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死于什么是死于梅毒吗?

弗里德里希·尼采与约瑟夫·布雷尔未曾碰过面。因此,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当然不是两人邂逅下的产物。尽管如此,本书主要角色的生活状态系以事实为本,这部小说的基本组成要素——布雷尔精神上的痛苦、尼采的绝望、安娜·欧、路·莎乐美、弗洛伊德与布雷尔的关系、处于酝酿阶段的心理治疗——都发生在1882年。

弗里德里希·尼采在1882年的春天,由保罗·雷介绍给年轻的路·莎乐美,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跟她发展出一段短暂但深刻雅致的爱情。路·莎乐美既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文学女性,也是一名职业的精神分析学家;她同样为人所知的,是她与弗洛伊德亲密的友谊以及她的浪漫韵事,特别是跟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一段情。

尼采与路·莎乐美的关系因保罗·雷的存在而复杂,因为尼采妹妹伊丽莎白的从中作梗而悲惨收尾,多年以来,尼采为失去爱情而悲痛,为遭人背叛而耿耿于怀。本书所架设的舞台是在1882年的最后几个月,尼采此时深陷于抑郁的泥淖之中,甚至出现了自杀的倾向。本书引述了部分尼采写给路·莎乐美的绝望信函,都是尼采亲笔所撰,只是有些仅是草稿,有些在当时已被寄出。出现在第一章中,瓦格纳写给尼采的那封信,同样是真人实事。

1882年,约瑟夫·布雷尔投注心力在化名安娜·欧的贝莎·帕朋罕的治疗上。该年11月,他开始与他年轻的门徒兼朋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讨论这个病例。如本书所述,弗洛伊德是布雷尔家中的常客。12年之后,弗洛伊德与布雷尔的书《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书中第一个讨论的案例就是安娜·欧,这本书掀起了精神分析的革命。

贝莎·帕朋罕就像路·莎乐美一样,是个杰出的女性。在她被布雷尔治疗多年之后,她成为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工作者,她身后,原西德政府在1954年发行纪念邮票向其致敬,以表彰其贡献。然而,她就是安娜·欧的身份,却一直没被公开,直到1953年,欧内斯特·琼斯(Er Jones)在他所撰写的传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传》(The Lifeand Workof Sigmund Freud)中,首次将安娜·欧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世。

真实历史上的约瑟夫·布雷尔,是否沉迷于对贝莎·帕朋罕的情欲之中呢?布雷尔的内心生活鲜为人知,不过,相关的学术研究并不排除这项可能。相互抵触的历史记录间仅有的共识是,布雷尔对贝莎·帕朋罕的治疗,对两者都引出了复杂强烈的情感。布雷尔对这位年轻的病人全神贯注,并拨出了相当多的时间去探访她,以至于他的太太玛蒂尔德的确变得愤慨嫉妒。弗洛伊德曾对其传记作者琼斯直言不讳地谈到过,布雷尔在情感上对他年轻病人的牵扯过深,在他当时写给未婚妻玛莎·伯奈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曾再三保证,绝不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精神分析学家乔治·波洛克(Gee Pollock)曾指出,布雷尔之所以对贝莎有如此强烈的情感,根植于他早年失去了他同样名为贝莎的母亲。

安娜·欧戏剧性的怀孕幻觉、布雷尔的惊慌失措以及其后治疗的突然终止,这是长期流传在精神分析学界的传说。弗洛伊德首度对这件意外的叙述,是在1932年一封写给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信中。琼斯在弗洛伊德传记中提及此事,直到近年,这个故事才受到质疑。艾尔拜罗伊特·希尔施穆勒(Albrecht Hirschmuller)1990年的弗洛伊德传记中,所提出的说法是,这整个意外事件是弗洛伊德的虚构。布雷尔从未对此事做出澄清,他在1895年出版的个案记录中,极尽所能地吹嘘他的治疗功效,再一次加深了环绕在安娜·欧一案上莫衷一是的迷思。

布雷尔在心理治疗的发展上,有着深远重大的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将注意力放在心理学上仅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医学上对约瑟夫·布雷尔的记述,不仅称道他是呼吸作用与平衡作用的一位重要研究者,同时是一位出色的诊断专家,19世纪末的维也纳,整个时代杰出人物的医生,就是布雷尔。

终其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尼采都为健康所苦。虽然在1889年时,他崩溃并陷入严重局部麻痹痴呆(末期梅毒的一种形态,他于1900年死于这种疾病),然而一般都同意,早年的尼采(我根据茨威格1939年生动的传记概要,来刻画他就医的情境)受苦于严重的偏头痛。为了治病,尼采的求诊记录涵盖了遍布欧洲的多位医生,以此来看,他极可能轻易地就被说服,求治于当时声名显赫的约瑟夫·布雷尔。

依照路·莎乐美的真实性格来看,她不会苦恼地去拜托布雷尔帮助尼采。根据她的传记作者所述,她不是个会为罪恶感所严重烦扰的女性,并且,以她结束绯闻时罕有悔恨而闻名。在大多数事情上,她捍卫着自己的隐私,我所能确定的是,她未曾公开提过与尼采的个人关系。路·莎乐美给尼采的信无一幸存,极可能全数毁于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之手,她与路·莎乐美的反目,持续了一辈子。路·莎乐美的确有个弟弟耶拿,于1882年在维也纳读医科。然而,布雷尔极不可能在当年的学生讨论会中,发表安娜·欧的案例。尼采给友人兼编辑彼得·嘉斯特(Peter Gast)的信(列在第十二章末),伊丽莎白给尼采的信(列在第七章末),劳森医疗中心、费雪曼以及布雷尔的连襟麦克斯,以上皆为虚构。(不过,真实世界的布雷尔的确热衷于西洋棋。)除了两个尼采的梦之外:他的父亲从坟墓中起来以及老人濒临死亡时的咕噜声,其他在本书中出现的梦,皆为虚构。

1882年,心理治疗尚未诞生,尼采当然不曾正式把他的注意力转到那个方向。然而,我在阅读尼采的过程中发现,他深切并大量地关注于自我认知与个人变迁。为了年代先后的一致性起见,我约束自己只撷取尼采在1882年之前的作品,主要是《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 Too Human)、《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lations)、《曙光》(Dawn)与《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e)。1882年告终之后的数个月,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然而,我在小说里假设,该书的伟大思想,在小说背景的1882年,已经在尼采的心智中酝酿。

斯坦福大学宗教研究教授冯·哈维(Van Harvey),允许我旁听他卓越的尼采课程,并且接纳我参加长时间的学院讨论会,同时对我的手稿有着批判性的阅读,我从哈维教授处受惠甚深。我的哲学系同仁们,尤其是Eckart Forster及Dagfinn Follesdal,容许我出席德国哲学与现象学的相关课程,为此,我深切感激。许多人对这份原稿给予了建议,我在此致上谢忱:Morton Miller,提供了无比的支持;如同他对先前书籍的帮助,Phobe Hoss对此书也做出许多化腐朽为神奇的指点。内人玛丽琳一直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彻底无情的书评家,对本书从初稿到最终定稿,她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提供了延绵不断的批评,并且建议了本书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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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选自宗和的《尼采并非死于梅毒》

[美]雷纳德.萨克斯博士仔细研究了尼采1889年的病历及当时的书信,认为没有任何症状可以表明尼采患上了性病。他认为,在尼采的诊断记录中,丝毫未见染患梅毒的病症和颜面神经坏死、口齿不清等症状。他说:“尼采毫无这些(梅毒)症状,脸上表情依然灵活,反应正常,没有不时发抖,发病后的笔迹至少跟发病前几年的一样清楚,最重要的是讲话依然流利。”另外,他强调,在19世纪末期,梅毒末期患者大部分很快就会体能恶化,住院后不到5年即病死,但尼采发病住院后又活了11年,他表示,为尼采诊断的医师们曾怀疑尼采并非染上梅毒,但又说不出病名。萨克斯博最后大胆地推测,导致尼采精神失常的是一种慢性脑瘤,这种疾病完全可以解释尼采发病之后为何同时饱受偏头痛和视力衰退的折磨。至于摸黑尼采,说他嫖娼而得梅毒,是当时的精神医学界权威郎格.艾奇鲍姆提出的。郎格曾激烈攻击尼采及其学说,也曾遭到尼采严厉回敬。萨克斯博士认为该谣言始自1947年,郎格.艾奇鲍姆在一本谴责尼采是纳粹哲学思想核心的书中称,有位柏林神经科医师告诉他,尼采“还在莱比锡求学时,就因眠花宿柳而得梅毒,而且在当地接受两名医师治疗”。二次大战后,尼采的思想遭到学术界攻击,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急于抹煞尼采的声誉,郎格关于尼采死因的谣言一出,便有不少人乐于追随,并最终成为历史上对尼采之死的一种“权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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