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漳州华侨
漳州人民出国历史悠久，早在唐末，漳州就有人到南洋谋生。明成化年间，漳州月港对外贸易十分活跃，“闽南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倭寇之乱、抗清斗争），加上清政府强迫沿海人民迁界，漳州沿海地区因迁界田地荒弃，漳州人民纷纷移居东南亚，形成了漳州人民第一次移居海外的高潮。鸦片战争发生后，西方帝国主义先后侵略我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允许英、法两国在中国招募华工。当时漳州一带土地兼并严重，加上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卖身当“契约华工”。这一时期形成了漳州人民第二次移居海外的高潮。辛亥革命以后，闽南地区军阀混战，兵匪劫掠，连年不断；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在这段时间内大批漳州人被迫相继逃往国外，形成了漳州人第三次移居海外的高潮。
漳州华侨远涉重洋，谋生异邦，大多从事垦荒种植、筑路采矿和小商贩等业。他们同侨居地人民一起，胼手胝足，披荆斩刺，艰辛创业，开发自然资源，建设侨居地，为促进侨居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如18世纪中期吴让开发泰国宋卡，杨源抄开发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古晋，19世纪中期许泗章开发泰国拉廊，19世纪末陈齐贤、林文庆引进橡胶在马来半岛种植，“今日马来亚的繁荣。齐贤之功不可埋没”。
漳州华侨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组织了同乡会等华侨社团，互相团结，联络乡谊，积极参与当地社会活动，协助当地政府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受到了侨居地政府的表彰。漳州华侨在侨居地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兴学办报建医院。东南亚地区最早的华文报纸-----新加坡《叻报》，菲律宾的《华报》及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女子学校都是漳州华侨创办的。
漳州华侨身居异邦，心系祖国，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和思亲之情，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在中国革命史上，记载着漳州华侨支持和参加祖国历次革命斗争的不朽功绩。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吴世荣、萧佛成，抗日战争时期的庄西言、郭美丞
、杨启泰等，输财助饷，奋勇当先，可歌可泣。为了建设家乡，漳州华侨赈灾济贫，兴学育才，投资建设，造福桑梓不遗余力，一片丹心，感人至深。
一&漳州人下南洋
（一）漳州人下南洋溯源
&&&&早在唐禧宗时，就有漳州人去东南亚，俗称南洋。唐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攻入福州后，转往广东时，曾驻扎在九龙江畔的柳江营。不少漳州农民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来，起义军与唐兵在龙溪县境内的万松关交战失利，撤往广东。一部分起义军将士下海谋生，不少漳籍士兵也随同前往南洋，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群岛扎根，繁衍子孙。这应该是漳州人最早的下南洋。
宋元，特别是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后，全国经济中心南移。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日趋兴旺，同时有一些商人到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经商而定居。南宋末年，宋端宗赵昰为元军追击，败于泉州，其弟赵昺仓皇逃至诏安时，诏安人张达与陈植、陈格兄弟等率兵民勤王，后率部随护驾卫护帝昺抵崖山，因寡不敌众，终为元兵所败，陆秀夫负幼主投海殉国，张达和陈格等亦捐躯，其残部有的入澎湖、琉球（时台湾之称），有的远循东南亚各地。
元代，忽必烈以泉州港和诏安梅岭港为军港，于1293年屡次远征爪哇、安南、缅甸、暹罗等。当时被招募为远征军的漳，泉二府及粤之潮州府籍人甚众，多数当水手。后来有许多士兵流落当地，与土著杂居，成为华侨。据元代汪大渊的《岛国志略》载：
“（马鲁涧国）有酋长原临漳人，陈其姓，幼能读书，长练兵事。国初领兵镇甘州，逐入此国，讨境不复返。”
元朝统治时，漳州人民起义较为频繁。每次起义失败后，大部分人乘帆船逃往南洋，并在那里定居。以后，随郑和出使的马欢在《灜涯胜览》中谈到：
“旧港（今印尼巨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属爪哇国所辖·····国人多广东、漳、泉人逃居此地”，
“杜板番名赌班，地名也。此处约千余家······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
以上记载说明当时已有不少漳州人定居爪哇。
从唐禧宗时至元代，由于国内政治动乱等原因，漳州人逃到海外避难，最后定居下来，成为漳州华侨的先驱。但无论从人数来说，还是从移居的地域看，都是有限的，并没有构成大量移居海外的社会现象。
（二）明至鸦片战争前漳州华侨的形成和发展
明代至鸦片战争前是漳州华侨形成和广泛分布的发展时期，它包括两个阶
段，即明代初期和明末至鸦片战争前的阶段。
明初，朱元璋为防止元朝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于洪武四年（1371）实行海禁，不许“濒海民众私通海外诸国”。
明永乐三年（1405），朱棣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前后7次，历时28年（1405～1433），到过南洋14个国家。&郑和下西洋，所带的随从大部分是漳、泉、潮一带的人民，因而和南洋通商逐渐频繁，留居南洋各地的漳州人也日益增多。如龙海角美镇鸿渐村许氏族人就于成化年间定居吕宋。尔后，鸿渐村人到南洋越来越多，至1491年，该村十户就有八、九户到南洋谋生。现在鸿渐村还保留一座建于明成化年间的“郑和庙”。成化七年（1417）龙溪县海商丘弘敏等私下通番，航行到马六甲，后常有航船到南洋各地。
郑和下西洋后，“朝贡”式的官方贸易逐渐衰落，而私人海上贸易活跃起来，漳州月港是明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贸易港口。“闽南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当时月港附近的一些地方，如与月港毗邻的石码，月港东北方向的海沧，东南方向的港尾卓崎，西北方向的石、角、东（今角美一带），甚至远到漳属各县，已有许多人取道月港出国谋生。
从月港出国的漳州华侨大多前往东南亚各国和日本，而以移居菲律宾（吕宋）人数最多。“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孙”。嘉靖年间（1522～1566），吕宋商贩达数万人，其中福建漳州海商占“十之八”。日本也是月港商船常抵达的国家。由于倭患，明政府严禁民间与日本通商，但是“私商”“率多潜往”。至嘉靖末年，国人赴日者已达二，三万人，其中大多为漳属各县人。
明末清初是漳州人出国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开放海禁，月港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这使漳州人出国的渠道畅通，海外华侨聚居点与祖国和家乡的联系日趋密切。嘉靖中期，“倭寇之乱，”东南沿海动荡不安，漳州民众纷纷飘洋谋生
明末漳州人民仍以移居菲律宾（吕宋）最多。“是时，漳泉人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庸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1584年，由漳州月港驶往菲律宾马尼拉的商船有25～30艘，随船前往的商人和移民多达4000人。菲律乔治在《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一文中说：
“赴菲的中国商船，多数来自福建漳州及厦门”。
随着中菲贸易的发展，赴菲的闽南人大量增加，引起西班牙殖民当局疑虑。万历三十一年（1603），西班牙殖民当局第一次对华侨进行大量屠杀。《海澄县志》卷十八记载：
“万历三十一年，吕宋杀华人在其国者二万五，澄人十之八九被杀”，“存活者不到八百人”。
由于福建官府及地主豪绅横征暴敛，迫使漳泉破产农民、商人、工匠不断离开家园赴菲谋生。万历三十四年（1606），从月港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全年共有25艘，共载去移民2011人。1639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又对华侨进行第二次屠杀，1.2万华侨惨遭杀害。经过两次大屠杀，漳州华侨把菲律宾视为畏途。
明末琉球的漳州华侨数量也日益增多。早在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赐给琉球国“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这批闽人到琉球后，国王“即令三十六姓择土以居之，号其地曰唐营（久米村），亦称营中”。万历年间，明政府应琉球国王所求，再次赐给移民补充三十六姓缺额。第二批移民中有漳州府龙溪县籍王立思（1551～1600）、阮明（？～1607）、阮国（1566～1644）、毛国鼎（1571～1643）、陈华（1590～1654）四姓五户。这四姓移民在琉球与当地人结婚，繁衍子孙。现冲绳县那霸市有“阮氏我华会”、“久米村王氏门中会”、“久米国鼎会”的民间社团组织，其成员都是阮明、阮国、王立思、毛国鼎的后裔。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到日本长崎的漳州人，大多是为通商贸易而来。1613年6月5日，有漳州商船六艘开到长崎，26日又有两艘载糖开到长崎；1615年6月3日，又有漳州商船载有大量砂糖开到纪伊的津浦。随船出去贸易的商人数量亦随之迅速地增多。据万历四十年（1612）兵部的估计，往日本贸易的海商，“合福，兴，泉，漳共数万计。”由于贸易发展的需要，便有一些漳州商人留居下来。
清顺治年间（1644～1661），漳州龙溪、海澄、东山等县是郑成功军队与清军据争的地方。后来，许多漳州人跟随郑成功到台湾。清廷为切断郑成功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联系，于顺治十二年（1655）重新宣布“海禁”，明令“禁造两桅以上的大船”，并声称敢于“移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处决，立斩。”当时不少漳属人民不顾禁令依然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清军攻陷台湾后，由台湾逃到南洋一带的漳州华侨也很多。
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在福建沿海实行“迁界”政策，“强令沿海居民迁离海岸30至50公里的内地。据沈澶的《郑氏始末》一书中说，
“迁移沿海边防居民，以恒为界，海澄自一至六都皆为赤土。”
《清圣祖实录》也记载：
“由于清廷下令宣布大肆迁界，漳州府沿海居民庐舍为废圩，田园荒芜，不少人被迫逃亡海外。”
由于人民不断反抗，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3）清政府不得不放松“海禁”，但仍禁止居民出国，制定了防范的严刑峻法，同时颁布许多禁令限制华侨回国。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谕令：
“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地不准商船前往贸易······违禁者严脧治罪.。”后又谕令：凡“内地之人留在外洋之者，三年内准其回籍；其五十六年（1717）
以后入洋者不许回国。”然而漳州沿海民众不顾禁令，乘海外贸易之机纷纷搭贩洋货商船出国。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原籍漳州的陈魏“自广东往噶罗吧经营生意，”“因生意牵缠，又因禁洋以致淹留番地。”雍正十一年（1733），陈魏带了些番米，携家眷回归故土，一心想“日后侍奉老母，永为盛世良民。”当由于他事先“未曾请得牌照”私自入境，被官府拘捕，拟“杖一百徒三年”处罚。陈魏苦苦哀求道：
“犯生从前羈留外邦实非不得已，并不甘心住在番邦的，若忘了故土的人，于今就不携眷回乡了，只求详察。”
陈魏的旧邻居也都证实陈魏系良民。最后陈魏捐谷8000石赎罪，才免皮肉之苦。据清代官方原始档案记载，乾隆年间，有福建龙溪县民陈怡老，在噶罗吧居住多年，曾任过当地的雷珍兰（荷印殖民当局设置的官职，系协助甲必丹管理华人）8年。乾隆十四年（1749）携家眷回唐山老家。福建官府得知后即行照例奏报，乾隆诏令：
“将私往噶罗吧充当甲必丹之陈怡老严加惩治，货物入官。”
结果陈怡老被没收家产判处充军。
尽管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华侨出国的禁令是严厉的，但漳州华侨出国仍络绎不绝。巴城（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红溪惨案”发生后，“巴城缺少了华侨，不但巴城的市民因粮食和工业产品的缺乏而遭受极大的痛苦，东印度公司本身也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不几年，荷印殖民当局不得不采取措施，重新招揽华侨，派人到闽南沿海招揽中国移民去荷印经商和定居。1743年起，又有漳州人从厦门乘船往巴城。不过这一时期的归国禁令却使得华侨视归国为畏途，许多人只好在海外定居，繁衍后代，或客死他乡。
（三）近代漳州人的出国谋生
漳州人大量飘洋出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当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的入侵和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闽南一带“生繁日众，地狭人稠。”漳州有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不得不远渡重洋，异国谋生。
鸦片战争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清政府被迫解除华侨出国禁令。1860年《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准许中国人赴英国法国殖民地或外洋做工。1866年，英法与清政府签订了招工条约，允许英法到中国任意招募华工。1868年，清政府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其中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往来，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从此以后，华工出国和英、美、法等国招募华工已合法化。而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为了开发在东南亚、美洲、非洲和澳洲的殖民地，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由于在19世纪初，欧洲各国相继废除黑奴贩卖制度，于是便向东方寻求劳动力，吃苦耐劳、工资低廉的华工成为他们掠夺的对象。在此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漳州人大规模出国的现象。
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漳州一带出国的人数约为20多万人。这一时期，除被拐骗当华工或政治原因外，有相当多的人是为逃荒或谋生而出国的。
清道光年间，海澄县港尾卓崎村人常结伴乘帆船至新加坡谋生，有的单身独往，有的携家眷，至辛亥革命前，每年来往的达100多人。清咸丰年间，东山县风灾严重，年景不好，民不聊生，康美人林瑞仔从铜山港乘“大得利”帆船去新加坡，不久回来，乡人闻之，皆相率到新加坡谋生。清道光年间和清咸丰年间，诏安人成批乘船往马来西亚沙捞越的美里坡、拉叻谋生。清光绪年间，海澄县每年都有人乘船到沙捞越的诗巫谋生，每批三、五人。南靖县曲江村张氏族人、长教简氏族人有不少人移居缅甸。平和大溪乡壶嗣村吴氏族人出洋到泰国和马来西亚谋生。
鸦片战争后，直至20世纪初，大量漳州人出国，虽然有一部分人是以自由身份出洋谋生的，但也有一部分人是直接或变相地通过“契约华工”方式，被拐卖、诱骗或绑架到外洋的。“契约华工”，又称“苦力”或“猪仔”，是指国内破产的劳动者，应募到海外做工，与外国资本家或华人工头订立契约，写明应募地点、工作性质、年限、工资总额及予付工资等。实际上，这契约对华工来说，就是卖身契，签约后的华工沦为“会说话的工具”。
“契约华工”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谓“苦力”，另一种是“赊欠单工”，名义上是“自由出洋“，实际上是赊欠旅费债务而出洋的，正如诏安民间所说的”船租免出钱，契约抵八年。”诏安深土乡溪南村陈水源等人就是签订“契约华工”到古巴等国当苦力的。
1845年和1850年，英国和西班牙分别在厦门开设“德记洋行”、“和记洋行”、“瑞记洋行”。从1845年至1853年间，厦门成为贩卖契约华工的中心，这期间从厦门出口的华工有11811人，主要来自漳州和泉州等地。据《古巴华工事务》一书统计，漳州一带被拐卖当“苦力”的就有6万多人，大多数从厦门出洋。而诏安，东山，云霄等县部分契约华工则从广东汕头出洋。据《岭东六十年纪略》记载，清光绪五年（1879）经由汕头出国的诏安籍华工有216人。
契约华工在运送过程中，常被关入密封船舱内，犹如货物一样，拥挤不堪。生病者即被抛弃海滩或葬身鱼腹。未病者，被打死者有之，被淹死者有之，被闷死者亦有之，自杀者更有之。契约华工也有忍受不了旅途中的煎熬侮辱，奋起反抗的。1852年3月21日，美国苦力船“罗伯特·包恩”号装运了410名从漳州泉州拐骗来的华工，离开厦门开往美国旧金山。华工上船后，美国殖民者给每个华工一张卖身契，强迫签字。如不签字者立即遭到鞭苔。途中，船主肆意侮辱，殴打华工。卧病者被弃落海中。愤怒的华工奋起反抗，杀死船长、大副、二副及三名水手，将船往福建驶去。4月9日，船在日本冲绳县八重山附近海面触礁搁浅。华工暂时上岸居住。后来，英美殖民者获悉华工暴动，就派军舰前往追捕，对该岛多次轰击，牺牲的华工达300多人。据日本冲绳县《历代窃案》统计，这些起义华工中有龙溪县籍63人，其中幸存者35人，死难22人，病故6人。后来被英美军舰拘捕的人中，有17人被诬为“海盗”，其中有2名海澄县人，2名南靖县人。
华工到达目的地后，被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所受奴役和剥削的残酷，实在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所罕见的。据清政府刑部主事、留学生监督陈兰彬给总理衙门的《古巴华工事务》呈文中写到：
“据华工骆永胜，纪亚乐投诉，他们亲眼看见有4名福建人自缢，2人投糖锅自杀，漳州人谢某被活活打死，另外两个自杀身亡。”
20世纪上半叶，漳州地区战祸连连，经济凋蔽，民不聊生，破产失业队伍越来越多，为生活计，许多百姓被迫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当时福建军阀混战，许多漳州青年因“走土匪”而逃亡海外。1920年，军阀祸害南靖后，有360余灾民被迫出洋谋生，其中重点灾区塔下村有230多人出洋。1927年，平和县不少进步青年参加农民运动，在革命低潮时为躲避反动派的惨酷迫害而相率外逃。当时崎岭、九峰、下寨、芦溪等乡逃往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就有100多人。东山县康美乡是一个风、沙、旱灾最多的沿海穷地，百姓常以薯叶、野菜充饥，仅1933年就有50多人逃往南洋，如林如源一家五口，以农为主，因向富户借500元安葬其父，一年倍利，无法偿还，逐逃往泰国。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南靖农村萧条，国民党对科岭、上板寮等苏区进行“清乡”围剿，有300多人被迫出洋谋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列反对，挑动内战。国民党政府到处抓壮丁、派捐税、刮民脂，百姓生活艰苦，又有不少漳州人被迫被迫出国谋生，仅南靖县出国的就有380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漳州大规模的华侨出国已不复存在。东南亚各国也不再接受中国移民。相反，为建设新中国或受海外排华影响而导致的华侨回国现象却引人关注。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不少漳州人通过留学，劳务出口或投资移民而到国外，成为新一代华侨。
&&&二．漳州华侨在海外的分布
漳州华侨华人有70多万人，主要旅居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日本等21个国家和地区。
印度尼西亚
早在唐代，漳州已有人到苏门答腊谋生。明永乐年间漳州人在东爪哇的图班和苏门答腊的巨港定居的相当多。清代前期，爪哇的华侨已达10万多人。
1840年鸦片战争后，漳州一带年年都有众多的移民到印尼定居。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漳州社会治安混乱，百姓生活困难，出国往印尼的漳州人大量增加。
自1953年起，印尼政府严格限制中国移民入境。80年代，祖籍漳州的印尼华侨95%加入印尼国籍。据80年代末侨务部门的统计，祖籍漳州的印尼华侨华人有20.08万人，主要分布在爪哇岛的雅加达、万隆、泗水、三宝垅、井里汶、玛琅和苏门答腊的巨港、棉兰等地。万隆是祖籍漳浦县佛潭、湖西的华侨华人聚居地。苏拉威西的望加锡是祖籍长泰县坂里乡的华侨华人聚居地。
2、马来西亚
明永乐年间，漳州已有人到马六甲经商定居。1613年，葡萄牙人伊里狄
所绘制的《满刺加城城市图》中，就标有“中国村”和“漳州门”地名，说明当时已有不少漳州华侨&定居。1673年，在漳州籍华侨甲必丹郑芳扬的倡导下，闽籍华侨在马六甲三宝山兴建青云亭，作为福建同乡聚会、祭祀的场所。
1860年，诏安人田考到沙捞越，初当店员，后种植甘蜜。他因在垦荒中偶
掘到金矿而致富，后移居到古晋经商。同族人通过其关系相继到古晋谋生，形成聚居地“诏安路”，有诏安籍华侨3000多人。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独立后，华族人口比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80年代末侨务部门统计，祖籍漳州的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有7万多，主要分布在马六甲、雪兰莪、槟城、巴生、麻坡、笨珍、巴株巴辖、丁加奴、沙捞越的古晋、诗巫、美里坡、拉叻等地。其中古晋、美里、笨珍、拉叻以诏安人最多，诗巫以海澄县人为多。
新加坡开埠后，祖籍海澄县、出生于马六甲的陈笃生跟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闽南华商到新加坡创业。早期新加坡移民中，除从马六甲移居的华商外，多半直接来自漳州、泉州两府各县。1828年从马六甲移居新加坡的漳浦人薛佛记等华商，率领同乡在石叻路兴建了“恒山亭”，作为福建同乡的联谊机构。此后，陈笃生又带头集资在直落亚逸街兴建“天福宫”，作为福建籍华侨祭祀和聚会的场所。
20世纪20～30年代，是漳州人到新加坡谋生的最盛时期，仅云霄县就有数百人。据1929年的统计，旅居新加坡的漳属华侨达10多万人。
1965年新加坡建成独立的共和国后，当地华侨全部成为新加坡公民。据80年末侨务部门的统计，祖籍漳州的新加坡华人有18.2万人。祖籍东山的华人多数聚居在小坡一带，祖籍云霄列屿乡汤姓华人多数聚居在大坡丹绒巴葛区。
&&&明代漳州人移居菲律宾的甚多。1584年，由漳州月港驶往菲律宾商船有25～30艘，随船前往的商民和移民多达4000人。明万历年间，西班牙殖民当局两次屠杀华侨，漳州移民视菲律宾为畏途，转往马来西亚、缅甸、安南等地。
清代，从漳州往马尼拉的移民又逐渐增多。19世纪80年代，龙溪籍华侨分布在印尼各地约有一万多人。据1925年出版的《菲律宾华侨年鉴》的《华侨开发菲岛之功绩与史乘》一文中说：1898年就任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的荫米溜·亚银那洛将军的祖母是华人，姓蔡，是福建漳浦县南蔡乡人。亚银那洛因年幼时即成为孤儿，是这位蔡姓华人祖母抚育长大的。亚银那洛还曾两度回到中国的家乡去祭祖。
据80年末侨务部门的统计，祖籍漳州的菲律宾华侨华人有3.3万，主要居住在马尼拉市区和郊区一带、宿务。
&&&&&明代中叶起，漳州就有人乘帆船往暹罗（今泰国）经商。清代往暹罗的漳州人逐渐多起来。1885年，旅居暹罗的诏安沈氏族人发起兴建“沈氏大宗祠”。民国初期，平和县大溪乡壶嗣村吴氏族人已有近三百人在北大年定居。云霄县曲溪村吴氏族人也有50多人到泰国当矿工。20---30年代，平和九峰、崎岭、下寨、芦溪等地陆续有人移居泰国。
据统计，祖籍漳州的泰国华侨华人有13.9万人，其中以诏安县籍最多，有7.88万人；龙海籍2240人。漳州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曼谷、也拉府、北大年、春蓬府、夜功府、北柳府。
清光绪年间，南靖县曲江村张氏族人，长教村简氏族人有不少移居缅甸，并与1888年成立“缅甸仰光清河堂”（张廖简颜宗亲会）。11936年旅居缅甸的海澄华侨在仰光成立“旅缅海澄同乡会”。1938年，旅居缅甸的南靖长教简氏族人在仰光成立“简氏旅缅范阳堂”宗亲会。
据80年末侨务部门的统计，祖籍漳州的华侨华人约2.8万人，其中以南靖县人最多，约万余人，海澄县籍约三、四千人，主要分布在仰光和伊江三角洲以及沿海地区。
明嘉靖年间，漳州已有人到安南（今越南）经商。至19世纪末，漳州华侨曾成立漳州会馆。据1905年的《越南游历记》记载：当时“河内有漳泉人仅200余人”。1906年张荫恒的《三洲日记》记载：西贡华人有漳州帮。
据1971年调查统计，在越南定居的漳州华侨以诏安人最多，约4000人，其次为龙海人，有522人。80年代末侨务部门统计，祖籍漳州的华侨华人约7000人，主要分布在河内、海防、西贡（今胡志明市）一带。
明代漳州人移居日本众多。万历年间，日本长崎已有漳州商人欧阳华宇、欧阳云台、陈道隆等定居，形成漳州帮。抗日战争前后，有一部分旅居台湾的漳州人，如平和人林水、诏安人张廖富源、南靖人张青渊等先后从台湾移居日本。
据80年末统计，漳州旅日华侨华人有2800人，主要分布在东京、大阪、长崎、冲绳等地。
早期前往美国的漳州人都是被西方殖民者拐骗去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的契约华工。本世纪50年代，不少漳州人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各地移居美国，如祖籍长泰的美国共和党华裔全国总会第二副主席黄惠珍、全美华裔华裔共和党联盟主席苏丽凤就是从台湾移居美国的。
据80年末统计，祖籍漳州的华侨华人约有2.5万人，主要分布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地。
10、其他国家和地区
据统计，祖籍漳州的华侨华人有万余人分布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德国、古巴及欧洲、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三．漳州华侨对居住国的贡献
（一）漳州华侨开发马来西亚之贡献
&&&&古晋是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首府，在15世纪时还是一个小渔村，但由于古晋万福码头的兴建，沙捞越河两岸的矿产才开始在此集散，古晋逐渐发展成为沙捞越的重要城市。而万福码头的兴建和古晋的发展，与漳州华侨杨源抄（一名元藻）是分不开的。
杨源抄（1858---1925年），出生在漳州长泰县。1877年，他只身南渡到新加坡，寄宿在长泰会馆中。当时沙捞越正处于开辟时期，杨源抄跟着大批华人移入沙捞越古晋，在同乡开设的“永发号”硕莪粉厂当工人，后从事种菜卖菜。不几年，杨源抄积蓄一笔资金，租赁“1880菜市场”对面一间店屋，取名“万福顺号”，经营土产和杂货。因救过沙捞越拉者一命，杨源抄与拉者交上朋友。
杨源抄后来开设一间“万福记商号”承包古晋的警察区伙食。不久又投资兴办“万福兴硕莪粉厂”。从此杨源抄一跃成为古晋首富。拉者把甘榜槟榔路（后改为万福路）一带数十英亩土地让杨源抄开发，还允许他在甘榜爪哇一带开垦。杨源抄就在拉者所赐的土地上建酒厂，饲养家禽，种植水果，迅速发展为闻名遐尔的万福园。他还在甘榜爪哇兴建店屋。1899年，杨源抄又创设一间“万福号”从事土特产出入口贸易。因业务越做越大，“万福号”店前的码头不足于吞吐大量出入口的货物。1911年，杨源抄对码头进行扩建，终于建成一座吞吐量巨大的万福码头。
随着万福路、爪哇街的发展和万福码头的兴建，古晋的人口迅速增多，市区越来越大。杨源抄从槟城聘请有名望的工程师，负责古晋的建筑业务。1909年，杨源抄承建了古晋大石路上富有东方色彩的四方楼政府大厦，同年又把古晋牙达河一带的沼泽地填平，发展为现在的万福巷店屋。不久，他又承建了古晋三角坡、花香街、万福巷及印度街的许多店屋，直至其去世。古晋之有今天的规模实与古晋开埠的杨源抄的贡献分不开。
漳州华侨是马来西亚橡胶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1896年，祖籍海澄县的陈齐（1870---1916年）和同乡林文庆（1869----1957年）从同乡中招募一批华工，在马六甲武吉冷当开垦了42亩土地，引进橡胶树苗栽种。几年后，他们开始割胶，把炼制成的第一批胶片首次在马六甲公开展览，轰动了新闻界。正是这第一批橡胶片，成了日后开拓马来亚橡胶业的起点。
1898年，陈齐贤在马六甲的武吉阿沙汗购地5000英亩，一半种木薯，一半种橡胶50万株，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橡胶种植园。1901年，林文庆、陈齐贤邀约李俊源、邱丽容、陈若锦、曾江水等人合作，创办联华橡胶种植公司，在新加坡杨厝港购地4000英亩种橡胶，又获成功。1904年，陈齐贤又在麻坡购地200英亩，开辟了柔佛境内的第一处橡胶园。陈齐贤、林文庆种植橡胶成功后，激发了华商经营橡胶业的信心。20世纪初，祖籍南靖的陈春木在马来西亚拥有2万英亩橡胶园。
从陈齐贤、林文庆試种橡胶成功至1920年，马来西亚橡胶种植面积超过220万英亩，1940年达到348万英亩，占世界橡胶种植面积的40.86%。1905年，马来西亚橡胶产量不到200顿，1914年就猛增至4.8万吨，超过巴西而跃居世界第一位。橡胶成了马来西亚的主要经济支柱和欧美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陈齐贤被誉为“马来西亚橡胶之祖”，林文庆被誉为“马来亚橡胶种植之父”。《南洋年鉴》云：“今日马来之繁荣，齐贤之功未可埋没”。为纪念他的贡献，新加坡的中峇鲁区，至今还有一条以陈齐贤命名的“齐贤街”。
（二）漳州华侨对印度尼西亚的贡献
&&&印度尼西亚是个千岛之国，&漳州人民移居印度尼西亚历史悠久。早在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之前，就有漳州华侨在爪哇的杜板、锦石、三宝侗和苏门答腊的巨港等地聚村而居，传播中国农耕技术和手工技术，开发农牧业和经商。
明史籍中有不少漳州人在印尼担任地方官或外交使节的记载。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爪哇国使臣马用良，通事殷南、文旦表：“臣等本皆福建龙溪人，因渔于海，飘坠其国，令殷欲与家属同来着还乡，用良、文旦欲为祭祖，造祠堂，乃回本国。”“上命殷还乡，冠带闭住，用良、文旦许祭祖，有司给口粮脚力。”这说明在此之前，用良曾已多次作为爪哇使节来华访问朝贡。当时朝廷对他们还乡祭祖，修造祠堂还是应允的。正统元年（1436年），“爪哇国使财富八致满荣，自陈：初姓洪，名义仔，福建龙溪县民，以渔为业，被番倭捏去，脱走于爪哇，改为今名，遣使进方物来京，愿乞复业。上命有司给脚力口粮，送还本家。”以上史料说明，明代已有一些留居印尼的漳州人后裔，担任了爪哇国的命官和外交使节，在当时当地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成为发展侨居国与我国的友好往来的使者。
荷兰占领巴达维亚后，当时该地人口稀少，缺乏粮食供应，没有木材建造船舶和房屋，周边都是沼泽地。明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厦海澄等地招募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前往巴城，有的筑马路，建房屋，辟港口，有的从事农垦或造船业。荷印殖民当局还驱使大批华工到苏门答腊种植园和邦加、勿里洞的锡矿充当苦力。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荷印殖民当局，采取“以华治华”的方针，推行“甲必丹”制度。由于当地闽南人较多，荷兰殖民当局往往命名漳、泉华侨任甲必丹。如龙溪人颜大、颜二兄弟于万历年间在爪哇锦石经营土产。后颜二到巴城开土产店，兼营木材、橡胶园，1649年被推为“甲必丹”。其时，还有漳州人许芳良人人葛喇巴甲必丹，漳浦人黄井公、龙溪石美人陈豹卿均任过三宝垄甲必丹。龙溪天宝人韩振泗任过泗水甲必丹。这些华人甲必丹，不仅为荷印当局及发展当地经济出钱出力，，也为当地华侨举办公益事业做了一些好事。
1740年，荷印殖民者制造了“红溪惨案”，巴城近万名华侨被杀，使华侨经济受到巨大损失，巴城经济也陷入瘫痪状态。荷印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又派人到闽南沿海劝诱中国商船去巴城经商，并实行优惠免税。从1743年起，又有漳州华侨到巴城经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漳州华侨在商业活动方面，主要是从爪哇输出糖、烟，再从中国输入茶叶、丝绸、食品。荷印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华资企业家是漳州龙海华侨黄志信、黄仲涵父子所经营的建源公司。黄志信因参加厦门“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于1858年逃往爪哇三宝垄，初当小商贩，后经营土特产。1863年创办以经营蔗糖输出为主的建源公司。1893年黄仲涵接手建源公司后，改组为建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甘蔗种植，先后开辟5家糖厂总面积1082公顷，其中里约阿工糖厂，年产量35万吨，不仅是当时印尼最先进的电气化制糖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碳化”糖厂之一。1910年---1914年间，建源公司出口糖已逾15万吨。建源公司还经营橡胶、咖啡、胡椒、玉米、香茅油等，又创办“协茂荣”、“顺美”轮船公司和黄仲涵银行。建源公司的发展，引起荷印当局的妒忌1911年竟要向建源公司强征3500万盾“战争税”，以后又提出要以2000万盾收购黄仲涵所有的企业。黄仲涵严正拒绝荷印当局无理要求，愤然移居新加坡。
许多世纪以来，漳州华侨在印尼从事商业活动，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荷印时期，漳州华侨多数靠经营土产起家的，在当地流通领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如南靖人庄西言1910年与人合办以经营土特产为主的三美公司，几年后独资创办全美有限公司，至30年代初，已成为巴城巨富。漳州华侨大多数在印尼城乡当小商小贩，他们不辞劳苦，深入穷乡僻壤收购土特产和出售日用品以至农具。有的华侨小商就在乡村定居下来，开设“亚弄店”（夫妻店），它们对沟通印尼城乡物资交流和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漳州华侨开发建设新加坡的贡献
新加坡开埠后，漳州华侨移居新加坡经商，致富后对新加坡的开发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有的成为华侨社会的领袖人物：
陈笃生（年），祖籍漳州海澄县，生于马六甲，新加坡开埠不久，就迁居新加坡。起初经营贩卖蔬菜、水果、鸡鸭，从乡间买入，至市区卖出，稍有积蓄就开一小店与勿基，后于英商合作经营较大商业，获利颇多。1840年，他在华商汇集的直落亚逸街建天福宫，任大董事，成为福建帮的领袖。1844年，他目睹许多华侨移民缺医少药的痛苦，其他各族移民的生活也一样悲惨，逐捐资7000元兴建“贫民医院”，收容各族的贫病人士。1849年，这所医院正式投入服务，陈笃生被推为董事部主席。他是华侨中第一个被封为“太平局绅”。
1850年，陈笃生逝世后，为纪念他，“贫民医院”改名为“陈笃生医院”。1852年，该院因病人众多病房已不够用，陈笃生的儿子陈金钟又捐资3000元扩建。1854年扩建的院舍落成，并勒石碑立于医院大门前，碑文写道：
“本医院容纳各国病人，建于1844年，悉由陈笃生捐助，增建之翼屋，以及院务之改进，共费3000元，则由陈金钟捐助，彼系创办人陈笃生之长子也。”
据陈嘉庚《南侨回忆录》说：
“陈笃生医院系华侨陈笃生捐资7000元创办，迨后由政府接办。20年后，政府欲创办中央医院，有人提议将陈笃生医院改为中央医院，乃将此案提新加坡议会解决，该议会议员20余人，华侨仅占3人，结果否决，其理由是：陈笃生虽仅捐资7000元，当时若非彼首倡义举，安有此医院？今日政府如欲创办中央医院应另外设立，不宜埋没创办人名誉。”
如今，陈笃生医院与新加坡中央医院齐名。
漳州华侨对新加坡的贡献，从新加坡街道名称就可窥见一斑。大坡是新加坡河西南岸的地区，是早年中国人南来聚居与谋生的地区，被称为新加坡的“唐城”。大坡包括牛车水、芳林、直落亚逸、合乐、丹绒巴葛等大部分街道。1956年和2002年的街道图中，大坡共出现157条街道，以华社名人命名的街道有25条共纪念22人，其中有13条是纪念漳籍华侨的。如安祥山、安祥路（纪念谢安祥），章芳林街、章芳林坊（纪念章芳林），章任全巷（纪念章壬全），正祝街（纪念邱正祝），正端街（纪念陈正端），振兴街（纪念林振兴），振瑞街（纪念林振瑞），敬招街（纪念陈庆照），恭锡路（纪念陈恭锡），秉祥基（纪念林秉祥），肃威路（纪念龚菽惠）。
&&&&&早期漳州华侨对新加坡的另一个贡献是发展新加坡航运业。1863年，陈笃生之子陈金钟投资12万创办丹绒巴葛船坞有限公司，对新加坡的发展和新加坡成为国际贸易转口中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新加坡海港的奠基人。
&&&&&1866年，在新加坡根据国会法令注册的船只178艘，其中128艘为华人所有。在19世纪从事航运业比较著名的华商有祖籍龙溪县的黄敏、祖籍漳浦县的戴河水、祖籍海澄县的邱忠坡。1866年，祖籍龙溪县的林和坂与黄文德共同经营的黄敏公司，属下有一支20多艘船组成的船队，来往于中国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并成为巴厘岛进口货的最大商行。至1888年发展到最高峰时，共拥有大小船只60艘，成为新加坡的注册最大船务公司。戴河水（1834～1903年）也是较早从事远洋运输的华商，他的轮船往返于新加坡和丁加奴、宋卡之间，还有2艘大帆船运载木板到上海、天津销售，是19世纪70年代新加坡华侨社会中一个非常有影响人物。至今新加坡还有个“河水山”的地方纪念他的。邱忠坡（1830～1892年）开设的万兴船务行，在槟榔屿、香港、汕头、厦门设有分行，拥有“漳福建”、“漳海澄”等10多艘轮船，除在槟榔屿和厦门之间有定期航班外，其轮船航行于新加坡和仰光、马六甲、吉隆坡、曼谷、西贡与上海、宁波、汕头、香港之间。
进入20世纪后，新加坡华人航运业处于兴旺发达的阶段。1904年，林和坂之子林秉祥（1872～1944年）投资500万元创办和丰轮船公司，拥有丰庆、丰祥、丰平、丰达、丰明等大小轮船20艘。它们不仅航行于新加坡与中国近海各地，而且活跃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成为资本雄厚，能在更大范围内与西方竞争的华人船务企业。
&（四）漳州华侨开发泰国的贡献
早期漳州华侨开发暹罗（今泰国）最出名的是祖籍漳州海澄县的吴让（又名吴阳）和许泗章。
宋卡系我国《隋书》记载的“赤土国”，又称孙姑拉。现宋卡是泰国一府辖县，为泰国南部的重镇。1750年，海澄县西兴村人吴让到泰国荒凉的宋卡谋生，起初种植蔬菜、捕渔为生。1753年，吴让迁往宋卡城胶井区銮波里乐普村，教当地居民张网捕鱼。1758年，吴让搬到廉松经商。
1769年，暹罗吞武里的郑皇信率兵南下征服洛坤一带，吴让请准郑皇信，让他做宋卡湖上端四岛的燕窝税吏。郑皇信因为吴让每年都按时解上税款，便于1775年封吴让为宋卡城主，城署就设在直辖市的廉松地区。现在廉松还有城署的遗址。1784年，吴让去世。暹罗王念其功勋，追封昭丕雅即公爵，赠荣禄大夫。吴让去世后，他的长子吴文辉继袭，为二世城主，再由文辉侄子志从（过嗣文辉）继任三世，志从之弟志生继任四世，文辉三弟文臣的长子志爽接任五世，志从三子吴绵接任六世，志爽长子吴乃庞继任七世，最后是吴绵长孙登箴继任八世。
到1896年，暹罗改行省制，宋卡与洛坤、博他仑等地区合并为洛坤省，吴登箴才改任副省长兼任宋卡政务监督，后于1904年去世。吴让子孙八世任城主时间长达129年，对宋卡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五世城主志爽在位时，修建宋卡至吉打州的公路。八世城主吴登箴在位时重视各项建设，主持修城墙，筑堤岸。1901年，他带队兴建自省城至海滨廉赛的公路，当拉玛五世皇自爪哇返国时沿路巡视宋卡，赐名为“威迁参路”，至今仍存。
许泗章（1792～1882年），龙溪县霞写乡人，1822年因参加反清活动，被迫南渡到马来亚槟城当苦力，后经商稍有积蓄，自置大帆船往返槟城与暹罗南部西海岸各埠售卖，有拉廊收购锡矿产品，运回槟城卖出，颇有获利。1844年，许泗章向暹罗王申请开采拉廊锡矿的专利权获准，被暹罗王任命为税吏，并封子爵。第二年，许泗章回家乡招募大批华工前往拉廊开采锡矿。历经10年，拉廊地区矿务发达，使1844年只有70户的山村发展为今天有居民千余户的地区。
1862年，拉廊升为中央直辖地。暹罗王以许泗章任税吏期间从未延误缴纳锡税，就任命他为拉廊长官，并封为侯爵，以嘉奖他开发拉廊和增加政府税收的功绩。在任地方长官后的几年里，许泗章捐巨资修庙宇，捐大片土地修建运动场。许泗章又向槟城广招华工入境，积极开采锡矿，将矿区扩大至弄宣地区，使弄宣地区随之发展为1.1万人口，其中华侨2000多人的工商业区。1882年，许泗章病逝，葬于拉廊金矿山场，暹罗王赐墓志以彰其德。暹罗王又封他的次子许心广继任拉廊长官。
许心美（1857---1913年）为许泗章的第六子，少年时回厦门读书。因父亲去世，急返拉廊奔丧。后在其兄心广的帮助下，任拉玛五世王侍卫，受封伯爵。不久，他被派往拉廊府辖下的达拉武里任长官。许心美看到该市镇北线区山麓，交通不便，毅然将市镇迁往那居区大平原，使大船能从大海进入，方便贸易，达拉武里逐渐繁荣。1891年，拉玛五世王对许心美治理地方政绩深为赞赏，调他任董里府长官。许心美到董里上任后，从“多辟公路，多事生产”八字入手，一方面建设交通，一方面从槟城招来大批华侨，批给土地，让其耕种，发展生产，奠定董里经济发展的基础。许心美是泰国橡胶种植业第一人。1891年，他招募大批华工在董里大面积引种橡胶，使暹罗南部荒芜之地，变成满目黄金的橡胶园。
1900年，许心美升任为著名产锡区普吉省省长。他大兴地方建设，修筑公路，把公路延伸到邻近各府，如达拉武里北线通至塔里、大码头公路；协助洛坤省修筑洛坤通董里公路，由董里横越山地通博会的公路。许心美继承其父许泗章开采和经营锡矿，创立了通卡港（即普吉）机械采锡公司。1906年获得采锡特许权，开始用斗式挖泥船采锡。到1910年，这个公司仍是暹罗唯一使用挖泥船采锡的公司，它的产量占暹罗锡产量的25.5%。
1913年4月10日，许心美遇刺身亡，暹罗王称他为“一位私交”，并且说：“我个人为失去他而真诚的表示哀悼。”为纪念他，1950年，暹罗国王敕建其铜像于董里，并追认他为公爵。1916年7月1日，拉迈六世国王颁布诏书，将“Ranong”封与所有许泗章的后代作暹罗名字的姓，所以现在泰国所有姓“Ranong”的人都是许泗章的后代，他们活跃在泰国政坛、商界、军界和外交界，在泰国，Ranong是令人尊敬的享有盛誉的姓氏。
附：华裔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的家世
&&&1988年4月14日，&菲律宾第十一任总统科拉松·许寰哥·阿基诺带着两个女儿到中国福建省龙海鸿渐村寻根竭祖。科拉松·阿基诺在村里的广场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我是菲律宾的国家元首，从某种意义说，也是这个村庄的女儿。”科拉松松·阿基诺在村里种了一棵南洋杉。科拉松·阿基诺小名科丽，其曾祖父许尚志，系龙海鸿渐村人。时隔23年后的2011年9月3日，科拉松·阿基诺的独子，菲律宾第十五共和国总统阿基诺三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后，再次循着母亲的足迹前往鸿渐村寻根竭祖。
许尚志（1841---1915年），又名许玉寰，祖籍龙海鸿渐村（原属同安县），1861年，许尚志与哥哥许瑞益南渡菲律宾。许瑞益在马尼拉谋生，许尚志先跟老渔民林费利一道打渔为生。1866年迁往中吕宋布拉干省马洛洛镇，娶一菲女为妻，加入天主教，取名“何塞”，按当地习惯，把自己的姓名许玉寰三子连在一起，省略中间的“玉”字，加上尊称“哥”作为家族姓氏，全名“何塞·许寰哥”。许尚志起初经营小种植园，至1877年，种植园扩大到数千亩，又开设糖厂。最后定居打拉省帕尼基市，继续经营种植园、糖业、米业、建筑承包业，逐渐成为华裔名门望族。今马尼拉总统府马拉卡南宫就是他建造的。后来，许瑞益回故乡结婚，生下三子，除长子许团礼外，次子、三子早逝。1915年，许尚志因病去世，帕尼基镇为他树立纪念碑和半身塑像，碑文“同邑鸿渐皇清显考十九世许尚志公封碑。”
许尚志生有一子二女，长女伊丝拉，长子梅西西奥（又名未仁寿），次女珍妮，梅西西奥生有四子。长子何塞·许寰哥二世是科拉松·阿基诺的父亲，曾担任过远东大学董事长、打拉省财政复兴委员会委员，还创办商业银行并任行长，拥有自由保险公司的股份，当过董事长。但他最主要的事业还是种植业，因为是长子得以继承祖业，成了打拉省的稻米、甘蔗大王。科拉松·阿基诺兄弟姐妹共八人，她排名第六。1992年科拉松卸任总统后仍参加政治活动。2009年8月因癌症病逝。
鸿渐村是一座千年古村，鸿渐人移居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的历史悠久，村里70%的家庭都有亲人在菲律宾。许尚志是闯南洋的华侨中的佼佼者之一。许瑞益之子许团礼在1914年与村里一潘氏女子结婚成家，妻子怀孕四个月时，许团礼染鼠疾去世，许妻生下遗腹子许源兴，是科拉松·阿基诺的堂叔。现鸿渐村的许其章是阿基诺三世的堂舅。鸿渐村许姓村民全部是西汉名将许滢的后裔，现村里还保存着建于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的“许氏家庙”以及许尚志故居。鸿渐村村民筹资1000多万元在村里兴建纪念公园，纪念科拉松·阿基诺。
&&&&四．漳州华侨同乡社团
&&&&【印尼东爪哇漳属同乡会】&创立于日。据创会时书刊记载，当时泗水漳属先辈意识到，唯有齐心协力，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对付荷印殖民政府苛虐移民和歧视华人的政策，才能争取生存权益。因此成立”泗水漳州同乡会“，会员达1000多名。后来改名为“泗水漳属会馆”，再改为今天的“东爪哇漳属同乡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漳属同乡会蜇居冬眠长达几十年。2000年，漳属同乡会举行恳亲会，热心参与者达100多人，众乡亲捐款出力，逐渐恢复同乡会活动。
&&&&2002年新一届理事会提出“延续先贤创会从无到有，劈荆斩刺的精神，振兴会务，做好福利，团结乡亲”的办会宗旨。日至3月2日，漳属同乡会一行13人到漳州访问，寻根竭祖。同年7月2日，东爪哇漳属同乡会举行成立81周年庆典活动，出版纪念特刊，以祖籍地漳州水仙花为会徽，会旗，并成立水仙花舞蹈组。庆典活动邀请漳州木偶剧团，漳浦民间剪纸艺术家高少萍莅临泗水表演木偶艺术和剪纸艺术。2010年，漳属同乡会在会所四楼举办花文补习班，主要招收孤儿院的兄弟族学生，免费教授他们学中文。漳属同乡会以同乡为主，但又不墨守陈规，突破传统乡亲式组织，以开放心态，欢迎并吸纳其他人加入，尽可能团结更多的华人华裔。现任同乡会主席是陈平泉。
&&&&【马六甲漳州会馆】&&日，由洪宗海、沈孝蔡光图等33位乡贤向政府
当局申请注册成立。1939年租荷兰街59号为会馆办公场所。太平洋战争发生时，漳州会馆于日成立“漳侨防袭疏散委员会”，以会馆总理陈祯禄、副总理陈温祥、林石狮等侨贤为首，协助疏散乡亲。日本投降后，会馆于日召开临时会员大会，成立复兴委员会，积极开展会务活动，扶贫济困，帮助乡亲重建家园。1977年，会馆筹募16.2万马币，在马打古精路建成一栋3层楼的新馆所。会馆下设二个区级组织和“马六甲漳州会馆青年团”，还设立醒狮团和奖助学金委员会。
为让青年一代对祖籍家乡的认知，2010年11月，马六甲漳州会馆组织青年团为主的返乡商务考察团，在会馆主席沈征宽的带领下，首次到祖籍地漳州考察访问。日，漳州会馆在马六甲培风中学礼堂举行会馆成立75周年钻禧纪念暨庆贺乡贤荣膺勋衔联欢晚宴。漳州侨务代表团应邀莅会庆贺。马六甲福建会馆主席、拿督威拉颜文龙在发言中充分肯定漳州会馆积极联络乡谊，承担发扬华人传统文化给予高度赞誉。庆典会上，漳州会馆为沈征宽主席荣膺国家元首封赐KMN勋衔、副主席蔡吉灵荣膺甲州元首委任太平局绅等举行颁赠贺匾仪式。日，马六甲漳州会馆举行春节团拜会，并颁发乡亲子女奖学金。沈征宽主席在团拜会上表示，漳州会馆修改章程已获当局注册官批准，希望在新章程新精神下，各会员乡亲团结一致，通力合作，共同为联络乡谊，发展乡会文化做出贡献以及为乡亲谋福利，为社会国家尽力。
&&&【新加坡漳州总会】&&新加坡漳州总会的前身是“星洲漳州十属会馆”，成立于日。发起人是颜长贵、黄作发、黄龙乐天等人。颜长贵为首届会长，邱菽园为秘书长，会馆设在直落亚逸街88号。会馆宗旨是：联络乡情，促进团结，共谋福利，服务社会。会馆设立福利部，开展职业介绍、技术互助、学术咨询等，为乡亲办理丧事之济援，赡养残疾或老弱无依的乡亲，对外资助公益事业，协助乡梓福利，会务活跃。1935年，会馆筹集资金购置寅杰律14号房屋改建为新会址。
&&&&抗日战争期间，，”漳州十属会馆“领导乡侨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京剧社演剧筹赈祖国灾难同胞。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侵。“漳州十属会馆”领导漳属乡侨拥护华侨大团结，保卫马来亚，并派代表出席华侨抗日动员总会，参加了修建公共防空壕、保卫团、宣传部和劳工服务队等抗日活动。日，会馆被日军炸塌，会务停止。1945年8月日本投降，星洲光复。会馆着手复建，于1946年3月完成，并改名为“星洲漳州总会”，进一步扩大华文教育和福利事业。1977年，漳州总会主席张庆重捐款一万叻币设立奖助学金和老人度岁金，惠及老年乡侨和同乡子女。
&&&&改革开放以来，漳州总会接待了访问新加坡的漳州市经贸代表团和漳州芗剧团，也多次组团回漳州参观考察，参加漳台经贸恳谈会、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
&&&【菲律宾龙同海联乡总会】&&成立于1952年，是由原龙溪、同安、海澄三县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华人同乡社团，总部设在马尼拉。宗旨是“服务乡侨，举办福利，促进菲华友谊，建设新菲律宾。”龙同海联乡总会设有福利基金会，有奖学金、助学金，鼓励乡侨子女上进；组织慰问孤寡老人；开展文娱活动，活跃华人社会生活。理事会和监事会是该会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监察机构，每年改选一次。理事会下设外交、财政、宣传、福利等9个部。
&&&&为了扩大在菲律宾华侨华人的联系，龙同海联乡总会把原先限制在龙溪、同安、海澄三个县的菲律宾华侨华人联谊，扩大到漳州、厦门两个地区，经召开五十一届第五、六次理监事会议讨论，一致通过更改为“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得到漳州、厦门同胞的支持。
&&&&龙同海联乡总会多次组织返乡探亲团到漳州、龙海、同安探亲参观考察，增进乡谊。2009年4月，龙同海联乡总会理事长马荣聪参加了漳州市海外交流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暨海外乡亲座谈会。2012年春节，龙同海联乡总会秘书长王建章回龙海探亲。
&【旅缅海澄同乡会】&&成立于1936年10月，发起人是蒋耀宗、杨漳浦、陈建章、李朝达、邱新祥、邱玉秦、郑拔甘等，是旅居缅甸的海澄同乡社团。初租会所于仰光坡百尺路，首届理事长洪天庆，会员约200多人。1939年发动会员捐款4万多缅盾，在仰光坡18条街建两间店面、3层楼的新会所，并立石碑记述筹建的经过。会员600多人。1983年，扩充为“旅缅海澄（龙海市）同乡会“。同乡会宗旨是系望邑侨团结一致，相帮相助，共谋会务之发展，促进邦家之复兴。同乡会自1989年起，每年举行一次敬老会，慰问老人。
同乡会历来支持祖国的革命事业。辛亥革命时期，同乡会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仅1908年《缅甸同盟会会员登记表》记载，龙溪、海澄华侨就有98人参加同盟会。抗日战争时期，同乡会先后有30多人参加抗日机构，并组织会员先后劝募汇交南京财政部公债达300多万元。解放战争时期，乡侨杨章熹、杨允钦积极宣传新华社新闻，让华侨认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2000年，旅缅海澄（龙海市）同乡会举行成立65周年会庆暨新大厦落成典礼，龙海市领导应邀莅会庆贺。2006年，同乡会原理事长郑天禄及缅甸华侨华人捐资雕塑一尊亚洲最大的玉佛观音捐赠给龙海市林前村天成山旅游区。
【泰国福建会馆】&&1827年，旅居泰国的闽侨在曼谷达叻仔兴建“顺兴宫”，并设福建公所于宫内。1911年元旦，刘聪敏、萧佛成（南靖籍）等改组福建公所为福建会馆，萧佛成为首任主席（后改为理事长）。会馆以联络同乡感情，谋求侨胞福利，开展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促进中泰友好为宗旨，开展会务活动。1941年创办培元学校，1921年改为免费义务学校。1925年重修闽山亭，新建礼堂及万善塔。1941年重修神庙福先宫。、1961年先后修茸闽山亭。1969年建成新公墓春府福建山庄。1945年8月，联络各侨团救济祖国粮荒，协助缅甸归侨过境。1952年后成立福利、教育、体育、妇女等小组委员会，修葺顺兴宫，举办敬老会，接办中心公学，协助华侨补办随身证。1960年重建福兴宫，同年购地建新馆址于廊曼路，并在佛统府新辟山庄一处。会馆还设立教育基金委员会，奖励会员子女，拨款资助泰国内地学校。
泰国福建会馆会员和历届理监事成员中，漳州南靖、诏安籍占有很大比例。平和籍杨锦忠、云霄籍张笃生、南靖籍张建禄曾担任多届理事长。该会馆数次组团返乡访问漳州，考察投资环境，促进会员与家乡联系。2010年9月，泰国福建会馆访问团一行12人在泰国上议院议员、会馆理事长高梧桐（诏安籍）带领下，参加厦门9&8贸洽会，并到漳州访问。日至10日，高梧桐带领泰国福建会馆访问团29人再次到漳州参观龙海第一医院在建项目，海峡两岸花博会和农博会展区、南靖华侨捐建的曲江华侨中学及塔下秋光小学，参加了“塔下水乡民俗文化节”活动。高梧桐还盛情邀请漳州市领导于明年参加泰国福建会馆成立100周年纪念庆典。
【南美洲闽南同乡联谊总会】&&&成立于2002年，是移居南美洲的闽南同乡社团，会所设在巴西。宗旨是“爱国爱乡，团结海外之乡亲，互助互爱”。会长为东山籍的刘振魁。该会成立后曾接待访问巴西的漳州市侨务代表团和漳州市南美洲联谊考察团。2004年5月，南美洲闽南同乡会组团参加在福州举行的“第四届福建同乡恳亲会”。
【日本闽南同乡会】&&成立于日，是闽南同乡及赞同该会宗旨人士交流沟通的平台。首任会长是黄四川。该会脚立异国，心系家乡，手连接当地人民，是友好、友爱、互助、互敬的聚合体。黄四川在成立大会上强调同乡会要弘扬闽南文化，心系家乡，立足当地，团结同乡，并提出新时代同乡会的战略概念，把闽南同乡会国际化，敞开大门吸收、团结一大批同乡以外的兄弟团体、友好人士，把同乡会做大、做强，回报家乡。2011年9月，日本闽南同乡会率日本友好经济团体到厦门参加98贸易投资洽谈会，厦门市漳州商会宴请了同乡会和友好团体全体成员。
附漳州华侨同乡社团名录：
&&&社团名称&&&&&&&&&&&&&&&&&&&&&&&&&&&&&&&&&&&&&&&成立时间&&&&&&&&&&&&&&&&
1.印尼苏南漳属同乡会&&&&&&&&&&&&&&&&&&&&&&&&&&&&&2005年1月&&&&
2.印尼锡江慈善基金会&&&&&&&&&&&&&&&&&&&&&&&&&&&&&1980年1月
3.印尼佛昙杨氏联谊会&&&&&&&&&&&&&&&&&&&&&&&&&&&&&1950年
4.雅加达水仙花福利基金会&&&&&&&&&&&&&&&&&&&&&&&&&1996年
5.马来西亚槟榔屿漳州会馆&&&&&&&&&&&&&&&&&&&&&&&&&1928年
6.马来西亚麻坡漳泉公会&&&&&&&&&&&&&&&&&&&&&&&&&&&1936年8月
7.马来西亚诗巫漳泉公会&&&&&&&&&&&&&&&&&&&&&&&&&&&1937年
8.马来西亚泗里奎漳泉公会&&&&&&&&&&&&&&&&&&&&&&&&&1979年7月
9.马来西亚沙捞越诏安会馆&&&&&&&&&&&&&&&&&&&&&&&&&1936年12月
10.马来西亚雪兰莪诏安东山会馆&&&&&&&&&&&&&&&&&&&&1970年11月
11.马来西亚峇株巴辖云诏东会馆&&&&&&&&&&&&&&&&&&&&1935年
12.马来西亚美里诏安会馆&&&&&&&&&&&&&&&&&&&&&&&&&&1949年10月
13.马来西亚苯珍诏安会馆&&&&&&&&&&&&&&&&&&&&&&&&&&1941年1月
14.新加坡龙溪会馆&&&&&&&&&&&&&&&&&&&&&&&&&&&&&&&&1938年4月
15.新加坡诏安会馆&&&&&&&&&&&&&&&&&&&&&&&&&&&&&&&&1935年10月
16.新加坡南洋东山会馆&&&&&&&&&&&&&&&&&&&&&&&&&&&&1938年4月&
17.新加坡东山励志社&&&&&&&&&&&&&&&&&&&&&&&&&&&&&&1936年9月
五．&漳州华侨名人
&&&&&&汤河清（1830～1911），祖籍长泰县坂里乡新春村。1845年只身到印尼望加锡谋生，初当小贩，后开水产店，创办顺源公司，并在印尼泗水、新加坡开设分公司。汤河清还购置顺风号轮船往返于厦门、印尼之间。曾被荷印当局任命为望加锡“甲必丹”。清光绪六年（1880年），山西特大灾荒，汤河清慷慨赈济1万石谷物和13万元大洋，以解灾民之急，被清政府赏封为“赏赐花翎副将”，并在其祖籍地敕建“将军第”。
1911年，汤河清在望加锡寓所病逝，其子汤龙飞，子承父业及官爵，也继承爱国爱乡的美德。1942年日军进攻望加锡，汤龙飞坚守阵地，率领侨胞奋起反抗日军，终因孤岛无援，寡不敌众，与五个儿子、一个女婿同时被捕，面对敌人屠刀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日本投降后，当地政府为他建立一座烈士纪念碑。
杨纯美（1877---1968），祖籍漳浦县佛潭镇园东村。1890年往印尼万隆谋生，先后开布店、“平安堂”中药铺、新义成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营企业获得厚利，成为富商。他拆巨资在万隆市中心购地皮，建“纯美街”，建纺织厂，事业蒸蒸日上。
1907年，杨纯美加入中国同盟会，领导侨社，带头募捐，出钱出力。1914年孙中山流亡日本时，杨纯美三次汇寄白银3100两，资助孙革命活动孙中山曾颁予金质华侨爱国一等奖，并聘其为侨务委员会顾问。1918年回国在厦门投资鼓浪屿电灯公司、兆和酱油厂、漳嵩汽车公司等企业。1934年他在家乡佛坛独自创办纯美中学。1937年抗战爆发，杨纯美响应陈嘉庚的倡导，多方奔走呼告，筹款资助抗战和赈灾济贫。1942年2月。日军南侵，万隆沦陷，杨纯美父子双双入狱，备受折磨，到日本投降后方获释出狱。杨纯美先后任中华总会主席、中华商会会长、中华会馆主席、华侨慈善会主席。抗战胜利后，杨纯美还在家乡出资兴办漳浦华侨商办汽车公司和白竹湖农场。1948年重往印尼。1968年在万隆逝世。
黄仲涵（1866～1924），祖籍龙海市角美镇锦宅村，生于印尼三宝垄市。其父黄志信曾参加太平军，后逃亡印尼当店员，1863年创办“建源栈”商行。黄仲涵十几岁就协助父亲经营商行。1863年从父亲手上接过建源栈，开始独立创业生涯。他把建源栈改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除继续经营米业外，还经营橡胶、咖啡、椰干、薯粉、胡椒等出口贸易。1864年起投资1000万荷盾先后创办9家糖厂，并买地种甘蔗100万亩，糖业发展迅速，最高年产量达10多吨，占印尼国内消费市场的一半左右。黄仲涵还相继创办黄仲涵银行和协荣茂轮船公司。私人资本达千亿以上。
黄仲涵曾以“辕轩后人”名义捐款7.5万荷盾支持辛亥武昌起义和反袁护法运动，获国民政府颁赠一等爱国勋章、二等勋章。他创办印尼三宝垄华英学校，捐助新加坡道南学校和华侨中学。1924年病逝于新加坡。
庄西言（1885～1965），祖籍南靖县奎洋镇霞峰村。1904年到印尼雅加达谋生，在布店当店员。1908年参加中国同盟会雅加达分会。1910年与人合资创办“三美公司”，经营棉布杂货。1914年独资创办“全美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进口棉布，逐成为当地富商。20年代起先后任雅加达华侨输入商会理事、棉布商会会长、中华商会理事、福建会馆主席、雅加达中华商会主席、雅加达中华会馆董事会副会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庄西言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带头发动商界抵制日货，积极劝募献金支持祖国抗战。同年8月，当选为雅加达华侨捐助祖国慈善委员会主席。10月与陈嘉庚、李清泉共同发起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当选为副主席。1940年3月，随陈嘉庚回国，任“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副团长，慰问前方抗日军民。1942年日本南侵，占领印尼后，庄西言被捕，拘于集中营。为了保护陈嘉庚，他被关押了3年4个月，日军投降后获释。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特为庄西言颁赠“光明正大”匾额，以示表彰。
1926年和1948年，庄西言捐资3800银元在家乡兴建霞峰小学，并捐1000银元修建奎洋小学校舍。50年代任雅加达中华商会联合会副主席。
郭美丞（1896～1959)，祖籍龙海市浮宫镇霞郭村。1927年应聘印尼爪哇梭罗华侨公学校长。1929年被推为华侨代表，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并出席南洋华侨教育会议，被选为海外华侨三民主义实施委员会委员。同年回家乡为重修“二百两海堤”（初建时清政府援助二百两白银而得名），集资购买上海招商局废弃的7000吨级镇东号轮船，沉为基础。
30年代弃教从商，创办大华公司、南洋印务书局有限公司，历任雅加达中华商会常务董事、荷印华侨促进中荷贸易委员会委员、雅加达福建会馆会长兼福建学校董事长、华校联合会常务委员。1936年，郭美丞又捐资创办浮宫华侨救济所，为贫民施医施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美丞被选为雅加达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及华侨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同时兼任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及南侨总会执行委员。1938年捐出海澄南门楼房10间作为海澄卫生院院舍。1940年，南侨总会组织回国慰问团，郭美丞任副团长（陈嘉庚为团长）。1942年3月，日军占领雅加达后，以“敌性华侨”为罪名将郭美丞拘捕，历时3年4个月，备受虐待和凌辱。1946年日本投降后，郭美丞出狱，复任雅加达福建会馆会长和雅加达中华商会会长，并被委任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1949年8月，任印尼华侨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董事长。
郑芳扬（1572～1617），又名启基，祖籍龙海市榜山镇文苑村。少年时随父马来西亚马六甲谋生。后来经商积攒不少钱，就请人造小推车和小船，在马六甲海峡周边的岛国上搞水陆运输，不久成为富商。1673年，郑芳扬聘请家乡的建筑师，建造了马六甲第一座华侨庙宇----青云亭。不久，郑芳扬又捐资购买100多亩地作为华侨墓地。
郑芳扬被葡萄牙殖民当局任命为首任甲必丹，负责处理华侨事务。1617年，郑芳扬逝世，华侨在三宝山南坡厚葬他，并在青云亭内设立奉祭郑芳扬的牌位，上书“开基甲国特授甲必丹讳芳扬郑公禄位”。
王友海（1830～1889），祖籍龙海市角美镇白礁村。生于新加坡。1847年，王友海与友人从新加坡到沙捞越古晋，以小帆船为交通工具，往返于新加坡与沙捞越之间，进行以货易货的贸易。1856年在新加坡创立“启昌友海公司”1872年改称“友海公司”，经营土产、杂货、布匹出入口。1887年又在沙捞越开设“王友海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逐渐致富。王友海在古晋兴建一条“王友海街”。他热心社会福利工作，被英殖民当局任命为甲必丹，负责处理华侨行政事务。
王长水（1864～1950年），王友海之子，生于沙捞越古晋。1887年任沙捞越轮船公司经理，1919年起任董事长。1889年父去世后继承父业经商并继任沙捞越华人甲必丹。1911年参与创办福建义校。同年沙捞越建立华人特别法庭，王长水被任命为庭长。曾任沙捞越贸易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沙捞越食品管制委员会委员。1923年起任沙捞越最高议会终身议员。1929年筹组沙捞越华商商会，当选为首届会长。1946年后任议员、内阁部长等职。1947年，王长水获英王颁赐帝国勋章，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协助联军抗日有功。现古晋有王长水路纪念他。
田考（1938～1904），祖籍诏安县田厝村。清咸丰四年（1854年）只身到马来西亚，在煤矿当苦力。1856年到沙捞越古晋石窿门当店员，后开荒种蔬菜和木薯，偶掘到小金矿而致富。发迹后，田考将“田振安商行”发展为“田振安有限公司”，生意兴隆。田考致富后不忘乡谊，经常接待前来谋生的乡亲，提供食宿、介绍就业。那时田振安被誉为诏安人的免费旅馆，因此到沙捞越谋生的乡亲日众。古晋的诏安路就因聚居3000多名诏安籍乡亲而得名。
田考身居异邦，心系故乡，曾多次回乡省亲，济贫恤孤，兴办公益事业。后来其子田祈顺捐资在家乡兴办“田庄小学校”，每年提供400银元为经费，开创诏安华侨在家乡办学先河。1904年田考逝世，清廷追赠为荣禄大夫。其子田祈顺继承父业，主持“田振安公司”，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关心华侨利益，被沙捞越王任命为华侨事务顾问。
10、陈祯禄
陈祯禄（1883～1960），祖籍南靖县。生于马六甲。曾就读于新加坡莱佛士学校，1902年起在该校任教。1908年开始经营橡胶种植业。1912年任加影山橡胶园董事长。同年被任命为马六甲市政局议员，封赐太平局绅。1917年参与创办新加坡和丰银行和华侨银行。1923年任海峡殖民地立法会议议员，1933年任行政会议议员。1947年当选泛马政团联合行动委员会主席。1948年任民族联络委员会委员。
1949年2月，陈祯禄发起创建马华公会，当选首届会长，参与当地政治，致力于争取华人公民权和马来西亚独立。1949年4月在怡保市中华商会发表演说时被手榴弹炸伤。同年受封柔佛苏丹赐封拿督勋爵。1952年受英国赐封爵士称号。195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独立，陈祯禄被马来西亚政府授予最高荣誉“敦”的封号。1960年12月13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马来西亚为他举行国葬。现马六甲有一条“敦陈祯禄路”纪念他。2007年11月，马来西亚在马六甲原立法院旧址兴建陈祯禄纪念馆。
11、陈修信
陈修信（），祖籍南靖县，生于马六甲，为陈祯禄之子。1938年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1940年返回马来亚继承父业管理橡胶园，先后任马六甲联合橡胶产业公司和马来亚橡胶园主公会委员、橡胶产业更新部副主席、马来亚农业生产者协会主席等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修信到印度新德里，在英国新闻部远东事务处工作。1943年与父亲陈祯禄在印度成立“海外华人协会”。1945年重返马来亚，出任马六甲华人事务助理参事。1949年开始参政，加入马华公会。1959年被选入阁，出任财政部长。1960年当选马华公会会长。
陈修信不谙华文，通过英文的译本了解中国的《四书》、《五经》，并以中国的儒家思想、忠义精神、大同境界作为自己和家庭子女的道德价值和人生追求。他呼吁华人要进华校接受华文教育，1968年4月，他委托马华公会总秘书筹备高等教育学府。同年11月拉曼学院获准设立，并获得政府一半经费的支持。1969年2月，拉曼学院正式开学，缓和了当时华裔学生在追求高等教育面对学额缺乏的问题，也为日后大批无法踏进大学校门的华裔子弟提供一个深造的地方。
1974年陈修信退休，被委任为马华公会名誉终身会长和首席顾问，后受聘任森那美有限公司集团主席。他担任财政部长长达15年之久，以稳健的理财手法，是马来西亚当时的财政稳定。独立后，各项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使马来西亚被吸收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8年3月17日，陈修信在吉隆坡逝世。20日，马来西亚政府为他举行国葬，灵柩安葬在马六甲其父旁边。
12、吴世荣
吴世荣(），祖籍海澄县，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约在21岁时从父亲吴有才手中继承大笔遗产。1906年孙中山到槟城避居,吴世荣不顾安危，热情接待，并介绍当地侨领黄金庆与孙中山认识，从此成为挚友。同年，同盟会槟城分会成立，吴世荣被推为会长。在吴世荣的发动下，南洋各埠都成立了同盟会分会，会员达数十万人。1910年参与筹办《光华日报》，同年参加策划黄花岗起义的庇能会议，为起义积极筹款。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南洋各埠同盟会公举为总代表，回国参加中华民国开国大典。1912年在南京发起组织南洋华侨联合会，吴世荣被选为副会长（会长汪精卫），主持工作。吴世荣一方面在南洋各埠为成立分会机构奔走，一方面在上海设立“上海荣公司”，致力于实业救国。他还协助孙中山筹组中华实业银行，认股10万银元，并发动南洋各界朋友认股。
后来，因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吴世荣于1916年回槟城继续经商。由于经营连年失利，加上贫病交迫，这时几乎已无人理睬他。吴世荣自认识孙中山以后，变卖名下产业，典当妻子的金银首饰支持孙中山革命。1907年，吴世荣咬牙同妻子商量，卖掉他们的五层洋楼。这座洋楼是当时槟城地标式建筑，是槟城第一座五层高的洋楼，俗称“五层楼”，约建于1880年，是19世纪显赫声名的富商谢德顺的私邸，膝下唯一的掌上明珠谢柳美，就是吴世荣的妻子。吴世荣从大富大贵到散尽千金，又落到晚景凄凉，日常生活费用靠变卖残余家产来度日。日，吴世荣病逝，葬在一个野草丛生的地方，只用两块石头作为记号。吴世荣生前曾向人提及，渴望有一日能葬在南京中山陵旁，与孙中山为邻。这个愿望当然无法实现，但在槟城阅书报社旧址上新建的“孙中山纪念馆塑像”被耸立在花园中央，孙中山、吴世荣、黄金庆以非常英勇之姿态永远定格在那里。
13、王其辉
王其辉（），祖籍龙海市角美镇白礁村，王长水之孙，生于马来亚沙捞越古晋市。1936年毕业于马来亚沙登农学院，在沙捞越州农业部任职。1946年辞职经商，先在其岳父黄庆昌开设的绵昌银行任职，后创办热带海洋食品有限公司、马里加斯轮船有限公司、慕娘屋业有限公司，任董事主席。1953年任古晋市议会议员，1955年任沙捞越州议会议员，1960年任古晋市议会主席。1959年参于创建“沙捞越人民联合党，当选为主席。1963年任马来西亚国会议员。1978年任马来西亚政府科学、工艺与环境部部长。王其辉曾受封为丹斯里。
14、李莱生
李莱生（），祖籍广东梅县，世居漳州。李莱生生于马来亚怡保，1936年回国在漳州升学，竖年抗日战争爆发，重返马来亚。后毕业于马来亚怡保育才中学。战后
去澳大利亚学医，未毕业即返回马来亚，继承父亲经营的锡矿。1955年开始种植橡胶，逐步发展到拥有100多座橡胶园，同时种油棕、可可，被称为橡胶大王。1985年被评为马来西亚十大企业家之一。他手中控制4家吉隆坡上市种植业公司和集团，如吉隆坡甲洞、巴力、巴都加湾、格林尼及在伦敦股市挂牌的KLK，拥有8.9万公顷橡胶、油棕、可可种植园，1993年市值15亿美元。
新中国成立后，李莱生通过第三国贸易渠道，转口大批橡胶制品和半制品，支持新中国建设。1971年和1974年，他先后两次当选为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议员，1975年被选为怡保市议会主席。1974年受封拿督，不久又获最高元首封赐丹斯里荣衔。80年代，李莱生向中国出售橡胶、棕油等货物，促进中马经济贸易。
15、沈庆鸿
沈庆鸿（1921～1992），祖籍诏安县城关。生于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市，少年接受华文教育。1938年毕业于古晋福建学校，1941年修完圣多玛英文中学课程后，从事经商，先后创办和丰火锯有限公司、广利银行和沙捞越运输有限公司。经商之余，热心社会活动，乐为社团服务。1960年任沙捞越诏安会馆执委，1974年起任会馆主席，蝉联数界。1963年当选为古晋县参议会议员，1967年被选为参议会主席。1970年出任沙捞越地方政府部长
沈庆鸿主张海外华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应当团结当地人民共同建设所在国。1972年，他参与发起成立“沙捞越人民联合党”，被选为党中央财政部长。1974年，沈庆鸿任沙捞越政府第一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同年5月，沈庆鸿随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访华，参加“中马建交联合公报”签字仪式，受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1986年5月，沈庆鸿率沙捞越州贸易代表团访华，并与中国贸促会签署贸易协定，他为增进中马人民的友谊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努力和贡献。沈庆鸿生前被授予丹斯里拿督阿玛。沙捞越州政府还把一条街命名为“沈庆鸿路”，将一座新建停泊远洋轮船的码头命名为“沈庆鸿码头”。
16、薛佛记
薛佛记（1793～1847），祖籍东山县（清代属漳浦县），1793年生于马六甲，经营锡矿。约于1825年左右到新加坡经商，1927年为新加坡最大土地拥有者。1828年在福建华侨创建恒山亭时，捐资764元，居于首位，成为恒山亭第一大董事，漳泉商人集团领袖。约1843年返回马六甲定居，当选为青云亭亭主，但仍与新加坡宗乡组织有联系。薛佛记曾向新加坡天福宫捐献2400元，金额仅次于陈笃生。1847年逝世。
薛佛记家族对华人和新加坡的贡献很大。1879年，薛佛记的四子茂源任恒山亭大董事，捐800元率众重修恒山亭。1887年薛佛记女婿、青云亭第四任亭主陈明水主持扩建崇文阁和萃英书院。薛佛记次子荣樾是第一位往返新加坡、厦门经商的英籍商人，1884年死于厦门。薛荣樾长子有礼是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报纸《叻报》创办人，1881年发刊。有礼卒于1906年，传子兆熊继续办《叻报》，至1932年停刊，足足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叻报》对新加坡文化的贡献不可抹煞。荣樾次子有文是汇丰银行买办。有文长子薛中华热心社会事业，曾受封为太平局绅，历任市政局局长、中华总商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荣樾三子有福于1874年赴美官费留学，进波士顿大书院学习工艺。1881年奉调回国，在福州船政局学习水师，后到扬武舰服役，不幸与1884年中日马江海战中殉难，年仅23岁。
17、陈金钟
陈金钟（1829～1892），祖籍海澄县（今龙海市），生于新加坡。他继承父业后专营米业，在西贡、香港、暹罗等地设立分行，成为新加坡最大米商。曾捐款3000元重修陈笃生医院。1860年福建会馆成立，被选为首任主席。1864年被任命为陪审员，后受封为太平局绅。1872年任名誉推事。1876年与陈明水等创建保赤宫（陈氏宗祠）。1886年被暹罗国王拉玛四世特任为暹罗驻海峡殖民地钦差大臣兼总领事，并赐封侯爵。1888年任新加坡市政局议员。
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首次设置总领事后，陈金钟花费巨资买得候选道官衔。自1877年至1890年，他先后捐资10余万两银救济山西、华北等地灾民，并捐资筹建福建海防。
18、刘金榜
刘金榜(1837～1909)，字文超，祖籍南靖县亭仔角村，。1858年往新加坡谋生，做小工、小生意，继而开设万安中药铺，后投资福南银行，逐渐成为新加坡富商。1898年，刘金榜献地10英亩，并捐50叻币在大巴窟的莲山兴建双林寺，至1907年建成。该寺为马来半岛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中国式寺院，还曾捐资重修天福宫。他曾被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及福建会馆董事，并曾任英殖民地政府华人参事局参事、保良局委员。新加坡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
1890年和1903年，刘金榜先后捐数千元向清政府买了“同知”衔和通议大夫衔。1904年曾捐资修建漳州南山寺。1906年认股“商办福建省铁路公司”一万股，共5万银元。
章芳琳（1841---1893年),祖籍长泰县，生于新加坡，继承其父章三朝经营长越商号，后经营航运，并承包酒税和鸦片专营生意，成为富商。1876年捐资在华人聚集区开辟公园称芳琳埔，后改称登文埔，1957年由新加坡政府接管，改称为芳琳公园。1882年又在金声路与合乐路交界处兴建“芳琳巴刹”（市场），繁荣贸易。市场建成后于周围修筑马路，拓展市区交通。章芳琳还独资创办苑生消防队，服务社会。他先后被封为太平局绅，任保良局委员。章芳琳逝世时，新加坡政府为其致哀。现新加坡有芳林街、芳琳苑、芳琳区（选区）等纪念他。
20、林文庆
林文庆（1869～1957），祖籍海澄县，生于新加坡。少年入英文学校。1887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1892年获医学硕士学位。1893年至1921年间，在新加坡行医。1896年与陈齐贤试种橡胶成功，在马六甲开辟橡胶种植园。与友人先后创办《海峡华人杂志》、中华女校及华人商业银行、华侨保险公司。历任新加坡市政局委员、立法院议员，内务部顾问及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等职务。
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2年，曾到南京任临时政府卫生司司长一个多月。1921年至1937年任厦门大学校长。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被迫出面组织“伪华人协会”。1957年在新加坡病逝。生前译著有英译《离骚》，著有《从内部发生的中国危机》、《孔教大纲》、《新的中国》等。
21、宋旺相
宋旺相（1871～1941），祖籍南靖县，生于新加坡。1888年获英女皇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法律，获法学硕士学位。1893年回新加坡开设律师馆。1894年创办新加坡第一份拉丁化马来文报纸《东方之星》，并任《海峡殖民地法律报告书》（英、马来文版）助理编辑5年。1897年与林文庆合办英文刊物《海峡华人杂志》，提倡剪辫子运动，并反对吸鸦片。1899年参与创建华文女校，任董事长。1900年与林若锦、林文庆等合作创立海峡英籍华人公会。曾任新加坡中国好学会、新加坡中华基督教会会长等。
1923～1932年任新加坡教育局委员，1936～1942年任莱佛士委员会委员。著有《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该书成为新加坡华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1941年逝世，遗嘱中将遗产中的三分之一现款捐作华文女校基金。
22、吴寿珍
吴寿珍（1854～1909），祖籍诏安县。1892年继承父亲吴秀水遗产，拥资巨万。开设安和商号，拥有数只火轮，川行于马来亚东海岸，并经营荷印一带土特产。曾为附贡生，报捐花翎三品衔、广东试用知府奏保道员。1902年任短暂的清政府驻新加坡代领事。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时出任采办木材大臣。1906年天福宫重修，为三大董事之一，同年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首任会长。参与创办道南学校，任总理。吴寿珍也是马来亚巴株巴辖开埠功臣，当地人称之“港主”。
23、林秉祥
林秉祥（1873～1944），祖籍龙海市紫泥镇溪州村。1873年往新加坡。1904年创办新加坡和丰轮船公司，拥有远洋巨轮29艘，并在世界各地拥有13个码头，独执东南亚航运业之牛耳.1.他还大规模办工厂、开矿山、垦胶园、兴商会、建银行，成为新加坡集航、工、商为一体的华侨巨挚。1920年捐银2500大洋，助建南洋华侨中学。曾任新加坡中华商会会长、龙溪会馆理事长。获民国政府颁发的三等嘉禾奖章，国民政府交通部聘其为顾问。
林秉祥先后捐资近百万元，在家乡创办小学9所，设医局施诊施药，投资创办针织厂，与人合办石码电灯公司，在漳浦开办农场、设糖厂。1944年在新加坡逝世。1947年灵柩运回家乡下葬。
24、高德根、
高德根（1911～1966），祖籍龙海市榜山镇。童年随父到荷印巨港。青年时在其父所营“高隆兴”店任职。战后，他除了恢复高隆兴的业务外，还在新加坡开设分行，经营土产贸易、船务及汇兑业务，后又开设嘉兴树胶公司。50年代初创办和昌轮船公司，购置4艘轮船穿行于新印之间。他又购买马来亚政府拍卖的柔佛州3万亩橡胶园，后来胶价猛涨，一跃成为巨富。
1954年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曾为华人争取得公民权作出很大努力。1964年任南洋大学理事会兼执委会主席。还曾任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龙溪会中华船务公崇侨银行董事主席。新加坡独立后，任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1966年4月9日病逝于香港。
25、杨天恩
杨天恩（1898～1985），1920年在漳州杨协成酱园主管管理。1938年到新加坡开设杨协成酱油厂，经营灯牌酱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杨天恩大力扩展业务，逐步向马来西亚各埠发展，直至欧美、东南亚各国，成为杨协成跨国公司。到80年代初，他在世界各地拥有40家不同行业的分公司，产品行销亚洲、欧洲、美洲、澳洲及太平洋35个国家和地区。
杨天恩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曾捐资助教会办漳州寻源中学、养正和育贤两所小学及协和医院。1985年11月26日在新加坡逝世。
26、王梓琴
王梓琴（1911～2009），祖籍漳州芗城区。1827年往荷印泗水，在一家布店当杂工，两年后进入历顺百货公司，从小职员逐步升任为掌管印尼7家分行的公司经理。1953年在泗水和雅加达独立创办百货公司。1957年进军新加坡，初开设布庄，专营法国蕾丝、瑞士刺绣和美国亚麻等高级进口布料。1965年在新加坡乌节路开设第一家美罗百货公司，接着又在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以连锁方式经营美罗百货公司，1973年发展为美罗控股有限公司，成功挂牌上市。后又发展房地产投资业务，成为跨国公司。现美罗公司净资产10亿元叻币。
王梓琴曾受英殖民地政府委任为华人甲必丹，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及新加坡王氏公会名誉主席。
27、杨汇溪
杨汇溪（1852～1922），祖籍海澄县。1869年奉父命往菲律宾学商。商余学习经史及外语，对国学既有造诣有精通西班牙语和英语。陈善谦聘他为甲必丹公署秘书，专文案外交。1888年独资创办菲律宾第一份华人报纸——《华报》，出版两年便告停刊。1908年协助创办《警铎新闻》，次年亦停刊。1911年在马尼拉参加同盟会，倾家组饷孙中山革命。1922年5月13日逝世。
28、杨启泰
杨启泰（1898～1983），祖籍龙海市角美镇杨厝。青年时随父到马尼拉，后继承其父的瑞隆兴铁业公司。1928年任菲律宾华侨教育会会长，40年代初倡办菲律宾中正学校，任董事长达40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菲律宾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当选为副主席。1940年任主席和南侨筹赈总会副主席，积极发动侨胞捐输，支援祖国抗战，曾捐献一架飞机给祖国。
1942年日军占领马尼拉后，杨启泰等爱国华侨拒绝组织伪华侨协会而被拘捕，财产均遭没收，直至1943年才被释放。马尼拉光复后，他历任华侨救济复兴委员会主席、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理事长。当时菲国会排华法案迭生，杨启泰领导“商总”据理力争，终以打消许多不利于华侨的法案。战后，他投资建立了汽车装配厂、金属与机械制造公司及汽车销售公司等企业，执全菲汽车商业之牛耳。后又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行长兼总经理达20年。
&&&萧佛成（1862---1940年）&祖籍南靖县，生于泰国曼谷。1888年加入反清的“三合会”。1904年加入光复会。1906年与陈景华等创办办《美南日报》，不久改为《湄南日报》。1907年创办《华暹日报》，任社长兼泰文版编辑。1908年参加同盟会，被选为暹罗分会会长。多次为孙中山筹集革命经费。1912年倡组泰国福建会馆，被选为会长。
&&&&1926年回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任中央海外党部委员、侨务委员会委员。曾代表国民政府与暹罗政府谈判改善华侨处境的条约。1929年被选为国民党监察委员。1931年4月，与林森等监委发出弹劾蒋介石“陷害同志以树个人权势”的通电，要求释放被扣留的胡汉民。同年底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937年夏返泰国,。日病逝于曼谷。
30、张笃生
张笃生（1914～1986），祖籍云霄县城。1935年到新加坡打工，即往泰国也拉府经商，创办成昌橡胶公司和汇川橡胶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75年至1980年任也拉平民---培民教育慈善机构董事长，筹资550万铢泰币兴建培民中学新校舍、平民学校大礼堂，创办平民幼儿园、培民商业专科学校，兴建培民小学校舍。1978年至1983年任泰国福建会馆理事长，一次捐资40万铢泰币，充作为办学经费，还发起成立教育基金会，先后5次奔走于泰国20几个符，筹集300多万铢，用于华校经费和奖助学金。
张笃生还与其他侨胞在曼谷合作创办华侨医院，赞助泰国孤儿院经费。1979年作为泰国华侨观光团副团长，应国务院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30周年庆典观礼。曾捐款2万元资助修云霄云山书院。曾任泰国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泰国中华总商会顾问等职。1985年被一致推为教育慈善会永远名誉会长，悬挂其像于平民学校大礼堂，以为永久纪念。
31、吴学廉
吴学廉（1895～1970），祖籍平和县大溪壶嗣（今后时）村，年轻时到泰国北大年协助其兄吴穿扬打理曾福顺商号。不久吴穿扬去世，学廉继兄经商，将商号改为有限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还兼营橡胶、土特产等。吴学廉热心华侨教育事业，慷慨捐资办学，初与侨胞合办北大年中华学校，继又创办也拉平民学校和培民中学。1965年70寿辰之日，他把生辰庆典的经费捐赠与各民立学校，还建延寿堂以安老恤贫，又建北大年中华学校大礼堂，纳华侨公会于此。
吴学廉曾任北大年中华学校校主、也拉平民学校和培民中学董事会名誉主席，北大年华侨公会主席。1937年与同乡侨胞筹资1.2万银元，在家乡创办壶峰小学。其侄吴徽章1969年任泰国合艾市市长，其三女吴素梅1986年任北大年市市长。
32、李庆标
李庆标（1866～1936），祖籍诏安县城关。1887年往缅甸仰光谋生，初在一家碾米厂当会计，数年后自办碾米厂。因经营有方，逐发展成为仰光有名的碾米厂之一。李庆标曾参加同盟会，多次慷慨解囊资助孙中山护法运动和北伐之举。1916年6月被孙中任命为“中华革命党缅甸勃生分部部长”。孙中山曾手书“博爱”条幅赠与李庆标。缅甸成立华侨救国会，李庆标被推选为筹饷委员，积极筹集军饷，支援国民革命军。
1930年捐资在诏安县中山公园内建一座高6米，上刻“天下为公”的石碑。1933年与地方人士合股开办“诏和汽车公司”。1932年被聘为国民政府中央侨务委员会顾问。
33、简羡强
简羡强（1890～1944），祖籍南靖县。1912年往缅甸毛礼埠谋生，初设“振成宝号”，经营五谷杂货批发。后自置10艘帆船载运谷物，并开设碾米厂。1930年独资创办启民小学，任校长兼董事，解决华侨子弟免费入学。1937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赠“敬教兴学”匾额，侨务委员会委员陈树人题赠“兴学利侨”匾额。简羡强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于30年代初捐资在南靖铺筑长教石路3华里和建一座凉亭，修葺南华岩等名胜古迹。1936年又捐资在南靖长教卧山建小学校舍一座。
抗日战争期间，简羡强为缅甸华侨救济总会负责人之一，带头义捐巨款，并积极发动侨胞捐献，支持祖国人民抗日救亡。1942年，日军侵占缅甸，打理搜捕爱国华侨，简羡强被日军收买的汉奸暗杀身亡。
34、洪天庆
洪天庆（1897～1982），祖籍龙海市海澄镇河福村。1924年往缅甸仰光谋生，在其兄洪天来米厂当店员，后任仰光百尺路新和丰办事处负责人。其兄病故后，代兄总揽商务并扩大经营，数年后成为仰光富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洪天庆被推为缅甸华侨劝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理财政工作，先后劝募汇交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债200万元。1942年日军侵占缅甸，洪天庆由缅滇公路回国，在海澄经营源丰米厂兼任海澄县海外华侨公会常务理事及福建省赈济会第13公典局局长。当时侨汇断绝，洪天庆向当局诉请拨款30万元贷给贫侨。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洪天庆再度出国到缅甸仰光经营新和丰米厂，历任旅缅海澄同乡会主席。1971年从缅甸迁居泰国。1974年又迁往台湾。
35、陈养纯
陈养纯（1813～1883），其远祖是龙溪县28都回鄙五洲上社人，明朝亡后“避乱南来生理，衣服仍存明制”，流寓越南顺化。1843年，陈养纯参加殿试中进士，补授翰林院编修。1844年任清化省按察使及太傅寺卿，后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枢密院大臣，兼任钦天监及兵部尚书。
1963～1864年参与外交事务，与潘清简等人同法国代表交涉定约。1867年任钦差大臣赴嘉定与法国商定新约。1874年授协办大学士，后升署文明殿大学士兼领兵部尚书。1879年，陈养纯被阮王朝封赠三代。1883年安南王祠德死后，育德继位，仍用陈养纯等为辅政大臣。后因王朝王位废立问题，引起争论，陈养纯遇害身亡。
36、潘清简
潘清简（1796～1867），祖籍海澄县，其父母于明末“义不臣清”而流涉越南。29岁中越南举人，30岁又考取进士。以后历任越南封建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