时候，就会有人出来收拾烂摊子，改朝换代。

元代的儒学没有特别的发展，许衡、刘因、吴澄虽然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可是创新不大。由于元代将国人从高到低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儒士在开朝颇受冷落，不过也有儒释兼通的耶律楚材做到宰相之位，实施“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政策。仁宗时（），同样由于认识到佛教有利于明心见性，儒道有利于修身治国，开始恢复久已废止的科举考试，儒学渐渐走俏。尊孔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朝廷的基本国策。

道教方面，有张天师嫡系的正一教，有实力最大的全真教；其他还有太一教，真大道教。其中，王重阳（）博采古代儒学、宋代理学和禅宗渐修的法门，剔除他所认为的禅宗达性而不明命、儒家谈命而不言性的弊端，以性命兼修为全真之道，创立全真教，声势显赫，威名远播，影响到大元的国策。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深得成吉思汗敬重，数次下诏迎请。丘处机却不是以方术动人，而是强调统一天下，必定在于不乱杀人；治理国家，要以敬天爱民为本；至于长生久视之道，需要清心寡欲。成吉思汗极为钦佩，敬称神仙，不称其名。

汉地佛教仍然以禅宗为主流，以净土为底色。禅宗在北方是曹洞为主；南方是临济做东，主要是杨歧法系。天台宗在江浙的杭州、天台一带流传，华严宗主要在五台山。各宗特色都不是太大，各宗各派继续走向调和，走向世俗，融入儒道。此外，江南还有白莲教和白云宗在民间流行，最后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因为元朝重义学（教），从义学沙门中选拔僧官，重教抑禅，而南方僧众消极抵抗，汉地佛教北教南禅的基本格局逐步形成。由于藏传佛教（主要是藏传密教）在汉地大行其道，所以汉地佛教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吕建福先生认为，隋唐以来的佛教是诸教诸宗的佛教，而元代则是显教密教两分天下的佛教，密教地位大为突出，从一宗的位置上升到半分佛教的地位，首先是朝廷的大力提倡，继而深入到民间，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除了地位显赫的藏传密教，以及汉地的传统密教之外，还有云南大理密教、西域密教、印度密教，都在汉土各地有相当影响。

二 大元有帝师，首推帕思巴（喇嘛教）

1. 喇嘛教派系（后弘期）

达磨灭佛后，西藏的战乱和分裂到10世纪末才平息。佛教只有密教在民间余息尚存，最活跃的是本土的苯教。978年，佛教从多康地区返回西藏，佛教后弘期从此开始。

达磨的弟弟精究佛典，被藏人拥立为王，召回了流亡在外的三位佛教大师，在分裂局势下艰难地恢复佛教。因此，后弘期的佛教一开始就受到贵族支持，成为抵抗伊斯兰东进、稳定割据形势和推进封建化的精神支柱，具有政教合一的特点；僧侣管理的寺院成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影响极为巨大；佛教继承莲华生的传统，大力吸收当地的苯教，加速佛教本土化进程，深得群众拥护，佛教派系开始产生。

莲华生创始的一系后来算作宁玛派，即古旧派，俗称红教，因为其僧人穿红衣、戴红帽，其寺庙墙壁涂红色的缘故。莲华生之后，宁玛派大士不断出现，著名的有素尔波且（）、素尔穷喜饶扎巴（）、隆钦然绛巴（）等五人。主要传承大圆满法，但是组织松散，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心寺院，不过后来却受到有权势的格鲁派的支持。

阿底峡（982-1054或980-1052）的弟子仲敦巴（）等人创立革新的噶当派。“噶”是佛的言教，“当”是教授教诫，噶当就是佛的一切显密教诲。此派组织严密，不滥用势力干预政权，是专弘教化的一派，15世纪格鲁派兴起后，并入格鲁派。

进入元代，西藏最活跃的是萨迦派，由贡却杰布（）在1073年于后藏迦萨地方创立萨迦寺而得名，从此该家族也称萨迦。该派贯通显密，融合二乘，政治活动能力极强，跟元朝王室联系紧密，有帕思巴等14位喇嘛在元朝获帝师称号，隆盛之极。最后僧众骄佚，久而生弊，被格鲁派（新噶当派）取而代之。迦萨派也称花教，因为它的一个支派“俄尔派”把寺院墙壁涂成红白青三色而得名。

此外，噶举派形成于11世纪中叶，创始人是达波拉杰。噶举就是“上师口传”的意思。此派支派众多，其中噶玛噶举派率先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又分红帽系和黑帽系。噶举派多用大手印法，显密兼修；以拙火定开端，修炼不畏寒冷不怕饥渴之法，由此进入无善无恶无分别的禅定，最后以无上瑜珈的双身修法证得佛果。此派又称白教，因为它的远祖玛尔巴（）和米拉日巴（）在修行时身穿白衣。达波拉杰是米拉日巴最得意的弟子。

2. 一人之上师（帕思巴）

帕思巴作为元代最盛的萨迦派的最初代表，是萨迦派第5代祖师，有“一人之上”的帝师称号，全称很长，叫做“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是圆寂后的谥号。在世时曾获“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帕思巴帝师”称号。这些称号概括了帕思巴一生的事业。

帕思巴（）是西藏萨迦地区萨迦家族人。蒙古人征服西藏后，帕思巴跟西藏的噶举几个派系争夺地位，最后帕思巴取得忽必烈的信任，追随左右数年。在忽必烈即汗位后，帕思巴担任国师，统管西藏和全国佛教，从此迦萨派在藏地和全国平步青云。忽必烈定都北京，凡遇军国大事、自然灾害、诞辰、祛病等事，都邀请帕思巴举行法事。他又受命为蒙古族创制拼音文字（帕思巴字），推行全国。

帕思巴19岁就为忽必烈夫妇等25人传喜金刚4种灌顶。忽必烈感恩戴德，将西藏13万户作为供养。从此萨迦派掌管西藏政教大权70多年。帕思巴的一个好友、大学者奈塘正理剑，对此大为不满，写诗予以讥讽，诗云——

嘎厦乌云障佛教，国王夺去众生乐。

浊世沙门贪富贵，不悟此理非圣人。

帕思巴和诗一首，作为回答——

教有盛衰佛明训，有情安乐系自业。

随类被机施教化，不解此理非学者[96].

忽必烈对帕思巴推崇备至，想把西藏所有教派都纳入萨迦派，帕思巴却建议让各派自由发展，各安自位。

元代开国之初，道教和佛教地位都很高。道教教主丘处机深得朝廷信任。后来有道士李志常等人散发《老子八十一化图》，想把佛寺改为道观。1258年，忽必烈召集佛道辩论会，帕思巴跟道士有一番辩论。

道士以《史记》等书作为老子化胡的根据，帕思巴问：“这是什么书？”

道士说：“前代帝王之书。”

忽必烈问：“今天讨论教法，攀援前代帝王做什么？”

帕思巴则问：“我也有天竺的史记，你听说过吗？”

帕思巴说：“我给你说天竺《频婆娑罗王赞佛功德》，里面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说这种话的时候，老子在哪里？”

道士答不出来。帕思巴又问：“你的《史记》里面有化胡之说吗？”

“那么老子所传的是什么经呢？”帕思巴问。

“《道德经》。”道士说。

帕思巴就说了：“《史记》中没有，《道德经》又不载，可见化胡经是假的。”

道士无话可说，被削发为僧，伪经都烧掉，被道教占据的佛寺237所全部归还佛教。道教的优势地位被削弱。

帕思巴弟子众多，著名的有胆巴、阿鲁浑萨利、沙罗巴、达益巴、迦鲁纳答思等。1280年，帕思巴圆寂，阳寿46 .

3. 广照无上师（胆巴）

胆巴（）是“微妙”的意思，圆寂后谥号“大觉普惠、广照无上巴帝师”。

帕思巴之后，胆巴在内地极为活跃。一般尊称为胆巴金刚上师。是突甘思（多康藏区，今西藏昌都专区、四川甘孜州、青海玉树州一带）丹麻（长江上游通天河一带）人。

胆巴自幼丧父，靠叔父养大。12岁起送到萨迦寺，遍览三藏。24岁开讲经论，并于同年受帕思巴之命，前往印度求法。回藏后，建寺弘法。当时帕思巴在内地已经受到重用，1264年返回迦萨一次，胆巴组织万人法会，并拜帕思巴为师。1270年，胆巴随帕思巴到内地，被推荐给忽必烈，作了龙兴寺首席主持。很快名闻遐迩，被称为金刚上师，负责皇室法事，曾经为元军攻宋做法助威。又奏请皇上不要淘汰僧尼，建议成宗免除僧家赋税；1295年为成宗设曼荼罗法坛，修大黑天神法，退掉侵犯西番边境的海都军。1302年成宗巡行柳林时得病，胆巴前往，修观法7昼夜，龙体转安。成宗大悦，给胆巴以丰厚布施，并大赦天下。

大德7年（1303）夏天，胆巴在上都（内蒙多伦县西北）示疾，成宗派御医前往探视，胆巴笑着说：“色身有限，药岂能留？”不久，在弥陀院面向西方，飘然化去。

萨迦派到元末腐化堕落，实力大减。明代有宗喀巴为首的格鲁派盛行藏地，远传汉土。

三 曹洞主北国，临济化江南（禅宗）

1. 佛子通孔教（曹洞万松）

中唐以来，由于灭佛等因素，佛教义学走下坡路，禅宗及时改制，借丛林制度而独步僧门，“从教入禅”成为潮流。禅宗流行过程中，不读经不学习的风气越来越盛，内外都有不满的声音，禅宗本身也起来拨乱反正，于是有宋代兴起的文字禅，导致新的争论和变化。元代则有政府明文规定，从义学沙门中选拔地方僧官，尽可能把禅寺改为讲寺，“从禅入教”一时形成大潮。北方禅宗受到的打击最大，不久归于淡薄。但是元初仍有临济宗和曹洞宗在北方活动，曹洞比临济更活跃些。

曹洞主要代表有万松行秀等，临济在北方的名僧有海云印简等。南方几乎只有临济宗杨岐派唱戏，有功利禅和山林禅两类。功利禅积极靠拢朝廷，主要有之善系和居简系。山林禅避官隐居，活跃于民间，主要是祖先系，是南禅乃至元代影响最大的禅宗流派，他们倡导的看话禅是南方禅学的主流。

行秀（）俗姓蔡，河内之解（河南洛阳）人，跟当时南方的天童如净并称为曹洞两大宗匠。他在邢州（河北邢台）净土寺传法时，在寺旁建有“万松轩”，被人称作万松行秀。

行秀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辩才无碍。著作繁多，以《从容录》名世，继文字禅遗风；弟子成群，以耶律楚材称雄，掌中书令大权。

行秀著《从容录》，是应俗家弟子、当时的朝臣耶律楚材之请，于1223年在燕京报恩寺从容庵写成的。耶律楚材为此书作序。此书是行秀整理多年讲解公案和颂古的旧稿而成，将禅学引向考据学和诠释学。而且借题发挥，大量述说儒家、道家经典和神话故事。汇通三教，重在纳儒入禅。他的在家弟子耶律楚材、李纯甫、赵秉文等人，继承他的宗风，倡导孔门禅。

耶律楚材（）出身辽的皇室，在金做过官。自小博览群书，精通经史。目睹战乱，于是有归佛之心，拜行秀为师，学禅三年，得到印可，号湛然居士。元初成为最著名的宰相，内修佛法，外用儒术。当时元帝想消灭汉人，将所有土地化为牧场。耶律楚材极力劝阻，才保住了中华耕地，功德无量。

2. 沙门精儒术（临济海云）

印简（）俗姓宋，字海云，山西岚谷宁远（山西岚县）人。临济宗在元初兴盛于北方，有赖于印简的政治活动。印简在汉僧中权势最大，跟随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4朝，贵由和蒙哥都令他统领僧众。他与忽必烈联系密切，圆寂后，忽必烈命令建塔，谥号“佛日圆明大师”。

印简参与朝政，对北方禅宗和整个佛教都有深远影响。大体说来，有三件事。一件事，是影响考试僧道的规定。第二件，是以佛僧身份在朝廷宣传孔教。第三件，是培养弟子参与军政大事。

元代不但选拔地方僧官要考试，普通僧道也要考试。蒙古主考官规定：“识字的可以为僧，不识字的都还俗。”印简反对，并说自己就“不曾看经，一字不识。”其实他从小就跟父亲读过孝经。

厦里丞相问：“不认得字，怎么做长老？”

印简反问：“如今的大官人认得字吗？”

在座的蒙古官人大惊失色。

印简接着说：“应当知道世法就是佛法，道情怎么能跟人情不同？古代也有挑担的小贩建立了大功名，名垂史册。今天圣明天子在上，有如日月照临。考试僧道，应当兴修万善，敬奉三宝，以奉上天，永延国运。我等沙门的取舍问题，又何足道哉！”

据称，这次考试，是蒙古连宋灭金后的第一项文化措施。许多名僧都担心考不好，被刷下来。印简却胸有成竹，知道主上必有深意，目的是通过考试让僧人循规蹈矩，考试只是名义上的。结果人人都过了考关。

印简还积极谏劝蒙古王公贵族接受汉文化，以儒术治国。1242年，忽必烈请印简到漠北讲法，问佛法大意，受菩提心戒。忽必烈问起佛法中有没有安天下的法门，印简说：“我释迦之法，论说朝廷大事的，在《王法正论品》。道理本来很明白，不难不易。只恐怕王者不能全部做到。不如广求天下大贤硕儒，请教古今治乱兴亡之事，会有所收获的。”

忽必烈很高兴，告别时，又问：“我这一去，怎么受持佛法？”

印简奏曰：“信心难生，善根难发。今天已经大发善根，就应当好好护持，专念不忘。应当不见三宝有什么过错，常常惦记百姓的生活还不够好；善抚绥，明赏罚，执政无私，任贤纳谏，一切时中常行方便。这都是佛法。”把佛儒轻松打通，不留痕迹。

印简培养弟子多人，嗣法者14位。其中刘秉忠深受忽必烈器重，官做到光禄大夫，参领中书省大事。忽必烈即位后，刘秉忠起草的朝仪和官制等一切典章，成为元代的政治制度。

3. 祖先爱看话（南方临济）

南人虽然在元代被定为最末的第四等人，但作为元代最兴旺的禅宗流派的南方临济宗祖先系却宗匠辈出，有高峰圆妙、中峰明本、天如惟则、千岩元长等大士。他们虽然擅长诗文，喜欢搞点文字禅，但是更偏爱看话禅。这里主要介绍原妙。

高峰原妙（），号高峰，俗姓徐，吴江（江苏苏州）人。

祖先系的法脉是这样来的——宋代慈明楚圆（986-1039）的门人黄龙慧南（）创黄龙派，另一弟子杨岐方会（992-1049）创杨岐派。随后杨岐派从方会开始，传五祖法演（？-1104），再传佛果克勤（圆悟，）。克勤门下的大慧宗杲（）提倡看话禅；另一弟子虎丘绍隆（）传密庵咸杰，出现了松源崇岳和破庵祖先两支。破庵一系就是祖先系。

高峰原妙在尊教抑禅的时势下逆潮流而动，20岁弃教入禅，跟从杭州净慈寺断桥妙伦学习，参究“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的话头。直参得肋不至席，口体俱忘，仍然懵懵懂懂。只好转到雪岩祖钦门下，参究“赵州狗子无佛性”的话头，还是一无所获。又到径山参究，半个月后，忽于梦中想起妙伦说过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话头，从此疑情顿发，打成一片，以至于东西不辨，寝食俱忘。大获悟解后，游学江浙，又去临安龙须山苦行隐居9年，一次大雪封山，旬月之间不见他生起烟火，都以为他死了。雪化了后，大家进去看望，只见他正在坐禅入定，可见功夫之深。

1279年，转到杭州天目山西狮子岩，造小室住下，称作“死关”，10多年足不出户，直到圆寂。在此期间，他道名远闻，前来参学的有几万人，世称高峰古佛。

高峰原妙因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得悟，他的看话禅也就以此为中心。方法是大疑大信，“疑以信为体，悟以疑为用。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97].”这原是十分玄妙的。无疑则无信，无信则无疑。打成一片，也不是一片，一归何处？原妙说，功夫极处，自然入于无心三昧。既然无心，大概也就不存在“一归何处”的罗嗦话头了吧。说一道万，说有说无，有什么意思呢？又怎么没有意思呢？

中峰明本（）也提倡看话禅，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法久成弊，生出许多异端派别，什么五位君臣、四种料简之类，本来很好，久则成滥，流弊后人。于是就有看话禅。看话禅多了，也会生弊。明本又是禅净合一的提倡者，有“有禅有净土，无禅无净土，有禅无净土，无禅有净土”四种料简。这本来不是独创，永明延寿早就提过了。但是有人认为明本是说禅外还有净土，净土外面还有禅。明本解释说：不对不对，两家本性相通，都要了生死。生死既了，说什么禅，说什么净土呢？所以话头禅和净土念佛法门可以合一，只需把话头放在念佛心中就行。

元代末年的天如惟则也喜欢看话禅，主张禅净合一。元末的千岩元长（）致力于禅密统一，用禅理解释密教。可是，禅宗教外别传，也说是无上密意；而密宗首先强调通达显教，又是由显入密。当代山东高密刘汉文所传的禅密功，也说是禅宗和密宗相结合的祖传功法。

第三节 门门是佛家，指归在弥陀——明朝高僧（14-17世纪）

一 黄教兴藏地，中土哭末法（明代教制与帝国限佛）

明代由出身和尚的朱元璋打下江山，也以他为首制定周密的崇儒限佛政策，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事。

朱元璋早年出家为僧，对元末僧家的底细了如指掌。喇嘛教的肆无忌惮和悲惨下场，以明教和弥勒教为旗帜的元末农民起义对朝廷的巨大威胁，都对朱元璋的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废除喇嘛教的至尊地位是众望所归，限制佛教的政策一一出台。废止白莲社、大明教、弥勒教等一切“邪教”自不必说，免费发放度牒又对出家年龄和人数严加控制，加上严格的考试，也出于深思熟虑：男的40、女的50才准剃度。又严禁游僧四处活动、严禁僧人和官吏交往，鼓励僧侣隐居，使我佛“法身”为之一缩。更以禅、讲、教三等划分寺院，禅僧只管参禅悟道，不能参与讲僧的讲经活动，不能参与教僧的各种法事。等级森严，不得逾越，以衣服的颜色为标识：禅僧平常穿茶褐色衣，袈裟为青条玉色；讲僧穿玉色常服，袈裟为绿条浅红色；教僧常服皂色，袈裟黑条浅红色。禅宗被皇上敲了这一闷棍，并不象昔日大德的当头棒喝那样如雷轰顶，豁然开悟，而是从此走上穷途末路。禅僧纷纷转向，光着脑袋往教僧讲僧里硬挤，或者转业他图，露出了他们的世俗相，说明大明的政策的确是正大光明，无有偏颇，深合佛意。其实，教僧和讲僧都走在同一条末路穷途上，谁钵里的粥饭都不多了。最放达无忌、随遇而安的禅门都吱吱作响、摇摇欲坠，法事教僧和义学讲僧又能风光几天？

朱元璋极力崇儒。他和刘基定下八股取士的方针，这就是科举制。考的是八股文，学科是孔门四书五经，但必须用朱熹注释的本子，考上就有官做。虽然孔圣人听见，未必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但也不能因此否认科举制的积极意义。正是这个科举，曾经引起西方文艺复兴人士的强烈兴趣。不过，官场盛行的特务统治，不知考生们是否有所耳闻？否则即便考上作了大官，也等于跳进坟场，继续学习。况且朝中又有文字狱兴起，是为明代一大创新。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漏洞总是有的。考试严，我就猛搞私度；兴文字狱，我就闷在心里，等候发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作法自毙，法尔如此。世法即是佛法，时时得到印证，何需如来动嘴动舌，动手动脚。而且海外又来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的兵舰和大炮，北面还有骁勇善战的女真和后金摩拳擦掌，虎视眈眈。到处都是参禅悟道好魔窟，谁不知道无边地狱乃是头号佛学院？一次最悲惨的坠落，日子很长很长。一次最伟大的复兴，年月很多很多。感谢所有这一切的厄运，感谢这一切促人醒悟的天赐之福吧。阿弥陀佛！

明初盛行的程朱理学，到中叶失去魅力，阳明先生（）的新理学以“心学”的面貌出台。儒学总算有了又一次艰难和伟大的新生，其获取佛法之多，其离高妙佛法之远，都令人不胜感叹。在佛学凋零之日，横生一道阳明，也是上好景观。

说到道家，出入道儒、胸有奇谋、世传神异的开国元勋刘伯温，装疯卖傻的仙人周颠，都和朱元璋因缘深厚，关系微妙。至于明成祖和武当道士张三丰有何瓜葛，尚难确考，但明世宗压抑佛家，自服道家丹药而死，却发人深省。

佛家在明代也不是一无是处，最可以说说的是明末四大高僧，和喜马拉雅山上伟大改革家宗喀巴的格鲁派的兴盛——世事就是如此奇怪，明朝在崇儒抑佛的大政下，对佛教是有意于汉地而冷淡藏地，但是宗喀巴在藏地的伟业却大大超过当时汉地的任何一位高僧。

此外就是明末李贽（）居士对已经转为偶像、禁锢人心的宋明理学的激烈抨击，喊出了清代居士佛教的先声。至于久已有之的禅净合一和万法归净，由于以禅宗为首的各宗已近乎绝响，到明代更加是把禅结合到净土里去，而净土也更加倾向于他力了：菩萨保佑！

而且明中叶开始，由于饥荒时常发生，朝廷为赈灾济贫，就实行收费发牒。有牒道士僧侣人数扶摇直上，寺庙道观于是激增，道佛二教仿佛再现了昔日的“繁荣”景象，直到明末。

好在资本主义正在萌芽，新生力量在悄然而缓慢地聚集。

二 文殊师利佛，化身宗喀巴（藏地格鲁派）

明太祖虽然取消了喇嘛教的特权地位，但是对喇嘛教仍然给与礼遇。明代藏地佛教派系很多，有宁玛（红教）、噶举（白教）、萨迦（花教）等派。14世纪末，宗喀巴（）鉴于红教多有不守戒规之弊，立志整顿宗风。于是融合各派之长，汇成一家新学，叫做格鲁派，意思是“谨守戒律、善具德行”。由于采用噶当派教义制定其内容属于一切有部的戒律，格鲁派也称为新噶当派。这一派的喇嘛头戴黄帽身着黄服，表示持戒，所以格鲁派又被称为黄教。

宗喀巴于元末顺帝至正17年（1357）诞生在今青海西宁一个叫宗喀的地方，即今天的塔尔寺。他原名罗桑扎巴，后来人们尊称他为宗喀巴，即“宗喀地方的人”。父母都是佛教徒。未生之前，父亲梦见大喇嘛从五台山来，手捧经卷，身穿黄色袈裟，对父亲说：“愿借一处，以作休息。”父亲答应后，喇嘛立即进屋。梦也就醒了。后来父母亲都作过好多神奇的梦。出生之后，也有种种奇迹瑞应。7岁受小戒。16岁偕同好友赴藏，途中见佛和罗汉现身。17岁抵达西藏，广习各派一切显密佛典，精进修行所有禅定和密法。经常在梦中和修行之时得到诸佛菩萨加持灌顶和传付密法，神通自在，著述宏富。终于集各家大成，除去枝蔓，创立严守戒律、显密同修、终归于密的黄教。

宗喀巴的著作很多，最主要的有46岁所写《菩提道次第广论》和48岁写的《密宗道次第广论》。

《菩提道次第广论》属于显教，主要依据弥勒菩萨《现观庄严论》和龙树《中论》，其次依据阿底峡《菩提道灯论》，阐明三士发菩提心、修菩提道直至佛果的次第。三士包括唯求脱离三恶道、求生三善道的下士（人天乘）；背弃世乐唯求寂灭、脱离生死轮回的中士（声闻乘）；以及自利利他、普渡众生出离苦海的上士（菩萨乘）。但是三士都志求菩提佛果，所以下士中士都在菩提道中，都要发菩提心。后半部分讲止观，是它的独到之处。

《密宗道次第广论》属于密教，修完显教菩提道之后，如果对密咒信仰爱好，可以进一步修密宗道。密宗道可能包括一般所说藏地密教的事部、行部（有相瑜珈）、瑜珈部（无相瑜珈）、无上瑜珈部等四部密法。事部就是灌顶持戒念诵供养等事相作法；行部相当于《大日经》为代表的真言密教，搞内心禅观和瑜珈修行；瑜珈部包括《摄真实性咒经》的方便瑜珈和《最胜吉祥大乘证悟咒经》等的智慧瑜珈；无上瑜珈部包括《真实名经》《时轮经》等的无二瑜珈、《佛等行径》《喜金刚经》等的智慧瑜珈、《密集咒经》等的方便瑜珈[98].由于未见原文，这里只是根据中间文献所作的说明。

黄教奉宗喀巴为至尊，说他是文殊师利佛化身。黄教创立后不久成为西藏佛教最主要的派别，而且远传青海、蒙古、甘肃和内地，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由于宗喀巴博采众长而又自成一说，在诸宗分派的局面中能够左右逢源而又独辟蹊径，很快就一振宗风，众望所归。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空前巨大的祈愿法会，全藏僧众不分教派共一万多人云集于此，拥戴宗喀巴为宗教领袖。而早在前一年，即明初永乐6年（1408），明成祖就已经邀请宗喀巴入朝，永乐12年再次邀请，宗喀巴命弟子释迦也失（释迦智，）前往，受到明成祖朱棣的礼遇，释迦也失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

宗喀巴圆寂后，他的一大弟子根敦珠巴（贾曹杰，或）遵其遗嘱，世世转生为达赖喇嘛；另一大弟子开鲁哥鲁巴桑保（克主杰，），世世转生为班禅额尔德尼，都以“呼毕勒罕（化身）”传承衣钵，世世代代传扬黄教，乃至统领西藏政教大权。据称，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化身，达赖之语起源于蒙古，本指“大洋”，比喻佛菩萨智慧如海洋。喇嘛是藏语，意思是“无上”，开头专指高僧，后来就通用作僧人的称呼。班禅额尔德尼，藏语指“智慧和文字宝珠”。

1581年（万历9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上书给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请求承认他在西藏的地位。张居正汇报朝廷，获得批准。从此西藏喇嘛和官商入京人数越来越多，藏汉交往日益密切，两地佛教相互影响。但是经过明世宗崇道排佛，内地的藏传佛教包括黄教也身负重伤，从此法云四散，难以团聚。

三 劝君多念佛，明末四高僧（汉地佛教）

明代汉地佛教主要是禅宗临济，其次是曹洞。净土则为万流所归。

明初临济宗的楚石梵琦（）临终时对师兄昙噩（说285-1373）说：“师兄，我走了。”昙噩问：“哪里去？”梵琦说：“西方去。”昙噩问：“西方有佛，东方无佛吗？”梵琦猛喝一声，就化去了。

明代中叶，临济宗的笑岩德宝、幻有正传、密云圆悟、天隐圆修、雪峤圆信等，比较有名。曹洞则有无明慧经、无异元来、永觉元贤等。德宝（）提倡参话头和念佛结合，符合时代大势。元贤嘲笑义学禅师固守古代注疏，是对时代潮流的批评：因为义学受到朝廷重视，僧人们纷纷去京城听经，泥古不化，以求提高身份。时代潮流的另一支脉是禅师忙于建寺院、治田庄、蓄财货、使奴婢。真正的高僧大德隐名埋姓，深居简出，名不见经卷，语不传禅林，也是时代一大特色。

明中叶出现的财政危机经张居正改革，有所缓和，但是最终归于失败，张病死后被抄家。到明末，国势衰落，政令不行，战乱频仍，大批流民涌入禅寺，宗教管制形同虚设。禅宗一经松绑，便开始活跃起来，直到四大高僧的出现，形成高潮。

明末四大高僧是禅宗的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天台宗”的藕益智旭。

禅宗三僧都属于临济宗，只是云栖别号莲池，主张教禅并重、三教合一、归于净土，被推为净宗八祖。精通天台的藕益大师不愿意以天台人自命，而主张“融会诸宗，归极净土”，被后世奉为净土九祖。德清也是教内教外调和派，但在净土归趣上主张自性弥陀、唯心极乐，信心很足。真可的净土愿望十分弘大，不限于西方阿弥陀佛，而是遍礼十方一切诸佛国土。

1.莲池深深水（净宗八祖莲池大师）

云栖（）俗姓沈，杭州人。隆庆5年（1571），他在杭州云栖山参访乞食，见山水幽静，五彩云栖，就在那里搭个茅棚住下来。经常作法帮助村民，让山中老虎不再伤人。大旱年间，村民请他求雨，他笑着说：“我只会念佛，没有别的法术。”众人力请，莲池就手敲木鱼，沿着田埂边走边念，不久大雨降下，村民大喜，为他建造云栖寺，渐渐有了名气。

文殊菩萨曾经化作童子参见莲池。

莲池问道：“两脚有泥，必是远来客。”

童子说：“听说莲池水，特来洗一洗。”

莲池说：“莲池深万丈，不怕淹死你。”

童子说：“两手攀虚空，一脚踏到底。”

云栖对禅学和华严都很有造诣，为人朴实温和。他写的《普劝念佛往生净土》，把各宗都归结到净土里，文云：“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99].”平实而蕴深。 他的方法，是以持名念佛为中心，最终归入实相念佛。至于观想念佛和观像念佛，他觉得众生心杂，比较难学。

云栖弟子数千，多是当时海内名流，而且居士多于僧人，开启了居士佛教的大门。

2.雕印经山藏（紫柏真可）

紫柏真可（）俗姓沈，江苏吴江（苏州）人。到5岁时仍然不会说话，父母亲很担心。这时有个奇怪的僧人经过家门，给紫柏摩顶，对父亲说：“这孩子出家，会做人天师。”说完就不见了。真可立时就能说话，跟成人一样。

真可少年英豪，生性雄猛，状貌魁伟。17岁仗剑远游塞上，希图建立功名。走到苏州，遇到大雨，留宿庙中，闻僧人诵经之声，心生欢喜，于是出家。然后广学经典，一心苦行，行脚万方，并无一定师承。

他的思想跟云栖大致相仿，但主张文字经教的重要。认为如果没有经教，不通文字般若，就不能发起观照般若，无法最后证入实相般若。万历初年，真可听说请经的困难，在于梵夹本的折叠式版本装帧笨拙，卷帙浩繁，不便于流通，于是发愿把梵夹本改成轻便的线装方册本。经过陆光祖、冯梦祯等人鼎力相助，《方册藏》终于开刻于山西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后来因为山中太冷，刻经不方便，就搬到浙江余杭经山寂照庵，这就是后世《经山藏》名称的来历。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大藏经《经山藏》于清康熙15年（1676）刻印完成。最后由浙江嘉兴楞严寺印刷流通，所以又名《嘉兴藏》。这是真可一生最大的功德之一。

真可调和各宗见解，主张礼敬十方一切诸佛。喜欢用《毗舍浮佛偈》教人，偈云——“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100].”

晚年牵涉官司，触怒权贵，圆寂于狱中。

3.鼻孔朝下开（憨山德清）

憨山德清（）俗姓蔡，安徽全椒人。20岁在南京报恩寺出家，读《法华经》，四个月就能背诵。四书周易和诗词歌赋也烂熟于胸。后参禅访学到五台山，见北台憨山风景奇秀，萌发了取以为号的念头。后居山东崂山，开始采用憨山作别名。

憨山7岁时候，叔父死了，停尸在床上，憨山问：“死后到哪里去呢？”有人生了孩子，憨山就问：“生从哪里来的？”

这个生死去来问题在万历2年有了收获：有一次他读僧肇《物不迁论》，读到“梵志自幼出家，白首而归。邻人曰：‘昔人犹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豁然省悟，作偈子一首——“死生昼夜，水流花谢；今日方知，鼻孔向下[101].”

1616年，憨山离开湖南到庐山，九江弟子为他在五乳峰下建静室，从此安居于此，想终老山中。1617年，去杭州凭吊云栖，回到庐山后，仿初祖慧远，专修净业，有偈曰[102]——

但观一句弥陀佛，念念心中尝不断。

若能念念最分明，即与弥陀亲见面。

只想净土在目前，日用头头无缺欠。

佛土全收一句中，便是往生异方便。

只在了了分明时，不可更起差别见。

憨山兼收并蓄，不拘于一宗一派。禅净双修，儒释道并用。主张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而参禅不须坐，以为禅是心的别名，心体寂灭，本自不动，行住坐卧不可拘，大定之心，不出不入。以此心念佛，即自性弥陀，所求净土，即唯心极乐，又何必远求十亿国土之外，别有国土可归呢？

万历年中，憨山遭人诬蔑，以私创寺院罪陷于牢狱之灾。拷问时忽然入于禅定，面对棒打火烧犹如木石，毫无反应。修完此一甚深“拷问禅”之后，充军雷州，常常身着罪服为众人说法——此事有点蹊跷：不知“法”在哪里？

赦罪后，到九江、杭州等地说法，最后圆寂于曹溪，在南华寺入灭，至今南华寺仍有憨山德清的肉身像。弟子们把他生前著作辑为《梦游集》传世。

4. 悟后好念佛（净宗九祖藕益大师）

藕益智旭（）俗姓钟，自号八不道人，晚称藕益老人，江苏吴县（苏州）人。父亲岐仲公持大悲咒十年，母亲金氏就在梦中见到观音菩萨抱着儿子送来。此后就生下藕益大师。7岁时听从父亲教诲，专吃素，不食荤。12岁开始读儒书，立志传承千古圣人之学，作《辟佛论》数十篇，恢复喝酒吃肉。17岁读莲池大师《自知录序》和《竹窗随笔》，知道自己辟佛乃是大错，就把《辟佛论》投入火中。

20岁注《论语》，到“天下归仁”处，下不了笔，好几天废寝忘食，终于大悟。这一年父亲去世，藕益读《地藏本愿经》，动出世之心。天天念佛名，把所注《论语》文章一举烧光。如此有三年闷闷不乐，听到一个法师讲《首楞严经》，讲到“世界在空，空生大觉”，忽起疑心：为何有这样的大觉，竟为空界张本鼓吹？百思不得其解，无可奈何，乃于佛前发愿舍身学法。后来梦见憨山大师，求学上乘佛法，憨山很高兴。因为憨山远在曹溪，就近寻找憨山门人雪岭法师出家，法号智旭。

后去云栖山听古德法师讲《唯识论》，怀疑跟《首楞严经》宗旨不合，就请问经义。古德说：“性相二宗[103]，不许和合”。藕益很奇怪，心想：“佛法岂有二说呢？”于是自己躲到经山，专心禅定。第二年大力精进，觉得身心和山河大地忽然消殒殆尽，从此性相二宗打成一片，疑虑顿除，知道此身的确不是父母所生，而是坚固妄想所现的影像，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念念不住。从此一切公案一切经论，无不现前。但很快觉悟到这还不是圣证，所以守口如瓶。

后修习研究天台，造诣极深，所以有人把他归入天台宗，而他自己倒不在意，只想和合诸宗。当时许多参禅人认为净土是权教，遇到念佛人总是要人家参悟“念佛的是谁”这个公案中的“谁”字。而藕益却说：持名一法，即是圆顿心宗。

有人曾问藕益四句话：“如何是念佛门中向上一路？如何得离四句绝百非？如何是念佛人最后极则？如何是错用公案脑后一锤？”

藕益回答说：“向上一路，非禅非净，即禅即净；才说参究，就已经是走弯路的下根人了。大丈夫自应确信自心作佛，自心是佛。假如一念与佛有隔，就不是念佛三昧。如果念念与佛没有间隔，何必再问是谁念佛？净土极则，是指本来并没有念外之佛、被这个念所念；也没有佛外之念能够念佛。正下手念佛时，就已经不落四句百非[104]，通身毕露；但见阿弥陀佛一毛孔光，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只生西方极乐一佛国土，即生十方无量诸佛净土。这就是向上一路。假如在现前弥陀之外，另说自性弥陀，舍西方净土，另说唯心净土，这就是错用公案。经上说，‘三贤四圣住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这就是脑后一锤。只要深信此门，依信起愿，依愿起行，则念念流出无量如来，遍坐十方微尘国土，转大法轮，照耀古今，震警大千，都是自性中的事情，何必外求[105]？”

他主张的是自佛他佛同念、禅净一致的无上圆顿法门，所以又说：“若人专念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106].”并告诫弟子不要错解“禅本无参，佛本无念”，因为这两句话既是醍瑚，也是毒药。

藕益大师57岁圆寂前，嘱咐弟子将遗体火化，骨灰投水喂鱼。圆寂两年后，弟子打开神龛，见头发长出来盖住耳朵，颜面如生，牙齿不坏。弟子不忍火化，就把遗体收在灵峰塔内。

第四节 庙前荒草乱，居士狮子吼——大清知识（17-20世纪）

一 外练海禁功，内行闭关禅（文字炼狱与清廷教规）

大清帝国基本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和宗教政策，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更加谨小慎微，提心吊胆，动辄得咎，大练海禁功和闭关禅。相比之下，佛教初传到隋唐时期基本上是外练吐纳功，内修开关禅。所谓内和外，功和禅，本无多大分别，戏说罢了，不必认真。

虽然如此，国人的修行从另一方面看却是很认真很认真的，甚至有点太认真了，着意太浓，不够放松，生怕出事。最后是让人家炸开“玄关九窍”（水陆海关），拳脚相加，枪炮齐吼，直捣死穴，终于至死不悟，懵懵懂懂就堕入了本不情愿的“大涅槃”。大清帝国于是清水泡汤，一干二净，粒米不剩。

国运轮转，历史兴衰，其有穷乎？

清朝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国力还可以，帝王也比较有作为，但同时也大兴文字狱，禁止文人结社，神经十分脆弱。顺治帝（在位）喜欢参禅，在崇妃董氏死后，一度想出家修道，连皇帝也不想做了。康熙（在位）爱好学习，古今中外学问都喜欢涉猎，并且利用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比利时人）、白垩（法兰西人）等人给清廷编历书、造火炮、绘地图；又通过传教士上书教皇，希望多派天文历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传教士来华效力。康熙年间海禁也比较放松。但是康熙末年，新来的一批传教士在法国和西班牙支持下，上书教皇，要求改变利马窦等人早期的传教方式，希望从此不再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拜孔子和祖先。教皇同意了这个请求，命令在华传教士遵照实行。康熙闻讯勃然大怒，立即诏令严禁西方传教士活动。康熙初年，全国天主教徒达到10万多人，而康熙6年据礼部统计的僧众只有11万，可见当时对外开放的程度。然而一怒之下就哄然关门，却也是自信不足的表现。康熙二年（1663）的文字狱也惨无人道，居然把庄廷鑨从棺材里拽出来戮尸，被杀者72人，充边几百人，就是为了浙江这个姓庄的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里头加了些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情，多有斥责满洲的文辞。

雍正皇帝（在位）以禅家大师自居，自号圆明居士。他对禅学的确颇有研究，曾将古德参禅语录集成《御选语录》一本，加以评点，独有心得。然而作为一国之君，有时候自恃学问可能反而是个毛病，而且致命。雍正崇奉的佛爷似乎非常严肃，可能叫做“不许乱说乱动佛”，是为雍正禅一大宗风。魏道儒先生对雍正的禅学作过研究后，发现他的禅法独具特点，为史所罕见，难以归类，只好许其名曰“雍正禅”，却也十分有趣。既然崇拜“不许乱说乱动佛”，象天然丹霞禅师那样将木头佛像取来烤火去寒，自然等于子孙焚烧祖先牌、臣下毁弃帝王位，是绝对不许可的了。又如德山宣鉴之流的喝佛骂祖，在雍正看来就如同家之逆子，国之逆臣，是人天共嫉，天地不容的。丹霞和德山既已作古，雍正是鞭长莫及了，当代的禅林却可以御笔一挥，以正宗风。说是镇压，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并非完全的错误，禅风日下，有一千条理由加以整顿。不过象丹霞之类居然在挞伐之列，吾皇陛下的整顿是值得研究和保留意见的。雍正4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考题里面有“维民所止”字样，就被朝廷看作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将查嗣庭当啷下狱。查嗣庭病死狱中后，又下令戮其尸。这只是雍正时的一件。他在朝时，文字狱发生过多次。最残酷的一次是吕留良之狱，最后也是砸开棺材，斩首戮尸，株连家族。

清代进一步在如何管束国民方面大动脑筋，大清律和保甲法精心设置，管制严厉。乾隆年间，海禁闭关达到高峰，只留广州一处开埠通商。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搞搞贸易保护主义，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弊多利少。自以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对外商一则以老大自居，加以怀远优惠；一则以夷狄视之，主要防止他们惹是生非，或者武力进攻。缺乏切实深入的了解和虚怀刻苦的学习。保护变成了作茧自缚，最后失去意义，走向反面。看来，中国人这一回是在劫难逃，注定要经过血与火的灌顶加持，才能开悟了。

如此衰弱的朝廷，无论推崇什么，都难以到位，致使儒释道乃至西方宗教都慢慢步入凋敝状态。虽说是以儒治国，但是周孔圣人的大家风度是很难梦见了，宋明理学也终于变成一具僵尸。道家佛家就更加不用提。佛家的轨迹，在禅净合一的主流中，进一步直趋“净土”，因为人间实在是臭秽不堪，无足留恋。在世菩萨们似乎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通，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化腐朽为神奇的回天之力，甚至苦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样，“佛法在世间”的通灵之偈，念了千百年之后，最后仿佛是突然发现念错了，原来佛法只在西天而已，于是只好双腿胡跪，一心西向，口念弥陀。

又由于乾隆年间将中唐以来一直沿用的政府颁发度牒的制度，一举废除，从此僧尼杂滥不堪，以至于无法收拾。消极地求神拜佛变成了所谓正宗佛教。

在这种情况下，居士佛教的突起，仿佛就是一个必然，看来他们并不怀疑“佛法在世间”的真实意义。最后，甚至一大批连居士也不是的人物，既不念佛，也不修禅，却成了拯救中华民族出离苦海的中坚力量。所说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此之谓也。

另外，藏地佛教受到清廷多方扶植，目的是联络感情，绥靖荒服，怀柔远人。可是，一旦藏僧达到总藏民的一半，对于不许娶妻生子的黄教戒律来说，就有无法维持的危险了。

二 莲花出淤泥，居士洒热血（净土大师与居士佛教）

1. 极乐之大梦（净宗十二祖际醒大师）

清代莲花大片凋零，但是净土尚有大师出世，劝人念佛，策人往生，如清初的截流大师（），一心精进念佛，从者颇众，被奉为十祖。又如省安大师（），跟从灵鹫和尚参禅得悟，灵鹫想嗣法给他，他居然不受，辞走他处，专持佛号而终，被尊为十一祖。此外还有十二祖际醒大师，十三祖印光大师。

际醒大师（）区别两种梦境，以回答一个问题。有人说：一切诸法都是梦幻，念佛修行也是法，也是梦幻，那又有什么用呢？际醒说：七地菩萨以前，都是梦中修道。无明大梦，即使是等觉菩萨也睡不醒，唯有如来一人是大觉者。不过娑婆世界的梦，是从梦入梦，梦之又梦，转展沉迷。而极乐之梦，是从梦入觉，觉之又觉，乃至于大觉。

际醒大师姓马，字彻悟，京东丰润县人。从小博通经史。22岁得了一场大病，从此深感幻身无常，有出家之心。病好后，削发为僧，贯通性相二宗法要，尤其精于法华三观。后又参禅，大得玄解，每每对后学说：“永明延寿大师是禅门宗匠，尚且归心于净土，何况当今末法时代，应该更加精进才是。”说到动情之处，常常潸然泪下，听众也莫不涕泗沾襟，为之动容。

彻悟有十六字诀念佛法门——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行愿持佛名号。

嘉庆5年，彻悟大师搬到北京红螺山资福寺，传法10年。与弟子同甘共苦，担水运柴，修墙补屋，一一躬行。常劝人发大菩提心，痛念生死，并有八事相告——1，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通途；2，以深行愿，持佛名号，是净土正宗；3，摄心专注而念，是下手方便；4，折服现行烦恼，是修心要务；5，坚持四重戒法，是入道根本；6，种种苦行，是修道助缘；7，一心不乱，是净行归宿；8，种种灵瑞，是往生验证。

嘉庆15年，际醒大师手结弥陀印，安然而逝。异香满空，容貌如生，光泽异常，多日不变。

2. 世有惭愧僧（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是陕西人，早年学儒，对佛法多有攻击。后来得了几年病，病中反省，知道以前不对。此后投奔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顿入佛门，别号常惭愧僧。

常惭愧僧患有眼疾，几乎失明。由于这个眼病，悟到身体是苦的根本，从此一心念佛，直至肉眼大明，病症痊愈。因此更加相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

26岁进入北京红螺山资福寺，专修净业。后去普陀山法雨寺，在藏经楼20年，苦读精思，不问世事，昼夜念佛，证得念佛三昧，著有文稿95篇。世人极少有知道的。

民国时候，高鹤年居士，取出大师文稿数篇，印入上海《佛学丛报》。徐蔚如等居士拜读后，合掌欢喜，叹未曾有，直称“大法凌夷，于今为极。不料当今尚有具正知见如我师者。”于是搜集印光大师手稿，辑为《印光法师文钞》行世，徐蔚如亲自做序称：“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也[107].”

文稿刊布之后，求学者不可胜计，师名远扬。后来创办弘化社，20年中印行佛典佛像，不胜枚举，佛经可能有4-500万部，佛像100万多幅。

3. 居士不在家（杨文会居士等）

居士佛教的兴起，在清代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清初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等；中叶有钱伊庵、江沅、裕恩、张师诚等；清末有杨文会、沈善登等。尤其杨文会，大力开启民国一代居士佛教，功不可没。

杨文会（）生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殁于1911辛亥革命年，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那时侯，中国丛林出家佛教已经奄奄一息、荒草纵横，清朝腐败不堪，洋兵蠢蠢欲动。居士杨文会出世，负有弘扬佛教于乱世的历史重任。随后便有诸多居士佛学家接连应世，以一腔热血，鼓吹革命，重振佛威，乃至血溅朝野。

仁山先生，名文会，安徽石埭（石台）人。从小聪明过人，饱读天文地理历数音韵和黄老经书，善于交际，生性豪侠，舞刀弄枪，骑射技击无所不习。后因病中读佛典，大有感悟，立志佛教事业，大量印刻佛经，加以流通。

据说文会少年时曾经跟随祖父见过曾国藩。曾国藩一见就很赏识他，劝他求取功名，文会却说“我不要异族的功名。”反清之心甚浓，不愿考举做官。曾国藩一笑置之，吩咐自己的公子曾纪泽好好栽培文会。曾纪泽出使欧洲的时候，请文会帮忙，任参赞之职，实权在手。他流转欧洲，注意学习西方政治、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强国之道，购回了一批科技仪器。后去日本，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发现了唐宋时期流传到日本的佛学经典，许多已为中国所无。特别是唯识宗瑜珈行派的经典，其中博大精深的形而上学思维和条理严密的因明逻辑体系，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不禁慨叹“道在斯矣！”遂将窥基《唯识述记》等经疏300余种引回中国，选择重要的刻印出版，流通于世。

南京金陵刻经处是他和十几位好友共同募捐集资建立的重要基地。1907年，他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佛学堂，取名“祗洹精舍[108]”，自编课本，延请苏曼殊教授梵文英文，培养弟子，准备赴印度传法。太虚大师和谢无量居士都在这里学习过。后来经费不足，只得停办。1910年，他又联合同仁创办佛学研究会，担任会长，讲授佛法，不幸于一年后去世。

杨文会居士调和各宗，注重义学研究，晚年归宗净土。盛名所及，海内外学人多有敬仰者，影响了一大批居士和学佛人。著名的有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以身殉国的谭嗣同；提倡佛教三大革命和人间佛教的太虚大师；学贯中西、热衷于教育和社会进步的现代文化启蒙导师梁启超；国学大师和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章太炎；佛学大师、继承先生遗志创办支那学院的欧阳竟无等。此后，佛教名流吕秋逸、梁漱溟、熊十力、王恩洋、黄忏华等，都就学于欧阳公门下。

在家居士的弘法活动，曾经引起出家僧人的不满，一时口诛笔伐，互有问答论战。时至今日，更有连居士之名也没有的，津津乐道于佛教，而置庙门于不顾。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难以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