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到皮凯蒂：收入分配的跨世纪之辩(蔡 萌　岳希明)
内容提要：本文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以及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进行了梳理分析，并总结了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主要观点与理论机理。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是，皮凯蒂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与前人是否存在相互联系，矛盾之处又应如何解释。研究发现，皮凯蒂与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之间的差异大于相似；而皮凯蒂与库兹涅茨关于收入不平等趋势的预测结论和判断根据也存在较大差异。
关键词：收入分配 马克思 库兹涅茨 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2014年初，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面世。随着该书的风靡，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对收入分配的讨论热潮。在过去的三百年中，全球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如何变化的？人类社会未来的收入分配状况将持续恶化还是逐步改善？富人会日益富有，穷人会日益贫穷吗？这些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又一次成为人们探讨的焦点。早在皮凯蒂之前，就有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认为，随着私人资本的不断积累，财富会不可避免地积聚在少数人手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然而，库兹涅茨（S.Kuznets）却提出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倒U”型假说，即随着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收入不平等程度将逐渐下降，贫富矛盾进而得到缓和。对我们来说，收入分配的许多研究结论尚停留在孤立、分散、互不相干、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状态，因此需要进一步阅读文献和思考。本文梳理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并对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理论机理与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以对收入分配的几个标志性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进一步发现不同理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在分析收入分配理论之前，这里首先辨析该领域中的几个重要概念：收入差距、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是指个人或家庭之间在收入水平上的差距，教育水平、天赋能力、年龄、性别、家庭背景、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等因素都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收入不平等是收入分配的一种结果。只要居民或家庭之间存在收入差距，社会中就会出现收入不平等现象。与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不同，收入分配公正与否是指收入来源或人们取得收入的过程是否公正，垄断行业高收入、腐败都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典型例子（蔡萌、岳希明，2016）。很多情况下，评价收入分配公正与否依赖价值判断，主观性很强。而收入分配不公常常会导致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这是三者之间关系的主要表现。厘清上述概念对理解收入分配相关理论与实践是必要的。
二、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
（一）资本积累的理论机理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马克思阐释了资本积累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以生产规模的变化为标准，资本主义再生产可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而“资本的积累过程”研究的是后者。马克思给出的资本积累定义是，“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作资本积累”①。可见，资本积累过程的本质就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就是资本积累。
图1展示了资本运动的一般过程。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是购买阶段G—W。资本家首先以购买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用货币资本（G）购买生产资料（Pm）和劳动力（A）。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是生产阶段W…P…W′，工人用生产资料生产出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其中P表示生产过程，W′代表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在资本运动的第三阶段W′—G′，资本家以商品销售者的身份回到市场上来，将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售卖出去，G′代表增殖了的货币。为了再生产的进行，资本家必须追加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此，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货币就会面临选择，即被资本家纳入个人囊中消费，还是作为新资本积累下来。马克思认为，如果剩余价值全部用于个人消费，那么生产就只能维持原有规模，就是简单再生产。如果资本家将剩余价值投入到新一轮的生产过程中就是资本积累。从原始资本G中诞生的新资本△G1开始了新一轮资本运动过程，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生出下一期新资本。追加的资本带来新的剩余价值，新的剩余价值又转化为追加的资本，如此一代代循环往复，资本便呈现出滚雪球般的累进式增长。由于新资本都是通过剩余价值转化来的，资本家积累得越多就能更多地积累，随着积累的增长，财富必然越来越集中到资本家手里。
这解释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过程，那么资本积累的多少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在剩余价值量一定的情况下，积累的多少取决于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个人消费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划分比例。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有较强的动力进行资本积累。一方面，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资本家对财富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为了价值不断增殖，资本家必然会将剩余价值重新投入到再生产中。另一方面，竞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使那些无法扩大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逐渐从市场中淘汰。为了在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资本家不得不继续积累，进行扩大再生产。“只有积累，才能扩大资本，只有扩大资本，才能维持资本。这是积累无限增长的趋势”（胡钧，2012）。此外，积累的多少还受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加大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都有利于增加剩余价值，进而增加资本积累。
（二）资本积累与贫富差距扩大
资本的不断积累会导致资本积聚和集中，前者指个别资本通过自身积累而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后者指许多小资本在竞争中被大资本吞并，或者通过信用的方式结合成大资本。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强化了积累的作用，使资本家的经营规模迅速扩大，而经营规模的扩大对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新技术的使用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促进作用。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使资本家用较少的劳动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具体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相对于它使用的生产资料数量而言有所减少，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这一变化相应地引起资本价值构成中不变部分相对增加，可变部分相对减少，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使可变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降低。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由可变资本的多少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因此，资本积累的深化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他们不仅可以随时为资本积累的需要提供劳动力资源，而且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施加压力。在资本需要大量劳动力时，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在岗工人不能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在生产不需要过多劳动力时，产业后备军又对就业工人形成压力，迫使他们忍受更低的工资和过度劳动。因此，资本积累导致了两方面结果：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
图1 资本积累过程
贫困的积累。用于积累的资本越多，资本的增长规模就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就越多，产业后备军和工人阶级中的贫困人口也就越多。“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②。
三、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
（一）“倒U”型假说的内涵与机理
按照马克思的预测，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导致更加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走向灭亡。但库兹涅茨却提出，人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下降，并最终稳定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上。
库兹涅茨使用所得税和国民收入数据测算了美国各个收入阶层拥有的国民收入份额及其变化。他发现，年之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明显改善，尤其是收入最高10%的人群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从最初的45%~50%下降到了30%~35%（Kuznets，1953）。在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1955)中，库兹涅茨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家庭税前年收入数据的研究发现，这些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越来越趋于公平，并且这种趋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显现，到20世纪20年代最明显。库兹涅茨还指出，收入不平等的下降趋势是经济发展后期阶段的情况，但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不平等程度是逐渐上升的。大致而言，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时期是：英国，年；美国，年；德国从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美国和德国收入不平等下降趋势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而英国较晚，始于20世纪70年代。
据此，库兹涅茨归纳出了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变化满足先升后降的曲线形态。因此，“库兹涅茨曲线”也被称为“倒U”型曲线。其含义为：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加深，而后出现一段时期的稳定，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不平等程度会逐步降低。如果按去掉直接税、加上政府补贴的家庭收入来衡量，这种收入不平等长期变化的“倒U”型特征会更加明显，所得税的累进性会加快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工农业领域的革新对原有生产方式的冲击作用以及由死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上升导致的人口快速增长均不利于低收入阶层收入份额的增加。而新产业的出现、财富形式的创新推动了高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上升，这是工业化初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原因。而随着工业化发展速度的放缓，这些因素的推动作用也随之减弱，不平等程度出现下降趋势。库兹涅茨认为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因素有（Kuznets，1955）：
1.政治法律因素。库兹涅茨认为，一种促使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力量来自立法和政治干预。为了缓和公众对收入分配不公的敌对情绪，政府会通过征收遗产税、制造通货膨胀、以法律手段降低长期资产利率等方式限制资产的累积，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
2.技术因素。技术的进步将引发产业的更新换代。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旧产业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除非高收入阶层的后代能够将其家族积累的资产投资到新兴的、利润更高的产业中，否则其资产的长期收益很可能大大低于后起的投资者。
3.劳动收入因素。高收入人群的劳动收入增长没有低收入人群显著。首先，高收入人群的高额劳动收入大部分通过其卓越的个人才能实现，而长期将个人才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几乎不可能。因此，高收入阶层后代的劳动收入增速很可能低于低收入阶层。其次，收入的增长大多是通过劳动者在行业间的流动实现的，如从低收入行业跳槽到高收入行业。由于高收入人群已经身处收益较高的行业中，可供其选择的更高收入行业或岗位要少得多。因此，高收入人群在通过行业间的流动提高劳动收入方面要比低收入人群更受限制。
4.劳动力流动因素。工业化初期，只有少数人从贫穷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不平等程度开始加深；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业劳动力会自发向高收入部门转移，最终越来越多人得以从工业化的发展中受益，不平等状况随之缓解。许多人认为，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并沦为低收入阶层。但库兹涅茨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中的外来移民越来越多，比起早期外来移民，他们的机会更多，在城市中的生存能力更强，因而占有的收入份额会越来越大。此外，在民主社会中，随着城市低收入阶层政治力量的增长，保护低收入阶层的立法会不断出现。这些立法有助于保障低收入阶层在国民收入中获得更多份额。而工业部门中低收入阶层收入份额的扩大也将促使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
（二）“倒U”型假说的检验与拓展
库兹涅茨假说对收入分配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学者试图检验库兹涅茨假说的正确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Ahluwalia (1976)。作者通过对62个国家的数据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确实存在库兹涅茨所说的“倒U”型关系。但Fields(1984)却通过“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发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早期阶段，“亚洲四小龙”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未恶化而是不断改善。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不一定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
还有许多学者研究了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王小鲁、樊纲（2005）运用我国年的省级数据检验了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先升后降的结果，收入差距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下降阶段不能确证。李实、李婷（2010）运用中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了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并不支持库兹涅茨假说的存在。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不明显，经济体制转型和政策因素对收入分配发挥着更为举足轻重的作用。丁志国等（2011）运用我国年的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明显的库兹涅茨效应。郭熙保（2002）认为，库兹涅茨并没有为“倒U”型假说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为弥补这一不足，作者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在理论上证明了库兹涅茨假说的正确性。尹恒等（2005）通过政治经济模型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钱敏泽（2007）推导了二元结构分配差距理论模型，并据此证明和拓展了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为澄清围绕该假说的理论争议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方法。
库兹涅茨假说的提出也引发了学界对经济增长与贫困关系的讨论。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论文指出，经济增长对削减贫困的作用不大。例如，Chenery et al(1974)、Adelman &Morris(1973)、Fishlow(1972)、Bardhan (1973)均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使贫困人口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迪顿认为，这些研究与库兹涅茨假说基于的数据质量均不高。库兹涅茨（1955）只使用了三个富裕国家的收入分布数据和三个贫穷国家的少量收入信息，数据基础比较薄弱。而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所能获得的数据量有限，且数据来源和可信度常常不明确。这些因素均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Deaton，2005）。进入21世纪，国际可比的国民账户体系的建立和大量住户调查的出现使收入分配研究所需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均大幅提高。采用国民账户数据，一些经济学家得出了与库兹涅茨和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并不存在如库兹涅茨所说的“倒U”型关系，经济的增长也不会使穷人的境遇变得更糟。相反，从平均水平上看，经济增长对穷人有利（Dollar & Kraay，2002；Ravallion, 2001），并且可能使社会中穷人的数量减少（Bhalla，2002；Bourguignon & Morrisson，2002）。然而，住户调查数据显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贫困的降低程度均低于基于国民账户数据的结果，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十分有限（Chen & Ravallion, 2001）。可见，国民账户数据和住户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存在相互矛盾之处。要解决这些问题，迪顿认为，在估算全球的贫困指标时，首先必须对不同国家的人口进行加权处理。其次，住户调查数据和国民账户数据都存在某种缺陷。例如，住户调查数据会低估消费水平从而高估贫困发生率，而国民账户数据容易高估贫穷国家的平均消费增长率。③如果研究目的只是估算平均消费水平，那么采用调查数据或调整后的国民账户数据均可；但如果要测算贫困指标、特别是回答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惠及贫困人口这样的问题时，必须使用住户调查数据（Deaton, ）。
四、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一）皮凯蒂的理论框架
对收入与财富分配历史的探讨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书中展示了20余国近3个世纪的收入和财富的变化历史，并分析了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皮凯蒂使用的理论模型具体表现为他提出的三个资本主义基本法则（Piketty，201 4a）。
皮凯蒂提出的资本主义第一基本法则为：
α=r×β (1)
其中，r指资本收益率或资本回报率，包括利润、利息、股利、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以收入总额的百分比表示。β是资本收入比，即某时点的资本存量与当年国民收入的比值。α表示当年的国民收入中通过资本投资取得的收益份额。
皮凯蒂提出的资本主义第二基本法则为：
β=s/g (2)
该法则表明资本收入比β在长期中由储蓄率s和经济增长率g共同决定，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或年产出的增长速度。其中，储蓄率决定了资本的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率则决定了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收入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对应较高的g），而这部分收入中只有较小比例用于积累财富（对应较低的s），那么资本收入比就会降低。
由这两个基本法则可以得到式（3）：
α=r×s/g (3)
从式(3)可以看出，如果资本收益r和储蓄率s相对稳定，经济增长率g降低时，国民收入中的资本份额α会增加。
进一步地，皮凯蒂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三基本法则：
该法则是《21世纪资本论》全书逻辑链条的核心环节，是理解皮凯蒂收入分配思想的关键（李实、岳希明，2015）。皮凯蒂认为，当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时，不平等程度将扩大。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是皮凯蒂解释不平等变化的最重要的理论机理，尤其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国家的财富分配极端且持续不平等。尽管如此，皮凯蒂并不认为r&g是诠释现在及预测未来收入分配变化的唯一依据，国家制度与政策的变化也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Piketty，2014a，20 15b）。
资本收益率r的高低与财富增长以及资本收入的增长有直接关系。若资本收入完全用于再投资，资本回报率r就是资本或财富的增长率。由于国民收入主要由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组成，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较大④，因此经济增长率可视为大多数人的工资收入增长率。r&g的直观含义是财富的积累速度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它同时意味着国民收入中资本份额的上升和劳动份额的萎缩。根据皮凯蒂的计算，从1950年开始，美、英、法的资本收入比持续扩大，到21世纪末，全世界的资本收入比将从2010年的不到4.5上升到约6.5。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减，资本回报率会随资本使用量的增加而下降。在资本主义第一基本法则下，即使资本收入比β上升，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化还取决于资本收入比的上升幅度是否大于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幅度。二者的相对大小反映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当替代弹性大于1时，资本收入比上升对资本收入份额的提高作用不会被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所抵消，最终资本收入份额将上升（李实、岳希明，2015）。皮凯蒂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得出，现实中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在1.3~1.6之间。⑤这意味着资本收入份额会随资本收入比的上升而上升。不仅如此，资本收入比的扩大还意味着资本集中的加强和财富差距的加大。在资本回报率显著且持续大于收入增长率的条件下，不仅财富的相对规模不断扩大，财富的集中也随之加剧。
（二）皮凯蒂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观点
皮凯蒂认为，财富的集中存在自我强化机制。与拥有少量财富的人相比，巨额财富的拥有者可能只需将很小比例的财产收入用于消费，富人的储蓄率随其所持有财富的增长而增加，因而其财富的增长速度将更快。资本回报率还与财产规模成正比。财产规模越大者在投资过程中越容易获得更好的投资经营资源，由此实现更高的回报率和财产增速。
财富集中和财产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的积累方式：财产继承与储蓄。如果资本回报率远远大于经济增长率，继承财产者仅需把财产收入中的小部分用于储蓄和再投资即可保证其财产的持续增长，进而实现财富的再生。在财富继承和财富再生作用下，家庭背景在财富积累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或家族手中，财富分配将出现固化趋势。与此不同，对于仅靠劳动收入生活的人，他们只能通过储蓄积累财富，财富积累的主要动机是养老。他们的财富量随工作年限增加而增大，到退休时达到最大值，随后逐渐减少。在这种情形下，人与人之间财富上的差距取决于工作年限。显然，这种财富差距不足为忧。
在现实社会中，两种财富积累方式同时存在，只不过作用大小有所不同。根据皮凯蒂的计算，财富继承总额（包括被继承人去世时的遗产继承和在世时的财产赠予两部分）占私人财富的比重在1910年为90%，之后由于战争和税收政策的影响降至1970年的42%~43%，随后又转而上升，至2010年的70%。这一比重未来将如何变化取决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假定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资本回报率为5%的情况下，继承的财富占私人财富总额的比重在2100年将上升至90%，重新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最高水平。私人财富积累过程中财产继承的作用将持续上升。
此外，皮凯蒂还特别探讨了美国收入分配中的特殊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收入差距出现爆炸式扩大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而资本收入集中的作用是次要的。这一点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美国的高工资人群主要为大企业的高管人员，皮凯蒂把他们统称为超级经理人，把他们的超高工资称为超级薪酬。超级经理人中的一部分属于金融业高管，但绝大多数从业于非金融行业。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罪魁祸首”是大公司超级经理人薪酬的暴涨。由于高管的薪水由他们自己或工资薪酬委员会决定，而工资薪酬委员会大多由与高管人员的背景和职位大致相同的人员组成，因此无论高管本人还是薪酬委员会成员都有动机提高高管人员薪酬。皮凯蒂认为，超级薪酬并不来源于超级经理人对企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而是由这种薪酬机制决定的。
由此可见，资本回报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不仅导致财富相对规模的扩大和财富集中度的增强，也造成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皮凯蒂预测，21世纪（尤其是后半期）将是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年约为2.5%，年约为1.5%，年约为1.2%。与此相比，资本收益率将维持在4%~4.5%左右，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Piketty，2014a）。他反复强调，当资本回报率长时间超过收入增长率、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时，资本收入比将不断提高，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历史最高水平。拥有财富的食利阶层仅需把资本收益中的很小部分用于再投资，即可保证其财富和资本收入的增长超过劳动收入的增长。仅靠劳动取得收入的人无论在收入增长还是财富积累上，都无法跑赢资本所有者，资本家将在财富积累和新增收入的分配中处于支配地位。长此以往，资本所有者不仅会主宰财富和收入分配，甚至主宰整个社会。虽然历史上曾出现收入差距下降的现象，但那些阻碍财富集中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是战争、经济萧条以及与此相伴的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经济运行中缺少自动抑制财富集中和收入差距扩大的机制。
对此，皮凯蒂开出的药方是在全球范围内课征财富税。在他提出的累进性税率表中，财富级次和税率分别是：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免税，100~500万欧元的财富征税1%，500万欧元以上适用2%的税率。财富税可以拉近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或收入）增长率之间的距离，使税后资本回报率接近经济增长率，削弱财富及资本在分配中的绝对优势，相应地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但全球财富税的可行性令人质疑，甚至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皮凯蒂也意识到该政策建议会受到很多阻力，但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改变收入及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此外，有学者认为制度和政治因素是不平等最大的成因，而皮凯蒂忽视了这一点（Acemoglu & Robinson，2015）。但本文认为，这种对皮凯蒂的批判有失偏颇。皮凯蒂并没有忽视制度和政治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事实上他一直强调：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历史、社会环境都会导致极为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Piketty & Saez，2014）。
五、皮凯蒂与马克思、库兹涅茨收入分配思想的比较
（一）皮凯蒂与马克思的思想比较
虽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书名上相似，但皮凯蒂曾明确指出《资本论》对他的影响并不大，《21世纪资本论》绝非他向马克思《资本论》的致敬之作。事实上，皮凯蒂自己从未试图读过《资本论》（Piketty，2014b）。也有学者认为，《21世纪资本论》实际上应译为《21世纪的资本》。⑥那么，为什么要将马克思和皮凯蒂放在一起比较？这是本部分首先应阐明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比较研究马克思和皮凯蒂，原因在于：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对马克思收入分配思想的一种回应和挑战。在研究的问题上，二者是紧密相关的。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多次评述马克思的理论（Piketty, 2014a）。在导言中，皮凯蒂阐述了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理及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悲观预言；在第6章中，皮凯蒂论述了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评价与反思（Piketty, 2014a）。也有学者提出，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是将马克思作为理论上的对手的（齐昊，2014；李其庆，2015）。因此，《资本论》和《21世纪资本论》的联系不仅仅是表面上书名的相似，更在于二者研究内容上的呼应，即二者都详细分析并预测了收入分配变化的长期趋势。因此，谈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马克思的收入分配思想是绕不开的话题。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在理论基础、相关定义以及研究结论上，马克思与皮凯蒂之间的差异均大于相似。首先，在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与皮凯蒂完全不同。《资本论》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都属于政治经济学体系，而《21世纪资本论》采用的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马克思运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研究方法。而皮凯蒂则是通过对不同国家长期、大量历史数据的观察，总结出收入与财富变化的长期趋势，再归纳出三个资本主义基本法则来解释收入分配的变化原因。大致而言，《资本论》的逻辑是演绎性的，而《21世纪资本论》是归纳性的。《资本论》以理论研究为主，《21世纪资本论》以经验研究为主。
其次，在对资本的定义上，皮凯蒂与马克思也存在明显的差别。《21世纪资本论》中的资本是指在市场上被赋予所有权并可被交易的非人力资产，并且资本和财富的含义是相同的，皮凯蒂并未对二者加以区别。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是指资本家将其占有的生产资料与雇佣的劳动力相结合并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李其庆，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索洛（R.M.Solow）认为皮凯蒂将资本和财富等同视之的做法并不完全正确。他指出，财富是从个人或者公司的总资产中扣除总负债后得到的余额。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资本和财富的含义可以等同。但资本还有另一层含义，即生产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生产要素，某些财富（例如昂贵的艺术品）并不能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因此，严格地说，资本是财富，但财富不一定是资本（Solow，2014）。也有学者指出，与马克思对资本的严格界定相比，皮凯蒂对资本的概念经不起推敲。用财富作为研究基本对象在数据搜集方面比较容易，但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来说是隔靴搔痒（齐昊，2014）。我们认为，马克思和皮凯蒂在资本定义上的差别至少有二：其一，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既包括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又包括可变资本（劳动力），而皮凯蒂书中的资本则是在市场上被赋予所有权并可被交易的非人力资产，是不包括劳动力资本的；其二，皮凯蒂将资本和财富的概念看作相同，这种做法不符合《资本论》中的定义。马克思认为，商品流动是资本的起点，商品流通的最后产物——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资本形成于货币流通中的价值增殖。使用价值不是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⑦。可见，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存在于生产、流通过程中，那些仅以使用或收藏为目的而持有的“财富”是不能等同于资本的。
皮凯蒂与马克思理论的差别还体现在对资本积累后果的判断上。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积累来源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本能追逐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而市场的激烈竞争则是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资本积累的直接结果是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不断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劳动者越来越贫困，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以及资本主义趋向灭亡的预言不同，皮凯蒂认为财富集中仅仅是财富分配变化的可能趋势之一。他指出，马克思得出资本主义灭亡结论的原因在于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忽视，而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可以缓和资本不断集中的矛盾。此外，皮凯蒂认为马克思缺少可以佐证其理论的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虽然马克思也曾偶尔尝试使用他所能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但那些数据往往过于粗糙。尽管如此，其提出的预言依然值得人们深思警醒。虽然资本可能并不会无限制地积累下去，但促使资本集中和财富差距扩大的力量远远强于遏制财富集中的力量，在没有战争和财富税等强烈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资本收入比将不断上升，资本集中与财富分配不均现象将不断加剧（Piketty，2014a）。
皮凯蒂对马克思提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也颇有微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有规律。马克思用公式证明了这一点：
式(5)中，利润率π是剩余价值m与社会总资本的比值。总资本等于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之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值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c/v），m/v代表剩余价值率。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利润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按相反方向变动，即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利润率越低。具体而言，企业为使其生产产品的个别必要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要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以获得超额利润。而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对劳动力具有替代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⑧。因此，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
皮凯蒂对马克思的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理论并不认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利润率不断下降规律是错误的历史预言，尽管这其中确实包含了有趣的直觉判断（皮凯蒂，2014a）。但皮凯蒂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可能由于其并未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邱海平（2015）指出，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理论并不是指利润率会越来越低，甚至像皮凯蒂认为的最终趋于零，从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将“自动崩溃”。“自动崩溃论”是许多西方学者在没有认真研读马克思文本的前提下强加于马克思的一个错误结论。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有其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剩余价值率不变，或剩余价值率提高但其提高速度小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速度。技术的进步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不变或随剥削程度的加大而降低的话，剩余价值率也将提高，二者结合不一定会引发利润率趋于下降。另外，马克思理论中的相对过剩人口存在三种形式，即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其中潜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和存续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而这一点是通过“剥削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来满足的”⑨。因此，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和扩大还需保证较高的生育率水平。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产业后备军规模的不断增大，最终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在一定程度上，皮凯蒂提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与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具有统一性。利润率下降规律是针对社会总体平均利润率而言，对个别资本来说，利润率不一定必然下降，而很可能上升。首先，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促使企业不断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追求自身的高利润率。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压力将逐渐落到竞争中的失利者身上，而竞争中的胜利者（尤其是那些总资本和社会地位已经稳固的大资本家）则可以摆脱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通过不断地积累获得高额利润。其次，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促使资本从本土向广大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通过利用不发达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土地以及未受保护的生态环境来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压力（鲁品越，2015）。可见，利润率下降规律与高资本收益率并不矛盾，正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才促使资本家追求并实现更高的利润率。
（二）皮凯蒂与库兹涅茨的思想比较
虽然从书名来看，《21世纪资本论》更像是《资本论》在新世纪的延续，但事实上，对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是库兹涅茨。皮凯蒂表明，《21世纪资本论》是他在库兹涅茨（1953）和阿特金森、哈里森（1978）研究基础之上的扩展（Piketty，20 14b, 2015a）。
阿特金森（A.B.Atkinson）和森（A.K. Sen） 是规范的不平等指数构建领域的先驱（李实，1999）。与以往做法不同的是，他们将社会福利水平纳入到收入不平等指数的构建框架内。在考察方差、基尼系数等不平等指数缺陷的基础上，阿特金森提出了计算不平等指数的“社会福利函数方法”，他构建的指数也被后人称为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n，1970； Cowell，2000）。森将平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相结合，提出社会福利指数来反映实际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Sen，1973）。此外，森在贫困研究领域也有重要贡献，他首次提出了在测量贫困程度时应考虑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Sen, 1976）。他还创建了结合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和贫困人口基尼系数的综合贫困指数（Sen, 1982）。
阿特金森是皮凯蒂多年来的合作者之一。在研究高收入者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化上，阿特金森和皮凯蒂均采用了与库兹涅茨相似的数据来源，即个人所得税数据。库兹涅茨之后，伴随着住户调查数据的发展与兴盛，基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数据曾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收入分配研究领域少人问津，因此少有学者将库兹涅兹的理论放到更多国家和更长时间范围内进行验证，以阿特金森和皮凯蒂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填补了这项空白。以皮凯蒂对法国高收入人群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化研究为开端（Piketty, 2003），阿特金森和皮凯蒂等经济学家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欧洲、北美、亚洲（地区）的22个国家（地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收入与财富分配动态变化的研究成果，并探讨了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相互关系。他们发现，20世纪上半期，大部分国家的最高收入人群占有的国民收入份额急速下降，在20世纪后半期逐步回升，从而呈现U型的变化态势（Atkinson & Piketty，； Atkinson et al，201 1）。这与库兹涅茨的预测是不同的。
虽然皮凯蒂借鉴了库兹涅茨的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但在研究结论上，皮凯蒂和库兹涅茨存在较大差异。库兹涅茨认为不平等的发展轨迹满足一种先升后降的曲线形态，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上升，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渐降低。与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曲线不同，皮凯蒂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并没有明显的规律性趋势。皮凯蒂以年间美国收入最高10%人群所占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来描述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他发现，年，美国最富有10%人群的收入份额大致占美国国民总收入的40%~50%。1940年后，这一份额开始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达到35%左右。至此，皮凯蒂的发现都与库兹涅茨描述的年的收入不平等变化相吻合。而对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收入不平等变化而言，皮凯蒂的描述与库兹涅茨的预测开始出现差异。库兹涅茨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会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并最终维持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上。但皮凯蒂却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很难确定这种不平等的扩大何时会结束。皮凯蒂还研究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资本收入比的变化。他发现，年，欧洲主要国家的资本收入比非常高，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比值迅速下降，甚至不到原来的一半；20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收入比又开始显著回升（Piketty，2014a）。
皮凯蒂与库兹涅茨对收入不平等变化趋势的判断依据是不同的。皮凯蒂理论的核心机制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而库兹涅茨认为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原因在于由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部门间人口流动。按照皮凯蒂的解释，库兹涅茨假说的隐含意义是，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或其他外生冲击，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呈“倒U”型变化。但皮凯蒂指出，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成因基本上是错误的，其实证基础也非常脆弱。年间大部分富裕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是由世界大战及由此而来的政治经济波动引起的，与库兹涅茨所说的跨部门的人口流动几乎没有关系。虽然肯定了库兹涅茨在推动美国国民收入核算方面的重要贡献，但皮凯蒂依然认为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作者的推测，正如库兹涅茨自己所说，“这一结果由5%的实证分析和95%的推测得来”（Kuznets，1953）。
库兹涅茨曾指出，他测算的不平等程度的降低是一种非常偶然的现象，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他告诫读者要审慎看待这一现象，不要将其上升到总结性的理论（Kuznets，1953）。但到了1954年，库兹涅茨却在美国经济学会底特律会议的演讲上将1953年研究中的发现进行了理论性的归纳，并发表在他1955年的经典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中，“库兹涅茨曲线”由此诞生。皮凯蒂认为，库兹涅茨之所以将自己1953年研究中的发现理论化，很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从某种程度上说，库兹涅茨曲线是美苏冷战的产物（Piketty，2014a）。
此外，我们认为库兹涅茨与皮凯蒂使用的测算指标不同也会对二者结论上的差异产生影响。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主要使用最高收入10%、1%甚至0.1%的富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描述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这种做法有合理性。在社会福利函数的假定中，国民收入过度集中于超高收入人群是非常有害的，它使整个社会缺少公平的竞争平台，进而降低国家资源分配的效率、阻碍技术创新的步伐。但最高收入人群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并不能为理解社会不平等的全貌提供充分的信息。⑩皮凯蒂重点关注最高收入人群的做法可能造成对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分配变化特点的忽视。而库兹涅茨综合使用了收入最高20%、5%以及收入较低20%、40%、60%、85%等指标来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也就是说，二者观测的是不同收入人群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由于考察人群不同，很难说皮凯蒂与库兹涅茨孰对孰错，二者对收入不平等变化的预测并不一定是对立的。对这一问题的考证还有待于建立在统一测量指标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实证分析。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描述了一个被资本所有者统治的未来。虽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书名和研究内容上存在关联，但实际上《21世纪资本论》并非《资本论》在新世纪的延续，二者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论上均存在差异。《资本论》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属于政治经济学体系，而《21世纪资本论》采用的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资本论》的逻辑是演绎性的，而《21世纪资本论》是归纳性的。在马克思的时代，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想通过大量数据来计算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历史几乎不可能。因而，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研究基本上是理论性的。而皮凯蒂可以通过丰富、长期的历史数据对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做经验性的分析。
从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上看，皮凯蒂与库兹涅茨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采用了个人所得税和国民账户数据，并通过某一人群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值来刻画收入不平等的集中程度。但皮凯蒂并不认可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曲线的存在。库兹涅茨列举了几种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呈“倒U”型变化的原因，但他并未明确给出“倒U”型形成背后的理论框架。因此，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趋势在理论上的支撑比较薄弱，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库兹涅茨在经验分析基础上的推测。而皮凯蒂则在观察长期历史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资本主义基本法则，进而从理论上解释了收入不平等长期变化的原因。
从研究结论上看，马克思和库兹涅茨都对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化提出了规律性、趋势性的预测，但皮凯蒂不认可二者的判断。他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过程并没有确定路径，但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和政策措施可以在其中起主导性作用。
①②⑦⑨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68页、第742页、第179页、第739页。
③迪顿（2005）认为，标准的贫困人口测算方法是基于人均消费水平低于某贫困线的人口数量。
④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表明，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大致为2/3~3/4（Piketty, 2014a）。
⑤对 此，皮凯蒂给出了两点解释：其一，资本有多种用途，为了避免某种投在特定用途上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递减，资本会转向其他用途。不仅如此，技术进步不断产生新的投资需求，而这些新需求有更高的回报率，会抑制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其二，近年来资本流动性的加强以及各国为争取外资而进行的激烈竞争，显著提高了资本的议价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资本回报率的下降。
⑥参见《比较》（73），《托马斯·皮凯蒂是对的：关于〈21世纪资本论〉一书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编者按，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⑧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3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⑩Chetty et al (2014)认为，只分析最富裕人群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会导致对中、下层收入人群的忽视。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并不与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度量最为相关。例如，即使美国最富有1%人群的财富迅速增加，美国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也基本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参考文献：
蔡萌 岳希明，2016：《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市场还是政府政策？》，《财经研究》第4期。
丁志国等，2011：《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识别与农村金融政策应对路径选择》，《金融研究》第7期。
郭熙保，2002：《从发展经济学观点看待库兹涅茨假说——兼论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管理世界》第3期。
胡钧，2012：《资本主义资本的积累过程(上)》，《改革与战略》第8期。
李其庆，2015：《〈21世纪资本论〉是本什么样的书?——〈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的比较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期。
李实，1999：《阿玛蒂亚·森与他的主要经济学贡献》，《改革》第1期。
李实 李婷，2010：《库兹涅茨假说可以解释中国的收入差距变化吗》，《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3期。
李实 岳希明，2015：《〈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鲁品越，2015：《利润率下降规律下的资本高积累——〈资本论〉与〈21世纪资本论〉的矛盾及其统一》，《财经研究》第1期。
齐昊，2014：《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评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0期。
钱敏泽，2007：《库兹涅茨倒U字形曲线假说的形成与拓展》，《世界经济》第9期。
邱海平，2015：《〈21世纪资本论〉评述——兼评皮凯蒂对马克思理论的一个误读》，《山东社会科学》第6期。
王小鲁 樊纲，2005：《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尹恒 龚六堂 邹恒甫，2005：《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经济研究》第4期。
蔡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81，电子邮箱：caimeng@ muc. ；
岳希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yue@ruc. 。
原文见《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11期。
（英文文献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今日搜狐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