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 张杰：台湾能否实施脱离大陆的经济新转向策略_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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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 张杰：台湾能否实施脱离大陆的经济新转向策略
来源： 中国网
一、台湾会发生什么样的经济新转向策略
随着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及民意代表选举投票结果的尘埃落定，具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成为下一届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大陆民众的高度担忧和焦虑。最为令人担忧的是，蔡英文及民进党的上台是否意味着台湾民众不再认可维系两岸关系持续和平的“九二共识”，在总体上选择了支持与大陆对抗的政策路线？然而，客观事实是，无论是台湾地区的蓝绿或中立民众，相当一部分民众选择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动机是对国民党执政八年下台湾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现实的极大不满，是对普通民众收入近二十年来没有显著增长现实的极度失望。说穿了的一个简单逻辑是，还是台湾经济发展的这个根本现状，决定了台湾民众的政治选择动机。对此，我们需要愈加清醒认识到的是，当前及今后决定台湾和大陆关系的仍然是二者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然而，在当前美国针对中国崛起的深度猜忌以及重返亚太战略所导致的复杂国际形势的刺激下，蔡英文主政下的台湾经济发展策略方向，可能会出现较大的调整和转变。有迹象显示，在所谓分散对大陆经济依赖风险，更大争取台湾经济的国际发展空间思维的驱动下，蔡英文可能会在相当程度上实施脱离大陆的经济新转向政策。这将会对台湾和大陆之间以往所积累的经济合作关系造成极大的挑战，搅动台湾和大陆之间日益强化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甚至可能会撼动维持大陆和台湾之间和平发展的这个根本大局。对此可能发现的变化，我们大陆方面需要有足够的清醒认识和战略应对举措。
以笔者的观察来看，蔡英文及民进党主政下的台湾经济发展策略中，可能发生的重要转向以及带来的挑战是：
首要的转向是尽力加入美日主导的TPP，逐步地彻底地摆脱对大陆的经济依赖。从美国主导的TPP的战略意图来看，核心逻辑就是依靠重塑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借口，破坏中国在东亚逐步主导推动形成的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削弱中国经济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影响力，进而限制中国GDP赶超美国的脚步，从而维持美国既有的全球霸权利益。基于中美之间这种新的战略博弈局面的考量，对于急于寻求台湾经济的新国际发展空间的蔡英文政府而言，加入美日主导的TPP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方面，这可从根本上逐步摆脱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为台湾今后的独立谋求根本性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加入美日主导的TPP，就可以从经济层面捆绑住美日同盟，进而从地缘政治战略和军事安全层面捆绑住美日同盟，从而最终抵御大陆的统一政策。
其次的转向是试图全面扩大与东南亚以及印度的投资贸易全面合作，为台湾经济发展拓展谋求所谓的国际新空间。认识到东南亚与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可能带来的巨大新市场空间，蔡英文及民进党的判断以及策略是，在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名义之下，台湾主要利用美日对中国崛起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略利益在东南亚区域的竞争矛盾，利用中印之间的发展竞争和地缘政治矛盾，利用自己在某些特定行业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在东南亚与印度地区获得有着美日同盟政治和经济双重背书的投资和贸易发展的额外机会。
最后的经济转向策略是集中台湾政府的有限公共资源，利用政府的财政扶持政策，来为台湾企业进入东南亚和印度市场创造“国家”优势。由于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台湾地区的中小微企业，以及利润被盘剥、打造自我品牌能力被锁定、高端技术创新能力被控制的专门为发达国家企业代工的出口企业，台湾很难在全球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的巨型跨国公司竞争，很难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获得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客观现实，在受到日本、韩国政府扶持实体经济发展模式的示范效应以及韩国经济远超台湾的刺激下，蔡英文及民进党政府所积极谋划的经济发展转向策略就是，通过政府力量与企业能力的结合，来全面扶持台湾地区中小微企业的“走出去”，促进台湾代工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在工业4.0和智能制造全面兴起的时代，为台湾谋取全球的新竞争优势。
二、蔡英文无法扭转台湾经济的下滑态势
然而，蔡英文及民进党主导下的台湾经济新转向策略能否成功，在笔者眼内，还存在极大的阻力和不确定性，这些具有不可克服的内生阻力以及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
首先，台湾当前的“民粹式”竞争性选举民主体制，已经成为台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阻碍。台湾不少民众原先简单地认为，只要实施了美国式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体制，台湾就必然具有发达国家所具有的经济发展优势，很快成为高收入、高福利、高文明的发达国家。然而，台湾经济无论是起飞阶段还是在当前提升阶段，主要是依赖深度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出口依附型发展模式，这种出口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然带来的是资本的强势、国民收入的不平等以及工人工资增长的停滞，必然造成的是台湾南北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固化以及南北民众经济利益的对立。而且，这些问题在台湾当前实施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体制的放大与扭曲效应下，必然会形成一种难以扭转的、独特的“强社会、弱政府、资本对立”的体制格局。一方面，要摆平不同利益诉求的选民集团，不同政党必须要加码开出响应基层民众越来越膨胀的自身利益需求以及超出经济发展水平的各种高福利诉求，甚至要去满足民众追去绝对公平的“民粹式”需求，典型如台湾岛内就出现了不同地区所有高校教授的年收入基本为20万人民币的绝对平均主义现象，长期以往，这必然造成台湾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台湾企业与商家发展环境需求的内在不兼容。另一方面，在民进党打着为普通民众争取最大利益旗号的扭曲效应下，台湾逐步形成了一种“民粹式”的共识，国民党是代表权贵和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要求对大陆的贸易和服务开放政策只能给权贵和资本家带来好处，对民众利益带来损害。因此，马英九政府要跟中国大陆签一个有利于台湾发展的服贸协定，在民进党的操弄下就轻易化为泡影。这种情形下，台湾的“民粹式”竞争性选举民主体制所造成的“强社会、弱政府”的体制格局，所创造出来的资本逻辑跟政治逻辑的相互不兼容体制，即便是蔡英文上台，短期内也无法改变这种不利于资本发展的体制格局，更何况民进党就是台湾这种“强社会、弱政府、资本对立”格局形成的始作俑者和推手。在台湾已经深入融入全球经济以及自身发展环境逐步恶化的情形下，台湾企业和资本的转移有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逻辑，不可能由政府或某个政党的意志来决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蔡英文试图通过所谓的“国家力量”来扶持本土企业的发展策略，长期未必可行，也未必会真奏效。
其次，台湾经济的沉沦，是过度依赖美日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的必然结果，而非中国经济崛起对台湾的挤压效应。台湾经济的起飞基本是依靠模仿和吸收日本的技术和生产模式，切入到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和贸易体系来实现的。这种依附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台湾经济处于低端发展阶段时，是推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动力机制。然而，一旦台湾经济要进入高端发展阶段，台湾的代工企业则需要通过打造自有品牌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由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升级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发达国家构成直接的经济利益竞争关系，由此遭受掌握核心创新能力和先进生产设备研发生产能力的美日为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的“锁定”效应以及代工利润的“纵向压榨”效应，导致台湾经济无法继续向高端阶段升级发展，也无法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工作岗位。同时，台湾面临的根本性发展困局是，由于自身本土市场的狭小，无法利用本土市场空间实现经济由低端向高端发展阶段的转变，只能被限制在出口依附型的发展轨道上。再加上台湾劳动力工资水平、土地价格等要素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台湾“小确幸”一代年青人创新创业精神的弱化，必然导致台湾资本的外移和产业的“空心化”。因此，台湾经济的沉沦实际上是自身禀赋条件和全面参与全球化的双重结果，是过度依赖美日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的必然结果，而非大陆经济崛起的挤压效应。相反，没有大陆市场的支撑，台湾出口竞争力下降得会更快，经济优势沉沦得也会更快。更为关键的是，民进党在台湾岛内一直将台湾经济的沉沦妖魔化为大陆经济崛起挤压的结果，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了台湾部分民众对与大陆经济深入全面融合的反对和巨大阻力，使得台湾经济利用大陆市场摆脱依附型发展模式的体制性难度加大，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台湾经济今后发展的道路选择空间，这种局面下台湾经济的沉沦必定就是不可阻当的既定趋势。
最后，加入TPP对台湾今后的经济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甚至可能是发展陷阱。从台湾经济代工依附型特征以及以中小微企业为主的发展模式来看，加入TPP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有限拓展和延长了台湾依附性代工发展模式的生存空间，强化台湾经济对这种依附性代工发展模式的依赖性，最终延误台湾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时机。台湾民众还没有完全可能也不愿意明白的道理是，就台湾的经济地位和产业特点来看，台湾实际上越来越成为大中华经济圈的重要一环，很难成为美国经济体的一部分，而且，加入TPP后台湾经济仍然会面临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的残酷竞争，这就决定了加入TPP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利益可能是相当有限的。除非蔡英文把加入美日主导的TPP，当作一种对抗大陆、脱离中国的政治手段来谋划。就单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台湾经济最为可行的发展策略是完全融入大陆快速增长和升级的本土需求市场，利用大陆庞大且快速升级的本土市场需求，来实现企业自有品牌的打造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摆脱依附型的代工发展模式，实现由低附加值的生产模式向高附加值的生产模式彻底转变，从而推动台湾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及民众收入的持续增长。可是，这条最为可行的发展路径未必是蔡英文主政下的台湾的必然选择，因此，在蔡英文主政下的台湾通过寻求可靠的大陆市场来摆脱依附型代工发展模式的战略空间就会被扼杀。一旦大陆自己的本土企业抓准了这个机会实现了转型升级，台湾企业的发展空间将会受到真正的挤压。
三、中国大陆的应对策略
综合以上的分析，针对蔡英文及民进党主政下的台湾可能发生脱离大陆的经济新转向策略，提前应对台湾经济的进一步沉沦可能引发的风险，中国大陆方面应采取如下的应对策略：
第一，在确定“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重启两岸服贸协议的谈判。蔡英文及民进党肯定认识到的是，如果台湾经济在今后四年内没有任何起色，甚至发生大倒退的现象，民进党四年后必然会被台湾民众抛弃而下台。事实上，正如我们以上分析的逻辑，台湾经济的进一步沉沦是台湾既有的各个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并非某个党派就可以轻易逆转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蔡英文及民进党短期可采取的操作策略是，即便短期内台湾经济没有起色，如果能够与大陆签订有利于台湾经济的两岸服贸协议，就可以稳定住台湾选民对民进党发展台湾经济能力的信心，就保住了民进党的执政权。这种情形就决定了台湾和大陆的经济互动关系中，是大陆掌握了与台湾博弈的主动权，大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进党今后的命运。因此，大陆方面的博弈策略很简单，承认“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是签订两岸服贸协议的前提条件，否则就拖到台湾经济彻底崩溃和民进党下台的时机。
第二，全面阻止台湾加入TPP。非常明白的道理是，蔡英文及民进党政府积极谋划加入TPP，并非是简单基于台湾经济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分析已经阐明，台湾加入TPP的经济收益很有可能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情形下。蔡英文及民进党积如果一味谋划加入TPP，完全排斥与大陆经济的进一步整合，那么，这就意味着的事实是，蔡英文及民进党更大程度上是基于绑上美日同盟、削弱乃至对抗中国大陆影响力的战略思考。这种情形下，大陆方面要不计代价地全面反对和阻止台湾作为一个非主权国家加入TPP的企图。
第三，全面加快对台湾创新创业人才、各种技术专业人才，特别是年青人才的开放程度，针对台湾各类人才全面实现真正意义的大陆居民待遇。台湾竞争性选举民主体制和资本发展的不兼容性，将会导致台湾经济的进一步沉沦以及普通民众收入增速的停滞不前，这会激励台湾各种人才和年青人的外流。这对大陆的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人才引进，却是一个契机。对于大陆经济的转型升级所急需和短缺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来说，要积极利用台湾人才外流的这个契机来补短板。在引进台湾各类人才特别是在引进年青人而言，最为重要的留人才策略是全面实施无差别性的本地居民待遇原则，针对台湾人才在大陆工作和生活过程中遇到的户籍、养老医疗保险、购房购车、婚姻、孩子就学等政策，全部实施与当地居民一致的国民待遇，这才是真正落实“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
第四，坚持“深经济、浅政治”的交往原则。当前的台湾进入到竞争性选举民主体制导致经济发展能力弱化，而经济发展的下滑又导致民众对竞争性选举民主体制期望提升的怪圈之中，这种情形下，对于大陆来说，不要纠缠于对台湾政治体制变化和更替的迷惑之中，而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与台湾经济的进一步整合和融合方面。客观来看，即便美国对中国主导的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横插一刀，但这也改变不了中国主导下东亚经济圈的发展大势，中国大陆必然是这个经济整合的中心，而台湾势必是中华经济圈的重要一环。不管台湾岛内的政府更替会如何调整其经济政策，但是，对于台湾经济发展而言，没有与大陆市场的彻底整合就没有台湾经济发展的未来，这种内生于经济层面的整合程度关系最终决定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对于大陆而言，需要的是对台湾政治体系变化和政党更替的包容之心，将之作为一面学习、交流与反思的镜子，主动采取策略而非被动等待台湾民众最终认识与沉淀下来的两岸新格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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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档案：张杰
1993年7月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金融系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0年7月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金融系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4年7 月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金融系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4年7月至1993年7月陕西财经学院金融系，助教、讲师
1993年7月至1997年10月陕西财经学院金融系，常务副主任、副教授，期间在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2年
1997年10月至1998年3月陕西财经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
1998年3月至2000年4月陕西财经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0年4月至2002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金融制度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2年9月至2007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10年3月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10月至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
学术和社会兼职
2000年7月至今 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2002年7月至今 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理事
2008年5月至今 中国农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2009年6月至今 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0年8月至今 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2013年5月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第十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3年8月至今& 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金融学（本科生）
制度金融学（硕士生）
中国金融制度研究（博士生）
教学成果和荣誉
1995，陕西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5，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优秀教师奖一等奖
1999，陕西省首届优秀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
1999，国家教育部首届&高校青年教师奖&
2000，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00，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7届青年教师奖
2009，入选国家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10，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
2011年度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012年8月，2012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
2012年9月，第八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
制度金融分析
金融制度与金融发展
代表性学术成果
2011，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cies, 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Singapore.
2010，《银行制度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历史、理论与政策》（主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中国金融制度选择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全球经济演进：结构、逻辑与中国因素》（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中国农村金融制度调整的绩效：金融需求视角》（主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经济变迁中的金融中介与国有银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制度、渐进转轨与中国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3，《天圆地方的困惑》，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8，《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国际货币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货币、信贷与资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儒家伦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逻辑》，《金融评论》
2014，《存量与增量的制度均衡点》，《中国金融》
2014，《金融发展中的制度博弈》，《中国金融》
2013，《证券性金融支持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性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2期
2013，《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哲学观及其他》，《金融评论》第2期
2012，《交易成本、法律传统与金融制度边界的决定》，《财贸经济》第2期
2012，《家庭组织的制度结构与儒家伦理》，《中国金融》第10期
2012，《家庭内隐性金融合约》，《中国金融》第9期
2012，《儒家伦理的兼容性质与弹性等级秩序》，《中国金融》第6期
2012，《儒家伦理、社会信任与制度妥协》，《中国金融》第5期
2012，《儒家思想、制度妥协与市场经济》，《中国金融》第4期
2011，《制度金融理论的新发展：文献述评》，《经济研究》第3期
2011，《中国货币金融变迁的特殊机理及其制度涵义：本土文献述评》，《金融评论》第6期
2011，《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早期景象：猜测与争执》，《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
2011，《&笼中虎&：一个金融制度变迁故事的解读》，《金融评论》第2期
2011，《预算约束与金融制度选择的新理论：文献评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3期
2010，《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原因：主流文献的讨论》，《金融评论》第5期
2010，《认识制度金融学》，《中国金融》第5期
2010，《制度金融学的起源：从门格尔到克洛尔》，《东岳论丛》第10期
2010，《中国货币金融演进之谜：王亚南与彭信威的解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0期
2009，《中国的货币本位困境：历史根源与演进机理》，《东岳论丛》第8期
2008，《金融支持机制转换与金融发展的&中国模式& 》，《财贸经济》第2期
2008，《&郑和谜题&：国家的贸易激励、选择权与制度冲突》，《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2008，《政府的市场增进功能与金融发展的&中国模式&》，《金融研究》第11期
2008， 《Reform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under Government Access》，《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Vol.3, No.2
2008，《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的选择：一个历史演进视角》，《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2期
2007，《中国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悖论&：基于海南案例的分析》，《金融研究》第8期
2007，《国家与商人的利益疏离及其后果&&一个晚明例证》，《东岳论丛》第9期
2007，《中国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悖论&：基于海南案例的分析》，《金融研究》第8期
2006，《中国的高货币化之谜》，《经济研究》第6期
2006，《注资博弈与中国农信社改革》，《金融研究》第3期
2005，《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金融研究》第2期
2005，《究竟是什么决定一国银行制度的选择》，《金融研究》第9期
2004，《解读中国农贷制度》，《金融研究》第2期
2004，《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经济研究》第6期
2003，《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经济研究》第1期
2003，《窥探中国国有银行制度的内在矛盾与演进逻辑》，《管理世界》第2期
2003，《交易、风险与所有权》，《管理世界》5月
2003，《国有银行的存差：逻辑与性质》，《金融研究》第6期
2002，《Financial Arrangments for the Growth of China's Non-SOEs》，《Forschung:40/41&& Ed.Sigma，Berlin》
2001，《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及其演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管理世界》第5期
2001，《国家的意愿、能力与区域发展政策选择》，《经济研究》第3期
2001，《金融中介理论发展述评》，《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2000，《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经济研究》第4期
1999，《体制外增长中的金融安排》，《经济学家》第2期；《新华文摘》第7期
1998，《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支持》，《经济研究》第10期
1997，《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金融控制及改革困境》，《经济研究》第8期
1996，《地方政府的介入与金融体制变异》，《经济研究》第3期
1995，《中国金融改革的检讨与进一步改革的途径》，《经济研究》第5期
2000，《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上海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二等奖
2006，《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会第八届优秀论文奖一等奖
2009，《中国农村金融制度调整的绩效：金融需求视角》，第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奖三等奖
2012，《银行制度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历史、理论与政策》，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奖二等奖
2013年6月，《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首届金融图书&金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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