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的家属坐在大车上，带着孩子和行李，跟随着整个军队，走了很久了。跟在这些难民车队后面的是无数的牲畜，多半是奶牛，总共有几千头。
自从游击队员们同自己的妻子团聚后，军营里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士兵妻子兹雷达里哈，她还有个名字叫库巴里哈。她是个兽医，暗地里还是个给人算卦的巫婆。
她总戴着一顶扁圆的帽子，活像一个馅饼，帽子总是歪在一边，她还穿着苏格兰皇家步兵绿豆色的军大衣，这是专门为英国最高统治者制定的一种制服。她总说这些东西是她用囚帽和囚袍改缝的，还让别人非得相信。据说她是红军从克日木中央监狱里解救出来的，不知高尔察克为何把她关在了那里。
这时游击队驻扎在了一个新地方。原先打算在这里短暂地停留，直到勘探好周围的地形，找到一个稳定的地点，就转移到那里长期驻扎下去，好过冬。但后来情况却不是这样了，游击队只好留在这过冬了。
这个新的临时宿营地，一点儿也不像不久前驻扎的狐湾。这是一片茂密的林海，根本无法通过。在一边，也就是大路和营地的一侧是无边无际的树林。在部队驻扎新营地，在树林里布置好住处的头几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十分闲暇。他预先选出几个方向进入树林，想深入考察一下，考察的结论是：里面非常容易迷路。第一次巡察时，有两个地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便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现在，在宿营地和树林的出口处，秋天的树林都已变得光秃秃的了，树与树之间的空隙就像一扇打开的门，就在这个地方，孤零零地生长着一棵美丽的花楸树，它同其他所有的树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是唯一一棵还没凋零的树，树冠上长满了赤褐色的叶子。它长在泥泞低洼地中的一个小山坡上，枝叶向上伸着，伸向了天空。树上长着盾牌似的扁平浆果，在银灰色的秋色中，泛起一片通红长着一身似严冬破晓般明亮鲜艳羽毛的冬季小鸟，还有红腹灰雀和山雀，停在花楸树上，慢慢地挑选硕大的浆果啄食着，它们抬起小脑袋，使劲伸长脖子，费劲把果子吞了下去。
在小鸟和花楸树之间，仿佛产生了某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花楸树好像什么都看见了似的，执拗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屈服了，向鸟儿们让了步，怜悯起小鸟来，就像婴儿的母亲一样解开了衣裳，把乳房伸给孩子们。然后说道：“唉，真拿你们没有办法。好吧，吃我吧，敞开了吃吧，我养活你们。”说完露出了微笑。
树林中有一处风景，更吸引人。这地方在一座高地上，它的一边是陡峭的悬崖。一般说来，悬崖下面应该与上面的景色不同，下面有河流或峡谷，或者还有长满杂草的荒地。然而下面却与上面一模一样，只不过是陷下去了一块，深得叫人头晕目眩。树木从深渊里长出来，将树顶上的枝条伸在人们脚下。看起来像是地陷的结果。
这片高耸入云的壮观的茫茫树林，仿佛绊了一跤，从上面飞身坠下，本应陷入地下，但在千钧一发之际，却神奇地落在地上，完完整整的，安然无恙，从地下显现出来，继续喧嚣着。
但这并不是这里最吸引人的风景。它的四周围着一圈巨大的花岗岩石块。这些石块胜似史前时期的被磨扁平了的石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一次登上这个高台，看到这些石板的时候，便赌咒发誓，说这些石块绝对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带着人类手工打磨的痕迹。这儿也许是古代不太出名的多神教神庙，教徒们在这儿举行宗教仪式和行祭礼。
在一个寒冷阴暗的早晨，十一名密谋杀害队长犯有最重大罪行的人和两个贩卖私酿酒的卫生兵就在这里被执行了枪决。
二十名从司令部特别卫队调来的对革命忠心耿耿的游击队队员把他们带到这里。护送队围成了一个半圆，将被判死刑的犯人们聚集在了半圆里。他们手里拿着步枪，踩着快速的小碎步，在死刑犯们的背后推推搡搡，把他们赶到了高台上一个陡峭的角落里，在那里他们别无出路，只有纵身一跃跳进深渊里。
经过卫兵长期的盘问、关押，并经受种种侮辱欺凌之后，他们已经完全不成人形了。他们满脸胡须，全身发乌，无精打采，瘦弱不堪，就像幽灵一样。
在对他们进行审讯的最初时期便没收了他们的武器。行刑前没人再搜他们的身。因为这样做太卑鄙了，是对临死之人的挖苦。
突然，走在伏多维钦科身边的他的朋友，这个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勒扎尼茨基老头儿，在枷锁的掩护下朝护送队开了三枪，枪口对准了西沃布留伊。勒扎尼茨基是个十分卓越的射手，但他的手激动地直发抖，犯了愚蠢的错误。不知是客套，还是出于对先前同志的怜悯，没有人扑向勒扎尼茨基，也没有在口令下达之前向他开枪。勒扎尼茨基的手枪里还留了三颗没射出的子弹，但他激动之下竟忘了自己还有子弹，可能还在因自己脱了靶而懊悔，于是便把手枪往石头上一砸。因为撞击，手枪又射出了第四颗子弹，误打在死刑犯帕契科利亚的腿上。
卫生兵帕契科利亚尖叫着，抱住腿倒在地上，痛得不得了。潘夫努金和戈拉兹德赫正在他身边，便把他抬起来，架着他的胳膊把他拖走了，以免在突如其来的慌乱中被别的同志踩死，因为这时大家除了自己，谁也不记得了。帕契科利亚向着石坡边一瘸一拐地走去，死囚们此时都被逼到了这个地方。他实在不敢用那条中了弹的腿走路，不停地叫唤着。他那非人的拼命叫喊很有感染力。囚犯们像收到了信号似的，一瞬间都失去了理智。不可思议的混乱场面出现了。人们纷纷咒骂起来，还有人开始祷告祈求，诉苦抱怨，还传来了一片愤懑的诅咒声。
少年加卢津从头上摘下他一直戴着的黄色卷边制帽，跪在地上，跟在人群中向后面可怕的石壁退去。他向卫兵们磕头作揖，头时不时地撞在地上，他号啕大哭，哭得只剩一半直觉了，他拖长了声调，向卫兵们恳求道：
“我错了，弟兄们，宽恕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别杀我。别毁了我，我还想活，我还年轻，现在死太早了。我还要活呢，妈妈呀，我还想在见一次我的妈妈。求求你们了，弟兄们，饶了我吧。我会亲吻你们的脚，给你们挑水。唉呀，太可怕，真是灾难啊，我就要死啦，妈妈呀！”
他们当中不知是谁大声哭诉着：
“我亲爱的兄弟们，好心的同志们，这都是怎么了？你们清醒清醒吧。咱们一起打了两次仗。一起流过血，从事过共同的事业，为了它一起奋战过，可怜可怜我们，放了我们吧。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会用行动来证明的。你们都聋了吗？为什么不回答呀？你们的脖子上就没戴十字架！”
他们对西沃布留伊叫嚷道：
“你哟。你这出卖耶稣的犹大！在你面前我们算什么叛徒？就是你，狗杂碎，你才是个叛徒呢，比我们还要坏上三倍。真该把你掐死！你向自己的沙皇宣誓，却杀死了合法的沙皇。你向我们表忠心，却又背叛我们，出卖我们。趁你还没背叛你那见鬼的主人，跟他亲嘴去吧，可你早晚都会出卖他的。”
伏多维钦科站在坟墓边一直不动声色，坚持自我。他高高地仰起头颅，灰白色的头发在风中飘动，他大声地对勒扎尼茨基喊着，像公社社员对公社社员那样，喊得所有的人都能听见：
“不要卑躬屈膝！你的抗议他们不会理睬。他们这伙新禁军士兵，新刑讯室里的刽子手是不会理解你的。但别泄气，历史最终会澄清一切。后代会把政委统治制下那些粗暴无耻的人钉在耻辱柱上，揭露他们的肮脏勾当。我们沐浴着世界革命的曙光，像受难者一样死去。精神革命万岁！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万岁！”
突然，二十支步枪在无声的、只有射手们才觉察得出的口令下一起发射，一半的死刑犯歪在了一边，大部分人当场毙命。剩下的被第二次齐发击毙了。男孩儿捷连季·加卢津不停地抽搐，比所有人用的时间都长，但最终，他也伸直了身子一动不动了。
将宿营地转到向东的另一边，并在那里过冬的主意，没有立马被打消。沿着维茨科河与克日姆斯克河分水岭大道的一侧游击队队员们勘察了很久，走遍了这个地区。利韦里时常离开营地去树林里查看，把医生一个人留下。
但现在要搬去其他地方已经太晚了，也没有地方可去了。游击队在这个时期里损失惨重。在自己彻底覆没之前，白军决定进行一次攻击，以永久地消灭森林里零星的游击部队。于是他们将前线所有的力量集结起来，将游击队包围了。他们从各个方向逼近游击队。如果包围圈的半径再小一点的话，对游击队来说将会是一场悲剧。但这不易察觉的包围圈稍微有些大，于是游击队被拯救了。冬天来临了，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在这片大得没法穿过的森林里拉紧自己的侧翼，也来不及将这支农民部队包围起来。
无论如何，向任何地方转移都已经不可能了。当然，如果有一个可望施行的具有军事优势的明确转移计划，也许还能冲出包围圈，到达新的阵地。
然而，这种深思熟虑的作战计划是不存在的。士兵们疲倦不堪。下级军官自己的心情都已跌入谷底了，再也无法鼓舞自己的下属了。高级军官则每天晚上聚在一起开军事会议，提出各种对抗性的决议。
必须停止继续搜寻其他的过冬地点了，就在驻扎着的树林深处巩固防御工事，做好过冬的准备。冬天雪积得很深，这成为缺乏雪橇装备的敌人难以穿过树林的阻碍。必须挖好战壕隐蔽起来，堆放更多的粮食储备。
游击队的军需负责人比休林报告，面粉和土豆严重不足。不过牲畜很充足，他预测说，冬天里主要的食品将会是肉和牛奶。
冬季的衣服也十分缺乏。一部分队员甚至半裸着身体。营地里所有的狗都被勒死了。会制皮货的行家用狗皮替游击队队员缝制翻毛皮袄。
医生被禁止使用运输工具。因为有更重要的用途，大车现在非常紧俏。在最后一次转移中，重伤员躺在担架上被抬了四十俄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药品只剩下奎宁、碘和硫酸钠了。手术和包扎需用的碘是结晶体，需要溶解在酒精中。人们惋惜酿造私酒的设备被毁灭，只有又让那次审讯中罪责最轻的酿造私酒的人修理好那个被打坏了的蒸馏用的装置，不然就需要再修建一个新的。于是被废除了的私酒生产为了医疗的目的再一次恢复了。人们在营地里只相互递递眼色，晃晃脑袋。部队里又出现了酗酒的现象，这使军营中涣散的氛围更加严重了。
蒸馏出来的酒精几乎达到了一百度。这液体浓度奇高，很容易同结晶制剂融合在一起。刚入冬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纯度酒精浸泡奎宁制的外壳，然后用它治疗因严寒而再次复发的斑疹伤寒。
在这段日子里，医生常常看到帕姆菲尔·帕雷赫和他的亲人们在一起。他的妻子和小孩在过去的整个夏天里都在布满灰尘的大道上奔波，在露天坝里徘徊。可怕灾祸把他们的胆都吓破了，现在他们还在担心会有新的灾祸的降临。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他们身上印满了永不消逝的痕迹。帕姆菲尔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长着淡黄色的头发，由于长期曝晒，如今都变成了亚麻色，他们长着整齐白眉毛的脸也在风吹日晒中变得黝黑。孩子们还太小，生活还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令他们惊恐的痕迹，但经久不息的严峻震荡和危险，已经把生活中闪耀的生气从他们母亲的脸上驱赶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干瘪分明的轮廓，紧闭成一条缝的嘴唇，以及随时准备自卫、因为紧张而绷住的脸上的惊恐和痛苦。
帕姆菲尔爱他所有的家人，尤其是孩子，爱得神魂颠倒、死去活来。他用磨得十分锋利的斧头尖给孩子们雕刻各式各样的木头玩具，有兔子、熊、公鸡什么的，他雕出的玩具令医生也不得不为之惊讶。
自从他们来了后，帕姆菲尔变得开朗起来，精神抖擞的，身体也渐渐康复了。然而却传出了这样的消息，由于家属们呆在阵地里对军人们的情绪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所以一定得把游击队员同他们的亲人们分开，将军营里的非军事人员清除出去。部队派了很多卫兵，把载着难民的大车护送到更远的地方驻扎下来，并在那里过冬。但关于这次分离的闲谈要比实际的准备工作多得多。医生不相信这种措施可以得到执行。但帕姆菲尔还是渐渐忧郁起来，又开始出现了幻觉。
刚刚入冬，整个军营就因为一些莫名的缘由陷入了不安之中：不安、迷茫、恐怖和复杂的状态此起彼伏，古怪的不符合常理的现象也层出不穷。
白军完成了预定的包围暴乱者的计划。这次完美战役的首领是由维岑、克瓦德里和巴萨雷格三位将军组成的。他们都以坚毅和百折不回的果断而闻名于世。暴乱者的妻子们，尚未离开故乡的和平居民们，以及留在敌人散兵线后方的村子里的居民们，只要一听到他们的名字，立马就胆战心惊了。
先前已经说过，白军没有办法缩小包围圈，因此游击队很安心。然而，也不可能不考虑这种情况。安于现状会加强敌人的气焰。尽管在包围圈中没有危险，但也必须带着向敌人示威的目的努力挣脱防线，冲出包围圈。
为了这个目的，游击队分出大部分力量，集中对付包围圈的西线。经过几天的浴血奋战，游击队取得了胜利，在敌人的防线上冲出一个缺口，进入他们的后方。
缺口打开后，形成了一条自由通行的地带，从这里可以通向森林中的暴乱者。大批新难民蜂拥而至，来投奔游击队。涌入了大量的农村和平居民，游击队已经不在乎他们是不是自己的直系亲属了。周围的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家园，都是因为受到了白军刑罚措施的威吓，他们自然而然地全都被树林中的农民军队吸引过来，因为他们把游击队看成自己的保护神了。
但在营地里，游击队正试图摆脱已经存在的食客。他们已经顾及不了新的难民了。游击队员朝着难民们挺进，在大路上阻拦他们，然后把他们引向树林里契里姆卡小河旁边的磨坊，在那附近有一块烧荒备耕的空地。这片林中空地是由磨坊四周的农家宅院构成的，大伙儿管这叫“农舍庭院”。游击队打算把这里开拓成难民过冬的地方，并建一个仓库，专门存放分配给他们的粮食。
既然已经开始着手落实这样的决定，局势便在自己的轨道上发展下去，连军营司令部也赶不上他们。
击败敌人取得的胜利局面反而进入了更加复杂的地步。白军再次封锁了包围圈，一部分突围出去的游击队员被隔在了包围圈的后方。那支潜入白军后方脱离了主力部队的队伍突袭出来的道路就这样被切断了。
逃难者里有人也遭遇了不顺利。密林里人迹罕至，很容易走错路。派去接她们的人跟她们错开了，没找到她们，连她们的脚印也没发现，只好自己回来了，可女人们跟着感觉走进森林深处，一路上创造出许多奇迹：砍倒两旁的树木，架起桥，铺柴路，开辟出一条小径。
这一切都与游击队司令部意愿截然相反，利韦里的计划和指定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因此，他为此发着脾气。现在，他正同斯维利德一起站在不远处穿过大森林的公路附近。在公路上还站着他的军官们，在那儿辩论要不要割断顺着公路延伸的电话线。最后决定权属于利韦里，可他只顾着同流浪猎人聊天。利韦里向他们挥了挥手，意思是他马上就过去，请他们再等一等，先别走开。
对于伏多维钦科的死刑，斯维利德久久都不能停止强烈的谴责，斯维利德认为除了伏多维钦科的影响，除了同权威的利韦里争斗而给军营带来的分裂，他再没有其他的过错。斯维利德想离开游击队，为的只是能再次过上先前那种与众不同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游击队雇用了他，他是卖身投靠游击队的，如果他现在离开林中弟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枪毙。
气候坏得不得了，已经到了只能想象的程度了。一阵急风低低地从地面掠过，把飞舞在空中的煤烟絮似的乌云吹得粉碎。突然，从乌云中开始洒下雪花，就像惶惶不安的仓促中的一个穿白衣服的神经病。
眨眼的功夫远处便笼罩在一片雪白之中，地上铺起一层薄雪。但紧接着的一瞬间白雪又融化得无影无踪。大地的黑，天空的黑，就像木炭一样，仿佛要溢出一般，倾盆大雨在远处从天上一泻而下。地面再也装不下这么多水了。但只是一会儿，乌云便消散了，变得透明起来，仿佛开了一扇窗，从天上透着玻璃般的青光，想要给天空透透风。因为土壤无法吸收而在地面上汇集的水洼和池塘，也像开着窗户，回应着天空。
阴雨像一团烟雾似的沿着针叶树林里满是松节油树脂的松针一滑而过，但没有渗透进它们，正如水穿不过油布。雨滴像玻璃珠子一样缀满了整根电话线。它们紧紧地靠在一起，一连几个挂在电话线上，落不下来。
斯维利德是被派到大森林深处寻找难民的队员之一。他想把他目睹的所有东西都告诉队长，告诉队长乱七八糟的一切，相互抵触的不同意见以及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告诉队长一大群妇女中失去信心极端羸弱的女人所干出的残暴罪行。没了奶水的年轻母亲们背着包裹和吃奶的婴儿无力地挪着步子，终于心烦意乱了，把孩子扔在路边，口袋里的面粉全都抖搂出来，转身向后走去。一下子痛快地死掉比慢慢饿死好。落在敌人手里比被树林中的野兽吃掉好。
另一些极端剽悍的妇女，表现出的承受力和勇敢，连男人都不曾知道，也无法理解。斯维利德还有许多其他情报。他想预先通知队长，军队正面临着新的暴乱的威胁，远比镇压下去的那次更危险，但他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因为利韦里很不耐烦，气愤地催着他，催得他最终丧失了说话的才能。利韦里总是不断地打断斯维利德，倒不是因为大路上有人等他，朝他点头，喊他，而是因为最近两星期以来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向他提出这样的看法，这些东西利韦里早已清楚了。
“你别催我，队长同志，我本来就不是能说会道。话挤在牙缝里会把我憋死的。我说了什么来着？你去一趟难民车队，给那些西伯利亚娘儿们说说做事的准则。你瞧她们闹得多不像话。我问你，咱们是‘全力对抗高尔察克！’还是跟娘儿们来场大血战？”
“简短点，斯维利德。你看，他们正喊我呢。别拐弯抹角的。”
“现在说说那个女妖精兹雷达里哈，狗才知道那个泼妇是个什么东西。那妖婆说她是个给畜生的通风机……”
“是女兽医，斯维利德。”
“我说了什么？我就是在说她是个专给牲口治时疫的女兽医。可她现在根本不管你的什么牲口，她就是个反教堂派的老娘们儿，一个招魂的人，替牛做弥撒，教唆刚逃来的家属，把她们都教坏了。但她还说埋怨你们自个儿吧，你们撩起裙子跟在小红旗后面跑个什么劲儿？下次别再跟着跑啦。”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哪些难民，是咱们游击队的，还是别的地方来的？”
“当然是其他的啦，就是那些从其他地方新来的。”
“但她们已经被安顿在农舍庭院里了，就在契里姆卡河边的磨坊那儿。怎么她们不知不觉地就上这儿来啦？”
“咳！什么农舍庭院呀？你的农舍庭院就只剩一块烧过的地啦，都烧光啦，磨坊和所有树木都烧成一堆碳了。她们到了契里姆卡河岸，看着到处都光秃秃的，一根草都没有。一半人立马下定决心，大哭大闹地跑回白军那儿去了。剩下的掉转车辕，把所有的车队都赶到这儿来了。”
“他们穿过了密林和沼泽？”
“斧子锯子干什么用的？咱们派了些男人去保护她们了，帮着她们一起开路。听说已经开辟了三十俄里的路，还架了桥，这群滑头。听了这些，他们也算是女人呀？这帮坏蛋干的这些事咱们三天都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好一个滑头！你还高兴个啥？你这个蠢货，三十俄里的路啊。这不正中了维岑和克瓦德里的意吗？打通了通向大森林的通道，连大炮也能开进来了。”
“挡住。挡住。派人阻止他们不就完了。”
“用不着你提醒我也能想到这一点。”
白天越来越短，五点钟天就暗了下来。接近黄昏了，此时，就在几天前利韦里同斯维利德说话的地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这儿穿过了公路，向军营走去。从一个小山丘附近传来了库巴里哈活泼欢快的歌声，医生将这个赤脚医生戏称为“竞争对手”。这儿是一片林中空地，里面长着一棵花楸树，这棵树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军营边界的标志。他的竞争对手正唱着一首粗俗快活的曲子，可能是一首俄罗斯民歌。有人在听她唱。她的歌声又尖又细，不时引发一阵赞赏的笑声，将她的歌声打断。笑声中有男也有女。也许是人们渐渐散开了，周围慢慢安静，最后沉入一片静寂当中。
库巴里哈这时又唱起了另一首歌谣，歌声很低沉，因为她以为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小心翼翼地摸黑走着，慢慢地向着花楸树前面的小径走去，然后绕过树前满是泥泞的空地，生怕掉进了沼泽里。突然，他停了下来，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库巴里哈唱的是一支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没听过。大概是她即兴编出来的？
俄罗斯民歌就像拦河坝里的水。水面看上去波澜不惊，但水下却暗藏汹涌，水不停地流，从闸门里涌了出来，它表面的平静都是骗人的。
她利用了一切手段，比如反复、对比来延缓内容发展的进程。在某一个限度里，内容被猛地打开，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克制自己和控制自己忧愁的力量便如此表现出来。这是企图用话语将时间停滞的疯狂尝试。
库巴里哈半说半唱道：
一只兔子在大地上奔跑，
在大地上奔跑，在白雪地上奔跑。
它从一棵花楸树旁跑过，
它跑来向花楸树哭诉。
我这兔子是否有一颗羞怯的心，
兔子啊，我害怕，害怕野兽的踪迹。
害怕野兽的踪迹和饿狼的饥肠。
可怜我吧，花楸树丛，
花楸树丛啊，美丽的花楸树丛。
你不要把自己的美丽送给邪恶的敌人，
邪恶的敌人，邪恶的大乌鸦。
你把一捧鲜红的浆果洒向风中，
洒向风中，洒向大地，洒在白雪里，
扔向村里最边上的茅屋，
扔向最边上的窗户和草屋，
那儿隐藏着一位隐居的姑娘，
你在我妻子耳边低声说话，
我被俘虏成了士兵，内心很愁苦，
在异国他乡百无聊赖。
我要从痛苦的俘虏营里逃脱，
迎向我美丽的心肝。
士兵老婆库巴里哈给帕姆菲尔的妻子阿加菲妞·福季耶夫娜家的牛念咒治病。人们把母牛从牛群中牵了出来，领进灌木丛里，一只角被捆在树上。在母牛前腿旁边的树墩上坐着母牛的主人，在母牛身后的挤奶长凳上，坐着会占卜的士兵老婆。
其余的牛在一块不大的林中空地上拥挤在一起，数也数不清。黑森森的针叶树像一堵高山似的墙从四面八方把牛群围起来。宝塔形的冷杉那粗壮的树干像坐在地上一般，低处的树枝在自己周围向四周分散开来。
在西伯利亚的牛是一种从瑞士引进的优良品种。几乎都是同一种毛色，黑色带着白色斑点。牛儿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它们过的苦日子不比人少，长途跋涉不说，还要承受难以忍受的拥挤憋闷。它们身子挨着身子，一个个被挤得晕头晕脑。在混乱当中它们忘记了自己的性别，狂喊着一只爬上另一只母牛身上，激动不安地从上面费劲儿地拽耷拉下来的大乳房。被压在下面的还没生过崽儿的母牛甩起尾巴，挣扎着从它们身下跑出来，踩断灌木和掉在地上的枯树枝冲进了密林，在它们身后，放牧的老头儿和帮他们看牛的孩子们喊叫着奔向它们。
林中空地上由雪凝成的黑白云彩，像是被封闭在一个昏暗的杯子里，被云杉顶锁在秋天的空中。它们波涛汹涌般杂乱地挤在一起，渐渐化为流云，一片片重叠起来。
一旁站着一小撮人漠不关心地看着热闹，妨碍了巫婆念咒语。她带着不友好地眼光把他们从头到脚挨个打量了一遍，但承认他们使她感到拘束又有些贬低她的尊严。这个女演员的自尊心制止了她，于是她装作没有注意他们。医生躲在人群后面揣摩着她，但她没发现医生。
他头一次将她仔细看了个清楚。她戴着一成不变的英国船形帽，穿着一件武装干涉军的豌豆绿军大衣，衣领漫不经心地斜在一边。然而，她那高傲的神情中却掺杂着强烈的情欲，在她那张为了显得年轻而描黑了眼睛和眉毛的脸上分明写着：她已不再年轻了，穿什么，不穿什么都无所谓了。
但帕姆菲尔妻子的模样深深撼动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他差点没认出他来。几天来她衰老得叫人害怕。两只凸出的眼球快要从眼窝里迸出来了。如同车辕般伸长的脖子上冒出了依稀可见的血管。这全是内心的恐惧害的。
“根本没有产奶，亲爱的。”阿加菲妞说，“我以为它怀孕了，早该有奶啦，可奶水完全下不来。”
“怀什么孕呀！你瞧它奶头上有个炭疽疮。我给你点植物润滑油，给它涂上。当然，我还要念咒。”
“我还有一件倒霉事，就是我丈夫。”
“我用巫术让他爱上你，叫他不胡闹。这是可以的。他会粘着你，扯都扯不掉。说第三件倒霉的事吧。”
“他可没胡闹。要是胡闹倒好了。糟糕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他简直像跟我和孩子们长在一块了似的，为了我们把自己搞得憔悴不堪。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的是军营会分成两半，到时候我们就会去不同的方向。我们可能碰上巴萨雷格手下的人，而他又没跟我们在一起。没人保护我们。他们会折磨我们，因为我们的痛苦而高兴。我知道他的心思。可别对自己人做出什么蠢事儿呀。”
“让我想办法，减轻你的忧虑。说第三件倒霉事儿吧。”
“没第三件了，全说了，就两件倒霉事儿，母牛和丈夫。”
“哟，你就这么点儿倒霉的事，妈妈呀！瞧，上帝会宽恕你、爱抚你的。这样的人你白天黑夜地找都找不到。可怜的人儿脑袋里装着两件倒霉事儿，而一件就是心疼你的丈夫。你给我什么来治牛呢？咱们来谈谈价钱吧。”
“可你想要什么呢？”
“一个精面做的大圆面包附带你丈夫。”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你开玩笑的，是不是？”
“你要是嫌太贵的话，那大圆面包就免了。光你丈夫，咱们就成交吧。”
周围的人笑得更起劲了。
“它叫什么名字？我不是问你丈夫，是母牛。”
“这儿有将近半百的牛叫美人儿。好啦，画个十字求上帝保佑吧。”
于是她开始向着母牛念咒。起初她的咒语确确实实是针对牲口的。后来她念得自我陶醉了，于是把一整套巫术的咒语和运用规则都传授给了阿加菲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仿佛中了妖术一般听着这荒谬的咒语，就像他坐车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来西伯利亚的途中，听马车夫瓦克赫有声有色地唠嗑儿一样。
“圣姑莫尔格西娜，请到我们家做客。星期二，星期三，去掉邪和脓疮。脓疮快从美人儿的乳头上走开。立正，美人儿，别碰翻长凳。站得稳，牛乳多。斯特拉菲拉，惊骇的人儿呀，彻底剥掉它身上的疮痂，把疤扔进荨麻地里。巫师的话，如圣旨，灵验可靠。
“什么都得知道点儿，阿加菲什卡，辞令，训示，逃避咒、保护咒。你看看那，你以为那是一片树林。但其实那是肮脏的力量在同天使的力量交锋，互相厮杀，就像你们这些人同巴萨雷格作战一样。”
“或者你再朝我举的那个例子看看。不是看那儿，我亲爱的。你用眼睛看，别用后脑勺看，看我手指戳的地方。对啦，对啦。你认为那是什么？你以为是鸟想要搭个窝？可别那样想。那是吃人的恶魔玩耍的把戏。那是美人鱼用藤蔓在给自己的女儿编花冠。只要听见人从旁边走过，就扔下花冠，把他们吓跑。夜里就完成了，会编好的，你等着瞧吧。
“或者再说说你们的红旗。你怎么想？想它就是一面旗子？可你看到的完全不是旗子，而是瘟疫姑娘诱惑人的深红色手绢。我说的就是诱惑，为什么是诱惑？她挥动着手绢，朝年轻的小伙子们抛媚眼，小伙子们就被吸引去屠杀，去送死，然后她都散布瘟疫。而你们却相信这是红旗：要全世界的无产者，全世界的穷人都聚集到旗子这儿来。
“现在什么都得知道，亲爱的阿加菲妞，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都得知道。什么鸟儿啊，什么石头啊，什么草啊。举个例子，那只鸟儿是灰欧椋鸟，那只野兽是獾。
“现在我再举个例子吧。你想跟谁坠入爱河，只管说，我就让你想的那个人爱上你。哪怕是你们的长官呢，不管是列斯内赫还是高尔察克，甚至是伊万王子都成。什么？瞎说？我才不瞎说呢。不信你就看着听着吧。等到了冬天，下起暴风雪，地面上刮起旋风，雪柱在空中盘旋的时候，我拿刀子插进雪柱，在雪里一直插到刀柄，从雪里一定会淌出鲜红的血的。这你听说过吗？啊？你以为我吹牛？说说暴风雪里怎么有血？要知道这只是风，空气，还有雪屑。问题就在这儿，大嫂，这暴风雪不是风刮起来的，而是离了婚的女妖精丢失的幼仔变成的。这个恶婆娘正在野地里哭着找他，但是却找不到。我刀子捅她，这才有了血。我还能用这把刀把你想要的男人的脚印掏出来，用丝线缝在你裙子的下摆上。不管是高尔察克，斯特列利尼科夫，还是新沙皇，都会跟在你屁股后头。你上哪儿，他就上哪儿。你以为我吹牛，以为这跟‘要全世界的无产者，全世界的穷人都聚集到旗子这儿来’是一样的？
“又或者，比如从天上往下掉石头，像落雨点似的。人一从屋子里跨出门槛，石头就落在他身上。还有人看到过骑兵在天空中飞奔，马蹄在屋顶上一擦而过。或者有某些年迈的懂妖术的人曾发现：有的女人身体里有种子、蜂蜜或者貂皮。披甲兵们便切开她们的肩膀，就像打开箱子一样，从一个女人肩胛骨里用剑挖出一斗麦子，或者取出一只松鼠，或者取出一个蜂窝。”
有时在人世上会遇到一种强大而有力的感觉，其中总掺杂着同情。那些我们所敬重的对象，他们越是像我们的牺牲品，我们就越爱他。有些男人对女人的怜悯超越了可以预料的极限。因为敏感，他们把女人放在了一个无法实现的、在人世绝无仅有的、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地方。他们朝她周围的空气怒吼，朝自然规律怒吼，还朝她出生前的几千年怒吼。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足够的文化修养，让他怀疑巫婆最后的话是诺夫戈罗德编年史或者伊帕契耶夫编年史开头的部分，但已完全失真了，成了一部伪书。整整几个世纪以来，骗子和讲故事的人们任意歪曲了它们，还一代代地口口相传。它们老早就被搞得颠三倒四，又被抄录的人胡乱记了下来。
为什么这残暴的传说竟能如此牢牢地抓住他的心？为什么他竟把这种含混不清的胡诌，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当真呢？
仿佛拉拉的左肩被微微掀开了一点。就像把钥匙插进保险铁门里，镶入保险箱一样，利剑一转便打开了她的肩胛骨。于是在她灵魂深处发现了她藏在那里的心灵秘密。她拜访过的陌生城市，陌生的街道，陌生的房子，陌生的广阔地带，像一圈影片胶带一样一下子全都展现出来了。
噢，他多爱她！她多娇美啊！她美得就像我一直期望的那样，也正像他需要的那样。但她身上哪方面很美呢？能名状吗？能分析出来吗？噢，不，噢，不！她那无与伦比的单纯和流畅的曲线都是造物主从上到下一笔勾勒出来的，就是她绝妙的轮廓，亲手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他，就像刚洗完澡用被单紧紧包裹的婴孩一样。
可他现在在哪儿？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只有树林，西伯利亚，游击队队员。游击队被包围了，而他同队员们共患难。这是怎样的荒唐事啊，是多么可笑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一阵头昏。一切在他眼前浮现。这时预料之中的雪被稀稀拉拉落下的雨点取代了。仿佛一副从这栋房子拉到那栋房子、横跨城市街道上空的巨型标语，在林间空地上，有一个让人崇拜的放大了很多倍的头像，模模糊糊的，从这一头延伸到那一头。头像在哭泣，渐渐密集的雨水亲吻着它，浇灌着它。
“你走吧。”巫婆对阿加菲妞说，“我已经给你的牛念过咒了，它会恢复健康的。向圣母祈祷吧。看吧，全世界最富丽堂皇的宫殿，一本用兽语著成的书。”
在密林的西部边界，战斗正在进行。可密林实在太大了，以至于这场激烈的争斗看上去就像是发生在一个国家遥远的边界线上，而隐藏在密林深处的营地里人数众多，不管多少人从这儿离开上了战场，树林里总是还能剩下大量的人，所以营地永远都没有空闲。
遥远的战场上的枪炮声还传不到营地密林的深处。突然树林里响起了啪啪几声枪响。枪声一声接一声地在很近的地方响起，一瞬间枪声就变成频繁混乱的射击了。那个被枪声掩盖了的地方就是人们听到枪声并向四下里跑散开来的地方。营地后备队的人们向自己的大车跑去，掀起了一阵慌乱。每个人都把自己带入了准备作战的状态之中。
不一会儿，骚乱平息了。原来是虚惊一场。人们又向开枪射击的地方聚集起来，队伍越来越壮大。站着的人身后不断有新来的人围拢过来。
人群围着一个躺在地上被砍得血肉模糊的人。那人还在残喘着。他的右手和左腿都已被剁掉了。真想象不出，这个倒霉蛋用剩下的一只手和一条腿，是怎样慢慢地爬回了营地。砍下来的手和腿血淋淋的，被揉成一团吓人地绑在他的背上，上面插了一块写着长长一段话的木板子，在不堪入耳的骂街的话当中穿插着写道，这是对某只红军支队野蛮罪行给予的报复。但那支队伍跟来自林中兄弟的游击队伍没有一点关系。此外，木板子上还补充写道，如果游击队员们不在木板子上规定的期限之前迅速向维岑军团的军事代表们缴械投降的话，他们将对所有的游击队员采取这样的酷刑。
这个饱受苦难的残废人身上不断地流出鲜血，用已经不太利落的舌头发出微弱的声音，向大家讲述他在维岑将军的后方军事侦查队和讨伐队里所受到的酷刑和折磨。尽管他一刻也不愿停下来，但逐渐失去的知觉还是好几次打断了他。本来他被判处了绞刑，但为了显示仁慈，就砍去手脚来代替死刑，然后把这个被残害得不成样子的人放回营地，为的是吓唬吓唬游击队员。他们把他抬到通往游击队营地前所设警戒线的第一道关卡上，然后扔在地上，命令他自己爬，并不时地在他身后对着天空鸣枪逼他前行。
这个快要死的人微微颤动着嘴皮子。为了弄清楚他含混不清的咿呀声，周围的人弯下腰，把头靠近他嘴边听他说话。他说：
“小心点，弟兄们。他突破防线过来了。”
“阻截队已经出动了。在那会有一场轰轰烈烈地生死决战。我们会挡住的。”
“缺口。缺口。他想突然袭击。我了解。哎哟，我不行啦，弟兄们。你们瞧我，血直往外淌，还咳血。我马就要死了。”
“你躺躺，歇口气。你得安安静静的。别让他说话了，你们这群恶棍。看到了吗，说话对他不好。”
“我身上一块完整的地儿也没有，吸血鬼，狗杂种。他说，说你到底是谁，要不说我就叫你拿你自己的血洗澡。我能怎么办，弟兄们，我告诉他，我就是一个真正的内燃机兵。对，我就是这么说的。我从他们那儿投奔你们来了。”
“你总只说‘他’。那个折磨你的人到底是谁？”
“哎呀，弟兄们，内脏都要出来了。让我稍微缓口气。现在我告诉你们，他就是别克申首领，施特列泽上校，全是维岑的人。你们在树林里什么也不知道，城里惨叫一片。他们把人活活煮死，活生生地剥下人皮，抓住领子把你生拉硬拽地拖进无法忍受的黑牢里。你向四周一摸，就知道是囚笼，跟车厢似的。光是囚笼这么个地儿就关了四十多个人，每人只穿一条底裤。不知什么时候笼子打开了，伸进来一只爪子。抓着谁就逮住谁。每个人都脸朝外站着，像待宰的小鸡似的。真的。有的绞死，有的枪毙，还有的被抓去审讯。把你浑身打得稀烂，还要往伤口上撒盐，淋开水。你要是拉屎或是呕吐，就塞进你嘴里，叫你吃掉。至于对待孩子和处理妇女，噢，老天爷啊！”
可怜的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没说完，大吼了一声，然后长长地嘘了口气，便死去了。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情况，摘下帽子，纷纷在胸前画起十字来。
傍晚，整个军营里传遍了另一个消息，比这件惨无人道的事件更令人恐怖。
当时，帕姆菲尔·帕雷赫也在围观死者的人群当中。他亲眼看见了他，听了他的讲述，也读了写在木板上威胁的文字。
他时常为他死后妻儿们的命运感到害怕，这种笼罩在他心头的恐惧之大，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在想象中，他的亲人们承受着无尽的拷打折磨，他看到他们的面孔在疼痛中扭曲变形，听到他们的呻吟和求救的叫喊。为了让他们摆脱将要受到的痛苦，也为了减少自己内心的折磨，他在一阵悲伤的疯狂中亲手了结了他们。他用那把为两个女儿和宝贝儿子费烈努什卡削木头玩具的锋利得像剃刀似的斧子，砍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
奇怪的是，完事后他并没有紧接着自杀。他在想什么呢？他的前途将怎样呢？有何打算和意图？他是个显而易见的神经病，是个无药可救的活死人。
当利韦里、医生和士兵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处置他的时候，他正满军营地自由地游荡，把头低垂在胸前，皱着眉头用两只浑浊发黄的眼睛空洞地望着四周。呆板游离的笑容以及非人力无法遏制的痛苦神情一直挂在他的脸上。
没谁来可怜他。所有的人都同他断绝了来往。甚至传来建议对他处以私刑的呼声，但没有得到支持。
这个世界上，再找不出他能做的事了。黎明的时候，他从军营里消失了，他躲避着自己，就像一只染了狂犬病的狗。
冬天早已来临。开始了无法忍受的酷寒。在严寒的雾气里，时不时地出现一些零星无法联系的撕扯的声音和影像，它们一会儿静止不动，一会儿又移动开去，最后便消失不见了。太阳此时也不像从地球上看惯了的那一个，好像换成了另外一个，像个挂在树林中的血红的球。树林中充满了琥珀黄像蜂蜜似的浓稠光线，向四周晕染开去，就仿佛在梦中或童话里一样。阳光沿着道路凝滞在空气中，粘在了树枝上。
许多只沿着各个方向行进的套在毡靴里看不见的脚，像一堵墙似的踩在雪地上，每一步都发出怒吼般吱嘎吱嘎的声响。那些戴着长耳风雪帽、穿着短皮袄的一个个人形身影，孤单地在空气中移动，仿佛在围绕着发光的星球旋转。
相识的人们不时停下脚步相互交谈。他们把脸靠在一起，面孔就像刚洗过蒸汽浴似的，变得红扑扑的，脸上的胡须也被雪冰冻住了。黏稠的一团团雾气从他们嘴里喷出，像一朵朵云彩似的连成一大片，同他们仿佛被霜冻了的、简短的话相比，有些不相称。
在小径上利韦里同医生撞见了。
“啊，是您吗？好久不见了！晚上请您去我窑洞，就睡我那儿吧。咱们像从前一样好好聊聊。我还有消息要告诉您。”
“送信的回来啦？有瓦雷金诺的消息吗？”
“你们家的人和我们家的人一点动静也没有，信使的报告里只字未提。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得出了令人安心的结论：他们都及时逃脱了，没有危险。不然报告中准会有些只言片语的。咱们晚上见面时再谈谈其他的事儿吧。就这样，我会等您的。”
在窑洞里，医生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疑问：
“请您告诉我，您听说我的家人的什么消息了吗？”
“您真是鼠目寸光，就知道鼻尖前面的事。很显然，我们的家人都在活着，没有危险。不过，问题不在他们身上。我有个重要的消息。要不要来点儿肉？冻牛犊肉。”
“不，谢谢。别扯远了，扣紧话题。”
“随便您吧。我可要吃啦。营房里有人得了坏血病。人们都不记得面包和青菜是个什么东西了。真该在逃难的妇女们还在这里的时候，就组织人们去采集胡桃和浆果。我跟您说，我们所处的情况简直好极了。我以前预言的情况，现在都实现了。冰已经破了，形势开始好转。高尔察克正全线撤退。这是自发的全面溃败。我说的您听懂了吗？可您却还垂头丧气的。”
“我什么时候垂头丧气了？”
“经常都是。维岑逼近我们的时候更是如此。”
医生回想起在不久前的秋天枪毙了的叛乱者，想到帕雷赫砍死孩子和妻子，无休止的杀戮，把人打得血肉横飞。白军和红军比赛看谁更残酷，他们轮流相互报复着，而且越来越激烈，残忍翻了几番。见多了鲜血，他恶心得不行，感觉鲜血涌进他喉咙，冲上了头，连眼睛里都浸满了血。这哪里是垂头丧气？完全是另一码事儿。可怎样才能对利韦里解释清楚呢？
窑洞里飘散着一股煤炭的芬芳。这股味道直往天上冲，鼻子和喉咙被刺激得痒痒的。劈成小块的木头燃烧着，插在三脚铁炉上，将窑洞照得透亮。当一段木头烧完后，烧焦的炭灰便落进下面盛着水的盆里，利韦里便在点燃插上一段。
“您看，我烧的是什么？油都用完了。劈柴都干透了，一会儿就烧完了。是啊，营区发现了坏血病。您真要这样坚决拒绝牛犊肉吗？医生，您怎么看这个坏血病？要不要召开队部会议，给领导普及一下白血病知识，把情况说明一下，讨论一下用什么方法同它进行斗争？”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折磨我了。关于我家人的情况，您都知道些什么呀？”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关于他们的确切消息是一丁点儿也没有。我有一些关于最近形势的军事情报，我还没说完呢。内战结束了。高尔察克被打得头破血流。红军沿着铁路线向东追击，想把他们赶进海里。另一部分红军正迅速赶来同我们会合，好集中力量共同消灭他们人数众多的分散各地的后勤部队。俄国南部已经把白军肃清了。您怎么不高兴呢？你觉得这还太少吗？”
“不，我很高兴。但我的家人们在哪里呀？”
“只要他们不在瓦雷金诺，就是走大运了。尽管在夏天听说了卡缅诺德沃尔斯基讲的那些话，同我估计的一样，没得到证实。您还记得那个愚蠢的传说吗？说某个神秘部族入侵了瓦雷金诺。镇子现在完全荒废了。看得出来，那里还是来过什么人，所幸的是，咱们的家人提前撤出了那里。我们可以确信他们已经得救了。据我的侦察员们报告，情况就是这样，留下的少数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可尤里亚金呢？那边怎么样？谁控制着那儿？”
“这说法与事实毫不相符，无疑是个错误。”
“在那里好像还有白军。这完全就是谬论，明显是不可能的。我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我现在就告诉你。”
利韦里又往三脚铁炉里插了一段新的劈柴，把一张卷着的揉得都快烂了的地图拿出来，展开需要看的部分，其余的部分还是卷在一起。他手里握着一枝铅笔，满地图地指着对他说了起来：
“您看。这些地区的所有白军都被击退了。这儿，这儿，和这儿整个圆圈里。您在注意看吗？”
“他们不可能还留在尤里亚金。否则，在交通线被切断的情况下，他们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包围圈。不管他们的将军多么无能，也不可能不明白的。您穿上皮袄啦？您去哪儿呀？”
“请原谅，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屋里黄花烟和烧木炭的味道太呛人了。我不太舒服，到外面透透气。”
医生走出窑洞，用手套掸掉门口顺着摆成的供人休息的粗木墩子上的积雪，他弯腰坐下，两只手托着脑袋，沉思起来。冬天的密林，树林里的营地，在游击队里度过的十八个月，好像都不存在了。他忘记了所有。他脑袋里想着的只有自己的亲人。他编造的有关他们的推测一个比一个可怕。
他幻想着，在刮着暴风雪的田野上，冬妮娅抱着舒罗奇卡行走着。她用被子裹着孩子，双脚陷入雪中，她费劲力气从雪里把双脚拔出来。可暴风雪吹着她滑向一边，风把她吹倒了，但她立马又爬起来，双腿发软无力，却还要苦苦支撑。噢，他总是忘记，忘记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小的那一个需要她喂奶。她两只手都被占着，就像契里姆卡的难民一样，他们承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和紧张，最后都丧失了理智。
她两只手都抱着孩子，可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她。舒罗奇卡的爸爸不知去向。他在远方，总是离得很远，他们一辈子都天各一方。这是爸爸吗，当真存在这样真实的爸爸吗？而她自己的爸爸又在哪儿？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哪里？纽莎在哪里？其他的人在哪里？噢，最好不要给自己提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想，最好也不去琢磨。
医生从木墩上站起身来，打算回到窑洞里去。突然，他转了个念头，决定不再回利韦里那儿去了。
雪橇、装着面包干的袋子和所有逃跑所需的储备，他早就准备好了。他把这些东西藏在了营地警戒线外的雪地里，埋在一棵大冷杉下面，并在树上砍了一个特殊记号。他沿着雪堆中央被人踏出的小路朝着那个方向走去。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满月在天空中照耀着大地。医生知道在那儿安置着夜间岗哨，成功地避开了他们。但当他走到长着一颗被冰封的花楸树的林中空地上时，一个哨兵从远处向他吆喝了一声，直挺挺地踩在滑雪板上，飞快地向他滑了过来。
“站住！我要开枪啦！什么人？快说。”
“你怎么了，老弟，傻啦？自己人。你看不出来啊？你们的医生日瓦戈。”
“请原谅。别生气，日瓦戈同志。没认出来。不过就算是日瓦戈，你要继续往前我也不放。咱们还得公事公办。”
“哎，那好吧。口令是‘红色西伯利亚’，回答是‘赶走武装干涉者’。”
“那就没别的说的了。您爱上哪儿就去吧，随您的便。但这大半夜的，您出来游荡个啥？有病人吗？”
“睡不着，渴得忍不住了。想散散步，吃两口雪。看见花楸树上冰冻的浆果，想过去摘几个嚼一嚼。”
“冬天摘浆果，这可真是老爷们的愚蠢念头。三年了，我们一直想肃清这些愚蠢的念头，可就是清不干净。没一点儿觉悟。去摘你的浆果吧，真是精神有问题。我有什么好心疼的？”
哨兵使尽全力滑走了，踏在吱吱响的长滑雪板滑到了一边，而且越滑越快，在没有人迹的雪地上渐渐远去，最后滑到了贫瘠得像稀疏头发似的光秃秃的冬季灌木丛后面。医生沿着雪中小径，来到了刚才提到过的花楸树前。
它一半埋在雪里，一半是结了冰的树叶和浆果，两枝被白雪裹住的树枝向前伸着迎接着他。他想起拉拉那两条滚圆丰满的洁白胳膊，便不由得抓住树枝，把树干拉向自己。花楸树动了动，仿佛在有意回应着他，把他从头到脚都撒了一身雪。他低声嘟囔着，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就连自己也完全不记得了：
“我就要见到你了，我的美人，我的花楸树公爵夫人，亲爱的心肝宝贝儿。”
夜晚很晴朗。月亮照着大地。他进入密林，走向那棵令他朝夕思慕的冷杉，挖出他埋藏的东西，从游击队营地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