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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至10日，由中国医院院长协会与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主办，广东省医院协会协办的&2016中国医院院长论坛&在珠海举行。首都医疗集团运营总监高贤良作为分享嘉宾参与了&如何创新医疗供给侧改革&的对话讨论环节。
此次论坛得到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珠海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会程历时两天，分别从&DRG与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分级诊疗与连续性医疗服务&、&精神专科医院的创新管理&、&中医医院管理创新&几个方向进行全面的研讨。大会邀请到数十位国内知名三甲医院院长和国际医疗管理专家，以及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和相关学术机构学者担任大会的演讲人、主持人和点评嘉宾，围绕国内医疗改革，分享和交流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管理实践。
参与&如何创新医疗供给侧改革&的对话讨论嘉宾还有国家卫生计生委服务指导中心处长翟晓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姚尚龙、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杨燕绥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晨。几位嘉宾分别从政府主管机构、公立医院、学术机构、医疗投资等角度对供给侧改革进行深入剖析。高贤良提出，供给侧改革需要注重三个方面：一为需求导向，即关注就诊者需求；二为提升，包括医疗质量提升、供给数量提升及其相关的结构性平衡；三为政策指引改革方向，期望政府能够在政策和体制层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医生自由执业、互联网＋创新以及医疗支付模式等方面的改革创新。
首都医疗集团作为国有背景的医疗投资机构，秉承&社会效益为首，经济效益为本&的理念，坚持国有资本引导社会办医，深入妇儿、康复、脑科、眼科等薄弱专科领域、弥补医疗市场的供给不足。首都医疗集团作为北京市政府下属的一家致力于大健康产业投资的平台，在此次论坛上，积极与地方政府和公立医院交流，希望能够先行先试、推动一批医疗领域PPP项目的落地，更好的服务社会。供给侧改革与医疗事业发展 —2016 清华-约翰霍普金斯-首都医疗论坛
7 月 10 日，由首都医疗集团发起并支持的「供给侧改革与医疗事业发展——2016 清华-约翰霍普金斯-首都医疗论坛」在北京鸟巢文化中心举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清华大学两所顶级名校的知名学者与国内的医疗行业专家、业界精英参与论坛，共同探讨和分享中国乃至世界医疗领域最前沿的理论与实践，为推动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的蓬勃发展，为实现更加公平可及、质高效优的医疗卫生事业献计献策。 中国医院协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黄洁夫教授、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杨斌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执行教务长甘奇（Stephen Gange）教授，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裁直军先生，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先生，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局长于鲁明先生，资深医疗投资管理专家冯唐先生，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克莱格（Michael J. Klag）教授、北京国资公司党委副书记、首都医疗集团董事长范月仙女士、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副院长薛镭教授等相关领导专家出席论坛。论坛还吸引了来自政府部门、学术界、公立医院及社会办医机构、知名医药企业等各个领域近 400 名听众。 医疗健康产业「一手保民生，一手促发展」，是我国「十三五」期间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战略新兴产业。自 2009 年新医改启动以来，中央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大力提倡社会资本办医。北京国资公司积极谋划，迅速响应，于 2014 年 4 月发起设立了首都医疗集团，通过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先行先试，抢占了社会资本投资医疗健康产业的战略制高点。当前，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一些困难和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本届论坛以「供给侧改革」为主题，就医疗领域的供需关系、公立医院改革与社会办医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医疗管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机制等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积极寻求答案。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局长于鲁明先生一直在医改的道路上坚守不懈，他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北京市属医院 更好守护人民健康」为题，开门见山地指出，全国各地的病人涌向北京造成了北京医疗资源的不足。北京看病难，主要难在到大医院就诊难，看知名专家难；看病贵，则贵在大病诊疗自费药品价格贵，农民及城市低收入者家庭看病贵。针对这一现实，于鲁明局长从政府和医院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了「五个立足」：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功能，科学规划医疗供给方功能布局；立足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促进供给方回归「公益性」；医院管理者立足互联网+医疗时代的思维和手段，探索改变供给方的服务模式；立足构建分级诊疗新秩序，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找准定位；立足市属医院转型，用医学创新为供给能力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克莱格（Michael J. Klag）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流行病学专家，也持续关心着中国的医改进程。他的演讲主题是「展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未来」（The Future of Public Healthcare），而开头却以一张有趣的百年之约对比图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中国医学的发展历程联系在一起 。他用大量研究数据分析了中美百年来造成人类寿命缩短的主要病因，指出随着医疗水平的上升，人类的传染病得病率获到大幅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就中国来说，糖尿病、高血压和吸烟引起的肺癌正成为新的「健康杀手」，并有「年轻化」的转移趋势。传染性疾病可以通过疫苗等手段加以控制，但更多的慢性传染病的控制却需要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来实现，医疗机构则应该在这方面多层级地加以引导而实现预防效果。 资深医疗投资管理专家冯唐的主题分享无疑掀起了当天会场的又一高潮，冯唐拥有诗人、作家、医学博士、医疗投资人等多重视角，对中国医疗界的看法独树一帜。「中国医疗现状的十点认识」让在场的听众再一次领略了「冯唐式的犀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有质量有服务的医疗在中国不存在。『病根』是医疗资源的行政管制较严，政府对医院的行政化管控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在这种管控环境下，导致政府对医疗的投入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时，冯唐还指出，医疗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意，而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事业，医改的成功不可能完全依靠国家调控来实现，而应该加入更多「人性化」的驱动力。
论坛还安排了嘉宾对话环节，由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薛镭教授主持，邀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Morlock 教授、Celentano 教授、石磊玉教授、清华大学刘庭芳教授就「医疗健康领域的人才供给」问题展开激烈的思想碰撞。各位专家从人才培养如何为提供足够的医疗健康服务资源和提升医疗健康服务质量做贡献的角度，对医院优秀人才的培养难题献计献策，确保中国大健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人才培养历来在医疗改革发展领域都是重中之重。2015 年，在北京国资公司的支持下，首都医疗集团得以携手清华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两所国内国际顶尖名校联手开设了中国首个、世界一流的医疗卫生管理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该项目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准，并完成首批 2016 级 25 名学员的招生工作。该项目的目标是为中国乃至全亚洲培养医疗卫生管理行业的领军人才，解决当前医改形势下，公立医院和社会办医医院的高层次专业管理人才的稀缺问题，提升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管理和实践水平。为支持该项目，北京国资公司积极践行国企社会责任与清华大学在本次论坛上正式签署了总金额达 100 万元的首批「首都医疗学者奖学金」捐赠协议，并将持续支持中国医疗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此外，为了满足医疗卫生管理人才培养的多层次需求，在本次论坛上，首都医疗集团支持清华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共同推出了「医院管理与领导力证书课程」短期培训项目，目前已经开始招生，预计今年 9 月正式开课。附： 「清华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疗卫生管理博士」 培养项目情况介绍清华大学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于 2015 年 7 月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展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授予公共卫生管理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培养项目。该项目于 2016 年 2 月获教育部正式批准，成为中国首个与世界一流大学合作，培养医疗卫生管理方向公共卫生博士的教育项目。目前已完成首批招生，并将于今年 9 月正式入学。首期录取了 25 位来自公立医院、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办医机构、医疗创投机构、健康管理机构等领域的优秀学员。 「清华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管理与领导力证书课程」 培养项目情况介绍该课程针对医疗健康产业具有领导潜力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开发设计，满足了医疗管理人才多层次的培养需求。项目宗旨是训练、提升在医疗卫生行业管理、医疗机构运营管理、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发展等领域的国际视野、综合管理能力与领导力。课程包括：医疗行业概览及发展趋势、医疗机构战略与医院运营管理、医疗质量与医院安全、医疗管理创新的方法 4 个模块，采用中国或亚洲地区医疗及健康服务机构案例，供学员深入分析探讨。首期开课时间为 2016 年 9-2017 年 6 月，课程总天数为 12 天（12 学分），分四次集中授课，每次上课 3 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连续 24 年居于全球公共卫生学院榜首，拥有极为雄厚的教学和研究实力，最优秀的学者、专家和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共同发起，致力于医院管理研究与高端人才培养。首都医疗集团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战略入股投资设立的一家医疗健康产业投资控股平台。旗下医疗机构包括：首都医疗爱育华妇儿医院、英智康复集团、首都医疗优合诊所、首都医疗惠民中医儿童医院等，在建项目包括新海淀妇幼医院项目、积水潭国际骨科医院项目、首都医疗脑健康中心项目、四川眼科医院项目等。
关于丁香园供给侧改革的六大着力点
　　在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才能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笔者认为，以下六个方面应成为下一阶段推动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第一，继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去杠杆、控风险、提效率，发挥对经济增长的重大牵引作用。通过各项体制改革，减少政府直接干预，降低企业的显性和隐性成本，激发微观经济活力，这是最艰巨的任务，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真正核心和关键。
　　首当其冲的，便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与服务。目前，特别需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强力落实，认真清理并切实减轻企业目前承担的各类不必要的非税负担，继续落实和完善简政放权的各类事项，营造良好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抓好中央所确定的重大改革措施的落实。
　　此外，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既能改善需求侧管理，又能释放供给侧动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达到刺激生产、改善供给的目的，具有很强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意义
　　抓实抓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有效地提高经营管理效率、质量和效益，切实改变国有企业财政预算软约束现状，使国有企业能自负盈亏。同时，仍然要重视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力度鼓励民企进入垄断领域，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提升资本回报率，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自由竞争，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对国企的改革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尽快清理大量占有各类资源的“僵尸企业”，这将有助于从微观层面实现去产能、降杠杆并最终提升盈利能力的目的。
　　财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同样既能通过宏观政策调控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发展，又能通过深化改革降低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实现在供给侧发力。未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应以推动税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渐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财产、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税制。并且，还要一改过去名义积极、实际保守的政策基调，采取更大力度的减税，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坚决杜绝违法征收“过头税”，真正体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并且更有力度的取向。
　　针对我国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明显等突出问题，需要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尽快解除金融抑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便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深度动员社会资本、提高储蓄率的作用，从根本上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
　　考虑到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企业杠杆率、清理“僵尸企业”等结构调整的力度将不断加大，过程仍将漫长，有可能造成国企员工下岗失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变动，不断提高工资和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低保等保障标准及其政策受益面，竭尽全力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第二，给企业更大力度的减税减负让利，发挥税收政策作为需求侧政策和供给侧改革连接点的作用。从经济转型需要和居民诉求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显然偏高，仍有下调空间。在这一点上，企业和居民减税呼声高涨，但政府部门则强调困难压力多。从理论上讲，在经济下行期，减税是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工具。对企业，减税能直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报酬，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加，进而推动潜在的产出增长；对居民，减税则有利于刺激消费，增加经济活力；对政府，虽然短期内税收有所减少，但根据“拉弗曲线”，减税产生的供给效应将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从长期看仍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因此，尽管目前实行全面减税似乎条件并不完全具备，但针对居民个人、小微企业、成长性企业和新兴企业的更大力度的减免税，则是切实可行、迫在眉睫的。此外，还需进一步合并相关税种，减少消费环节税负，清理不合理收费，适度降低社保缴费率，真正为居民创业、为企业创新减税、让利、松绑、减负，以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第三，更多运用市场化机制，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改善国内竞争环境。 淘汰清理过剩特别是落后的产能，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它将有助于降低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提升资本使用效率，改善企业盈利；有助于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和转型升级。为此，应将去产能与“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行业规划、政策、标准的引导和约束作用。进一步严格市场准入管理，加强产业政策的调控和引导，从源头上堵住落后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还离不开做大增量、培育新兴产业，应积极引导资源投向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型。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可以借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对外投资，拓展相关国际需求，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输出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对于政府而言，转变政府职能和政绩考核导向，也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不当干预市场。
　　第四，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做好鼓励产业升级的加法，实现由特定激励性产业政策向普惠性产业政策转变。改进产业政策设计，有必要将目前倾斜发展特定部门的产业政策，如对新兴产业实施的创新研究、环保节能的奖励措施，逐步完善成为长期的、综合性和普适性的创新与竞争激励机制。
　　未来应注重强化市场环境建设，弱化具体产业发展的内容，避免引起未来一窝蜂投资而出现产能过剩。一方面，应着力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投资，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使更多中低端产业升级为中高端产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努力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助推实体经济尽快实现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第五，加快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促进技术进步，真正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靠廉价土地、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大量投入来支撑。如今，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人口红利”逐渐衰退，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储蓄率逐渐下降，原有的比较优势已明显削弱，原有的发展动力已明显退化，再依靠简单扩大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投入来驱动发展的路子已经行不通，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加强创新，提升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因此，未来应紧紧围绕营造公平宽松的竞争环境、强化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支持、建立市场利益导向机制、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激励创新成果转化、完善科研教育体系、推进产学研结合、加快人才培养和流动、推动开放创新、加强统筹协调等多方面来转变发展思路，将改革重点放在着力创造能够从根本上激发全社会创新动力的体制环境上，营造创新的土壤，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第六，继续释放和创造人口新红利，着重培育人力资本红利。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经济发展的源泉，人力资源现在是、未来也仍将是我国发展的最大优势，人力资本更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没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持续供应，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在长期来看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既要注重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改善劳动力结构；又要强调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力资本。通过优化劳动力配置，弥补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生产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的趋势。一是继续调整生育政策，增加年轻人口的生育率、扭转持续低生育率局面，这是着眼长远又利在当下的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举措。二是加快城镇化步伐，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束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三是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加强培训等措施，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特别是要更加重视对活劳动的投入，激励其开展创新。(■王 军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经济新常态下，传统产业代表的旧动力在减弱，以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为代表的新动力不足，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创新。”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凯盛科技集团总经理、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院长彭寿，就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当前高技术产业对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1.8%，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率规划为8%。加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成为中国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彭寿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61次提到创新，报告指出，着力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提高实体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只有持续深入推进创新战略，培养壮大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才能为“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插上腾飞的翅膀。　　近年来，凯盛集团及其核心企业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引导增量、优化存量、主动减量，研发生产出超白、超薄、TFT基板玻璃、low-E玻璃，为显示和光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原材料，彻底解决了中国高端玻璃从国外进口的问题，创造了新的投资、消费和需求，开辟了玻璃产业发展的新领域和新境界。公司研发建成全国首条玻璃熔窑全氧燃烧生产线，玻璃工厂烟气脱硫脱硝新技术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提供了优质技术、产品和服务支撑。他们主动去产能，关闭多条低端浮法玻璃生产线，主动承担因生产线停产带来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并以浮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心，建设北大凯盛材料研究院。大力实施“走出去”，在“”沿线广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国际化园区建设，提升了中国技术和装备在全球的影响力。　　“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力争全社会研发经济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彭寿介绍说，目前，中国社会研发投入的强度在2%左右，这意味着还有大约0.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如果2020年GDP达到90万亿元，那么届时的研发投入将在2.25万亿元，提升新技术在支撑企业“换挡提速”发展中的比重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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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成功，感谢您的支持！供给侧改革：未来中国创新发展蓝图-光明日报-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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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版:光明阅读·书评
&& 往期回顾 & && &
供给侧改革：未来中国创新发展蓝图
作者：朱克力
《光明日报》（ 日&10版）
《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吴敬琏 等著 中信出版社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改革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突破口，“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也被写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成为“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等众多新动能的重中之重。
&&&&中信出版社2016年开年新书《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集结国内最权威的专家学者吴敬琏、厉以宁、周其仁和张维迎等，就其长期研究的领域扎实解读，全面阐释供给侧改革的理念与行动，清晰描绘出未来中国的创新发展蓝图。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面临下行压力，直到2015年第三季度降至同比增长6.9%，至今尚未扭转下行趋势。基于如此情势，可以预期：2016年中国经济仍有相当大的下行压力。因此，亟须进一步加速结构性改革，寻找增长新动力新空间。
&&&&自2015年11月以来，中央高层频繁提出供给侧改革。日前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供给侧改革定调为2016年改革与发展的四大看点之一。此番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整个社会和大众媒体都深陷在总需求管理的迷雾之中：提到经济增长，则满篇不是谈论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就是谈论降息、降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经济增长概念的混乱。实则，即便以凯恩斯主义视角观之，也只有在总需求不足，即总需求小于长期总供给时，进行需求管理才是有效的。而在短期内，长期总供给线是垂直的，如果它不向右移动，那即便将短期总需求提到高于长期总供给，实际产出最终还是会回落到潜在产出水平，保持经济增速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什么是经济增长？从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关注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能力的增长。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有句名言：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生产能力即潜在产出提高了，长期总供给曲线能够不断向右移动，那么总需求和国民收入自然就随之而增长。反之，如果潜在产出不变，则长期来看国民收入也无法增长，即使短期内进行需求管理提高了实际产出，最终可能只是转变为产能过剩和物价上涨而已。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在于潜在产出增长乏力。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至少能看出这样几个问题：中国目前虽然经济体量很大，但由于各种体制原因，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商业创新都显得十分不足，因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困难。虽然中国目前处于资本相对充裕的阶段，但是由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获得资本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而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使得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不高。因而通过进一步增加杠杆以形成资本积累的方式不可持续。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已耗尽，而目前的生育率已远远低于人口代际更替率。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快速老龄化问题，将对潜在产出增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潜在产出面临巨大挑战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增速的不断下滑，而这个下滑无法通过大规模货币政策刺激加以解决。开启另一个思路，进行供给侧改革更合理和应时。
&&&&要想如期完成“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国务院2015年11月发布的《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提出，让新消费引领和催生新投资、新供给，并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更进一步说，就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满足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新消费需求；促进产业升级转型，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同时发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潜力。
&&&&以网络约车平台为例。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传统出租车行业无法满足居民外出打车需求的矛盾激发，网络约车平台这种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在线平台的资源调配和私家车车主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原来管制市场的供给不足。政府在管理过程中需尽量减少对这种服务模式的创新添加过重的行政管制，而要鼓励市场来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创新供给来满足新的需求，从而提升经济效益。
&&&&智石经济研究院认为，中国“十三五”乃至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主要包括：①对内深化供给侧改革，以激活中国经济内生动力。②对外深入挖掘“一带一路”等协同效应，以加强国际产能合作。③大力鼓励创新，使创新真正成为驱动发展之源。
&&&&其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市场决定”和新常态的宏观经济大逻辑，在“双创”“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经济和微观经济层面的战略矩阵下，蓄势发力，持续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万众创新伟力，方可顺利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
&&&&（本文作者为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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