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老虎丛谈”开讲以来，有不少网友留言或私聊，觉得碑帖鉴定好像没有古人讲得那么玄乎、那么难，无非就是“考据点”的查阅、比对而已。

买些碑帖鉴定书籍看看，也能讲某件拓本第几行的某个字完好或某个点画没有泐损、没有连石花，就是宋拓本或是明拓本，等等。

还有位朋友问，他的一个朋友能当面把众多碑帖的考据点背出来，是不是很厉害？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碑帖版本的考证，就变成如何尽快建立一套数据库的问题了。

每个人只要肯花上时间，就完全可以把名碑名帖的“考据点”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成为前无古人、集大成的碑帖考证专家不就指日可待啦？快则三年，慢则五年。

如果在收藏丰富的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博机构工作，又得以博览更多外人罕见的各个时期的碑帖原迹，建立考据点数据库就愈加丰富，在这条路上岂不是更占尽先机？

真有这样简单吗？黑老虎就这样容易被擒服吗？

如果这样做，就难免轻视了碑帖考证之学，结果往往会掉进陷阱，落入虎口。

在雅合文化传播推出的“黑老虎”系列《九成宫醴泉铭》中，曾经讲到：

“碑石如果自始自终未经任何的剜凿与铲磨，仅仅由于自身的剥蚀、损坏和人工反复椎拓或增减笔画，从而造成的某些字或点画的损泐程度、缺失增补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之处作为考据点，是可靠的，真实的。通过剜凿、铲磨、涂描等作伪手段建立的'考据点’，显然不应被采纳。”

碑帖界以往所建立的众多“考据点”，有哪些是真实的？有哪些是主观臆测的？有哪些是道听途说的？有哪些是作伪得来的？

在具体到某些拓本优劣、先后的鉴定时，仍然是说起来容易，辨认起来难。

今天，我们以两件《龙藏寺碑》拓本进行比对分析，试着举例说明“考据点”的真与假在碑帖鉴定中如何判断。

《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587)刻，碑阳正文楷书，无撰书人姓名。欧阳修《集古录》认为撰者即碑末署名的张公礼，但此说并无实证。

此碑结体朴拙，笔力劲健，气息高穆典雅，从中可以看出北期至唐期间书法递嬗的轨迹。康有为对此给予很高评价，认为《龙藏》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史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

另外常常被乐为引用的还有杨守敬的评语：

“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婉丽遒媚处似河南，亦无信本险峭之态。”还有人根据这句话，讲虞世南得其冲和，褚遂良得其婉丽。

虞世南和褚遂良未必见过此碑，类似这样的鉴赏方式，是把形与法混为一谈。

我们不能说某个人跟某个人长得比较像，就推论二人有血缘关系。

笔法的师承上，智永传法虞世南，虞世南传法给欧阳询，而褚遂良也师法欧阳询。

《董美人墓志》跟欧阳询早年的书法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呢，如果不知道它出土晚的原因，讲欧阳询取法该墓志更多，听起来不是更合情合理吗？

笔法会通过点画的外形来显现示人，但以为学形就是学法，那就本末倒置了，就好比以为披上袈裟就学到佛法一样。

仅仅依靠外形来揣摩法度，进而推测和臆想出古代的笔法，这是错误的。

出现这些偏颇看法的原因，是以形求法，以形论法，形与法混淆不清的思想造成的。

《龙藏寺碑》的书法水平，就唐初书家而言，虞世南和欧阳询二人在中期的时候已经超越，而褚遂良在书《孟法师碑》时已经略胜一筹。

上海图书馆藏有一件唐翰题、沈树镛等人递藏的《龙藏寺碑》“张公礼未泐本”，浓墨重拓，众多碑帖鉴定人士鉴定其为明初拓本。

文化出版社1976年9月和1984年5月“历代碑帖法书选丛书”中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彩印出版时，该拓本已被鉴定为传世最早、存字最多的元明间拓本，文物等级再次被拔高，被上海图书馆引以为傲，奉为国宝级善本。如下图所示：

另外有一件为李东琪、黄易旧藏清初拓本，有褚徳彝、郑孝胥题签，又被称为李东琪藏本，现藏上海朵云轩。

文明书局1936年、1940年、1947年多次影印出版。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8月彩印出版。如下图所示：

这两件拓本，从下面一些碑文初步的完好残损程度对比来看，上海图书馆的唐翰题藏本明显都要优于上海朵云轩的黄易藏本。

“黄易藏本”，“路”字几乎泐损待尽，“远”字缺失未见。

“黄易藏本”中，“雹”字仅存上半，“草”、“持”、“律”三字缺失未见。有人讲这三字全泐，是不对的，拓纸与补裱纸是两回事。

“唐本”中后面这三字的相对完整性看起来也是可圈可点，非其它拓本所及。

“唐翰题藏本”，“”张公礼“三字虽然不是全部未泐，但无比的优越性显而易见，该本也被不少人奉为存世仅见的“张公礼未泐本”。

该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付梓问世以来，未见有碑帖界人士对此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唐翰题藏本是存世最早拓本，看起来是毋容置疑了。

《龙藏寺碑》的考证，如果仅仅通过部分文字的泐损与完好进行对比分析，而没有看清楚隐藏在“整容“、“美容“面纱下的真面目，就难免会被迷惑，从而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我们再次选取一些字，对这两件拓本进行对比分析。

本文将“唐翰题藏本”简称为“唐本“，选取的文字图片标注为1，“黄易藏本”简称“黄本”，选取的文字图片标注为2.

“释迦文”的“文”和“是知涅槃路远”的“知”，在《龙藏寺碑》存世拓本中，唯独“黄本“”正如某些碑帖鉴定人士讲的“完好”，而其他拓本这两字都有不同程度的泐损，这一点也被不少碑帖鉴定人士拿来作为该本为存世最早拓本的明证和考据点。

但仔细看下，问题就来了。

“黄本”的“文”虽然右下泐损，但撇和横画的起笔和收笔位置清晰可见，长度和粗细适中，左下第二个撇画的尾部一段完好，没有与左边的石花泐连。

“唐本”中的“文”，第一个撇画模糊不清，尾部又和捺画泐连，横画又明显过短，第二个撇画尾部又明显泐粗，又与左边石花泐连。

“知”——“黄本”中该字“口”部右半完好。“唐本”中该字的“口”部，看上去似乎完好，但显得怪异，与该碑其他文字风格另类。

“翻同雹草”的“雹”字，“唐本”该字看上去完好。

“黄本”中该字图片中标注的两个横钩的钩部完好，爽利；下方竖弯钩的尾部完好，与上方石花轻微泐连。

“唐本”该字两个横钩的钩部显得臃肿而拖沓，而竖弯钩的钩尾部已经与上面的石花泐连。下方的竖弯钩最低位位置有些高，导致该字下方结构显得局促。

从“文”、“知”、“雹”这三个字的对比分析来看，“唐本”的相对或绝对完好中，一些点画的泐损程度反而较“黄本”更甚，有些点画又显得过细或者过粗。

”唐本“”是“好中有劣”，而”黄本“是“劣中有好”。

这就存在明显的逻辑推理错误。如何解释？

唯一可解释的原因，就是“黄本”在椎拓前碑石被动了手脚，椎拓后在拓本上又有涂描。

“唐本”怎么涂描的？先看看一些简单的。

“室”，“唐本”中箭头指示的地方，涂描时遗留的痕迹很明显。

“凋”，该字“周”部右上方，'黄本’完好。

"唐本“中箭头标注的两处，涂描痕迹明显，墨色有差异。

“种”，“黄本”该字可称完好，而“唐本”竖钩的钩涂描得不知所以。

对“唐本”进行涂描的人，是一个对书法的基本审美，对《龙藏寺碑》用笔特点了无所知的人，而且当时并没有一本真正的明初拓本可以参考，很多笔画是根据自己的揣摩和臆想涂描的，水平极为拙劣。

“良”、“皇”、“惊”——“黄本”中该字的“完好”，就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了，这些“完好”的笔画涂描得怪异至极。

“良”，该字“撇”画的尾部在“黄本”中是过了"捺"画的，该处如“黄本”中的两个“长”字。

那么，对“唐本”而言，“张公礼”三字未泐，是其几十年来一直被断定为天下第一、传世最早拓本的铁证，难道这三字也有涂描？当然！

“唐本”该字右下部分有虫蛀，通过软件，把虫蛀的地方适当简单的勾勒修补，大致情况如下：

“唐本”的“张”字，怎么看都不能叫做“”未泐”，其实还是涂描出来的结果。

“弓”部下方竖钩的钩处明显泐粗，“長”部的竖钩下方泐损严重，竖画尾部过长。

这里依据“黄本”，用鼠标粗略地勾勒一个该字的轮廓，将来有机会再做仔细勾摹，大致如下：

“唐本“中的'’公”，撇和横画的完整性明显是涂描出来的，左下角的两个笔画交叉之处，涂描成了一个圆角，风格另类。

依据“黄本”，用鼠标粗略勾勒该字，大致轮廓如下：

“唐本”中“礼”字，石花和点画涂描得模糊不清，一边想描出笔画，一边又想勾勒出石花的斑驳，结果就是两头都不是。

依据“黄本”，用鼠标粗略勾勒该字右部，大致轮廓如下：

“唐本”和“黄本”到底哪一本更早呢？

鉴别版本的先后，涂描与否并不能作为鉴定依据，不能讲涂描过的就一定比没有涂描过的晚。

但碑石在原有的条件上自然泐损、泐粗或者进一步的剜挖、铲磨后的拓本一定要比洗碑前的拓本晚。这是碑帖鉴定的一个基本常识。

“唐本”是浓墨重拓，会导致许多笔画变细，字口湮墨，但也会掩盖掉不少泐损之处，对当时碑石原貌的认知上造成一定难度，给鉴定带来困难。

但这种拓法的拓本，所能呈现出的笔画与石花的泐连、剜连、剜挖的现象，会说明这些地方的刻石原貌更加尤甚。

“黄本”是淡墨轻拓，没有涂描，碑石的原貌显露无疑，字口与石花泐连之处也会很清晰。但有的地方如果椎拓过轻，会导致部分笔画模糊甚至未拓出。

我们先看几个简单的碑石泐连、泐粗前后的字，做一对比。

“葱”，该字“唐本”下方泐损严重，而“黄本”可称完好。奇怪的是，“唐本”中，该字左边上下两点已经泐粗，并有涂描，为何“心”部右边没有继续涂描呢？估计是后来遗漏掉了。

“宇”，“黄本”该字完好，而“唐本”中该字的竖钩的钩部已经明显泐粗。

“舒”，“黄本”该字竖钩的钩部有石花，而“唐本”该笔也已经泐粗，并有涂描。

“民”，“黄本'’本该字可称完好，右下的“竖钩”尾部与石花泐连，收笔位置可见。

而"唐本”该笔已经与石花剜通，钩笔显得过长。左下的竖钩也已经剜粗。

“窗”，“黄本”中该字可以说是完好，左边的点没有与下方的石花泐连。

“唐本”该处已经明显泐连，而且石花已经变大。

下方“心”部的弯钩，“唐本”涂描得实在搞怪。

“忧”，'黄本’中该字第一笔的横画前部完好。

而“唐本”该处已经明显泐粗，又有涂描，另外左下标注的几笔，也是涂描得稀里糊涂。

对碑石进行剜挖和铲磨，首先在外形上造成点画粗细、长短上的变化，另外从书法角度而言会带来法度的缺失，点画力度的磨灭，笔力变得生硬或者软弱。

“之”的捺画，“黄本”与石花轻微泐连，笔画清晰可见，可称完好。

“黄本”该笔已经明显变粗很多，显得痴肥无力。碑石剜挖痕迹明显。

“五”字，“唐本”该字看起来也是完好，但图片中标注的横画起笔处，也是明显变粗，都是把石花与笔画剜连在一起，然后加上涂描的结果。

“诸”的“言”旁，先看右边“黄本”中笔画与石花的泐连情况，可以看到“唐本”中这些笔画在后期碑石的剜挖情况，还有拓本后期的涂描。

“二”，“黄本”该字第二个横画起笔处虽然与石花轻微泐连，但笔势清晰可见，笔尖侧笔抵锋右行。

“唐本”中，该笔起笔处下方和上方都已经泐粗、剜粗，但在涂描时，非常可笑地把起笔的笔势涂描成了左下往右上行笔。

“莲”，最后一笔捺画，“唐本”该笔明显剜粗，臃肿而生硬。

“黄本”则显得粗细合度，爽利劲健。

除“之”、“五”、“诸”、“二”、“莲”和“譬”、“麤”、“戒”这三字，“唐本”中还有众多笔画明显被泐损、剜粗，在拓本上进行涂描得来的“完好”的字，但这种作伪得到的“完好”是绝不能当作靠据点来用的。

唐翰题于同治五年（1866）十月，用黄墨在拓本末页批注：

“同治丙寅十月得于吴门石氏，以近本校泐字，多全文七十八字。”

唐氏这里讲的近本，估计不会太早，嘉道年间拓本居多。

“唐本”中画圈标注的字，大多为动过手脚之字。从唐氏的书法来看，无论是结体还是力度上，也实在不敢恭维，他对隋唐时期书法的用笔更是一无所知，让他能辨认出这些字是否经过洗碑、涂描以及力度上的强弱差异，那就是勉为其难了。

另外，这件拓本在唐翰题入藏以后，或许有再次涂描也是可能的。

“唐本”显然是在“黄本”之后，碑石进一步泐损，进而剜挖、铲磨后所拓，然后通过多种方法涂描，用种种“整容”、“美容”方法造出来的一件“张公礼未泐本”。

“'张公礼’三字未泐”，“'文’、'雹’、'知’等字完好”，这些作为“唐本”为存世最早拓本的“考据点”是虚假的，是不能采用的。

“唐翰题藏本”明显晚于“黄易藏本”，绝不是天下第一的元明间拓本。

清方若《校碑随笔》讲到，“明初拓本末行九门张公礼等字未泐。次之，则第三行释迦文字未泐本。”

真正满足方若讲的这两种条件的明初拓本，目前还没有看到面世。

故宫博物院的马子云，在上世纪70年代编写，于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碑帖鉴定》一书中，以“唐翰题藏本”为依据，罗列众多考据点，鉴定其“为真明拓本”。

王壮弘在《增補校碑随笔》中，又具体列举了明朝和清朝各个时期拓本的考据点，但他所列举的一些考据点之间存在互相矛盾的情况，他讲的某字“完好”有时条件太宽泛，也没有仔细辨认这些“完好”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例如，他讲到：“明拓本......三行'释迦问 说'下可见'之'字......”

“黄本”和“唐本”都满足这个条件。

“清初拓本，......三行'释迦问 说'下可见'说'字可见，末行'张公礼’三字半存。”

“黄本”满足这个条件。“唐本”中的“张公礼”三字剔除掉涂描的因素，也满足这个条件。

“乾隆拓本，三行'释迦文’'文’字存大半，廿八行'乐毅’之'毅’字完好。”

“文物出版社珂罗版、凹印二种。明初拓本。”这里讲的就是“唐翰题藏本”

“文明书局珂罗版印、清初拓本。”这句话讲的就是“黄易藏本”，这件藏本朵云轩还是经由王壮弘购得。

“毅”，“唐本”中，该字左下的竖钩以及右上的横钩已经泐损变粗，并有涂描。右下“文”部中泐损的地方，涂描痕迹尤为明显。

王壮弘把“黄本”定为清初拓本，可“黄本”中“毅”字右下的“文”部“有明显泐损，按照他上面的说法，却又被鉴定为乾隆以后拓本了。

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完好”，怎么判定，尺度又多大？

如果放开尺度，“黄本”如碑帖界人士鉴定的，为明末清初拓本，或则再确切些，定为清初拓本。

那么，上海图书馆当作国宝善本的“唐翰题藏本”到底什么年代椎拓的？

把“唐本”断定为乾嘉拓本也行，严格点，断定为嘉庆道光年间拓本也行。

讲到这里，就难免会有人问，“唐本”末页上不是有清初的黄云字仙裳（约）的藏印吗？

这件拓本递藏的脉络，不就是起始于黄云吗?

在碑帖鉴定中，历来伪造名人题跋、钤盖伪印或后配真跋，屡见不鲜，甚至在一些名碑名帖的善本中也难以幸免于难。

任何的题跋、藏印，都只能作为辅助鉴定因素，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地绚烂夺目，增光添彩，但难免不了是带刺的玫瑰。

上海图书馆藏“唐翰题藏本”，前面还有莫友芝（）的题跋，这个题跋是真还是假，本文不做结论，在这里一并贴出，留待网友做出判断。

——2017年8月27日梓堂于深圳瞻淇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