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建国后在优越的环境下未培养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大师级人物，教育事业甚至还比不上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旧社会？
民国时期大师辈出，西南联大更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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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评论纠正了答案中的不妥之处，看完答案后如有兴趣可以回过头来看这部分。简述如下：1、经济学的例子窃以为事实和逻辑上都能成立，但是土鳖那句话有问题，我想的是宋铮，不过他是斯德哥尔摩的博士，不算纯土鳖。有知友指出了民国期间的几位我不知道或者不确切的大佬，确实是我的无知，但就数量和规模而言，做到同一个档次的似乎还是现在的较多。2、中共的事情，我不是说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统治方式、舆论管控等对学术发展没有影响，我这个答案也绝对不是问题的主要原因，我只是觉得我们不能把问题简单地归因到政治上，应该看到问题的复杂面相。（原答案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基本表述的是这个意思）3、写的时候没有看，刚才看了一下兄的答案中也提到了我的主要想法，而且他的写在我之前，对自然科学也有分析，我也比较赞同。当然民国时候的大师确实还是很厉害的，他说的不严谨。-----------------------------------居然没有人提学术分工与学科细化的问题。以下讨论抛开中西高等教育差距不谈，即不区分海归土鳖。理工科不懂，但似乎这些年在国内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且有实力冲击诺奖的，要比民国时候为多。（当然民国时候不少人放弃了国外的优厚条件回来建设祖国，着力于培养人才这是事实）人文社科一百年前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传统中国的学术能登堂入室的主要是经学、史学，一百多年前突然引入了西方的学科体系，这些受过良好旧学教育的人接受了西方的知识之后对旧学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体认，第一次融合中西的体验使得他们对以往的东西更为敏感，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之论，这样的机会是此前此后的人都没有享受到的，于是机遇成就了他们。要注意，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在一个基本属于荒原的崭新平台上（出现所谓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因此，他们做的是属于提纲挈领开拓性的工作，每本书都是关照大问题，有大视野，这就意味着我们后来人在梳理学术史的时候不得不反复提到这些人。所以你就觉得他们越来越给力了。而现在，学科细化导致人文社科学者只能在自己的一个小方向里自娱自乐，没办法呀，浅而大的工作都被做完了，我们只能做精尖的咯。越来越多的学术史要梳理，你搞这行要看的书越来越多，知识的积累已经某种程度上成了负担。（一有不慎，少引本书就是学术不端）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大发展应该说是上个世纪才有的事情，所以民国时候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牛逼的经济学家（表提何廉他们，主要是在搞调查），有的也是些经济史学家，还是比较偏传统的路子。而现在我觉着情况正在改善，我们送出去的人越来越多的出产了不少优秀的经济学家，乃至有些土鳖居然也拿到了北美top级高校的教职。另外一点没有注意的原因是，民国时期的学生普遍比我们刻苦（这个真的差别很大），你去看当时的回忆录，就能会被那种心无旁骛专心治学的精神所感动，我们现在一来诱惑多（比如草榴知乎等。。。）二来学生想的东西多，我搞学术能不能养家，一流的人才不一定愿意搞学术。此外学术自由、教育体制、高校管理、文革造成的知识断层什么的当然也很重要，但我觉得不能忽视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去看这些问题。坚决反对将这个问题全部归因到中共头上。
民国1912年成立，到1949年只37年，真正属于民国的大师其实是很少的。大部分“大师”是出生在清末，成长在清末。（鲁迅：1881年，蔡元培：1868年，陈寅恪：1890年，梅兰芳：1894年....）真正属于民国培养出来的大师，其实是很少的。所以你的问题有先入为主的错误。那么清末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大家，套用李鸿章的话说，当时是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大碰撞，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思想的冲击更容易产生大思想家（仅是思想家，不是科学家）。这些思想家的产生，并不是政府教育事业培养出来的，而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共和国至今没有什么大师？我认为主要有3个方面：1、体制的扼杀：教育不鼓励独立思考，出版物的严厉审查，政治环境太封闭；2、建国时间不够长；3、网络的普及及全民参与，大师的造神运动太难了。像很多民国所谓大师，放在当前的环境中一定会被网民扒皮，这就是你说的为什么没有“令人信服”的原因——距离产生美、神圣和大师。我认为八十、九十后中会陆续出现很多了不起的人，拭目以待。
看过一篇文章，觉得说的有一定道理，也许能解释这个问题。文章很长，先概括一下大概意思，夹带我本人的观点。民国实行精英教育，且“世家大族”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而新中国之后，再无世家，新中国实行的是普及教育，目的是扫除文盲，培养尽可能多的能够投入到建设中去的人才。两者都不完美，新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但基本所有的人都至少能受九年义务教育，现在大部分学生也都能接受专科以上的教育。民国的教育能把精英阶层培育成大师，剩下的平民就不管了。不过我认为，精英教育和普及教育不是非此即彼，未来定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法子。——————————————————————————————————————前两天读了下面一个帖子，其中有些观点和本文能相互印证。（）各位赞成这个帖子吗？我本人表示反对，这个帖子激起了我驳论的兴趣。这贴内容很杂，我只对关于民国教育的话题有兴趣，具体就是从（一）到（五），也就是“民国地主不好当”前面。为了不分散话题，我提炼一下作者的观点，驳论主要针对原帖的结尾部分中的这一段话：所以，在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那段年月里，我们真正应该重视和歌颂的知识分子，是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邓稼先、袁隆平这些科学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学大师”——前者是开拓进取，后者是墨守成规——所谓“共产党不重视知识分子”的说法，不过是一帮在现代化建设年代里被边缘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内心失落、囊中羞涩之余，在笔下歇斯底里爆发出来的怨念产物而已。各位有判断力的朋友，看看这段话有什么错？错在基本概念。讨论问题要遵守基本的逻辑定律，比如概念应该保持一致。作者一方面反对“国学大师”，一方面歌颂“科学功臣”，这就违反了同一律。我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归为“工业党”还是“情怀党”，也许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或者缺乏逻辑、或者缺乏常识、或者两个都缺乏。钱学森这些人，不仅仅是“科学功臣”，也是“国学大师”，这两个标签其实也是一家人。证明一下。大家都知道，中国“两弹一星”那一代科学家，最著名的有“三钱”：导弹专家钱学森、力学专家钱伟长、原子弹专家钱三强。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三个著名科学家，为什么都姓“钱”呢？“姓”的本意，是家族的标记。大家知道，欧洲贵族们讲究纯血、坚持内婚，每个家族都有独特的标记，除了纹章/家徽，最典型的印记就是“家姓”。在欧洲的某些场合，只要报出自己的姓氏，就具有某种特别的优先权，Last name does make sense。三“钱”的姓，也有点类似。“钱”不是一个普通的姓，百家姓里排名第二，这在热衷于排座次的古代中国，意味着什么？古代姓氏总是和籍贯联系在一起，称为“郡望”。“钱”是个古老的姓氏，分支很多，不过“三钱”都属于一个叫做“吴越堂”的支系。很容易查到三钱的籍贯：钱学森：浙江杭州；钱伟长，江苏无锡；钱三强，浙江湖州。这三个地方距离很近，同属于一个地理单元，一般称为“环太湖平原”、“长江三角洲”或“沪宁杭地区”，就是位于长江下游、大致以南京、杭州、上海为顶点的一块三角形平原，民间俗称“江南”。大家知道，黄河和长江都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华夏文明始于黄河，然后逐渐扩展到长江流域。大致以隋炀帝修大运河为标志，此后的南方经济逐渐超过了北方。到了唐末，天下大乱，北方经历五代，南方则分裂为十国，“江南”地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单独建立政权：“吴越国”。大家知道，黄河和长江都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华夏文明始于黄河，然后逐渐扩展到长江流域。大致以隋炀帝修大运河为标志，此后的南方经济逐渐超过了北方。到了唐末，天下大乱，北方经历五代，南方则分裂为十国，“江南”地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单独建立政权：“吴越国”。吴越国的创建者是杭州人，姓钱，名镠，原是个盐贩子出身，在唐末混战中，割据苏南浙江，自成一国。他在位41年，外保疆土，内兴善政，是五代时期比较有作为的君主。杭州湾自古海潮成灾，钱镠主持兴修“海塘”（海岸大堤），惠及百姓，民间遂把古称的“浙江”也改了姓“钱”，就是现在的“钱塘江”。此人就是江南钱姓“吴越堂”的始祖。吴越国的创建者是杭州人，姓钱，名镠，原是个盐贩子出身，在唐末混战中，割据苏南浙江，自成一国。他在位41年，外保疆土，内兴善政，是五代时期比较有作为的君主。杭州湾自古海潮成灾，钱镠主持兴修“海塘”（海岸大堤），惠及百姓，民间遂把古称的“浙江”也改了姓“钱”，就是现在的“钱塘江”。此人就是江南钱姓“吴越堂”的始祖。北宋建国后，赵匡胤扫平割据、恢复统一，末代吴越王钱俶迫于压力，主动进献国土，全家迁往汴梁。作为回报，宋代对吴越王族的后代颇为照顾，给了不少政治经济特权。吴越立国84年，钱氏宗族散居江南的甚多，很多钱姓大家族就一直维持了下来。靖康之变，宋室南迁，杭州变成“临安”，赵氏皇帝也靠这些本地豪族支撑政权，宋代江南地区出现的《百家姓》，也就把“钱”放在仅次于“赵”的位置上了。南宋以后，江南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明清两朝，举国财政都靠江南漕运，才有了“京杭大运河”的壮美工程，因此这些江南地主的地位，也一直很稳固。经过近千年的兴衰起伏，有些钱氏衰败了，但确实也有些钱氏，谨守祖训，小心经营，一直维持着家族的昌盛，并掌握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中国古代总体上不是贵族国家，在以科举考试分配政治权利的大环境下，江南地区形成了很多“诗礼传家”的文化世家，具体到本文中的三“钱”，都是这种家族出身。“三钱”家系：湖州钱氏：钱三强的祖父钱振常，清代吏部主事；长子钱恂，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提调（相当于常务副校长）；次子钱夏，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这个人大家比较熟悉，在新文化运动中和鲁迅齐名，专门起个反传统的别号“疑古玄同”，世称“钱玄同”，曾经提出彻底改良汉字的激进口号。不过钱玄同真正的学问还是国学，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长期担任北师大中文系主任，晚年保守，又把名字改回“钱夏”。钱玄同的儿子就是钱三强。此外，钱恂之子钱稻孙，翻译家，清华大学文学系教授；钱振常之弟钱振伦之孙钱仲联，中央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也都可以算是“国学家”。无锡钱氏：钱伟长的父亲钱挚早逝，由叔父钱穆抚养成人的。钱穆，历史学家，燕京、北大、清华、川大、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49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迁居台北，著有《国史大纲》等，是典型的“国学大师”。子钱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此外，无锡钱氏另一家族、钱穆的好友钱基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钱基博的儿子钱钟书，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作家，钱钟书的独生女钱媛，北师大外语系教授。钱基博之弟钱基厚之子钱钟韩，南京工学院院长。近些年百家讲坛的红人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季羡林的弟子，也是无锡钱氏，可惜没查到他的家系。杭州钱氏：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据家谱记载是钱镠32代孙，曾任民国时期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钱均夫的弟弟钱泽夫，子钱学榘，迁居美国，是空气动力学家、波音公司工程师。钱学榘的长子钱永佑，神经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生理系主任；次子钱永健，生物化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学森之子钱永刚，计算机专家，上海交大兼职教授。如果有人觉得钱学森家族主要是工科，和“国学大师”关系不大，这里还有些钱氏姻亲可以八卦：钱学森夫人蒋英，浙江海宁人，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蒋英的父亲蒋方震，字百里，民国时期军事理论家，曾任当时陆军最高学府的保定陆军学校校长，是钱均夫留日的老同学。蒋方震被某些网站传的神乎其神，很多地方有失实之处，不过确实是一个杰出的军人。钱学森受岳父影响很大，有很强的军人气质，子女取名都叫“刚”、“真”，留学选择“空气动力学”，也是个顶级的军工专业。但是，蒋方震又不只研究“军事”，他文武兼长，与梁启超、徐志摩为友，还精通艺术，其翻译的《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的教材。蒋英的音乐才能，也是乃父家传。蒋方震的原配夫人查品珍，也是海宁望族，有个堂兄查枢卿，次子查良镛，笔名金庸（拆镛字为金庸），小说家，香港《明报》社长。海宁查氏在天津有个分支，金庸有位堂兄查良铮，笔名穆旦（拆查字为木旦），诗人，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查枢卿娶妻徐禄，兄徐申如，有子徐志摩，诗人，“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娶妻张幼仪，江苏宝山人，当地望族，二哥张君劢，民国时期的哲学家、法学家、政治活动家。这个人现在知名度不高，主要是被政治消磨，但在我自己的法律史专业中，是个影响很大的人物，中国宪法学的早期开拓者。金庸有个堂姐查良敏，姐夫袁行云，江苏武进人。父亲袁励准，辅仁大学教授。袁劢准有个堂兄袁励衡，金融家，首任交通银行行长。袁励衡的女儿袁行恕，丈夫陈致平，历史学家陈垣的弟子，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后赴台湾。陈致平的长女陈喆，作家，笔名琼瑶。简单的说，钱学森的夫人的表弟的姐夫的妹夫，是琼瑶的爸爸。钱学森和这些“国学大师”、“文人墨客”，算不算是一家人呢？有人还是不服，原子弹也不是都是姓“钱”的一家人搞出来的，两弹一星的功勋多着呢。好吧，继续八卦。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钱伟长因故未列入）。本宅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整理了这23人以及钱伟长的籍贯，如图所示：24位“两弹一星元勋”，16人籍贯是苏浙皖三省的吴语区，也就是“江南”，占2/3。剩下两湖4人、环渤海3人、云南1人，只占1/3，其中，郭永怀、朱光亚、周光召是张伯苓的南开中学/大学的学生，王希季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彭桓武是钱三强清华的同学，完全和这些江南士大夫不沾边的，可能只有于敏、孙家栋、陈能宽这三个年纪较轻的人。有人仍然不认同，长三角的科学家多一点，只意味着这里经济发达、教育普及，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不是平民奋斗出身呢？抱歉本宅确实没有能力彻底搞清这些人的家族婚姻网络，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上人人网。找个知名的八卦一下：邓稼先，安徽省怀宁县人。谁能想到，这位常年穿着五六十年代“蓝蚂蚁”装、看似贫下中农的科学家，也出身于文化世家。他的六世祖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爷爷邓艺孙是教育家，安庆江淮大学校长；父亲邓以蛰是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安徽省教育司长。邓以蛰的长女邓仲先，丈夫郑华炽，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长子即邓稼先。邓以蛰和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杨武之是同乡、同事和清华园中的邻居，杨武之的儿子杨振宁和邓稼先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姻亲方面，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是神经解剖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北京大学教授，九三学社创始人，人大副委员长；母亲劳君展，居里夫人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劳君展的祖父劳崇光，清代两广总督……和那些姓钱的，也差不多吧。我不敢说两弹一星元勋都是这类家庭出身，但是肯定占大多数。钱学森和邓稼先其实都算是 “宣传样板”，在那个红色年代里，如果能找到一个根红苗正、三代贫农出身的科学家，宣传部门肯定不会放过，可是大家只知道钱、邓，只能说，这些顶级科学家里的贫农子弟实在不多。出身较好、有几个搞文科的亲戚，和科学成就有什么关系？《哈利波特》中，哈利第一次到格里莫广场12号，看到过一面墙：大家看这些“钱”“邓”的关系图，有没有看这棵树的感觉？布莱克家族是贵族，“钱”、“邓”也类似。一般认为中国的贵族制结束于秦朝，但和欧洲国家比，中国的疆域辽阔、历史漫长，在局部领域，某种意义上的“准贵族制”一直存在。“钱”“邓”称“贵族”可能不太准确，中国历史上一般称之为“士大夫”、“士林”，但确实有某些贵族制的特点，比如内婚制，也就是只和同类家族通婚，这些“钱”、“蒋”、“陈”、“邓”们，世世代代互为姻亲，组成一个家族网络。中华古典文明的精华，就由这些人一代一代手口相传而来。（关于“内婚制”，最后一篇婚姻法还要讨论，这里提供些铺垫，免得下一篇文字太长。本帖的主题还是高等教育。）中国传统的儒学虽然西学有异，但天下学问，大原则都是相通的，儒学同样是一种文理不分科的“学科之母”，里面包含了科学的因子，只是没有古希腊的传统发达罢了。三钱、邓稼先这些人，虽然最后读的是工科，其事业的根基，仍然在于自幼饱读各种经典，逐渐磨练出来的“理性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研究原子弹就是优秀的物理学家，研究西洋诗就是优秀的文学家，研究宪法就是优秀的法学家，就算写武侠、言情小说这些等而下的东西，也和革命根据地里出来的贫下中农作家不可同日而语。“国学”甚至包括西方教育体系中属于“体育教育”的知识，也就是传统的“养生之道”，钱学森和钱伟长都活到98岁，肯定有关系。这种顶尖人才，绝不是我们现在这一套“文理分科、填鸭教学、统一教材、考试本位、德智体只有智育发展”的教育体制能够培养出来的。他们受教育的例子网上很多，随便百度一大把，献丑了：当年钱伟长考清华，中文100分、历史100分、物理5分、数学加化学20分、英文0分，进的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只因入学的那个秋天，爆发了9.18事变，钱伟长决定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说转就转，一路读到冯卡门的博士后，也没有什么学习障碍，这就是他国学根基扎实的结果，而不是他接受过什么特别的“理科教育”。至于为什么能够以这样低的分数入学，嘿嘿，他的叔父钱穆当时已经是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了，清华北大其实就是这帮人办的，他“一出生就列在清华学生名单上了”。钱伟长不是特例。另一个无锡钱氏子弟钱钟书考清华，成绩是：英语100、语文90+、数学15，要不是他在清华当教授的爸爸钱基博，同样也入不了学。但是，不会考试的钱钟书在大二的时候就已经能挑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毛病了，跟会打老师的哈利波特简直是如出一辙。大家想想，两“钱”如果用今天的高考模式进行选拔和教育，还能有最后的成就吗？我早就说过，考试不能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只有“人”本身才能识别最优秀的人，两“钱”最后成就就证实了这一点。这种不在乎考试的传统，也是上一代手把手教出来的。钱玄同在北大当教授，从来不判卷子，直接送教务处，北大教务处为此特意刻了一枚“及格”图章，一律盖章存档了事。后来钱玄同到燕京大学兼课，燕大教务处提醒他：“拒绝判卷属违反校规，将扣发薪金”，钱玄同回了一封内附钞票若干的信：“判卷恕不能从命，薪金全数奉还”，也根本不拿什么“校规”当回事。顺便说一句，当时教授都不缺钱，“穿越到民国”的帖子里花了很大篇幅讨论教授的工资问题，上一篇的很多回帖也一直再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简单，只说一句：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像钱学森这种“能顶五个师”的人才，想要培养出来，也要按着五个师的军费安排。钱学森本人的学术成果，比如《工程控制论》，里面有很强的哲学思辨的特性，并不是纯理工科的思路。他晚年以喜欢气功、特异功能和系统论著称，经常在各种场合发表这类文章，比如《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之类，也有些文集出版，比如：很多人颇有微词，说他迷信，这些文章也确实真伪杂糅。不过物理学家真正出成果只是30-50岁，此后在专业领域就搞不出什么东西了，看看牛顿晚年的上帝存在的证明、爱因斯坦晚年的统一场论，这些文章也无损于钱学森的学术地位，相反，倒是可以理解为他对自己一生治学的方法论总结，其要点仍然是“真理是整体，文理不分科”。前引“穿越到民国”帖子作者，主要的缺点就在于，自己是应试教育的产品，只懂书本里告诉他的“学好数理化”，就把这当作一切开始立论，而对“文理是否应该分科”这个问题，缺乏质疑和批判的能力，因此才会闹出一方面歌颂“科学功臣”，一方面反对“国学大师”的笑话。其实，钱玄同、钱穆或者钱伟长、钱学森分别被冠以“国学大师”、“科学元勋”的称谓，只是后人用使西方的学科分类造成的。称谓是皮相之谈，争论“国学大师”的精确定义能否放在钱学森身上，也没什么意思。关键是，怎培养出来这些人。（省略一部分原文和本题目无关的内容）建国后高等教育转型，有巨大的成绩，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说是“吃掉左手来保全右手”也并不为过。借用金庸小说中的一个名词，我们练的是“七伤拳”，先伤己，后伤人，损心伤肺催肝肠，藏离精失意恍惚，三焦齐逆兮魂魄飞扬。中国传承两千年的士林，大体就此终结，要重新培养出来，可需要不止一代人的时间了。反对的声音之所以强大，绝不是“一帮在现代化建设年代里被边缘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内心失落、囊中羞涩之余，在笔下歇斯底里爆发出来的怨念产物而已”，而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反观美国，精英机制从建国开始基本没有断代，父子诺贝尔、兄弟科学院，不计其数。人家的素质教育已经坚持几百年了，强强叠加，积累下来的强大竞争力，绝不是靠激情和人海就可以对抗的。有人认为，沿着前面的道路走下去，挖更多的矿，炼更多的钢，培养更多的工程师，造出更多的坦克和大炮，就能打败美国，这绝对是一个误国误民的想法，当年希特勒和日本都走过这条路。前面说过，中国的苏联式教育体系，重点是培养足够多的工程师，而非优秀的工程师。现在很少有人怀疑中国人造裤子的能力了，剩下的问题都在高精尖领域。这里面细节很多，我这个帖子又不是学术报告，具体怎么培养优秀的工程师，还是留给懂工科的朋友吧。不过以我这个外行的看法，恐怕继续坚持应试教育是没有出路的。引用来源：
另一问题回答，转载过来设若我问题主当代XX国（美日英法德）有什么大师，不知道题主会作何回答，就我身边的大学生朋友们而言，除了自己的专业领域的，能说出来的，除了和娱乐沾边的（电影电视音乐上），只有一些曝光率颇高的诸如霍金、莫言等等。因此，我觉得所谓的当代中国几乎没出大师可能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理由有三：1.从大师的定义而言，题主可能错误的定义了“大师”“大师”，在一般大众的理解和它本来应该是的有所不同，大师的定义本来应该是从学术水平而言，但在当代，其定义可能更偏向于知名度的高与低，大家对于其学术水平经常性不甚清楚，诸如爱迪生，大多数人能说出个发明了电灯泡（还是错的），说个交流电都不容易；一提爱因斯坦，就是相对论，多了也说不出来。而在中国，知名度有个很神奇的体现，就是是否被选入中小学教材，这一标准容易导致一个问题：当代科学而言研究愈发专业深入，基础体系已经构建完毕，而中小学这方面当代科学家天然吃亏，写进教材的往往都是早期的奠基人们。2.厚古薄今思想作祟在互联网各处，经常性能听到各种新版本不如旧版本，新电视剧不如老版，新书不如旧书，新球员不如旧球员，这种新不如旧的的论调经常性出现，在文化史上，离当代越近，往往获得的评价相对较低，同代人往往因为各种原因不认可同代成绩，不仅仅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这种思想，就容易给人以过去学术成绩比现在好的错觉。3.知识的传播能力不同这点和第一点一脉相承，越专业的知识越难以传播、被大众所知，除非有点噱头，诸如霍金的身残志坚、莫言的诺贝尔奖。具体到中国，引进现代科学、文学不过百余年。关于此条、有条微博“1917年北大，有一群教授：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林损，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朱希祖，39岁。。校长是蔡元培，50岁。最年轻的是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23岁。这个年龄，搁现在许多人还是“啃老一族”，而前辈们已经成为大师了”这批人现在普遍被认可为大师了，但是他们之前有配得上大师称号的成就么？其实一翻，我们会发现基本都是留洋归来直接就当上教授了，说句不好听的，刚毕业的本科生，哪有什么能在国际上拿出手的成就，这些人并不具备大师的能力，之所以能当上教授，更多是沾了当时文盲率百分90的光，是真的矬子里拔大个。同时期，按世界学术标准来衡量，民国学者在相关领域上能算世界一流水平的极少。以上，愿意与诸君讨论。
冷笑，题主和ls那些哀叹新中国无大师的人，有几个知道到哪里去查各学科top journal引用率的？
何止缺少大师，我朝甚至连百岁老人也是在民国时期出生的，悲哀啊！悲哀！
那个时代我看也就文学家确实有大师，混乱的年代，战争的年代，从新到旧的交替年代，总是大师特别的多，世界各国都如此。而这个太平的现代社会，你得注意不光中国没大师，外国也没了。在世的公认大师，除了马尔克斯，还剩几个？估计只剩JK罗琳之类了吧？除了文学家之外，中国文科的大师很多都是吹出来的，搁在现在说不定也就是名校里的副教授水平，民国时代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所以偶尔出来一个能把新文化的门儿漓清了的就非常的显眼。至于理科的大师，那就更加了。西南联大出来的所谓大师大部分都是留学归来吧？在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正常接收过小学级别的现代教育的时代，能从海外归来一个硕士或是博士，何止是大师，尼玛简直就是外星人啊。从一战前到二战末，并不是什么“民国时期大师辈出”的年代，而是人类大师辈出的年代，科学的发展经过了19世纪的从古典科学到近代科学阶段的积累性的过渡，各方面都迎来了集中性的突破。所以就有了比如下面这张著名的图，1927年的索尔维会议，集中了大量现在让人听来就双腿发软的大师，其中有十七人获得诺贝尔奖，包括爱因斯坦、埃伦费斯特、薛定谔、泡利、海森堡、德拜、布里渊、康普顿、福勒、爱因斯坦、狄拉克、玻恩、玻尔、德布罗意、居里夫人、洛伦兹、努森……而现在，能与这些大师并列的，不光中国没有，全世界几乎再也没有了。难道是世界各国的体制都出了问题？或是欧美人民集体丧失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看了一下问题日志，没有问题说明。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题主，也问问回答的各位：什么是大师？谁是大师？大师之名，在我看来，不在于学术水平，而是在于振聋发聩。而且通常来讲，我们提及的「民国大师」，都是在国学上有一定建树的学者。迄今为止，我没有听过谁把华罗庚、钱学森、陈景润等人称为大师，而这些人难道配不上「大师」的级别？难道这些人（尤其是陈景润）没在新中国的环境下学习、工作、研究过？如果夸张一点说，「大师」是被叫出来的，而非代表其真正水平。鲁迅是不是大师？老舍是不是大师？郭沫若是不是大师？胡适是不是大师？我臆断一下，肯定多数人都说是。但胡适在台湾的成就远非27年民国真正统治之后可比，而他在19年-27年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出版了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和陆续出版、后编纂成集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那么是不是说，新中国比不上49年之前的民国、民国比不上北洋政府？如果算上严复、王国维等人，是不是又比不上晚清了？现在我们所提及的大师，比如辜鸿铭、冯友兰、胡适、季羡林等人，都是在于其名，而非其职。郭沫若的拍马屁之勤是名声在外，但其在考古上的成就名列四堂之一，单论此也可称之大师。民国时期的大师，多数都参与了新思潮，也就是之前提及的振聋发聩。他们在当时，是少数有机会在出版物上发表文章、书籍的文化人，再加上整体文化水平的落后，自然脱颖而出。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大师之名，真的主要因为其名而已。现代社会不容易产生大师的问题，除了全民素质、思想水平的提高，以及细分的社会分工导致很难产生特别高的认同度之外，还有两个原因。1、没有新思潮。2、媒体泛滥。民国时期是新思潮崛起的时期，从封闭的中国传统儒家封建思想走向开放的现代思想，从这个角度站出来的学者，自然容易博得眼球、名声，也对后人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且恰逢政治、科技等时代变动，实属难遇的机会。按照我的观点，文革后没有产生大师，恰恰是因为思想自由。因为在自由的思想下，很难产生继往开来的东西，它是属于从封闭走向自由的时代的。而现代社会的媒体泛滥，即便真的有对社会有影响的作品，也可能被满没在铺天盖地的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中。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美国建国初的大师们，不也是再难一见么？话说回来，关于学术水平，的的确确是下降了，隐约记得我们系（英语系）的老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个同学去了北外读英语，这位同学的爷爷刚刚好是西南联大出身，听说孙子去北外读英语，自然是很高兴，想试探孙子的水平。谁知一试之下甚为不满，就让孙子把课本拿来，粗览一番竟是勃然大怒：「这TM是什么东西！」说罢老先生从箱子里翻出了一本由内至外黄透了的破烂书本，扔给孙子，口中教训道：「你看看我们的课本！」我们老师的同学一看，虽然是英语，竟是读不懂。方知自己与老一辈差距之大。故事有些细节是脑补的，但我们老师当时讲这个故事，明明确确是为了告诉我们，你们跟老一辈比，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该老师讲这个故事时甚为严肃，想来为实情。虽然有时代的责任，但我不得不说，中共对学术不重视、给教师（大学教授）的待遇较低是原因之一，对于发达国家/社会，我们学术待遇之低令人发指。而且文革和24年前的事件带来的思想混乱、人才流失确实是大问题。香港大学教授的年薪普遍在10W以上，而美国只会高不会低，我们的大学恐怕很难达到这个数字。这也就是我们涌现了许多「官场流」老师、「媒体流」老师，前者能带来政治影响力，后者能带来名声影响力，在中国社会很容易兑换成特权、钱财。想想看，真的布衣学者看到别人光鲜亮丽，就算他能忍住诱惑，他的家人、朋友或许不能，长此以往定是如芒在背。教师不能专心学术，除了本身之外，经济条件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陈独秀的工资300块，毛是8块，工资差距是37.5倍。而且毛是图书管理员，图书馆体系在当时算是体面、高薪的工作，比如京师图书馆副馆长的工资竟高于陈独秀，为500块。换句话说，对于现在的普通工人，月薪约为元，而大学教授的待遇，理应超过5万。现在的实际情况仅仅是这个理论数值的零头（以北大为例）如果天朝在教育方面最不如民国的地方，我投教师待遇一票。即便是美国，也有唐·布朗斯泰恩这样的教授跳槽对冲基金，但毕竟是少数。但大学教授的工资还不如一个效益比较好的普通企业员工的平均水平，那实在是……
你确定新中国49年之后，对知识分子是自由社会蓝蓝的天？你也确定国民党压迫，奴役知识分子？你搞反了
这么说的话，建国之后培养的政治家、军事家岂不是比以前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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