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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信托总裁陈军被调查和幕后权利斗争有关？一篇两年前的预言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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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前一日，四川信托发布重大人事变动公告：陈军辞去四川信托总裁职务，同时决定由公司刘景峰副总裁代行总裁职务。这次人事变动，是自去年底信托元老李南峰（见下图）进入四川信托以来，四川信托人事最大的变动。2012年9月，机构投资网发表署名作者“黄梅”的文章，该篇报道详解了四川信托控制权争夺战始末，不止一位四川信托或中海信托内部的人士向《机构投资》提及过下述可能：最坏的结果是陈军走人，甚至中海信托被迫退股。
资料显示，44岁的陈军为投资经济学专业硕士，原任职于中海信托。据四川信托内部人士介绍，四川信托开业之初，从招募团队，到设立公司框架，再到打开业务架构，陈军无不亲自涉足。据机构投资网的报道，然而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人事腾挪与公司架构重整的过程中，“宏达系”老大刘沧龙祭出“双签”的法宝，逐渐架空了由中海信托选派的总裁陈军。
对于“双签”，四川信托相关人士是这样解释的：公司内部有一系列业务流程，从业务经理到董事长，中间涉及责任主管、风控、合规、副总裁、总裁、副董事长等岗位，逐级递进审核，最终由董事长授权具体高管来负责签字。“从形式上说，陈军沦为了‘签字机器’——这就是残酷的公司斗争！”与陈军相熟的一位人士不胜唏嘘。
立秋之后，暑气待散。
在四川信托财富中心，一场发生于部分员工中，以“消极怠工”为主要表现形式、以抵制新的“薪酬架构”为目标的抗争，正无声地趋向“流局”。
此前，劳资双方足足僵持了数月。
实际上，透过这场“劳资对峙”，可以隐约看到四川信托正暗暗绸缪一出“偷天换日”的大戏：新的薪酬制度、新的人事安排、新的公司架构……
这出大戏的总导演，是四川信托董事长，著名的川籍资本玩家、“宏达系”实际控制人刘沧龙。
也许，逼退二股东中海信托，是刘沧龙这出大戏里的重头戏。
【一场 “消极怠工”闹剧】
2012年上半年，四川信托财富中心的部分员工上演消极对待“直销”，以行动抗议薪酬新政。
《机构投资》获悉，今年年初，四川信托对薪酬标准进行调整，首要触及的是财富中心销售人员的薪酬发放结构。
自2010年11月底正式开业以来，四川信托最为江湖津津乐道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它一年时间将信托管理资产的规模做到706亿元；其二是它给业务员提供近乎30%的“高佣金”。
然而一夜间，第二件事老母鸡变鸭——从“底薪+高佣金”转变为“直销佣金抵充底薪”，薪酬制度的激烈调整，令基层员工难以适应。
【提成抵充底薪】
“原先我们的工资(底薪)由公司发放，业务提成则归业务提成计算；现在公司要求我们完成基本销售额度，底薪由该额度的提成来抵充——相当于，原来有保底工资，现在没有了。”四川信托一位员工直白地说。
关键的是，上述所谓“基本销售额度”是明确挂钩“信托直销”的，并不能用渠道销售的额度来顶替。
财富中心是近年信托领域的新热点，多家信托公司先后成立财富中心，比如中融信托、新华信托、平安信托等，以谋求新的盈利增长点。
四川信托的财富中心主要负责公司集合类信托产品的销售，有直销和渠道代销等销售模式。
该名员工强调，“直销”是四川信托今年年初才开始强调的销售模式，之前并无明确、硬性规定。
这也意味着，若销售人员本身没有掌握足够的直接客户资源，又无法在短期内迅速积累，那么很可能因为完不成既定的直销额度，而拿不到足额底薪。
《机构投资》向四川信托某高层求证薪酬“新政”的情况。他表示，现行执行的薪酬政策中员工有底薪，但若同时有业务提成，那么底薪将与业务提成合并计算。
该高层否认公司调整了薪酬标准。“还跟以前一样。”他说。
但基层的员工们并不这么认为。
“以2000万元直销规模为例，按原先的算法，完成这个额度大概可以拿到30万左右；但按现在的算法，只能拿到不足20万，减去个调税，到手就更少了。”前述员工坦言，这“太狠了”！
“公司觉得我们赚得太多了！”一位员工抱怨道。
【“新政”的诉求】
沪上一位信托人士表示：“对四川信托来说，薪酬新政的诉求点很清晰：一方面是强调直销和建立自己的直销团队——这是信托业的大趋势；另一方面是减少发行成本，赚取更多的利润。”
该人士给《机构投资》算了一笔账。
以2000万元的信托产品销售规模为例，若走渠道模式，公司给出的年化费率通常在2%左右；若是直销，其费率则固定为8‰。
也就是说，每销售2000万元产品，信托公司通过渠道发行的发行成本约为2%；直销的发行成本则为8‰。后者比前者节约60%的成本。
上述人士表示，信托公司一年发集合类信托产品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这里头差价就很大了。
据四川信托2011年年报，截至年末，该公司管理集合类信托资产规模为178亿。若理想地全部实现直销发行，仅仅这一项，公司就有望节省大量发行成本。
另外，原先的“高佣金”对公司来说也是一个成本压力。
百瑞信托研究所博士高志杰表示，有些公司拉高业务提成，相当于公司少赚，而让信托经理多赚，而这样会造成企业经营成本偏高。
数据显示，2011年四川信托的信托资产营业收入9.5亿元，与其二股东中海信托的营业收入10.3亿元相差不多，前者比后者少7.8%；但利润总额前者只有5.4亿元，比后者的8.4亿元少35.7%。
高志杰认为，收入差不多，之所以四川信托的利润少，就是业务人员等各类开支偏大造成的。
“公司改变薪酬政策，对销售的费用有很大限制。”四川信托一位员工表示，新政策相当于全盘推翻了原先的方案，重新来——“这个怎么做，没法做啊，所以我们跟他们僵了几个月”。
上半年，财富中心的部分员工消极对待“直销”，以行动抗议薪酬新政。其想法是，若抗议有效，废新复旧，自然很好；若无法达成，至少也谋得了一定的缓冲时间，或者找到变通的方法。
【“变通”的方案】
致使基层员工们斗胆“对抗”的重要后盾，是他们对信托直销现状的直观认识。“一个产品如果直销卖不动，那只好走渠道嘛。”
某信托人士指出，信托产品的发行期不长，因此公司不可能死守直销，只能是直销和渠道双管齐下，一旦直销不见效，自然得用渠道顶上。
四川信托总部的态度是，公司不会服软，制定的政策就该执行。
僵持的结果，是给薪酬“新政”找到了一个变通的执行方案：将直销额度、费率，与渠道额度、费率，打包合并，做个差价。
上述方案的实质仍是做渠道(包括第三方)，但拉低了渠道的费率，而渠道也被迫接受了。
这一来，对销售人员而言，得到时间去积累直接客户，同时收入有所保障；对公司来说，产品发行获得保证；对渠道，尤其是第三方来说，则拿到了代销合同。
据悉，公司默许了上述变通模式的执行。
截至8月底，《机构投资》获得的最新消息是，这场发生于“对峙”已经进入尾声。
一位信托前辈指出，短期内以高薪的方法汇聚人才，而后在积累足够的业务关系后断然“反悔”，容易导致人员流失；同时，对企业来说，这种野蛮生长的路径缺乏后劲，因为它的初衷并非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想而走到一起、合伙干。
事实上，在四川信托执行薪酬“新政”后，确有少数员工另觅枝头。以上海财富中心为例，2011年6月，该中心组建时，最早的一批员工共10名，一年不到的时间，这批员工走了一半。
但对四川信托来说，这并不算什么问题：招聘广告打出去，总归有新鲜血液源源不断输进来。
就以上海财富中心来说，新聘了20来名员工，员工总数接近30名，且仍在持续招聘中。其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办公室刚完成一次重新装修，扩充和调整了格局设置，以容纳更多员工。
“我们也想通了，川信给你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台。从公司整体来说，川信的产品还不错，收益率高，认知度也高，既然可以变通，我们何必跟公司硬碰硬？”一名最终选择留下的员工表示。
可以说，推行薪酬“新政”只是刘沧龙系列计划中最直观的一步。巩固及扩大控制权，才是这位霸气的资本玩家拿到信托牌照之后，迫切要做的事情。显然，从人事和公司架构下手，是最干脆利落且直击心脏的做法。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人事腾挪与公司架构重整的过程中，刘沧龙祭出“双签”的法宝，逐渐架空了由中海信托选派的总裁陈军。在四川信托重组成功与否的关键转折点上，中海信托曾扮演过非常关键的角色。
【耗时大半年的人事布局】
四川信托成立半年后，刘沧龙就亲手导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高层人事海啸，一波接一波地涌推，前后历经了大半年时间，才逐渐趋向平稳。期间，刘沧龙巧妙地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安插到四川信托的高管班子里，在事实上实现了对四川信托的全盘操控。
日，四川信托正式成立。四川宏达集团与宏达股份合计持股约53.75%，二股东中海信托持股30%。“宏达系”实际控制人刘沧龙出任四川信托董事长，宏达集团副总裁陈洪亮出任董事、副董事长，而中海信托时任总裁储晓明则出任四川信托的董事、常务副董事长。在四川信托董事会的七个席位（包括三个独董席位）中，宏达集团作为第一大股东占据三个席位——除了刘沧龙和陈洪亮外，还包括独董伍小泉；中海信托作为第二大股东占据两个席位，即储晓明和独董夏斌；剩余两个席位分别由汇源集团有限公司和成都铁路局瓜分。
当时四川信托的高管班子由中海信托副总裁陈军挂帅，担任总裁；副总裁叶伟清，此前在银行界深耕多年；首席风控官孔维文来自四川银监局；财务总监则由宏达集团常务副总裁邓真光担任。半年之后，上述貌似公允、制衡的人事架构开始松动、走形。2011年2月，四川信托第一届董事会第七届会议通过，由于工作调动，解聘邓真光财务总监职务，同时聘任吕明昭接任。
资料显示，吕明昭曾供职于新华保险公司、中务会计师事务所，曾任四川宏达集团副总会计师。她在金融行业的从业年限只有3年。如果说这一进一出都是“宏达系”自己人的话，那么接下来刘沧龙的安排则将其把控四川信托的野心彰显无遗。
2011年9月，陈洪亮辞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并在次月得到四川银监局的核准之后，开始出任四川信托的常务副总裁。刘沧龙不可能将“宏达系”在四川信托董事局的席位拱手让人。于是，宏达集团提名向前友补位。资料显示，向前友曾任中国银行自贡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业务处处长，中国银行德阳分行行长、党委书记。此外，刘沧龙还挖来中植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刘景峰，以及原四川证监局上市监管处副处长、法制工作处处长严整，均许以“副总裁”职位。2011年11月，四川信托一周年前后，刘沧龙对公司高层的重整告一段落。至此，四川信托董事局成员分别为，刘沧龙、陈浩鸣（注：2011年4月，陈浩鸣接替储晓明执掌中海信托，同时接替储晓明在四川信托的职位）、向前友、朱开友以及三位独董。而高管班子则除了原来的陈军、叶伟清、孔维文之外，新增了陈洪亮、刘景峰、严整、吕昭明。
表面上看，在四川信托的董事局中，宏达集团及中海信托的席位数量和比例不变。但在整个四川信托，来自二股东中海信托的人只有三名，陈浩鸣、陈军，以及一位分管行政的钱（音）姓人士。更关键的是，四川信托高管班子的天枰，已然完全向“宏达系”倾斜：陈洪亮、严整、吕明昭、孔维文——这些人要么本来就是宏达集团的人，要么是刘沧龙的旧友亲信。“四川信托姓‘刘’，这没什么可争的。”一位员工理所当然地说。
【“双签”夺权】
不得不说，刘沧龙的夺权大计，一环扣一环，步步紧逼。
“公司成立才一年，内部权力斗争就开始上演了。”一位接近四川信托高层的知情人士对《机构投资网》无比感慨。从2005年宏达集团初次接触并有意参与重组四川信托起，该人士一直将四川信托的系列蜕变看在眼里。该人士认为，任命“专职副董事长”、推出“双签”政策。
刘沧龙步步为营，目的就是架空非“宏达系”的总裁陈军。
2012年春天，四川信托开始执行“双签”政策，即公司任何批文和决策，仅仅陈军签字并不能奏效，必须副董事长也签字才行。微妙的是，相对陈浩鸣“常务副董事长”的头衔，新任副董事长向前友的头衔是“专职副董事长”。对此，四川信托相关人士的解释是，陈浩鸣同时还是中海信托总裁、中海基金董事长，不能在四川信托坐班、不能随时在岗，而向前友则是专职的、坐班的，因此职位的称谓上有细微区别。“‘专职’这两个字很有讲究，”知情人士一言以蔽之：“他们（宏达）扶植起来的专职副董事长，代替刘沧龙坐镇川信——他上来就是来干‘双签’的事情的。”
据了解，早在多年前，向前友便与四川信托的前身“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相关人员相熟。更重要的是，以宏达集团为首的“宏达系”企业，多年来一直与中国银行保持着密切的银企战略合作关系。因此，刘沧龙与长期在中国银行的四川相关业务部门、相关分行任职的向前友有交情并不难想象。上述知情人士向《机构投资》透露，向前友算是刘沧龙的“兄弟”，比较贴心——“某种程度上，他代表的是刘沧龙。刘沧龙不好直接出来否定陈军，就搞了个‘专职副董事长’来制衡他”。
对于“双签”，四川信托相关人士是这样解释的：公司内部有一系列业务流程，从业务经理到董事长，中间涉及责任主管、风控、合规、副总裁、总裁、副董事长等岗位，逐级递进审核，最终由董事长授权具体高管来负责签字。“从形式上说，陈军沦为了‘签字机器’——这就是残酷的公司斗争！”与陈军相熟的一位人士不胜唏嘘。
【陈军：失去上海的“城池”】
同样在2012年春天，刘沧龙对公司内部架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并重新划定了相关高层的“势力范围”。
之前，四川信托的总部放在成都，并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地设立业务点。2011年8月，一家名为“四川宏海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司得以注册成立。据记者拿到的一份宣讲资料显示，该公司为四川信托旗下子公司，隶属四川信托财富管理中心。当时该公司喊出的口号是——“力争三年后四川信托与宏海财富完成上市”。其主要职责是推荐、销售四川信托的产品。不过，在短短数月之后，该架构即遭弃置，相关职能则被新出现的区划名词“片区”所接管。片区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富管理中心和项目部的统一管理。
在刘沧龙设计的公司新架构中，四川信托被划分为四大片区：华中片区、华南片区、华北片区和华东片区，分别以成都、广州、北京、上海四个城市为中心。常务副总裁陈洪亮主管华中片区；叶伟清、刘景峰、严整等三位副总裁依次分管华南片区、华北片区和华东片区。其中，刘沧龙的“腾挪大法”在华东片区表现得最淋漓尽致。华东片区辖区范围包括上海、浙江、福建等四省一市。
在此次翻天覆地的大调整之前，该辖区是陈军的“地盘”。四川信托上海的相关人士表示，华东片区其实是在上海财富管理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的。或者说，四川信托在上海的团队和架构，是陈军一手搭建的。有趣的是，划分片区后，刘沧龙不辞辛劳地从成都调派严整坐镇上海，而非循着就地取材、就近的原则，继续让陈军掌管华东片区。陈军在上海信托界拥有较深的脉络。他在中海信托先后担任过信托业务总部总经理、营销总监、副总裁等职务，业务精准。相对来说，严整在信托业的造诣并不如陈军。
现年43岁的严整，会计学专业，最高学历为博士，曾任四川证监局上市监管处副处长、法制工作处处长。对部分财富中心员工发生于今年上半年的消极抵制行为，严整是知道的。不过从员工的描述中，他并没有采取强烈的压制措施，只是一再强调“公司的政策需要执行”。员工们对他的印象还可以，聊到他时会玩笑地来一句：“严老头啊～”
但大家也明白，严整是刘沧龙“挖过来的”。他的执行，就是按照刘沧龙的意见去做。严整到了华东片区之后，从项目团队中找来徐建新，空降上海财富管理中心担任负责人。而原有班子的人员，有的离职，有的被以“开设分中心”为理由调到周边省份任职。“华东片区原本归陈军管，现在被严整挤掉了。”知情人士透露，“当初是陈军搭建的团队，而他已失去‘话事权’。”至此，在总部遭遇“双签”削权的陈军，也失去了自己上海的“城池”。
【最坏的结果】
最坏的结果是陈军走人，甚至中海信托被迫退股。不止一位四川信托或中海信托内部的人士向《机构投资》提及过上述可能。“现在局势很微妙。”这些人士纷纷这样说。在四川信托重组成功与否的关键转折点上，陈军以及他所代表的中海信托曾扮演过非常关键的角色。
2005年，“宏达系”无奈退出中国中期之后，开始将目光投向重组停业已有四年的四川信托。当时四川信托曾与新希望集团、浙江万向集团和深圳中技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洽谈重组，但均未谈拢。作为四川本地的龙头企业，刘沧龙抛来的“绣球”自然令包括四川省政府在内的重组相关各方倍增信心。但是，由于民企控股信托平台曾有“德隆系”的前车之鉴，因此监管层对“宏达系”参与四川信托重组多有顾虑。
据知情人士回忆，当时银监会非银部相关人士曾表达意见认为，“宏达系”的人都不懂信托，这不太好——最好引入一家信托公司。在刘沧龙踌躇之际，正好遇到陈军。彼时，中海信托在资本市场累积了良好的名声和地位，最重要的是“不差钱”。因此双方一拍即合。谈判很快有了实质进展。2007年10月，刘沧龙旗下的上市公司宏达股份公告称，将与控股股东宏达集团一起参与四川信托的重组。2009年7月，重组各方调整了方案，将注册资本金从原来10亿元上调至13亿元，其中“宏达系”出资7亿，中海信托出资3.9亿。
日，重组获得银监会批准。当年11月30日，四川信托开业。在开业的头半年，刘沧龙与陈军的合作可以说是“相见甚欢”的。从招募团队，到设立公司框架，再到打开业务架构，陈军无不亲自涉足。只是，信托牌照到手之后，刘沧龙已经不那么需要陈军了，甚至中海信托的资金，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你想啊，民企怎么肯让别人到自己的地盘来玩儿？”一位信托观察人士表示，“当初，刘沧龙只是为了找一家信托去满足银监会的要求，同时让它把业务格局打开??现在他看懂了、学会了、强势了，该到手的也到手了，中海的价值也就消失了”。
中海信托内部人士则坦言，中海信托对四川信托没有任何控制力，业务上也没有交集，民企控股就是民企老板说了算。“我们仅仅是财务投资。”他说。该人士私下透露，我们现在的心态是，赶紧多分红，先把成本收回来。2011年，四川信托为中海信托赚了1.1亿元。以这个速度，中海信托有望在两三年后收回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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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商报
　　始于去年中的股市地震，其余威还没有完全散去。四川一只证券类产品“锦惠19号”的四位夹层投资人，在去年6月投入1050万元，本以为一年后能够获得10.5%的收益，不料等来的却是本金和两个季度的利息无法兑付的消息。
　　据了解，这只名为“锦惠19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产品去年6月成立，正好是在牛市的尾巴，随后股市一泻千里，到今年1月，四川信托最后一次公布的该产品净值仅为0.7686。
　　按照产品结构，“锦惠19号”以优先：夹层：劣后=9：1：2的形式募集1.26亿元。优先资金9450万元，来自于四川信托自有资金；投资者作为自然人投资夹层，本金1050万元；劣后方出资2100万元并担任投资人代表，进行证券投资。
　　产品有三层预警线，根据合同约定，四川信托应该在产品净值跌到0.91时平仓止损。但四川信托没有出手，导致夹层的四位自然人投资者资金遭受了损失。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四川信托相关负责人，对方并未接听。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锦惠19号”由专门的阳光私募操作，四川信托仅是作为通道，且在销售过程中，四川信托已经告知客户风险并签署协议，客户知晓产品可能会血本无归。
　　有消息称，四川信托已经向劣后投资人提起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并查封其相关资产，此诉讼已于9月6日开庭审理。
　　值得一提的是，“锦惠19号”并不是四川信托惟一踩雷的产品。去年底，四川信托的“锦惠12号”也曾出现过危机，该产品买的是中技控股的，后者股价几日内大跌40%，四川信托因此被指有掐点买入之嫌，其投资和风控能力同时受到质疑。
　　上述知情人士对此表示，四川信托主动管理型的所有产品都是资金池的项目，主要以债权类投资为主，目前没有一款延期兑付的情况。意在回应质疑。
　　事实上，去年中伊始的股市下跌行情让不少证券类信托产品都损失惨重。仅去年7-9月期间就有10余家信托公司发布证券类产品提前清算公告，其中西部信托的一款产品亏损幅度高达63%。“锦惠19号”在去年7月17日的净值也一度跌到0.9371，随后8月14日又反弹到0.9922。
　　“信托公司操作是否合规不难验证，买入或卖出记录都可以通过证券账户上的交易流水证明，难点在于净值的计算。即使合同里有时间规定，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免有时间差，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赎回或特别交易等，就可能导致执行时间延后。而在去年股市一日千里的狂泻中，往往一两天净值就大幅暴跌了，难以止损。”用益信托研究员廖鹤凯说道。
　　数据显示，在去年8月下旬和12月底，“锦惠19号”的净值曾出现过两度反弹。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信托公司和投资者都想赚钱，所以遇到股市反复震荡，有时出手也不果断。
　　此外，去年上半年，随着股市的爆发性增长，很多信托公司都猝不及防地迎来了证券类产品的“春天”，上半年证券类产品成立规模较前一年同期涨了141%，6月上旬单周发行量最高达到297只。上述业内人士表示，不排除有的信托公司跟风发行证券类产品，股市暴跌后又难以一下子承担巨额损失，所以解决进度会比较迟缓。
(责任编辑：曹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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