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位校长。他原名永珊，字树人，1878年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乡蔡家堰，于1966年病逝，享年88岁。吴玉章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他一生坚持革命，坚持办教育，获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得到了人民的爱戴。毛泽东同志曾称赞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这正是吴玉章一生的写照。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吴玉章少年时期就立志将来要“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而他一生中所铺就的革命之路，的确不负此崇高理想。
吴玉章是革命的拥护者、宣传者和实践者。1903年他浮槎东渡留学日本，后来不仅加入中国同盟会、创办了《四川》杂志，还从事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吴玉章投身革命，组织共进会，参加广州起义，领导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策应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成功。在辛亥革命中，吴玉章坚定地追随着革命领袖孙中山，参加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工作。吴玉章还参加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革命活动，也因此受到袁世凯的通缉。吴玉章在1913年流亡法国，到巴黎法科大学学习，回国后又在北京、四川等地继续着革命的斗争。
在走过曲折的道路后，1925年吴玉章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的浩然气节从未被革命的艰险所磨灭。在曾家岩50号我党的一次会议中，吴玉章看到窗外有人影晃动，他敏锐地察觉到有人想窃听会议内容。果然一个国民党特务军官探头进来。吴玉章愤怒地斥责：“我斗争了几十年，什么人没见过！不要说一些小特务，你们的孙元良、蒋介石，我也要当面训斥他！”几句话使得军官无地自容，红着脖子缩头下楼走了。
吴玉章革命立场坚定。1938年4月，吴玉章从欧洲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奉命前往国统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年年底，在国民参政会后，蒋介石趁机拉拢吴玉章，两次利诱他回国民党作强有力骨干。吴玉章斩钉截铁地回应：“我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决不动摇，决不会二三其德！”蒋介石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退。
吴玉章为革命牺牲了小我。在悼其亡妻游丙莲时，他以悲痛绝然的笔触写道：“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我中华民族的儿女牺牲得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以慰你在天之灵。”回顾前半生峥嵘岁月，吴玉章深知，于己于国，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他也毕生坚持着这一选择。
历史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吴玉章在史学方面深有造诣，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
吴玉章于三十年代到苏联东方大学任教，编成《中国历史教程》、《中国历史大纲》作为教材。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中国历史教程》属于唯物史观学派少数拓荒性的著作之一。吴玉章还以自己的革命经验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成了《论辛亥革命》、《历史文集》等历史论著。吴玉章以历史发展共同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作为自己治史的原则思想。他说：“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其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因此，说到一般的共同性外，一定要把握它的特殊性。”“我们虽然是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但却不可拿抽象的社会学的公式来代替历史叙述。”他所强调的这一原则影响很大，范文澜即把这一观点运用到了他最主要的学术观点“西周封建论”中。吴玉章还对《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指导，在指导思想、史料选用、编辑体裁上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被推举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筹划和领导了史学界许多重要活动，为发展中国历史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已经年逾八十的吴玉章在主持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说：“历史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能偷懒和取巧的。”吴玉章对史学的关注和热爱一直未消减。
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文字改革是吴玉章毕生从事的革命与教育事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31年在苏联任教期间，他就与瞿秋白等人一起探讨文字改革问题，从《中国拉丁化字母》开始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初步尝试，并帮助旅苏的十万华工进行文字扫盲。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召开。会后短短几年时间，全国范围内就兴起了新文字运动的热潮。吴玉章曾任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他回到延安后，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中利用新文字进行扫盲，提高工农文化水平。他创办《新文字报》、《新文字丛书》等书刊，并把过去的研究成果整理为《新文化和新文字运动》等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直接领导我国文字改革工作，先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主席、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他大力推广简化字，制定普通话标准，身体力行地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教学。在他的努力下，简化汉字与汉语拼音方案在群众中试教、试学、试用，逐步推行了起来。吴玉章始终把普及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作为文字改革的目标。“我已经八十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为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它奋斗到底。”吴玉章在1958年全国政协上作报告时说。这样厚重温暖的胸怀，来自身为文人的担当，更来自对国家对人民深切的爱。
用心办好人民的教育吴玉章一生办学，把教育事业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早年参加和组织了留法预备学校的工作，担任过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重庆中法大学校长；抗战时期，吴玉章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和延安大学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华北大学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吴玉章被任命为校长。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吴玉章四处奔波，多方联系，解决校舍等硬件问题。他带领教师、干部边干边学、初步建立了一支能担负行政后勤和教学工作的教工队伍。在紧张筹备后，中国人民大学于1950年10月3日正式开学，揭开了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社会主义新型正规大学的新篇章。
在招生问题上，吴玉章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向工农开门。吴玉章对这些学员十分关心，组织学校为其设计教学方案，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使工农学员都能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吴玉章从始至终都正确地贯彻着党的教育方针。他主张办学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办学的指导方针，要求学生“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以便完成“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的任务”。
吴玉章一向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为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吴玉章经常组织试讲，他也经常亲自讲课，并召开学生座谈会听取学生意见。吴玉章主张教学相长，为人大培养了师生间密切联系、相互尊重学习的优良风气。
吴玉章坚持从严办学，为学校制定周密的计划，尤其注重教学计划的准确与详实。他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不允许任何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发生。一次一位教师来上课时迟到了五分钟，随即受到了全校指名通报批评。他严正道：“教师上课要准时到课堂，这正如学校要求学生准时上课一样，如果都可以随便迟到或不上课，这个学校就办不好了。”人大严谨的学风是与吴玉章校长的言传身教断然不可分的。
在五六十年代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浪潮中，中国人民大学在吴玉章的主持下仍努力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即使在“左”的错误严重冲击下，依然想方设法地保护了一大批教师。在1960年8月下旬一次批判教师的会议上，当时已82岁高龄的吴玉章亲自到场，虽体力难支，却整整在会场听了半天。会后他沉痛地说：“不能这样批判同志嘛！”吴玉章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在尽力地保护人大的教师。思及吴玉章的爱护，许多教师和学者都怀着一份厚重的感激。
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时间长达17年。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各类建设人才近5万人。他所创立的适合中国建设与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使得中国人民大学迅速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吴玉章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他的使命，也为人大奠定了宏伟的基业。
吴玉章曾写下这样一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丝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也足以使人铭记他为党为人民无悔而伟大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