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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 | 18世纪初传教士眼中的大清帝国
整理：叶亮《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汤若望（中）、南怀仁和利玛窦编者按：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开始，基督教士们的身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714年10月，捷克青年耶稣会士严嘉乐（Charles Maigrot）启程前往中国。在中国期间，他和自己的欧洲朋友们保持着通信联系。这些信中，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下面所选摘的两则史料，分别是1717年和1725年严嘉乐写给自己的老友兹维克尔的信。其中有严嘉乐对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描述，有当时教士们在中国传教遇到的困难的记录，也有他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对中国宫廷的一些记述。在此我们将这两封信全文摘录，以飨读者。严嘉乐从北京寄给布尔诺尤利乌斯·兹维克尔的信（日）尊贵的神父：我的这封信又是写给您，尊贵的神父，因为我相信您的人生历程比从中国到布尔诺的路途更远，我用不着担心，当我的信送到时收信人已不在人世了。开赴马尼拉的船不久就要启航。我利用这一机会简略告知您以下内容：日我们乘六艘船从广州出发，这六艘船一则是送我们的官员用的，二则是广东总督的官员用的，也是供我们使用的。我们的船队经过时，每距十里的哨所，包括村镇城市，都鸣礼炮向我们致敬。12月8日我们从南昌动身走陆路去北京，乘的是轿子（轿子的样子见附图—严嘉乐）每抬轿子用两匹骡子驮着；另外外还有几百匹骡马驮着行李和随行人员，这一个长长的行列行进进起来铃声叮当,颇为悠扬动听。皇帝两次派人前来催我们快走。可是我们还没有赶到京城，他却又到塞外去打猎去了。在皇帝狩猎期间我们才到达了北京。1717年元月2日我们穿过城市，从我们修会的住院近旁走过（可是我们的教士们对此一无所知）,来到距京城约一小时路程的皇帝常住的夏宫。我们在那里一位宫廷大臣的家中住了八天。排行第三的皇子多次到我们这儿来询问各种学术问题。到元月10日我们才获准搬到我们修会的住院去。元月31日皇帝派使者传谕旨，他将要返京，叫我们到距京城数小时路程的矿泉疗养地去迎候。2月2日我们动身到那里去，3日一早皇帝就到了，我们跪在路边候驾。皇帝一看见我们，就让一个太监领我们去行宫，走的是只有宫里人能走的后门。我们在那儿用餐，餐具都是银制的。最后我们被带进皇帝住的殿里，我们用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向这位非凡的帝王致敬。这种大礼是这样行的：凡是第一次见到皇帝的人，进殿以后分两边站立，双手垂于身前。随后所有的人一起跪倒在地，两手按在地上叩头（将前额碰地）；然后大家缓缓直起身来，跪片刻后再叩头，共计三次。随后大家站起身来，站立片刻，再跪下三叩首；再站起，再做最后一次三叩首，共计三跪九叩首。这种大礼只在第一次觐见时举行，以后不再重复，只有中国的新年和在宫中庆贺皇帝生日时才用，那时各阶层的人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举行庆典。行这种大礼时需有大臣在场，大臣做手势或口头下命令，使大家行礼的动作能整齐一致。在感谢皇帝赐予礼物或食品时也行这种大礼，皇帝照例每年都要有所恩赐的。在其他的场合只需叩一次头，例如皇帝赐宴或赏赐其他东西时，即使是太子或皇亲，也得在接过礼物之前叩头谢恩。如果要描述中国庆贺新年的那几天，尤其是正月初―那一天的庆典是多么隆重、金碧辉煌和光彩夺目，我可以写满―大张纸，这种盛况是欧洲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我以为，在祝贺新年的半个月里，每晚在皇帝的夏宫里施放烟火，北京一个城市用掉的火药会比全欧洲―整年用掉的火药还要多。不过我得就此打住，免得我说的故事也随爆竹飞上天空。我还是说说在矿泉疗养地的事吧。我们行过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之后，皇帝命我们走近他，到安放皇帝宝座的台前去。我们到了台前刚跪下，他又叫我们直接登上台，跪在他宝座前的小桌边。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桌上，用指头指或者写字。首先谈起关于算术和几何的各种问题。随后皇帝唱了一个c-d-e-f的音阶，叫我跟着唱。他弹了弹我的羽管键琴，垂询了各种音调的问题。最后，皇帝表现出十分喜悦和恩宠，宣称：我的到来使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早就希望来一个好乐师，同时又是一个好数学家。由于我兼有这二者，皇帝对此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样就使德格里先生的威望大为下降。我原以为德格里远远超过我，但听了他的谈话以后我才知道，迄今为止他有点名气只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罢了。其实我对他评价如何无关紧要。所以我尽量避开他，免得别人以为我在自我吹嘘。我也不应该为我是一个更好的乐师和数学家而沾沾自喜，因为我不过是天主手中的一个较为适用的器皿而已。皇帝召见结束以后，两名官员搬走了我的羽管键琴，三皇子也帮他们搬。琴是这两位官员搬来的，现在还是他们二人将琴搬到行宫门口，交给了我的仆人。在此之前，当我们吃午饭时，也是这两位官员端菜、送饭、斟酒；饭后他们还打扫餐桌和我们照满人的习惯盘坐的席位。当我们向皇帝告别时，皇帝吩咐让我们品茶。这一次召见，以及2月7日在京城皇宫里第二次召见，皇帝并没有给我们什么任务，而只是创造一个机会听听我们对他的赞扬。不过这次召见时皇帝让我们讲讲我们知道什么新的数学方法。我们刚讲了一部分，他又命令我们把余下的部分讲给三皇子听。皇帝不能再听我们讲了，因为他正忙于一年一度的庆典，现在又外出狩猎水禽近—个月。6月初暑天快来的时候，皇帝到满洲去避暑，到1月初才回来：皇帝今年63岁，已在位56年。他的两个大儿子被关在滥牢里，默默无闻，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这两个人似的。大儿子的罪名是试图毒死自己的父亲和兄弟。至于曾被任命为皇太子的二儿子犯了什么罪我无所得知。至今没有任命继承皇位的太子。我们担心，如果没有任命皇位继承人皇帝就逝世了，皇帝又有这么多儿子，中华帝国可能爆发后果极为严重的暴乱。皇帝有16到18个成年的儿子（年幼的不计在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只有第六和第七位皇子去世了。不过，以上这些，您尊贵的神父，读起来大概是索然无味的，您要关心垂询的肯定是我们这里传教事业的情况。可是我又能写多少呢？我剩下的时间和纸张已经不多了。简短地说一点吧。1715年教皇发出的谕旨，1716年送到广州传信部的两位传教士手中。这两位传教士将教皇谕旨在广州的教士中秘密宣读。我们的教士（五位葡萄牙人，五位法国人）宣了誓，不再为中国人行圣礼。9月从满洲派来送我们去北京的李秉忠将教皇谕旨事告知了皇帝。皇帝命人写了一份抗议，以汉文、满文和拉丁文印制300份送到广州，让广东总督盖上官印，分发给欧洲来的船让，他们带到欧洲去。1716年11月初，当皇帝从满洲回京之后，北京副主教、方济各修会的康和之突然进入我们在北京的三个教堂，宣读了教皇的谕旨。但是，处理与此谕旨有关问题的几位中国官员当时正好在法国教士的住所。当他们从仆人口中得知这位秘密的不速之客的所作所为之后就禀告了皇帝。皇帝当即下令将康和之作为重犯逮捕，锒铛入狱。关押七天之后虽经耶稣会士的说项得到释放，但条件是：他必须将教皇谕旨的所有复印件（因是秘密带来的，所以被视为不合法）立即收集起来，自己带到广州去退还给那位将谕旨交给他的传信部的教士，让他将谕旨退还给教皇。我们修会的神父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当然恭顺地接受了教皇谕旨，作了相应的宣誓，但他们决定暂不执行，因为正如那位并不偏袒我们的主教自己说的，要想执行教皇谕旨而又不致使我们整个传教事业冒完全毁灭的巨大风险是不可能的。皇帝已再次声明：如果要禁止中国礼仪，他就不能容忍欧洲人留在中国；他命令德里格写信给教皇告知此事。如果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其他的欧洲人还可以活命的话，那么德里格先生早就该斩首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和其他欧洲人一样不肯听从皇帝的上述抗议；另—方面他在去年秘密呈交给皇帝的备忘录中造谣中伤，肆意诽谤耶稣会士和一位与我们友好的大臣犯了大罪；最后还有―点：他在多次寄到欧洲的信中欺骗教皇，说是如果禁止中国礼仪，并不会引起皇帝反对我们传教事业的任何危险。因此，皇帝称他为无耻之徒，是魔鬼附体，应该处死，皇帝命令他彻底认罪和悔过，并且写信给教皇承认自己说了谎：信上还需有关证人签字确认。尊贵的神父，关于这些情况您可以从罗马方面更详尽地了解。12月13日我和尊贵的康和之先生谈过话，那时他即将离京赴广州。日他到了广州。4月中他回到京城，向皇帝报告了自己的行动。尊贵的马国贤先生住在法国的耶稣会士的住所，他没有介入这场乱七八糟的事。德里格先生住在京郊的夏宫附近，像往常一样与三皇子过往甚密；但据我所知，自11月份以来皇帝没有召见过他。这个人外表看起来慈眉善目，但他的行为却是邪恶狠毒舌利如剑，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叫人心惊胆战。我来到中国使我们的教士们十分高兴，他们早就盼着我的到来了。您看，圣明的天主是多么保佑我，我因四年多身体不适才从奥洛莫乌茨调走，改在布尔诺的雅库布·克雷萨处工作。而且，也是圣明的天主的指引下，在我到布尔诺之前：前罗马的人们忘记提醒我：我到中国要搞音乐。如果他们告诉了我这一点，我就可能打消来中国的念头，或者会推迟来华之行。尊贵的神父，请您让您的见习教士和其他的教友们为我祈使我，至少能成为天主的音乐的有用工具。因为皇帝不在家，我从今天起有空余时间。我们将同戴进贤一起做（依纳爵）罗耀拉神父的神操。因此我就此搁笔，也没有地方可以再写了，还有许多有意思的事只好留在下一封信里再写。我最恭顺也为弥撒供奉祭品，在您面前我永远是基督最小的奴仆。耶稣会士严嘉乐日于北京严嘉乐从北京寄给布尔诺尤利乌斯·兹维克尔的信（日）1725年中国的传教工作报告去年，基督教各教派的传教士都被逐出京城。为执行这一决定，皇帝给了半年的期限。当这一期限经过许多磨难期满以后，不管是用永无休止的送礼还是通过别的途径，都已无法阻止许多省份的传教士被驱逐至广州。各省的总督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他们敌视基督教，另一方面是他们互相猜忌。这样，这些地方的基督教堂被转为别的用途，也有的改作异教的庙堂。被驱逐的人有：山东省全体传教士，即方济各会士5人，耶稣会士1人；山西省中国耶稣会士1人；河南省耶稣会士2人；陕西省梅树生主教以及方济各会士1人、耶稣会士1人；湖广耶稣会士4人；江西省耶稣会士4人、方济各会士3人；广西省耶稣会士1人；江南耶稣会士3人；福建省多明我会士2人。由于皇帝允许让那些可以为他服务的外国学术专门人才到北京来，利用这一机会留京的有：葡萄牙人高嘉乐，他是直隶省正定市的传教士，现任我们教省副会长，他是靠他的数学；葡萄牙人徐懋德，他曾在广州定居若干年，他是靠他的天文学知识；山东省的方济各会士康和之；湖广省最尊贵的主教穆伦内尔，他是私自来北京的，后来又自动离开宫廷去广州。留在陕西省的有葡萄牙的耶稣会士穆敬远，他是皇帝在1723年下令放逐到该省的；方济各会士奥塔扬努斯神父；还有个方济各会士躲藏在那里。留在湖广的有：葡萄牙耶稣会士聂若望，躲藏在该地；方济各会士叶崇光，他不久即去世；方济各会士费雷勒神父，他藏身该地，居无定所。留在福建省的有：中国耶稣会上托马什；还有几名方济各会士（神父）过去是躲躲藏藏，现在可以公开露面了，尤其是仇视基督教的浙闽总督去世以后更有可能了。这位总督在1723年收到福安县、对多明我会士的指控后颇为愤怒，发布了在福建省内反对基督教的第一个命令，并且在皇帝的默许下促使这种反对基督教的指控在全中国推广。不过，这位总督对杭州的传教士德玛诺防却十分友好，德玛诺曾为总督画过一张沿海地区的地图。这样，总督就没有干预杭州地区的教会事务。但天主的圣明对南京教省特别显示出光辉，那里的传教点除两处之外，都安然无恙，正好包括那些最重要的传教点。皇帝的谕旨发布之后，我们对那些分散在各省的传教士们既不能用他们年纪已老，也不能用他们要看守教友的坟墓为借口来加以保护，我们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争取让那些被放逐到广州的传教士能在那里安度晚年，而且通过这些人我们在宫廷中受皇帝陛下保护的传教士也可以收到从欧洲送来的生活补贴和书信。经我们争取，去年7月1日发布的命令送达广州，并逐渐在其他省份也公开之后，管理信徒最多的南京教省的传教点的教士们面前出现了一线希望，即这一命令对其他省份也将适用。由于这种希望，再加上花钱收买了总督府的官员，使被逐传教士离去的限期又延长了半年。但后来事态表明，这一特惠只对广州有效，就只好另想办法应付。由于被逐的人大多数年事已高，无力长途跋涉；其中有些人由于天主的安排患了重病，这些人又获准第三次延期半年。他们请医生检查身体，请医生开具证明，还盖上银印章。由于中国人一向关心照顾病弱人员：修会的其他会士也享受到了这种特惠。就这样，林安多神父至今仍留在南京，视察员王石汗神父仍在镇江，孟由义神父仍在上海，他们都已70多岁了。毕多明、白维翰以及平托仍在松江；平托是位乐师，早已被邀请去北京，但一直未能成行。法国人彭加德和卜文起一个在江苏，一个留在浙江。由于皇帝没有说话，各省总督也就宽容一些了。尊贵的神父王石汗和德玛诺本来也可享受对专门科技人才的特惠留在宫廷供职。但他们为了能关心照料自己的传教点，而放弃了这个机会。而北京的基督徒是享受足够的照顾的。当然，我们的会怀着使徒的精神，为拯救千千万万灵魂而做的这一切，却成了反对在中国的耶稣会士的不容置疑的证据。传信部的成员们是这样看问题的：“尽管皇帝下了普遍的禁令，如果耶稣会士能在江南和浙江省保住自己和自己的教堂的话，他们也应该能在整个中华帝国拯救所有的基督徒，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可是他们却宁愿丢掉那些较穷的传教点，只要能保住松江和上海这两块更珍贵的地区，他们的两只眼睛就只看见这两个地方了。他们想这样逼迫罗马（教廷）最终相信，他们在世界上到处宣扬的传教事业有遭到毁灭危险的说法是真实的。”可是这种话只有那些诡辩者与同他们一样没良心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诽谤荒谬绝伦，是不值一驳的。神父们走了，信徒们像弃儿一样孤苦伶仃。死神也叫走了两名神父，即上文提到的湖广省的叶崇先神父和北京的方济各会神父安格鲁姆。教廷传信部也召回了在这儿传教的画家托马策利神父和外科医生加格里亚尔蒂神父。他们本来能在去年创作出几千幅艺术作品传诸后世的。我们余下的人中留在北京的有：传信部的乐师德里格，圣衣会的神父格利马尔蒂（视察员）和那永福（乐师）、巴伐利亚的雕塑家希佩尔，还有康和之神父，此人私自住在北京，宫廷并不知晓。住在（葡萄牙）耶稣会住院的人有：70岁的葡萄牙人苏霖，他是望远镜专家；奥地利尊贵的神父费隐，他已任住院院长两年多，他是测地学家；巴伐利亚人戴进贤，他任钦天监监正；葡萄牙人徐懋德，他是住院总管和视察员；还有我，摩拉维亚人，搞音乐；林济各教士，他是瑞士人，但归属于修会的捷克教省，是钟表师；那不勒斯的教主罗怀忠，他是外科医生；米兰的教士郎士宁，他是一名杰出的画家，深受皇帝及其他官员的宠爱，一直在宫中供职；佛罗伦萨的教士利博明，他是铜雕刻专家；还有一名佛罗伦萨人佛贝利，他是作为军事建筑师来中国的，是住院的副总管。居住在属于我们住院的“圣若瑟住宅”的有：视察员高嘉乐神父，不久以前他曾任教省副会长，他不在宫廷服务；中国人樊守义，他从事教会管理、不在宫廷服务；朗士宁教士（上文中我误将他列为居住在住院的人之一）。居住在属于法国神父的一圣萨尔瓦多住宅的人有：视察员殷弘绪，他不在宫廷服务；白晋，这位七十高龄的老人以阅览中国书籍自娱；翻译家巴多明；测地学家雷孝思和冯秉正；神父宋君荣和雅嘉禄，他们等待着作为数学家到宫中供职；还有安泰教士、他是外科医生。北京的基督徒还是小心翼翼地勉强受到照顾。男的教徒可以正常上教堂，但圣诞夜除外。至于女教徒去教堂那就难了。一方面有皇帝的通令，其中禁止妇女进教堂，另一方面更怕在街头巡逻的士兵。他们一旦发现妇女进了教堂，马上就就审问她们，威胁她们。所以有时不得不借―座较好的民宅来做弥撒，以便让这样的基督徒领到圣体。在神父被驱逐的省份里，只要有可能就指定传道员，他们对那儿余下的基督徒进行家访、讲道，坚定教徒的信仰，为他们做洗礼。传道员应向神父报告工作。在皇帝服丧的三年中，他只召见欧洲人两次：一次是去年（1724年）7月1日，当他收到我们要求建立广州站（以便让遭驱逐的传教士能留在广州而不必去澳门）的备忘录之后；第二次是在同年11月份，皇帝想在托马策利神父和加格里亚尔蒂修士回欧洲以前再见他们一面。召见时皇帝说：（外国人）谁想回国他都不阻止，但应该向他禀告，因为外国人离华应以礼相待并赐予礼品，对于这一点他颇为重视云云。今年4月29日钦天监监正戴进贤奉召进宫，皇帝询问他，授予他朝廷的官职时，我们（教会）方面有没有加以阻挠。其实当年汤若望和南怀仁领受朝廷的官职时就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据说是：在大臣中如果有一个人只有官职而没有品级，这会是对其他大臣的不敬。现在经皇帝恩准，钦天监前几年编的历书即将出版，照惯例所有参与编纂的人都要署上名。可是所有的人都是有品级的官员，而戴进贤监正没有品级，名字不应列在别人之前；但把他的名字放在最后，又与他监正的职位不相称。而且，钦天监监正每年有几次上朝，在另外一些隆重的场合也会与其他大臣们一起出现，别人都穿着有品级的朝服，惟独监正一人与众不同，这样也不妥。由于皇帝催促要早日答复，戴当时就回话说：对陛下的意愿无人反对。 但三天之后戴进贤上了一份奏折，要求除钦天监监正之外不另担任官职，以免中华帝国的居民误认为我们来此不仅是宣扬圣教，也是为了高官厚禄。皇帝准奏，第二天就封戴进贤为礼部侍郎，这样就把钦天监监正这个只有欧洲人才用的官名改成了一个常见的官名。皇帝9月底服丧期满之后，就给欧洲人展示了新的“一幕戏”。引起此事的机遇是教皇派遣的两名圣衣会神父来北京，带来两封教皇的信件和礼品。关于此事皇帝已在本月从广州得到报告。这幕戏是这样开场的：10月19日钦天监监正到了皇帝新的夏宫，呈交了不久将发生月食的报告。当今宰相、皇十三弟见到报告之后，叫他告知德里格、苏霖和巴多明三人，让他们第二天去见他，他有话给他们说。第二天皇十三弟见了这三位教士，对他们谈起皇帝曾说过，他服丧期满之后就又可召见欧洲的教士了。皇十三弟说：“现三年的丧期已满，皇帝陛下设过盛宴，但你们欧洲人没有去。你们写好贺喜的奏折，农历九月十九（即10月24日）呈来，我转呈皇上。”在他规定的这一天，我们在宫廷服务的教士全部在新夏宫集合，共21人，即耶稣会士17人，传信部4人。教皇派来的圣衣会的两名神父虽已在两天前到达，但因此事已交礼部审议，宰相决定让他们仍留在寓所。我们的贺喜奏折宰相已收到，上午已转呈皇上，下午他让人转告我们，叫我们在宫门前等候。我们被宣进宫的时候已是下午三时半，每进一道宫门，太监们就重新清点人数。作为戏的“序幕”，我们被分为三组，经彻底搜查之后终于被带进内宫，一直到皇帝面前，我们在皇帝的右侧分三排站立，每排七人。排与排之间的距离能让一个太监通过，然后我们下跪在白色地毯上。这时皇上转身对我们说：“你们是来向我问安的吗？＂我们当即叩头称是。皇上接着说“在服丧期间朕忙于无数紧迫事务，所以没有召见你们，也没有召见喇嘛和僧尼。今后每五天或七天你们可有几人来见朕，朕若有空就叫你们，没空就不叫，那也没有关系。”听了皇上的这些话我们又叩头谢恩。皇帝问苏霖多大岁数，苏霖答道：七十岁：皇上又对白晋（他也已70岁）说：“看你脸色就知道你身体不好。”白答称：“正相反，我很健康。”然后皇帝又看了看德里格，问他：“你怎么样？有病吗？”德里格略带犹豫地答道他有点不太舒服。皇帝说：“可是你的脸色表明，你没有病。”德里格一向健谈，马上回答说“我一站到陛下面前，马上就感觉好多了。”过了一小会儿他又说：“一个人心中高兴，也就会容光焕发。”随后，皇帝吩咐上满洲奶茶，叫太监们—送到我们面前前，叫我们喝茶。他还说，只有重要的大臣才有幸在御前赐茶。我们又恭顺地叩头谢恩，但茶却不敢喝。巴多明补充说，蒙皇上恩宠赐茶，我们已经我们已经满足，岂敢再喝？然后皇帝又谈起各种宗教信仰，他说：你们是中国的客人是来宣扬天主的《圣经》的；同样，喇嘛、佛家僧尼还有阿拉伯人也是中国的客人。他说，每个大帝国都有符合本国国情的经书。中国有自己的经书——儒学，满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欧洲人都有自己的经书。他说，各国的经书都是好的，因为每一种经书都认为必须为善并教诲别人为善。“但是，如若要将各种宗教信仰加以比较的话，”皇帝说，“哪种宗教能与中国文人的学说——儒学相提并论呢？”但他说，所有的宗教信仰的目标都是同样的，是多位一体的。“天”、“佛”、“天主”，还有穆斯林，信奉的“安拉”都是一回事。用一种宗教去反对另一种宗教，这有违常理。他说：“你们欺侮佛教徒，反对他们；他们反过来又一报还一报，攻击你们的《圣经》。虽则每一种宗教本身都是好的，但它们的信徒中间总会有坏人，这些人违犯教义和教规。对于这些坏人必须加以处置，但处置他们并不等于压制他们信的宗教。我为了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杀了成千上万的喇嘛，毁掉了多少喇嘛庙呀！”巴多明说这些喇嘛是咎由自取。皇帝接着说：“这倒也不是。 其实这些（死掉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的喇嘛，他们不守教规，实行武装叛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同样我驱逐了不幸的教士穆敬远，因为他煽动众人介入了本与他无关的事务中。”为了表明他的这些论断的正确，皇帝两三次放声大笑。他说话时口若悬河，充满自信，我们这些教士既没有机会回答，也不敢提出异议。而且，谁要是用不妥当的答话来打断皇帝的讲话，这本身就是有危险的。在召见前太监们就曾几次提醒我们，在皇上面前讲话要小心。 关于各种宗教的谈话讲完以后，皇帝忽然问教皇派来的人来了没有？在场的圣衣会神父马上回答：“来了。”停了一会儿皇帝说：“朕乃中国皇帝。世界上大小国家都派遣使臣来朝觐。教皇派来之人也是小国使臣。谁也不可吓唬他们，训诫他们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让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拘束。朕自有办法开导他们。如果教皇觉得朕的话不中听，朕也不会介意。如果他们心存恐惧，不敢自由地说出他们来此的使命，那么他们回去以后怎样向教皇复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臣是诚实的，他就向自己的君王老实承认他没有能完成使命，没有办到该办的事。但如果使臣不忠诚老实，他就会编造一套话来搪塞过去。你们虽是欧洲人，但也是我的臣民。如果朕派遣你们去办事，你们胆敢编造不实的报告来欺骗朕吗？因此你们还是不要害怕，也别因为你们害怕，引起（这两名使者）他们更大的恐惧。巴多明插话说：“现在我们不害怕了。”我们又一起叩了头。皇上说：“天快黑了，你们还要进城。你们请回吧！”当我们走出了皇宫的外宫门、太监们又把我们叫回去，让我们拿皇帝赐给我们每个人的哈密瓜。我们跪着受了礼，又在太监面前磕了三个头谢恩，每人拿着自己的哈密瓜出宫。我们径直往十三亲王的王府，请那儿的一位太监转告亲王一切顺利，感谢王爷协助安排了这次召见。亲王也通过同一位太监回我们一封感谢信，信中说，他牙疼，而且天色已晚，不能接见我们了。第二天（10月25日）礼部禀告皇帝，教皇派来两位使者带来两封信件和礼品。皇帝命将两份信件交军机处间并翻译出来。翻译用了几天时间，在这几天中这两位使者在礼部学习皇帝隆重召见时的礼仪，他们每天的膳食也都是按规定配制烹调的。10月30日教皇的两份信件的译文呈交给亲王，同时报告亲王说他们二人也乐意留下为皇帝陛下服务。亲王巧妙地拒绝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从遥远的国度带来贡品的正式使者不回去，不给教皇带去皇帝的回礼，这既不利于中国的尊严，也有损于教皇的脸面。11月7日圣衣会的两位神父第一次在皇宫受到皇帝正式召见，由德里格和巴多明担任翻译。召见时皇帝只问了问教皇的身体健康和年岁。照此处惯例为他们设宴并三次为他们上满族奶茶。值得注意——还是可笑——的是：当巴多明在教他们怎么叩头时说：“跪下”——“弯身”——“起来”等等，这时德里格先生出来纠正他：说他应该说“弯下身”，而不该说“弯身”。11月14日北京的邸报上发表了皇帝对教皇的第一封信件的复信，复信的拉丁文译本按照皇帝的旨意由上述两名译员负责翻译，拉丁文译文应与汉文和满文本同时在报上发表。这封圣谕我私下（经与中国学者商讨）将之逐字逐句准确译出，全文如下：“奉天承运皇帝致函暂居意大利王国的教皇：接你的来信及你送我的贵国礼品，朕看到你一片诚意，现已逝的先帝君临世界各国之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先帝驾崩之后：全朝大臣和国内外臣民无不悲痛欲绝追念先帝。朕自登基以来，心继承先帝功业。教皇在来信中感谢先帝的恩宠，为我的福祉祈祷。来信词真意诚，令人信服，崇敬之意溢于言表，朕―读再读，心中甚悦。对从远方来华的贵国使臣朕礼仪有加，盛宴接待。至于客居中国的欧洲人之事，朕乃对一切事物一视同仁之皇帝，经常训诫他们行为谨慎，谦逊安静。他们如能恪守我国法律，不作奸犯科，则肯定会蒙受朕之恩宠与保护。贵国使臣即将返国，朕十分乐意写此复信并赐丝绸60匹，金线纹绣锦缎40匹，以表朕对你的崇敬之忱，敬请笑纳。特此复函。”对于教皇的第二封信件要求释放德里格和现在广州的毕天祥和季佑康事，皇帝另写信答复的。信中称：德里格案已经皇帝审查，明他向罗马教皇寄送不实材料，向先皇（康熙）报告臆造情况，但因他是海外来华之人从轻发落，只拘捕入狱。新帝登位大赦天下之际，已将之与其他未判死刑的犯人一道释放，恢复自由。至于在广州的两人，在大赦时广州官吏未向皇帝禀报。现拟审理此案将二人释放，不必由教皇提出书面请求。信中称皇帝已令有关部门释放此二人。最后除上述赐赠的绸缎外，这一谕旨又赠16种各类礼品（总价值数千金币），皇帝看了这些礼品，颇为欣赏。11月17日方济各会神父费雷勒秘密来京。他原在湖广传教。他这次来京骑着毛驴，衣衫褴褛，剃光头，就像一个中国仆人，而不像一名尊贵的欧洲人。他到京后径直前往居住郊区的传信部教士处，第二天又搬到住在城里的德里格先生处。他将留在那儿还是又要往别处去，目前还不清楚。如果传信部的教士们对耶稣会士多一份信任，而耶稣会士们也对此作出相应的反应，我想能协调得更好些，双方的偏激行为就会缓和一些。对我们传教事业最为有害的是：罗马（教廷）对传信部教士什么都相信，而对耶稣会士则什么都不相信。11月18日教皇赠送的礼品献给了皇上，但有些较好的礼品海运途中破损了。同日下午二时许圣衣会的两名神父、译员德里格和巴多明以及当时住在夏宫的另外几个（欧洲）人第二次受到皇帝的召见。召见中皇帝提及，由皇兄（应为皇帝的父亲——科尔马什注）下令拘禁的德里格先生的罪过并不是最大的，所以赦免了他。皇帝说他这个人众叛亲离，众人都反对他，因为他太倔强。但“因为他太倔强”这句话德里格为二使者翻译时没有说，巴多明帮他补译了。这时，两名使者中的长者葛大度简短地提醒皇帝说，陛下不久前召见全体在京的欧洲人时，曾恩准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必害怕。葛大度说他有几件事想启奏皇上，但还有些害怕，所以再次恳请陛下恕他无罪。皇帝陛下马上表示同意。葛大度神父（天主给了他优异的口才）就讲了起来，用的话语几乎与不久前巴多明向十三亲王的讲话一样。葛大度说：“当我们回到教皇身边，向他报告陛下对他本人、对他的信件和礼品的好感、并回赠丰厚的礼品，报告我们两人在这里受到的礼遇和恩宠、教皇会感到无比高兴，可是当他问起这里的传教士们情况如何，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传教士必须从所有的省份撤离，只在北京和广州能留下几人，这是他的心中一定会充满了悲伤，这种悲伤会大大超过他听到前面的消息所感到的欢乐。假若陛下能恩准传教士们返回他们原来的工作地点，定能使年事已高的教皇益寿延年。”对此皇帝回答道：“朕若想准许他们返回原地的话，早在你们为此事上奏之时朕就会同意了。其实我并没有叫人拆毁教堂、我也没有驱逐欧洲人，没有迫害基督徒，我也没有说你们的宗教不好呀。在中国的传教士一共有多少？”下面禀告他说，共有四十人左右，皇帝说：“他们到底想做什么？他们人这样少，我们国家这样大，分到每个省份只有两三个人，更不用说他们还不懂中国话，还有，如果信奉你们宗教的我国臣民违犯了我国的法律，你们将怎样惩处他们？你们手上又没有权力，难道你们想要朕授予你们惩处朕的臣民的权力吗？朕允许你们在宫廷和在广州居住就够了，对你们也安全一些。朕知道，你们的意图是使全中国都信奉你们的教。既然如此，你们何不先让整个宫廷和全广州市都变成信奉基督教的呢？到那时想叫全国都信基督教就不大费事了，你们可以让那些信基督教的北京人、广州人去办，比你们自己去办容易得多。此外，你们还说你们的教和我国的儒教没有多大区别。果真如此，你们又何必把你们的教强加于我们呢？如果两者还是有区别，那么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是不会为了你们的的宗教而放弃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学的。如果你们说基督教优于儒教，那么就应该对比两者的基础，公开辩论。皇帝滔滔不绝地谈论了宗教问题之后，满足了葛大度提出的要求。葛要求皇帝陛下恩准他回到欧洲之后重新返回到中国来，因为他在这里为皇上服务。这项请求正合皇者心意，他回答称：欧洲帝国很小，大清帝国幅员辽阔，所以欧洲人在这里可以比在欧洲生活在更舒服。谈话结束后皇帝今当场设宴款待客人，自己退席去用午餐（或晚餐）。与此同时，按照皇帝旨意在宫外也设宴款待蒙皇上召见全体欧洲人的仆人们。皇帝展示的“这一幕戏”就写到这。（去欧洲的）船即将起航，不容许我等“这幕戏”演完，我甚至有点害也连这封信过赶不上开往奥斯坦德的船了，不过，也许还会有一条船能把两位使臣运送回去。下面说几句关于交趾支那王国原来欣欣向荣的传教事业到去年12月为止突遭灾难的事。那儿的国王手下有―位大臣，善于搜刮民脂民膏，十分得力，而且权势很大，国王的王位几乎不稳。在这个大臣的唆使下国王反对基督教，下了禁教令，驱逐传教士。随后神父和信徒们都遭了映，一直到今年4月王太子即位。新王登基后，因他是同情基督教的，就开始废除先王仇教的措施。他甚至想把那个大臣凌迟处死，凡参加过仇教行动的人，他都分别加以惩罚。可是，仇教的大臣们又起草了一份敌视基督教及传教士的命令，他们觐见国王，严词相逼，国王为保住王位，只得签字批准了这项命令。结果使所有传教士被驱逐。有些逃往邻国柬埔寨，大部分去了澳门。就这样，当年无比荣耀的天主的葡萄园竟在谁都没有预料的时候毁于一旦。可是某些人却对中国的传教事业的现状欢呼雀跃，他们想对罗马和全世界发布上千万条消息，说什么“从此将天下太平”。但愿这些好心的人认认真真读一读厄则克尔先知的第十三章，他们就会明白，先知的话首先是说给他们听的。对于所有读这封信的人来说，我是基督最小的奴仆严嘉乐日于北京（以上史料摘自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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