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7年，他从工厂走进校园，刚刚当上民师便逢上高考
■ 报考后，想复习却连资料都没有，一位老教师的补习给了他希望
■ 成为当年的4.8%，他如愿走进了大学校园。然而，多年过去，卢好堂仍心有遗憾——
卢好堂，焦作市第六中学的一名退休教师，身上却有着一段特殊的故事。近日，在向记者讲述这段故事时，他说自己的命运转折是在1977年的冬天——
我这个年龄的人啊，上学逢的时机不好，正赶上“文革”
我叫卢好堂，是一名退休教师。
这些天，看着身边参加高考的孩子陆续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不禁想起自己当年的高考经历。心里有个遗憾，虽说我当初高考后也同他们一样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但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
我这个年龄的人啊，上学逢的时机不好，正赶上“文革”。在这期间，我辍学过3次，因为种种机缘，最终又回到了校园。
我高小毕业是在1966年秋，恰逢“文革”开始。就在这一年，本该考初中的我就辍学了。初中不招生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辍学之后，我和村里的其他孩子都去生产队参加劳动。那时候年龄太小了，重活干不了，生产队队长就让我们下地剔玉米苗。每人发给我们一根小棍，有三四十厘米长，根据小棍的长度把稠密的玉米苗剔掉。那时候成年劳动力一天是20个工分，我们一天挣8个工分。
到了1969年，我们才复学。村里的小学就办有初中，教材除语文、数学外，还开有农业课，没有外语课。我们上了两年。
这两年初中，基本没学什么知识，印象最深的是挖地道。当时有一个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因此我们在学校的大多数时间是在挖地道。学校外面几十米远的地方有一道干河沟，河沟的一边有几孔旧窑洞，老师就领着我们在教室后边开挖下去，把教室和河沟边的窑洞挖通。
在这样的情况下过了两年，我初中毕业。初中一毕业，我又辍学了。也是因为“文革”，高中早在几年前全都停办了。
说句实话，上高中，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反而比较迷茫
这次辍学的时间不长，1970年冬毕业，1971年春正赶上咱省“文革”后的首届高中招生。当时我们上高中不需要入学考试，只需要大队“革委会”的推荐。我们村有12个孩子被大队推荐到了焦作市第六中学就读。
到了高中，我们那时的班级不叫班，一个年级为一个连，一个班级为一个排。像我们当时是二班的就叫二排。高中第一年，课上得还比较正常，开设的课程除语文、数学、政治外，还有工业、历史、地理，外语则是俄语。到了高二，外语才改成了英语。但是到了高二，学校的秩序就被打乱了。学生们开始整天写大字报，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学校的会议、集会也多，基本不能正常上课。
大家都跟着乱，我自然也没能例外。但直到现在，我都很感激当年的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有几个日记本，日记本上贴的都是剪报。不管学校如何乱，王老师总会把在报上看到的好文章剪下来贴到日记本上，然后毫无保留地把他的日记本给我看。两年间，我把他日记本上的所有内容都抄了一遍。正因为这样，我的高中上得才不至于一塌糊涂。
说句实话，上高中，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反而比较迷茫。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上高中之前就知道，没有高考了，大学也不招生了。所以说，高中上好上歹好像都是一件无所谓的事儿。
我回村当民办教师。干了没多久，高考恢复的风声就来了
稀里糊涂地，高中毕业。毕业后干啥？回家。当时有人把这叫“返乡闹革命”。其实不返乡，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于是，我和村里一起来上学的孩子都回了老家，我们班一些城里的学生呢，也大都选择了“上山下乡”。
回到村里后，我就上了山修水渠，一干就是两年，没有工资，只记工分。后来，我进了一家炉渣砖厂干临时工，一天的工资是一块七毛六。干了一年多，我又转到市里的一家石料厂上班，工资比之前还低，一天才一块五毛七。
1977年上半年，我们大队被分成了两个大队。分出去的大队也成立了一个小学，老师分走了一些，人就不太够用。大队的领导知道我是高中毕业，便叫我回村当民办教师。干了没多久，高考恢复的风声就来了。
我是以民办教师的身份报名参加高考的。但因为没什么经验，也不知道怎么办，上面让填表就填表，让政审就政审。那时候政审特别严，要审查考生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我一个农村娃自然没什么问题，但我的好几个城里同学就因为政审不过关，被挡在了高考的大门外。
我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复习。其实，那时也没什么可复习的，连个像样的学习资料都没有。好在，我们村有一个曾被打成右派的老教师，晚上抽时间给我们这些报考的人进行辅导，后来的考试中就有一道题是他辅导过的。直到高考前一个月，我才从一个亲戚那儿找到一本政治方面的学习资料。
1997年冬，卢好堂参加高考时的准考证
20多个人报名参加考试，仅两个人接到通知进行体检，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被录取
1977年冬，我们迎来了新中国高考史上的唯一一次冬考。
我还记得考试那天特别冷。我们家离考点有10公里左右，考试那两天，我是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去的。第二天的考试还差点迟到。
考完之后，我自己大致估算了一下：语文还可以，数学很差，政治、历史、地理一般。接着就是填志愿，不懂，一个同学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堆大学目录，我就照着填了第一志愿——武汉大学图书馆系，二、三志愿已记不清了。
最后，我接到的录取通知书是焦作师范学校的，在我的志愿上并没有填报。从这一点可以肯定，我的高考分数并不高。在填报志愿时，如果不是在“是否同意调剂学校、专业”一栏中填了“同意”两个字，最后能否被录取，还是个未知数。
反过来说，我的考分也未必是最低的。我们大队当时有20多个人报名参加考试，仅两个人接到通知进行体检，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被录取。听公社“教革委”的领导说，那年全公社报考近300人，被录取的也就三五个，其中有一个还是知青。
好多年后，我看到一份统计数字，1977年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是570万，录取人数27.3万，录取率为4.8%。可见我在4.8%之内。
开始我认为，考试分数、分数线什么的，可能是内部掌握，对外不公开。况且我那时又不是在校生，也不知道去哪儿查。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我办理完户口迁移、转粮食关系等手续，就入学了。
不过，我后来也打听过，好像那年的分数按规定是不公开。
师范毕业后，我先是到焦作市第九中学教学，干了十多年，又调到第六中学，一直到退休。其间也参加过很多次考试，读大专、自学本科……考了多少分，自己都很清楚。但在我心里，这些都远远没有1977年冬，那次不知道成绩的高考对我显得更重要。那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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