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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日坤
是什么在威胁中国的独立电影
作者：朱日坤
（本文为第三届南京独立影像节册子所写）
按照原来的想法及与策展人曹恺的沟通的结果，我本来是想写一篇关于过去一年多时间来国内的独立电影包括独立纪录片的发展概况的。我平时更多的工作是作为制作人和发行人与一线的电影人特别是独立电影人在合作，所以对这些动态性的东西了解稍微多点。只是后来想到，这种罗列作品的做法未必对大家有什么作用，同时对作品的理性分析并非我所长，那应该给更多的专家学者们研究去的东西自己还是不要乱抢为好，所以还是从自身感受出发谈谈一些自认为可能是我们的危险性的东西为好。
我的担忧首先源自我偶然在网络上看到的一则消息。为了给历史留下多一点的证据，我现在将这个消息转载如下，希望没有侵权的问题，当然如果这个消息是假的话，那我们应该感到庆幸：
辽宁省“扫黄”“打非”办关于立即查缴《铁西区》DVD光盘的紧急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扫黄”“打非”办，省内各市“扫黄”“打非”办：
近日，在北京、沈阳等地的音像市场上出售的名为《铁西区》的DVD光盘音像制品，该片分为《工厂》（上、下），《艳粉街》，《铁路》共四片，均无SID码，假冒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名称出版，戏王之王ISRCCN-F21-98-0045/V.J9。该记录片内容存在严重问题，与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方针相背，也极大地损害了沈阳乃至辽宁在世界的形象。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扫黄”“打非”办协助我办对辖区出售该音像制品的行为给予严肃查处。
省内各市“扫黄”“打非”办接此通知后，立即组织执法力量，对本市的音像市场进行彻底清查，发现有销售该音像制品的，要坚决予以收缴、并严查源头，遇到重要情况及时向省“扫黄”“打非”办报告。
联系电话：024-
二00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作为目前国内纪录片最优秀的作品之一，由独立导演王兵制作的《铁西区》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已经得到知识界认可。市面上的盗版光盘这么多，严重影响了不仅仅是沈阳而且是全社会主义祖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可惜尊敬的领导们却丝毫不顾这方面形象的破坏。但是看到一个记录了真实情况的纪录片，领导们就开始害怕了。从这种简单的逻辑可以看出，一些领导不是怕影响“在世界的形象”，而是担心影响了自己的怕被人发现的东西。这么多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事情领导不去关注，这么多失业人口领导也看不见，这么多贪赃枉法领导只觉得应该，而一个小小的出现了盗版的影片《铁西区》他们就“亲自过问”了。
如此我们可以推论：中国的盗版并不是打击不了的，只是大家为了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不愿意去打击而已。当然出现了《铁西区》这种情况后，我们可以考虑，盗版的打击确实是深有必要。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连盗版这种在许多人看来渊源莫深的东西都可以打击彻底——后来我们就看到许多店就不卖这种影片了，特别是在沈阳——那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无法解决呢？
后面还有更值得我们放心的问题。一个可爱的观众跟我交流的时候侃侃而谈：“《铁西区》这种中国电影几乎就是胡说。你知道吗，现在的沈阳铁西区建设的非常好，沈阳的形象完全不是影片说的那样。我有朋友就是那里的，他都跟我说过了。”我没有反驳，面对我们这么识大局懂政治以及能够认识到一个电影的险恶用心的群众，那应该是我们的荣幸。我没有去过沈阳，我不知道现在究竟是什么样。我现在生活在北京，我周围都是高楼大厦，我想起去过铁西的人，如果他们看到的确实就是这么好的景象，那也是正常的吧。也许是该把一些作品都给封掉的时候了，如同我们的历史书一直教导我们的那样。
现在的电影，许多事情是不能去说不要去说的。文革不要去说，八十年代不要说，五十年代也不要说，六十年代的也不要说，爱滋病不要说，同性恋也不要随便说。你要说了，你就是地下，你就是边缘，你就是非主流，你就是晦涩阴暗，你就是做电影去讨好国外的观众和电影节评委。观众、传媒、网络评论家，大家已经形成了伟大的共识，而且大家的态度比学习三个代表还要积极些。。
在一次我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同道教授组织的小型纪录片作者座谈会上，一个来自某电影院系的年轻作者大声的质问其他人：你们的作品都是太阴暗晦涩了，怎么能做这样的东西给大家看？然后他给大家展示他拍摄的关于北京城市的有趣的故事。在几次放映会或者各种私下或者公开的交流中，也有不少导演宣称：“我的作品一刀未剪，电影局对我们实在是太宽容了。”或者是“我觉得现在的创作尺度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学院派的部分教授们的“中国票房论”也高唱赞歌验证了目前的舆论方向的正确性。
当然，也有唱反调的论据或者说是不和谐音。一个刚从外国电影节归来的很有才气的年轻导演告诉我：他在欧洲的一个电影节上碰到了国内某局的人，然后大使馆就给电影节打了电话，然后他的参赛作品就基本被撤下来了，后面电影节就几乎没有人再跟他说过话，不知道是因为害怕惹事还是背后的人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我们的影响力可以波及欧洲诸国，那应该是非常值得国民自豪的事情。但是如果只是放在电影的严格控制特别是舆论控制方面，那也许还只能说是悲哀。一个年轻作者，他的力量是特别有限的，既然这些作品在国内已经被思想进步具有非常觉悟的观众所否决，对于一些拿出自己身上所有的几万元辛苦折腾出一个DV作品的电影人来说，他们的目标只能是看看能否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展上找到一定交流机会。他们的身份都是非官方的，民间的，艺术家气质的。这样的人跟动辄能有大使参赞背景的大人物来说，他们的声音之微弱也许只有几个人能听到。在这种条件下，连一个最狭小的空间都不留下，我们的电影连参加任何一个影展都需要不断的审查盖上几个大红头章才行的话，我们所谓的艺术的自由是在什么地方？
我常常对一些想做电影的人说：如果你的电影想获奖的话，不妨冲着华表奖去。华表奖每年单是最佳电影奖就要有颁发十个电影，按照每个一百万人民币，单这个奖项就要花一千万人民币。欧洲那边的电影节，其实这方面都是抠门专家。一个奖给一两万欧元就不错了，换成人民币不过一二十万，何况更多的是只给几千欧元，这还是最高奖之类的才能有的鼓励。何况欧元在欧洲的购买力跟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相当，也就是说，我们一百万的诱惑来对抗对方的几千，相差和止上百呢？现在不少人攻击部分电影人“冲着国外电影节奖项去”，稍微想想就能明白：如果有两堆人民币，一堆是一百万元，另一堆是几千元人民币同时放在你面前，你会选择哪一个？所以不要总从奖项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这两年来对许多国内的所谓“正式制作”的电影兴趣式微，我更多的期待反而放到了个人化的DV作品和纪录片方面。或许只有在不受太多经济控制，同时制作形式多样和没有太多官方印记的极小成本的电影上面，我们才能看到我们所谓的个性的以及独立性的东西。自我审查意识已经深入许多创作者的脑髓，而这种情况下，一些作品的奴性是显而易见的。
&&自由表达是一个“艺术品”的基本要求之一。商业性具有双重属性，某些方面商业要求会抹杀作品的独立性质，当然也有不少的商业诉求是在保持作品的比较完整的艺术品质的基础上实现的。其实，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什么小成本电影或者独立电影创造过票房（商业）方面的奇迹，这点上中国的票房现实跟好莱坞和韩国等经常有小成本电影获得高票房的情况是没有比拟性的。但是国内的许多不公平的观点往往只把污水破到独立电影的身上的。
西方的不少电影业都把独立电影看作主流电影的后备力量来源，即使独立电影在哪个国家都不是风光无限。独立电影往往是电影创新的突破口，年轻的独立电影人往往是下一拨的主流电影的力量所在，另外低成本的独立电影往往容易创造票房奇迹，所以也经常给电影投资商所倚重。只是在我们这里，电影被分为主旋律电影和其他电影。我们的主旋律电影其实更准确讲是政治宣传电影，而不是电影产业里面的“主流片”。这种政府买单，占用大量纳税人的财政贡献的影片，往往不计成本，而最终的成本是由纳税人承担。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进行到这么多年，在我看来，国企改革最不彻底的就表现在电影这个领域。简单的说，如果这批宣传政治片放在扶持中国电影产业这个方面，而电影审查稍微放开的话，中国电影早已经不是目前的状态。只是这种痴人说梦，或许只有等到我们的电影产业向死而生的时候才有可能惊醒。
--------------------坚如磐石
不泯 不灭楼主
钱先欠着回头算股份&&&&&&&&&&&&&&&&
&&&&&&&&&&&&&&&&&& 一路踉跄的北大毕业生朱日坤
　　朱日坤的简历有点歪：从小立志于哲学，上的却是最“物欲横流”的货币银行专业；出身贫寒，以高分考上了北大，本来可以被当作自强自立的典范，又偏偏不务正业，不及格的情况时有发生；毕业时，凭北大的牌子，在中国银行也算不愁发展，又“自毁前程”当起了白手起家的生意人；时间蹉跎，三年过去，从电子商务杀到翻译领域，从翻译专业再转战音像制品销售，后来干脆拍起了自己的电影……每一次在即将走上正路的时候，他又狠狠地把自己踹到一旁，而且在“邪路”上越走越远。
　　来北京七年多了，可朱日坤的粤式普通话有时候仍然让人听得着急，这个城市的某些生活细节也依然让他觉得不习惯。没毕业那会儿，他也确实动了回广东的念头。但那时北京IT业正红火得鼓动人心，加上一股子想做自己网站的冲动，或者说他可能还有点广东人天生的生意头脑，他最终拒绝了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面试。朱日坤说，曾经很喜欢深圳，那里离家近，而且那是个年轻有活力的现代城市。可是他认为，和北京密集的人才优势相比，深圳网民少，网站的质量相对也差一些，他终于下了决心，飘在北京。
■被北京的网络环境震住了
　　朱日坤的家庭并不富裕，他靠贷款上了北大，一般这类学生总是会努力学习，拿奖学金，也顺带打点零工，但一定是成绩好。朱日坤相反，他的成绩并不好，考不及格的情况也时常发生。他说他更愿意通过打工去赚钱。因为申请助学金的滋味并不好受。
　　1996年来北大读书前，朱日坤还是个看到计算机就讨厌的人。来北京的第一年是在北大昌平校区度过的，从昌平回来后，小朱一下子被北大周围的网吧吸引住了，也没人教他，小朱径直走进去，摸索着上了网，“太奇妙了，居然能和人聊天。”不久后小朱就成了网吧的常客。后来还差点落入网恋的窠臼，“幸好，当我独特的容颜遭遇美少女漂白的眼光时，一瓢凉水浇醒了我”。
　　但网络对朱日坤的影响是无形而又巨大的，“在中关村里，即使是摆摊卖配件的商贩，你也不能小看。”有一次朱日坤到“村里”买配件，一个不大的摊位，一个普通的商人，很随意地和他聊了会儿，满口技术名词，“当时我就被震在那儿了”。1999年底，小朱花了1200多元，注册了自己的个人主页，不久又遇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正是国内网站热甚嚣尘上的时候，几个人一商量，要做自己的网站。小朱提议做一个面向校园的电子商务网站。“做内容的ICP已经很多了，自己做内容也没有优势。”于是，在北大外的润泽园里，小朱花600元找了间小平房做办公地点，网站的域名是“DREAMINGTIME”，页面是黑色，反衬着文字和彩色的图片，“大家都认为黑色很酷。”
　　大学生爱看小说和VCD，朱日坤决定把提供租碟、租书服务作为网站经营的主要内容。他们的想法是会员在网上注册登记，不收押金，免费送货上门，回收时再收取租金。朱日坤觉得自己是懂得大学生的，据说现在的本科生特别是女生普遍爱看卡通，于是朱日坤们的购书款，大都投给了漫画书。他们的网站就设在那间租来的小平房里，大约十多平米，两排书架上，出租用的几百盒VCD已注好了标签，新装的一部电话，一台有人自愿捐出来的旧电脑，电脑桌两边是两张木板床，垫的是草席，两床绿军被倒是叠得整整齐齐。朱日坤说有时工作晚了，就在这睡一觉。
　　做网站需要钱，那时朱日坤们还不敢想风险投资的事。服务器是他们自己动手组装的，买配件花了9000多块，朱日坤自己出了4000元，还向同学借了几千块，据说常有人登门讨债，朱日坤的解释总是：先欠着，回头算你们的股份。
■债务从几千元涨到了如今的十万元
　　2003年8月，毕业三年的他，以正式的工作算总共换了4份，其间做过不少闲事，却没有一样跟自己的专业相关。但是这不妨碍他成功地将债务从几千元涨到了如今的十万元。两年多的时间，当年一起毕业的33个同班同学，出国的差不多有10个，剩下的2/3中有90%的人在银行、会计公司、咨询公司，基本上都属于稳定的白领型，只有包括他在内的几个人还一如既往地“飘”着。
　　朱日坤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确实带有冲动性的因素，“因为你只能完全靠自己活下去”，事实上，他也不是一个经济状况很好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经常受到钱的压迫”。好在他是笑着说，听的人可以轻松地听。不知道现在新浪的员工记录上还有没有朱日坤这个名字。从大二开始，朱日坤就一直在新浪打零工，其存在至今的栏目“历史上的今天”其实就有朱日坤的功劳。那时候，为了寻找过往的今天，北大图书馆里所有的旧报纸、旧杂志，都被他翻了个遍。这份工作为他读完四年的学业包括还清上学的贷款立下了汗马功劳。毕业后朱日坤在新浪网继续工作了4个月，之后的经历就是一部艰苦奋斗史了：2000年10月-2001年3月他在香港赛博投资公司(北京)工作。主要担任翻译和编辑，主管赛博下看世界网站()财经频道；2001年4月创立中天飞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公司主要由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毕业学生组成，主要经营软件和翻译行业；2001年12月，创立现象工作室，组织了“与导演对话”系列活动，策划了第一届青年导演作品交流周以及研讨会，首届中国纪录片展，其间还同时在北京、广州经营过两家音像
　　店。2003年1月，担任电影《蔓延》的制片人……头衔从编辑、主管、CEO、制片人一路飘红，利润却从赤字几千到十万。事实上，折腾的所有资金都是朱日坤一点点从自己的小金库抽出来，或者找朋友找同学借来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和他一样是为了脱贫致富投身于此的同志的倾囊。朱日坤有一套还钱的承诺：“先记着，将来算你们当股东……这可是为电影事业做贡献，长线投资啊！”
■想了解地下电影？找朱日坤啊!
　　从2002年7月起，这个活动每个周末举办一次，到2003年2月共举办了40多期，全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如今更是发展成了“现象俱乐部”，有了自己的网站，在这里，你甚至可以提前享受尚未公映的电影。好处，或者谈不上好处，朱日坤成了圈子里公认的地下电影手册———“想了解地下电影？找朱日坤啊!”
　　2003年2月，《蔓延》已经处在从DV转成胶片的收尾阶段，看到成果，朱日坤对于还钱的可能性信心陡增。《蔓延》加上朱日坤总共有4个人投资，都是他的朋友，职业也跟电影无关。分摊下来每人几万块，从一开始，4个人还是做好了赔的准备。或者是朱日坤的理想打动了他们，或者是他们也对电影感兴趣，无论如何，让他们都高兴的是，这“第一部”电影真的出来了。即使是想靠电影发财，也不能总对着DV要人民币吧。电影出来以后，朱日坤对收回成本增加了信心，希望能够打个漂亮的头炮，然后接着进行其他影视方面的投资。对朱日坤来说，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努力，改变大家对地下电影“只烧钱不赚钱”的印象。
　　在进入电影圈之前，朱日坤只是千千万万影迷中的一个。“当时就是发现自己很难看到地下电影，我就想能不能组织一个和导演面对面的活动，在活动上放他们的片子，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这个想法产生于2002年的6月，与一个同学一起。
　　两个人说干就干，经过网友的推荐，他们第一个找到的导演就是王小帅。如此冒失地同一个陌生导演打交道，被拒绝总要预先设想，否则打击太大，很可能接受不了。可惜，老天爷没给朱日坤这个磨炼意志的机会。第一次冲击以胜利告终。当《17岁的单车》在放映时，现场满满地挤了百来号人，朱日坤的感觉就是———飞了！
　　从2002年7月起，这个活动每个周末举办一次，到2003年2月共举办了40多期，全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如今更是发展成了“现象俱乐部”，有了自己的网站，在这里，你甚至可以提前享受尚未公映的电影。2003年2月底，俱乐部放映路学长的《卡拉是条狗》，这也是此片在北京首映之后的两三天便让俱乐部影迷们先睹为快。
　　做这件事让朱日坤和他的同志们一起付出了巨大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包括少量金钱———总要解决部分义务工作人员的餐食问题吧？有时候，别人在热热闹闹地看电影，他们几个却累得睡着了。好处，或者谈不上好处，朱日坤成了圈子里公认的地下电影手册———“想了解地下电影？找朱日坤啊!”
　　除了做策展人、制片人，朱日坤还想做导演，还想当发行人……在常人眼中，这个北大学生的路是越走越歪，朱日坤却在这些欲望和冲动中修正着自己的理想，实践着自己的目标。这些时刻牵引他准备向更远处出发的想法把他带向一个又一个的未知，真正让他高兴的是，三年多的金钱压迫，自己的脚步却越来越轻松了，他可以去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而我的兴趣是，这以后，他去哪儿？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和他一个共同的朋友，刚刚结束了在北京的奋斗，返回了天津，她和朱日坤有很多相近之处，大学毕业，放弃了能得到北京户口的工作，立志要在天大地大的北京寻找一片自己的天地。她说她要当个好记者，事实上她是学生时代的我在《北京教育报》的第一位老师，但接下来的日子，她没有我幸运，毕业时没有取得班上10%的留京指标，和北京户口失之交臂，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又和北京的主流报社失之交臂。三年中，她几乎见证了所有曾在北京出现过的新兴报纸的短暂命运，自己的工作也随着报纸的境遇起落沉浮……她走的时候，没跟任何人告别，她说天津、北京这么近，见面的时候还多，就这样将自己在北京7年的奋斗打点进了行囊，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此文章送给我们这位共同的朋友，以及那些放弃了或者仍坚持寻梦的朋友。
　　■摄影/崔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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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干点事，真难啊。不过，坚持就能胜利，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只要你奋斗，困难就赶跑了。
关于禁止导演娄烨等人劳动的看法
&&&&&&&&&&&& 张献民、郝建近日电影管理部门发布文件禁止娄烨、耐安从事电影工作五年。对此我们认为：&1、《颐和园》这个作品我们迄今并没有看过。但对任何影片，政府管理部门无权在其公开放映之前事先代替全体百姓欣赏它、评判它、禁止它。这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对此，中国宪法中有明确条款规定。2、每个人有劳动的权力，娄烨、耐安的工作就是制作电影。禁止一个人从事一个行业是一项荒谬的决定，既不符合理性也有悖人性，应该立即取消。3、如果上述决定是按照某些行政管理条例所做的处罚，我们作为行业中的一份子，希望改变或取消条例而依法管理。以上文件，在第一阶段以电邮方式通知业内同行，有希望发表意见写几句话的人可以接着写，大家写的文本在将来可能是个公开的文本，即包含其不经删改的全文和作者署名。第二阶段，是将该合作文本在更广范围内通知同行，并寻求公布该合作文本。&&&&&&&&&&&&&&&& 郝建、张献民
06年9月9日崔卫平:技术上的问题，是可以在专业人士、学者之间公开、平等讨论的，也可以让观众参与进行评价。运用所谓“技术不合格”的借口进行阻挠，明摆着没有人能够相信。法律上没有明令禁止不可以去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去做的事情。所谓“敏感”内容，如果没有明白写进法律，就是人人可以谈论的对象，也是电影可以拍摄的对象。试问，娄烨和耐安他们从什么地方能够知道，某些内容是不能涉及的呢？有谁曾经这样告诉过他们呢？同样，有谁曾经告诉过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呢？放在桌子底下的、不能明说的那些潜规则，与这个国家的法律给人们提供的言论空间是相抵触的。呼吁撤销对于娄烨、耐安的处罚决定；并呼吁修改相关管理条例，给年轻导演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平台，做到令人口服心服。崔卫平&我的立场和态度(吴迪)：一、电影审查是扼杀国产片的罪魁祸首，应予废除，代之以分级制。1949年以降，电影审查就成了中国电影人的噩梦，我在《审查与监督：十七年电影》（电影艺术 2005/6）一文中对此做了初步探讨。电影审查的根源在制度，这是明眼人心照不宣的事实。这种审查制度发展到极端就是江青一人主宰影坛。换言之，中国电影能够走向样板戏，走向阴谋电影，十七年电影审查其后面的制度大有功焉。电影史家们所谓的新时期, 至少在审查制度方面是新瓶旧酒. 中国电影为什么敌不过韩流, 为什么国人不爱看本国的电影, 为什么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要远离现实, 根本原因或重要原因就在电影审查。废除电影审查，实行电影分级，与国际接轨，是振兴国产片唯一的出路。&二、电影人要有历史感，放长眼光，保存资料。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电影审查的废止大多取决于政治和文化的变革。美国在1966年正式废除海斯法典，台湾在1982年起动电影分级，韩国自1997年结束军人政权的独裁政体后，才解除了加诸于电影身上的的镣铐。相信中国的电影审查也有废止的一天。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的电影人应该具备一种历史意识，放长眼光，从现在就开始积累材料。田壮壮将电影局下达的禁拍令装裱起来，置于镜框之中，悬于客厅之上。从此举中，我们看到了田导的悲愤、也看到了他对将来的希望。电影局下达的关于娄烨禁当导演的文件是很珍贵的文献，希望娄烨、耐安本人妥善保存。我相信，将来的中国电影史上会开辟专门的一章，叙述所谓太平盛世时代对第五、六代电影人的封杀，对中国电影的摧残。（我去年编写的《是非姜文》中将电影局对《鬼子来了》的审查意见公之于众，其用意就是要保存这份资料。）从田壮壮《蓝风筝》到《活着》，从李扬的《盲井》到《颐和园》，这类的影片都将作为中国艺术家争取自由表达的重要作品载于青史。同样，封杀这些影片，这些导演和制片人的有关部门有关人士，也将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听说张献民先生撰写了中国电影禁片史一书/文。这是有眼光，有责任感的令人敬佩之举。&&吴迪/启之&朱日坤：一、文化若有生命，自由表达是基础之一；二、公民有自由选择职业同时获得生存的基本权利；三、真正的电影分级制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在这个年代还用“禁止拍片”的方式来限制电影创作，是何等野蛮和荒唐！&& 朱日坤/日&王晓鲁博克：&前几天我遇到一位第六代导演，他对于贾樟柯《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感到高兴，但是他并不看好这个电影的在国内的市场，因为不知道放给谁看，也没有地方放，因为没有西方那样的电影院的小厅和专门的放映场所。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场所？是民众不需要吗？不是的，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而另外一个问题更让人觉得过于沉重。《三峡好人》使很多媒体都腾出大量版面来进行报道，大家又来重新审视第六代的“美学传统”。这是一个固执地言说自我的传统，因此很多人认为第六代是自恋的，第六代应该长大，应该有更多的去为资本负责，要市场化，要有商业的能力！这是前两年对第六代的最大的舆论压力。大家看这两年大众媒体里最大的呼声，就是这个电影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我们且不管商业化本身的意味，且看言说自我是不是必然与商业形成对抗。言说自我其实就是带着现实感来言说这个时代，第六代那些有坚持的导演就是要负责任地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听从那个潜意识中发出的指令。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疼痛和使命，而导演作为敏锐感受力的持有者，他不外在于他的时代，他是一个有责任感有力量的代表，他的个人化的言说并不只是个人的经验，只对自己有效，而是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因此，他越是对自己负责，就越是对于时代负责。今天所谓的那些呼声，只要求他们对于资本负责，这是另外一种犬儒主义，让第六代不能很好承担对于资本的责任的，不是他们的个人表达，而是一个不正常的市场，有着过多言语禁忌的“商业环境”。正像王小帅导演相信如果有正常的市场，自己的《青红》会有很多人看一样。我也相信，在现在强烈呼唤、强调动画、数字技术、电影的娱乐功能、商业价值和心理按摩功能的环境里，有许多问题在众生喧哗中被遮蔽掉了。这些技术和要求是正当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打压另外一种创作倾向，因为他们有着更大的关怀力量，有关怀力量，就不会没有市场，因为人的心灵在“硬作的狂欢”前面会感到更加压抑，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并没有被更熨贴地照顾到，而是被额外地愚弄了一遍。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我们不能从现实中飞出去，飞向好莱坞。而看好莱坞电影，我们感觉到愉快，我们带着羡慕的眼光去看，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的参照，一个理想的标本。但若我们的电影人制作出一个和好莱坞一样的作品，一样的外在形态，一样的主题表达，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不舒服，甚至愤怒，觉得这样的电影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因为我们的现实的联想会马上加入进来进行评价，那些电影的虚假的，“虚假”在我们这里仍然是有效的批评的话语，这就是中国的合理的语境！&从前年开始，很多人幻觉“第六代”终于进入主流了。其实情况不是更好，而且更坏了。在地下的时候，第六代是自由的，那时候他们过着贫困艺术家的生活。恰好是当他们被引入地上的时候，他们最大的不自由就来临了。他们要为一个扭曲的市场负责，还要一边看着审查制度的条文一边来修改自己的剧本，而这个条文有时候并明确写出来，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眼神”，于是就更加折磨人，同时，他们还要为自己的艺术负责。所以这样的环境下就产生一些疙疙瘩瘩、极不顺畅的作品，剧本普遍有问题，缺乏言说自己身边的故事的能力。有许多作品里都显示了这个症状，包括《世界》，甚至《无极》，《日日夜夜》，《江城夏日》，《光荣的愤怒》……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不是导演缺乏才华，而是他们被捆绑着跳舞，这正是一个带着某种必然性的舞姿，作为影评者，我们责备导演太多了，我们对于制度改革的呼吁则太少了。&前几天与那位第六代导演谈到表达和市场问题，他说，“大家认为第六代没有市场能力其实是很荒谬的，因为他并没有给你一个正常的市场，只给了他们一点点空间，然后看这第六代的狼狈说——你看他们不行吧？”&的确如此，第六代，还有其他电影工作者们都是被绑着双手，一下子踢进了市场的海洋里，然后看着你或挣扎或淹没，然后说你没有游泳的能力！为什么中国电影一直不能有好的市场，这个问题的最大原因不需要向别处寻求，只向我们的表达的约束和限制里找原因。在经过了多年民主努力的今天，仍然出现“禁止某个导演创作5年”的行为，不仅仅反人道，反文化，还反市场。若诚意地呼唤中国电影市场的春天，就要改变我们的做法。&1955年&&意大利电影宣言&&中,有一句：“没有自由的电影只是一架进行投机,推行愚民政策和民族主义的机器．让我们为争取自由拍电影的权利而奋斗．”从那以后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产生了至今仍无法超越的电影大师----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罗西里尼等．费里尼更是发自内心的说：”感谢民主降临意大利．如果意大利仍是法西斯统治，我只是生活在里米尼小镇的浪荡子”．这是曾生活在法西斯统治之下而后得到解放获得自由的艺术家的真心告白．我们现在距这份宣言的发表已有50多年了．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最黑暗,最专制,最腐朽,最荒唐的中国电影局官员大发淫威以技术不过关的名义将一部有创意的影片封杀，更严厉的是竟然剥夺娄烨导演的拍电影的权利达五年之久．这是今日世界最大的丑闻，是中国电影人的耻辱，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让我们团结一致坚决抵制反动的电影当局的疯狂行径．让我们为争取自由拍电影的权利而奋斗．　　　　　　　　　　　　　　　　　　　　　　　　　黄（黄文海）一、 文化若有生命，自由表达是基础之一；二、 公民有自由选择职业同时获得生存的基本权利；三、真正的电影分级制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在这个年代还用“禁止拍片”的方式来限制电影创作，是何等野蛮和荒唐！朱日坤/日近来寒暑不常，希自珍慰。 蒋志&任兰 日一、如果艺术还有这样的界限？！是否政府的规定可以被遵守，为什么要被遵守？电影作为媒介，有着很强的公共基础，如果不能被电影院放映，可以做盗版，在网上传播，让更多的人看。二、娄烨和耐安完全可以不理会这样的管理，作为艺术家和制片不做电影还可以做广告，不做广告也可用五年的时间做纪录片，关键在于这个职业真的很重要吗？！我想电影局应该没有规定不能用摄像机吧！三、娄烨一直是我喜欢的导演，一个重要的个体。我非常支持上述个人对电影局做法的指摘，和对法制的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所能具备的衡量事物的标准，不过是道德和法律的准绳，我想如果这些都可以模糊的执行，我就很怀疑其执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李振华 日Dear Jiang Zhi,Thanks for sending me the news. I totally sha re your opinion and support the struggle of Chinese film makers for the freedom of _expression??it?? time for China to become a real civilized society!All the bestHanru （侯翰如）9．30《颐和园》是一部制作精良，技术水平符合国际标准的影片，一部才情兼备，感人至深的电影作品，该影片在国际一流放映厅放映时没遇到任何技术问题。以"技术原因"禁止电影工作者从事其职业的权力，即不合理，也不合法。呼吁废止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取代以科学的受法律保护的电影分级制度，出台保护行业从业人员基本权力和利益的法律。李洋&1. 在现有的审查制度下，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在不知不觉中，被束缚了手脚，排斥任何不同意见是极权主义的做法，与现在国家提出的执政为民背道而驰，无法让人信服，如果失去民心，中国电影的下场很可能是第二个中国足球。2. 在一个压制的环境中，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完全不生长，二是畸形的疯长。如果中国电影真的变成这样，那造成这种状况的人，肯定会成为历史的罪人。3. 电影审查制度的改革的车轮已经到了无法阻挡的时候了，4. 伟人曾经说过：“任何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人，只会粉身碎骨”。刘高明 .郭熙志：已收到，严重同意。全国起义。&1、我坚持认为，中国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已经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很难想象，无论中国电影发展得好不好都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而只是把电影审查当作自己饭碗和利益来源的人，会真的从富有建设性的角度去看待一部电影究竟适不适合上映一个导演有没有权拍片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些在小制作、“小导演”那里被百般垢病的事情，在一些进口大片或者国内“大导演”那里畅通无阻，是否电影审查权本身已经成为某些不敬业的公务员进行权力寻租的手段？所以审查权才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如此大的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2、电影不是不可以禁止。但是从政务公开的角度来说，电影局方面应该对禁播《颐和园》的事情，作出具体的解释。《颐和园》究竟为什么不能播映？理由是什么？请作出明确和详细的解释。这样我们才能相信，这些理由不时一时拍脑袋作出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同时，提出这些理由的人，都是些什么人？请留下你们的真名？作出和支持禁播和禁导决定的，是什么人？也请你们留下你们的真名。既然你们相信在做的事情和说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应该不会害怕留下自己的真名。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应该有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的态度，这已经不是一个公务员必备的素质，也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人应该具有的人品。电影不是什么国家机密，娄烨、耐安之流一没有什么权力，二也没有黑社会背景，应该不会有能力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实施打击报复，因此整件事情的公开化，不存在任何理论和实施上的障碍。如果娄烨和耐安对这些理由有异议，他们也应该有要求举行公开听证和为自己辩护的权利。&3、从长远来看，如果电影审查权真的有存在的必要，也应该把这种权力直接交给和这个行业发展直接相关的同业人员组成的各类协会和直接支持这个行业存在的观众。从行政改革和机构精简的角度看，电影局完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监督和仲裁上，这样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和冗员，为国家和纳税人节省财政预算。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孙健敏10．1&娄、耐二人我不认识，也没看过《颐和园》这部电影，但基本的常识我知道，凭一个“行业规定”来禁止一个人拍电影或创作的权利是不可理喻也无法接受的。我同意并支持郝建、张献民二位的意见。吴文光， &听到消息时,我正好在长江上,正好有同行的朋友谈到，某些不合理的捕捞方式对长江生物多样性的恶劣影响。尤其是20年前盛行的拖网，网眼小,网口大，不仅摧毁性地破坏生物资源，还会严重影响水底地貌!与之类似，《蓝风筝》、《小武》、《鬼子来了》，以及我至今尚未看到的《颐和园》，或许只是被这种过时的拖网网中的几条鱼而已，那么，其他那些还在生长中的鱼类和虾蟹呢？这种电影审查制度，对整个中国电影生态的破坏是让人忧虑的！　　在我看来，有关部门不妨放宽政策，采取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分众制度，让国产电影在国内外得到更广泛的交流和传播，而不是寻找借口进行遏制、打压。再那样下去，一代新人将会走得更远，甚至可能彻底抛弃管理者最初制订的游戏规则。　　所幸的是，不管遭禁与否，大浪淘沙，最后留下的是真正有价值的影像。　　　　　　　　　　　　　　　　　　　　　　　&&&&&&&&&&&&&&&&黎小锋　&&&
一、任何事情要做好，都首先必须知道界限在哪里。如果它没有在立法里被清晰的表述，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对的是禁忌而不是明确的禁令，那么，我更担心全中国电影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严重受损,这一点将直接损害中国电影。&二、出于对中国电影负责、真心希望它好的愿望，站在电影管理、服务部门的立场上，即便为了减少盲目创作、投资，减少对中国电影投资人和创作人对中国电影信心的打击，也应尽快提请人大立法。&三、在法典未出台前，我们也希望有关政府部门对中国电影人（投资方、制作方等）进行相关政策培训和解释，明确界限，明确什么是不可为的。在此工作缺失的情况下，电影人创作出的作品被禁、并处罚有关作者禁拍，相关电影管理、服务机构有渎职之嫌。&四、电影管理办法或条例，在处以娄耐禁拍的环节上，是否举行了听政会？如果没有，此处罚行为本身违宪。&五、娄耐应保留聘请律师，针对被禁拍的处罚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六、中国的娄耐还有千千万万个。因此，第五条请大家留意，随时以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甘小二
--------------------坚如磐石
老猪很不容易，顶一个！
--------------------人皆寻梦
呵呵，是的！是个理想主义的人，也是个双面体！
--------------------坚如磐石
哎呀，兽姐爱你~~最近写论文都苦逼死了，现在有这个正好，呵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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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也能帮到你写论文??呃
--------------------坚如磐石
嗨呀，我是写影展的么，老朱是重要人物，呵呵呵呵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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