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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晚报讯（记者 李静 通讯员 李前峰）“又是一年清明到，踏青扫墓虽重要，八项规定需记牢，望城区纪委提醒您：严禁公车私用，严禁公款旅游，严禁公款吃喝，文明扫墓，远离封建迷信。”4月1日和2日，望城区纪委向全区1000多名党员干部发出廉政微信提醒，紧盯公车扫墓等违纪行为。　　4月1日放假前一天，望城区纪委联合公车办等职能部门成立专项督查组，在清明节期间对行政中心地下车库、二级机构大院、乡镇街道机关、公园景区、农家乐等地，开展公车定点停放、集中封存等明察暗访活动。督查组对未定点停放的单位和单位主要负责人发“党风政风提醒函”，督促整改；对使用公车扫墓、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违反规定我行我素、顶风违纪的，以“零容忍”态度快查快处、通报曝光、严格追责，发挥警示教育和震慑作用。　　“放假3天我们纪检监察干部可不放假，每天都会组织专项督查，尤其是清明节当天，将加大力度紧盯节点，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行为。”望城区纪委负责人介绍，清明节期间，他们将紧盯扫墓高峰时段和重点祭扫场所，协调有关单位，利用电子眼监控重要交通路口和停车场，盯紧公车扫墓。　　与此同时，望城区还畅通电话、信访、网络和微信“四位一体”举报平台，特别是创新利用新媒体“四风举报”一键通平台，鼓励群众随手拍等方式全方位编织监督网，紧盯公车扫墓等违纪行为，大力倡导文明祭扫新风，确保党员干部“清明”过节。该负责人表示，对我行我素、顶风违纪的将一律严肃处理，并实行“一案双查”，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 据《河南日报》报道，3月26日，河南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姜信治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陈润儿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法制晚报记者（微信公众号：观海内参guanhaineican）注意到，自2月份以来，已经有10余省份省级党委的领导班子发生了变动，这些省份包括新疆、湖南、四川、湖北、山东、广东、黑龙江、云南、甘肃、河南、陕西等。这些变动中有4人他们都同一个省份工作过。　　陈润儿　　黑龙江副书记 被提名为省长候选人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日前消息，黑龙江省委原副书记陈润儿调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提名为省长候选人。　　陈润儿1957年10月出生，湖南人。2013年4月赴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前，他一直在湖南工作，从公社秘书做起，历经茶陵县委县长、郴州地委副书记、娄底地委副书记、湖南省地质矿产厅副厅长、湘潭市市长等岗位，于2006年11月升任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步入省部级官员序列。　　据多家媒体报道，陈润儿在长沙当了7年市委书记，时间之长在全国地方官中亦十分少有。这7年里，长沙GDP总值从1791亿蹿升至7153亿，这与陈润儿勤政务实的作风分不开，2009年7月，深圳比亚迪汽车公司正式布子长沙，为推动企业尽快量产，陈润儿多次现场办公，解决用地和信贷资金困难，一鼓作气催生了第一台纯电动大巴下线，此举惊讶了“狂人”王传福（比亚迪老总），与“时间就是金钱”比肩的“长沙速度”就此叫响。　　今年3月9日，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陈润儿主持召开依法支持龙煤集团清理收缴欠款协调会议。他强调，龙煤集团和相关部门要克服畏难情绪、侥幸思想和消极心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毫不含糊、毫不退缩，一鼓作气、一追到底，依法清收欠款，助力企业改革。　　林铎　　曾经的京官 在哈尔滨工作了4年　　据《甘肃日报》3月28日报道，日前，中央决定，林铎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刘伟平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提供的信息显示，林铎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哈尔滨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等职，在哈尔滨市长、市委书记职位上工作了4年，此次履新前担任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另据《甘肃日报》3月29日报道，日，甘肃省委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三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林铎、冯健身、欧阳坚、泽巴足、咸辉、张晓兰、王玺玉、梁言顺、罗笑虎、梁明远、路志强及省政府秘书长张生桢出席会议。　　法制晚报记者（微信公众号：观海内参guanhaineican）观察到，这是辽宁省纪委原书记林铎调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后首次公开亮相。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此次履新甘肃之后，林铎3月28日以“甘肃省领导”身份出席上述会议时，排名已位于现任甘肃省政协主席冯健身之前。　　刘国中　　地道黑龙江人 曾任省委常委　　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四川组工网发布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批准：刘国中同志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刘国中不再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法制晚报记者（微信公众号：观海内参guanhaineican）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获悉，刘国中1962年7月出生，黑龙江望奎人，1982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刘国中1982年开始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建成机械厂工作，1990年到黑龙江省经委综合规划处工作，后来进入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历任副处长、处长，政府研究室主任，鹤岗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秘书长，副省长等职务。　　杨东奇　　从黑龙江回山东老家任职　　据财新网报道，黑龙江省委原常委、原政法委书记杨东奇回乡出任山东省委常委后，已明确担任省委组织部长，接班已赴任民政部党组成员的高晓兵。　　据山东新闻联播报道，3月10日至11日，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东奇到临沂市调研。这是杨东奇首次以山东省委组织部长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今年3月1日，山东新闻联播报道，日前中共中央批准：杨东奇任山东省委委员、常委；高晓兵（女）不再担任山东省委常委、委员职务。同日，民政部官网更新显示，高晓兵出任该部党组成员，排名在中央纪委驻该部纪检组长曲淑辉及副部长邹铭之间。　　杨东奇今年54岁（1962年9月生），山东蓬莱人，管理学博士，教授。他在高校学习、任职20年，曾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副社长、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校长等。　　2001年初，39岁的杨东奇踏入仕途，转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2004年转任大兴安岭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2005年底重返省委任副秘书长；2011年8月任省委秘书长（前任刘国中转任黑龙江常务副省长），次年4月升任黑龙江省委常委，成为副省级干部，时年50岁；2014年1月转任省委政法委书记至今（前任郝会龙转任黑龙江常务副省长）。杨东奇最后一次以黑龙江省委常委的身份亮相公开报道，是2月25日上午出席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文/记者 李文姬（微信公众号：观海内参guanhaineican）
　　北京物资学院一物流工程硕士生的一篇学术论文，被指大面积抄袭北京交通大学多名老师合著的一篇学术论文。校方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本校研究生在校期间校外公开发表论文涉嫌抄袭，学校是有相应处罚规定的，但如果涉嫌抄袭的学生已经毕业，学校目前没有追责规定。（4月5日澎湃新闻网）　　　　这篇学术论文是否抄袭，只要与被指抄袭的另一篇文章进行比对，事实就一目了然。查证论文抄袭与否并不困难，但如何处理涉嫌抄袭的学生，似乎成了一道难题。　　　　如果按照校方的说法，对于毕业论文抄袭行为的责任追溯，存在明显的“失效期”，过期不查，大量的学术论文涉嫌抄袭行为将逃脱问责。作弊学生只要让毕业论文通过审核，拿了毕业证就可以一走了之，再也不用担心日后真相曝光后的学校追究。　　　　学生的毕业论文管理不是超市里陈列的商品，过了保鲜期就下架了事。相比于其他学术论文抄袭行为，毕业论文抄袭的性质更为恶劣，所带来的违法后果也更加严重。一个学生凭借涉嫌抄袭的论文拿到了硕士学位，这难道不是典型的假文凭么？同样也是对其他辛苦学习的硕士生不公。这样的作恶逻辑不被制约，就可能会延伸到人生的下一阶段，等于是在培育无所顾忌的造假分子。　　　　学术造假现象愈演愈烈，关键就在于学术体系内部缺乏对其危害性的足够重视，甚至对此采取间接纵容的态度。硕士生凭借抄袭论文顺利通关毕业，一旦此事追究下去，就牵涉到毕业资质审核各个环节的责任人，所谓“学生毕业就由他去吧”的说法，包庇的不止是当事学生，也是当初对其失察的更高层级人员。　　　　这恐怕就是问责学术造假最艰难之处。举报者所要面对的不仅是单个直接抄袭或其他造假者，更是背后一长串与其利益密切关联的间接责任人，他们彼此之间构成了命运共同体，成则实现伪劣学位的批量出让，确保学校的毕业率政绩不被影响，败则学生身败名裂，学校名声也受此株连，在如此明显的收益与损失考量下，也难怪物资学院对于涉嫌抄袭的硕士生轻轻放过。　　　　对于论文抄袭行为的问责怎么能“过期作废”呢？尤其是放置在其他领域问责力度加强、追溯期限拉长的背景下，遏制论文抄袭在内的各种学术腐败风气，终身追责就是必要的制度红线。在国外，学生论文抄袭造假，学位被取消，背负信用黑记录，在未来工作生活中处处受阻，所付出的代价何其沉重，这才能让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敬畏与执行学术道德。　　　　物资学院的说法也给教育监管部门提了个醒。仅仅靠学生或者学校自律、采取大事化小的内部处理是远远不够的，治本学术腐败需要常态化的外部监管机制。教育监管部门不妨成立反学术腐败委员会，由教育界及其他关心教育反腐的各界人士组成，同步设置学术腐败举报和处理机制，独立于学校之外运行，对于各类学术腐败线索绝不放过。即使有学院对于被举报的涉嫌学术腐败现象有心轻纵，至少也保证了学术反腐天网恢恢密而不漏。届时，论文抄袭的学生，看你往哪里跑？　　　　文/毕舸
　　　　原标题：徐绍史：5年之内钢铁产能要去掉1-1.5亿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表示，当前从钢铁煤炭入手化解过剩产能，5年之内，钢铁去掉1到1.5亿吨，煤炭退出5亿吨，减量重组5亿吨，并将启动实施一批新的重大投资工程，鼓励民间投资、外来投资共同来参与这些重大的投资工程。
　　　　原标题：天全县一山体垮塌造成河道堵塞 4人失联　　四川在线消息（四川日报记者 游飞）4月2日，记者从天全县获悉，4月1日19时10分左右，天全县昂州河白木河处发生一起山体垮塌堵塞河道的自然灾害，造成该河段一小型电站管理用房被冲毁。因现场电力设施受损，导致手机信号中断。通过现场初步排查，现场有4名人员失去联系。　　接到消息后，天全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庚即组织消防、综合应急救援和有关部门赶赴现场。副省长、雅安市委书记叶壮率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天全县迅速成立了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相关处置措施。经现场观察，山体垮塌形成的堆积体长约110m，宽约30m，高约10m，总方量4万立方米左右。垮塌体堵塞河道，但有泄水通道，下游水量增大。考虑到夜间作业安全,4月2日上午启动排危除险。现场勘查完毕后,所有现场人员及下游群众已撤离至安全地带。同时,由相关部门进一步核实失联人员的相关情况。天全县综合应急救援队、天全县消防大队和民兵应急分队在安全地带集结,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派出小分队对失联人员进行搜救。天全县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成立的各职能小组正严格按照省市领导的指示与要求,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全力以赴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原标题：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张正在广东普宁市沙河镇轻纺厂的工作照。图|受访者提供　　张正的婚事　　——中国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　　《中国新闻周刊》文|龚龙飞　　微信公号：百万庄的小星星　　日，农历二月初二，这天是“龙抬头”。位于安徽西北部蒙城县的农村在这一天异常热闹，他们有一个上千年的传统：男婴出生后，蓄一根小辫，直到6岁的“龙抬头”这一天，在众人的瞩目和祝福下，一并剪去。主人家要大宴亲朋，以庆贺这个男孩度过了容易夭折的年纪，茁壮成长，当地人叫“办事酒”。　　这天，蒙城县辛集镇城西村桔园生产队有3场“办事酒”，整个村落弥漫着锣鼓和鞭炮声。64岁的何素梅回到家，关上门。　　她对儿子张正说，“他们喊你去喝酒，我说你有事，你得从后门走。”　　“嗯。”张正应完回到他楼上的房间，为了回避父母的逼视，他更愿意独处。　　他今年31岁了，单身。在农村，大龄还未婚的男性在道德上是可耻的，那象征着无能、丑陋，或者愚笨。　　今年开春，父母命令他一定要把婚事定了，再外出务工。　　这天下午，他有一场相亲，对象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带着一个6岁的女儿。　　“被迫失婚”　　何素梅回过头冲着丈夫抱怨，“要是6年前你看紧那女人，咱家也能摆上办事酒了。”　　6年前，张正当时的妻子刘霞（化名）瞒着张家，独自前往医院堕胎，随后从这个家庭消失了。何素梅得知打掉的是男婴后，昏厥过去。　　张刘二人并没有领结婚证，经人介绍见面2周后就办了婚酒。在稳定的熟人社会中，给了彩礼，办了酒宴，双方的亲朋互相见证，就是成婚了。领结婚证只是有孩子后上户口时才显得必要。刘霞出走后，张家几次到刘霞家讨要6万元的彩礼无果，只好作罢。　　新婚时的家具和电器被何素梅用塑料袋都包裹了起来，等待新的女主人。每年的年关，何素梅会给所有亲戚打一通电话，为张正寻找相亲机会，春节期间是村里人最齐的时候，错过就又是一年。她一生中撞见的所有困难，都托付在这个熟人网络之上，但张正的婚事在这好像不管用了。　　从1月中旬，张正提前返乡进行了第一次相亲，直到3月10日这天，他总共只相过两次亲。现在在农村，未婚的女孩太少了。　　桔园有453口人，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男青年有60人左右，其中未婚的有25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约在40人左右，全部已婚，其中部分外嫁。30岁左右未婚的，包括张正在内有7人，寻找婚配的日子并不好过。　　往年春节，桔园总有四五家办喜酒的，去年只有1家，到了今年春节却异常冷清，何素梅说，“他们也没一点响动。”　　农村大龄剩男的婚配越来越难的问题，绝非只发生在安徽蒙城的桔园这一隅。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0年开始，他们的研究所团队就致力于对数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对全国28个省（区、市）的364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　　2010年，该所的田野调查团队联合发表了《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交错进行的背景下，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出现了整体失衡，性别失衡之后所造成的“婚姻挤压”现象（注：“婚姻挤压”是指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同期人群中出现的数量不平衡，由此导致部分男性或者女性出现择偶困难的现象），随着80后这代人步入成年，正在中国的贫困地区逐步凸显，危害也日益显现。　　研究人员以20世纪80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姜全保判断认为，从2010年开始，中国还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80后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而作为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的大龄剩男比重要高得多。　　在《百村调查》中，一份针对全国28省364个行政村的3318名大龄未婚男性（28岁以上）的问卷显示，每个村的大龄未婚男性平均达到9.03人。他们中间近80%身体健康，没有残疾，“属于被迫失婚”。　　张正身材壮硕，中等个子，微卷的头发盖着宽大的额头，双眼皮，鼻梁短而坚，外貌像母亲何素梅，性格像他的父亲，开口说话总要脸红一会，平时沉默寡言，这也是他结婚困难的原因之一。在《百村调查》中，有63.2%的大龄剩男具有沉默寡言的性格。　　何素梅有点想不明白，“我们那代人就喜欢踏实勤快的男子。现在，老实人在社会上混不开了。”　　从大环境而言，成婚困难的原因更为复杂，男女比例失衡是首要原因。　　1980年秋，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明确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这与中国农耕文明中“儿比女贵”“多子多福”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冲突，严格的人口指标迫使他们把“名额”和“机会”尽可能留给男婴。　　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中国“失踪”女婴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年至1970年期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又开始稳步上升。　　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调整，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即“一孩半”政策。二胎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有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高达124.7。　　1990年中国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男女性别比达138，三孩时性别比更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性别比例为108。　　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姜全保教授提醒《中国新闻周刊》，“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　　直至2000年左右，女婴死亡率开始降低。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也因为如此，男婴出生率大大高于女婴。　　而在传统观念更为深厚的中西部地区，偏好生育男孩的观念更是坚固。　　安徽省是中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传统观念深厚。2005年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32.2，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之一。这意味着，安徽省每年有超过有8万名女孩“被选择”未出生，从全国看，这一数据将超过100万人。　　以何素梅及她的4个姐妹为例，何素梅与丈夫不识字，是近亲结婚，在两个孩子夭折后，抱养了一对儿女，而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此时已被计生干部盯上，她还是逃到更偏僻的乡下，生下了张正。　　她的4个姐妹，家家均有偷生被罚款的记录，偷做B超有2人，弃女婴的有1人。　　姐妹5个家庭，一共育有18个子女，其中抱养了7个， 10男8女。　　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曾一度高于120，远超105的正常值，曾经是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而现在，那些出生在性别比最高的年代的人正陆续进入适婚年龄。　　城乡之间，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　　张正，作为何素梅唯一的亲生儿子，他的娶妻成了这个64岁母亲的最后使命。　　在男女比例失衡之下，成婚困难的因素就变得多元起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刘利鸽，曾撰写过《婚姻挤压下的中国农村男性》一书。从2008年8月开始，她在相距蒙城不过百余公里的安徽和县4个乡镇下的38个行政村进行了相关的田野调查，1701份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娶妻困难主次上，家庭和个人经济排第一，兄弟数量第二，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第三，年龄第四。　　从2000年开始，张正就跟着一班亲戚进了广东普宁市流沙镇的纺织厂，手头有了技术，他的月薪达到4500元左右，可这些小作坊式的工厂，几乎没有女工。每年年底，他将一年的收入交给母亲。他独居的两层小楼，几乎全是靠他挣的钱盖起来的。张家在经济上不算困难，现在，哥哥张勇在屋后另起了三层楼，父母在屋前又建了平房。　　张正的邻居吴楷，29岁，因为早年丧父，母亲又积劳成疾，不能劳作，家中并没有多少积蓄。尽管他有一门电焊的技术，收入也不错，但结婚也成了难题。　　兄弟多结婚难的情况在桔园不少见，李小军家因为有三个儿子，最大的已经28岁了，却没有一个说上媳妇，甚至没有人给他们做媒。兄弟多，意味着不能独享男方父母的劳动和家产，在彩礼上也会少一些。张家有两兄弟，这多少影响了张正的婚事。　　大哥张勇比张正活络许多，能言善道，媳妇也是自己找来的。2007年，大哥张勇结婚，彩礼花了3万元。之后，张家开始给张正物色对象，女孩都厌烦张正沉默寡言，几次相亲都失败了。　　到2010年，80后出生的男孩开始步入大龄青年阶段，也是从那时起，农村彩礼突然高涨，两三年间已经涨到了8万左右。张正那年25岁，这个年纪还没结婚让家里有些担忧。　　这年，何素梅通过远房亲戚介绍，一个丧偶的女人刘霞走进了张家视野，她的丈夫死于车祸，留下一个4岁的女儿。28岁的刘霞颇显年轻，何素梅让张正从广州赶回来相亲，刘霞竟然很快就答应了，但要6万元的彩礼。张家觉得要得多了，但为了尽快结婚，还是答应了。　　张刘从见面到摆喜酒，不过两周时间。一切都来得有些快，但何素梅松了一口气。　　结婚当天，刘霞就不愿意与张正同房。没几天，张正要求刘霞一块返厂上班，刘霞不愿意去。3位姐姐坐不住了，第一次冲突后，刘霞不得不去了流沙镇。没几个月，刘霞就以怀孕为由回了蒙城，何素梅和丈夫小心陪伴其左右。突然一天，刘霞趁何素梅夫妇不在，领着女儿，独自来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随后，她带着女儿消失了。因为没有结婚证，彩礼也追不回来。2012年，何素梅听说，“她嫁了一个蚌埠人，都40岁了，在市里做买卖的。她还是想进城。”　　蒙城县和周边一样，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5年前开始了新城区建设，快速扩张的城区正在向桔园挺进，殡仪馆和公交枢纽也新建起来，桔园距离县城不过2公里，从外部看，连排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和城区的差别也不大。可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抽水马桶的排泄口直对着马路边的大沟，这条水渠成了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排放沟，村民缓解恶臭的办法，就是将相近窗门紧闭。路边数个旱厕密集陈列，那是村民收集肥料所用。　　城乡间的差异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轰隆隆的挖掘机正在铺设村后的那条道路，但张正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再等了。　　何素梅觉得，“水泥路是2年前铺的，如果早点建好的话，说不定刘霞不会走。”　　这么拼命地为儿子的婚事操心，何素梅很少问为什么，她靠生肖记年岁，靠节气做农活，按部就班完成她的人生任务，并把这一切规律复制到子女身上。她把这么做的原因归结为“一代传一代”。她也在这种如节气一样的循环重复中，获得自己生命的价值。　　她说，“孩子就是更年轻的自己。”张正不仅在秉性与外貌上与她相似，也是在法理上完成家族延续的任务，并陪伴她终老，这种满足感填补了她由生命衰老和消亡带来的恐惧。　　此后，张正每年春节都被家人安排了数场相亲。离城远近，道路好坏，婆婆年纪大小都成了农村人相亲女孩必要的考察条件，相亲的花费也涨了起来。　　付不起的彩礼　　2012年的春节，张家认为既然张正不爱说话，就也找个不爱说话的对象。在邻镇，他谈了一个女孩，叫吴梅，聋哑人士，21岁。吴梅说自己的孩子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是聋哑人，但尽管有风险，何素梅挺喜欢她的，因为她“眼睛亮，反应快”。　　两人见面不久，吴梅就要求张正给她买苹果手机，后来又买了笔记本电脑，好几套名牌服装，并陆续借给她几次钱。到2013年年末，张正去提亲，却被拒绝了，她觉得张正年纪偏大，太节约，两人有代沟。吴梅还了向他借的钱，结束了这段感情。　　2013年，蒙城县的彩礼已经升到了15万，还有附带的车房要求，处于劣势的男方家庭，会通过提高彩礼弥补自身缺陷，从而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人也不得不水涨船高。在蒙城，有个说法“万紫千红，一动不动”：“万紫”指的是一万张5元钞票，“千红”指的是一千张100元钞票；“一动”则指的是汽车，“不动”是指新房。一场婚礼下来，至少花销30万元。　　同在安徽北部地区的砀山县，在2015年3月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治理天价彩礼现象。除了要求公职人员率先做出表率，还倡议群众婚前彩礼要控制在3万元以下。　　可就在该月的16日，相邻的丰县孙楼镇三教堂村，农村青年孙某，将准丈母娘与女友杀死后，服毒自尽。起因正是准丈母娘因为长子结婚需要15万彩礼，不得不将压力转嫁到准女婿孙某身上。孙某留下遗书，表示杀人原因是彩礼压力过大。　　天价彩礼在西部地区更为严重，有调查显示，在青海省西宁市周边农村，结婚彩礼以每年5万元左右的速度攀升，结婚费用从2012年的10万元增至2014年的25万元左右。面对高额的彩礼，农村的剩男们处境更为艰难。　　如果有恋爱对象的，他们首先想到采取未婚先孕，迫使女方父母就范，放弃高额的彩礼要求。桔园邻村的陈瓦房村，25岁的张明辉和女友杨庆子相恋多年，未能结婚，就是因为张明辉无法拿出“万紫千红”的彩礼，并买房买车。张明辉还有一个27岁的哥哥，也未婚，张家父母更无法先答应为小儿子付出天价彩礼。直到杨庆子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杨家父母只好忿忿地收了5万元彩礼，嫁了女儿，但在婚礼当天拿走3万元的全部份子钱。从此杨庆子成了不被娘家欢迎的人。　　第二种办法就是借“小利贷款”。在农村，没有公职的人很难取得银行贷款，而且手续复杂。小利贷款在农村颇为流行，由一位双方信任，且较有经济实力的中间人担保，借款人依据贷款金额，每月支付1%到3%不等的利息，还款时间较为灵活。以借10万元算，每年的利息约在1到2万元之间。这几乎是当地农民一年耕作的收入。　　第三种办法就是娶外省媳妇。在熟人社会中，本地女子仍是绝大多数家庭的首选，婚娶外省媳妇并不是件光彩的事。何素梅觉得，刘霞是亲戚介绍的本地人，但也是半跑半骗的，和外地媳妇也没什么差别。　　2014年夏天，在张正打工的流沙镇，工友给张正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四川口音，叫胡丽（化名），23岁，浓妆艳抹的，张正觉得她显老，不止23岁。他告诉母亲后，何素梅鼓励他们交往试试，但别乱花钱。之后，胡丽隔三差五地到厂里给张正做饭洗衣，两人发生了关系，一起住了一段时间。胡丽还表示，年底想去张正家看看。　　就在年底到来前，胡丽说父亲病了，还带着张正到医院挂号，但只是让张正排队，并没有进到病房。胡丽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张正，提出要借5万块钱给父亲看病，5万就算是彩礼的一部分，她一共只要8万元彩礼。　　张正仍旧如实告诉了妈妈何素梅，何素梅约来亲戚商量，大家都提醒她别上当，她心里也感觉不妥，刘霞的事已经让这个家损失惨重了。张正也有些犹豫，何素梅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感觉就像赌博，但不赌怎么会有机会。”　　张正将自己一年的工钱5万元转给了胡丽。两周后，胡丽不见了。她用一个广州的号码打电话告诉张正，父亲的病情恶化，转院到了广州，还需要3万元救命钱。她还把电话直接打给了何素梅，并改口叫了“妈”。何素梅疑心更重了，亲戚也都提醒她不要相信。但何素梅觉得，这3万要是不转的话，之前的5万也白花了。　　于是何素梅从家里又转给胡丽3万元。一周后就是新年了，何素梅非常期待这个还未谋面的儿媳妇能够早点到家。胡丽又打来了一个电话，表示为了给父亲看病，已经身无分文，需要5000元路费。何素梅已经感觉到上当了，但还是寄给了她5000元。就像要抓住渺茫的翻本期望，奋力押上最后的筹码。　　之后，胡丽和那个介绍人同时消失，杳无音讯。张正报警后才得知，胡丽同时欺骗了好几个厂的大龄未婚男工人。虽然立案了，可案子到现在仍没有进展。　　2016年1月初，河北邯郸市警方破获一起跨国新娘诈骗案，那是在2014年11月轰动一时的越南新娘集体出逃的事件。相关人员被法院判刑入狱，罪犯入狱，新娘飞走了，28个光棍被打回了原形。　　根据刘利鸽教授统计，年间，安徽和县共有22102名女性因婚姻迁入和县，占因婚姻迁入外来人口总数的70%。她们主要来自云贵川等西部省份。而在对38个村庄共计102个村干部的调查中，有90%的村干部表示，自己所在村里有西部省份媳妇的情况，其中40%的村干部表示有外省媳妇逃婚或者骗婚的情况。　　3月10日的这场相亲，何素梅已经提前刨根问底，说对方也是老实人。但张正不是很满意，觉得女方长得太“黑”了，孩子还有慢性病。但对方还是开口要了8万元的彩礼。　　张正算了一下，父亲已经不能干重活，家里经过这几年的消耗，积蓄已所剩无几。要凑齐8万的话，还需要借6万元的“小利贷款”。何素梅在一家早点铺子帮工，每天凌晨3点起干到下午3点，一天能挣60元，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强还上年息。　　张正有些犹豫。　　3月14日，消息来了，相亲的女子已经谈妥另外的对象，准备嫁给县城的一个残疾人，35岁，但有一处店面，男方彩礼能给10万元。　　3月16日，流沙镇的老板打电话来，问张正还回不回去上班，现在不景气，很多厂要裁人了，因为他有技术，可以留下来。　　姐姐张敏在昆山的电子厂务工，何素梅说，“那里面女工多，听说很多人很容易就带老婆回家了。”她让张敏打点好了关系，让张正尽快过去面试务工。张正只能做普工，每月工钱不到3000元，还不管吃住。但何素梅觉得他可以一边干活，一边物色对象。　　何素梅说，明年不管怎么样，她都不再催这些亲戚帮她儿子物色人了。她叹息道，“社会变得太快了，那么多亲戚，怎么就不管用了呢？”　　最终，张正买了17日回流沙镇的汽车票。这是他第一次不听从家里安排，他说，“没钱更没机会了。
　　　　中国经济网昆明3月23日综合报道 据《云南日报》报道，22日，省委书记李纪恒、省长陈豪率云南党政代表团赴广西学习考察。李江、黄毅、赵金、李培、程连元、刘慧晏、董华、白成亮，李邑飞、何金平、李正阳等云南省领导一同考察。　　上述报道中，程连元排在省委常委李培之后，副省长刘慧晏之前。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人物资料库显示，程连元，1961年12月出生，曾任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由于张田欣、高劲松连续两任昆明市委书记接连落马，在市委书记一职空缺三个月后，2015年7月程连元调任昆明市委书记。　　程连元简历　　程连元，男，汉族，1961年12月出生，北京市人，198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7月参加工作，市委党校研究生文化程度（北京市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北京市二轻机械厂技术员，北京市二轻工业总公司干部、副处长、副总经理兼北京白菊电器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二轻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北京京仪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朝阳区委副书记、朝阳区人民政府代区长、区长。　　2012年7月起，任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　　2015年7月，昆明市委书记。　　2016年3月，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浙江在线 记者/黄群雄 项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