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对零售业的影响 - 红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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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对零售业的影响
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雎国余教授
　　我想利用这样的机会，就两个和我们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我们对中国未来9-10年经济发展的走势，也就是前景，我们做一个展望，做一个简单的经济学的分析。
　　下面我就来谈第一个问题，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仍然复杂多变，跌宕起伏，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形势恐怕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严峻。经济形势严峻的一个突出表现，中国经济增长连续多年呈现下行的趋势，我们零售业也深有感触吧。2010年GDP增长率10.3%，2011年开始回落，GDP9.2%，2012年明显回落，GDP7.8%，2013年GDP7.7%，2014年GDP7.4%，今年第一季度出乎我们的意料，只有7%。虽然最近一段时期，我们动用各种货币工具，释放出一些流动性，从去年底到现在至少三次降准，四次降息，但是形势仍然严峻。第二季度我们的增长率能不能够实现7%，恐怕难说。你看看现在的股市就明白了。与此相联系的就业压力开始凸现，其中包括700万大学毕业生，去年727万大学毕业生，今年形势更严峻，大概在749万大学毕业生。特别有文化的年轻人，你让他有工作，让他忙起来，一个人没事儿还能憋出好事吗?社会能稳定吗?所以李克强最大的压力就是就业问题，经济增长的底线要尽可能确保就业。
　　为了确保我们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缓解就业的压力，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就政策选择而言，我们仍然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宽松的财政政策，从财政支出来看，我们为了确保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我们必须要确保加大投资领域，消费领域投入，最终表现在综合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如果我们财力不够，我们做赤字，只要赤字可控。
　　从财政收入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为了确保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理论上讲，方向上讲，从中国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目标来讲，我们应当逐步的减税。包括减少压缩带有准税收性质的强制性收费，我讲了几年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减轻企业的负担。特别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有着特殊功能的实体经济，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像我们成千上万的零售企业，这种宽松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我不否认，最近这几年财政税收形势确实很严峻，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力明显加大。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了24.8%，是当年GDP9.2%的将近3倍。2012年财政收入全国只增长了12.6%，增幅下降一半。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10.3%，去年财政收入8.6%，今年第一季度只有3.9%，形势确实很严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减税方面仍然有作为，减税的空间仍然很大，当然我就不讲空间在什么地方了。
　　同时考虑到我们国家通货膨胀的形势仍然严峻，通货膨胀的压力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通货膨胀随时都有可能反弹，别以为我们最近几年由于增长速度下行，需求下降，通胀压力明显下降，甚至有人认为进入通缩，其实中国的通胀压力没从根本上得到缓解。M2(广义货币)现在至少130万亿人民币，是中国GDP的2倍，是全世界M2的1/4，是美国M2的2倍。13年前我讲课的时候，我说我们国家的M2 18.5万亿人民币，2003年M2 22万亿，现在至少130多万亿，而且有继续扩张的压力。这100多亿M2，可以讲这是笼中之老虎是堰塞湖，更尖锐一点说就是定时炸弹。包括现在救股市，你能印钞票吗?你想过后果了吗?
　　我们这届中央政府转变增长方式的决心不动摇，实现创新性驱动发展战略不动摇，这届总书记是有追求的，是有抱负的，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要考虑到我们这届中央刚刚组建，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国际环境，考虑到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因素，我们货币政策还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要听有些人忽悠说顶住压力。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
　　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所以这届中央，这届政府管理国家能力考验，治理国家水平检验，我们一直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怎么使中国的股市能够健康的、持续的，稳定的发展，而不必落入人们看笑话的一个笑柄。
　　我下面就讲第二个问题，对中国未来9-10年经济发展做一个简单分析。只要不会发生像2003年非典这样的全国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只要不会发生像号汶川大地震特大自然灾害，只要不会发生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全国性的动乱，只要不会发生朝鲜半岛，钓鱼岛，南海、、，其中不可避免的中美对抗。假如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在未来9-10年，GDP保持一个平均6.5%-7%的增长，我们是有信心的。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讲信心比黄金重要，信心比财富重要，我们也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严肃的经济学分析之上。
　　为什么有信心呢?我们国家人均GDP去年7500美元，我们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总人口48-49%，我们工业化远没有完成，我们仍然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叫加速时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业化不可避免的带来城镇化的推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规模经济的产生，当然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当中都会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快速发展。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经济条件，最基本的经济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还在工业化加速时期。
　　从市场条件来看，全世界到哪找中国13亿形成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你去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消费率从30-40%，上升到40-50%，更别说西方发达国家消费力达到70-80%，你说对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的拉动作用。如果人口总数48%-49%，6、7亿农民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特别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三权利益得到切实保墒，每一个农户买一个新的彩电，每十个农户去全国各地旅游一下，或者农民进城收入水平提高了，到大型购物、娱乐、休闲、去观光店购购物，看一场电影，参加一次沙龙，看一次广场的演出，同时享受到特有的商业文化带来的气息，你说对中国的经济会是什么德阳拉动作用，包括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进城拥有城市户口，买1-2套房子，你说对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的拉动作用。仅仅依靠中国的内需就足以支持中国的经济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中央喜欢讲中高速度，也就是6.5-7%的速度。我用一句话概括，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条件是充分的，广泛的，是有巨大潜力的。共3页&[1]&&&& 第1页第2页第3页搜索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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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仍然复杂多变，跌宕起伏，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经济形势严峻。最突出的表现，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连续多年呈现下行的趋势，零售业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
从2010年开始，我国的GDP增长率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回落趋势。2010年的GDP增长率为10.3%，2011年开始回落至9.2%，2012年明显回落到了7.8%，2013年GDP7.7%，2014年GDP7.4%。因此，在2014年底，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还是行业机构等等，无一不把2015年的经济任务定调在7%的增速上。从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明显在意料之中，仅为7%。
虽然最近一段时期，国家动用各种货币工具，释放出一些流动性，从去年底到现在至少三次降准，四次降息，但是形势仍然严峻。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能不能够实现7%还是另说。
目前，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就业压力开始凸现，所以李克强总理最大的压力就是就业问题，经济增长的底线要尽可能确保就业。但是，就业形势今年更严峻，仅从大学毕业生来看，去年是727万，今年则增加至749万。
为了确保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缓解就业的压力，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就政策选择而言，仍然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宽松的财政政策，从财政支出来看，为了确保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必须要确保加大投资领域，消费领域投入，最终表现在综合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如果财力不够，就只能赤字，但必须要赤字可控。
从财政收入这个角度来讲，为了确保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理论上讲，从中国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目标来讲，国家应当逐步的减税，包括减少压缩带有准税收性质的强制性收费，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减轻企业的负担。特别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有着特殊功能的实体经济，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像我们成千上万的零售企业，这种宽松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此外，国家通货膨胀的形势仍然严峻，通货膨胀的压力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通货膨胀随时都有可能反弹。尽管最近几年由于增长速度下行，需求下降，通胀压力明显下降，但中国的通胀压力没从根本上得到缓解。M2(广义货币)现在至少130万亿人民币，是中国GDP的2倍，是全世界M2的1/4，是美国M2的2倍。
这届中央政府转变增长方式的决心不动摇，实现创新性驱动发展战略不动摇，这届总书记是有追求的，是有抱负的，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要考虑到我们这届中央刚刚组建，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国际环境，货币政策还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就是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
正常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在未来9-10年，GDP保持一个平均6.5%-7%的增长，这一点，这届政府是有信心的。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讲信心比黄金重要，信心比财富重要，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增长的信心是建立在严肃的经济学分析之上。
目前，我国国家人均GDP去年7500美元，但是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总人口48-49%，工业化远没有完成，仍然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经济条件，最基本的经济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还在工业化加速时期。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业化不可避免的带来城镇化的推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规模经济的产生，当然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当中都会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快速发展。
从市场条件来看，全世界惟有中国13亿人形成的潜力巨大的市场，当消费率从30-40%上升到40-50%，甚至是达到西方发达70-80%的时候，消费对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的拉动作用。仅仅依靠中国的内需就足以支持中国的经济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而且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条件是充分的、广泛的，是有巨大潜力的。
尽管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传统的增长方式，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的经济，或许由于种种原因生命力也许走到尽头，但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传统的增长方式，传统的零售业仍然有生命力，甚至有旺盛的生命力。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大，发展的纵深开阔。随着中央&一带一路&恢弘的战略构想的推进，我们回旋的余地不仅仅在国内，至少在沿线地区和沿线国家。至少可以调40多亿人的市场规模，几乎可以带来40-50万亿潜在的GDP。这对零售商来讲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平台，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业务、经营理念、管理向一带一路，乃至更广阔的领域推进。
从资金供给来看，支持中国经济增长资金供给是充裕的，中国储蓄率世界第一，M2 130多万亿人民币，3.8万亿外汇。因此，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过什么政策，什么手段，什么方法把这些资金转化形成投资需求，形成消费需求。
西方有着几百年金融产业发展史，我们处在起步阶段，幼稚阶段，因此国家把金融作为产业化，利率市场化、汇率浮动化、人民币国际化等等短时期内恐怕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甚至管制，仍然会处于主动地位和控制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抵抗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金融风险，经济风险带来的冲击。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红利不断释放，制度变革效率不断产生，中国未来高速经济增长是中国改革红利支持的。
从主观上看，党喝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越来越高，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成熟。
十八大以来，本届政府在许多方面出现了新常态，和过去不一样。党的建设，反腐倡廉，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互联网+，中国工业4.0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都和过去不一样了。
但是届政府，面临的挑战、压力、风险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改革开放处在关键时刻，用中央的话讲进入攻坚战讲，用习近平的话讲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了，用李克强的话讲进入深水区。中国现在到了呼唤，中国现在到了呼唤大智慧，大勇气，大胆识，大魄力的时候。
当然，GDP保持6.5-7%的增长恐怕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需要制度成本，这真的不能掉以轻心，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是存在的，必须给予正视。
首先是通过全球经济快速复苏，拉动中国经济杠杆的作用是有限的，全球经济的复苏比原来的预期远为漫长，特别是欧洲。全球经济不景气，一体化的情况之下，中国势必受到波及。因此，中国出口形势是严峻的，通过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杠杆作用是有限的。&一带一路&其中一个考虑就是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特别跟基建、房地产密切相关的钢铁、冶金、水泥、平板玻璃、煤炭、电解铝、有色金属、工程机械装备等等。一带一路或许可以对这样的产能起到一定的消耗作用。
其次是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很多政策的杠杆作用正在弱化。这一点，必须综合考虑进来。比如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货币拉动杠杆作用，过多发行钞票来刺激经济增长，容易引发泡沫、引发通胀。
通过房地产大规模的投入也必须调整。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产业，足以取代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推动工业化进程，缓解就业压力之前，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之前，房地产业支柱作用仍然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再次，那就是经济增长的制度成本必须增加。比如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以环保的代价来取得经济的增长，这一页应当翻过去了，有些环保领域的投入，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环保产业会拉动经济增长，但是这是社会必须投入的;此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民生领域投入会形成GDP增长，有的投入只有社会效益，但是短时期内没有社会效益，必须要加大这些民生领域的投入。
最后，那就是国家为了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必须要加大社会储备的规模，社会储备是当年社会财富的扣除，本身并不会形成当年的GDP，但是这是必须要加大投入的地方。
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所需要安定、和平的周边国际环境，现在很险峻，很险恶，但是整个社会对中国未来9-10年GDP保持6.5-7%依然有信心。因此，零售业发展前途是非常广阔的，在应对经济下滑带来的压力，如何迎接电商带来的冲击，如何应对消费者主体结构转变，消费方式的转变也是业内必须要有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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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宏观形势分析与年度预测
&&&&&& （上财高研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文）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过程中伴随着通货紧缩特别是债务通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实体经济整体走势疲弱，消费信心下降明显，投资整体增速下滑，进出口增速持续低迷，民营企业倒闭潮、外迁势头扩大，并加速向银行业传导，使得银行坏账持续大幅增加，而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美联储加息周期已开启，使得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风险日益加剧。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还继续处于探底的过程中。
　　基于IAR-CMM宏观经济预测模型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所得的预测，课题组测算，2015年全年GDP增速约为6.9％， 而根据我们提出的实体经济指数校正后的经济增速仅为6.2％，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探，具体预测结果如下：
　　1）在基准情景下，预测2016年全年GDP增速约为6.3％， 而经校正后的经济增速约为5.5％。同时，2016年中国CPI增长1.3％，PPI下降3.0％，消费增长10.8％，投资增长9.5％，进口下降4.8％，出口增长1.36％，M2增长13.3％，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会贬至7.0CNY/USD；
　　2）若对宏观经济环境做乐观估计，如假定美国经济持续转好，美联储缓慢提高加息的速度和力度，由此引起2016年美国对我国出口需求提高10％，预计全年GDP增速可有6.4％；
　　3）如果对宏观经济环境做悲观估计，如假设至2016年底人民币对美元贬值20％，预计全年GDP增速仅为6.15％。按照目前发展态势，课题组判断，2017 年中国进一步出现经济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结构调整和内外需共同疲软的影响之外，发展驱动转型滞后、政府主导动力枯竭、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施政严重不作为以及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这五重原因是更重要的原因。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并且其效果正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流动性不足或需求不足，而是缺乏让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激发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的长期制度性安排匮乏才是根本。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发展理念，以市场化、法治化、和谐发展的结构性改革来同步解决做什么、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将需求侧发力和供给侧改革、短期增长和中长期发展有机结合。其关键是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松绑放权和市场化制度性改革，正确理解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及处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经济走势及主要问题
　　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高，但消费信心明显下降。尽管2015年第三季度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较上半年略有上升，但前11个月累计增速仅为10.6％，较2014年同期下降1.4个百分点。由于国内的社会公共服务还不健全，加上经济下行带来的收入下降担忧（课题组的计量分析显示，消费对收入的弹性约为0.6），以及受股市大幅震荡的影响，自2015年6月以来，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均呈现明显下降。同时，迅速发展的海外代购对国内消费市场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由此，内外双重因素拖累社会消费，增长后劲不足。
　　投资价格持续负增长，投资增速大幅下滑。2015年以来，投资价格呈现出持续负增长趋势，且趋势逐渐扩大，投资领域的通缩风险持续积累，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持续下滑，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滑最严重，制造业投资增速次之，基建投资再次之。2015年1月至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降至10.2％，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更降至1.3％，与2014年同期相比大幅下滑10％，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拖累第三产业投资；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长8.4％，与2014年同期相比下滑5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占第二产业投资的80.7％，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拖累第二产业投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占比都处于下降趋势，短期难以逆转。虽然政策性基建投资的占比被动上升，但仅占投资的23.4％左右。在地方政府持续高债务压力的约束下，课题组判断政府将难以通过基建投资来达到拉动经济的目的。
　　企业利润持续负增长，实体经济低迷，引发企业倒闭潮。进入2015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持续负增长，1月－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利润值同比下降-1.9％，而2014年同期水平是正增长5.3％。同期工业企业亏损数增速迅速上升，11月亏损企业数为54459个，同比增加17.4％。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出现大批民营企业倒闭潮和银行坏账，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这些民营经济发达，经济增速一直很高的地区都是如此。基于对珠三角制造业倒闭的调查看，家具、纺织、电子、陶瓷等行业是停工、破产倒闭的&重灾区&。
　　国际贸易压力凸显，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改善作用有限。2015年以来，全国进出口增速持续低迷，被动型贸易顺差大幅增加；旅游贸易进口急剧扩张，导致服务贸易逆差急剧增加，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很大压力。2015年全年，进出口总额为39586.4亿美元，同比下降8.0％，其中，出口总额为22765.7亿美元，同比下降2.8％；进口总额为16820.7亿美元，同比大幅下跌14.1％；贸易顺差为5945亿美元，比2014年全年增加2114亿美元，被动型进出口顺差急剧扩大。2015年1月至11月，服务贸易逆差也进一步扩大，达1879.1亿美元。课题组测算，中国的出口汇率弹性为-0.36，进口汇率弹性为-0.48，弹性绝对值都远小于1，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改善作用有限，也不会大幅增加进口需求。而出口和进口的收入弹性分别为4.4和1.2，这显示出口和进口均对需求敏感，出口尤其敏感。因此中国出口的恢复将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回升和国际对华产品需求的改善。
　　国际资本大幅流出，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长期以来的国际收支顺差常态已被打破，2015年一季度国际收支差额为-225.8亿美元，为2000年三季度之后首次出现负值，二季度转正，三季度又出现888亿美元的逆差，主要原因是：第一，服务贸易逆差部分抵消了贸易顺差对国际收支的贡献；第二，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下，国际资本大幅流出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也在不断增加；第三，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在加快，成为带动国际收支差额下滑和资本流出中国的又一因素。此外，2015年以来，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流出相互促进，是当前影响中国金融稳定和外汇市场稳定的潜在风险因素。
　　通货紧缩风险进一步升高。2015年下半年受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影响，CPI有所回升，但GDP平减指数进一步下降，三季度增速仅为-0.5％，通货紧缩迹象进一步显现。值得注意的是，受PPI大幅下滑影响，实际利率上升，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进一步借债的困难增加，再加上劳动力等其他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进而投资减少、产出下降，收入也相应进一步减少。近四年来，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降，且自2015年以来亏损企业数加速上升、工业品价格持续下滑，由此可见&债务&通缩&循环已初见端倪，未来可能成为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隐现。2015年以来，银行利润增速急剧下降，企业倒闭潮、外迁势头有所扩大，不良贷款规模迅速膨胀，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在这个背景下，2015年央行五次下调基准利率，中国商业银行的传统盈利项&&存贷息差正不断被压缩。截至2015年三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2.53％，较2014年同期下降0.15个百分点，降至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不良贷款比例上升至1.59％，环比增加0.09个百分点，同比增加0.43个百分点。而净利润累计同比仅增长2.21％，较2014年同期少增10.5个百分点。其中，不良贷款比例上升较快的行业为制造业、采矿业和批发零售业，产能过剩均较严重。
　　地方债务暗藏长期金融风险。中国债务积累已达到较高水平，对债务置换提出了较大挑战。全国人大最新地方债调研报告显示，2014年末全国地方债务余额已达15.4万亿元，加上或有债务达到24万亿元，高达全国GDP的37.7％，据此估算的同期全国债务已达到GDP的79.7％。按照全国人大日批准的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16万亿元计算，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将达到地方政府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1.88倍。考虑到2015年末以及2016年赤字将继续扩大，新增债务需求还将继续大幅增长。
　　主要指标预测及政策模拟
　　基于IAR-CMM季度模型，课题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各关键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表1报告了预测结果及2015年前三季度各关键经济指标的增长情况。
　　在基准情景下的预测，对2015年四季度及2016年基准预测的外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
　　（1）主要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速回稳，以IMF 2015年10月的预测为基础假定2015年、2016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2.6％及2.8％，欧元区经济增速分别为1.5％及1.6％，日本经济增速分别为0.6％ 及1.0％；
　　（2）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暖，全球贸易情况基本稳定，然而油价基于供给充足将呈现低位震荡徘徊的走势；
　　（3）美联储已在2015年12月的会议后宣布开始加息，以25个基点为起点。根据IMF的预测，2016年美国经济向暖，假设将会再加息两次各25个基点；
　　（4）人民币已于日确立加入SDR。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更于12月11日首次发布了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在6.年1月以来, 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大幅贬值，价差扩大。央行连续多天调低中间价，显示有意用有序贬值的方式在市场相对平静的时期加速释放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压力，因此假设2016年会贬至7.0CNY/USD。即使忽略由于国际游资特别是热钱出逃所引起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我们可以得到其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最保守估计也是不容乐观的。
　　基于前面对中国经济形势与风险的分析，对2015年四季度及2016年基准预测的内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1）消费虽有开始改变结构的迹象，但消费信心下降，增长后劲不足；（2 )进出口持续走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3）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出现企业倒闭潮，投资疲弱；（4）不良贷款的整体规模水平已与2008年的水平相当，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隐现。由前面的分析可得，不良贷款每多上升0.1个百分点，GDP增速下降约0.15个百分点, 构成巨大的冲击；（5）地方债务余额上限为16万亿元；（6）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减速主要由于2015年以来商品房销售减速引起，没有考虑其他的外部冲击；（7）劳动力市场摩擦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升级，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进而传导给GDP。基于中国微观数据估算，如果整体工作岗位数量下降0.5个百分点，GDP将下降约0.1个百分点；（8）货币政策：基准利率已很低，若考虑CPI所衡量的通膨，实际利率已进入负利率，国际上要应对美联储加息的步伐，降息空间有限，然而，存款准备金率仍在较高水平，国内受到债务置换的压力以及稳定汇率缓慢贬值的考虑，货币政策将成为辅助稳健经济的角色，呈现略为宽松的态势。因此，预估2016年只有降息一次（25个基点）的空间，降准有四次至六次的空间（以25个基点或50个基点，总幅度约为300个基点）；（9）财政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约束以及2015年较为依赖宽松货币政策而导致政策效果的边际效应下降，2016年将较倚重财政政策拉动经济，预估预算赤字保持较大增幅，扩大至2.1万亿元。
　　根据IAR-CMM模型的分析，若要实现GDP增速6.5％，校正GDP增速5.7％的目标，需要加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力度。在不同情景下所需的政策力度分别为：1）基准情景下，下半年需降准50个基点，财政支出需达到19.35万亿元，比2015年预算增加12.8％；2）如果美联储缓慢加息，复苏的美国经济拉动中国出口10％，但 2016年仍需降准25个基点，财政支出需达到19.06万亿元，比2015年预算增加11.1％；3）如果人民币兑美元大幅贬值20％，下半年需降准50个基点以及降息25个基点，同时财政支出需达到19.64万亿元，比2015年预算增加14.5％。
　　超预期下滑诊断及应对建议
　　由于要素收益递减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已经下移，或者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滑。但是，这个下滑程度不应该像当前这样来得那么快、那么大。即使抛开深化改革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红利不论，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没有大幅下滑，五年到八年内有望继续保持在7％以上。但也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乐观，认为未来20年中国都还能实现7％，甚至更高，8％的经济增长。
　　课题组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有一定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还是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除了这两个原因，中国更面临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的问题，使得传统的追赶式经济发展方式已明显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发展驱动转型滞后是指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这一转型基本上是所有经济体必须经历的，但这个转型是内生的，还是要归结到体制转型滞后上来，因为制度才是根本，中国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滞后才是导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根源因素。
　　具体而言，当前经济下滑主要是由下列五重原因的叠加造成的：（1）要素驱动红利衰减，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2）政府主导动力枯竭，特别是地方政府庞大的土地财政和土地抵押债务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导致政府的发展属性过强，公共服务功能欠缺，使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不足，无法拉动内需；（3）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资金继续流向本来就充裕的国有企业，其后果就是重复投资、无效投资的不断累积，导致经济严重乏力，造血机制不足；（4）再加上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不作为的问题；（5）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本应在提高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治理方面要有新作为，而不是经济持续大幅下滑是新常态。
　　可以看出，所有这五重原因的背后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不够合理，市场经济制度不够完善造成的。如不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性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这五重导致经济增长持续大幅下滑的因素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在稳增长的前提条件下，课题组认为，当前的政策选项是加大定向减税力度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类企业等新兴产业提供结构性税费优惠鼓励扩大投资，调节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相对比重释放消费潜力，其代价是增加赤字和政府债务。同时，当前物价水平比较稳定，有政策空间进一步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是其代价是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大，在当前资本项目开放步骤加快的背景下面对更大的资本流出风险。
　　课题组同时也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政策都是短期的，从中长期看可能有副作用，治标不治本，而其效果也呈边际递减的趋势。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流动性不足或需求不足，而是缺乏让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激发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的长期制度性安排匮乏才是根本。
　　长期以来，中国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过深，太过注重从需求侧发力来强化宏观调控，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平抑经济的波动，反而加强了波动。但是，不应人为地将需求侧发力和供给侧改革拆分开来，将短期增长和中长期发展割裂开来，那样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可能有反作用，反而使得改革的共识消解、动力耗散，或给各级政府进一步干预经济制造条件。由于供给侧定义和内涵都非常不明确，各种解释都有，已经引起很大争议。课题组认为，供给和需求是一体两面的，不必纠缠所谓供给端还是需求端发力，关键是改革端，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才是根本。
　　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讲得很清楚，改革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改革需要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明确的依法治国框架下进行。中国要做的最大的供给改革是完善制度供给，在维护和服务两个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一个信息公开、规则透明、公平竞争、预期稳定、讲信誉守信用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将需求侧发力和供给侧改革、短期增长和中长期发展有机结合，其关键是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松绑放权和市场化制度性改革，正确理解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及处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发展的逻辑主要是提升一国的硬实力，而治理的逻辑则注重软实力方面的建设，当然是多方面的治理，包括政府和市场的治理制度、社会公平公正、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建设。
　　因此，中国需加快进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治理边界的市场化、法治化的结构性改革，大力引入竞争机制，继续深化对外开放，消除不利于企业创业创新和挤压民营经济的制度性障碍，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让民营经济发挥主要作用，这是中国顺利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跨越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关键字：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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