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暗残灯棋散后,后解黄金大如斗杯为何没有日本棋手

人机大战为何不选择日本棋手 三国围棋史是根源
柯洁和李世石腾讯体育讯 5月23-27日,“中国乌镇围棋峰会”将在浙江省乌镇举行,这场被称为“人机大战第二季”的活动必将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公司两次用AlphaGo挑战人类棋手以验证、宣传自己的AI产品,所选对手分别为韩中顶尖棋手,日本是最早去欧美传播围棋的东亚国家,英语里“围棋(go)”的发音就源于日语,为何谷歌没有选择日本棋手做对手呢?这要从中日韩三国近代围棋史来看。为何英语中“围棋”发音源于日语围棋发源于中国,流行于东亚及南亚,其中以中日韩三国最强,日本还有“围棋养母”之称,那是因为日本不仅废除了中国古棋中的“座子”,让围棋更加自由,还对围棋理论发展有很大贡献,现代的中韩围棋,都是师法日本。欧美国家更是通过日本才知道世上有围棋,围棋的英语单词是“go”,就是从日语里“围棋”音译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之前,西方围棋界“只知日本,不知中国”算是非常恰当的描述。而欧美人有此种印象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因为之前日本围棋界总体水平独步天下,二是与围棋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有关。虽然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献中便曾出现过有关围棋的描述,但西方人最早真正开始接触围棋确实始于19世纪的日本。日,美国《费城晚报》(Philadelphia Evening Bulletin)上有过一则非常有趣的报道。当时,日本江户幕府外国奉行(官职名)新见正兴率领的“日本万延元年访美使节团”途经费城。访问期间,费城当地的国际象棋俱乐部邀请使节团表演他们眼中的“日本象棋”——将棋。欣赏将棋之余,《费城晚报》的记者注意到有几位日本使节还在对弈另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棋类游戏,“看上去像是跳棋,棋盘由19X19的格子组成”。相较于记者的好奇态度,美国的棋手们却对这种完全陌生、抽象的棋种兴致寥寥。只看了一会儿,就又回去围观将棋了。而这正是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第一次真正目睹围棋的真面目,只可惜与之擦肩而过,以至于又要等上十余年才能再有机会窥得其奥妙。1875年,一位名叫奥斯卡o科尔施特(Oskar Korschelt)的德国化学工程师受邀赴东京大学授课。之后,他曾出任明治政府的工业顾问。在日期间,科尔施特非常意外地结识了方圆社首任社长村赖秀甫(第十八世本因坊),继而拜师开始正式学习围棋。与费城的棋手们截然不同,这位德国工程师对抽象、神秘的围棋游戏非常痴迷,短短几年间从零开始而进步巨大,乃至认为“围棋才是国际象棋真正的对手”。有传闻称本因坊秀甫仅让六子,科尔施特有实力与其较量一番,或有方圆社二段的棋力。1880年,科尔施特在《德国东亚自然与人文学会会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游戏——围棋》(Das Japanisch-Chinesische Spiele Go),首次向西方人系统介绍围棋的规则与历史。1884年,科尔施特告别日本,将围棋正式带到了西方。归国后,出版了第一本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围棋教程——《围棋理论与实践》。书中,科尔施特虽从中国“尧造围棋”的传说讲起,也提到了“吉备真备渡唐东传围棋”等典故,却非常坦率指出“由于江户幕府的支持,日本围棋水平远胜于其祖国中国”,甚至认为当时“中国没有任何一位棋手能够达到日本初段的水平”。于是乎,“中国围棋水准低下”的印象伴随着“Go”这个日语发音一起进入欧美人的围棋认知之中。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除了“GO”这个译名外,大量日文术语也成为英语世界约定俗成的“围棋术语”。直到20世纪80年代,即日本围棋开始走下神坛后,欧美人才注意到日本之外的围棋天地。日本“超一流”选手的落败,对于那代欧美围棋爱好者影响之大堪称“改朝换代”,以至于他们不再只将视野聚焦于日本。用前美国围棋协会主席罗伊o莱耶德(Roy Laird)的话来说:美国棋手开始关注中韩围棋,正是最近二十余年的事情。日本为围棋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客观而论,日本对围棋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古代围棋的顶峰出现在清代的康乾盛世,黄龙士和后辈范西屏、施襄夏并称“清代三大棋圣”,吴清源认为他们的水平“应相当于日本的名人一级的水平”。(此评语见吴清源为陈祖德所著《血泪篇》所做的总序)但是这三人对围棋理论发展并没有太大贡献,黄龙士只有棋谱没有著作传世,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和施襄夏的《弈理指归》基本都是根据具体棋形讲解行棋要诀。而与同门同时期或晚一些的道策、秀策等,却提出了“子效”和“手割”等理论,为人们研究、提高提供了方法。正是这些研究理论的出现以及国家的兴盛,让日本围棋在近代得到长足发展。而中国则也应了“国运兴,棋云兴”这句话,在清朝逐渐走向没落时,围棋水平也一蹶不振。到了民国初年,当时的国手顾水如、刘棣怀等仅相当于日本的业余强手级,日本来个四段就能轻松让他们二子而不败。新中国成立后,1961年第二届日本围棋团访华,五十四岁的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对中国顶尖棋手八战全胜。而韩国围棋当时也好不到哪去,由于不像中国有政府支持,他们的围棋发展更是前途无期。日本盛极而衰 中韩先后崛起与吴清源一起发表《新布局》的一代大豪木谷实,虽然在棋艺上不如好友吴清源,但他却做了一件对日本乃至世界围棋功劳极大的事:开设木谷道场,培养出大竹英雄、加藤正夫、石田芳夫、武宫正树、小林光一、赵治勋、小林觉等众多超一流、一流棋手,他们创作了很多高质量对局、演绎了很多动人的故事,是世界棋坛的财富。然而自古以来的门派偏见,在日本依然盛行,像藤泽秀行这样不拘泥门派、热点点拨后辈者少之又少。而中国和韩国作为追赶者,却能形成合力、共同研究、共同提高。中国在中日擂台赛上的三连胜,不仅让中国振奋、日本震动,也让其他国家开始了解关注中国围棋。11届擂台赛中国队7胜4负领先,历时的13年就是中国围棋从落后学习到平起平坐的历史过程。就当中国与日本激烈竞争时,近邻韩国突然崛起。曹薰铉少年时就被爱才的濑越宪作(吴清源的师傅)看中收为关门弟子,但当时来看他的成就最多能与日本“六大超一流”平起平坐。而曹薰铉的弟子李昌镐的出现,才是韩国真正崛起并称霸世界多年的开始和关键所在。后来曹薰铉的世界冠军数比“六超”加起来还多,有人可能就此质疑我前面说的“最多 与六超持平”的观点,事实上如果没有李昌镐的出现,曹薰铉达不到后来的水平,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华以刚八段就明确说过:“当然是徒弟(李昌镐)教师傅(曹薰铉)”。说曹薰铉是与徒弟李昌镐的对局中磨炼了技艺,还有一个佐证,当年赵治勋衣锦还乡回到首尔,与曹薰铉下了一次三番棋,2-0获胜,当晚失利的曹薰铉不理任何人独自彻夜漫步街头,后来自己说那是“最难忘的的夜晚”。而后来两人再交手,用华以刚的话说“两人斗气般抢着下无理手,最后都是赵治勋被吃花,看上去都能让子了!”韩国在李昌镐时代辅以曹薰铉、李昌镐,李世石时代辅以朴永训、崔哲瀚,富士通杯十连霸的十年也是他们称霸世界的十年,现今虽然整体被中国压制,但朴廷桓、申真谞们依然是世界第一的强有力的挑战者。中国“七小龙”之后有古力、孔杰等“虎一代”,再之后时越等“豹一代”更是优势明显,等到柯洁出世,中国现在已经完全确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而日本呢?“六超”之后的依田纪基、王立诚、小林觉还能勉强与中韩抗衡,他们之后的“平成四天王”就只能窝里横了,而制度老化、围棋人口减少是日本围棋衰落的根源,但却迟迟无法根治。如今日本仅有井山裕太堪与中韩一战,但却忙于“安内”而无暇“攘外”,日本棋手一而再地在世界比赛被羞辱,围棋强国地位摇摇欲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AI被引入了市场,并显示它将是通向21世纪之匙,如果在当时有围棋“人机大战”,人类代表肯定是日本棋手无疑,如今,日本棋手挑战AlphaGo的排位就像他们的第一人井山裕太的世界等级分排名一样,只能在十名左右徘徊。(飞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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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闪,独立作家,书评人。著有随笔集《思想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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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围棋千万不要没落
围棋三国争霸的大局中,日本近十年一直走下坡路,如今颓势尽显。不仅个人赛事夺冠无望,团体赛往往也悉数出局,常年陪侍做不成,就有了彻底靠边站的担忧。譬如正在进行的BC信用卡杯,侥幸存活的两名日本棋手在32强赛上已遭淘汰。造成这种局面,日本职业棋手在国内过于优渥的待遇是一个原因。就拿比赛奖金为例,折算成人民币,日本棋圣战的冠军奖金高达336万元,名人战也有270万元之多。相形之下,国际赛事中奖金最高的应氏杯也才260万元。孰轻孰重,各人自有掂量。另一个原因是制度的僵化。譬如职业棋手与业余棋手的界限过于森严,不向国门之外的棋手开放棋赛等等,都制约了日本围棋的活力。而以前主办的丰田杯、东洋证券杯、富士通杯等国际赛事一一停办,更让日本棋手失去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长远来看,这种太平景象仅对菁英有利,对多数职业棋手的进步是个灾难。特别是年轻棋手,他们入了这一行,固然衣食无虞,鲤跃龙门的机会本就凤毛麟角,而今更见稀少。井然的秩序早早消磨了青年的锐气,结果必然死水一潭。学棋的日本孩子越来越少,业余棋界中对弈的身影也渐趋佝偻,再不做改变,恐怕难有未来可言。最近日本决心组建一支青年队伍,来参加中国围棋乙级联赛,的确是一扫暮气的大举措。而长期受惠于日本围棋的中国棋院表示,将以感恩之心接受日本青年棋手参赛,也彰显了一种大胸怀。可惜这则文化新闻至多盘桓于媒体的体育版面,未曾引发更多应有的赞扬。在相关的新闻标题和内容中,围棋“遣唐使”的字句时有可见。对于记者来说,产生这种历史联想可能相当自然,只是我略有不安。随着国力的变化,中国人久受压抑的上国心态时有浮现。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欧洲尚需搭救,邻国岂入法眼?学者古濑奈津子曾经描述过遣唐使的行状。他们泪别父老,历尽劫波,好不容易踏上大陆,却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准赴京。其余大多数寄居于扬州、越州等地,等待幸运者返回,历时往往长达一年。入京的使者虽然可以参加皇帝的国宴,但在之前的正式觐见中,不仅国书和朝贡清单需转呈,连上殿亲见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有人若把今天加引号的遣唐使误为旧时的朝贡使,就不能排除历史心理的作祟。不然,从1960年第一次组团来华算起,日本棋界襄助中国围棋数十年,何以未见“遣唐使”之谓?当年棋界元老濑越宪作称:“为了围棋普及,埋骨中国亦毫无怨尤。”为何也没有“遣唐使”一说?最令人钦佩的是藤泽秀行九段。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自费组团,带领一批批日本青年棋手,十四次访华,对中国围棋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秀行军团”才是平等意义上的遣唐使。我现在偶尔读《秀行的世界》,看到马晓春、刘小光、芮乃伟等棋手寄给藤泽先生以供批评的对局,还能感受到那一手又一手评点包含的精神。在自传《棋魔》里,藤泽秀行说,世界第一的感觉不过历史的一瞬,“只有在中国棋手十分强大的前提下,日本围棋的强盛才有意义。”很实在地挑明了人类游戏的意义。(日,云南昆明,在官渡古镇云子棋院使用“云子”围棋的小棋手。东方IC供图。)藤泽先生担心,日本棋手会在十到十五年后输给中韩。他的担心今天看来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认为,日本围棋一旦没落,对围棋运动造成的伤害那才是致命的。因为三国演义的格局本身就是既狭隘又脆弱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曾经讲到,如果一个房间里的凳子数量少于总人数,那么不管怎样安排,总会有人没凳子坐。这就好比我们小时候爱玩的“抢凳子游戏”。然而现在的情况恰好走向了游戏的反面――房间里原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凳子,只是来的人太少,游戏很可能彻底没法玩――各种棋赛纷纷停办就是迹象。演化偏爱有规则的互惠者,人类社会就是例证。因为有规则的互惠行为更能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围棋这种交流中,互惠的表象下却是围棋规则长期无法统一的现实。这样的互惠,当然难保没有镜花水月之忧。在中国棋院的对局室里,我不止一次地感受过职业棋手们的热忱。然而在楼上的单身宿舍里,看到的却是他们以及他们父母的艰辛。当然,我所见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在僻静小街上烟雾缭绕环境糟糕的茶园棋室里,活跃的身影多是中老年人。而今,竞争激烈的职业围棋与边缘化的民间围棋的差距,俨然就是中国贫富差距的缩影。我个人倒是认为,貌似景气的职业围棋将在未来的十年内遭遇冰期。因为很明显,经济的火车头不会一直疾驰下去。要想围棋持续稳定发展,如何把眼下经济刺激的繁荣转化成文化繁荣,最终成为繁荣生活的一部分,才是真问题。在如今的尴尬境况面前,像“日本人都要派来围棋遣唐使”这类自我满足的修辞,怎能轻易说出口呢?(注:本文原标题为《抢凳子的人》)
西闪,独立作家,书评人。著有随笔集《思想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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