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的女生者为什么要彩礼？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3-03-12 02:19 标签： 女权主义的女生
劳动的“妇女”永受尊重。独立的“女士”必将长存。但虚幻的“女神”和“女王”，早晚会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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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有位女性朋友私信我说：“小西，你怎么看待“女神节”这种名字?”
　　的确，在当今中国的法定节日当中，好像没有哪个节日比三八妇女节更加尴尬。连这个节日的也被人各种改来改去。
　　如果仿照五一节，叫它“三八节”，在中文某些特殊方言语境下，这似乎是骂人话。
　　那叫“妇女节”?又好像刻意把过节的人叫老了。
　　于是大家开始给这个节日的改名：
　　我上大学那会儿，就时兴将节日提前一天到3月7日，给大学女生们过所谓“女生节”。
　　大约刚好是我毕业前后，随着电商的飞速兴起，可能出于同样的“妇女节不好听”的理由，3月8日又变成了商家口中的“女神节”、“女王节”。
　　但这些“变种节日名称”后来无一例外的都变了味儿。
　　先是“女生节”很快因为“横幅太污”等事件在大学退潮，像“春风十里，不如睡你”这种横幅，让大学女生们看明白，她们的大学男同学们有些未必是想给自己过节。很多只是单纯馋她们的身子，得不到也要口嗨YY一下而已。　　
　　引发巨大争议的女生节横幅事件
　　而“女神节”、“女王节”，也日渐被证明是商家忽悠女性买买买的一种手段。
　　“女神”、“女王”这些称呼带有着非常强烈的消费主义暗示：
　　你只有肯多买化妆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才好意思称自己为女神啊!
　　只有舍得给自己多花钱，买衣服、包包一掷千金，才配称得上女王啊!　　
　　所以到头来，这些称呼都只是商家套路女性钱包的高帽而已。
　　旧名字听着别扭，新名字起一个就发现一个坑，于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过这个节了。这就是妇女节目前在中国尴尬的现状：很多新女性们不再愿做“妇女”，却又不知自己该被称呼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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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说，“妇女节”这个名字的确定，在中国确实有过一段争议。
　　由于父权和夫权长期的统治地位，在中国的古文中，“妇女”一词确实有轻微的贬义，其最早出现是在《礼记》中，周王室给宗族定的规矩是：“居丧不言乐，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妇女。”——妇女是严肃公开场合不得被谈论的对象，这看来就不怎么美妙。
　　而连用之外，“妇”和“女”在中国古文中确实是有各自单独的含义的，未嫁曰女，已嫁曰妇。妇女连用，本身就暗示了嫁与不嫁是衡量女性最重要的指标，女性被这个词锁定在了男权社会的附属品位置上。
　　所以在20世纪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主张弃用“妇女”一词的。胡适等人主张用“女性”或“女士”等词汇来翻译英文中的woman，强调女性并非家庭亲属关系的附属品，而有独立地位。
　　如果按这个路数发展，今天的“妇女节”或许会被叫做“女性节”“女士节”。
　　但这派新称呼风潮很快遭遇了反对，反对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的女创始人、著名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家向警予女士。　　
　　向警予认为“女性”“女士”等词汇过于资产阶级情调，为了与其划清界限，共产主义女权运动应该将“妇女”一词做重新的定义。
　　作为指代劳动女性的名称，在她的倡议下，一大批共产主义女权运动著作，比如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和列宁的《苏维埃政权与妇女的地位》等，都将women翻译为了妇女。
　　而了解国际共运史的人都知道，“妇女节”就是伴随国际共运而诞生的，比如三月八日这个日期的确定，最早就来源与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纺织女工大罢工，随后成立了第一个纺织女工工会。
　　这样一来，向警予所主张的“妇女”，也就取代“女性”、“女士”抢到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最终定名权。
　　当然，向警予这样改，也有她自己的考量。向警予认为中文繁体的“婦”这个字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说文解字》对其的解释是：左手扫把，右手簸箕，每天操持家务。
　　向警予认为：这个字可以被赋予新的解释，女性就是要从劳动当中获得独立的地位，进而争取自己的自由。　　
　　“劳动使女性自由”，这个判断，其实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女权一直的主张。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性地位也是要靠劳动争取来的。女性解放要先通过争取劳动权、再获得经济权、进而再去争取政治权。
　　19世纪、20世纪女权主义的发展路线，似乎也验证了这套理论的预判。
　　女权的最大两次提升，分别来源于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工业革命让工厂中首次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细致的工作，女性相比男性占有特殊优势(如棉纺织业)。这为女性的解放提供了经济基础。　　
　　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欧国家的男性都上战场打仗了，妇女更多的参与社会劳动，然后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就提升了。　　
　　可以看到，虽然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当时推动美国女权运动的基本逻辑，其实与我们是相似的，劳动的妇女应该获得尊重。
　　在这种在那个定义下，妇女确实是个光荣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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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劳动使女性自由”这个命题，恰恰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同门师妹”——自由主义女权所最为反对的。　　
　　经历上世纪50年代起麦卡锡主义打击之后，自由主义女权开始替代社会主义女权，成为美国女权运动的主流，并逐渐推向全世界。
　　自由主义女权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做根基，她们认为：女权斗争的基础，来源于卢梭的“天赋人权”，既然美国《独立宣言》都说“人人生而平等”，那么女人本来就应当获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跟我们劳动不劳动有什么关系呢?你们提劳动才能平权，那就是物化女性!
　　所以自由主义女权先天讨厌带有劳动意味的“妇女”，而更喜欢“女性”和“女士“这样暗示女性独立的称呼。
　　但美中不足的是，“人人生而平等”的英文原文是“Every man are created equal.”这个“men(人、男人)”就让自由主义女权者很不舒服。
　　所以这些年来，美国一直有一股女权主义动议，要求修改《独立宣言》这份在美国本来一字不易的“真经”——她们主张这句必须改成“Every man and women are created equal.”
　　自由女权主义者觉得这样一改，她们的斗争依据就坚实了。所以欧美女权特别强调这种字词上的“政治正确”。
　　你看，这就是社会主义女权和自由主义女权之间最大的分歧：
　　前者讲行动，而后者抠字眼，前者谈劳动给人权利，后者说天赋人权。双方都觉得对方那一套说法有问题，是完全两套理论。
　　在二战以前，国际女权运动中“挑大梁”还是社会主义女权这个“大师姐”，像男女同工同酬、妇女产假、经济独立，甚至三八妇女节，都是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当年靠罢工等斗争一点点争取来的。
　　泛社会主义女权拥护者都是一群相当“女汉子”的群体：老娘干多少工作，你们这些男人就得给老娘多少尊重——大体就是这个感觉。　　
　　德国社会主义女权领袖罗莎·卢森堡，曾是欧洲女权主义者半个世纪的偶像。
　　但冷战以后，随着国际共运的退潮，兴盛百年的社会主义女权也开始同步萎缩。在一些地方，共产主义女权甚至遭遇了严重的污名化，比如“三八”之所以在港台成为骂人话，就是在上世纪60-80年代，其社会对左翼的整体仇视中出现的。
　　目前的现状是，共产主义女权在全球的遗产被自由主义女权所取而代之，眼下各国的“女权主义者”，如果不加特定称谓，其实都指的是“自由主义女权”——正如百年前的“女权”几乎专指“社会主义女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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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自由主义女权也可以完成逻辑自洽，而且相当完美。
　　但问题在于，眼下它的信奉者很多是“半路出家”，谈自由主义女权时总是“串”社会主义女权的那里去，来回“双标”。
　　比如，自由主义女权不承认、甚至反感“劳动使女性自由”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是男性在把女性逼向劳动力市场，是“男权社会”以新的手段压迫和物化女性。
　　那么照理来讲，自由主义女权不会像社会主义女权强调社会福利和性别政策倾斜的重要性。自由主义女权拥护者应该是独立的，坚持在经济上、政治上自力更生。
　　可是现在很多女权主义者恰恰最强调这些——她们一方面强调女性的生理、心理特殊性，要求更多“同酬”。另一方面，又认为女性不应与男性“同工”。同时还要求社会跟女性做更多的主动的倾斜。
　　这就成了一盘自由主义女权和社会主义女权的杂烩饭：自由主义女权本来应当支持自由主义小政府，但很多国家的自由主义女权，现在却反过来要求社会加大对女性的补贴力度。
　　具体到中国，情况就更为混杂。很多女权主义者在谈到“彩礼”等旧时代习俗时，也认为应当保留，说这是男性在婚姻中应当给予女性的“性别福利”、“生育补贴”。可是真到了需要生育时，她们又想起了女权的基本信条——不能将女性视作生育机器。
　　这就不仅仅是“串”到社会主义女权了，简直是在数千年文明史中反复横跳。
　　若问：她们到底是女权主义者呢?还是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呢?
　　你若这么问她们，会被赠白眼一双：要你管，你个x癌……
　　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这些女权主义者太极端，其实问题不是她们极端，而是她们双标。
　　在谈女权时，她们总把不准一定之规，时而自由主义，时而社会主义，时而甚至封建主义，上下五千年，纵横寰宇间，怎么有利她们怎么谈，真让人捉摸不定。
　　也许，在这些“女权主义”者眼中 ，女性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
　　在政治地位上，她们应获得社会主义女权所梦想的那种尊重与保障，甚至更多。
　　但在劳动中，她们又最好能像19世纪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上流社会贵妇们一样，与劳动完全隔离开来，或至少比男人少一些为工作所累。女性应当从男人甚至社会那里获取“性别福利”……
　　这样的女性地位，不是社会主义女权所推崇的劳动“妇女”，
　　也不是自由主义女权所推崇的独立“女士”。
　　她想当的是神话传说中的“女神”或者旧时代的“女王”。
　　不得不说，商家敏锐的捕捉到这种心态，并推出了“女神节”“女王节”，脉是把的相当准的。他们在对某类人做精准投喂。
　　时下的很多公众，确实已经厌倦了带有强制劳动属性的“妇女”，又不敢做真正独立的“女士”，于是容易被“女神梦”所忽悠。
　　……
　　我是个男性，无权也不想对这种“女神梦”做过于刻薄的道德评价。
　　我也反感一些男性取笑其为“田园女权”：实事求是的说，一些男性对两性关系的狂想，其疯狂与偏执，跟她们比也不遑多让。
　　但我必须指出，这种女权设想，是难以实现的“空想女权主义”。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付出和回报都是对等的。没有人能长久的享受权利而不付出义务。
　　别忘了，即便是真正的“女王”，她所接受的任何命运馈赠的礼物，也早在暗中被标好了价格。　　
　　劳动的“妇女”永受尊重。
　　独立的“女士”必将长存。
　　但虚幻的“女神”和“女王”，早晚会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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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语权是各种主义者争夺的终极权力
在当代的社会理论中，事物和话语谁更重要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法国哲学家、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曾云：“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在我看来，话语理论当然无法否定物质现实，但我个人认为话语权是各种主义者争夺的终极权力。女权主义要实现的男女平权，归根结底是男女要拥有平等的话语权。
二、在男性创立的话语体系中，女性只能处于弱势地位
近年来有一个词很流行——“中华田园女权”，大意指的是打着女权旗号的精致利己主义。这个标签经常同另一个词“直男癌”出现在各大论坛有关男女问题的争论中，而在我个人看来：这些争论中有超过90%都是不同的人群给对方下定义、贴标签，然后互相用标签吵架，但是其实争论的双方或多方心里对各色标签都有不同的定义。争论到最后都是情绪的宣泄，或者衍生出男女对于经济、社会等问题（如买房、彩礼、婚恋等）的愤怒，各色标签满天飞，却没有几个人关注到底什么是女权。事实上，“中华田园女权”和“直男癌”看似冲突，实际上都是在男权主导的话语体系中的标签，本质上都是在强调“女性总体上不如男性”的观念。这两种标签的大体思路如下：
“中华田园女权”——因为女性总体上不如男性，所以男性要多忍让女性。
“直男癌”——因为女性总体上不如男性，所以女性要多服从男性。
三、“我是为你好”
就是一种强调地位不平等的说法
“我是为你好。”这句父母经常对孩子说的话，在两性关系中也经常被说出——这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父母对子女充满情感与道德绑架的“控制型”的教养方式，会导致子女成年后成为“巨婴”（“巨婴”一词因知名心理学家武志红的《巨婴国》一书而成为2017年的一个热词），为了满足自己的控制欲，而对伴侣也实施精神乃至肉体上的压迫。
打着“为对方好”的旗号，一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居高临下”对女性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的观点大行其道。例如：“女性外出要尽量穿得保守一点，否则会提高被性骚扰的概率。”这一观点看似是在帮助女性，但却毫无科学依据。事实上，根据犯罪心理学，性犯罪最主要的动因是控制欲而不是性欲——女性遭受性骚扰乃至强奸，大部分并不是因为其本人衣着上的错误，而是因为她看起来好掌控、不会反抗，这也是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幼女被性侵的几率能高达19.7%（男童被性侵的几率也高达7.9%）的主要原因。
在目前（2018年）男权仍占据上风的社会背景下，一些“为了女性好”的观点，正是在强调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进而为男性干涉女性权益、压迫女性找到更多道德上的理由。
四、贞操权是一种看似由女性掌控的男权
“一个不自爱的人，你让我怎么相信她能爱别人？”《欢乐颂2》中应勤就邱莹莹不是处女的问题而说的这一句台词，背后正是中国历史上长期被强调的贞操权。
贞操权看似由女性掌握，但这项所谓的“权利”的掌控方是男性。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如《唐律疏议》、《大清律例》均规定强奸已婚妇女所受的刑罚重于强奸未婚妇女——这其实就是在强调，女性对贞操只有“代位保管权”，而具有“所有权”的是其丈夫（男性）。
如果一个国家在文化和精神领域把女性排除，把对女性尊严领域的认知只局限在情爱和肉体，甚至鼓励女性不择一切守护自己身体，声称这是女性唯一的价值——这样的观念是对女性精神上的强奸，一定程度上比肉体上的强奸还要恶劣。在中国的古典名著中，除了《红楼梦》等少数几部作品，大部分名著中女性的形象都跳不出爱欲的范畴，看似优美的文字和艺术成了压迫女性、道德败坏的遮羞布。《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最终选择自杀，并不仅仅是因为被性侵，如此热爱文学、能将被性侵的经历用文字表达得那样“优美”的一个姑娘，绝不是一个心灵很脆弱的女性，或许，看透了那些用金粉涂抹的带着血的虚伪文字，让对文学无比崇拜的她信仰崩塌是导致她自杀的更重要的原因吧。
五、去标签化和选择多样化是女权主义在话语权之下要实现的次级目标
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曾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歌手李宇春一直因其中性的形象被称为“春哥”，个人认为这就是一种给不同性别贴标签的行为——长期以来，男权主导的话语体系给女性贴上了诸多不利于其参与社会事务和资源分配的标签，如温柔、贤惠、矫情、女汉子、剩女等等。
由于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女性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往往会在外界和自我限制下放弃许多选项，例如：“女司机开不好车”这一标签会导致原本可以成为卡车司机的一些女性因为长期被灌输这样的一种观念而看似主动实则被动地放弃了这一选项。
“女孩子数学肯定学不好”、“女孩子读书不要太辛苦”、“女孩子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倘若社会一直在有心或无心地向女性灌输这样的观点，最终就会放大对女性的不公平，减少大量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和资源分配的机会，这很像“温水煮青蛙”。
个人认为，女权主义首先要反对的，就是先天性的性别刻板印象，女权主义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性别上的去标签化，即去性别化。
去性别化在现实层面上可以体现在男女交往的任何问题上，而这仰赖于科技的发展和伦理观的与时俱进，例如：人造子宫技术的发展将打破女性对生育权的“垄断”，男性也可以生孩子，父亲和母亲的区别将仅限于染色体的层面。变性技术的发展使性别在后天可以随意改变，越来越多的金星将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周围的人对变性者渐渐习以为常。
六、女权不能靠男人
权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西方女性在中世纪时所受的压迫比之当时的中国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西方的女权不是上帝恩赐给西方女性的，而是一代代的女权主义者通过一次次的女权运动争取过来的。功利主义强调每个人都是理性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男性这个群体应该是不会主动去帮助女性争取平等的权利的，女权运动的主力，终究是广大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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