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内经济形势怎么了?

中国经济真实状况如何?_网易荐新闻  如果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统计也可以用来粉饰业绩。不仅中国如此,国外也一样。不过,无论如何粉饰,都经不起推敲。一旦不真实,是可以被发现的,因为数据之间存在彼此的勾稽关系。  鉴于最近大家对中国经济是否见底争议颇大,笔者不妨通过对统计数据的深度剖析来揭示GDP背后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2015年GDP增速只有5%吗  不少很资深的国内经济学家,也对GDP数据产生怀疑,认为去年6.9%的GDP增速是虚假的。海外的舆论更是对中国的GDP提出质疑,或许是因为2015年进口额下降了13.2%,表明内需大幅下降。  不过,GDP所覆盖的经济指标实在太广了,不能仅就一两项指标来“略见一斑”。但统计部门需要反思的是,为何大家总不相信统计数据。不过,本人认为,仅就GDP这一个数据而言还是比较接近现实的。  仍以中国进口贸易为例,之所以进口额大幅下降,与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有关。中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故进口的多以大宗商品为主,如铁矿石、等,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在2015年下降幅度甚至超过20%,即便进口量没有下降,价格因素也会导致进口额的大幅下降。  目前,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消费市场份额:水泥、猪肉、镍、煤炭、钢铁、铝、铜、铅都超过40%,因此,如果只统计第一、第二产业的GDP,则中国的GDP也明显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老大。  中美之间的GDP差距实际是在第三产业,中国第三产业的占比在2015年首次超过50%,但美国却要占到80%左右。  因此,大家在评估中国GDP增速的时候,往往只关注实体经济的状况,如企业的盈利状况,包括经济学家们也是如此。这也不奇怪,术业有专攻,经济学家们不太研究众多统计数据之间的关系和结构。  如果只统计第一、第二产业GDP之和的增速,按我的估算,中国2015年的GDP增速为5.6%,确实与大家的判断比较接近。  但大家的习惯总是不全面去看数据,如2015年M2的增速是13.3%,比2014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但GDP增速却比2014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  没有人质疑M2的真实性吧,M2也多多少少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中国的M2是美国的两倍,但经济规模却只有美国的60%,明显不相称。如果在M2如此庞大的基础上,经济规模还要缩减,那么,大家是否又要质疑GDP被低估了呢?  的确,金融不创造“价值”,但创造GDP。2015年金融业的GDP增速达到15.9%,这主要是靠股市活跃的交易所做的贡献,当然,如果没有银行业予以资金的支持,信托、保险业的积极参与,证券业自身也不可能有那么大能量。  2015年A股的交易金额竟然要占全球股市交易金额三分之一以上,使得第三产业的GDP增速达到8.3%。如果刨去股市对GDP的贡献,那么,去年名义GDP增速估计要破6了。  小结一下:中国目前及今后的经济亮点是在服务业,但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制造业。政府为了稳增长,所投放的巨额货币,脱实向虚,或多或少地创造一定的GDP增量。  实际上,大家更应该关注稳增长的负面效应,而不是质疑GDP的真实性——都已经花那么大代价去稳增长了。  投资驱动:这驾马车效率最低  中国的GDP与全球其他国家GDP在构成上的最大差异,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资本形成总额)的占比过高,即中国GDP增速对投资的依赖度太高。  世界银行数据库揭示,中国这四年间,资本形成(也就是通俗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46%。与中国该指标相同或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  2014年的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的数据中,美国19%、德国19%,日本21%,韩国29%、中国香港24%、俄罗斯20%、印度32%、巴西20%。可见中国的投资占比基本超过发达国家的一倍,同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中国的这一占比几乎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全球2013年的数据为22.2%)。2015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占比降至44%,仍然很高。  假如投资的高增长可以带来企业盈利的相应增长,或者不至于让企业和社会的债务率快速上升,这样的投资是无可指责的。  但中国自2001年至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22%,同期GDP的年均增速在9%左右。近5-6年来债务的增长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尤其是去年国有企业的债务增长超过18%。  投资效率之所以低下,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是政府主导投资,各地开展GDP增长锦标赛,大兴土木,全国城市面积的扩大规模远超人口流入的规模。投资往往不是市场导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很难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是区域发展战略上,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三大战略,这三大板块的投资增速大大超过东部地区,但与人口流向相背离,生产要素之间的错配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即投资占比高的地区,GDP占比没有得到相应提升(下图)。  如东部地区投资占比从2001年的60%降至40%,但GDP份额只是略有下降,仍在50%以上。中部、西部和东北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不断上升,但对本区域的经济拉动作用不明显,所以,人口不断外流。  三是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但投入产出比远低于民营企业,同时又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导致国企的债务高企,2015年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16%。  为何经营业绩差的国有企业反而能获得更多的贷款支持呢?因为国企的背后有政府的信用作担保,但民营企业,尤其是轻资产的民营企业则缺乏渠道。  尽管2016年第一、二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会维持反弹趋势,但预测全年增速会略低于2015年,大约在9%左右。  简单概括,投资的三大主要问题是,资金流与人口流的错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投资错位和高投资与高回报之间的逆向选择。  消费马车速度均匀:却在扭曲前行  消费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有很大相关性。回顾一下历年GDP中消费的贡献,都是很稳定的,且消费的增速的斜率也很平稳,从过去每年13-14%,降至目前的10-11%。  此外,消费升级也如期而至,表现为吃住的占比明显下降,而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统计局在今年1月份对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的权重做了调整:“本轮基期的食品烟酒权数下降3.4个百分点(其中,旧口径食品权数下降3.2个百分点),生活用品及服务权数下降1.1个百分点;居住权数上升2.2个百分点,交通和通信权数上升1.1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权数上升1.3个百分点。”  按照新的权重规则推算,2016年肉禽类价格权重从2015年的6.4%调整到2016年的4.35%,其中猪肉价格权重从上一年的3%调低到2.34%。这样,猪肉价格对CPI的拉动作用就有所缓解。  尽管大家对于通胀预期强烈,但本人判断这轮物价上涨的幅度有限,即不会超过2010-11年CPI涨幅。在全球经济疲弱的背景下,全年估计还是很难突破3%。所谓滞胀之说,本人认为可能性不大。  消费这驾马车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一直波动不大,中国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在90年代时曾经占到65%,之后大幅回落,如今也不过回升到50%,比发达国家要落后很多,如美国、日本都在80%以上。  即便与新兴国家比,也明显落后,如印度也要占到70%。同时,消费存在一定的扭曲现象,这与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有很大关系。  中国已经是全球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但中国还是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我曾经就国人到日本旅游购买马桶盖现象做过细致分析,发现智能马桶中国潜在消费者的数量大约为2500万户家庭,但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能够使用坐便器的人口超过6亿,也就是说,超过6亿的人口是买不起马桶的。  因此,与其强调有效供给不足问题,不如更应关注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  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中国中产阶层占比很小,即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上可以发现,尽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  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最高收入10%家庭与最低收入10%家庭的收入差距,在最近5年内是扩大的。  中国在2015年的出境游人次大约是1.2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去港澳,且不过夜。按本人估算,2014年除去港澳出境人次后,出境且过夜的人次大约在5000万左右,如果再剔除多次出国因素,出国旅游的人口也就4000万左右,占总人口2.9%。  因此,中国的富人和中产的数量,估计最多也就7000万左右,占总人口数量5%左右。  对于中国人出国旅游的平均消费额全球最高的现象,我认为倒恰恰是中产阶层占比较少、收入水平不高的体现。因为出国消费的大部分钱都用在购物上了,而购物的目的是为了逃避高关税,把旅游的钱“赚回来”。  这与90年代国内旅游的游客拿着大包小包返回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中国消费这驾马车是有点扭曲的,扭曲的背后是居民收入结构分布的畸形。  不过,2012年以来,我一直认为居民的消费规模是被低估的,主要被低估的部分是支出法下的服务性消费。  如存在无法统计或经营者为避税而少报现象,这些服务消费可能发生在某些餐饮、娱乐休闲、保健、家政服务等服务业的子行业中。  按本人的估算,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可能低估了两个百分点左右,这也是我不认可GDP数据虚高的原因。从GDP的构成看,资本形成倒是可能被高估的,但消费则被低估。  从区域看,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广东,消费是被低估的;而在国企占比较高或落后的地区,投资往往被高估。  出口全球份额第一:但这驾马车在拖后腿  2015年出口增速为-1.8%,是2009年以后首次出现的负增长。而在2015年的两会上,商务部部长预测当年出口增速为6%。反差如此之大,只能说明全球经济很低迷,同时也说明中国的出口优势在削弱。今年2月份中国出口增速下降超过20%,为09年次贷危机之后的最低点。  尽管2015年中国出口增速出现了负增长,但出口额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却继续上升,超过13%,原因是其他国家出口降幅更大。但中国作为出口第一大国,与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些出口大国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货物出口中的加工贸易占比过高。  2015年,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之比是6:4,尽管加工贸易的占比过去曾达到50%左右,近年来已经有所下降,但如此之高的占比,还是反映出中国的仍然不是外贸强国,而只是高度依赖于为发达国家提供产品加工、组装服务的外贸大国而已。  中国未来的出口的前景不容乐观,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具有刚性,这已经导致国内的部分制造业向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转移。  二是未来人民币贬值幅度或有限,出口的汇率优势难以形成。中国自2014年以来出口增速就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尽管人民币对美元不再升值,但由于其他货币的贬值,导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仍是上升的。今后为了应对资本外流的压力,估计人民币的贬值幅度很有限,形成不了汇率优势。  三是美国、德国的再工业化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课题组研究员鞠恩民称,中国制造业成本不仅高于东南亚、南亚、东欧,并且达到了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0%以上.  其中珠三角、长三角达到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5%,中国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正面临压力,年,中国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一直处于10%-20%区间。  中国制造业中的某些成本如电力成本、物流成本等都很高;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西方国家如美国、德国等随着()的广泛使用,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  如德国推出了工业4.0,法国也准备效仿德国进行再工业化;德国2月份的出口额就出现了大幅回升。  因此,中国出口贸易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全方位的,既来自发达国家,又来自发展中国家;既有成本压力,又有技术瓶颈。  估计2016年的出口增速仍然为负,大约在-2%到-4%之间。  通过对三驾马车的分析,我们很难得出一个乐观的结论。尽管今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和盈利数据出现一定的好转,但这似乎只是短暂的反弹,2015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超宽松和积极,总该有所反应吧。  某些光鲜数据的背后,存在太多的缺陷和矛盾。尽管中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重化工业化也已经步入后期,但竞争力依然不强。投资主要体现为大兴土木,在设备投资和研发投资等方面的占比太低。  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出口优势,终究会转化为出口劣势。消费原本应该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一匹马,但一味追求高增长高投资,降低了几代人的生活质量。改革滞后导致收入结构的扭曲,让消费对GDP的贡献处于较低的水平。  如果说,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不那么合乎逻辑,经济下行也会出现牛市;如果说,足球的输赢还有运气的成分,踢得不好还能出线的话,那么,经济发展却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很难有侥幸摆脱困局的机会。  如出国人群的平均消费额全球第一,改变不了国内产能过剩的现状;外贸出口份额的全球第一,改变不了2016年出口继续负增长的趋势;GDP增速的全球领先,是建立在全社会债务水平增速更快的基础之上。  什么样的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特征;设立什么样的目标,就会为了实现该目标而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改革不推进,结果就不会出人意料。  中国GDP统计:北方多报高报,南方瞒报少报   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是可信的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GDP就一直是一个所有中国人关心的“中心词”。在不少地方官员的思维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就是“以数据(特别是GDP)增长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关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误差问题,国内事实上在更早的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过。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统计部门也都十分清楚统计数据的水分问题,并很早就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为此,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统计局专门建立了一套独立收集省级经济数据的系统,以期不再依赖地方统计部门上报的数据。由于不存在考核压力,国家层面的数据掺水和造假的动力要比地方政府低得多。正因为这样,国内外经济学界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除非实在没有办法,一般不会采用中国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  有关中国统计数据的失真问题,学者们也曾做过十分细致的研究,并得出以下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一般情况修下,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北方经济落后省份通常倾向于高报多报GDP增长率,而南方经济发达省份则倾向于低报瞒报,总体上确有夸大和水分。1998年全国各省上报到国家统计局的GDP增长率中,没有一个低于8%的,(当年“两会”上确定的政府经济目标是GDP增长8%)加总后的全国GDP增长率应该是9.9%,但国家统计局最后公布的增长率只有7.8%——这2.1个百分点就是压缩掉的水分。  第二,中国现有的统计数据对于增量有高估的倾向,而对于存量有低估的倾向。2005年底,统计专家在经过谨慎的核查之后对中国的GDP总量做了一次大规模调整。他们发现,之前的统计漏计了2850亿美元的经济存量,这个数值大约相当于当时欧洲的奥地利或亚洲的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总量,也相当于当时印度经济规模的40%。  第三,中国的统计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主要出在技术方面。统计质量差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中国还有额外的困难,就是处于转轨时期,统计方法也正在从前苏联系统向国际通行系统转轨。但尽管如此,在所有的转轨国家中,中国的统计质量几乎是最好的。  综合起来看,至少在国家层面,中国现有的统计数据是基本可信的。  未来考核体系更复杂、模糊、多变  不过,最近几年情况又在发生很大变化。  在2014年春的一项研究中,美银-美林经济学家发现,此前一两年里,中国地方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之间的差距较以往正在大幅缩窄。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已经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幅的加权平均数为8%,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增幅为7.4%,两者之间的差距仅为0.6个百分点,可能是20多年来最低的。仅仅在2013年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增幅实际为7.7%,但各省份的加权平均数高达9.5%。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数据方面的显著变化说明了十八大以后上任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倡导的摆脱“GDP崇拜”、追求更为均衡协调的经济发展的“新政绩观”的理念已经开始显现功效。  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过去3年多来,中国高层一直在试图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各界淡化中国的具体增长目标,弱化对增长速度的过度关注。在中国目前高度集权的政治和行政体制下,一旦评价干部的标准、决定他们升迁的指挥棒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就会立刻随之改变。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地官员眼下越来越多地大谈环境治理、不良债务和食品安全等()日益关心的热点社会问题。究其根源,是因为中央领导日益关心的缘故。  还有一种近乎阴谋论的观点认为,在统计体系不能独立于政府权力的局面未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当前地方政府不再追求“数据政绩”,甚至有可能有意识压低数据,亦或许是试图通过这种以退为进的隐晦方式向中央政府施压,呼吁出台更多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提振经济。就各级地方官员而言,这种旧的经济增长模式无论对他们的政治前途还是个人利益都是有巨大好处的。说到底,这也正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如此艰难的根源之一——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固且自我加强的路径依赖,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这种揣测是否有合理性,还有待于观察。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应该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不可能显著提高的基本限制条件之下,经济结构调整既有赖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也意味着各级政府之间关系的重大调整。  许多地方官员眼下应该已经意识到,未来自己需要应付的是一个更加复杂、模糊和多变的考核体系。而要让这种转变更有助于中央政府实现自己希望的目标,则要求后者大大提高准确把握基层民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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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经济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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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和外部环境换挡任何一项都足以改变中国,更何况是所有冲击叠加在一起。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不断调试自己的逻辑。
当下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和外部环境换挡任何一项都足以改变中国,更何况是所有冲击叠加在一起。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不断调试自己的逻辑。
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快。当下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和外部环境换挡任何一项都足以改变中国,更何况是所有冲击叠加在一起。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不断调试自己的逻辑。
2015至少告诉我们三点经验:
第一,当所有人形成一致预期的时候,很可能是一致错误,机会和风险往往藏在大家都忽视的地方,比如股市中的配资。
第二,政策冲击只会改变经济的节奏,不会改变方向。比如增长破7,通胀1时代,流动性宽松,基本面并没有任何的出乎意料。
第三,市场虽然有时会偏离基本面,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偏离的越多,回归的方式约剧烈,比如股灾。
带着这些经验,我们对2016年做出以下判断:
1、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6.5%,实际增速略高于目标。
2015全年保7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工业可以看规上工业增加值,10月还在下行,而且看不到拐点。
形势比人强,从以往4次下调目标的历史来看,如果当年没有完成目标,一定会导致增长目标下调,比如年。
以此推断,2016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是大概事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目标可能定在6.5%,但最终的实际增速可能略高于6.5%。2016年的增速应该在6.7%左右,略高于预期目标。
2、CPI继续“1”往无前,PPI连跌超过50个月,通胀有惊无险。
2016年预计CPI同比1.6%,较2015年略有回升,但仍然有惊无险。
首先,2016年翘尾因素略高于2015年。
其次,考虑到猪价上涨带动补栏以及明年总需求依然不强,明年猪价继续强势的概率不大。
再次,在最新的报告中EIA上调2016年原油价格预期至56.24美元/桶,较2015年上涨4.5%,贡献物价上涨0.09%。
第四,在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之下,其它价格因素的贡献应该也略低于今年的1.56%。
综合看2016年CPI约为1.64%。
预计明年PPI累计负增长将超过50个月,但同比跌幅将收窄。考虑到本次去产能周期中,宏观经济政策强调底线思维和严守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去产能的力度总体上温和于98年的大破大立去产能,上游原材料行业过剩产能并未明显去化,PPI转正仍需时日。
3、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资本加快“走出去”,人民币再现一次性贬值。
美联储加息的条件已经具备,现在只是何时扣动扳机的问题。目前看,12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达到70%,即便12月没加,明年也会至少加一次息。对人民币来说,美联储加息也好,加入SDR也好,其象征意义都已经大于实质意义,人民币的长趋势拐点已经形成:
(1)美元升值预期已经形成,只会有节奏变化,不会有方向变化。
(2)长期看,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储蓄投资缺口收窄必然导致逆差,短期看,商品的衰退性顺差不可持续,服务贸易逆差在屡创新高,投资负收益短期无法逆转。
(3)今年三季度资本账户逆差已达到创纪录的2239亿美元,完全吃掉了经常账户的634亿美元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缩水1606亿。
4、货币政策从主角变配角,降息空间明显收窄,降准次数不少于今年。
2015年货币政策是绝对的主角,2016年可能逐步退居配角。货币宽松的方向不会变化,但思路上会有所调整,从主动到以被动对冲为主,政策重心逐步转向财政政策和供给侧改革。
(1)2016降息的次数会明显减少。
一是存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降息的边际作用在递减。
二是CPI和PPI都应该高于今年,由于通胀下滑导致的实际利率攀升压力缓解,而且会反过来压低实际利率。
三是降息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大于存款利率,会进一步挤压银行的息差。
(2)2016降准的次数不少于今年。
二是稳增长的资金需求也需要降准来满足。1998年为了配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央行曾一次性降准5%给四大行输送火药。2016年专项金融债等公共融资工具会继续放量,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如果只是从存量池子里拿钱,那可能会使稳增长的效果大打折扣。
5、财政赤字至少扩大到2.5%,扩大发债 结构性减税,政策性金融 PPP配合政府大幅加杠杆。
财政政策将逐步取代货币政策成为主角,财政赤字率至少会扩大到2.5%。
2014年财政赤字率仅有2.1%,2015年财政赤字率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横向来看与美国的3.2%、日本的3.3%、印度的4.1%均有较大差距,纵向与2000年至2002年的2.6%、2.4%、2.6%相比也有提升空间。
近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称要反思财政政策,其中特别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绝对科学,值得探讨”,暗示中央已经开始反思积极财政不积极的问题。
财政政策主要有两个抓手:扩大政府发债规模 结构性减税。
6、注册制推动股票供给放量,股票市场不会有惊心动魄的疯牛,只有摇摇晃晃的慢牛。
2016年大概率推出IPO注册制。从近期IPO重启释放的信号看,监管层明年可能把加快供给作为核心工作。
目前来看,明年实施注册制的可能性较大。一是证券法修订已提上日程,一读已经完毕,明年可完成二读和三读。二是在重启IPO的同时完善了新股发行制度,调整发行监管方式加强信息披露,可视为推出注册制的准备工作之一。注册制长期是利好,但短期可能加剧市场波动。
总体来看,2016年股市不可能重复今年的疯牛,摇摇晃晃的慢牛是大概率事件。近两年的股市繁荣大部分靠走心,即通过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和改革带来的转型预期来提升估值,而分子上的企业盈利并没有明显改善。
2016年的企业盈利依然不支持疯牛,一是成本下行可能放缓,二是需求端尚未完全企稳,三是供给端产能尚未开始消化。因此支撑市场还是只能靠估值,而这样的市场一定是敏感和反复的。
尽管无风险利率下行推动的牛市还将继续,但2016年的市场可能会在以下风险的冲击下加大波动:一是人民币贬值,二是注册制和国企整体上市导致供给放量,三是实体信用风险,四是无风险利率从快速下行转向缓慢下行。全年市场可能围绕这些因素展开频繁波动。
7、信用风险加速爆破,国企违约成为常态,无风险收益率继续下行。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约为123%,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2016年信用风险会比2015年更多更频繁。政府为守住金融风险底线,仍会去保一部分存量债务,但失去保护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国企违约将成为常态。
信用风险的释放有助于推动无风险利率继续下行。
8、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加速落地,美丽中国成为最大亮点。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美丽中国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亮点。十三五规划把绿色发展列入五大发展理念,并首次提出“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和“美丽中国”概念。生态环保作为一个产业已经站在了更大的风口上。
第一,监管体系从属地管理转向垂直管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第二,通过市场化的交易、融资和管理机制来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
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这是环保体制的一个重大创新。
9、国企改革1 N方案陆续落地,国企整体上市加速推进,央企合并步伐放缓。
2015年是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年,“指导意见”和一系列配套改革方案出台,1 N的顶层设计逐步成型,2016年将进入落地之年。
(1)央企层面主要看整体上市,合并步伐会低于预期。
央企合并的步伐将低于市场预期。2015年最火爆的央企合并在2016年可能会低于预期。中央的确有意支持央企整合重组,各行业的央企也上报了很多合并方案,但从包括南北车在内的已有案例来看,央企合并的效果并不理想。
(2)地方国企改革重点看混改,主要是资产优质的发达地区。
央企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已完成大部分混改工作,混改重点在地方国企,尤其是广东、上海、重庆等国企资产较为优质的发达地区。
10、房地产销售结束回光返照,地产投资第一次出现年度负增长,国家住房银行提上日程。
房地产销售在2015年回光返照,2016年将再次回到现实。30大中城市的高频销售数据9月就已开始回落,全国的商品房销售也在10月首次出现回落,政策宽松带来的短期效应正在逐步消散,地产身上的镣铐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短期看,政策宽松的边际力度会减弱,去年限制地产销售的信贷和利率因素都已经基本消除,房贷利率已经从高点回落123个BP,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不大,10月降息时已经特别要求公积金贷款利率不作调整。中长期看,人口压力才刚刚开始。
根据我们的估算,年间全国的刚需人口(20-29岁)暴增6500万,而未来5年可能会减少5000万,这种趋势会在2016年进一步加速。而在户均超过1套、人均超过33平米的情况下,改善型需求也空间有限。
房地产投资的情况要比销售更糟。2014年新开工面积负增长,2015年施工面积负增长,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出现全年负增长。
实际上从当月数据来看,今年8月之后就已经出现负增长。销售的火爆并没有引燃地产商投资的热情,目前的主基调依然是消化库存。
不过话说回来,地产投资的下行是好事,如果地产投资明年回升,只会让房地产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
房地产政策的核心是消化库存。扩大供给的措施会逐步弱化,比如保障房建设,扩大需求的措施会继续强化,比如信贷政策、公积金政策和交易税费的进一步调整。此外,作为激发合理需求、构建住房融资体系的关键,国家住房银行有望加速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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