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拚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诗云：“赡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涧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涧兮者，恂溧也;赫兮喧兮则，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诗云：“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惕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之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贲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戮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为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瑁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中国同。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速，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高尚的德行，在于关爱人民，在于达到最高境界的善。知道要达到“至善”的境界方能确定目标，确定目标后方能心地宁静，心地宁静方能安稳不乱，安稳不乱方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方能达到“至善”。凡物都有根本有末节，凡事都有终端有始端，知道了它们的先后次序，就与《大学》的宗旨相差不远了。
在古代，意欲将高尚的德行弘扬于天下的人，则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意欲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则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家庭;意欲调整好自己家庭的人，则先要修养好自身的品德;意欲修养好自身品德的人，则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意;意欲端正自己心意的人，则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意欲使自己意念真诚的人，则先要获取知识;获取知识的途径则在于探究事理。探究事理后才能获得正确认识，认识正确后才能意念真诚，意念真诚后才能端正心意，心意端正后才能修养好品德，品德修养好后才能调整好家族，家族调整好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治理好后才能使天下大平。
从天子到普通百姓，都要把修养品德作为根本。人的根本败坏了，末节反倒能调理好，这是不可能的。正像我厚待他人，他人反而慢待我;我慢待他人，他人反而厚待我这样的事情，还未曾有过。这就叫知道了根本，这就是认知的最高境界。
所谓意念真诚，就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就像厌恶难闻的气味，喜爱好看的女子，这就是求得自己的心满意足。所以君子在独处时一定要慎重。小人在家闲居时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出来。当他们看到君子后，才会遮掩躲闪，藏匿他们的不良行为，表面上装作善良恭顺。别人看到你，就像能见到你的五脏六腑那样透彻，装模作样会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所说的心里是什么样的，会显露在外表上。因此，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曾子说：“一个人被众人注视，被众人指责，这是很可怕的啊!”富能使房屋华丽，德能使人品德高尚，心胸宽广能体态安适，所以，君子一定要意念真诚。
《诗经》上说：“看那弯弯的淇水岸边，绿竹苍郁。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像切磋骨器、琢磨玉器那样治学修身。他庄重威严，光明显耀。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啊，令人难以忘记!”所谓“像切磋骨器”，是说治学之道;所谓“像琢磨玉器”，是说自身的品德修养;所谓“庄重威严”，是说君子谦逊谨慎，所谓“光明显耀”，是说君子仪表的威严;“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啊，令人难以忘记”，是说君子的品德完美，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善，百姓自然不会忘记他。《诗经》上说：“哎呀，先前的贤王不会被人忘记。”后世君子，尊前代贤王之所尊，亲前代贤王之所亲，后代百姓因先前贤王而享安乐，获收益。这样前代贤王虽过世而不会被人遗忘。《尚书·周书》中的《康诰》篇上说：“能够弘扬美德。”《尚书·商书》中的《太甲》篇中说：“思念上天的高尚品德。”《尚书·虞书》中《帝典》篇中说：“能够弘扬伟大的德行。”这些都是说要自己发扬美德。商汤的《盘铭》上说：“如果一日洗刷干净了，就应该天天洗净，不间断。”《康诰》篇上说：“劝勉人们自新。”《诗经》上说：“周朝虽是旧国，但文王承受天命是新的。”因此，君子处处都要追求至善的境界。《诗经》上说：“京城方圆千里，都为百姓居住。”《诗经》上说：“啁啾鸣叫的黄莺，栖息在多树的山丘上。”孔子说：“啊呀，黄莺都知道自己的栖息之处，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诗经》上说：“仪态端庄美好的文王啊，他德行高尚，使人无不仰慕。”身为国君，当努力施仁政;身为下臣，当尊敬君主;身为人之子，当孝顺父母;身为人之父，当慈爱为怀;与国人交往，应当诚实，有信用。孔子说：“审断争讼，我的能力与他人的一般无二，但我力争使争讼根本就不发生。”违背实情的人，不能尽狡辩之能事，使民心敬畏。这叫做知道什么是根本。
如要修养好品德，则先要端正心意。心中愤愤不平，则得不到端正;心中恐惧不安，则得不到端正;心里有偏好，则得不到端正;心里有忧患，则得不到端正。一旦心不在焉，就是看了，却什么也看不到;听了，却什么也听不到;吃了，却辨别不出味道。所以说，修养品德关键在端正心意。
如要调整好家族，则先要修养好品德，为什么呢?因为人往往对他所亲近喜爱的人有偏见，对他所轻视讨厌的人有偏见，对他所畏惧恭敬的人有偏见，对他所怜惜同情的人有偏见，对他所傲视怠慢的人有偏见。所以喜爱一个人但又认识到他的缺点，不喜欢一个人但又认识到他优点的人，也少见。因此有一则谚语说：“人看不到自己孩子的过错，人察觉不到自己的庄稼好。”这就是不修养好品德，就调整不好家族的道理。
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家族，因为不能教育好自己家族的人反而能教育好一国之民，这是从来不会有的事情。所以，君子不出家门而能施教于国民。孝顺，是侍奉君主的原则，尊兄，是侍奉长官的原则，仁慈，是控制民众的原则。《康诰》中说：“像爱护婴儿那样。”诚心诚意去爱护，即便不合乎婴儿的心意，也相差不远。不曾有过先学养育孩子再出嫁的人呀!一家仁爱相亲，一国就会仁爱成风;一家谦让相敬，一国就会谦让成风;一人贪婪暴戾，一国就会大乱——它们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这就叫做一句话可以败坏大事，一个人可以决定国家。尧、舜用仁政统治天下，百姓就跟从他们实施仁爱。桀、纣用暴政统治天下，百姓就跟从他们残暴不仁。他们命令大家做的，与他自己所喜爱的凶暴相反，因此百姓不服从。因此，君子要求自己具有品德后再要求他人，自己先不做坏事，然后再要求他人不做。自己藏有不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恕道的行为，却能使他人明白恕道，这是不会有的事情。因此，国家的治理，在于先调整好家族。《诗经》上说：“桃花绚烂，枝繁叶茂。姑娘出嫁，合家欢快。”只有合家相亲和睦后，才能够调教一国之民。《诗经》上说：“尊兄爱弟。”兄弟相处和睦后，才可以调教一国的人民。《诗经》上说：“他的仪容没有差错，成为四方之国的准则。”能使父亲、儿子、兄长、弟弟各谋其位，百姓才能效法。这就叫做治理好国家首先要调整好家族。
要平定天下，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因为居上位的人敬重老人，百姓就会敬重老人;居上位的人敬重兄长，百姓就会敬重兄长，居上位的人怜爱孤小，百姓就不会不讲信义。所以，君子的言行具有模范作用。厌恶上级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下级;厌恶下级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上级;厌恶在我之前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在我之后的人，厌恶在我之后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在我之前的人，厌恶在我右边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与我左侧的人交往;厌恶在我左边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与我右侧的人交往。这就是所说的模范作用。《诗经》上说：“快乐啊国君，你是百姓的父母。”百姓喜爱的他就喜爱，百姓厌恶的他就厌恶，这就是所说的百姓的父母。《诗经》上说：“高高的南山啊，重峦叠嶂。光耀显赫的尹太师啊，众人都把你仰望。”统治国家的人不能不谨慎，出了差错就会被天下百姓杀掉。《诗经》上说：“殷朝没有丧失民众时，能够与上天的意旨相配合。应以殷朝的覆亡为鉴，天命得来不易啊。”这就是说得到民众的拥护，就会得到国家;失去民众的拥护，就会失去国家。
所以，君子应该谨慎地修养德行。具备了德行才能获得民众，有了民众才会有国土，有了国土才会有财富，有了财富才能享用。德行为根本，财富为末端。如若本末倒置，民众就会互相争斗、抢夺。因此，财富聚集在国君手中，就可以使百姓离散，财富疏散给百姓，百姓就会聚在国君身边。所以你用不合情理的言语说别人，别人也会用不合情理的言语说你，用不合情理的方法获取的财富，也会被人用不合情理的方法夺走。《康诰》上说：“天命不是始终如一的。”德行好的就会得天命，德行不好就会失掉天命。《楚书》上说：“楚国没有什么可以当做珍宝的，只是把德行当做珍宝。”舅犯说：“流亡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当做珍宝的，只是把挚爱亲人当做珍宝。”
《秦誓》上说：“如果有这样一个大臣，他虽没有什么才能，但心地诚实宽大，能够容纳他人。别人有才能，如同他自己有一样;别人德才兼备，他诚心诚意喜欢，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能够留用这人，便能够保护我的子孙百姓。这对百姓是多么有利啊。如果别人有才能，就嫉妒厌恶;别人德才兼备，就阻拦他施展才干。不能留用这样的人，他不能保护我的子孙百姓，这种人也实在是危险啊。”只有仁德的人能把这种嫉妒贤人的人流放，驱逐到边远地区，使他们不能留在国家的中心地区。这叫做只有仁德的人能够爱人，能够恨人。看到贤人而不举荐，举荐了但不尽快使用，这是怠慢。看到不好的人却不能摈弃，摈弃了却不能放逐到远方，这是过错。喜欢人所厌恶的，厌恶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了人性，灾害必然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因此，君子所有的高尚德行，一定要忠诚老实才能够获得，骄纵放肆便会失去。
发财致富有这样一条原则：生产财富的人要多，消耗财富的人要少;干得要快，用得要慢，这样就可以永远保持富足了。有德行的人会舍财修身，没有德行的人会舍身求财。没有居上位的人喜爱仁慈而下位的人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完不成自己事业的;没有国库里的财富最终不归属于国君的。孟献子说：“拥有一车四马的人，不应计较一鸡一猪的财物;卿大夫家不饲养牛羊;拥有马车百辆的人家，不豢养收敛财富的家臣。与其有聚敛民财的家臣，还不如有盗贼式的家臣。”这是说，国家不应把财物当做利益，而应把仁义作为利益。掌管国家大事的人只致力于财富的聚敛，这一定是来自小人的主张。假如认为这种做法是好的，小人被用来为国家服务，那么灾害就会一起来到，纵使有贤臣，也无济于事啊!这就是说国家不要把财利当做利益，而应把仁义当做利益。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成书于汉代，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礼记》中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及思想学说，对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