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带孩子的女人特没地位！悲惨～在家带两个孩子，一个月两千块钱都没有用到，只要说没钱了，孩她爸就问钱用哪里去了，真心不想跟他过了，可是两个孩子怎么办？
全部答案（共2个回答）
还只用那多,我一孩子有时候都不止,太小气了…
替你感到生气啊,我老公都是把钱存在我的卡里,我们两个从来都不会为花钱弄的不痛快,都是小钱,都不在意的
最好有自己的工作,那样会比较好点,也不容易产生矛盾
个人感觉吧!是不太会有地位.第一;男方有钱.养你是没问题啦.可是你想想啊,女人生了孩子就成了黄脸婆(别介意我这么说啊)对于男人的吸引力相对的少了.有句话说的好,...
啊,真正的夫妻关系是不会受到这些影响的,但是也要看个人的素质!不过是男方还是女方,如果素质达到了,都不会用经济衡量什么所谓的家庭地位!经历多的,工作相对轻松地肯...
你得让他认真考虑一下了，弃谁留谁？若因两难舍外遇，先要他确定他要跟谁若是她设计勾引，本人先对你老公表示理解！许多男人眼里“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情虽非正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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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是我熟悉的地区可是我和我老公每个月就七千块，还要还房贷两千六，，而且我儿子在家读幼儿园的话一个学期一千块，_百度知道
可是我和我老公每个月就七千块，还要还房贷两千六，，而且我儿子在家读幼儿园的话一个学期一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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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言寸草心 报三春晖
　　早上从住所到办公室，走路走了近两个小时，天气变化真大。出门时天空晴朗，霞光万道。没多一会儿，大雨倾盆，白浪拍岸。在布里斯班河边的汽车站棚子里面躲了一会，雨渐渐停了，接着走。阳光透过乌云照射在中心商务区的大楼玻璃上，反复折射，特别耀眼，天湛蓝湛蓝的。可过了不大会儿，又是大风大雨的，只好在唐人街牌楼旁暂避一时。等打伞的人少了，跟着走。再穿过几条马路，抬头一看，两道彩虹横空出世，横跨天际，巨大无比，赤橙黄绿青蓝紫，两条彩链当空舞，真好看，真壮观，真喜庆。只是我原来一直以为彩虹就应该只有一条，而且就只是七种颜色，这次看到的却不同，那么粗，那么艳，红色外边、紫色外边还有很多色彩。
　　一路走走停停，思绪断断续续。来布里斯班快两年了，要说忙，还真是挺忙的，忙点好，时间过得快。每天就是这个时候，可以静下来想想事，理理思路，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时候想出来的，打打腹稿，然后在电脑上打出来，就是一篇挺好的文章。
　　又快年底了，国内最大的一件盛事，就是召开了十八大，两千多位代表，代表着八千多万党员，领导着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提出坚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坚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百业兴旺，人民幸福安康，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翻两番，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十六大到十八大，总结以往，规划未来，十分重要，非常及时。
　　一大是一九二一年开的，那时一二十个接受了新思想、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人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偷偷摸摸的开会，来了个贼头贼脑的巡捕，往里面探头探脑，大家警惕性很高，马上休会，几天后又转移到嘉兴南湖的红船上继续开会。那个时候，中国的普通百姓谁会想到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三大战役中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北平守军已陷入重围，两大野战军兵临城下，北平即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四百万人，解放了半个中国，百万雄师就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时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中国的首都是北京，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务军进行曲》。在首都北京举行了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和声势浩大的群众庆祝游行。当时全国南方有些地方还没有解放，解放大西南、大西北、海南岛、舟山群岛的战役还在进行，敌对势力还在负隅顽抗，白色恐怖还在威胁着“国统区”的仁人志士，解放了的地区仍然还有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在破坏捣乱，就连开国大典都要高度防范可能的空袭。当时的敌对势力本来是计划出来搅局，用飞机轰炸的，只是轰炸机的续航能力太低，有去无还，和外国谈借用军用机场没谈下来，故才作罢。当时中国空军没有几架飞机，为了凑成编队，有两架飞机飞过去后，转了个弯再飞一次，飞机上甚至考虑过挂弹，随时准备迎敌。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从来没有见到过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人们建设自己国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然后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全都是超额提前完成的。在这期间还经历了抗美援朝，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已经实现，但富起来、强起来这两句话，还是以后好长时间的事，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折，也走过很长时间的弯路。
　　以上这些都是后来经过读书，从书本上看来的，学来的。间接得来的知识和经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读书，养成读书的好习惯，自觉自愿地读书，读好书，读有用的书，博览群书，最大限度地汲取书中的知识和营养，不断地武装自己，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提高自己认识、鉴别事物的能力和正确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陶冶情操，铸就品格，增加修养，锻炼智力。特别是现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平面纸制媒体，还包括了电脑网络和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手段。中国的北斗卫星通讯系统已实现了第二步战略规划，已可以在全亚太覆盖，我们距离世界最先进的传播通讯方式差距在缩小，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还将继续向前发展，思维在进步，观念在更新，中国人赶超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坚定不移，我们自己也要跟上。中国人在世界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长河中，在综合国力和其他许多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领域，有四千八百年居于领先地位，我们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民族又经过好几代人的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开始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贫穷走向富裕。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了解，要懂得，要温故而知新，为祖国、为人民、为理想、为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统一大业，我们会有一种责任感、紧迫感，尽可能在“读万卷书”上多花些功夫，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提高、提高、再提高。读书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迎接伟大的实践，指导我们的事业发展。
　　行万里路也是读万卷书的另一种形式，就是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增加阅历，树立信念，提高能力，丰富知识。这种学习同样也将伴随贯穿人的一生，甚至也可能是更重要的方面。
　　想想自我开始有记忆以来，那时还小，刚刚上小学，那时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来又是九大，十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现在算算，如果每五年开一次的话，到现在应该已过了四十五六年了。年轻人可能觉得这是个挺长时间，可有把年岁的人来看，真是“弹指一挥间”，很多事情历历在目，好像就是昨天前天发生的似地。不过说是时间不长，其实中国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变化可真大，政治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医药卫生的、科学技术的、社会管理的，用地覆天翻、沧海桑田、换了人间，天上地下，那是说的解放以后和解放以前相对比，六十年代到新世纪一十年代，那基本上是共和国发展的全过程，两弹一星，三面红旗，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史无前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中俄中日关系正常化，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高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招商引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教兴国，依法治国，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深圳等十四个沿海城市建立经济特区，春晚，大裁军，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九二共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走出去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反腐倡廉，十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小康社会，奥运会，世博会，大阅兵，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非中欧中拉对话，十加三，金砖五国，上合组织，G20，APEC，博鳌论坛，三农，农民工，三下乡，心连心，城市化，环境保护，四万亿，经济调控，金融监管，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抗震救灾，取消农业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建立城乡社会医保体系，城乡一体化，黄金周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中国人第一次获诺贝尔文学奖，“你幸福吗”大调查。
　　前些天参加了一个售书仪式，是一本很好的摄影画册，叫《中国新长征》，最早是在经贸领域纪念中澳建交四十周年庆祝活动晚会上看到的，感觉非常好，所以主动告诉主办方，一定要出席这个仪式。仪式上，主办方介绍了这本画册的出版过程，五个欧美澳洲记者，在我们国内新闻部门的帮助配合下，千辛万苦，深入到内地，深度地走访了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受到当地政府的接待，参观了当地的各种博物馆、纪念馆、文物古迹和历史遗址，采访了当地各行各业的名人和普通人，并从外国人的视角，拍摄了大量照片，精选出来，形成画册。画册是在中国印制的，是青岛出版集团的功劳，所以集团总经理也到昆州来参加仪式。这个画册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红军长征八十年后，红军曾经走过的路途上现在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情况。记者们感叹当地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方面都大大进步，变化极大。当然，外国人眼里看到的，和我们中国人眼里看到的，虽然都是同一个景致，但因各方面主观情况不同，落实到作品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如果是我，在选材上会有所不同。不过对于老外记者来说，已属难能可贵，对老外阅读者来说，可能更符合他们的品味，符合他们的审美，可能比我们主动提供给他们的宣传画册更容易让他们接受。
　　我在仪式上也介绍了长征和新长征的有关情况，长征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一次战略大转移，当时的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不得不爬雪山过草地，啃草根吃树皮，走了一条曲曲折折反反复复艰难困苦的道路，行程达两万五千里，三十万的红军最后到达陕北时只剩下还到三万人，但这批红军都是经过信仰和体能考验过的百炼成钢的精英，成为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中坚力量。用毛主席的话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宣告结束。中国的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在听到红军转危为安并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未来。记者们重走长征路，从自己的视角，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汇集成册，向外界宣传介绍，很有意义，也很感谢各位。今年是中澳建交四十周年，此时发行画册更显意义。
　　关于新长征，如果理解为这些地区开展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也十分伟大，十分艰难，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应该说真是可以称为新长征。但其实中国的新长征是有特定含义的，是指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于是就有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三十年来，中国国民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国民教育体系，世界最大的国民医疗保障体系，法制建设大发展，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三峡大坝，高原铁路，跨海大桥，高速公路，“九天揽月”，“五洋捉鳖”，南北极科学考察等等，这才是新长征，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光一个计划生育计划，就少生了二十个澳大利亚的全国人口，用世界7%地耕地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样一个人口规模的人们将进入全面小康，进而实现现代化，将是对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仪式上有人说记者们与中国的出版集团还要进行第二次合作，可以重点考虑一下计划一次沿着新长征的路线进行采访，将很有意义。
　　我一九八六年作为中国外交官第一次参加代表团出国访问，到的第一个国家第一个省州第一个城市，就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我和这里真是有缘。那时布里斯班市区的规模没有现在那么大，高楼也没有那么多，世博会还没有举办。走在大街上，见不到一个中国人，人们看到我们就问，是不是日本人。那时只有悉尼建立了总领馆，但还没有自己的馆舍，堪培拉的大使馆也不是现在这个宏伟建筑。现在在澳洲，使馆现有建筑是新的，而且又在扩建，悉尼、墨尔本、珀斯三个总领的馆舍都是新的，都是自己的永久馆舍，集中管理，多好啊，没有那么多操心费力的事。我们这里虽然还是分散租用的，承租续租，按周计费，方方面面的条条框框，有诸多不便，有诸多牵绊，有诸多麻烦，但一是总领馆已可以办公了，二是正在抓紧筹备建设自己的永久馆舍，一切都在进步中，发展中，这说明祖国在发展，外交事业在发展，中澳关系在发展。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时的中国外交部，现在称老部，在北京东城区。那时几乎所有的国家干部都没有自己的房产，住房都是单位分配，按月交纳房租。东单赵堂子胡同有，南池子也有，还有好多零零散散的地方。南池子的老房子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拆掉了，现在是菖蒲公园，还建了一个什么饭店。那时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现在完全不能比，低收入低消费，温饱就已经很不容易，集体共用的水管子，公共厨房厕所，各家各户都用煤球炉子，除了电灯，屋内谈不上有什么生活设施和电器设备。个人能够拥有电视、电脑、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话机，那是三十年以后的事了。当时别说没见过，没想过，多数人听都没听说过。那时傍晚，除了长安街天安门那边的华灯亮点，再就是老北京饭店的窗户有灯光外，其他地方“黑灯瞎火”地，整个北京城里面全都是木头电线杆，有轨电车现在说挺环保，挺怀旧，挺浪漫情调，但那时可是现代化的标志，“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老大哥”都在经济上卡咱们脖子，王进喜刚刚从玉门油田往东北那圪塔的大庆赶，参加那里的石油会战，离出油还有些日子呢。后来从外国媒体披露出来的事后消息说，当时国外有些情报部门了解到中国发现了大油田，但不知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多方了解也未能打探到，后来是看了《人民日报》谈王进喜事迹的一篇报导，里面配了一张照片，从照片背景一列火车车顶上积雪的厚度，分析出这地方不会是在西北的玉门，应该在中国东北北部。可见那时他们一边封锁遏制我们，一边担心我们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会冲破这种封锁遏制，而且处心积虑到何种程度，同时也说明我们发展起来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容易。中国那时叫贫油国，后来的电影《创业》里面美国石油公司从中国撤走时不是说了吗，“没有美孚，中国将是一片黑暗”。那时北京的公共汽车顶上驮着一个有半个公共汽车那么大的大气包，鼓鼓囊囊地，据说就是缺汽油柴油，所以混合些煤气才能走，又没有压缩技术，所以只能背大气包。那时中美中日中澳都还没建交，美大司叫美澳司，亚洲司的日本处叫日本科，能从事外事接待的场所很少，加班比现在一点都不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叫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三年自然灾害，生活挺清苦，但精神挺富有。王进喜是中国石油工人的典型、石川祥是掏粪工人是清洁工人的典型、焦裕录是兰考县委书记是基层好领导的典型。击落美国U2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高度精准的导弹，咱们自己还不能生产飞机，苏式飞机飞不到那么高，也打不着，能打下一架两架，真是大快人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封锁吧，封锁它三十年，中国的一切事情就都解决了”。后来的无数事实证明，果然如此，能够咬牙挺过来，能够大胆预言，何等气概！中国后来的钢产量世界第一，煤产量世界第一，水泥产量世界第一，水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铁路里程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里程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自主研发了第三代战机、第四代战机，预警机，建立了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有了自己的航空母舰，导弹、潜艇都是强项，还有很多很多世界第一、世界前列、世界领先科学技术项目。在建国六十周年的大阅兵中，主战坦克、装甲运兵车、自行火炮、路基导弹、舰载导弹、机载导弹、战术导弹、战略导弹、歼击机、轰炸机、空中加油机等等，中国有独立的完整的国防体系，由于综合国力的提高，不仅仅外交大发展，国防能力也大幅提升，不过这些在当时还没有。
　　那时，好多机关单位在建国门外永安里那边建了一大片红砖楼，分配给本单位的职工居住，三里河、和平里也是。为了解决本部门职工的后顾之忧，单位还建起了幼儿园，比如东郊幼儿园。前年该园举办了建园六十周年大庆，我还被邀请出席并代表毕业生讲了话，那时离我离开该园已是四十五周年，出席人员年岁小点的都觉得莫明其妙，感到怪怪的，怎么冒出个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家当毕业生代表，头发都没几根了，满脸双眼皮，“尚能饭否”，“尔墓之木拱矣”了。那时在中关村那边还建了西幼，后来拆了，建起了中关村那边另一处较大的家属宿舍。永安里再往东一站当时叫予王坟，第二小学是子弟们较集中的学校，现在叫光华路小学，还有日坛中学。再往东现在有北京最高的建筑即国贸二期，银泰大厦，中央电视台新址也在此，北京电视台也扎堆其中，北京的中心商务区已饱和，逐步拓展开来的三个外国驻华使馆区都在其中，商务金融摩天大厦鳞次栉比，又在规划向东延伸至东四环的四惠立交桥，与高碑店的北京古玩城那一大片中国传统式古香古色的建筑和新兴传媒产业带接上了。可以看出，从幼儿园到中学，那时就已经服务“一条龙”了，解决了多少人的后顾之忧，功不可没。予王坟那时是很大的宿舍楼群。从邻长安街的窗户就能看见毛主席乘吉普车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向雷锋同志学习是那会儿的事；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是那会儿的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那会儿的事。那时建国门的城楼城墙很雄伟，后来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的十年间，拆掉改建地铁一号线了，又建了北京第一座立交桥，大片的树林变成国际俱乐部和新的外交公寓。红砖楼也已拆掉一多半，还在继续拆，现在那个地方是宝钢大厦，还有北京友谊商店，所有开车的人都知道的北京103.9交通广播电台，赛特大厦和好几个五星宾馆饭店，那一带变化可真大。
　　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韶山跑，六十年代末，为了适应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的需要，北京和其他省区市的很多机关和重要企业事业单位迁往三线，就是与北方边界相对较远的地区，“准备打仗”，大量知识青年也开始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多数到了黑龙江、内蒙和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还有中西部比如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等地方。坐火车还是第一次，接着乘很长时间的汽车，走颠簸的沙石公路，烟尘仆仆地就到了湖南攸县茶陵那边的“五七干校”，江西上饶以及湖北和山西那时也有同样的“五七干校”。
　　湖南的干校拖家带口的一般安排在当地农民家里面租房子住。那边是湘赣边界老少边穷地区，老乡们听说是从首都北京毛主席身边派来的人要住，都腾出最好的房子。比如三代贫农文老汉家里，就是把准备给儿子将来娶媳妇用的新房腾出来了，重新打扫干净，贴上窗户纸。但尽管如此，当时贫困地区的生活条件现代人也是无法想象的。稻草屋顶，隔着土墙就能看见猪和牛在隔壁“居住”，常用泥巴堵渗过来的粪尿。厕所是七十米开外的化粪池，盖一个大草棚子，挖一个大土坑，支上两块木板，两脚踩上去，颤颤悠悠地，下面池子里像沸腾的大米粥，白花花地全是蛆，蚊子小咬轰都轰不走。晚上打着手电筒，在低矮的大草棚子里面，还可以抓到很多在此过夜的麻雀，也是一种乐趣，但千万注意，别碰到蛇，因为蛇也在抓麻雀吃。
　　现在那个地方通了高速公路，通了铁路，村里面全都是新式砖瓦房，农活基本上实现了机械代，年轻人很多都上了大学，留到城里面了，还有的都去外地打工去了，早就通了电，早就通了自来水，家用电器很普遍，很方便，附近还建起了医院，还有好几个乡镇企业，这叫建设新农村。
　　可当时，电和自来水，还是遥远未来的努力奋斗方向，村子里还是煤油灯，井里挑水，“三月不知肉味”，而当地的老乡家里，一年也未必知道肉味。一年中青黄不接的时候，三个多月就只有吃红薯，菜就是盐巴炒辣椒，把人吃得全身浮肿，浑身没劲。从城里来的孩子们同样要和当地上得起学的孩子一起走田埂，翻山越岭上农村小学、初中，那些连一年九块钱都交不起的孩子们，怀着十分羡慕和夹杂着其他在他们这个年龄本能地开始具有的复杂心态，或提着给生产队拾粪积肥的粪箕，或骑在给生产队放的牛群中最壮实的那头牛的背上，或如那些女孩子们，就更是会永远地告诫提醒自己，自己将来是要离开这个家的，成为别人家的人，所以父母不可能在自己身上花钱，学些娘家用不上的对娘家无利可图的本事，家里只应该把仅有的那点宝贵的钱用在兄弟身上，而她就只能认命，谁让自己生出来就是个没用还要花钱的女孩子呢？于是他们都站在高坡上远远地望着那些很明白自己正受到“万众瞩目”，自然而然带着强烈“舍我其谁”优越感的孩子们，穿着草鞋，雄赳赳气昂昂地顺着田埂到几公里以外的乡村小学去上学，待他们翻过山淡出视线了，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各自都低下头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挣自己的那份工分，别在好高骛远，想入非非，做白日梦了。孩子还未发育成熟，自然忘性就大，一会功夫就将与自己无关的事抛到脑后去了，劳动的时候快乐的新鲜事多着呢，到处都是鸟窝、蝴蝶、昆虫、小动物、五彩缤纷的野花、奇珍异草，在池塘里面戏水游泳，在稻田里面抓小鱼青蛙，在果园里面、草地上面、树林里面，公路边上，都能找到遇到不期然而然的高兴事儿。
　　初中离家更远，大多数的孩子每月要背着米和辣椒到学校寄宿，所以有能力上得起初中的孩子自然就“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地更加“凤毛麟角”了。初中在当地可是“回避”、“肃静”的地方，胸怀得多宽广，要有多大远大理想和远大抱负的家庭和后生才一定要上初中啊。
　　初中毕业在村里面，那可是跟现在城里面博士后又留校当了助教的感觉差不多，全村都会自然而然地“肃然起敬”，“言听计从”，“俯首帖耳”，气场强大到不用搞竞选宣言，不用讨好许愿，无需做那些“人心工程”，还要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地刻意拉票，就凭这高学历一条，就能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当选为村领导。中国绝大多数农民有一种天然崇拜知识、崇拜文化人的朴素世界观、价值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时受“越穷越革命”、“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影响也很深，没有那么多的拜金、羡富、贪财、傍大款的思想，富裕多是在精神层面，并不是总体现在物质金钱上，经济条件和富裕水平差上十块钱就已经是巨大差别了，大家都差不多，谁比谁多口粮食多口菜啊，也就是你家仨月吃次肉，还不一定是猪肉，我家虽然半年才吃一回，但肯定是猪肉，“拥有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初中毕业甚至肄业，那可就不止是识文断字了，已经具备那时镰刀锄头，最多是使些尿素六六粉的农村生产力条件下，掌握和操控全部生产力要件的所有能力了。那时手扶拖拉机都还是件“高科技”产品，刚刚问世，几百户人家的生产队里都不可能有一台，最多是修理修理磨盘水车，看看牛这两天拉肚子，怎么搞些草药赶紧给调过来，别误了农活。如果初中都毕业了，那一定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所以当时村里面给姑娘说媒，本家最关心的就是那后生“上过初中吗”，其实的意思是“这小子有本事吗”，或“这后生脑袋瓜子好不好使，灵不灵光”。
　　高中毕业生在村子里面就基本留不住了，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要走“康庄大道”、“金光大道”，“阳关大道”了，到老远老远的县城去上了，那可就是进了天堂般的“大城市”了。那时县里面可以走汽车了，像手扶拖拉机这样的贵重机械在县城偶尔是可以碰到的，砰砰砰、嘟嘟嘟，吐着黑烟，惊天动地地从身边飞驰而过，那感觉就跟现在城里小子们看见劳斯莱斯、法拉利跑车和奔驰六百、宝马七系，以及加长悍马似的，激动亢奋。现在在城里偏远一点的地铁站或五环外公交车与小区的结合部，特别是在校园周围，偷偷扒活拉活的摩的“三蹦子”，被城管驱赶来驱赶去地，人们主要是嫌它噪音大、污染大、不安全，不舒适，但凡有一分奈何都不坐它，但比起那时的手扶拖拉机来，那可是“贤淑清雅”、“知书达礼”、“温柔静谧”并“浪漫多情”得多了。
　　当时县城里的米酒五分钱一大碗，热腾腾的辣子骨汤面一毛钱一碗，如果想开开荤加一勺红烧肉，就再加五分钱。城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真正掏钱喝的吃的、享受得起的很少，都说太贵了。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城里人与乡下人以布票粮票换鸡蛋的还没出现，谁都没想过，谁也不敢去想，这叫投机倒把，是一种严重违法乱纪的错误甚至犯罪行为。老电影《青松岭》里面，一心发家致富思想如此落后的钱广，才拿自家的榛子到城里卖钱，那绝对是反面典型，反面教材，反面人物。只有像万山大叔那样对个人利益“嫉恶如仇”、熟练掌握赶马车技术全村就只是他一个，“长鞭那个一甩，赶起那个马车出了庄，劈开重重雾，哪怕风雨狂，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的，才是正道，才是自己人。
　　尽管现在我们农村富裕了，思想观念也发展变化了，但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和当时一样地非常感动激动，那么大岁数了，还有老寒腿，为了使“方向盘”，生产队大车的鞭子掌握在靠得住的人手里，在颠簸的土路上再颠簸都继续颠簸着，其心可感，其志可赞，其行可嘉，当然这是在精神层面，当时的做法是不是有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时候，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些盲动躁动超前了，后来的实践检验了当时的“真理的标准”，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过那是在很久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当时多数人都在激情满怀、意气风发地众人拾柴火焰高呢，又拉车又看路，或者只看路不拉车的人少，人口基数那么大，少也不少。
　　三夏抢收抢种，学校就会放农忙假，城里来的孩子也去参加“双抢”，体力消耗透支到恨不得趴在泥泞的稻田里面，脚踩在为肥田泼下去的沤熟了的人牛猪鸡鸭狗混合的粪尿汤子里面，先割稻后插秧，四十摄氏度的高温，瘟烫的泥水，水蛇蚂蟥，火辣辣的毒日头，一丝风都没有。若是不小心被镰刀割破了手，好心的老乡会把你的手指放到他的嘴里先吸出污血，然后用烟头点着稻草，用灰烬撒在伤口处止血疗伤。若是忽然觉得腿上痒痒地，低头一看，准是已经吸血吸到大拇指头粗的蚂蟥正准备“磕头谢恩”呢。蚂蟥有个特点，专爱吸附在曾经被蚂蟥咛过的原伤口，于是被咛过几次的地方就开始溃烂流脓，就是治好了，也会留下疤痕，真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中午派饭到农家，当地老乡大婶是非常淳朴善良的，早早地就让老公孩子到田里河里抓来小鱼黄鳝或泥鳅什么的，自己是舍不得吃的，全拿出来给客人享用，放上大粒的盐巴，数倍的辣椒，凑成一碗，然后再将当天早上刚从自家鸡窝摸出来的一个鸡蛋，加上野菜炒成一小盘，都放在桌子中央，显得非常隆重，现在应该叫“硬菜”。从外面浑身是泥、一身是汗、有气无力、疲惫不堪地进来，走近桌边，还以为吃黑米饭呢，只听“嗡”的一声，满碗的苍蝇全飞走了，原来刚才是白米饭上爬满了苍蝇，估计就像马三立，还是侯宝林，还是马季相声里面说的，是从厕所来的，现在又回厕所去了，但那时也没那么多的这病那病，“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攸县茶陵那一带是丘陵为主，那时到了春天，漫山遍野的马尾松葱绿葱绿地，间或着一簇一簇地油茶花，白色的，红色的，煞是好看。站在小山坡上手搭凉棚向远方望去，鹅黄色的油菜花铺天盖地，稻田里的紫云英开出的小紫花被水牛犁地翻起黑土一垄一垄地盖去，预示着底肥充足，当年又会是个好收成。远远近近的村子全都是土坯房，东倒西歪地，很具卡通形象，形成规模就显得十分古朴，上面都盖着金黄色的稻草，雨大一点就漏，当地用稻草当燃料，炊烟缭绕，“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鹧鸪鸣叫，公鸡打鸣根本不分时候，随心所欲，傍晚还打呢，母鸡下了蛋叫起来特别响，咯咯嗒，咯咯嗒，好像向主人报喜，向同伴显摆，看我有多能干，又立功了，那时生活艰苦，情趣无限。
　　到了夏天的晚上，吃完晚饭后，那时也没电视电脑，就在村边的土坡上乘凉，巡天遥看一千河，那时的星空特别明亮，银河真是银河，月亮真是月亮，星光真是星光，满天繁星显得特别大，每天都能看见流星，有时候还特别多，有时还能看见走动的星星，高空的飞机不可能那么小，所以可能是卫星。蟋蟀蛐蛐的叫声特别好听，但稻田里面青蛙癞蛤蟆的声音还是主唱，要不怎么叫“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呢，蟋蟀、蛐蛐儿、蝈蝈儿在本质上都是害虫，属黄虫一类，听蝼蛄啦啦蛄叫成一片，那还不是遭了灾了吗，所以城里人爱看蝴蝶，还写什么“宝钗扑蝶”，其实蝴蝶就是幺蛾子、大蛾子、扑腾蛾子，幼虫的时候也是吃庄稼、吃树叶的害虫。萤火虫在树林里上下翻飞，荧光点点，真神奇，夜晚的池塘漆黑一片，总担心有水鬼钻出来，特别吓人。
　　到了秋冬季的晚上，天上的银河暗淡了，朔风凛冽，阴冷阴冷的阴风呜呜地刮着，像是画皮、白骨精马上就要到了，晴天的时候穿梭在丘陵小道之上，坟头上的磷火虽然没有夏天那么闪动跳跃，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还是觉得会随时闪现，至少提着心，吊着胆，自己先就把自己吓得魂飞魄散了。赶上阴雨连绵的时候，手电筒在烟雨迷雾之中打出一道冷光，方圆数里没一点亮光，没一点声音，只有大声唱着“样板戏”和“语录歌”，才能“浑身是胆雄赳赳”。在那个“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的年代，除了人，倒是真没什么别的天敌，走到村口，文老汉穿着蓑衣，提着马灯，再那等着呢，说估摸着该回来了。当时并没觉得怎么感动，四十年过去了，想起来常常感动。
　　说起文老汉，印象中骨瘦如柴，两眼却炯炯有神，手里总是捧着个水烟壶咕噜咕噜地抽个不停。老文家三代贫农，根红苗正，全家五口人，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为了给北京来的干部腾地方，自己挤在另外两间低矮昏暗的土坯房子里面。全家有一头生产队的牛，一头猪，一只狗，总看见又养了几只小鸡雏，都是到了半大不大的时候被野猫、或不知什么小动物叼走了。夫妻俩盖一床补丁被子，三个孩子，女十八、男十二、女六岁不等，盖同一床棉絮，夏天天热，好像只有大女儿有较体面的衣服穿。家里面还有一口大铁锅，一口大水缸和一张吃饭用的木头方桌，桌上放着一盏小煤油灯，为了省油，灯捻拧到最小，来了客人，可以再拧大点，那仪式相当于噼里啪啦打开了全部的水晶吊灯似的。再就是有些杂七杂八的生产生活用具了。全部家当用不了十行字全说完了。文老汉本人憨厚之中透着精明狡黠，朴实之中透着那么一点爱面子、讲排场的豪气显摆，浑身是劲，但也不是什么事都肯动手出力，《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典型的贫农本质，罗中立描绘的当时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黝黑的脸庞，满脸的车道沟，长得很着急的样子，历尽沧桑，吃尽苦头，内心多想，一脸无辜，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似哭非哭，似要讨好又要老想着保持底线尊严。爱讲大话，但没什么场合发挥，爱吃大肉，但没什么机会参与，人真是个好人，但好像也不太有被好报的命，从来就不是生产队长、副队长的人选，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下放干部看着他生活拮据，送了一个京剧《沙家浜》智斗那场戏剧情照的搪瓷大花脸盆给他家，平时爱惜得都舍不得往里面倒热水，但不慎被老文婆娘失手落地磕了一小块瓷皮下来，老文得知后怒火中烧，打得女人满村地跑，老文边追边骂，“打死你个败家的娘们，把老子家最值钱的东西不当回事”，好几天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咬牙切齿，气愤难平，像现在城里面那些假大款的奥迪A6被剐蹭了一下似是。老文最大的心愿就是住在他家的下放干部能再多住些日子，因为住着他两间土坯房，每个月就有两块钱的房租收入，而且下放干部见多识广，足智多谋，说起话来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信息量很大，闻所未闻，跟都跟不上，比说书还刺激、还好听、还逗乐。下放干部家里面有缝纫机，有半导体收音机，有长把手电筒，用的是钢种锅，穿的是的确良，总之是特别“现代化”的，比县城里面还大的城里面的布局和打扮，近朱则赤，河边湿鞋，孟母三迁，耳濡目染，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他总可以根据所获悉的只言片语和自己的独到理解，四处夸耀，到处张扬，逢人显摆，并在精神上十分享受，心里面乐在其中，脑子里丰富多彩，生活中倍感充实，“我曾经那么接近幸福”，淳朴善良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思想总是阳光的、积极的、快乐的、健康的。
　　与文老汉的感受不同，下放的干部家人却是从大都市下放到偏远农村的，落差很大，尽管幸福不能光用物质衡量，甚至有时与物质几乎无关，精神上的失落迷茫是怎样的失落迷茫，思想上的痛苦折磨是怎样的痛苦折磨，不用去想，不用去说，也说不出来，说出来的往往都是些东拉西扯，言不及义，难解其中莫名其糊涂。俄罗斯西伯利亚多雪的冬天，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们的感受体验，已是多少世界文学大奖中描述的最经典的故事。改革开放初期所谓的“伤痕文学”，比如《牧马人》、《天云山传奇》、《黑炮事件》等等，也都有所涉及和探讨。
　　北方的冬天再冷，屋子里面总有暖气或是煤火，而南方的乡下这个时候最是难耐，阴冷潮湿，阴霾笼罩，阴雨连绵，无处躲无处藏，透心凉、心透凉、凉透心，那凉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盖上两床厚厚的被子，一夜都暖和不过来。早上坐起来穿鞋，鞋子底下和面子上全是白茫茫一片的冰凌霜花，浑身瑟瑟发抖，上牙打下牙。到了白天，屋子里面比外边还冷，实在冻得忍不住了，生上土地炉，被烟炝得泪流满面，说不清是烟熏火燎的，还是想起了别的什么可能造成与烟熏火燎同样后果的事由闹的。有天觉得床底下有动静，低头一看，一条巨型蟒蛇盘在下面，难怪即使已经讲明了是如花似玉、貌美可人，心地善良、温柔多情的白娘子变的，许仙还是会吓个半死，谁见了这又粗又长又难看又具危险性、张着血盆大口、嘴里喷着毒丝的非人类，会马上联想到白娘子似地怦然心动、心情愉悦、缠绵眷恋、依依不舍呢。老文倒并不感到意外，请来村长，叫上几个壮汉，烧香磕头，跪拜一番，用大箩筐抬走，到山坡上轻轻放生。据说这是本村的老祖，并不时常显灵，多数人家一辈子都求不到幸运恩宠一次，可不敢轻视怠慢，或大呼小叫，看惊了老人家的驾，不过谁碰上谁是不是就大吉大利，大富大贵，前程锦绣，升官发财，后来的实践证明，因人而异，也不可全信。中国人自古就有对龙的崇拜，因为自己不是龙，别人又那么凶猛强悍，不得不想出造出龙来吓唬对方，安慰自己，所以龙决不能长得太慈眉善目、婀娜多姿了，否则没把别人吓跑，反而被勾引过来了，那可咋整。龙在身边就会觉得有安全感，但真龙闻之下凡来看，小门、小户、小家碧玉、小本经营的，一定会像叶公那样吓的神不守舍，魂不附体，大惊失色，落荒而逃，这太可以理解了，所以孔子说，中国老百姓对神不太了解的时候，最应具有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别不信、别怠慢、别招惹、别太近。
　　中国的尖端科学技术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太耽误，太受影响，这确实是一种组织保证方面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东方红一号卫星就是那时发射成功的，听着“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想想这不仅仅是阿宝那样在地面上唱，纯天然地唱，原生态地唱，而是在天上用高科技在唱，大家全都激动万分，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时像老文那样和像下放干部家那样的普通人，也不知道卫星是个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反正都说好那就一定好，咱们用不上，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用的上，敲锣打鼓不过夜地传达到家喻户晓，尽人皆知，明天接着庆祝，兴高采烈，欢声雷动，红旗招展，彩旗飘扬。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就是那时打响的，苏修真不是个东西，别看他武器好，正义在我方，咱们人多势力大，一人一木棒子，就能把那破坦克砸个稀巴烂。记得有个姓沈的女同学，都说长得好看，那时人太小，只知道吃饱了不饿，不太懂好看不好看，只知道班上好几个从北京来的大一点的男同学老让老师臭骂罚站，据说全是为了她打架生事，后来大一点了才知道，这叫“少年维特的烦恼”。大家私下里说她爸是烈士，那时不太懂，后来上大学学了外交史，才知道是当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反动派当时是想炸敬爱的周总理的座机，阴差阳错，没能得逞。
　　攸县茶陵两处很成规模的房产在下放干部们的辛勤奉献中平地而起，当时方圆一大片之中，除了县城，是最好的房屋建筑了，全是自制的红砖瓦房。从农工商的角度看设备一应俱全，有连排的房舍，有大礼堂，有学校幼儿园，有商店，有食堂，有医院，有广场，有鱼塘，有电泵水井，有大型机械，有猪场鸡场，五业蓬勃，六畜兴旺，还有打谷场，有大片良田，有树林，有河流，有茶园、菜园、果园。时过境迁，把那些不好的纠结郁闷的事情想不起来了以后，真正在脑海里面深沉下来的是美好的回忆，那地方真是世外桃源，风景秀美，得天独厚。
　　拖家带口的下放干部们最后也就陆续告别乡亲，腾退民舍，改善了居住环境。文老汉和乡亲们挥泪送别，那心情情景好像当年十送红军似的，紧紧握住亲人的手，心像黄连脸在笑，不同的是这次的没成功，后来还给否定了，而且回城以后绝大多数下放干部好像也没有“介支个早回乡”的。但并不像描述知青返城歌里面说的：“谢谢你给我的爱，伴我走过那个年代”后，就拜拜了您呐，再无音讯下闻，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现在小芳生的小芳都应该有小芳了，蹉跎岁月一支难忘的歌，大家都在唱，一曲并不同功。虽然下放干部走后也有老乡在传，其实这些下放干部从天而降，多半也是由于多多少少有些说不清楚的说不清楚，有“下放”之嫌。“干部”一词在他们看来就是“当官的”，所以他们并不认同在填写出身时填“革命干部”，长年的老区传统教育，使他们有一种朴素的“民主思想”，“革命”不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哪有一出生就说自己是“当官的”。但人民群众就是人民群众，并不是太看重听到的结论，主要还是谁对自己好，谁就是好人，老蒋还说红军是“赤匪”呢，王二小都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总该有好报，所以患难之中建立起了真情实感，有些人尽管以后可能再无联系，但终生难忘，神交神往一生。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这话当时听起来和现在回想体会起来心情与感悟是不一样的，如果后来能悟出“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这层意思，当算是十分有价值的了，当年有忆苦思甜，现在何尝不需要忆苦思甜，不受苦中苦，哪会真正体会什么是甜上甜。
　　湖南五七干校与江西、山西等干校一样，和全国的五七干校一样，后来都转给了地方，现在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去处。当年大田里“喜看稻菽千重浪”，茶园里“茉莉花开分外香”，养猪场里面乌克兰引进的优秀品种“苏大白”白白胖胖，粉粉嫩嫩地，全都是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翻毛大衣双排扣，丰满无比，高跟皮鞋，到了喂料的时候，嚎叫声真是惊天动地，传播数里，可知道什么是“一日不吃饿的慌”了，那个年代，吃不饱，吃不好，是常有的事，所以也不太可能有不好好吃的，减肥是现代词汇，那时没怎么有人说，也没怎么听说过。
　　经过了物质匮乏年代的人都应该知道，饿可是件决不能小看的大事，所以当年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初衷不能说不好，可当年急于求成造成的浮夸风可是真的害人，阳光卫视上有人说，在一亩地上，下挖十五丈，堆上小白薯，又从平地起摞上十五丈，三十丈高的小白薯，大概几万斤，硬说是等长大了就能亩产一百万斤。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没有到使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程度，理想有些超越了实际情况，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那谁还吃苦耐劳地拚命干呢？所以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成为在自己承包作业的田地里面真正说了算的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真正实现了按劳分配，这是后话。在当时还要一直延续倡导着“两稀一干”的供应模式，即粮食有限，只能保证中午干活正需要的时候吃干的，早上晚上就只能少吃一点，喝点稀粥、小米粥、棒子面粥、圪塔汤什么的，凑合凑合，对付对付，将就将就，忍耐忍耐，就又盼到明天中午了。现在以为只有仓廪实、衣食足、物质极大丰富，才有文学艺术戏剧小品的繁荣发展，其实不一定，越是生活艰苦，才越是更主要地在精神层面殷实富足起来，这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只可惜，那时不懂浪漫，还真以为“战地黄花分外香”说的就是战地的黄花分外香呢，其实主席说的是还冒着烟、一股子硝酸硫磺味儿的子弹壳。刚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心情大好。井冈山近的很，但下放就是下放，容易去的去了好几次，不容易去的一次都没去过，别说现在的孩子们无法理解，就是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没资格去，“资格”的深刻含义也是后来有“资格”去了以后才真正体会到的，三十八年后还被派去参加了那里的干部管理学院的课程学习，对“资格”的理解更深刻了，“资格”真是太重要了，难怪现在的年轻人还没毕业，就忙着到处去考公务员本、会计师本、律师本、驾驶本、翻译本等等，履历简历上罗列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资格条件，但已不是那个年代要求的那种资格条件了。
　　北京的东交民巷三十号，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一个招待所，下放时腾退了住所现在又回来的人们，以及其他原因还没找到适当居所的人们，暂时安置在此。此处是近代史上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六国饭店，解放了，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人民当家作主了，老百姓们都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进出出了。那里的宴会厅和电影厅在当时全北京都算是最好的那种，但现在真是数不上了。现在城市里面的音乐厅电影院全都是高科技的了，所谓豪华装修的了、比如北京音乐厅、国家大剧院、政协新的大礼堂等等太多了，几乎所有的宾馆饭店和公共大厦中都有挺像样的大礼堂。现在的音乐厅讲究的是声光电了，电影厅讲究的是3D、4D，听说又出5D的了，到处都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不新鲜了。看来物质生活方面，发展是硬道理，就是要尽可能快的把蛋糕作大，蛋糕大了，再把分配搞搞好，让想吃的人都有可能吃上，有人分配的多了一点，原因虽然很复杂，一时解决起来也有一定难度，但也别太说不过去，差不多就行了，就不容易闹出不高兴、不痛快、不和谐来。当时的住户食堂，吃的挺好，价廉物美，厨师中很多人都是要么即将出去工作，要么就是刚从哪个驻外单位回来的，个个身怀绝技，厨艺高强。电影厅经常演些当时外面看不着的电影，美国电影《翠堤春晓》、《乱世佳人》和《出水芙蓉》等等，就是那时看的，不过不是端坐在沙发椅子上看的，没有那么正规的资格，只是因为在招待所里面住久了，知道大厅上层天花板上有可以打开的天窗，从那趁黑钻进去神不知鬼不觉。那时哪像现在这样保安那么给力，都穿上制服、佩上肩章、系上皮腰带了，拿上呼机了，那时根本就没有保安这个词，说保安还以为是“国军的保甲制度”或是像胡传魁那样的什么“汉奸、走狗、卖国贼，少廉无耻，丧尽天良”的杂牌军呢。到后来，招待所着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再后来就是现在的华丰宾馆，面目几乎全非。再再后来东郊民巷这条街上先后又盖起了一个两个入住资格很高的公寓楼，变化真大，就像宋祖英唱的“越来越好”。
　　现在的外交学院已经搬到昌平的大学城去了，那里是全新的新天地，校园非常现代化，设计科学，景致怡人，舒适惬意，管理一流。现在的学生一切起点都高，一入学就在这么好的教室宿舍学习居住，真是太幸福了，可惜知道幸福的往往不是在幸福之中的人们，因为幸福本身是一种不幸福体验后的感觉，甚至是对未来的期盼和渴望。说此人知冷知热，那说明此人一定挨过冻、遭过热，所以才有感恩之心，或由己及人，知道这冷和热的意义，知道所有一切都不一定是理所当然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所欲善施于人，所以身在福中不太容易知道是福，就像人们都羡慕有寒暑假的学生生活，但真正体会有寒暑假为什么好的时候，都是在已不是学生，已没有寒暑假了的时候。原来的外交学院在北京西城展览路二十四号，里面的灰楼红楼在早前五六十年代都是苏联专家公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总政话剧团也住过。记得在改革开放、科学春天、全国七七、七八年恢复高考以后，人民大学等等高校的学生，曾经比较激烈而激动地要求某些暂住过学校的非教学部门腾退房产，还上街示威游行，外交学院的房屋也属这类，但院方要求并没有那么激烈而激动，那时话剧团的知名人士很多，与学院的教授老师们关系都挺好的，大家和睦相处，礼遇相待，军爱民、民拥军的故事很多很感人。就在那个时候，排出了著名话剧《万水千山》，雪山草地，草根树皮，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多么不容易，后来歌剧团又恢复重新排练演出了《长征组歌》，再后来又排出了大型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与六十年代的《东方红》一起，被评为最优秀的红色经典，里面的歌曲琅琅上口，脍炙人口，激情满怀，弘扬正气。
　　一个春天，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知识青年继续上山下乡，但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的初高中毕业生，已经不是去内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了，虽也振臂高呼“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以及“扎根农村一辈子”等等挺豪情满怀的豪言壮语，但已看到有些走得比较靠前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中的极少数，已经开始招工进城了，当时的插队已改为就近在城市较为偏远的郊区了。全校全班除了极个别的最少是班主任视线内的同学去当兵以外，绝大多数没什么关系门路的同学大拨轰，全都去插队了。当年能当兵，那可是件最荣耀的事情，由于比同班同学小好几岁，初中招小兵，就是十六岁以下技术兵的时候，年龄不到，没资格，后来高中毕业招大兵，即十八岁以上的正规兵的时候，还是太小不够资格。后来才知道，就是年岁够了，也未必就能当上。每个男孩子都曾有过当兵的愿望，一辈子干了多少职业，最遗憾的就是没当过兵，后来几十年后，到海关工作过一段，那是个准军事化的纪律部队，还授了衔，一颗麦穗，两颗星，算是圆了半个梦。随着组织的教育和长期的努力实践，慢慢认识到，其实军人本色不仅仅是穿上军装那么简单，周总理和陈毅元帅在建国后都担任过中国的外交部长，他们一直在说，外交人员其实就是文装的解放军，在忠诚祖国、完成使命、向祖国和人民负责、忠于职守，顽强拼搏，克服困难，创新进取，为祖国和人民服务这些方面，也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具有无私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的纪律部队。可那时一个岁数还没成年的小小高中毕业生，哪懂这些，记得全班到北京长途汽车站送那几位天之骄子骄女奔赴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时候，大家对他们真是羡慕极了，看着他们穿着新军装，背着军用背包，身戴大红花，一片绿叶之中红色牡丹花绽放，兴高采烈，两眼放光，我们这些知道自己将与他们完全不同命运和走上完全不同人生道路的准知青，心中不免酸酸的，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大家在车站上唱了一首当时挺流行的告别的歌，名字忘记了，但唱得眼泪汪汪的，稀里哗啦的，呜呜咽咽的，泣不成声的。从那时就知道，敢情这感动激动也是会相互影响的，也是像鲁迅先生说的，都在一个地方哭，但哭的可能不是一件事。大家相互约定，要常通信，要常联系，有什么好消息一定要告诉一声，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一定别客气，握手拥抱，洒泪而别，目送到看不见了还在招手。从此以后，天各一方，冷暖人情两不知。
　　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理解，那时没有上大学一说，正规大学已停办好多年了，后来还是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在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后来就有了工农兵大学生。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吃过苦，出身好，在各行各业表现突出，有生产实践经验，并比较深入了解社会情况的人，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各行各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人还重新回炉上了研究生，是恢复高考以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有的还有机会出国深造，那批人相当不容易，令人尊敬。改革开放以前，也没有自主选择学习和就业的机会，全部是按宏观计划命令式的分配，“革命同志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哪有现在这样的自我设计，《职来职往》简直是不可能的，职来职往不是去应聘，不是双向选择，而是去报到听从分配，分到哪就在哪爱岗敬业一辈子。一个人如果老是提出个人想法意见，那就是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大局意识，没有集体意识，个人主义思想极其严重，摆不清自己的位置。想想过去，看看现在，那时有些人才没有机会展示，可能被埋没了，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就一个时代来说，青年人以牺牲个人为代价谱写的青春之歌令人感动，大浪淘沙，英雄一样辈出，某种意义上既有令人叹息的地方，也有令人神往地方。《边疆晓歌》、《艳阳天》、《金光大道》、《沸腾的群山》当年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而现在这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时代，青年人的舞台更大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弄潮临顶，自主创业，大有用武之地，又令人感慨万端，无比欣慰。
　　北京顺义牛栏山公社史家口大队坐落在牛栏山脚下，潮河与白河在那里交汇后，变成潮白河，浩浩荡荡地奔流着。春天的时候，河两岸返青的麦苗碧绿碧绿地，一大片桃树开出粉红色的花，河里面生产队成群的北京填鸭，还养着甲鱼、水貂。当然哪没有猪啊，只不过不是苏大白，什么品种记不得了，也都丰丰满满地，双眼皮，大眼睛，大大的耳朵一看就知道是很有福气的样子，体态雍容。特别是种猪，比人吃的好，每天的任务就是配种，最后都傻到拿个木墩子钻个洞，支上四条木腿，披块猪皮，那种猪考虑都不考虑就往上冲，一辈子就会干一件事，用这种“高科技”方法，大大提高再生产的能力。放猪的时候，自己啃着凉冰冰干巴巴的玉米面窝头，却还要给那种猪一次喂六个鸡蛋，从那时就认识到为什么要给那些特别有用的东西特别不同的优待了。
　　到了冬天，农业学大寨，学小靳庄，“批林、批孔”、批水浒中的宋江和两千多年前的周公，非说他们都是投降派，“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早上生产队天刚蒙蒙亮就敲钟了，跟《平原游击队》里面老钟叔敲的钟一模一样，全村的男女老少全到大队部门前集合，戴着狗皮帽子或绿色军棉帽，穿着老棉袄、老棉裤、老棉鞋，有的腰里还缠着麻绳，黑压压站了一大片，由队长分配当天的劳动任务。比较壮实的劳力与其他人其实干的工种都差不多，但能力不同，出力就不同，所以工分不同。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十分，妇女劳动力一般六至八分，知青中极个别的最好的男劳力可以达到八分。史家口大队在远近村落中属于比较富裕的，如果能保证基本上天天出工，到年底分红的时候，刨去一年的口粮，八分的劳力一年下来还可以分上一二十块钱。知青一年中总要公开地或偷偷地回城些日子，所以绝大多数人分了口粮，都会欠生产队一百多块钱不等。一百块钱，也就别指望第二年还上了，因为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吃还是要保证的，所以知青多是赊钱买粮，寅吃卯粮，幸亏插队没几年就结束了，不然绝大多数知青都会因为越欠越多的债务还不上，而沦为当地最贫穷的“贫下中农”。后来有个电影，葛优演的，叫《活着》，还引起了很大争议，对地主富农和咱们贫下中农，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描写，这也就是赶上了个新时代，如果放到那时演，肯定又是一株“大毒草”。
　　知青住的是用上级安置费统一搭建的简易连排宿舍，大通铺，烧火炕，后来又改为两个凳子加一块木板那样的床，烧煤炉子取暖。北京郊区条件较好，已经有电了。村上还请了一位老大娘帮助做饭，开始时吃的是安置粮，有一定的伙食补贴，但不会计划，上半年猛吃细粮，下半年只能吃粗粮。后来还发现老大娘的孙子孙女怎么都混进来吃了，而且还往家拿，大家忍无可忍，决定辞掉算了。于是大家轮流做饭，没想到分配更加不公，矛盾更加突出，干脆散伙。
　　第二年要靠自己挣工分了，情况更惨了，粮食蔬菜全都青黄不接。大家只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从家里拿来些主副食品贴补，家里富裕点的知青带猪油、猪皮、猪油渣，那时买肉和现在不同，现在是挑瘦的，那时售货员要是给块瘦的，那得跟他急，“怎么着，欺负老子啊，那块肥的留给谁啊，把没人要的瘦肉都给老子了，不想买了，找不自在啊”。青黄不接最没法子的时候，去捡村集体分葱分菜时老乡不要的葱叶子、菜梆子，回来煮汤当菜吃。哪里有饥饿，哪里就有动荡，猪饿急了还闹呢，于是有人就在潮白河里学着老乡的样炸鱼，那时的牛兰山天天都在炸石头，烧窑做石灰，或者砸石头，卖给城里面修马路，有雷管。“轰隆”一声，溅起巨大的浪花，大草鱼，大鲤鱼，白鲢鱼，两尺多长，真新鲜，真好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晚上人不知鬼不觉地，玉米、白薯、还有西瓜、桃子等等就够吃了，吃饱了，打嗝了；接长不短地，这家的鸡让“狐狸”吃了，那家的兔子让“黄鼠狼”叼了，夜深人静只听见全村的狗狂吠狂叫一阵子，第二天早上，哪家的老爷们、老娘们扯着脖子大骂：“是哪个不要脸的、挨千刀的把我家狗给偷走了”，其实“祸害乡里”的，谁都清楚，再没别人。那时的猪和大牲口都是生产队集体养的，可不敢打主意，弄不好定性的时候要上升为“敌我矛盾”来认识，等着的将是“专政的铁拳”。不过，偷鸡摸狗这种“人民内部矛盾”，时间久了得不到缓和和处理，也会激化，也会转化，也会白热化。现在演《北风那个吹》，都是站在城里人和知青们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老乡们其实还没说话和评论呢，估计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对那个与小芳谈恋爱、处对象、当初打得火热，最后一走了之的，是赞美还是痛斥，是高富帅还是流氓混蛋，看法会相当多元。
　　北方的冬春，农活还是挺繁重的，比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完全用人挑肩扛挖河道；打河泥是将河底冰冻的淤泥用镐凿开，挖出来运到大田里繁重体力劳动。脚在又冷又湿的泥土中站的时间长了，会长冻疮，钻心地疼，闹心地痒。手掌被镐震地、被铁锹摩地先是出水泡，破了以后又变成血泡，疼痛钻心，把镐把、铁锹把都染红了。大块大块的淤泥装上独轮架子车，压得轮胎都是瘪瘪地，然后要推到老远老远的大田里去。每个劳力划一块地方堆自己运来的，按土方计数，水一方是一吨，那冻上的淤泥一方应该是多少，想想都不寒而栗。那独轮车可不是那么好推的，特别是在田野间坑坑洼洼的地界上，稍不平衡，整车就翻了，前功尽弃，然后再把淤泥重新装上车，那可是花了更大的力气，而且比别人可就差了好多功夫，再想赶上已不可能。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棉衣棉裤全脱了，剩下个小身板儿，豆芽菜似地，浑身上下全被汗湿透，北风一吹身上全是风疙瘩，刺痒难耐。此时若是站在牛栏山上手搭凉棚往大田里望去，一个小人推辆小车，像大蚂蚁一样从早到晚一趟一趟地运东西，往返十几二十趟，堆起来的淤泥冻土在白雪皑皑的广袤田野中，也就是一个小黑点，真是可怜的很，渺小而无助。
　　夏收时节，先是割麦子，那时哪有收割机啊，全是用镰刀，一刀一刀从这头割到永无尽头的另一头，一个来回要两个多小时，弯腰下去，真想一头扎在地里磕死算了，比死难受。越是大毒日头，越是没有一丝风，就越是要穿粗布不透风的长袖长腿衣裤，不然尖尖的麦芒会把胳膊小腿划的伤痕累累，被汗一浸，那种疼一紧一紧地像鞭子抽。全身裹的严严实实的衣服上湿一块干一块地，被太阳一晒，汗里面的盐将衣服弄得硬梆梆地，浑身蓝底绿底白花大地图，像蜡染似的。看着左边右边壮劳力从身边赶超过去，你这头一半还没到，壮劳力那边已折回来，心里急也没用，好像万米赛跑到后期，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超过去，自己一步都跑不上去了，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能为力。这时大队的广播员再嗲里嗲气地在扩音喇叭里面喊着什么支书队长回去有人找，像是长期合作后有了默契似地，早没有人找，晚没有人找，偏偏是谁都知道体力有点不支了，但战斗正未有穷期的当口，有人疼、有人爱、有人关心、有人关怀地，就更是羡慕嫉妒恨了，就更是没一点力气再往前哪怕再挪一步了。人比人，越比越心灰意冷垂头丧气的时候，多半是不满意的时候；人比人越比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时候，多半是舒心惬意满足满意的时候。
　　秋天来了，秋粮要颗粒归仓，高高的不透风的玉米地、高粱地里全是蚊子、腻虫、小咬，万类霜天最自由，人类本不该往这里面钻进钻出的，只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这个当口，只能如此，所以挨咬不是老天爷的意思，只能怪发展太慢。现在，在东北地区和粮食主产省区，许多地方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收割，收割、脱粒、扎捆、打包、运输一条龙，有的甚至连烘干和犁地、播种、施肥、打药、浇水都一起完成，真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更有科技支撑，发展前所未有的，想都想不到的现代农业，真正使农民从过去原始落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生产力大大提高，产量大幅提升，后面的征粮卖粮也有专门机构负责打理。农业税不征收了，而且还有不同种类的补贴，结束了中国农村长达两千多年的征税历史，这些都是现在的事，是当时不可能想到的，也没有能力做到的。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是种冬小麦的时候了。管他真的假的，反正都夸知识青年是全村最有知识学问的，所以要安排在科技含量高的农药拌种工序上。拌种是为了防止大田里面的老鼠蝼蛄之类的害虫祸害种子，当时一般都使用剧毒的农药。先是要从高坎上的粮仓运下麦种，还是独轮车，二百斤的麻袋一次运两到三个，就好像一千多年前的诸葛亮运粮那样，放到现在是沉重的体力劳动。接着就是戴着防毒面具在搅拌池里面用铲子把农药与种子搅匀，再重新装回麻袋，上气不接下气，汗水湿透全身，农药吸附在汗上，浸入皮肤，被身体吸收。虽说面部有防毒面具，但不是说针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风吗，那些粗拉拉的颗粒物就能完全挡住气雾状的有毒气体吗，那怎么满嘴都是怪味。听说这种剧毒农药特别毁人，而且在身体里面残留可长达几十年，是不是还可能导致人们以后脱发谢顶，或以后会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各种癌症，这些免疫系统疾病或细胞变异疾病等等，没有科学依据说一定不可能，所以从事对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的老乡们，上工下工经过此地，都捂住鼻子跑步通过，招呼都来不及打一个。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英勇无畏、与天与地奋斗其乐无穷的两个知青小伙，一干就是好几天，直到秋播结束，后来三十年后，这俩小伙就像商量好似的，全都脱发谢顶，目前免疫系统和细胞变异疾病尚未观察到，再等等。等到秋苗生出小芽，到大田留心查看，能看到有些因贪吃被毒死的小动物、大昆虫，甚至还有鸟类在垂死挣扎或已命丧黄泉，正等着转托来世呢。
　　在《雪花那个飘》恢复高考以前，要想上工农兵大学，就要好好干，好好干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记得那时还真有大学到史家口招生，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那么多的知青，机会给了谁都不尽公允，大队支书和队长真是愁死了，怎么都摆不平，让谁谦让一点也不好说出口。好在这两位领导都有女儿是回乡青年，也可以算作知识青年，二选一总还方便些，于是就二选一了，知识青年们继续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又一个春天，那时文革仍没有结束，但知青开始下去的少，回城的多了。后来有那么多的传闻故事说知青返城的事，听起来就像听惊心动魄、扑朔迷离的天方夜谭、聊斋夜话，至少北京郊区的知青就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四辆北京吉普车，载着五个知青到了万寿路那边一个大院，这五个知青从此又续上了城市户口。作为高中毕业插队的知青，尽管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毕竟没听说这就算是增加了高等教育学历了，在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不太可能必然安排在工农兵大学生才进的去的科室工作。一个戴眼镜的女知青到了医务室，另一个戴眼镜的女知青到了打字室，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男知青到了电工房，剩下两个男知青，一个根本不戴眼镜，一个有时可以不戴眼镜，被当然地分配到机关食堂，理由真还就和不戴眼镜有关，食堂工作每天要上笼屉下笼屉，伙房里面到处是水蒸气，戴眼镜属于条件不好不够资格的，那个时戴时不戴眼镜的知青，多多少少也是资格不全，有一定缺陷，所以打发去卖饭票了，间或着当当采购，有时不戴眼镜时也可在食堂忙时帮把手。戴不戴眼镜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命运，所以后来成了永远的条件反射，只要是在一群人里面，第一个感觉就是区分谁是戴眼镜的，真羡慕戴眼镜的。心理学上说，这大概也是一种心理疾病，至少是得心理疾病的前兆。
　　机关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与产业工人有区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食堂的炊事员师傅自己评价说，属于“好人不愿意干，但坏人绝对干不了”，属于把农民种出来的农产品做成饭的重要岗位，与三农不远，连接着三大差别中的另一头，富裕的城市、领导阶级的工人和让人羡慕的脑力劳动者，在物质生活资料特别匮乏的那个特殊时代，属于手中掌握着重要资源的“实权派”，政治待遇不一定低，那时特别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生活待遇不一定高，特别是在住房和其他生活待遇上面，一般都安排在东西廊下东西厢房或者备战备荒年代常设的地下室什么的。南北通透的朝阳正房，很少听说分配给当厨房，蒸馒头炒菜用，或让没有级别知青出身的炊事员翘着二郎腿打盹休息的。收入不高，不像从那个年代过来，但现在往往都已经成为著名饭店的主厨的师弟师侄那样，比副总经理的收入可能还要高出一些，那时从账面上看属于最底层，第一年学徒期间是十八块，第二年转正后是三十八块，一年下来不到五百块。
　　炊事员是当年主流价值体系中重点宣传推介的劳动人民中的八大员之一，还有什么售货员、售票员、理发员、饲养员什么的，理论上地位形象是很高的，实践上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等级制度和思想在短短几十年的社会改造过程中尚未彻底“批倒批臭”，孔夫子所说的什么“学而优则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君子远庖厨”等等“坏思想”，仍然在老百姓，特别是在“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中“流毒”尚未肃清，所以社会普遍审美意识的主流，仍并不十分看好认同。如果是像现在这样，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就业职业的话，一般不是“迫不得已”或“无可奈何”，不会作为人生最大愿望和最崇高的物质精神追求，列在自己人生规划的第一位，或其他什么较为优先的位置上。尽管谁都是要吃饭的，尽管谁都认为物质生活中最大的需要就是吃，但要让自己做饭给别人吃，而不是别人做饭给自己吃，而且是作为终生职业行为，可能还不能像人类追求的最理想的那个社会那样，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知青们刚刚被分配到厨房伙房的时候，在认师拜师的重要第一课时，一位姓李的老师傅说，“孩子，怎么和我一样这么没出息，干了个一辈子伺候人的活，有本事的人学吃饭，不学做饭，学坐车，不学开车”。
　　其实他回避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那个经济十分匮乏的时代，吃是天下第一件大事，人们收入的绝大部分基本上用于糊口，吃不上好饭的，做个有机会接近伙房的，坐不上车的，有机会有资格开个车，退而求其次，不在主位在副位，那可真是个成不了佛，却被派了个猪八戒那样“净坛使者”的美差了。记得那时主食是定量供应的，副食是凭本供应的，肉要肉票，蛋要蛋票，所有的紧俏食品、烹饪调味品都是按人头定量供应的。而如果被分配在食堂工作，实践上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自由接触到享用到这些在常人看来不可遇不可求的物品食品。现在动车组乘务员，别人上车要买票，他或她有个什么证，就免票，甚至他或他的某些最亲密的直系家属都能享受一定的减免费用的特殊优遇。还有空姐也是一样，所谓八大员，其实不止八个职业，凡是服务行业，好像早就都有这方面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行业优遇，这是个隐形的额外收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贵族”分三种，一种是“精神”的，那时叫“光着屁股坐花轿”；一种是“物质”的，“富而不贵”，相互间不一定彼此认同。这第三种当然是既“精神”，又“物质”，属于比较让人盯上的，容易被人崇拜，也容易遭人痛恨，关键在于个人品行、操守和修养了。
　　方志敏当年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手中掌握着全部党费，即使自己因饥饿晕厥，也从没动用过一分钱党费。他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在他身上搜来搜去，一个值钱的物件也没有，不解的问，你这样的大官，怎么穷成这样，方志敏在《清贫》这篇文章中说，反动派怎么能理解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与情怀。
　　可都建国那么多年了，“史无前例”都进入尾声了，那时老李师傅和几个小学徒好像也并不理解这样的理想与情怀，还是“小人益于利”，“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的思想境界与认识水平。看来这种理想和情怀并不是根据人的年岁大小和生活在怎么的环境中就一定能够铸就和生成的。
　　炊事员大概在当时属于“物质”方面“贵族”的那种，记得在几百人吃饭的大食堂，老师傅们中午饭那么要紧的时刻，对那些自己花了一个上午做出来的被认为是最好的美味佳肴，一般碰都不碰一筷子，拍根黄瓜，拍几瓣蒜，就着一勺酱油、两滴香油，拌拌就凑合着吃了，反而觉得挺美，估计那一肚子好下水最缺的早已不是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了，而是低糖、低脂、低热量、低胆固醇的粗茶淡饭了。而对于刚刚入行的徒子徒孙们，刚挣脱了“前心贴后心满眼冒金星”的蹉跎岁月而掉进蜜糖罐子，爱大米的老鼠掉进大米缸的感觉，见都没见过的东坡肉红烧蹄胖，又是让自己各取所需，自由掌握，那一定是窗户外面卖一次，窗户里面偷偷吃一周，做梦做到肚子都爆炸了。除了大食堂，还有几十人吃饭的小食堂，因为规模小，所以更要精打细算。记得有一天管理员按规定供应了五斤猪肉，李师傅告诉负责红案的大徒弟，切两斤放上白菜做溜肉片，从窗口卖出去了；剩下的做成叉烧肉，师徒五人中午一顿都吃了。所以当时有人说，三年大灾，饿不着一个厨子。社会上之所以对这个行业评价不是太高，大概与此有些瓜葛。凡是有点小权力，又可以自由处置的职业，好像都不是评价太高的职业，在这些职业普遍如此的情况下，如果其中有人克己奉公，做到无私奉献，往往倍受赞扬褒奖，选为先进的几率特别大，于是就好几次当了先进。
　　但看问题要全面，管理人员如果天天盯着厨师炊事员不许这样不能那样，用“先忧而忧，后乐而乐”、“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等等理论上、理想信念上比较先进优秀的办法，制约限制，监督惩戒，像看贼防贼一样地处处设防设坎，完全忽视了特定职业的特定规律，结果定是“水至清则无鱼”，消极不作为或挥霍浪费会削弱甚至毁掉这个当时叫“思想政治工作具体化”，现在叫“凝聚人心工程到心坎儿”的重要平台。这本来就不是个理论问题，实践上要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什么叫“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极大调动的农民兄弟的积极性，使粮食生产大幅跃进，而在当时，这是要大加批判的，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的。
　　什么事情，只要成为职业，都有不容易的一面，那时的厨师炊事员早上要五点多钟起来值早班，这就意味着四点钟就要从家往单位赶，或者前一天晚上不回家，住在单位的地下室宿舍。冬天凌晨顶着北方的刺骨寒风，骑自行车上班，那么早还没有公共汽车。那时的条件食堂没有热水设备，自来水管子放出来的水冷得很，长时间的洗涮，又加上潮湿不通风的环境，没有几个不得风湿性关节炎的。要从大缸里面捞冰冷的咸菜圪塔，然后切成丝或块，十指连心，疼痛难耐。要放上一池子冷水洗胡萝卜或土豆什么的，焯后拌凉菜，一洗、一焯、一拌，就是十几二十斤。要熬上百人的粥，要蒸上百人的馒头、花卷、糖三角。粥是在同时能放进几头猪的大铁锅里面熬，用农业铁锹搅和，炊帚就是扫地条帚。面食用五十斤一袋的面粉放到缸里面，整袋整袋地合，前一天合好，发酵，当天使碱，揉成馒头，点火烧水上屉，一揭盖子，整个室内大雾弥漫，浑身大汗淋漓。装卸面粉，五十斤一袋的一次要扛四袋，年轻后生本来就没什么脂肪筋骨，豆芽菜似的小身板，压得跟三毛流浪记似的，跌跌撞撞，两眼冒金星。装卸大米，一袋就二百斤，两人合作，四袋四袋的推。换煤气罐，一人高的大罐要装卸到解放卡车上，一装就是几十罐，十天半月就要换一次。车要开到出了北京到河北叫燕郊的石化厂，冰天雪地地，北风呼啸，寒风刺骨，坐在解放敞篷大卡车上，棉袄棉裤感觉薄的像纸一样，油赤麻花的军绿大衣腰上系着麻绳，根本挡不住钻心的严寒，手脚鼻子耳朵冻得疼得直想大哭一场。人一冷了就老想撒尿，大卡车跑长途，谁还管你一个力工是不是有此急茬需要，坐在车上再这么一颠簸，就更是心想事不成，万事不如意，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难受死了，比死还难受，再忍一会就可能失禁。厨师炊事员的工作，冬天还算是好的，最辛苦难耐的不是三九，而是盛夏三伏天，那里没有空调，真正能体会到劳动果实里面其实凝结的全是汗水，有没有劳动者的别的什么体液，也很难说没有。
　　又不是没有理想追求的年轻人，又不是一个知天命耳能顺的年纪，又没生在一个天下大同认为做什么都同等地实现了人生价值的时代，思想觉悟就那么自由驰骋不管不顾没有大局，品味修养就那么不符合主流核心审美趋势方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粪土当年万户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甘心，不认命，同在蓝天下，都是吃五谷杂粮的，凭什么那些人就保送当兵了，保送上大学了，保送在机关科室工作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于是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力强”，于是就“不放弃不抛弃”。插队的时候那么苦、那么累、那么看不见前途、模不着方向的时候，收了工根本就没有力气往回返的时候，就只想倒地田埂上眯上一觉，尽管那样都从没放弃过想通过好好干，好好表现，争取保送上大学，改变人生命运，每天坚持自温自学。进城了，条件虽然并不比那时轻松愉快，又掉进了“都市里的村庄”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但精神上时间上还是富有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燕雀安知一定没有鸿鹄之志，厨师工作性质决定，午休时间较长，再就是下班以后睡觉之前，还有馒头上笼屉、饭做好了等着开门放行的一段一段零散时间，别人抽烟聊天打牌、东拉西扯、打情骂俏、讲黄段子调侃调戏的时候，那个时代有点志向的年轻人中的许多人仍在如饥似渴、旁若无人地温着学着曾经的未经的高中数理化和历史地理英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已度过了四个五个六个甚至更多的春夏秋冬、严寒酷暑。那时的后勤办公室，一位姓倪的老科长总是不断地在提醒年轻人要安心本职工作，革命同志服从分配叫红，安心工作叫专，要好好学习一下张思德、麦贤德、欧阳海、刘英俊，不要想入非非，好高骛远。其实他老人家只说了结果，没有说原因，他说的这些精英中的精英，都是在当时万人羡慕却求之绝对不得的职业生涯之中，当然他们确实也都是值得好好学习的好榜样。现在想想也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他最常说的名言就是“一定要把馒头蒸好”，伙食是一半以上的“政治思想工作”，馒头是伙食的重中之重，一会儿忘记用碱，馒头就酸了，一会儿使碱大了，馒头就变黄开花了，一会儿又小了糊了，那些要干大事的干部们会很分心思，会有很大意见，留不住他们的胃，怎么能留住他们的人心呢。凡是不太合格的馒头如果没有人要，却又成了规模，就只能绞尽脑汁改善伙食了，要么拦上几刀油炸馒头，要么揉碎了掺上肉馅做红烧狮子头，那得多费油，多大的成本合算啊，本来工资不高的工薪阶层就永远都嫌伙食费太高太贵，这下可就更要忍无可忍，“炮打”、“造反”、“批斗”、“夺权”、“文攻武卫”了。
　　“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请你干一杯，金色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峥嵘岁月、蹉跎岁月、艰难岁月，一下都变成的流金岁月，苦难辉煌的岁月，美好记忆的岁月，看来人的感觉是随着心情变化的。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人们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载歌载舞，喜气洋洋，如果那时采访说你幸福吗，那回答绝对是发自内心地说幸福，多少人喜泪纵横，泣不成声，多少人夜不成寐，奋笔疾书，引吭高歌，仔细想想那时“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的生活相当清苦，看来幸福不一定是个物质指标。
　　停顿了十年之后，终于又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了，终于可以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提供的空间范围内，自主决定个人命运了。这无疑是一场革命，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一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真是息息相关的，“我那亲爱的祖国，你像大海永不干涸”，“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一直以为，祖国好，一个人的发展就好。
　　那年是一九七七年，积压了十年的不太年轻的人们，与应届高中生们一起，报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北京大学理论物理专业不是因为分数的原因没有考上，如果当年考上了，不仅是莫大的荣耀，现在很可能是一名核物理学者或某科研院所的核物理工程师，当然也可能是一名物理老师。第一个可能性可以引发无数的可能性，所以第一个可能性的不存在，实际上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为了准备考试，更需要一心二用，馒头要蒸好，复习也来不得半点自欺欺人和敷衍了事。每天最多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部用于复习功课。听辅导课，找辅导老师，一个星期要骑自行车跑好几趟中关村，好几趟大北窑，好几趟万寿路，好几趟酒仙桥，这几乎是绕着北京城后来的二环三环四环甚至五环一圈一圈地转，所以高考决不仅仅是脑力劳动，也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是超负荷透支未来的超强拚搏。第一次没考上的原因还是后来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以后，看了一个电视剧，叫《一年又一年》才恍然大明白的，电视剧的第一集讲了两个年轻人在插队的时候，参加了高考，那个女青年感觉自己考得很好，志在必得，没有悬念，但最终却没有被录取，因为受长期“文革”思维模式惯性的制约，成绩并不是七七年录取新生的主要标准。
　　当时不明就理，也幸亏不明就理，所以屡败屡战，连续作战，理科不行就改考文科，三个月之中又另起炉灶新开张，写了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回答了“一个人从南美洲用了三个月，走到中美地峡，又走了三个月，到了北美洲。如果他最初开始走的时候是春天，那么他最后到达时是什么季节”这样的地理问题。现在应试教育通过系统培养的高中毕业生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觉得太幼稚可笑了，太小儿科了，绝对是初中而且是低年级的幼稚问题，怎么居然是他们的父亲母亲那代人当年的高考试题？他们永远都不会理解，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宁长社会主义的草，决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特殊时代，曾经有个叫张铁生的考生以零分的成绩被大学录取，受到追捧和欢呼。电影《决裂》里面凭着谁手上的老茧厚实，谁粗言秽语，衣着邋遢，说明谁是劳动人民，谁就有资格上大学，就是要与“资产阶级统治教育”的过去决裂。即使是这样南北半球季节相反的简单题目，却难倒了多少有志青年，使他们本可以通过获得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改变命运，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赤字之心又一次被揉碎了，理想梦想破灭了，遗憾终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后来一定要把自己一生未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八零九零后自己子女这一代人的身上，宁可绝对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宁可放弃和牺牲自己的发展前途，砸锅卖铁，倾其所有，也要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出国留学。一张大学和留学的文凭，承载着中国两代三代人的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寄托与压力，它能不厚重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能不是重商言商者紧盯看重，并变着法地猎取财富、攫取利润的巨大商机吗？
　　前两天，看了一期中央电视台的《职来职往》英国专场，其中一位来自唐山的女生，家境并不富余，甚至可以说还有些拮据，父母为了实现她的希望，拿出本来准备用于改善住房的有限的那么一点拆迁款，供她在英国念硕士，女孩子也特别懂事，很有家庭责任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舍不得像其他女同学那样买化妆品和到英国本土或欧洲旅游。去英国一年多了，还没有到伦敦看看，一心一意读书，死读书，读死书，结果遭到电视节目场上数位招聘达人的质疑和嘲笑，说这位女生不懂得体验生活，不懂得在国外行万里路其实比读万卷书更重要，听了令人十分气愤。这些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捷足先登者和幸运者，自己上了车就拚命喊着关门，得志便猖狂，完全不考虑不体会还在冰天雪地里和酷暑热浪中站在车站上眼巴巴等着赶着上班或急着早点回家人的难耐焦虑心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好像毫不知晓，或早已忘到九霄云外，拿着鸡毛当令箭，操控着决定他人命运的按钮耀武扬威，张扬显摆，展示卖弄，调侃娱乐，一副得了逞的买办嘴脸。后来演了电视台到女孩唐山老家的采访，一家人在租住的小单元里面，生活是那么简朴，一张普普通通的简易木桌，既用于学习，又用于全家吃饭，两把木头靠背椅子父母坐，一只木板凳女孩子坐，两位孩子家长衣着十分朴实，讲起话来不多言不多语地，听的出来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女儿，女儿的成功是他们最大的骄傲和幸福。这才是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前出生的这代人的最真实的情况和想法。后来的人一定要理解他们，关心他们，以后可能还要照顾他们、赡养他们、呵护他们，他们真是太不容易了，太值得爱怜珍惜同情悲悯了，所以《职来职往》节目的好，不仅在于让即将走向职场的孩子们了解社会需求，锻炼自己在求职中的能力，展现自己的才华，而且也是教育、提醒、警示招聘达人及所代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上认同他们价值观的其他人，让他们知道懂得中国不是外国，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劳动人民的感情。
　　另一期《职来职往》节目中，一个年轻的会计求职者说，他在平时天天都收看《新闻联播》，经常关注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大事要事，这样对他做好会计工作十分有益，可以帮助他了解国情和政策方向，使自己在工作中能抓住重点，有的放矢，服好务，把好关。多好的一番讲话，却遭到一个戴满清小辫子瓜皮帽所谓技术方面招聘达人的质疑和嘲讽，说你这种做法“是不是太小儿科了”？可见老师形似在考学生，但实际上也在世人面前为自己考试，如果自己不加强思想意识方面的修养，自己不提高对祖国、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意识，太玩世不恭地对待主流价值体系和社会正确舆论导向，太随心所欲、口无遮拦、满嘴跑火车地张扬强调所谓专业个性特性，一直这样只拉车不看路，或者只看洋人的路，只看复辟的路，就是不看正路，长期“太小儿科”下去，误己误人，终将被社会淘汰。现在类似对青年人工作、学习、生活进行指导的节目很多，比如《百家讲坛》，比如《非诚勿忧》等等，都挺实际，都挺好看，都挺寓教于乐。
　　第一年没有考上的时候，心情可想而知，因为那时可是一考定终身的，想想理想破灭，愿望落空，本来就一肚子的委屈，一脑门子的官司，一心一胸的纠结烦闷，又不好发无名之火，谁也没招你惹你，怪只能怪自己持技如人，没有本事，这时老李师傅终于开口说话了，说给那些一心一意跟他学艺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你们看看，我早就知道考不上，像咱们这些劳动人民，要认命，人的命天注定，不要异想天开，不要好高骛远，老老实实干好咱们自己的事，踏踏实实过咱们舒坦顺心的日子，有吃有喝的多好”。等到过了半年考上了，你看老季师傅比自己考上了还高兴，逢人就介绍，这是他培养的弟子，多有出息，早就知道能考上，迟早的事，这不，让他给说中了。指着那些围在身边的徒弟们说：“你们也得好好学习学习人家，跟你们一样，也是个做饭的，也是个苦力出身，也是没白日没黑夜地忙乎着，可人家就比你们有理想有抱负，我早就看出来了，像我，有想法，肯吃苦，不愧是我调教出来的”。这话真是一点不错，这些年跟着师傅，学了烹调手艺，白案红案的，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走到哪应该是饿不着自己了。李师傅为人热情，大大咧咧，没城没府的，没心没肺的，对跟着他干的人掏心掏肺，侠情仗义的，对看不上的人，看不过去的事，有股子纯爷们儿的骨气，还别跟老子来这套离格愣，爱谁谁，天皇老子，老子都敢斗一斗，老子就是不吃这一套。从他身上看到了劳动者的淳朴、善良、与世无争，清静无为，自己动手、热爱生活、爱憎分明、知足常乐的既矛盾又和谐、既坚定不移又反复无常的那么一种既有一定之规，又容易随波逐流的精神。只是从那时起，对别人的议论评价、褒扬贬损也就不再那么非得往心里去了，不再那么太当一回事了。说你成，要想到不成，说你不成，要想到成。“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七七、七八、七九这三级大学生确实特别不容易，一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多数是插队知青，或是在生产实践单位已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工人、职员等等，各行各业，五花八门，其中除了少数军校生，好像没有多少职业军人，没有机会而长期脱离文化知识特别是理工科方面的考试和训练。二是年龄偏大，有的班级中同学之间最小的十七岁，最大的三十四岁，大的甚至已结婚，有了几个孩子，多数人已经失去了最佳学习的年龄时段。三是一般家境也不太富裕，靠学校的补助金维持生活，生活非常简朴，懂得生活的艰辛和不容易，但生活压力非常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四是那时的高校都是刚刚开始恢复招生，所有教学场所、设备、教材等等都还是老的已经不适用，新的还没有更新出来，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