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解放战争是如何取得胜利的？_北航马学-爱微帮
&& &&& 【温故】解放战争是如何取得胜利的？
关于国共内战，解放军究竟是倚仗什么获得胜利，为什么战前的敌强我弱到了战争后期会出现貌似戏剧性的逆转？有人说，这是胜利之师，众望所归，民心所向；有人说，这是历史命运的抉择，冥冥之中早有注定；有人说，这是处心积虑，步步为营……但是，正如文中所说，“解放战争的胜利必须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释”。占领“总统府”1 好人？坏人？几代人以来，中国人对解放战争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正是徐克这一版电影的叙事风格——解放军是好人，国民党兵是坏人。好人为老百姓打仗，英勇无畏；坏人为反动势力看家护院，战战兢兢。人多的时候，坏人偶尔会赢，但只要解放军集中兵力或是擒贼擒王干掉反动军官，战局立刻就是一边倒。至于为什么解放军是好人？为什么国军坏人多还要打败仗？为什么只要干掉军官，坏人就一哄而散？看电影、听故事的小孩子不会想那么多。甚至许多成人也持类似的看法。反正是几十年前的旧事，反正“好人”最后赢了，搞那么清楚干啥呢？2 土改，保卫胜利果实？第二重印象就要理性一些。因为小孩子谈感情，成年人要谈理性，谈利益，抢我利益的是坏人，一起分享利益才的是好人。中学课本也好，严肃的纪录片和电影也好，谈到解放战争都要点出土改这个要害。指出解放军站在农民一边，替他们抢来了地主的土地，保卫土改成果。所以得道多助，农民支持解放军，愿意参加解放军保卫胜利果实。国民党军则站在地主一边，保护反动势力，打到哪里都是四面树敌。当时的中国是个落后农业国，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的大多数是贫农，解放军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大多数人支持解放军，战争结果不言而喻。迄今为止，这套以土改为中心的解释还是官方的主流宣传词，是多数影视编剧的政治出发点，是受过义务教育的新一代人听到的最普遍说法。以土改为中心的简化社会模型乍一听很有道理，但只要想一下就能发现许多逻辑问题。其一，多数人支持并不构成胜利的充分条件，历史上均田免粮的造反者多了，成功的没有几个。其二，许多地方的土地矛盾并没有那么严重，常常找不出占有多数土地的像样地主，或是是荒地广阔，土地本身不构成主要矛盾。第三，城里没有地主，共产党虽然反对官僚资本，但也没有许诺要把资产分给工人，但共产党在大多数城市也获得了支持。再细细推敲，还有一个政治上不很正确，算术上却无可辩驳的说辞可以用来反对这第二重解释：首先，解放军有上百万人，农民参军不过是给解放军增加了百万分之一的力量，“保卫胜利果实”这个目标因此增加了百万分之一的胜率。但对自家来说，减少一个壮劳力，土地会减产，房子没人修补，和邻居争利益会挨欺负，这是100%会发生的事实。算利益，为何农民家庭愿意以派壮劳力从军、交公粮为代价，换取那百万分之一的胜率？为何农民在国民党军到来之时，会冒死加入民兵打游击？稍加分析，就能发现“保卫胜利果实”最多只能作为征兵、征粮的宣传说辞，实践起来解放军不可能主要指望志愿兵和农民的捐献打仗，胜利必然依赖更踏实的机制。对于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来说，想到这一点不难，甚至在读书时我就见过同学质疑历史老师的说法。解放战争的胜利必须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释。3 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既然无法从基本力量上解释，正常的想法自然是归于高明的计策。三十六计、三国演义、田忌赛马、说岳全传……几百年的世俗文学熏陶下来，要说服普通人相信共产党的胜利源于“谋略”并不难。更何况“谋略”这东西不仅适合用来写文艺作品，也适合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自从80年代官方政治-历史教育受到普遍怀疑以来，只要是谈到解放战争乃至共产党整个革命历程，随便哪个健谈的人都可以谈战史谈的口沫纷飞，内容不外乎是这样：“毛泽东压服林彪，让东野先打锦州真高明！要让蒋介石先巩固了锦州，还不知道是毛主席还是蒋主席呢！”“刘邓大军南下，被堵在黄河边。刘伯承弄了几千个葫芦，扣上钢盔飘过河。国军还以为是共军强渡，拼命开枪开炮，刘伯承趁机就从别处过去了”“粟裕算准了杜聿明要往西跑。要不是粟裕想的清楚，让杜聿明带几十万人跑到江南，这长江就过不去了”“蒋介石的侍从室里全是共谍，国防部机密文件都提前让共产党看到了。为这一仗，共产党提前几十年就埋了钉子，要不怎么赢的这么容易……”当然，这是水平比较低的讨论，资料来源往往是标着“解密”、“真相”的地摊杂志。随着讨论的深入，其中也会产生翻战史，看地图，查外国资料的专家，能做出许多上层次的分析，严密程度、探讨问题的深度远远超出了三国演义和地摊文学。比如：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该不该把精锐部队派往东北？如果杜聿明在四平取胜后勉力渡过松花江，林彪是否会丧失回旋空间？彭德怀攻榆林前后，双方各自犯了哪些错误？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是否意识到二野主力被低调派往西南？许多解答整理出来还颇有道理，值得一看。但是，无论分析水平高低、严密与否。在这一系列的探讨中，设想的解放战争都是一连串的对弈。毛泽东、蒋介石、白崇禧、彭德怀等人分别在不同的棋盘上落子，共产党棋高一着，胜多负少，所以最终赢得了胜利。对于这一层次的研究者来说，不论最后总结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还是“共军太狡猾，从抗日时就保存实力、潜伏共谍”，他们实际上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甚至官方的许多宣传，也往往把胜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领导人的高瞻远瞩，计无不中。电影严肃如《大决战》系列的潜台词正是如此。4 组织的力量“谋略论”的致命问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共产党棋高一着。为什么高明的将领、专业的间谍、战术多变的军官总是出现在共产党一边——明明国民党能从更广大的地区、更多的军队中选拔人才。于是，“谋略论”走到最后总是变成了“天命论”，用神秘主义和运气来解释解放战争指挥水平的差异，这实际上完全违反了理性原则。所以，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组织水平。a 有组织才有战术军事理论和历史战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应该尽量绕开敌人的坚固阵地，攻击对方的后勤仓库；应该让部队机动起来，躲避敌人的火力，寻找对方的弱点；应该集中兵力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这些原则双方的军官都知道。但到底能不能实施，还要看部队自身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的军队每天只能走50里，对手的主力能走100里。这时候你就没资格琢磨迂回包抄、花样百出的玩调动了。因为不管你干什么，对手都能在慢一步的情况下从容应对。运动是相对的，你企图绕过敌人的正面，必然意味着把自己的侧翼先暴露给了敌人。显然，在对手比你快一倍的情况下，胡乱运动是作死。所以，运动慢的一方最好还是给自己挂个条幅“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老老实实地一线平推。“用兵以能聚散为上”。除了迂回，实施任何复杂战术的前提都是分兵。而分兵有效的前提是小部队也有战斗力。分出去的1/10兵力达不到全军战斗力的1/10，这很正常。但如果连全军战斗力的1/100都达不到，那分兵就没啥意义了。在真实的解放战争中，运动速度慢、小部队缺乏战斗力的一方正是国军。为什么？因为国军的高级军官、中下层军官、和底层士兵的利益不同，思考方式也不同，军阀依靠封建制的管理方式来控制军队。在行军中，士兵缺乏快速行军的动员和激励，军官担心快速行军有逃兵（夜行军尤甚），食物供应也歧视一线单位，再加上各单位的行进难以协调，自然比共军慢了不少。纵使国军有再多的战术奇谋，也无从实施。对于国军各级军官来说，军队是自己的本钱，精锐打光了未必有人给补充，好武器用坏了没准会换成落后的。所以分兵的时候，无论是一个师还是一个连，都不愿意单独承担作战任务，都不愿意离开主力太远。结果，国军每次分兵都意味着漫长的扯皮，被分出去执行战术指令的部队无法做出任何威力侦查，会被任何有积极性的解放军小部队甚至游击队压缩向主力方向。所以，国军一方面无法实施复杂战术，另一方面部队控制的范围极小，只在主力行军纵队前后几公里才能做到有效控制，把剩下的战场都扔给了来去自如的解放军。1948年6月，晋军“亲训师”居然会让徐向前的几个旅埋伏到几百米内无法发觉（徐向前元帅距敌不过2公里），排着整齐的密集队形走向解放军的数百挺机枪。徐向前用20世纪的武器打了一场冷兵器时代的伏击战，消灭7000“精锐”的代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晋系军队最精锐的师都派不出一个有主动作战积极性的侦察连，只能靠主力的目视侦查来控制战场。阎锡山输的不冤枉。b 有基层才有资源组织能力差异不仅仅体现于作战层面。在基层建设方面，国民党更是输了个干净。上千年来，皇权不下县，乡村是士绅土豪自治的空间。尽管三民主义也包括“平均地权”，但国民党从未实施过有效的农村改造，从未落实土改和减租。国民党的党部和县政府在大多数时间只能蹲在城里和士绅谈判，获取农村资源——或是翻脸命令军队抢劫、拉壮丁。但无论哪种方式，收集粮食和劳动力的能力都很低，都会在中间环节出现大量的贪污和浪费。对40年代的共产党政权来说，土改和减租最大的实效不是激励农民志愿从军，而是借此掌握乡-村级政权，让高效的现代官僚管制延伸到农村。土改之前，收税（公粮）要让乡村士绅和县里的官吏层层过手，穷人承担的多，富人不但少交，还能赚粮食。共产党把干部派下乡，一个村一个村地搞土改，同时发动农民起来，把各级乡村政权和士绅大户清洗了一遍。土改结束后，共产党政权可以直接核算土地面积和产量，用远低于国统区的实际税率获取更多的粮食。在征兵方面，国统区士绅买通官员把持拉壮丁业务，随意强迫贫民子弟当兵，借机敲诈中等人家，每次征兵都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共产党虽然也要在解放区征兵，但可以越过地主阶层直接清点役龄男子，名额分配公平，不会随意免除一部分人的服役义务。同时，共产党政权拨出税款补偿军属，要求未征兵家庭替军属耕地，从而大大降低了从军的成本。在未激起太多不满的情况下，共产党用全国1/4的人口为军队提供了可靠的兵源。控制了基层政权，共产党就能掌握农村的剩余粮食和劳动力，野战军一时用不上的资源可以拿来建设民兵。民兵打不过正规军，跑不过土匪，但能让任何企图染指农村剩余粮食的集团不断的放血——无论是日本步兵中队，国民党保安团还是土匪。土匪要么逃到深山，在饥饿中逐渐散伙，要么被迫去攻打集镇，和正规军作战。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意味着地方治安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共产党已经建立基层政权的地方，解放区即便丢给国民党，也不会为其所用。四平战役失败后，林彪就任东北局书记，第一次讲话就要求全体干部“脱下皮鞋，放下皮包，换上衣服，离开大城市，下到农村去搞土改，消灭土匪建立根据地；不要像二流子一样在城市里晃来晃去；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才能解决兵源、粮源、伤员的问题。”东北野战军乃至全国解放军的胜利，物质基础不是大炮和坦克，而在于党组织能够命令干部离开大城市去农村，用根据地建设抵消了精锐国民党军初期的的犀利进攻。c 有团结才有战略从高层组织水平来看，国民党的南京政权不过是军阀共主，实际上各行其是。晋系阎锡山恨蒋介石的程度不逊于怕共产党，白崇禧宁可看着共产党赢得淮海战役也不给杜聿明增兵，渡江战役之前，汤恩伯宁可坐视共产党轻松过江，也要放空西线，诱导解放军先去碾压桂系的湖北。内讧如此，再好的战略又如何执行呢？反过来看共产党，45年一声令下增援东北，全国十几个解放区抽调精兵强将，让林彪这个多年不带兵的空头司令瞬间拥有最强大的部队；冯白驹带领琼崖解放军在孤岛上发展20多年，和来自东北的第四野战军约定共同作战，四野船队在海上耽搁了，琼崖纵队还是按时拼死出击，攻击有重武器的敌人，用生命换控制登陆场的时间，一直熬到四野偷渡部队上岸。无条件的团结因素才是共产党战略决策显得更“高明”的原因。总的来说，用组织水平来解释国共战争的胜负的确很有说服力。第二层次的“土改说”和第三层次的“谋略说”都可以在这个结论下得到更清晰、更符合逻辑的阐述。目前大多数认真的研究者最后都走向了这个结论。组织起来的基层，为解放军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兵源。5 狠挖思想根源a有人不算穷“组织论”的主张者往往认定共产党组织严密的原因是列宁式体制。即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十月革命传统，以“革命先锋队”体制管理全党，自上而下地强调党的组织原则。但这和“谋略论”有同样的问题——为何国民党和其他军阀不能采取类似的方案？为何国民党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结构？从史实看，孙中山重组国民党，本身就是靠苏联顾问指导；蒋介石曾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常委，是共产国际中级别最高的中国人；1925年胡汉民代表国民党要求成为共产国际支部，高呼：“第三国际是革命的司令部，总参谋部”，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担心过早引发帝国主义干涉才未成功。从“列宁式”组织的传承来说，国民党即便不能说比共产党继承了更多的遗产，起码也算是拥有共同的起跑线。绝不能说共产党垄断了独门的“组织秘籍”。既然设计图是共享的。那么问题的核心还是还是出在构成组织的材料——人。什么样的人会加入一个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政治组织并充当忠诚的骨干？首先，他必须理解什么是“全国”和“世界”。上千年来，大多数农民一辈子没去过县城，顺从地在乡下服从士绅的管理，直到帝国主义带着工业化的力量进入中国社会，这个格局才被打破。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上千万人接受了新式小学教育，还有好几千万人离开了传统的小农经济或者庄园经济，集中到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参与或至少见识了近代化的工商业生产——比如三次闯关东的杨子荣。对于这批人来说，世界再也不是一个村子或者一条山谷，而是几亿同胞共同生活的一片广大领域。他们开始发现几亿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能独立于这个大世界改变自己的家乡。其次，他必须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希望自己作一个好人，希望大多数人也能在一个“好”制度下做一个好人。理想主义往往来自于现实主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了百年动荡时期、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渐渐拉开、农村的士绅土豪因为购买西洋商品而逐渐加强了剥削。类似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破坏了中国人的农业社会，却未能提供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做替代。这逼迫考虑现实问题的人转向理想主义，转向寻求社会革命这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满足这两个因素的人有几千万。由于农业社会秩序解体，通过教育可以成为潜在组织力量的人还有上亿。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谁能提出一个可行方案来解决问题？”b 时来天地皆同力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共产党明确地指出，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但梦想成真的方式不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继续努力，而是努力打破现有结构，消灭浪费希望的少数人。为何说少数人浪费了希望？因为少数人占有了大多数剩余产品。几亿人在糊口穿衣之余，积攒起来的少数剩余财富被统治者拿走了。农村地主（不论好坏）都占有地租，城市买办垄断了大多数商业利润，这些地租和利润没有被用来投资现代经济，而是用来消费西洋商品，用来投机获利，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储存起来。所以说旧社会的统治集团既落后（通过传统方式聚敛财富）又反动（拒绝把财富投资于社会转型），只有打倒他们，中国人才有机会通过努力改变这个绝望的社会。共产党的逻辑很简单，但很有力——阶级分析符合普通人的观感；夺回剩余财富用于全社会现代化投资的方案超越了传统农民起义的老套路，提供了20世纪视角下的希望；所以迅速得到普遍认同。在已经被近代化浪潮冲击的地区，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迅速接受了新方案；在近代化浪潮还不明显的地区，共产党努力搞教育，做科普，让封闭的农业人口认识到今夕何年，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国家挂钩。所以共产党获得了足够的追随者，能够从中挑选最忠诚、最能干的人搭建组织架构。相反，国民党虽然也继承了列宁主义的架构，却始终企图在原有社会架构上搭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然后逐步提出改良方案。国民党强调自己是上千年来中国旧结构的继承者，把农村士绅和城市买办当做盟友，通过旧的税收结构和投机市场来收集军政资源，也继承了旧体制的反动。国民党的方案或许也可以收买一定的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但考虑到旧体制的低效，大多数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无法被全部收买，也无法在这个体制下实现“做好人”的愿望，自然宁可站到共产党的一边。国共的组织基础因此出现了数量级的差异。从20年代到40年代，共产党的控制区虽然一直比国民党小，但如果不计算那些“全省人民加入国民党”、“到操场坐2小时，大家就都是三青团成员”的荒谬事件，只比较县区党部（党委）踏踏实实发展出来的、能掌握的党员，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一直要比国民党多。所以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改造农村，接管城市现代化企业，最后打翻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则遇到了死结：组织薄弱—→无法改良基层—→资源获取效率停滞—→组织发展停滞—→组织劣势进一步加强。即便中间出现了日本入侵、美国援助这些极有利于国民党蒋介石派系的事件，陷入死循环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在40年代末被彻底赶出大陆，依靠从整个大陆撤退的组织力量到台湾去搞土改了。总而言之，解放战争的胜负，根源不在49年渡江，不在于48年发起的三大战役，甚至也不在于46年抢占东北应该快一步还是慢一步。从20年代北洋政权解体开始，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是必然趋势：正确的革命思想带来先进的组织→先进的组织令更多高级策略和先进战术成为可能→战场胜利保证了解放区土改成果→最后共产党打败了买办和地主，在4亿人口面前树立了无可置疑的“解放者”和“好人”形象，自然事无不成。这个过程就是样板戏时代几亿中国人可以背诵的一个寓言：“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把20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史拿来当背景，才能在这个平常故事中读出排山倒海的力量。（节选自影评《〈智取威虎山〉| 解放战争研究的五层境界》）（转自公众号：水木新风）关于我们欢迎加入【北航马克思主义学会】：　　我们北航一群热爱人类、热爱生命、热爱真理的青年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组成了北航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会。　　我们将试图立足中国大地、扎根人民群众、把握时代脉搏，面向世界、面向人类、面向未来。　　我们将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为价值取向，以追求真理、实践真理为人生信念，实践知行合一的原则，为人类寻找一种最符合人的本质的生活方式。　　前面有一个宏大的世界正等候着我们去叩响它的大门。　　欢迎你，真诚善良的朋友！　　欢迎你，渴望真理的同志！　　欢迎你，关爱他人的同学！　　欢迎你，关心社会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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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号-2&&&&京公网安备34预言必被打破，用历史说话，亡俄罗斯者，必中国土匪也！（最新版）
导读：进行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曾经说过一句十分著名的话语：“此（英国）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当然，由于中国如今被没有遭受亡国的危险，所以，林则徐说的这句话到底会不会成真也成为未知之数，可是，不可否认的是，林则徐说的这句话却是不无几分道理，尤其，是在领土问题上，很多人都达成共识，认为能够灭亡中国的外国者必定是俄罗斯也！（蒋经国亦是赞同这个观点的人之一！）
　　要说的是，其实，本人也是赞同这个观点的角色之一，自然的，本人人微言轻乃是属于无名小卒的范畴之一，可是，在此
进行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曾经说过一句十分著名的话语：“此（英国）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当然，由于中国如今被没有遭受亡国的危险，所以，林则徐说的这句话到底会不会成真也成为未知之数，可是，不可否认的是，林则徐说的这句话却是不无几分道理，尤其，是在领土问题上，很多人都达成共识，认为能够灭亡中国的外国者必定是俄罗斯也！（蒋经国亦是赞同这个观点的人之一！）要说的是，其实，本人也是赞同这个观点的角色之一，自然的，本人人微言轻乃是属于无名小卒的范畴之一，可是，在此，我也要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基于认为俄罗斯是中国心腹大患的同时，我也要说的是一句话就是“亡俄罗斯者，必中国土匪也！”当然了，笔者就只是一个默默无闻之辈，所说的话语要让人信服只能用大量的史料来证明，今天，笔者就让这些鲜为人知的史料来证明鄙人的观点。这是一篇转自铁血社区的一篇帖子——《17世纪沙俄和满清交锋情况——靠着关内汉人土匪在初期遏制沙俄南下》（其中最关键的语句是从清史稿里面转来的）：十七世纪中期的俄罗斯虽然摆脱"混乱时代"已三十年，但是在总体上仍然萎靡不振，隐患四伏。四面的邻居没有一个好惹的，瑞典也好，波兰也罢，都是当时的俄罗斯所惹不起的强国。另外还有一些名义臣服，实际独立的哥萨克骑兵，他们也喜欢有事没事去俄罗斯搞点副业，收割点人头，借点钱花花。如此一个外部环境，再加上俄国内政松弛，盗贼横行，国库空虚，民情疲惫……对于俄军在精奇里江和黑龙江流域大胆放心的建造堡垒，而清军与其小规模交火后，康熙并非便不闻不问。康熙已经知道八旗兵战斗力根本不行了，而绿营兵还要对付三藩和郑经，所以就让关内北方尤其是山东河北的汉人土匪帮忙来遏制沙俄的南下。直接证据就是清史稿上有这样一句记述：那就是康熙曾派人以小偷小摸的方式偷取俄国人的粮食，并且切断了俄国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贸易通道，以此作为一个遏制手段。也正是因为这样，俄军给养困难，所以进攻步伐也就至于黑龙江了。结合史料的记载，这几百有偷粮食嫌疑的老瓜贼（关内山东河北一带的汉人土匪）肩负了什么样的使命自然不言而喻了。许是康熙觉得偷敌人粮食实在是一件上不了台面的事，由高贵的八旗将士做这样一件事情实在是有损大清颜面，于是才想到从关内押来一帮土匪来干吧。土匪打家劫舍惯了，对于偷盗之事也是随心应手，经验丰富，充当小偷这一角色再适合不过了，就算被抓住了也无关紧要，丢不了八旗将士的脸面。也许更加真正的原因是康熙通过几次八旗兵和沙俄盗匪兵的交锋认为八旗兵已经不行了，而绿营兵又在关内打仗，所以只能靠着土匪来帮忙了。至于这些老瓜贼事后能得到什么样的奖赏，无外乎赦免其罪或者赏以钱财之类，不然这些人也不会甘心给清军卖命。看看吧，初期康熙只能依靠关内土匪和当地土著的骑射为主来遏制沙俄，南侵步伐……上述的这些文字可以说是中国土匪抗击沙俄的第一次粉墨登场，接下来的文字是讲述一段中国土匪再一次隆重登场，在孱弱的清王朝给国家丢脸的时候，他们是再一次如何保家卫国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因俄德法三国干辽，清朝赎回辽东半岛，联俄抵御日本势力成为清朝外交政策之一，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5月初，清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赴圣彼得堡，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沙俄以中俄共同防日为名，利诱贿赂李鸿章与其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甫秘密谈判，并于6月3日签订《中俄密约》。就在中俄双方紧锣密鼓地协商着一系列合同条款的时候，中国东北已经不再平静。成批的俄国勘测人员越过中俄边界，闯入齐齐哈尔、宁古塔、大兴安岭以及辽东湾等地进行实地测绘。勘测队中的矿山工程师和植物学家也同时考察了沿线的煤炭与木材资源。由于受到当地土匪的不断干扰，在中东铁路合同订立之时，俄国人仍然尚未弄清这条铁路的具体走向。（出自央视纪录片《中东铁路》解说词）并且，中国土匪敢对付俄国的勇气绝对不止如此，一名俄罗斯人叫做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这个俄罗斯人是沙俄军官，俄国地理学会会员，俄国东方学会会员，曾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博物馆馆长，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黑龙江）分会会长。十九世纪末起，阿尔谢尼耶夫就在沙俄军队中任职，从事军事考察活动，经常以“旅行”“探险”为名，在沙俄侵吞的中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搜集军事、地理等项情报，为沙俄侵略统治和掠夺这一地区提供资料，出谋划策。由于侵略有“功”，短短几年，他便从一个普通的士官学校毕业生晋升为俄军中校。同时，他还披着学者、作家的外衣，著书立说，推销他那沙文主义黑货。阿尔谢尼耶夫是老沙皇殖民扩张政策的忠实鹰犬。天公不作美的是，当年阿尔谢尼耶夫是在考察俄占的中国领土之时是曾经遇到外东北的中国土匪，差点就被中国土匪打死，无奈，这位俄罗斯人命大，躲过一劫，保住小命，这乃是中国的不幸，却是俄罗斯的幸运，不然，中国土匪在对抗俄罗斯的历史上，又要添上一笔了！（资料出自俄罗斯人弗•克•阿尔谢尼耶夫所著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以及此书中的出版说明）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1900年沙俄入侵中国东三省，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是奋起反抗沙俄专制，在这期间，中国土匪是再一次成为抗击俄国军队的主力部队之一。在吉林抗俄群众武装中，规模较大者有三支：一是以刘永和（绰号刘单子或刘弹子）为首的忠义军；一是以王和达、董教敏为首的义和团余部及农民军；一是以杨玉麟（又称杨毓林）为首的镇东军。刘永和原籍山东，猎户出身，早年在吉林珲春一带投身“绿林”，因枪法出众，成为首领。1900年7月，他率部协助珲春副都统英联所部清军在珲春一带抗击俄军。珲春失守后，他率部西走，沿途吸收了一部分被打散的清军兵弁，后在磨盘山（今盘石）一带继续抗击俄兵。11月，刘永和率部进攻朝阳镇（今辉南），击败前往镇压的清军海龙总管依凌阿部，进入通化县境，并于12月攻克通化县城……（资料出于网络搜索《1900年沙俄入侵东北三省：实施“黄色俄罗斯”计划》）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后来，东北三省逐渐变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但由于马关条约后，朝鲜半岛已成为日本势力范围，日俄双方势力在满州地方产生冲突，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日俄战争。日俄战争这场战争乃是中国的耻辱战争，是一场是中国人就应该记住的战争，但是，同时，我们更加记住的是，中国东北的土匪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当时，日俄两国的军队为了更好的战胜对手，他们皆是想出了一个方法来制约敌方，那就是，拉拢中国东北的土匪来帮助自己作战，造成此消彼长之势。我承认，在日俄战争中，的的确确是有部分土匪是沦为了民族罪人，去帮助日本人或者俄国人是做了卖国求荣之事，可是，绝大部分的土匪还是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爱国心，不仅仅没有当汉奸，而且，还去戏耍日本人和俄国人，具体表现就是拿了日本人和俄国人的武器就跑，绝对不帮助日本人和俄国人一点一滴，足以用大快人心来形容！（出自《中国近代土匪史》和网络关于日俄战争的文章）时光似箭，接下来的时间要推算十月革命前后期间，这个时候，俄国爆发内战，苏维埃红军和沙俄白卫军在俄国境内外是爆发一场长达数年内战，相同的是，无论是苏维埃红军，还是沙俄白军，他们都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更好的消灭对方，都采取收编中国土匪的政策来为自己服务，为攻击敌军制造最好环境！（资料出自《枪口下的北洋》和《民国时期的土匪》以及历史论文《北洋政府救助俄属远东地区难侨研究（年）》）。时间到了1926年，东北王张作霖开始强力反苏。日，张作霖以北洋军阀总指挥和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反共宣言”。在东北三省散发的传单中，张作霖称“苏联布尔什维克是毒蛇和猛兽”，并积极支持蒋介石清除在北阀军中的共产党。1927年1月，在北阀的背景下，张作霖对驻东北三省的苏联机构进行搔扰，防止在东北三省发生武装起义。3月11日，张派人搜查了苏联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3月16日，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3月31日，搜查了东部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4月6日，袭击了苏联驻北京领事馆，逮捕了大批中共党员，其中包括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并于4月28日将其杀害。同一天，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并企图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同时，张作霖军队参与了镇压上海的共产党武装起义，并在南京组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新临时政府。随后，苏联顾问团被迫撤离了中国。6月25日，张作霖致电蒋介石，希望与其签订一份“共同反对共产党”的协定。在国内制造反共高潮的同时，张作霖还煽动盘踞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白匪和当地土匪对苏军边防部队实施挑衅。据苏联国家保安总局统计，年在苏中边境共发生90多起入侵苏联领土事件。（出自网络文章张作霖之死真相等有关类似文章）。到了后来，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战争绝大多数都是与日本有关，苏联乐意隔岸观火，采取借刀杀人，挑拨离间之法对付中日，不过，就算如此，中国土匪也俄罗斯人之间也同样是有交手机会的！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苏联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这只“北极熊”是采取援华政策来抗击日本，这样，在中国境内，中国土匪和苏联交锋就再度上演。在日苏联援华运输军用物资的两辆汽车在榆中县金家崖遭土匪抢劫，并击伤了苏方驾驶员数人，后凶手于宁定县（今广河县）太子寺被捕5人，押解兰州处决。（出自中共官方网站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到了日零时10分，苏联一百五十多万军队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忽然袭击，苏军胜利后，苏联红军驻扎中国东北，于是，中国土匪和俄罗斯人的再一次交手就上演了。据统计，当时东北境内的政治土匪，最多时达25万人，仅北满地区就超过10万，而且武器装备精良，大股土匪中还有骑兵，并配有坦克、装甲车和迫击炮。胆大妄为的土匪，甚至还袭击在当地驻防的苏联红军。日，土匪在桦川县境内的袭击苏军汽车，打死苏军19人。3月，在勃利县林口境内，苏军一个排被土匪全部杀害，这些土匪或藏身于山林，或潜伏于村落人家。他们伺机发起突袭，转瞬即逝，可谓来无影去无踪。（出自网络，凤凰网的一篇历史文章《抗战初期东北土匪叫嚣“专打八路敬等老蒋”》）另外，不仅如此，苏俄政府不单单不敢进行专门对付中国土匪的行动，并且，苏俄政府居然还要为了完成自己的目的，去拍土匪的“马屁”——“东军于满洲的控制力逐渐增强后，满洲马贼与日本的冲突便逐渐严重，也就逐渐形成现今对马贼的印象。当时为了加强对外蒙古的支配，苏联便扶植当地马贼势力。而关东军为了扩张势力，也扶植当地马贼进行反共等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满洲国的消失与国共内战的开始，马贼组织也逐渐式微。”（出自维基百科对“马贼”的定义，而马贼正是中国土匪的一个种类）。还有，俄国人怕中国土匪仍有这点史料可以证明——“辛亥革命之后，俄国有一名人类学家斯库尔金到中国的东北考察土匪生活。当时，俄国十月革命尚未发生，沙皇俄国在东北的北部地区政治、经济势力都很大，在哈尔滨等城市里还有俄国租界。斯库尔金通过多方联系，找到一个绰号“活虎”的人。活虎年纪约60 出头，外表看上去，与东北的老农并无二样，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透露出果决和野性。据说，他原先是一名匪首，因年龄大了，厌倦了山林荒野的生活，而定居在城市里。当地的中国官吏和俄租界官员都知道他的历史，但是，谁也不敢去触动他。因为他在附近的土匪中有极高的权威和声望，一言九鼎。得罪了他，就意味着世界将从此不太平，土匪会不断地进行报复性的骚扰，甚至杀死那些官吏；反之，一切则要好得多。”（出自《民国匪祸录》）以及从介绍范斯白的这些文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土匪抗击苏联的一些英勇事迹——“范斯白（），中国籍意大利人。国际著名间谍。22岁时服军役，参加墨西哥革命军，晋为上尉军衔。1912年，离开墨西哥，充当新闻记者。此后，游历了美国、南美、澳洲、越南、蒙古，足迹远到中国的西藏和俄国的西伯利亚。1916年随协约国联军情报处到俄国贝加尔及尼阿斯克等地工作。其间，结识了许多中日要人，其中有奉系军阀张作霖。1920年9月，他加入了张作霖的特务机关，并受黑龙江督军吴俊升指挥。他的活动范围很广，有搜集政治情报、注意别国特务人员动向、侦察土匪和偷运军火及毒物、密查贩卖白俄妇女、阻挠和破坏日俄方面的活动等。因此他在俄国、中国、朝鲜、蒙古使用不同的名字和不同的护照以及担当不同的职业去执行任务。1924年，他在哈尔滨，经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朱庆澜的引荐和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长魏永兴，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姚志曾的证明，加入了中国籍。日。在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威迫下，他又不得不为日军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效力。此后，他按照日本主子的指令。从事调查、改组在哈尔滨的白俄团体；组织、指挥土匪对在中国东北的犹太人进行抢劫、排斥；利用土匪骚扰中东铁路的运营和秩序；给苏联施加压力；监视国联李顿调查团；以及进行绑架、暗杀等活动。但他逐渐产生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满情绪，同情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从而引起日本当局的不满，1936年9月初，当日本特务机关即将逮捕他时，他却逃到上海。并著《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书。它对日本帝国主义以空前而深刻的揭露、尖锐的抨击和沉重的打击，使日本当局气得发疯，恨的发狂，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37年8月，他移居马尼拉，1942年初，日本占领马尼拉，被发现而遭逮捕，并于1943年遇害”（根据网络文章《哈尔滨谍中谍范斯白》得出结论）最后，要说的一点是，中国土匪抗击沙俄、苏联皆是以少抗多，以弱对强，以寡击众，或许，你们会认为中国土匪打俄罗斯兵力不够多，规模不够大，以及每次抗击俄罗斯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所以，对中国土匪抗击俄罗斯的能力是不以为然，但是，各位，想一想，想一想呀，中国土匪居然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打俄罗斯，难道，不能用“可歌可泣”来形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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