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的召开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曾经出现过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但他们大多像流星划过，转瞬即逝。只有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满足中国实际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在成功和失败的磨砺中，开辟出符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一步步走向成功。这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并逐渐在全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不可分。

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

在保安的窑洞里，斯诺与毛泽东有过多次彻夜长谈。他最想知道，面对艰难的抗日战争和艰苦的现实条件，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什么力量相信自己的目标，并为之奋斗？

毛泽东告诉斯诺：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

面对如何赢得边区人民最大拥护的问题，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给出了坚定的答案——这就是土地。

毛泽东深知农民的迫切需要，也深信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都在探索，如何改变农民命运，使之成为革命力量。

如果说边区政府是一株植物，那么边区的人民就是植物需要的水和土。如果边区的政策不好，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同样也存在水土流失问题。《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一颁布，立时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戴，还吸引周边许多农民蜂拥而至，引发了最早的移民潮。

如何真实了解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毛泽东提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指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在抗大总校政治教员叶尚志的印象里，毛泽东时常教育大家要做群众的学生：

只有当群众才能领导群众，要作为群众里面的一员，要做群众的先生必须做群众的学生。他（毛泽东）说你们到前方去就必须教育群众，做群众工作，要发动群众，没有群众就不可能开展游击战争，没有游击战争就没有运动战，就不会发展成为阵地战，就打不败日本鬼子。那个时候抗战才刚刚一年，可是我们陕西的根据地发展很大了，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依靠群众。他就讲这个道理。

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这是毛泽东一直推崇的一种工作方法。

1941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指出在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任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置调查研究机关，调查研究之风在党内沛然兴起。

1941年9月至11月，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带着西北局宣传部干事秦川、柯华等人到陕西宜川县的固临镇遍访贫农、中农、富农、村干部、小学教员、老秀才、“二流子”等。李卓然带领调查组写了近10万字的调查实录和初步分析，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边区的情况。

这一时期，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参与调查研究工作的还有：1940年9月，朱德亲自去南泥湾察看，提出在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并提议由王震率领359旅屯垦南泥湾;同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鄜县进行调查研究;与此同时，高岗也率领一个农村考察团赴绥德、米脂进行调查，考察团的同志根据考察的材料写出《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1942年1月，张闻天率领一个农村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米脂，晋西北的兴县作了15个月的实地调查，查阅了大量文字材料，写出了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

调查研究，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的桥梁，也是中国共产党走群众路线的必要前提。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

这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755名党代表，在得到通知后奔赴延安，短的走了一个月，长的走了一年半。其中有一些人是冒着枪林弹雨抵达延安的。毛泽东称之为“小长征”。

为了迎接这次大会，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自己动手修建了风格别具的中央大礼堂。朱德高兴地说：“我们党前六次代表大会，都是在别人修建的房子里召开的，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

4月24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经过七大的洗礼，群众路线更加深入人心。中共七大代表王枫认为，七大是她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七大是我能够参加革命这么長时间，进一步坚决斗争的基础。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我们就理解了群众路线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解放全中国。

不过，走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唯群众是从，更不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过于盲目，缺乏客观的判断与理性的决策，很容易滑进“左”倾的错误轨道。

1947年冬，陕甘宁边区开展土改运动，要求“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并“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及其他财产”。主持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在当年11月1日举行的义合会议上，就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绪。他在后来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土地改革中一些“左”的做法正在蔓延，他忧心忡忡地在调查报告中写道：

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倾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

随后，习仲勋先后于1948年1月4日、1月8日、1月19日以及2月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土改中发生“左”倾错误，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因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來;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

习仲勋的报告及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采纳。1月20日，毛泽东决定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在转发电报上特别批示：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在中共中央及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各地蔓延的“左”倾偏向被纠正，一场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走向正确的轨道。

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

延安学习风气的盛行，理论水平的提升，让毛泽东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党内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但是，对教条主义者来说，毛泽东的理论创造仍然是难以接受的。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发起了一场广泛深入的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着重于提高全党理论联系实际水平，懂得“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此后三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有关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在不同的会议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边区政府，从县、团级干部到边区许多高级领导，也开展了自我批评。边区老干部习仲勋以及在参议会、政府和基层工作的张秀山、贺晋年、刘景范、张邦英、王世泰等人也先后在大会上发言，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毛泽东高度评价边区整风运动，称“边区高干会（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得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延安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缺乏调查研究、没有区别对待等原因，也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冤假错案。毛泽东发现后及时纠正偏差，并主动承担了错误，称：“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在多个场合，毛泽东脱帽致歉。

中央党校学员许翰如回忆起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情景：

去的时候礼堂坐得满满的，毛主席出来的时候身材魁伟，个子高高的。那时候他讲了一番话，他说我们这个“抢救运动”是搞错了，把很多好东西都戴上了“帽子”。他说我今天来给大家道歉，他脱了帽子道歉。

“抢救运动”扩大化的错误是延安整风运动中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但延安整风运动中所传达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纠错与反省精神，使得党和政府愈加坚定信仰，并更为务实清廉，在那时以及未来的峥嵘岁月中，释放出他们的能量。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

从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一会期长达11个月、先后召开8次全体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集中全党的智慧，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的通过，为整风运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整风运动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创造，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始在全党确立起来。

“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当整风运动在延安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

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22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当翻译师哲将电文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高兴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后，作为它的一个支部，不仅接受其经济、军事援助，而且在组织人事、重大战略决策上都要及时汇报，接受审批指示意见。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做过不少错误的决定，从苏联回来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也不时打出共产国际的旗号。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自己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并且成为全党共识的革命理论，只能听从于“共产国际路线”。

而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已经发展成熟。共产国际的解散，只会更加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他说：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我们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并说，我们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第一次明确提出，是在王稼祥1943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他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陕北和延安的窑洞，是毛泽东思想的“生产车间”。收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58篇文章，占总数70%以上的112篇写于窑洞之中。毛泽东的战友们，同样在窑洞中写出了耀眼的理论著作。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中国共产党筑成了自己创造的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中第一次写入这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党的七大用这句话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与实质，诠释了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也就是在此前后，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开始广为流传。

翻开毛泽东的著作，人们会发现，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并不多。毛澤东自己也说过，他写文章不大喜欢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语录。但正是这位不大喜欢引经据典的中共领袖，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毛泽东思想。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深厚基础，而且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延安曾对中央党校的学员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责编/黄梦怡 责校/李希萌、张超 来源/《延安延安》，中央电视台、陕西广播电视台《延安延安》摄制组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中共中央在延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崛起》，本书编写组著，研究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