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自己是一名蔗贩,想自己收购甘蔗糖厂然后自己再拿去糖厂倒卖,你们觉得糖厂里面的负责人怎样才会收我的甘

糖厂收购一吨甘蔗的成本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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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糖厂高层领导闲谈中了解到,糖厂从农手中收购一吨甘蔗的成本大约是362元,以广西xxxx糖厂为例,全区统一收购价260元,(对应糖价3900元),良种加价15元,装车费15元,肥料补贴40元,机机耕补贴80元一亩(按2年产甘蔗10吨计合每吨8元),运输费15元,修路费4元,对乡镇和村各项奖励5元,平均8吨甘蔗产白糖一吨,所以每吨白糖的原料成本为2896元,糖厂制糖加工费900元--1000元不等,因此每一吨白糖出厂价要在3800元才保本。目前全国糖价每吨2800元左右,单就这个差价糖厂每产一吨糖就亏1000元,一个年产10万吨白糖的厂要亏一个亿,可见目前持有糖业股的风险是较大的,若年报亏损,股价将跌到2元3元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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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股客服电话:010-如果自己收购榨季甘蔗拿到糖厂去卖,那自己怎样搞定糖厂里对于收购甘蔗这方面的负责人呢?应该怎样做才好_百度知道一种甘蔗每吨可以榨糖0.125吨,红星糖厂收购这种甘蔗共43车,每车甘蔗重八吨。红星糖厂收购的这批_百度知道收购或者开一间甘蔗糖厂需要多少钱?_收藏_英汉互译
收购或者开一间甘蔗糖厂需要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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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收购或者开一间甘蔗糖厂需要多少钱?
要多少钱?开一般的要200万左右,](一)甘蔗是我国制糖的主要原料。而糖在我国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产量和产值仅次于粮食、油料、棉花居第四位。而在世界食糖总产量中,蔗糖约占65%,我国则占80%以上。同时,甘蔗还是轻工、化工和能源的重要原料。因而,发展甘蔗生产,对提高人民的生活、促进农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二)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产糖大国,甘蔗种植面积从万亩发展到万亩;甘蔗总产从万吨发展到1998年的8343.8万吨,至年,全国蔗糖总产达到770.1万吨,占全国食糖总量的86.2%。(三)湛江是我国最大的蔗糖生产基地之一,目前与广西、云南三足鼎立于中国糖市。而且种蔗和糖料加工的历史相当悠久,据《徐闻县志》上记载,明代以前雷州半岛就已经有了用土糖寮加工甘蔗生产食糖。年榨季,湛江地区甘蔗总产1101万吨,蔗糖总产109万吨,分别比历史上最高的年榨季的1013万吨和105万吨增长8.7%和3.8%,再创历史新高,在我国糖业生产上的地位不可动摇, 湛江食糖更因远销国内、外而闻名于世!(四)在湛江糖业发展史上,湛江糖业曾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波折,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次是90年代中期,其中90年代中后期的这次令我们所有人都印象深刻: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湛江糖业曾暂时陷入严重困境,很多糖厂倒闭,工人下岗……人们似乎不大兴趣谈甘蔗糖业,甚至在制定新的工业发展计划时也不把甘蔗糖业列入其中,更有甚的是,曾有人主张不要甘蔗糖业。然而,无情的事实是,甘蔗糖业不但没有消亡,而且走出了低谷,呈现新的辉煌。要知道,糖业生产历来在湛江的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关系到全市2万多产业工人和雷州半岛300多万蔗农的民生,是地方的主要税源和广大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项“甜蜜事业”在湛江自古以来的发展历程:一 、雷州半岛和甘蔗:自古以来皆蔗田碧萋萋(一)岭南甘蔗及雷州半岛甘蔗是禾本科甘蔗属(SaccharumL),据史料记载,甘蔗原产于印度,广泛种植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目前甘蔗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巴西,其次是印度,中国位居第三,蔗区主要分布在广东、台湾、广西、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 甘蔗大规模栽培在华南地区的文字记载最早的是公元一世纪的《神异经》载:“南方荒内,有甘之林”。甘蔗的甘甜可口,古往今来被人们广为称道,就连那些清高儒雅的文人墨客们对其也情有独钟。而甘蔗的笔直风雅,自古文人皆赞之,如唐代诗人王维在《樱桃诗》中写道:“饮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而大医学家李时珍对甘蔗则别有一番见解,他说:“凡蔗榕浆饮固佳,又不若咀嚼之味永也”,将食用甘蔗的微妙之外表述得淋漓尽致。雷州半岛地区夏秋高温多雨,光照强,而冬季干燥,昼夜温差大 ,十分适宜甘蔗生长和糖分积累,且半岛的土地为玄武岩台地,地势平坦,土壤类型主要有砖红壤、赤土田。砖红壤是由玄武岩风化发育而成,土层深厚,水分和土壤条件较优越,而且土地较多,增产潜力大,所以自古以来就建立了较好的制糖工业基础,加上有效生长期长,提高甘蔗单产和含糖率的条件比国内其它地区优越:其甘蔗产量平均亩产3.6吨以上,高于全国的水平,含糖率14%,也高于全国。至于甘蔗的品种,据《广东新语》中记,在公元6世纪以后,出现了两个甘蔗品种,一种是蔗茎比较粗壮的热带种,在古代文献中被称为“昆仑蔗”;另一种是蔗茎比较细的中国种,文献称为“荻蔗”“竹蔗”。但在后来,“昆仑蔗”演变为食用果蔗,“竹蔗”在中国几乎是唯一的榨糖用品种。本来前者茎条粗大,糖份也高一些,作榨糖用出糖率会更高,而用“竹蔗”榨糖的出糖率会低一些。新植的甘蔗采用栽种甘蔗苗繁殖,栽种后不久即生根,长出许多嫩芽,形成丛状,收割时仅收割甘蔗茎,将根仍留在土壤内,即宿根,来年,宿根重新分枝生茎。以雷州半岛专门种蔗的农民的话来说,甘蔗的栽植有所谓的“春植”、“秋植”和“宿根”三种。“春植”顾名思义是春天栽种的甘蔗,来年就可采收;第一次采收后的甘蔗根部留置在土壤内,让其发芽生长谓之“宿根”,它相当于“春植”,一年后就可采收;至于“秋植”,则是七月到十月这段时间种的甘蔗,当年不能采收,必须拖个一年半左右吧。旧时采收甘蔗满辛苦,全是人工采收后,还要“揽蔗根仔”(即清除不需的蔗叶、泥土、根部的须须等),接着捆绑,然后用牛车运送到村旁的装晒场过秤,过完秤后再运到土糖寮运压榨。(二)从古交州盛产蔗制石蜜到广东三大糖蔗产区:自古以来皆蔗田碧萋萋至于甘蔗及制糖之法何时引进雷州种植,确切的时间已不可考!众说纷纭,现只能依文献史料及各朝代的社会背景来推敲:最早的是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便记载交趾(即交州,包括粤西雷州半岛一带)产蔗制石蜜,这是最早的文献记录。近代的我们从保存在湛江博物馆内乾隆年间的《麻章墟重建北帝庙碑志》上的记载,湛江市麻章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开始建造北帝庙,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建成的情况,内中主要记载了建庙资金收支情况,其中可看到收取糖商的秤捐是重要的捐献来源,几乎占了建庙资金的三分之一强,由此可以推断出至少在乾隆年间,湛江地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甘蔗种植基地与糖业商品集散基地。而就现代的就近几十年来说,更是优势明显。如广东省的有关资料记载,单在1987年湛江种植甘蔗146.86万亩,占全省甘蔗面积31.2 %;产蔗499.01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31.2%,在全省三大蔗区中面积和产量、产值均占第一位。另据《广东省志》上所记载,从上世纪60、70年开始,全省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大蔗区,即雷州半岛、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番禺、中山、斗门、顺德、东莞、新会、台山、 阳江、阳春、遂溪、海康、徐闻等12县市甘蔗种植面积占全省的一半以上,而在这12县市中雷州半岛就有三个县(遂溪、海康、徐闻),而且这三县在甘蔗产量上遥遥领先,牢牢地占据了排名的前三名。二、湛江有关甘蔗制糖的历史:土糖寮和土法制糖(一)湛江制糖业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非常悠久我国有关甘蔗制糖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屈原的《楚辞?招魂》和公元前2世纪司马相如的《汉书?礼乐志?郊祀歌》,两者都有“柘浆”的记述,柘浆者,取甘蔗汁以为饮也。晋朝葛洪的《西京杂记》有“南粤出产蜜”之说。至12世纪南宋王灼撰的《糖霜谱》和17世纪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历史上的甘蔗制糖的方法和经验。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说得则最为清楚:“以蔗准过漳木槽取而分成清者,为蔗饧。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石蜜、为糖霜、为冰糖。”现代制糖包装流水线湛江的甘蔗制糖业始于何时,史料并无明确记载。据《徐闻县志》记载说自明朝嘉靖朝以前已有土糖寮存在了。清康熙《海康县志》有种蔗制糖的记载。但较可信的是清道光《遂溪县志》卷10《物产》中所记载的:道光年以前遂溪县的糖品种已经相当丰富,所产“有五色片糖,白糖、冰糖、洋糖、赤砂糖”等,并且大量出口“通天津各省等处”,成为县邑一大产业。这就说明了湛江的甘蔗制糖业的至少应在明朝就不仅已经有了。而且发展得很蓬勃活跃,在那时明清时期,雷州府的土糖已具相当规模了!(二)旧时制糖业:土糖寮雷州半岛的土糖生产在机榨糖寮出现前,一直是使用 “牛拉石辘榨蔗,锅灶熬糖,瓦器分蜜。”旧式土糖寮是由圆锥形之棚屋及熬糖屋两部份购成。整个结构可以说简陋不堪,由雷州传统的“草瓦茨墙”之茅草屋两间,一作伙房,一作熬糖屋(制糖房),茅草屋底部约五十尺,高约三十尺,内部以麻竹支撑,屋顶以茅草、稻草、或甘蔗叶等铺盖而成,是压榨甘蔗的地方。熬糖屋(制糖房)内排列孔明鼎,是煮糖的地方。一间糖寮一般用工五人,其中煮糖师傅一人,榨蔗一人,管牛一人,烧火一人,杂工一人。生产设备比较简单,主要装置有:1、转盘(由成块方石刻制成);2、石辘(榨蔗主要设备,状如狮子鼓);3、顶板(似门字形,木制);4、制动杆(又称牛担、辗围、绞拱);5、炉灶(长方形,泥砖砌成);6、煮糖锅(三锅相连成品字形,后一字形排列);7、滚糖板(竹制,方形)。另外,还有瓦缸等辅助用具。关于这种土糖寮的关键部件的材质,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记载的是木质辊轴,特别强调是用“巨轴”和“木用至坚重者”,以加强榨糖机对甘蔗的压榨力。而《广东新语》卷二十七《草语》也记载的广东的榨机是使用荔枝木制作的辊轴。但清代由地方官写作的《徐闻县实业调查概略》明确已经记载粤西的土糖寮榨糖机辊轴是石头制作的 ,说明早已实现改良。土糖寮的生产一般是由工人削净甘蔗,捆扎成担放在石辘旁,一人放蔗入辘,一人赶牛带动榨辘转动,先拉动第一个辘,通过木齿带动第二个辘。石辘互相挤压,三次才挤干蔗汁。第三次挤压时,还要将辘向里再夹紧些,使蔗渣更干。蔗汁沿辘流下底座沟槽,通过竹筒流入大瓦缸沉淀。四十分钟要换牛一次,每次榨蔗糖四把,一昼夜换牛三十至三十五次。据《徐闻县志》中记载,糖寮是原始的糖蔗加工场所,设备简陋,以耕牛为动力,加工能力低(1间土糖寮日加工糖蔗约2500公斤,产糖仅150公斤)。民国22年(1933年)前,土糖寮制糖方法很简单。一般是先将榨出的蔗汁灌进大铁锅里煮熬,待成浆后加入适量石灰,然后装入“土漏”中,糖浆结晶后取出。此糖呈黑褐色,故称为土砂糖。民国22年后制糖的方法有所改进,能制赤砂糖和“砖糖”。赤砂糖的制法:将蔗汁澄清后倒入每一口锅内(一般有三口锅,成品字形排列),以火煮熬,至蔗汁将要沸时,捞去泡沫及杂物,加入一二两石灰。待蔗汁呈黄色时移入第二口锅,让水份慢慢蒸发,然后把含糖量较高的蔗汁移入第三口锅,加入些花生油或芝麻油,煮成稀糊状后取出分三次注入“瓦漏”( 瓦漏为圆锥体形,上大下小,高约1尺多,底尖端有小孔,用禾草塞住)里,静置至糖浆结晶后,则打开瓦漏底的小孔,让糖液慢慢流出,最后剩下纯晶体的糖,取出创碎。赤砂糖用蒲草席包装,分为大、小包,大包重77公斤,小包重58公斤。砖糖的制法:按照制赤砂糖的煮熬方法把蔗汁煮至糊状后,取出倒入大铁盆中,用木棍频频搅动,至结晶后即倒入糖框中,用刀切成块状则为砖糖,每块重12两(旧称16两为一斤)。砖糖用干蔗叶包装在大竹箩里,每箩为50块。这些旧式的土糖寮其实也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之处的,比如说首先设备过于简陋:糖寮设于茅草屋,亦有露天的,雨天不能开工,晴天亦饱受飞尘之困扰,使糖质差劣,色泽不鲜明。其次是人工控制,工艺如何,全凭煮糖师傅一人掌握,而煮糖师傅的功力高低不等,水平高的,所制的糖甚佳,水平低的,煮出的糖知识,又缺乏检验设备。煮糖时不管蔗汁含糖量多少,加入石灰量没有确定标准,仅凭个人经验。而且因炉灶构造不善,火力很难调节,糖液很易煮焦。加石灰后,沉淀未过滤完便倒掉,损失糖分亦不少。(三)旧时雷州制糖业的资本运作方式而经营糖业的资本,主要是停留在流通领域,从事土糖的贩运,或者是在金融领域向蔗农发放高利贷。由于甘蔗从种植到制糖历时较长,经济困难的蔗农往往要先向高利贷者借钱以应付各种支出。这种“借款”的利息是很高的,如三十年代徐闻的高利贷是:借大洋一百元,在收蔗后,除还本及付息十五元外,制糖的盈余,仍要与债主均分,不仅新植蔗如此,甚至延续到宿根蔗也是如此。当时蔗农受剥削之深,可见一斑!另外从土糖寮的经营方式来看,从明清到近代的糖寮是和农民的种植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广东新语》卷二十七《草语》中记载广东土糖业的经营方式是“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 民国期间的调查表明,糖寮由蔗农按所出的牛或其它生产资料或劳动力进行组合,一间糖寮组合大约80-100亩的蔗地作为原料基地才能开榨,规模很小。而据我们在雷州半岛民间的调查得知:雷州半岛的土糖寮都是由蔗农合股经营,独资很少。没有糖寮的农户,托兄弟或亲友加工,由来料加工者负责加工费,产品归其本人。有些糖寮对来料加工采用分成的做法:一般为糖寮分四成,蔗农分六成,或糖寮分三成五,蔗农分六成五。清光绪年间,徐闻县平均一亩地可产糖三担多,成本需四、五千文钱,得利约六、七千文钱。可见这种土糖制糖法的效能是较低的。三、明清时期的糖业发展和相关政策(一)明清时期,雷州半岛糖业发展的第一个小高潮据《徐闻县志》上所记载,早在明代以前雷州半岛的农村就已开办土糖寮,说明确认蔗糖为雷州半岛重要出口商品。从明末开始,雷州半岛政治日益稳定,特别是朝廷取消海禁后,各县励行屯垦,更积极奖励糖业,并由福建和海南引进蔗苗,改良制糖方法,蔗糖产量因之大增。而18世纪初年当时土糖的年产量已达10000吨,大部分是外销用途,土糖更一直是最重要输出品,虽然在往后因清代的固步自封而使糖业一度衰落。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广东的糖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广东各地推行“征糖顶粮”政策,推动了广东的糖业生产,制糖业已经成为产蔗区农民一个重要致富来源,只宜种植稻谷的沙田,也被改种甘蔗,甘蔗的种植规模基本上是“蔗田与禾田略等”。这种情况,甚至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的不满,清雍正五年就曾有广西巡抚韩辅良对广东因种蔗和经济作物,导致从广西等地输入大米,甚为不满,认为“在广东本处之人,惟知贪财重利,将土地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少米”,上疏要求禁止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的事件发生。这说明雍正年间广东的糖业是相当快速的。从清雍正年间开始,海安港就因雷州半岛糖业的兴隆而设立粤海关的分关,对外贸易乃渐形发达,当时除少部分由蔗主直接用船运往外地销售外,大部分运至海安街,潮州人和广府人纷纷前来开设九八行(即中介行、糖行),从事土糖输出。当时全雷州半岛几乎由海安街的日悦来、日维记、日协和、日源成、日庆丰、日悦记、日合成和日遂隆等八家大型的糖行或商栈代销,这些商行全为潮州人和广府人开设,收取手续费2%,糖栈收手续费百分之二,称“九八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徐闻人喜欢把做中介的称为“九八”的由来了,当时上等糖每包(20公斤)、售得银元6—7元,中等糖每包4—5元,下等糖2—3元。输出量丰年10多万包,一般年景7万多包,歉年4—5万包。糖捐、糖税也是在这些盛产糖料的地方的糖业发展后才开始征收,并且成为产糖县的重要财政来源。以徐闻县为例,当时在这些糖的税赋方面管理是相当严格的,上等糖每包纳税银元四分八厘六毫八丝五忽,中等糖每包纳税银元三分一厘四毫一丝。徐闻县当时丰年制糖户约有二千多家,糖寮约六、七百间,输出糖十余万包;平年糖寮减半,输出糖七、八万包;歉年糖寮仅丰年三分之一,输出糖仅有四、五万包,海安港的糖厘成为雷廉总口税收的一项重要收入。据《雷州府志》和《海康县续志》记:两广总督张之洞曾下令拨海安糖厘充作雷阳书院的经费,这也是雷阳书院最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而正是这项重要的经费,使得雷阳书院的办学得以继续下去,并沿袭成为今日的湛江师范学院,可以说没有海安港埠的糖厘就没有今天的湛江师范学院!此时期整个雷州府三县年输出糖约五十至六十万担,糖远销海口、香港、上海、烟台、天津、牛庄等埠。1876年西印度群岛之甘蔗及法国之甜菜均告歉收,世界食糖供不应求,雷州半岛的糖料生产在高糖价刺激之下,产量大增。至清光绪年间,雷州半岛的土糖寮也逐渐扩张到1200间以上,据《徐闻县志》上记载: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全县有土糖寮600多间,全年产糖5500多吨,创空前记录,糖业地位又见活跃,雷州的经济也因糖业的发展而蓬勃发展。其间虽然说也受外围和政策的一些影响,比如清光绪十年(1884),糖价跌进谷底,接着中法战争开战,糖价再次狂跌;光绪十二年(1886),朝廷又出台一系列农业“重税”,以致成本加重,但这都无法阻碍雷州糖业的发展。17世纪中至19世纪80年代,我国的糖业生产能获得进一步发展,原因是多样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市场对华糖需求的剧增。17世纪上半期,中国糖出口主要通过荷兰大量贩至欧洲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资本主义势力纷纷入侵中国,从中国掠夺欧洲急需的食糖,致使中国糖出口剧增,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糖业生产。虽然在1800年欧洲的俄国和德国开始建立甜菜糖厂,致力于甜菜糖的生产,此后欧洲大陆其它各国相继开始了甜菜糖的生产,但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欧洲大陆所需的糖主要来自其殖民地如古巴、爪哇等地,产量不是很稳定,对中国糖的需求一直在增加。后来资本主义加深入侵中国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在关税方面更利于帝国主义货物在中国的倾销,在土糖与洋糖的竞争中,土糖面前关税林立,各种转口税层层加码,商人不堪重负,面对这种负担,商人又部分地转稼于蔗农,造成了既不利于糖商也不利于蔗农的糖业生产和运销局面;相反,洋商在国内运销蔗糖,只须交一次税便可通行全国,中间环节的负担很少。政策对土糖生产与流通环节的抑制作用,极大地伤害了国内糖商与蔗农的利益,造成不少地方糖业生产者对糖业生产情绪的低落,以致蔗农因无利而出现毁蔗种别的作物的情况。(二)雷州半岛清代时甚至到了“糖价与米价等”的地步康熙以后至光绪初年,形成了粤西糖业商品生产基地,出现了自粤西的西南沿海连结成带的甘蔗种植区,即以茂名、高州、遂溪、徐闻、石城、合浦为主的糖业区。这些地方搭建了很多小糖寮,如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和遂溪县,在康熙、乾隆年间成为重要的糖业出口县,此时的乡村糖业生产极为普遍,出现了专门将乡村所产糖收集后运出外省销售的商人。同治至光绪初年广东的糖业出口极盛一时,雷州半岛遂成为重要的糖业出口基地,种蔗榨糖成为民间普遍致富的现象,正是“甘蔗千畦百亩蕉,蕉多果市蔗多寮。一年衣食农耕裕,胜过洋船外国飘”。 清嘉庆《雷州府志》上记载:糖名颇繁,不外乌、白两种。乌糖其行不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徐闻县多种蔗,产糖亦最多。当时徐闻甚至到了“糖价与米价等”的地步,可见其糖产之盛!(三)“甜港”海安港和雷州半岛的糖业雷州半岛自古以来盛产土糖,海安港又是土糖交易的主要场所,不仅其贵为雷廉总口和广东省五大港口之一,更因其当时专运糖品交易量大而有“甜港”之美誉。据有关史料记载,时海安港设有大型糖行十多间,每年二、三月份,各地的糖商聚集海安,进行土糖交易, 可以说,清代时海安港的糖业专运是非常活跃的,有些专业船队的规模较大,据《徐闻县志》上记载:清光绪年间,海安港就有号称“船大王”的朱八(广东省高州府石城县安铺人,迁居海安),此人拥有100吨位以上的大机帆船多达10多艘专运糖货到天津、上海、牛庄、烟台各埠。但时由于糖利非常可观,糖料套现又极容易,于是海上有海盗专在海上劫运糖船只。朱八作为海安港的大船东,他组织海安各船队发起成立“义安堂”,高薪聘请拳师和海安营退役兵勇在船上护航,还组织沿海船只边捕海贼边运货,从此朱八爷这个威名远扬!所以从清光绪年间到民国时期甚至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在海安街和徐闻如提起见义勇为的“朱八爷”,几乎是无人不晓,朱八就是一个专门运输糖货的大船主!民国初年,海安港至香港就已经有了客轮往来营运,船员和船公司也经常在客轮上放运糖货,后来徐闻匪患连绵,人口四散流亡而停止通航,港口败废!四、民国时期的糖业发展和相关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强争夺霸权,欧洲甜菜糖税减,对华倾销减少,中国土糖得以复苏,但战后又重新衰落。二十年代,雷州仍以徐闻糖业最盛,当时徐闻中区种植甘蔗占“十分之七,纵横三十余里”。加之当时的徐闻森林密布、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种出的甘蔗含糖量非常高,蔗身又高大丰盈,出汁量大,远近闻名。当时徐闻丰年仍输出二十多万担,一般年景十多万担。其产砂糖远销琼州、香港、上海、烟台、天津等埠。遂溪次之,糖寮集中于三区,有67间,一区和八区各50间,四区30—40间。吴川的糖寮较少,以四区居多,三区次之。糖价以吴川较高,砂糖担价18元,片糖11元;遂溪片糖担价只7元。遂溪所产的片糖多用木箱装运至港澳、江门等外埠;蒲包装的卖到梅菉、安铺、广州湾;本地销售的一般用竹箩装,每箩重约150斤。民国初年,湛江地区的糖主销广州、上海、香港、江门、琼州、北海。较大集散地是安铺,全年运销片糖一万公斤,白糖一万五千公斤。梅菉次之,年运销片糖也近一万公斤。而以前雷州地区最大的糖业转运港和广东省五大港口之一的海安港因为匪乱受严重影响!主产区遂溪、徐闻均有片糖约七十五万公斤销往外地。当时经营糖类生产较著名的商行有:廉江城的裕昌行、安铺的盛昌行,海康县乌石的义益行,徐闻城的何裕兴行、陈大源行等。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由于徐闻县受土匪为害,村庄败废、民不聊生!其产糖从民国初年的120多万包,价值近200万元骤然降至三十年代的26—27万包,价值15万元以下。从此,徐闻由于种种原因正式退出了长期以来糖业的江湖霸主和龙头老大的地位。而遂溪则于此时跃居南路各县之首,产糖值140万元以上。1932年,已经牢牢掌握了广东军、政、经济大权的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抛出了他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省政府主席林云陔则向陈济棠推荐了熟悉糖业生产的农业经济专家、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冯锐起草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陈济棠接受了冯锐的建议,大力发展蔗糖业,并委任冯为农林局局长,将广东全省分为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5个蔗糖区,各划定若干耕地改种高产的渣华蔗种,在一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日榨量为1500吨的7个制糖厂和附设的酒精厂,称为税收的重要财源,应该说在民国时期,在陈济棠主政广东时冯锐教授领导的农林部门在改良甘蔗品种、改善栽培法、兴建灌溉设施、扩大蔗园面积、改良制糖方法一系列方面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其中1933年,陈济棠还从美国购来拖拉机在雷州半岛南麓的徐闻县下桥乡那里村附近垦荒办农场,用机器抽水种甘蔗,准备在那里建厂榨蔗糖的。但后来陈济棠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后,农场由李汉魂派兵接办。抗日战争爆发,广州、琼岛相继沦陷,李汉魂军部与广东省府北迁韶关,农场如断线纸鹞,无人再管,从此丢荒。而冯锐教授所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也由于种种原因全部中断。民国时期的雷州半岛制糖除了糖生产的主用途外,也开始了其他用途,如民国26年(1937年)《农声》刊物第209期《徐闻县之糖业》一文中记载:“徐闻人用糖漏收糖,漏内糖液徐徐流下,土人称此糖为‘糖仔’,每漏可得‘糖仔’约1.5公斤,用为蒸酒之用”,这说明糖业制酒从民国初期已开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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